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历史翻案文章》

己所不欲

己所不欲 2008-2-27

很抱歉，没有看完hengshanfsh贤兄《葛剑雄的如此历史研究》（见论坛《古史考古研究》版块）一文之全部回贴，自己就妄发本文之论，主要是因为读到楼主说到“为翻案而翻案”，自己当时就不免想起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先生替忠王李秀成的翻案典故。以前自己读罗老此篇文章，只是感慨系之，没有想到如楼主贤兄者，写一篇读书札记出来。（本文所说翻案，主要是指学术方面而言，当然行文可能论及政治等方面。）

个人认为，在自己所见的翻案文章里，罗老此文可谓顶峰造极矣。俗云：一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大家如果看过此文的，自然会立即想起来（不知道回贴中有没有人提及此文）；没有读过此篇的，请大家赶快去看，绝对比葛老论玄武门之文章精彩得多（罗老毕竟是原创，不是如葛老有抄袭太炎先生之嫌）。
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罗尔纲先生《困学集》里面有一篇《假设举例——李秀成伪降考》（该书第153—207页）。罗老的结论是忠王李秀成不是真降，是学三国姜维之伪降。正如罗老自己文章标题所言，本文的主要证明方法就是假设与逻辑。具体罗先生如何假设，如何展开推理（个人窃以为赶得上一部福尔摩斯探案集），请有意者自己读原著。自己因为没有电子书，因此不想打字，而举例说明之（太长得打半天，太短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个人于罗老此文读后感就是，历史需要史料（真史料，这个不用多论之），需要逻辑（包括假设；比如主观动机可能如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何等推论），也需要常识（比如史载践迹有孕，龙涎化人，斩白蛇等事可以认定其伪）；但首先必须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逻辑与常识都是服从于史料的（史料最为重要的就是求其真），而史料则是为观点服务的。反观罗老此文，通篇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这个个人窃以为难以立足。同时认为罗老此文是典型的“为翻案而翻案”一例。
比如自己最近读到陈寅恪先生于其《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用到《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五事其一，即“法正谏诸葛亮”这条史料。从逻辑上说，诸葛亮确实可能“刑法峻急，刻剥百姓”（即使在他没有专蜀政之前也完全可能如此），但关键是这条史料是说，法正“谏”诸葛亮，话（文）中语气也是下官对上官的口吻。这个就与当时法正地位权力高于诸葛亮的历史事实根本违背。同时法正话（文）中有一句说诸葛亮“跨据一州”，这又与当时历史事实完全违背。因此我在逻辑上也是承认诸葛亮理民之政很可能如此，但此史料确实是伪的（其它太多真史料，可证其条之伪；裴松之已难之，自己也曾予以补充；详见《读史有疑：陈寅恪也有故意取伪史料为证之时？》，载于论坛《古史考古研究》版块；自己另外已写有数篇相关文章，有机会发上来以求教于方家）。
因此论史首先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古今中外，降而复叛者多矣，降而为新主之忠臣者多矣。在没有足够史料证据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无法判定一个降将降臣，到底是真降呢，还是伪降？因此古人说盖棺论定，实在是至理名言。那么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有足够的史料能够证明其是伪降吗？靠其《自述》吗？罗先生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假设推论，而证其伪降的。罗老的假设推论能不能够让诸大家信服，就要用时间来大浪淘沙了。自己看到的事实是忠王降而见杀，而一部《自述》诚为一代人雄之玷矣。在历史研究方面，逻辑推理的力量永远无法与事实抗衡。
比如三国张绣首降曹公，他是不是真降？结果是叛之（具体原因且不论之）；后来又被曹公打败，又降。曹公又重用之。结果官渡之战，“绣力战有功”矣，曹公厚遇之，封邑最后达到“二千户”（详见《三国志·魏志·张绣传》）。那么首降之时，谁又能够推论张绣必叛？复降之时，谁又能够论其必忠？根本没有足够史料能够证明其必叛或必忠，只能就推论而言，即叛忠的利弊与机会与主客观可能性到底如何等等。而罗老论忠王伪降，基本都是用推论之道（具体请详见罗老原著），连个最小的历史事实都没有的。三国姜维降钟会，本就非出自愿（他是奉后主敕书；之前他是坚定的北伐派力战派；于时姜维军尚存而强，根本不是于战败之后而降），之后他助钟会反叛魏国，因此时人及后人自然都承认姜维是伪降（一有机会就要复叛的）。再说到关羽，他也是伪降曹公，这个也是人人承认的。《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可见关羽确实是伪降的，前既有对张辽之言，后有报曹公而去之事实为证；因此他这个《春秋》不是白读的，这个大义大节关公是掌握了的，兄弟义气也是完全足够（《三国演义》推崇其大义确实有足够历史事实为据，后世竟为武圣义帝矣）。于罗老论李秀成为伪降，就说仅至此。

