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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观点] 如何评价明末之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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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5 21:48: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也是去年杜车别的一个贴子,我看到网上他出的那本书增补版后记里添加了这一篇,看来是他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了。他当年东林复社主要减税导致明末财政危机的观点一出来,网上很多人利用这一些攻击东林党。尤其是李晓鹏的两本书,他们交往关系可能不错,没有点名,不过我看这一篇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李晓鹏观点的(李晓鹏也是综合了网上这些年的一些这种倾向的流行说法),这一篇比较长,可能要分几段贴了: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55961802661913

杜车别赫 2017-09-25 20:19:30   


我可算是网上最先系统分析论证东林派系推行的政策所起恶劣作用的人。但承认这种恶劣作用,不等于认同把东林复社丑化成腐x败自私。
东林复社确实拼命反对增收赋税,也确实有维护江南工商业集团利益的背景,但其他普通平民难道就欢迎增收赋税?
征收赋税多和少,其实还是局势相对缓和下考虑的问题。到了明末尤其是崇祯中晚期的那种危急情势之下,不是光靠常规的征收赋税能解决问题了。而是国家必须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社会资源都须服从军事需要或赈灾需要的问题了。没有灾害战乱地区的老百姓不管愿意与否也必须要过苦日子,而且至少是十年以上的苦日子,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政府只能铁心肠来做恶人,这里面不存在任何幻想的余地。近现代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遇到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都是这么干的。但问题是明朝政府就没能这么干,崇祯居然还在靠募捐来筹集军费。
二战时美国也搞募捐,这么做的前提是政府已经对民间经济施行了极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中国的历史,唐朝中后期为筹集军费,不仅有真正意义上的横征暴敛的赋税收入,甚至有宰相直接出面组织在长安城内对平民商人进行搜刮抢劫的。
加征赋税,对民间资源进行军事管制,必然会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东林不腐x败,不自私,难道就能众口一词的支持增加税收,支持强行征调民间财富?
在崇祯时期,反对增税,言辞最激烈,影响力最为巨大的是谁?一个是黄道周,一个是刘宗周。你要说这两个人是腐x败分子,是说不过去的。这两人都是当时公认的道德楷模,品格节操方面,即便反对他们的文官也挑不出太大毛病。黄道周最后是抗清牺牲,刘宗周是绝食而死。说他们是因为贪婪反对增税,是不能说服人的。
文官阶层反对增税有维护自己所属阶层利益的考虑,这是对的,但这种反对恰恰也和一般军队之外阶层的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合拍,这才能让其反对的声势如此大且持久。
看不到文官群体背后的利益动机,不行;只看到利益动机,看不到这种动机本身又和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限X制君权、政治权力向更广大平民阶层扩散开放的进步趋势融合在一起也是不对的。
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各阶层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觉醒,各阶层参与干预政治热情的高涨,这是明代中后期的大风气,本来是社会进步趋势使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产生悲剧性结果。但反过来,不能因为最终悲剧性结果,而把原本进步趋势演变下的情形说成是腐x败反动。
许多人的思维误区是,如果代表平民利益发言,那最后做出的决策一定就是产生好的结果。但这显然不对,最典型的例子,全民公投的结果一定就是符合国家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么?你不能因为最后的结果其实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就断言当初决策本身就一定是自私腐x败的小集团控制的结果。
东林真正降清的是少数
一个连带的问题是明亡以后东林一系的官员文人的气节,现在的舆X论多有夸大其成员投降当汉奸的比例。实则满清自己编的《贰臣传》连带武将(包括祖大寿,吴三桂,孔有德、孙可望之类)在内也不过157人。而明末清初投身反抗满清而牺牲的文官、文人烈士数目就成千上万难以计数了。
东林复社一系的官员投靠满清当汉奸的是少数,大多数不是在南明抗清活动中牺牲,就是当了遗民。即便一直被人用水太凉来嘲讽的东林大佬钱谦益,根据顾诚在《南明史》中详实有力的考证,在入清后是充当了南明内应的作用,积极策划联络抗清义军的活动。
