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7-7-17 14:46:28
|
显示全部楼层
(31/32)
第七节 理念系统的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在文明社会中，一般来说，理念系统往往呈现出三种主要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大致势均力敌的众多理论体系，例如有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理论体系存在。第二种状态为，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几种主要的理论体系，而其它的所有弱小的理论都处于从属的地位。第三种状态是，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一种强势的理论体系，它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它所有的理论体系都处于配角地位。
显然，如果整个理念系统处于第一种状态中，那么，这个理念系统的整体就是十分分散的，力量并不强大。如果理念系统处于第二种状态下，则理念系统的力量比较适中，既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弱小。而在第三种状态下，整个理念系统的力量就是集中的，因而力量就十分强大。而从理念系统内部各定律、法则的均衡角度来考察，则显然，第二种状态的理念系统较理想。因为第一种状态的理念系统选择起来较难，成本太高，甚至让人无所适从；而第三种状态则有悖于多项备选的定律。
那么，在一个存在着众多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中，某个理论体系是否强大，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又取决于什么呢？
简单来说，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力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取决于该理论体系自身的特点，即，该理论体系所能解释的已知现象是多是少，所预测的成功率是大是小；其理论体系本身是简单还是复杂，容易明白还是不容易明白。（注：至于某个理论的真理性是多还是少，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并不起主要作用。）这一点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自身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符合人们基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或者它所预测的事实总也出现不了，根据它来指导行动总是导致灾难，那么，自然，这样的理论就无法强大起来，甚至无法长期存在下去，更不用说要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了。同样，如果一个理论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其表述得过于复杂深奥，令人看不明白，那么，这个理论无论多么正确，它也是发挥不了强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某个理论体系是否有巨大的力量，能否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该理论体系所解释的现象、所回答的问题、所预测的未来、所提出的指导建议，是否恰好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当时的需求。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恰恰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那么，即使其本身有一定的缺陷，人们也不会去注意，更不会去计较。而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本身完美无缺，甚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如果它不能满足人们眼下的即时紧迫需求，甚至恰好和人们当下的紧迫需求相矛盾，那么它在当时也不能发展壮大起来，更谈不上能在当时具有多大的力量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阶序选择原理）。例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就符合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俄国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再比如，凯恩斯的理论符合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美国大多数人的需求，而纳粹的理论则符合了二三十年代德国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都具有了强大的力量。
最后，某个理论体系所具有或所能利用的传播手段（传媒工具）如何，也会对它的发展扩散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它对人们产生的力量。[注⑥]。显而易见，无论一个理论体系看上去多么正确、多么通俗易懂，也无论它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恰恰满足了人们当时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但只要这个理论体系没有传播的手段，不具备传媒工具，那么这个理论体系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实际力量。与此相反，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本身很糟，也未能完全满足人们当前的需求，但只要它掌握了强大的传播手段（舆X论工具），甚至能把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么它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例如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理论以及中国“文X革”四人帮时期的无产阶级专x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如果某个理论体系和其它理论体系同样出色，同时它又受到了在社会中占强势地位的某个社会组织系统（行政、市场或风俗系统）在传播手段上的大力支持，那么它就必然会成为在理念系统中占据超强势地位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地，一个在世界诸文明中占据强势地位的文明，该文明理念系统中的强势理论也将在世界诸多理念系统中占据强势地位，成为权力话语，因为它有着比其它弱小文明强大得多的传播手段（甚至它的语言也将成为强势语言，例如英语）。再回想一下，我们曾说过“多元并存”和“控制传播”这两条理念规则的具体实现，实际上都是通过对传媒工具加以控制和操纵来进行的。因为某个理论是否是真理，是否满足了人们当下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这两点是不易控制的，但物质性的传媒手段是完全可以实际有效控制的。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理念系统在整个文明社会中的影响力。除了本节开头我们所说的理念系统的力量由理念系统自身的状态（分散还是统一）所决定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外在的因素也能严重地影响到整个理念系统在社会中的力量。
