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会战70周年：亲历者谈豫中会战国军战败真相

萨沙

　回首豫中会战

　　韩声涛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败的情况下，为解除中美空军对日本本土及东海海上交通线的严重威胁、连通日军海外3个总军（日本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并利用亚洲大X陆战略空间和资源作持久战、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本大本营孤注一掷，于1944年4月至12月倾力发动了目标为打通大X陆交通线（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摧毁中美空军基地并击溃国军主力的“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会战）”。
　　该战日军投入50余万兵力、250余架飞机、1500余门大炮、800余辆坦克装甲车、1万5千余辆汽车、1万余艘船艇和10万余匹战马，是日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也是日军在中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作战，号称“世纪大远征”。
　　日军对“一号作战” 计划周密，准备充分，补给充足，保密严格。日本大本营要求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对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
　　作为“一号作战” 的第一期作战（第二、三期作战分别为长衡会战[又称湖南会战]和桂柳会战[又称广西会战]），1944年4月至6月，日军以5个师团（含1个坦克师团）、3个旅团（含1个骑兵旅团）、第1军和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1个飞行团共15万精锐兵力，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在日军第11军、第13军各一部配合下，分三路向豫中（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以图歼灭国军汤恩伯部主力（日军作战的首要目的）、打通平汉铁路南段（郑州至信阳）并攻占战略要地洛阳。中国第1战区集中17个军约30万兵力抗击日军。史称这次作战为 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日军豫中会战期间动用兵力148000人、战马33000匹、汽车6100辆、大炮269门、坦克装甲车691辆和飞机168架。
　　豫中会战开始后，我即由国军石觉第13军军部回到第4师第10团（其时我是第10团副团长，团长是巫剑锋，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后任第13军第299师师长）参加战斗。部队起初在登封、密县一带抗击飞机大炮掩护的日军的猛攻，战斗激烈，我军奋勇抗击，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乘胜追击之。后期部队转战于临汝、嵩县一带，主要是突破敌人的封锁。
　　当时日军以3个陆军师团、1个坦克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从几个方向围攻国军，妄图一举消灭汤恩伯部的主力。日军的快速穿插切割令我军十分被动，只能边走边打，连续行军，很艰苦。部队最终冲出日军的包围。
　　当时的基本战况是：
　　开战后汤恩伯总司令命令第13军军长石觉率各师（蔡剑鸣第4师、金式第89师和刘漫天第117师）分别由临汝、禹县、密县向北运动，迅速在登封地区集结，侍机侧击从郑州向西进攻和南下的日军。石觉第13军（军参谋长为张纯玺）即遵命向登封地区集结。
　　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赶至登封，拟指挥石觉第13军、贺粹之第12军（时辖谭乃大第22师、葛开祥第81师和李守正第55师）和马励武第29军（时辖全英第91师、郭文烁第193师和吴求剑暂编第16师）侧击反攻日军，以策应国军各方面作战。
　　不料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无线电侦破石觉第13军动向，并探明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到达登封。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立即向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当时其指挥日军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第27师团、坦克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通报：“汤恩伯在（内山）第12军的作战开始后，行动表现积极，而且其主力正在北上，决心猛扑过来”。其第13军正在登封地区作战，方面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全歼该敌。
