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他的恩人穆彰阿

西北渔夫

曾国藩曾经论述人之欲X望说：“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又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任事者，皆有大欲焉。”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也曾对曾国藩指出：“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惠，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蹱思效，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这就是说，曾国藩和赵烈文都认为，名利对湘军集团整体而言，是一种自然的群体性追求，是推动湘军集团发展壮大，从低谷走向巅峰的原始动力源泉。虽然这种追求往往被曾国藩所倡导的“保教卫道”的湘军集团核心价值观所托举的公共意志外溢所掩盖。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经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求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他还认为，人的需要即自我实现就是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自己的潜力，唯此才能使人得到高峰体验。
   客观的说，曾国藩的人生轨迹，也恰是由解决低层次的需求到转而谋求高层次需求过程转变的结果而已，正如他自己在家书中所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尔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所谓“内圣外王之业”，也就可以是传统士大夫口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理想的 同义语了。
   当下网络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作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曾国藩而言，他不能不面对的是，在长时期“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专x制主义理念奉行为帝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封建社会里，面对人治远远超过法制，以及国家以依附于君权的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掌控国家政治生活的的前提下，他若想真的实现他所谓的“不愧为天地完人”的政治抱负，就必须紧紧依靠清王朝现行体制的基础上，躬身入局，成为体制内有相当地位和权力的人物，而非仅仅满足做一个草根士子学人，抑或是一个嫉俗愤世的陶潜式的隐士，曾国藩对此事很清楚的，他曾提出过“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处，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为了实现这一身份蜕变的目标，他只有认真沿着古老的传统---科举制度所规定的要求，一步步的从低向高的攀登通向天国的阶梯。
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国已经进入的封建末世，在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是康雍乾隆三朝的经济恢复期，随着玉米、红薯等耐旱涝的经济作物的推广和普及，粮食危机大大的缓解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嘉庆时代的三亿以上，相对于历史上的最高峰值六七千万，这是一个惊人的大跃进！
人口数量的增长，自然也带来的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的膨胀，但清政府并没有对继承自前代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依然的沿袭了旧有的模式，由于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入仕几乎成了读书人唯一的出路，自然也就造成读书人在官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
不仅如此，清代的科举制度较之前代更为严格，增加了一道考试叫童试，未取得生员资格的人称为儒童和童生，他们必须通过童试才能取得生员资格，而童试是非常难的，要经过县试（由各县知县主持，考试日期在三月）、府试（由各府知府主持，考试日期在四月）、院试（由各省主管教育的学政主持）三关，尔后取得生员资格的人可以参加省内的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举人可以入京参加下一级别的会试，考中的称为称为贡生，贡生最后可以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的称进士。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三等六级的清代科举制度，动员了清王朝几乎所有的体制内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的胥吏都参与其中监考，通过这样的层层筛选，名义上进入最后殿试，考中进士的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中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精英人士了。