明末清初忠臣烈士之多,占据比例之高,是中国历代之最。但在许多描述中,却似乎变成了这段时期文人气节最差,骨头最软。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一些人喜欢提大学士李[url=]建泰[/url]是如何投降李自成的软骨头,却完全不提李建泰最后也是抗清至死的烈士。只会提钱谦益水太凉,却丝毫不提钱谦益为南明义军抗清活动联络策划,传递情报。其学生[url=]瞿式耜[/url]是抗清烈士,气节无可挑剔吧,在给南明朝廷的奏疏中仍旧对钱谦益颇为尊敬。如果当卧底内应,算变节的话,那革命史上的许多地下工作者也都要当叛徒来对待了。
满清自己承认的明季死节不屈的忠臣烈士,[url=]在《[/url][url=]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url]》中给予各种级别谥号的官员加起来近1600人,是贰臣的十倍不止。即便去掉建文忠臣一百多人,去掉崇祯以前死难烈士,光算明末清初应该也在一千人以上。
而这个名单,还是很不完全的。被算作阉党的官员不收录,马士英提拔的不收录:
“明臣如杨所修、王大年、李应荐、张防、杨维垣辈,虽临危不屈,而名丽阉党,其素行已属有亏,自不便令其滥邀谥典。其因马士英而骤迁,如杨文骢者,抗节亦有可矜,进身究为可议。”
曾经有投降李自成嫌疑后来坚决抵抗满清的不收录:
“且有于甲申谒贼,茍免其后乃坚拒我大兵如傅鼎铨、张家玉、[url=]卫允文[/url][url=]吴尔壎[/url]者,均屏而不录”。
即便这个不收录,那个不收录,清朝主奴也不得不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承认:
“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url=]逈[/url]非汉、唐、宋所可及”。
研究过明末清初烈士和遗民历史的学者有这样的评价:
“明末的士子学人,忠臣英烈,远甚前朝各代,纵然南宋之遗臣烈士在形态上亦非其比”(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出版)
《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说:
“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恶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
但奇怪的是许多人似乎一提明亡就说文人没骨气,当汉奸,而把更大数量的烈士和遗民当做不存在。 明末清初因为抗清斗争被屠X杀而死的人就难以计数。就算把活着的人全都成汉奸(实际当然不是),那也是抗清烈士数量更多。
就拿江西一些地区的情况来说,顺治三年正月的《江西招抚孙之獬揭帖》中说
“职不敢作张皇之语,惊长者听闻,但江西虽有十一府遵依,皆因英王南征,豫王驻师南省,人人怖死,暂时归顺,其中黠宦皆逃闽中,拥立唐藩”
“即已顺之府,多包藏祸心之人矣,今二十九日辰时,饶州万年知县李匡鼎齐逃至为道镇求救,如此则南昌上流百里而近皆叛人矣。”
明末张岱见到的情形:
“癸巳(1653,顺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url=]蓬蒿荆棘[/url],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这样惨烈情形,能说明末的人包括文人没有气节么?
[url=]客观评价东林的意义[/url]
对明末东林复社为代表的知识群体的评价不是一个小问题,简单来说至少牵涉到两个大的方面:
1、用什么方法看待评价历史对象,怎么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有益的教训?
建文朝廷四年而亡,难道因此就能断言建文帝身边的那些出谋划策的文官比如方孝孺、黄子澄、齐泰是腐x败利益集团,存心葬送出卖建文帝?显然是不能这么断言的。
巴黎公社失败了,难道能因此断言是亡于腐x败?马克思显然不这么看。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它不必要地过分急于将一切权力转交给公社”
我过去写过一小段巴黎公社失败有关的内容,这里不妨摘录一下:
在当时大敌当前,黑云压城的情况下,公社的领导不是为了挽救革命而采取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措施,相反他们为了‘民主’起见,“每一个决议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才能通过。”
不仅如此,公社领导人还分X裂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不断争吵,在5月8日,他们居然还在争论是否要广泛地公布会议内容。
少数派的阿尔努说“应该让群众知道我们所进行的讨论,只有广泛地公布我们的会议内容,我们才能够留在这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我们的选民是我们的法国和主人,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言行”
到了5月14日,形势已经千钧一发的时候,多数派和少数派竟然还出现了公开冲突。
这种情况公社内部也有人不满,比如瓦扬就说“公社不要再成为一个七嘴八舌的小议会,今天决定的东西,明天就随心所欲地把它毁掉”
很显然在这样一团混乱的局面下,巴黎公社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公社的错误还有:天真的相信抽象的出版自由原则。直到那些反动报纸造谣得太厉害,不得已才在5月18日采取严厉措施,这时候离巴黎公社失败只有12天了。
对敌人也太宽厚“公社逮捕了几百人,但它却连那些携带引火器具的警察也没有枪毙过”
到后来,“整个巴黎都布满了间谍和阴谋家,叛徒和间谍甚至混进了国民自卫军,跻于参谋部的军官之列。凡尔塞分子通过这些间谍获取了城里许多地区的街垒和城防工事图”。
明末东林复社确实对明亡起了推动作用,也确实和许多其他派系的文官一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这种推动,这种代表恰恰不是其自私腐x败的一面促成的(如果真的更自私,更腐x败点,或许结果反而要好点)。