再说到章太炎先生与葛先生的文章，他们的史料运用比罗先生论忠王伪降可多得太多了（罗老主要就在《自述》的字里行间打转，说这个语气如何，那一句彼一字又可含什么深意云云），尤其是太炎先生的论辩（这是前辈大家的优良传统，可惜现在少见如此者；不是说太炎先生之用史料，而是说其能够正确合理运用者），小子深得教诲矣。至于葛先生之此文，个人以为是挣外快的——这样的文章他是不敢发到学术刊物的，或结集出版（当然如果真是如此，自己也只有大跌眼镜罢了；虽然看到太多的只能出版一次的学术书籍，个人还是认为葛先生总不会去拿自己学术素名去做冒险吧）。这个具体就不参与讨论了，各家自取所需可也（自己是肯定太宗的，正史或有可疑之处，但其它史料也无法否认唐太宗文治武功之盛；个人见到相关文章亦有一些，总体感觉是正史所载如可称十分的话，那么怀疑之后太宗也是可以打到八分的；而这个八分，个人以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之一；上观周康、文景，近看开皇（隋文帝）、开元，后论仁宣、康乾等中国历史诸盛世，太宗文治都是无愧于任何一个；至于平乱世之武功，统一天下之伟大历史功绩，更可堪称半个开国君主）。

其实我是大力鼓励翻案的，哪怕仅仅是“为翻案而翻案”，比如我就是喜欢太子建成，就要替他翻案；我就看着唐太宗不顺眼，是伪圣人；所以我也要翻唐太宗之案（至于主要是好为高声异论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兹不论之）——这都是我们的感情自由、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翻案好处很多很大（当然弊病也不少）。最了解你的是敌人。论敌为了驳倒你的观点，证明自己的立论，就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真假史料一块用，各种逻辑假设全部上，这对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与锻炼、考验机会。许多网络一族的翻案文章自然有不足一论者，但也有一些厉害的；至于专家的翻案文章，自己更是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文内文外，史中史外，都是如此。于史料，于方法论，于逻辑，于行文风格（乃至一窥学界之风）等等，自己于翻案文章中都受益良多（尽管翻案文章写得好的确实不多，太难之故）。比如毛泽东（请恕在下直呼其名，因其无谥号；下文称毛公）的翻案说影响虽大，却基本没有学术地位。我看翻案文章，不论其观点，只看其史料如何，逻辑如何，行文如何等等。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让人无可置疑，那就是近乎完美的一篇佳作（不能要求人人都有班马三史矣，故见其进即可）。

其实许多时候双方所选择史料不同但都可信（至少难证其伪），而逻辑推论亦大大有理，那么二说完全是可以并存的；作为旁观者完全可以共取之，或自取一论为己用。这种二说（乃至三说更多说）论，在中国先秦史的研究中经常出现，大家都习以为常。先秦史有太多的并存之说，连孔子有没有著过《春秋》这种大事都还完全没有定论呢。孔子著《春秋》的学术难题，主要不是翻案问题，而是史料太少问题。当然郭老等持《左传》是吴起作之说的的，于太史公而言，就是翻案文章。比如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于最为重要的一个年代支点——武王伐纣年——取了公元前1046年说。中国历代研究之下，此年至少有十几种说法，影响较大的也有四五种。最后取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一说，争议很大。倒不是说此说不可取，而是专家组没有给出明确有力合理的选择原因，这才让人诟病。其它诸说亦各有其理由，也同样有其疑问处，与这个公元前1046说一样。学术界，尤其是老外，严厉批评的主要就是没有给出明确理由（哪怕明言专家组中多人就是持此论者也行，比如李学勤先生这位专家组组长；学术上面本来就是百花齐放的，避而不谈选择理由，反而显得自己心虚和小家子气）。因此翻案方面，许多时候是出现二说的。比如汉武帝的评价问题，向来二说并存。如太史公者已经隐喻之为“亡国之君”（详见《史记·平准书》），而后世毛公者则曰“秦皇汉武”，称其武功之盛。而这二者都是可以并存的，也就是说，历史事实是，汉武帝用光了祖宗家业，来建立了他的辉煌武功。秦始皇则用屠杀和暴政建立并行政于秦帝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价值观来看，这二种史论则都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你如何取舍褒贬，完全决定于你的价值观。如果你以民为本，那么这二人就是暴君，亡国之君（后世史家多称汉武帝为亡国之君，而其国不亡，实前代文治遗德之故；当然这同样没有否认他们的统一之功，外御强敌侵略之德）。如果你认为“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微时见秦始皇威仪之语），那么毛公之推崇“秦皇汉武”，自然无可非议矣。当然这是历史观的大者。也是翻案文章的最高处，最难处。

