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评价毛X泽X东经济文章ZT

暴风影音

这几天刚看完王凡西1964年完成的《毛X泽X东思想论稿》，其中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社会主义”》是对毛X泽X东经济思想的评价，从早年开始一直写到当时，其中有一段摘录了毛X泽X东1955年开始各种经济文章里的段落进行比较分析，看后大开眼界，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X泽X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X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X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X泽X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X泽X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X泽X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X泽X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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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学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X泽X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只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才是必要的，才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才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X泽X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X泽X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X泽X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X泽X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它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X泽X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它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X泽X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它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它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X泽X东都贯彻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它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它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毛X泽X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X泽X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X泽X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X泽X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它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X泽X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X泽X东的估计，如果它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X泽X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X泽X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X泽X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X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X泽X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X泽X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釆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X泽X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X泽X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只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X泽X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X泽X东在前后五年内对它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X泽X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柳丝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X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X泽X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只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X泽X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X泽X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X泽X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X泽X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X泽X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X泽X东之宣布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X泽X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X泽X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云手法

发人深省啊，多难兴邦？？？？？

戎小捷

山   果

在一个险峻的崖顶上，长着一片不知名的果树。很早以前就传说，这种果树的果子非常非常好吃。
一批勇敢的猴子决心攀上崖顶，摘吃山果。
多数猴子都在途中摔死了，少数幸运者终于攀上崖顶。它们欢呼着爬上了果树，摘下了果子。
果子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