在严苛的高门槛准入制度面前，读书人想要完成“鲤鱼跳龙门”的非常之举，实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初级层次需求，当然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据统计，有清一代近三百年中，共开科122次，取进士二万六千余人，平均下来，每次取士不过二百余人，而且直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这个比例也没有实现量化宽松。考虑到清朝中后期人口数量大增，士大夫群体膨胀的历史背景，更加凸显了清朝统治者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呆板无知。
“僧多粥少”的现实的常态化体现，就是无数的士人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功名富贵之路上如同股市的涨跌一样，经常遭受断崖式的沉与浮，在探索发现八股文的苦涩奥秘中筋疲力尽，耗尽了青春，最后迎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寂寞结局。
前人的的悲惨遭遇，与后人的艰难困苦，从反面教育了不少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了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例如清代洋务派的思想启蒙导师魏源就指出：“（科举制度）专以无用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别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而另一位早期放眼看世界的改良思想家龚自珍也指出，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而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结果就是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的地步。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误穷经。”这两句诗是晚清割据安徽淮北的秀才枭雄苗沛霖在科场失意之后的愤懑吐露，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创立太平天国反孔反儒的广东老童生洪秀全，作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举动代表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反传统反体制的负面倾向 ，当然也是读书人在科举之外谋求出路的粗糙尝试，这与历史上唐末枭雄黄巢吟咏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狂放一脉相承。
后人在评论同为读书人出身的曾国藩和洪秀全的人生分流，往往用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的眼光看待二人，认为这是博士生和小学生的差别的必然，的确，相对于凭借科举考试赢得功名的曾国藩而言，洪秀全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场失意者，因为人生遭遇的巨大的挫折而转向叛逆，但“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从“敬天法祖”的儒教意识形态的信徒猛然转变为“天父天兄”的狂热倡导者，不仅背叛了传统体制，更是对自己过去选择的考科举追求功名的人生道路的背叛，这里面蕴含的社会科学命题当然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思索。
当今社会流行的形容青少年教育的一句口头禅叫“输在起跑线上”，用这句话形容曾国藩和洪秀全这对在战场上殊死拼杀的对手的胜负结果可谓异常准确，作为从小就在严苛家教氛围中成长的曾国藩，被家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期望，接受了很多名师的指点和教授，最终考中进士可以说是毫无争议的水道渠成，而洪秀全之所以屡试不第，最终走向原本生活道路的反面，除了天赋与环境之外，恐怕也不能不说是因为缺少名师的教授指导，一个人闭门造车有关，他倘若能够及时接受名师的指导，或许便能够受到命运的垂青，至少不会走向反体制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过苛求洪秀全，毕竟他的遭遇在当时的读书人群体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甚至连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是前后考了二十多年，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经过十七次考试才中了秀才，入了县学。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对于任何人而言，一点点的掌声与鲜花的背后，往往都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乃至泪水，原因很简单，在文明准则的华丽外衣的包裹下，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依然在发挥作用，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幽灵的飘荡，在把人拖入良性或者非良性竞争循环的同时也把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所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深远影响播散向整个社会，从而把社会阶层贫富急剧分化的后果凸显出来，反过来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率军奋起抵抗英军侵略的清闽浙总督邓廷祯少年时家贫，为入仕发奋攻读，据说曾经自书一联自警云：“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既是运通。”作为屌丝的邓廷祯于困境中志气不衰，持之以恒，后果逆袭成功，高中进士，官至封疆大吏。