再说到与heng贤兄文章有关问题。唐太宗与太子的功劳多少方面，既然双方都无法证对方所据史料乃伪（许多时候是一方辨其史料之伪，而对方不承认；呵呵，这也没有办法，只有靠时间和权威等来证明和判断其论据论点），那么自然可以各取所说。至于玄武门之变，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即不存在翻案说。为什么？因为新旧唐书及通鉴等等，都是公开明言，是秦王主动伏兵弑兄杀弟的。至于唐高祖于双方储位之争的态度如何，建成是不是多次想杀秦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圣君唐太宗者，确实是存在弑兄杀弟囚父之举的，我们不必讳之，被许多人指责多篡改的正史也已明言之；新旧唐书与通鉴记录了最为重要的大节，即是秦王主动谋杀太子及齐王，而不是太子与齐王主动谋杀秦王的（就客观后果论）；因此政变者，事实就是秦王，这已经足够。至于之前双方的勾心斗角，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常见的夺嫡之争而已，实在太过常见，个人窃以为不必多论，更谈不上什么翻案的。因为新旧唐书及通鉴，也是认为秦王早就有图太子位之谋画，本来就没有否认或隐讳之，那么后人又何来翻案之说？关于唐太宗的翻案问题，个人认为，主要就是集中在他的武功与文治方面，是不是如正史写得那么厉害？可是一千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足够证据能够翻案。文献前人与今人用的都基本一样，至于考古也没有出来有力证据。也怪当时周边诸国文明太落后，没有史官或没有记录他国之事，否则就可以记录下一些唐朝的史实下来。这样史料的可信性，可是非同一般啊；省得大家老说后朝篡改前朝之史。比如朝鲜史书中，就记录了不少明清史料。因此我虽然鼓励别人翻案，希望看到诸位大家论争之激烈精彩，自己却是很少这样做的；望而却步矣。前贤辈出，都说得那么透那么深，哪有自己这个外行的置喙之地？

但要论到古人古事，及为之翻案等，毕竟不是品茗论《三国演义》那么轻松随意，毕竟在史料上要有足够的铁证，事件发展在逻辑上要有很大必然性或可能性等等，我们的立论才可以或可能成立。因此其实说到底，不是翻案的问题，而是你的翻案立论能否成立的问题。个人以为，于明史及以前之历史翻案很难（当然也可以，比如个人就认为袁崇焕至少不是民族英雄，不是抗清名将，守城有功而已；而通敌史料实在太多太大；更无论其专权擅杀之事），为什么？因为已经给前贤研究得差不多了。要想替商纣等人翻案，毛公没有成功，郭沫若、翦伯赞等大家也根本没有成功——看看现在的史学界对商纣的主流评价，就可知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现在我们虽然上有卫星飞机，下有汽车电脑，其实智力上并不比古人明显聪明（现在主要是继承前代科技文明而已），学术方法论上也没有明显进步（考古是一大进步，但贡献远不是如老外那样可以证明“失落的文明”那么伟大，因为中国史书代不绝作，而且基本上是信史；同时个人认为阶级论则大可商榷）。既然古人研究了那么多年，那么深入，留给后人可以建功的地方自然是不多了。毛公与郭老为商纣、为秦始皇、为曹操、为武则天等人翻案，二位政界、学术界大佬先后出手，声势不可谓不壮矣——然而现在再看呢，就象春日之一缕微风拂过水面，只忆其涟漪而已。重重的，我来了，雷霆万钧；轻轻的，我走了，又带走了什么？留给后人的只有感慨而已（谁都知道二公，主要是政治之论，附合之论；而非学术之论矣。尽管二公翻案内容亦有可取之处，但总的来看，最终以失败告终）。