东林复社成员多是精英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责任感。正如他们自己标榜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谓视野开阔,有不少人还直接参与赞助了中西方思想科技交流。但事情关心太多,也未必是好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文武兼备的天才,更不是有了点理论知识,就能充当万能专家。原本适合当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诗词作家的人非要当政治家、军事家,非要实际的行政事务,军事斗争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进行。这就如同年老体弱的流体力学教授,非要自己去开战斗机,最后不出悲剧,才奇怪。
崇祯算是比较聪明的人,开头两年不熟悉情况,吃了大亏。之后大部分时间,他重用的是东林复社敌视的温体仁、杨嗣昌,这才能撑到17年、否则多半和建文朝廷一样短命。
人们看待历史喜欢简单化,但这样往往不能从历史中吸取到真实有效的经验教训。
一个坏的结果出来了,是否促成坏结果出现的都是因为某种腐x败反动的势力作祟?
一个好的结果出来,是否形成这个好的结果之前的各种措施因素都是伟光正的?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估计各种历史悲剧就不会重复出现了。
本身是代表好的,有益的事物,但特定情况下也能促成糟糕悲剧性的结果。
跑步锻炼是有益于身体,但问题是有了严重心脏病,你还剧烈跑步,那可能就是要断送掉性命了。
但反过来是不是因为有人在跑步中死掉,就非要把跑步论证成是有害的活动呢?
这显然是不对的。
发生火灾,怀孕待产的孕妇因为行动不便,没能跑出来,被烧死了,是不是就能因此断言怀孕是不好的事情,胎儿是腐x败反动的势力?这也是不正确的。
在评价明末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东林复社群体的作用的时候,存在类似的情况。
这个问题其实关涉到不仅是历史,而且也牵涉到未来如果碰到类似情形会怎么应对
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因为是进步力量,所以无条件肯定,无节制放纵。(类似对东林复社的盲目肯定推崇)
另一种倾向,因为其在某种历史情势之下起到了有害作用,干脆将其论证成是反动腐朽的代表,否定抹煞其积极意义。
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
看待历史,不能有僵化迂滞的思维。而是应该有辩证法的思维,好的、进步的力量,如果脱离具体的环境条件,往过度的方向发展,就有可能起到有害的作用。
为什么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么困难,就是因为太多人容易刻板理解历史经验。
历史上某个事情证明这个倾向的方针策略错了,就采取极端相反的策略,结果又悲剧,于是下一轮又反过来,还是悲剧。
北宋程颐说“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url=]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url],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评价历史,或者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东边扶起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倒向东边。
理学家邵雍说:
“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
毒药能杀人,但对有些疾病用毒药,却能救人。不能因为毒药在特定情况下能救人,就把毒药当成平常就应该服用的东西。反过来说平药是日常使用的,但如果生了重病,还坚持只能使用平药,那结果也会送掉人的性命。
对于明末的情形来说,专x制就是一副治病的毒药,平常时期,专x制能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经济生产,但在当时局势,却必须强有力的专x制,无条件调用社会资源,才能消灭后金分X裂分子,救济灾民,平定流寇叛乱。
[url=]方以智说:[/url]
“世无非病,病亦是药。以药治药,岂能无病?犯病合治药之药,诚非得已。”[url=][1][/url]
各种利益倾向,策略主张,都可以看成是治病之药,但也可以看成是某种弊病的来源。如果你将其只当成病,全然摒弃,那么某种程度也就失去一剂治病之良药,如果你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全然尊崇,那么也会走火入魔,毒入膏肓。只有根据具体形势条件,灵活运用,才能真正起到好的结果。
人生病了,再苦的药也须吃,再毒的药该用都得用。该开的刀都必须开,该切除的溃烂组织必须切除。
但如果因此把那些反对用毒药,反对伤残身体的人全部当成邪恶势力,别有用心,甚至认为毒药和刀子就应该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也一直运用,那也是不行的。
2、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儒家思想文化整体的定位评价
评价东林,也和对儒家的评价有关。
把儒家拿掉,是不是中国的历史就会变得通体灿烂,乃至变成金刚不坏之体,永无衰落之时呢?如果对照那些不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会那么乐观吧。
印度没有儒家,不知道被外来势力侵略奴虐了多少次了。希腊、罗马这些文明中断的也就没必要废话了。阿拉伯也没有儒家,但发展得如何,看看当今世界也能知道。至于西方欧美,也确实没儒家,但他们历史上落后的时间也不短,谁能担保一两百年后它们不衰落?