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虽然曾麟书与邓廷祯有着同样的悲壮与执着，但科举经历的极度坎坷，使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了子孙的身上，作为长子的曾国藩自小在祖父曾星冈和父亲曾麟书的严格督导下从四岁开始读书识字，到二十七岁中进士，前后花去二十三年时间，期间可以说他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时代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基本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枯燥乏味的诵读，笔耕不怠的书写，都在无形当中潜移默化地将他塑造成一个早熟的人，一个具备优秀学生一般特质的思想者。
尽管他为了功名直到23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提倡早婚的古代非常罕见），但他同样无法回避父亲曾经面对的挑战，同样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苦涩艰辛。
为了取得好成绩，曾国藩曾经专门离开家乡湘乡进入了有着千年历史的长沙岳麓书院学习，经过了当时名声显赫曾中过进士做过御史的学长欧阳厚钧的调教，实现了在两年之内两级跳----连中秀才和举人，这不能不说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据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曾星冈曾经梦到了一条大蟒蛇投到了曾家，这个美梦被曾氏家族视为吉兆，因为历史上西汉末年篡汉另立新朝称帝的外戚王莽和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都被认为是蟒蛇投胎，这种相似的征兆无疑意味着曾国藩将来会有着同样的福运，因为在讲究因果宿命的古代，事业兴旺发达往往被视为天命的安排，人的成功也被往往视为是神的灵魂附体所致，在这样的迷信氛围里，这个故事随着曾国藩的发迹被大众相信并传播，并把曾国藩推上了神坛，成为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但当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京开始他向进士资格冲击之路的时候，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接连两次应试名落孙山。
后来与曾国藩同为晚清洋务派扛鼎旗手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的河北南皮人张之洞，科场上却是一炮走红---- 11岁参加童试，一举夺得第一；其个人作品《半山亭记》一文，民间流传很广，12岁便出版第一本诗文集，16岁应顺天乡试，拔得头筹，成为解元；同治三年（1863年）26岁的张之洞在参加乡试10年后首度参加会试与殿试，轻松摘得一甲第三名探花的桂冠，被直接授翰林院编修之官职并领取正七品俸禄。
用当今社会各级学校唯分数论，成绩挂帅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衡量，当然“神童”的漂亮帽子被戴在张之洞的头上是没问题的，虽然日后以对清王朝的功绩和为政成就而论，张之洞都逊于曾国藩，但在科场上，张之洞却是完胜这位官场的前辈先人。
曾国藩的初试落败，与张之洞的一鸣惊人，正应验了《济公全传》中说法：“岂不知泰山高矣，泰山 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当然，父亲和祖父从小到大灌注的韧劲以及整个家族的殷切期望，都不会让青年曾国藩轻易的认输，他要继续争取功名。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第二次进京赶考，据说是带着家里借来的30多吊钱，上了路，虽然一路上省吃俭用，但到京城时，身上只剩三吊钱了。
这一次，曾国藩运气转暖，会试得中第38名，殿试为三甲第四十二名，（殿试考试为一道策论，用来确定会试高中的贡生的排名，考生不会被宣布落榜，曾国藩的成绩在150人的贡生中实际名列62名。）赐同进士出身，总算是替父亲圆了功名之梦。
但这个成绩却让曾国藩并不满意，他后来终身以出身“同进士”为遗憾。
据野史载，他后来当了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一次偶然与身边的幕僚宾客谈及“如夫人”三字无对，当时身边的湖南平江人李元度随口回一个“同进士”，窘得他脸色大变，李元度乃知语出不当，但为时已晚，李元度因为这件事愧疚了很长时间，而他也曾以丢城失地为名参劾李元度，也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这是因为“同进士”这个称呼，用现代的话说含有安慰鼓励的意思，在含蓄的说辞下掩盖的，却是带有歧视意味的不同，打个比方，如果将进士比作古代婚姻中的正妻夫人的话，那么同进士便相当于妾的地位，可不要小看了这种差别，在刻意强调尊卑等级和伦理纲常的封建社会中两者享有的权利与实惠是大不一样的；而在清代惯例中，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士人一般不入翰林院，不入翰林院也就意味着将来鲜有成为高官候补人选的可能，仕途将大受影响。
这就难怪已经取得功名的曾国藩在发榜的当天却毫无欢喜之意，庆贺之图，而是立即买车准备打道回府。
对于今天看惯了凭借编辑一篇网帖便可引来网民喝彩一片，靠一段暴露的视频直播网红便能赢得有钱的看客重金打赏的商业文化中浸淫以久的现代人而言，他们当然无法理解自小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浓郁氛围成长起来的青年曾国藩身上所背负着的光宗耀祖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儒教文化中“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道德节操底线对于他的压力，曾国藩后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因战事失利数次自尽或者准备自尽，同样也是这种文化价值观的重压的使然。