说到中国古史被一些后人普遍翻案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民起义问题。比如盗跖这个中国历史上号称有名可查的最早农民起义领袖其人其事。贬孔讥儒的《庄子》之《盗跖》篇这样说：“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后世特尊孔子的太史公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承认《庄子》之说：“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其它古籍之载盗跖之事无不与上面二书大略同。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那时盗跖已经是暴徒的代名词了，就如桀纣是暴君的代名词一样。可是我翻了几本《庄子》及《孟子》等书的今人注解本，上面依然或有“盗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奴隶/农民起义领袖”云云之语（近于斯巴达克思者）。可是我至今只是看到这个结论，而没有看到其说之史料依据。而就自己所见史料以为，这样的起义领袖，中国还是越少越好；他怎么能够同斯巴达克思相比？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徒恶棍而已。这个盗跖，是比较容易再翻案的（头一次翻案是论之为伟大领袖云云，再翻案则是还其本来面目。好在当今的秦始皇焚书毕竟也是没有完全成功的，更何况历史大势所趋，我等后生小子终于得以自由读书，不被某些人忽悠矣）。
不过有些民间起事，性质是很难判断的（很欣喜看到如今一些新出历史研究著作，已明确有“起义”、“起事”及“暴动”三种性质之分，虽然主要还是“起义”居多），自己一般多称起事。这个许多时候是以成败论英雄，成王败寇而已。一些时候如盗跖者，则是明确可论之暴民；如陈涉者可称起义，秦政暴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尽管陈、吴等人亦有个人建功立业之心，其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这都主要看其行为事实及客观后果。因此个人窃以为，这个农民起义的一概统称化，是中国古史中一个官方普遍翻案之代表；替前代被称为盗匪者，翻了案。现在则显然还要翻案，是起义就还之起义，是叛乱就还之于叛乱，性质不明则还之于起事这一中性定性。本文虽然一开始说尽量不论及政治性翻案，但于此处还是不得不提到，因为这种情况太厉害，太普遍，性质很厉害，后果很严重。其实最近的政治性历史翻案，则是广为人知的岳武穆不再于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为民族英雄一例。还是不谈政治罢，大陆的政治让人恶心痛恨矣。


要翻案，清至当代是个大大可以展现雄才之处。清主要是晚清史，农民起义（主要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一度乃为显学），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之评价（如曾剃头云云），及外敌入侵史实研究及相关评价等等。至民国以降就更不用说了，兹不多论。翻古史案难，因为史料本就那么一些，而且史料一般情况下都是越来越少（许多古籍都亡佚了）；而且地底下的东东，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是现存历史文献之证明之补充，而难以推翻现有历史文献的。《古书纪年》那么有名，都无法推翻《史记》及十三经之所载，主要是另存一说，及证明补充而已。甲骨文那么多（一般认为至少有十余万件），也只不过是证明商之确实存在等，既无法替殷纣王翻案，也无法证明其他太多东东。这证明什么？正好证明中国历史，于大处基本都是可信的，否则地底下东西一出来，就很容易推翻正史等原有文献。可是正史被推翻了吗？没有；从基本面来看，根本没有。这又证明什么？这说明虽然正史后来多为官修，执政者难免有政治考虑和干预；但基本史实却是实录的，这正是中国史家的优秀传统，也证明官方修史，毕竟负面作用有限。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氏连杀了三个，第四个没有杀（都是兄死弟继书之）。不是他不敢杀，而是他知道杀了也根本没有用，还是有其他人会写下来的，只不过是自己看得见看不见而已，这个史实已经无法改变。他可以主宰四个太史的生命，但却无法与历史与时间抗衡。因此他才不杀，最终让这五个字留在齐史记之上。“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可见星星之火，终是扑不灭的。（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个晚清以降，是翻案的热点难点。

总而言之，翻案我举双手赞成，胡适之先生所谓“大胆假设”是也；对于一些基本没有学术及思想价值的翻案文章（无论是网络还是学术刊物；葛老此篇论玄武门之变文章，算不算有一定价值呢？），我举双脚反对，胡适之先生所谓“小心求证”是也。“为翻案而翻案”也根本没有关系，无论他是因为个人好恶，或仅仅是发其一家之见。关键持之有据，论之有理，如此自可成一家之言矣，其谁能废之矣？！至于某些辩论文风，确实太让人遗憾。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寄希望参战者，尽量理性克制而已。我经常看到一些大师级人物，互相之间争论也是不可开交，语中有火，何况芸芸众生乎？（自己也是经常攻击别人的，而且往往自以为自己很谦虚，说得已经委婉之至等。）


（按：本文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转发时未改一字。本来是想首发于此，不想论坛出了点事。）

启蒙访客

翻案＝＝重新研究

重新研究＝反复研究＝科学进步

把这些搞成“翻案”这样的政治化色彩语言，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