李晓鹏兄提出的儒家历史观里对皇帝存在刻意丑化的倾向,这个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见解。
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历史丑化最厉害的时期,是五四以来这一百年,中国一切历史文化思想制度都给戴上了封建的帽子,抹上了一层负面阴暗的色彩。至于帝皇将相也多被描绘成反动统治者,其作为多是残暴贪婪。那时候抨击儒家文官,是说他们都是皇帝的忠实奴才走狗。
跳出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的抨击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戴了浓重的有色眼镜。但任何人都是时代产物,五四之后对中国历史的过度抹黑,是某种时代趋势下的结果,大部分人只能被席卷于其中,你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私心作祟。恰恰要承认这是某种进步潮流过度作用的表现。甚至连鲁迅这样思想深刻的人都难以免俗。
同样,历史上儒家文人对皇帝过度苛评的倾向也需要分情况具体辨析。可以承认这里有相当部分阶级利益下的私心,但完全归结于私心则也是不客观的。
这里同样有儒家内在自生的民主倾向以及中国政治演变中扩大民权、限X制君权之大势的影响。儒者描绘的理想皇帝往往不是靠个人英明神武、专断独行来进行统治,而是垂拱而治,最好是仅仅作为某种象征性的符号摆在那里,承担繁琐的礼节性的事务就好了。至于真正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工作,就应该是由非世袭的平民出身的文官体系来完成,皇帝插手得越少越好。偏离这个标准越多的皇帝,被贬斥批评得越厉害。
到了儒家士人完全掌握舆X论话语权的明代,皇帝形象抹黑程度史无前例。正德、嘉靖、万历如按照清廷御用文人歌功颂德的标准来看,评价不低于甚至高于乾隆这类是没问题的,但在明代,他们就只能成为名声扫地的负面典型。
这种喜欢丑化贬低本朝君主的倾向,正好和清朝统治者丑化前代的需要合拍,产生了共振效应。满清用不着自己编造太多材料(实际上他们也还是编造了一些),只要根据他们的需要选择性存留、放大那些已有的贬低抹黑明代皇帝的材料,就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新中国建立后,清朝以前的文人喜欢丑化皇帝的倾向又同革命需要产生了共振,于是这种丑化进一步渲染传播,以至在新中国学校里成长起来的绝大部分人,牢不可破的印象就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就是一个黑暗的专x制世界,就是皇帝或暴虐或昏庸,中国人做了几千年奴才,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专x制保守,西方人则代表民主开放。只有清朝皇帝个个英明圣武,仁慈勤政,可以让人膜拜佩服。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之所以扭曲,并非是儒家士大夫独力所致。我们应该把清朝以前的文人对当朝皇帝的贬低丑化、革命时期对古代政府君臣的过度丑化、同清朝时期御用奴才对前朝皇帝的丑化做一个区分。前两者多少是一种社会进步趋势的反映。对他们描绘的历史应该鉴别矫正,但对他们代表的倾向,则不能简单否定了事。
打个比方,凸透镜和凹透镜能放大和缩小物体影像,从理性上当然不能把被放大或被缩小的影像,当成真实尺寸。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存在这种放大缩小效应,就把凸透镜和凹透镜本身当成垃圾,或有害事物来对待。只要利用得当,凸透镜和凹透镜可以用来望远,显微,可以帮助老花眼和近视眼更清楚的看清世界。
透镜还只是中性的工具。儒家学者、文官则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记述描绘历史的倾向,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私心,还有一部分则是一定历史潮流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内在进步趋势的反映,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辩证的看待。

[url=][1][/url] 方以智《东西均》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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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其实算个忠奴,对于朱由校来说。虽然统治手段为人不齿,但确实有效,能镇住场面。就说个人崇拜吧, ...