例如，我们假设某个理念系统自身近乎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那么如果这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和某个行政系统结合起来，变成为意识形态，或者干脆某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由于某种机缘，其自身就以准行政的方式组织起来，一身而兼二任，其力量自然就加倍强大（如中国古代和行政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儒家学说、西方中世纪时准行政化的基X督教教会组织、伊斯兰教崛起时的军事—宗教集团、近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各种共产党武装组织）。再比如，如果某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在其宣教传播时，配合以种种神秘的仪式、种种独特的程序，且这些仪式和程序的繁简程度十分恰当（过简不利对人产生影响，过繁则使人不堪重负），或者干脆更进一步，该单一理念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与风俗传统结合在一起、变成为宗教，或变成为人们新的风俗传统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理念系统就能对人产生更其巨大的力量。例如犹太教、基X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均是一身而兼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这两任，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当然，如果某个单一理念系统恰好符合了当时整个市场系统的发展需求，从而在钱财方面能得到大量的支持，使其具有了更多的研究经费和传播手段，那么它的力量无疑也会立即倍增（应用科学往往比纯科学，例如哲学和理论数学，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道理就在这里）。最后，如果构成单一理念系统的那个单一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真理，同时又恰好能满足人们的当时所需，其自身又具有强大的传播手段，那么这个单一的（统一的）理念系统的力量就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了。
最后，尤其在中早期的文明社会，许多偶然的因素也在强烈地影响着整个理念系统或理念系统中某一理论派别的力量。例如在中国的商朝中期，负责占卜预测的僧侣势力（准理念系统）很强。但有一次当武丁准备征伐土方和鬼方时，僧侣们占卜后的回答是否定的（“师有祸”）。可是武丁最终没有听从，而是坚决地进行了对土方和鬼方的战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做出占卜预测的僧侣们将多么丢面子，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将一落千丈。同样可以想象出，如果武丁战败了，那么他的威望及整个行政系统的影响力将急剧下降，而僧侣们的影响力（准理念系统）将大增。总之，这场战争的胜负的偶然因素（我们知道，战争的胜负偶然性极大）决定了理念系统今后在社会中的强弱与否。再比如，巴黎公社和苏联的十月革命均因偶然的机缘（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靠城市暴X乱而取得或暂时或永久的胜利，于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主要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就取得了强势的地位，以致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了许多年的弯路才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这个理论在中国行不通，从而改变做法，最终走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第八节 理念系统的特殊功能——心理补偿功能
历史上，尤其在文明社会的早期，或者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这里指遭到外族的压迫），更或者由于自身社会内部由于行政和市场这两大社会组织工具的不完善，人们对有关的定律和法则还没有较充分的认识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常会使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或社会中的某一阶层的人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且这种困难的强度，甚至已经逼近或超过了人们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补偿诉求；而在这同时，社会上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来对所遇到的问题、所无法克服的困难进行全新的解释，以调适人们的心理来战胜困难。这时，遇到极大生存困难的人们就会一方面抛弃掉自己原来所具有的旧观念，一方面又从这众多的新理论中选出一种最能满足其当下心理补偿诉求的学说，并进而信仰它，以便用新获得的心理需求上的满足来补偿自己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上的严重不足（参见第二章第四节）。（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基X督教会告诫人们，“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你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得到上帝的珍视”。）
我们把理念系统对整个社会或对社会中的某一部分遭遇严重困难的人群所能起到的这种心理补救作用称为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注意，在这里，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和理念系统的预测指导功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侧重于指导人们从内在心理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这个不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则侧重于对当下的社会组织工具提出改善的方案以消除灾难。补偿又可分为单纯的补偿和为配合新的改进措施的补偿。例如，假设有一个自古就食素的民族突然遭遇了自然灾害，以致颗粒无收。消极补偿的理论就会说，“灾害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炼，这是我们进入天堂必须经过的考验。”