可是历史又记载，曾国藩却又是有清一代近三百年，以同进士出身而入翰林院的唯一之人，他在嗣后举行的针对二三甲进士组织的选拔庶吉士的朝考中（清代在会试和殿试结束之后，还有一场名为朝考的选拔式考试，既从二三甲进士中，通过考试选拔部分成绩优异者，作为苗子送入类似今天国家行政学院的庶吉馆，作为未来的翰林人选进行培养。），在147名考生中竟然被选为一等第三名，而试卷被进呈皇帝预览之后，又被道光皇帝拔为第二名！
从殿试的无力无奈到朝考得一帆风顺，这种短时间的巨变不能不让人有了瞠目结舌的奇异感，如有神助般的遐思当然让人愿意搞清楚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按野史《清代名人轶事》中的说法，是曾国藩的同乡劳崇光帮了他的大忙，劳崇光在《清史稿》中有传，其为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早曾国藩六年，时已入翰林院，授编修，后来和曾国藩一样成为封疆大吏，野史中说曾国藩朝考结束后，将自己的答卷誉抄十份，劳崇光提前安排了人和马匹，让这些人拿着答卷急送当朝权贵显要，这些人无疑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结果放榜之后，曾国藩果然以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顺利取得了庶吉士资格。
回顾道光十八年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亮点当然不在于曾国藩科场一般般的临场发挥，而在于大师兄劳崇光利用自己的人脉与经验为小师弟曾国藩铺路的高明营销策略，因为庶吉士的选取向无定额，要视皇帝的意志和每一科新进士的人才情况而定，也就是说庶吉士的选取完全是世事无常，劳崇光能够把看似无望的事做成了板上钉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老乡劳崇光成就了曾国藩，一点也不为过。

可在历史的记载中，这对老乡兼师兄弟后来还有一段难说和谐的插曲，曾国藩在同治初年放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为了督促湘军进攻天京，奏请清廷指拨临省协饷以资助天京城下湘军，以稳定因为欠饷而浮动的军心，但时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对此并不积极，因而惹怒了曾国藩，立即参劾了这位昔日有恩与己的大师兄，清廷因为倚重湘军集团，采用和稀泥的办法，将劳崇光降三X级调用，转任云贵总督，结束了这场纷争。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中的这句“醒世恒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人际关系思维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单个人的生活道路的巨大影响，在学习了大师兄劳崇光讲授的官场第一课之后，曾国藩当然也懂得了“水至清无鱼”的道理，他后来有一句话叫“尤不愿得清官名”，完全可以看作他坚决遵守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而绝不打算以挑战旧有秩序的革命者形象昭示于后人的个人意志的自我表白。
初步完成了思想观念更新，决心做一个恪守世俗理念的官僚的曾国藩明白，大师兄劳崇光在他被选为庶吉士一事上，只是扮演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二传手的角色而已，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显贵尤其是满人权贵穆彰阿，自己的前途，在今后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的对自己的恩宠与疏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紧跟他们的脚步。
穆彰阿何许人也，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拔入庶吉士，要知道清代皇权专x制较之历代高涨许多，上至大学士下至一般普通官吏的升迁，最后一关往往都是要以高官将下官引见给皇帝，尔后通过皇帝当面问对的方式进行面试的，如果皇帝不满意，那么他完全可以推翻由高官裁定的考评成绩的，曾国藩以同进士出身选庶吉士同样是经过了道光皇帝面试的，这件事在曾国藩弟子黎庶昌编纂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的很清楚。
有清一代，穆彰阿绝对是个特别的人物，此人是满人中少有的进士及第出身的人，可谓是鹤立鸡群，作为由文明开化程度不高的满蒙民族建立的清王朝，早期完全是建立在战争军功起家强力征服基础之上的，与依靠科举立国儒学教化天下的明王朝格格不入，这个特点，使得有清一代满人的文化普遍素养不算太高，即便是皇帝亲信的辅政大臣身上也有所体现，如雍正的宠臣鄂尔泰，乾隆的宠臣和珅等都是如此。
《清史稿》中说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为满洲镶蓝旗人。于嘉庆十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授检讨，在嘉庆一朝便以位列部堂侍郎，入道光朝权位更重，不仅入值南书房成道光的帝王师，还入军机成满首揆领班大臣，更是皇子宗室读书的上书房的总师傅与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道光在清西陵的龙泉峪的万年吉地建陵，他也以总监督的身份参与，总之“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
野史中则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后来咸丰皇帝罢黜他的上谕则说他“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
这些记载，为后人粗略的勾勒出一个穆彰阿的大体形象，一方面他并非以贤臣能吏的面目出现，而同样结党营私，从事利益输送，对上以揣摩以逢主意，以欺罔蒙蔽为务，且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另一方面他有较深的文化素养，亦有办事能力，也能做到坚持操守，不做和珅式的大贪官，在廉洁自律方面做的尚可。