斯大林和腊肉毛是标准的恶魔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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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沧浪无悔 于 2018-4-6 18:26 编辑

东林党的那些人比不上魏忠贤。如果崇祯不杀魏忠贤,明朝绝不可能如此早就灭亡了。魏忠贤虽然贪污,但他有足够的能力镇住朝中的大臣,尽可能多地向富豪和商人们征收钱粮,减轻百姓的赋税,不至于酿成像后来那样大规模的民变。魏忠贤有办法在任何时候让文武百官交出储藏的余下的钱财。只要有魏忠贤在,崇祯在国家灭亡前无法向皇亲国戚借钱的尴尬可悲的情状不可能出现。魏忠贤执政之际,天下的驿站没有被裁撤,李自担任着驿站的站长,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作为官军中的一名低层军官为大明朝效力,毫无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造反的企图。魏忠贤在他掌权的时候撤掉了一度对他万分巴结,心怀叵测的袁崇焕的职务,重用具有实际才干,非常适合对付后金军的毛文龙等武将,在辽东战场制造了一个对明朝相当有利的局面。魏忠贤不死,毛文龙不会被冤杀。只要毛文龙依然据守着战略要地皮岛,皇太极根本没有胆量长驱直入冲到北京城下。跟魏忠贤比起来,东林党不过是一群只会动动嘴皮,讲些空洞的大话,遇到具体事情不知如何解决的人。崇祯到了最后也明白了魏忠贤的重要性,他不听自己哥哥临终前对他的嘱咐,妄杀魏忠贤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在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前几天,崇祯下了密旨,叫人收集魏忠贤的遗骸,予以厚葬。这也是在严酷的事实跟前醒悟过来的崇祯皇帝能对自己的过失所做的唯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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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21:4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巴黎公社那个,根本就赢不了。近代法国还是得农民者得天下,两个拿破仑皇帝都是靠农民的选票上去的,市民再反对帝制没用。从纯军事角度,普鲁士军队刚打赢普法战争,兵锋甚锐,如果和梯也尔的政府军合兵一处,巴黎公社会死得更惨。历史上他们作壁上观,光靠梯也尔的正规军也能灭了巴黎公社的乌合之众。
到了20世纪,纯靠人民起 义推翻有枪有炮的政府已经不可能。所以孙中山,列宁都是做军队的工作,枪杆子里出政权。红军也是有北伐军的底子,有职业军人朱德贺龙林副等做骨干,袁文才王佐等草莽没多久就边缘化了。凯末尔,纳赛尔之流的军事强人就更不用说了。
大东洋帝国前任国家元首[神武元-六年],今上天皇之养父,大政翊赞会名誉会长,东洋放送协会名誉会长,东洋在乡军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东洋红十字会名誉主席,东洋皇民党名誉总裁,露西亚振兴株式会社董事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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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21:46:57 | 显示全部楼层
沧浪无悔 发表于 2018-4-6 18:21
东林党的那些人比不上魏忠贤。如果崇祯不杀魏忠贤,明朝绝不可能如此早就灭亡了。魏忠贤虽然贪污,但他有足 ...

魏忠贤其实算个忠奴,对于朱由校来说。虽然统治手段为人不齿,但确实有效,能镇住场面。就说个人崇拜吧,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难道是喜欢听奉承话?不还是为了集中权力,完成他理想中的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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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司令 发表于 2018-4-9 21:46
魏忠贤其实算个忠奴,对于朱由校来说。虽然统治手段为人不齿,但确实有效,能镇住场面。就说个人崇拜吧, ...

魏忠贤、刘瑾缩代表的权阉表示明朝的太监的权势是依附于皇权的,没有量成唐末,汉末的太监专权,因为外朝有文人的官僚集团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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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可以说是乡村你吃相最难看的缙绅,连多尔衮入关后的剃发令,都是山东东林大佬孙之獬鼓动提出的,孔友德兵变也是山东东林党压榨过甚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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