而配合某种新的措施（捕猎打鱼）的补偿理论则会说，“动物吃的是草，我们吃动物也就是间接吃草，并没有违背‘吃素’的伦理”，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种理论同时起到内在的心理补偿作用和外在的指导校正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这就补偿了人们在没收资本家财产时产生的内疚心理；马克思又指导人们用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下还是在险恶的内外社会环境下，这种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都屡见不鲜。例如，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来看，生活于炎热气候条件下的印度文明就产生出了较强的宗教信仰来调适自己的心理（宗教即是一种理论体系），而生活在更加严酷的沙漠环境中的阿拉伯民族及生活在极其严酷的高海拔地区的藏族人民，便产生出了更强的宗教信仰，以满足他们更强的心理补偿诉求。我们再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来看，在西方的古罗马时期，当生活在底层的部分民众产生了生存危机时，能较好地满足其心理补偿诉求的基X督教便开始在这部分人群中广泛流行起来。更显著的例子,还有受苦受难的希伯来民族对犹太教的坚定信仰。而在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这种心理补偿现象也经常出现。每到一个王朝的末期，或者说在广大的底层农民实在生活不下去而被迫大起义的前夕，往往就会有一种民间宗教广泛流行开来，以满足人们普遍的心理补偿诉求,以减轻人们因造反犯上所产生的内疚不安心理。如东汉末年张角黄巾军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北宋方腊及南宋末的“摩尼教”、清朝末年的“白莲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等等。再比如，当19世纪强大的西方各国疯狂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时，处于绝对弱势的美洲土著及亚非人民，在反抗时也往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迷信的心理补偿功能，以帮助自己克服对西方列强过于强大的武器产生的恐惧心理。例如19世纪末期北美洲西部的幽灵之舞宗教、1898年开始的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907年在德属东非爆发的马吉宗教起义等等。（当然，在信奉任何一种新宗教、新理论的人们之中，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并不是出于满足心理补偿的动机。例如，有的人纯粹就是被新宗教、新理论的严密逻辑推理所征服；另有一些人则是为了通过信奉新宗教、新理论而实现其在其它方面，例如政治方面的抱负。前者如印度早期加入佛教的富贵之家，后者如中国历代加入农民起义的部分地主官僚士大夫们。但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近代世界历史上最显著的例子。当19世纪西方市场交换系统极速发展，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工业）时，由于人们对这个新生事物还缺乏必要的了解，以致对其所带来的副作用措手不及，对广大工人无产者的极端贫苦处境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补偿作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以及基X督教的福音运动等便广泛流行开来，承担起了对当时整个下层社会的心理补偿功能。当然，由于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人群起心理补偿作用的种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自身的科学性也不断提高。当然更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对于1840年之后的受尽内外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共产主义更是起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心理补偿作用(及外在指导作用)，并导致中华文明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毅然奋起，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需要指出的两点是，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强烈的心理补偿诉求的方式不只一种。例如，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满足人们反抗的心理诉求方面起作用（人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以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而佛教则主要是从满足人们逃避的心理诉求方面起作用（人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有欲X望，所以必须消除自己的欲X望），等等。另一方面，凡在历史上起到了强大的心理补偿作用的理论体系，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补偿或补救功能，原因主要不在于该理论体系本身是否科学，是否具有最大限度的真理性，而仅在于该理论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所提出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否恰恰能满足当时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补偿诉求。也就是说，不管一个理论自身是不是科学，只要它能满足社会上人们的心理补偿诉求，它就会逐渐流行开来，并最终占到上风。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得到的推论就是，无论科学已经多么发展了，只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要人们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心理补偿需求，那么，能满足各种心理补偿需求的各种理论体系就会存在，无论其本身是多么的不科学或者荒谬。
只有当人们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逐渐得到了满足，从而心理补偿诉求大大下降之时，那些曾满足过人们巨大心理补偿诉求的各种理论体系本身也就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仍留在舞台上，仅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或最终融入风俗系统，甚或融入行政系统、市场系统，从而发挥其另一种社会功能。例如，当代西方的基X督教融入了伦理风俗系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了行政系统。但也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原来主要起补偿作用的理念系统，逐渐转化成了一种主要起指导作用的理念系统，并且兼具了某种实际的社会组织功能。如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西方中世纪的基X督教，公元8世纪之后的伊斯兰教，以及当代的红色高棉式的马克思主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