很难说这种性格特点的穆彰阿对青年曾国藩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现代人往往受当代史观的影响，以忠与奸、贪与廉的简单脸谱化价值取向来评价古人，但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指出：“我们的老百姓国民化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而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或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割据的企图。”
事实也诚如蒋廷黼先生所言，曾国藩自我标榜了一辈子的忠君敬上，但他的湘军和他的学生李鸿章的淮军的勇丁与统领都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皇帝，一般人很难指挥得动；同样作为穆彰阿而言，在鸦片战争中打击抵抗派，力主言和，也不过是秉承道光皇帝的君主意志行事，执行抑汉抬满的政策，所以用简单的现代价值取向来给他们贴上善与恶的标签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事实上，在道光十八年的朝考中，也正是作为总裁的穆彰阿亲手将曾国藩的试卷从一百多名新科进士中挑出拔为一等第三名，然后将朝考前十名的试卷捧给道光帝阅览，道光帝将曾国藩提携至第二名。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饱读圣贤书的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一点，穆彰阿的提携当然让他心存感激，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穆彰阿自然也成为新晋庶吉士曾国藩的座师，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汉人学子曾国藩自此开启了与满人老师穆彰阿的一段不解之缘。
作为新晋庶吉士的曾国藩，在参加道光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之后，正式入庶吉馆学习，开始他的京官生涯。
对于曾国藩在京城的岁月，民国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既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的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是放到外省做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才正式当官任事情。”
钱穆先生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考取庶吉士之后，到道光二十八年升任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正式当官任事为止，基本都是在翰林院的清净中学习生活，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后来也对此描述到；“曾国藩自通籍之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义，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相对于某些人入翰林后，便不愿再在书本上下功夫，整日以投机钻营为务的慵懒作风相比，曾国藩的勤奋却是出名的，道光二十二年，他自订十二种功课，力行不懈：
（1）        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不升。
（2）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小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        读书不二：一书未看完，绝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        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从不间断。
（6）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        保身：十月十二日，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10）        月无忘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多寡，养气之感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        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靠的是百分一的天赋和
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某种意义上，曾国藩在翰林院的修行也确表现出了一位标准苦行僧的应有风范；他直到去世之前一日，仍然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撰写日记的坚持不懈，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对这位老人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敬仰。
     但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苦行僧是没有多少市场的，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洋务派启蒙导师龚自珍，论才学并不比曾国藩差多少，但其在官场上打拼了二十多年，始终只是个七品的小京官，他的祖父、父亲均在北京做官，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学家，论出身还是家教都比之曾国藩强不少，但他却无法复制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升迁神话，最终对官场失望，辞官回乡。
后人在看待这种丑小鸭与白天鹅式的差别时，基本上都把这种福运归咎于曾国藩导师穆彰阿的提携，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穆彰阿对曾国藩的提携，当然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
前面说过，穆彰阿并不是一个贤臣能吏，而是一个以政见为沟壑划线站队，睚眦必报，排除异己的人，野史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广东顺德学子罗惇衍，因为年轻气盛，在庶吉士散馆之后，按例被外放考差，但他不去拜会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满人穆彰阿，而是去拜会汉人军机大臣潘世恩，潘世恩问及他是否去拜见穆彰阿，罗惇衍说没有，结果潘世恩说你不见穆相，大事不妙，结果第二天果有圣旨，以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为由，取消了外放考差。而且清一代，凡放差收回成命者，仅此一例。穆彰阿的睚眦必报，可见一斑。
如果说，罗惇衍的礼数不周还能勉强为穆彰阿提供一块遮羞布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中，穆彰阿对军机同僚王鼎的打压，则彻底暴露了他狠得一面。
王鼎，清朝一代直臣，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元年进士，他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礼、工、刑部等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平反冤狱，颇有政绩。
在鸦片战争中，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王鼎先是被道光派往河东治理黄河决口，遇到了带罪发往新疆的林则徐，二人一见如故，王鼎自河东归后，向道光帝力荐林则徐，斥责穆彰阿为严嵩、秦桧，坚决反对议和，与割让香港，但无论廷谏、哭谏都无法让道光帝回心转意，他决心“以尸谏回天听”，在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八日夜，王鼎怀揣“条约不可许，恶例不可开，穆（彰阿）不可任，林（则徐）不可弃”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
王鼎尸谏一事，在正史和野史中，都有记载，可见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而穆彰阿面对政敌的以死相谏的破釜沉舟，也表现他在权争中的老辣。
原来，王鼎去世之后，作为穆彰阿门生的军机章京陈孚恩、以及另一个门生王鼎的同乡张芾先于他人见到了王鼎的遗体，按惯例，大臣自缢，应该先奏报皇帝，并有相关的官员查验尸体，但陈孚恩、张芾两人以道光帝不喜王鼎的态度为借口，劝诫王鼎之子不要上报王鼎的遗疏触怒皇帝，以免影响王鼎的身后名节与个人的前途，王鼎之子不得已将遗疏交与陈孚恩，陈孚恩假造了遗疏，以暴卒上报道光帝，而将真正的遗疏交与了穆彰阿，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士军机大臣的真正死因，就这样被穆彰阿轻描淡写的掩盖了过去。陈孚恩、张芾二人，也因为这个“功劳”，被穆彰阿大力提携，从此平步青云。
当然，王鼎的死也让穆彰阿认识到，他作为满人军机首揆，在战与和这个问题上，权威受到朝野上下尤其是汉大臣的极大的挑战，反他的势力暗流涌动，虽然道光皇帝对他信任依旧，但他也不能不巩固自己的势力，以压制这种挑战。
所以，陈孚恩、张芾在关键时刻对穆彰阿的支持自然就得到了其不菲得回报，而与他们一样持同样观点的曾国藩自然也一样好运连连。
费孝通先生说过，“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结附着一种道德因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曾国藩在主和问题上对穆彰阿做了什么，今天的人鲜有人知，但道光二十三年，翰林院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宅誉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可以说成为了曾国藩开始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曾国藩的履历表上，我们可见他的升迁履历：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升任翰林院侍讲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七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九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头衔。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都副御史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升授礼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八月，署兵部右侍郎。
十年间从七品一跃成为二品大员，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之外，自然要归咎于穆彰阿的点石成金术。
按照清代官员升迁的惯例，升迁之前，需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京察是指对在京城官员的考评，大计是指对外省官员的考评，按清朝的制度，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考评主要是为官员的升迁奖惩提供客观依据，供皇帝参考，当然，只能是一种参考，因为清制还规定了一项引见制度，即考核结束后，将京察一等、大计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员引见给皇帝，由皇帝当面考评，皇帝则根据当面的考评情况，最终决定升迁奖惩的安排，所以曾国藩的升迁，必须要过得了道光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说“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不得不委之督抚”就说的是皇帝必须要紧抓人事大权。
对于祖训，道光皇帝向来是严格遵守的，史书中说：道光帝继位之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之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穆彰阿清楚，保荐曾国藩，必须要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如果在引见中，曾国藩的面试表现如果不能令道光皇帝满意，那摩他不仅无法升迁，还会连累自己承担失察之责，从而惹怒道光皇帝。
在野史的记载中，当曾国藩头一天朝觐皇帝，结果没有见到，当穆彰阿问及他是否注意到召见处壁间悬挂字幅时，曾国藩答不上，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遂令仆人取重金四百两，贿赂内监，让太监将召见处所悬挂壁间字幅秉烛代录，然后交与曾国藩背熟，第二天，曾国藩接受皇帝的面试，结果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挂历代圣训也”。曾国藩自然应对无误，道光皇帝在高兴之余，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仕途恒通”
这个故事，笔者是完全相信的，因为它与史书所载咸丰皇帝的帝师杜受田巧用计谋助其夺嫡的方法从原理上说是完全一致的。
道光皇帝有九个儿子，最宠爱的乃四子奕詝与六子奕䜣，奕詝乃道光皇后嫡出，地位尊贵；奕䜣乃静皇贵妃所生，但奕䜣天资聪颖，功课骑射样样都在奕詝之上，深受道光皇帝喜爱。
两个人的夺嫡之争，不仅在于两位皇子的较量，更在于两人师傅的比试，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奕䜣的老师卓秉恬都是才智过人之士，但两人的对于道光皇帝的立嗣的标准的认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差异最终决定了夺嫡的结局。
卓秉恬认为奕䜣才思敏捷，才学在奕詝之上，因此鼓励奕䜣对道光皇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悦道光皇帝。
而杜受田则明白奕詝在才智方面的弱势地位，但他也清楚，道光皇帝向来以忠厚孝悌作为选人标准，因此决定以藏拙示孝的办法作为打动道光皇帝的突破口。
野史记载中的两次事件，证明了杜受田的技高一筹！
第一次，        在道光二十七年，道光皇帝携诸皇子在南苑打猎，奕䜣猎获不少猎物，但奕詝不发一枪一矢，道光问之，奕詝答：“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闻之大喜，脱口而出曰：“此真帝者之言。”
第二次，        在道光二十八年，道光皇帝病重，召奕詝与奕䜣于病榻前问对，结果奕詝再一次施展师傅杜受田传授的藏拙示孝的计谋，“伏泣流涕”不发一言，又一次感动了道光皇帝。
结果就是，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于弥留之际当众开启密匣，将储君人选召告天下，奕詝顺利的登上了皇位。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穆彰阿与杜受田都是揣摩道光皇帝心思的高手，正是因为知彼，他们才能各自辅佐自己的学生曾国藩和奕詝走上天国的阶梯。
但咸丰皇帝的登基，对穆彰阿与曾国藩这对师徒来说，却并非什么好事，因为新皇帝与老皇帝的在为政等各方面的思维大不相同，穆彰阿在道光朝的做派当然不被其欣赏，再加之鸦片战争中被众人诟病的表现，急于树立威信的咸丰便在登基十个月之后，将这位乃父信任的三朝元老罢黜，永不叙用。
穆彰阿被罢官之后，便蜗居在家，直到咸丰六年病逝。
穆彰阿的倒台，自然给了已经是二品大员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当头一盆冷水，咸丰帝对他同样不感冒，因为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批评咸丰帝的用人行政，结果咸丰帝看后龙颜大怒，声言要将曾国藩撤职查办，幸亏大学士祁俊藻、左都御史季昌芝苦苦求情才使得他免于处罚。
咸丰帝的大怒，让曾国藩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凛冽。之后的岁月里，他再也不敢尝试这种犯颜直谏。
咸丰二年七月，曾国藩因为主考江西，借机请假回乡探亲，走到安徽小池驿，恰闻母亲去世的噩耗，回家奔丧丁忧守制，从而结束了他十余年的京官生涯。此后直到咸丰皇帝病逝，君臣再未见上一面。
当太平军兴，身在家乡湖南的曾国藩不得不以文人领军，开始自主创业之时，咸丰皇帝却始终对他抱有防范心理，长期对他和湘军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予曾国藩督抚实权、不从财政上支持湘军，对于曾国藩保荐的人员不予录用。以至于湘军集团在
咸丰年间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为民所办为官所用的“义勇军”状态，处境非常艰难。
从道光年间的“青春少年样样红，要雨得雨要风得风。”到咸丰年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巨大的反差背后原因似乎不外乎就是因为少了一个穆彰阿！
《三国演义》中周瑜曾对蒋干说过“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
笔者以为，这句话再恰当不过的概括了曾国藩与穆彰阿这对师徒结缘共进退的宦海沉浮录，对于今人而言，当然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