　　冈村宁次命令内山第12军在攻取许昌后将主力迅速向西转进迂回，完成对石觉第13军的包围并将其彻底歼灭（日军本拟内山第12军主力由郾城迂回，突入洛阳地区，对汤军主力实行大包围）。冈村宁茨认为，只要歼灭了国军第13军，第一战区中国军队将不战自溃。
　　日军攻占许昌城后内山中将即下达停止南进、围歼石觉第13军的命令。日军即依托坦克汽车战马快速机动的优势，兵分三路迅速对登封地区实行大包围。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不断以电话和电报指示内山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当时在重庆军（指国军）当中，第八战区的第1军（胡宗南的核心部队）和第一战区的第13军（汤恩伯的核心部队）是各该战区中的精锐核心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要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军。”
　　正在登封地区作战并准备奉令反攻的石觉第13军，突然遭到10万配有坦克大炮的日军包围，情形十分危急。
　　汤恩伯总司令电令石觉军长速率部转进嵩山之中，力求避免被敌围歼，相机跳出敌之包围圈。
　　石觉第13军和马励武第29军（该军在禹县地区遭到日军围攻，向嵩山退避），在嵩山中与日军周旋，最终突破日军封锁，与吴绍周第85军（时辖廖运周第110师、张文心第23师和赵琳预备第11师）一部一起安全转移。
　　由此，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围歼国军石觉第13军的计划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石觉第13军为主力反攻侧击日军的计划均告失败。
　　日军豫中会战之首要目的（歼灭汤恩伯部主力）未能达成。日军承认，“虽以机动之装甲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超越绕攻至临汝，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之汤兵团主力”，“我军之作战目的，始终未能达成”。
　　石觉将军（陆军二级上将）曾回忆当时情况：
　　“本决战役中，只有13军在登封打了一场胜仗。……  敌寇于4月18日突破中牟泛防，18、19两日突破邙山头监围阵地之汉王城后，20至22日继续攻陷密县，……我们依攻势防御要领，迎击由密县方面来犯之敌。24日晨敌110师团在敌机掩护下，向登封以东之中岳庙、新店、三官庙我主阵地连续猛攻，为我守军第4师以有组织的猛烈火力指向敌人攻击部队。激战至傍晚，敌军各处攻犯均告顿挫，本军乘机转移攻势，由南侧面向马鸣寺、牛店方向出击，自郑州密县退出之我85军见我军战胜，亦出现于北赵、石门以北山地，向景店威胁，敌不支狼狈向密县溃退，我衔尾追击。25日我奉命将守备任务交85军接替，亲率第4、89师及29军的暂编16师，分向密县西南两面攻击，……  敌于我压迫之下，退据密县附近，倚城负隅顽抗，我屡行进攻，均为敌炮火及反扑所阻，进展困难，而形成拉锯相持状态。
　　此时敌军主力已攻下许昌……然后敌主力向右旋回攻陷郏县，以风驰电掣之速度进犯临汝。临汝为洛阳门户，敌来势凶猛，汤总司令于5月4日电令我亲率第4师自大冶取道七里沟向临汝以东敌之后方攻击。我于4日晚率第4师抄小路夜行军，向临汝前进（相距90华里）。行至半途，临汝已告失守，…… 遂决心打从临汝以东之十里铺，切断敌人后方连络线，然后徒涉渡过汝河，跳出敌军包围圈之外，并在汝河南岸取得外线位置后，再和敌人作战。……此时敌战车及汽车装载之步兵正向嵩县进犯，我乃穿过敌线北进，方抵石锅镇，赴宜阳道路又为敌切断，当在石锅镇附近击退进犯之敌步骑3000余名，军搜索营长郭士荣奋战阵亡。旋奉命协同38军政守伊河河谷、沙坡头、韩城之线，方击退敌先头部队，而嵩县西犯之敌又已出现于我后方之洛宁，不得已再由木栅关突过敌线西进，攀登伏牛山高峰，抵达南麓时，而敌又超越至我之后方，乃再由嵩县西方突过敌线南进……。
　　在此时期内，敌军纵横，……敌人以最大之前进速度，将国军部队各个分隔，使我进退失据，失去及不克发挥应有之战力。本军在此10日之内，在丛敌之中往复攻守，且曾四度突过敌线，不眠不休，饥疲交困，艰苦情况概可想见……。
　　……此次会战，敌军以本军为首要歼灭目标，明载于其作战计画图文之内，如依其预定计画以其主力向右回旋，并以战车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深入我后方，遮断后路，同时以六十二师团自禹县，一一○师团自密县，三十七师团自临汝，由东南北三面，将登封南方亘西南方一带山地之本军作战部队，一举包围，足可捕捉歼灭我军主力于战场。按日军纪录：‘其作战目的，在捕捉汤恩伯之主力31集团军，尤其13军。但虽在禹县及颖桥等地获得局部战果，而13军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下，仍能逸脱……虽予以封锁，反被突破，始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恩伯兵团主力。’这出自敌人口中的说词，应是最客观的事实明证。
　　……本军到达贵阳后，军事委员会颁我一座勋章，以赏登封战捷之功……。”（石觉《中原会战忆往》）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岗村宁次回忆豫中会战时提及：
　　“关于作战计划，我虽一如往常让幕僚起草，只是要求他们针对敌将汤恩伯司令的性格来制定计划。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车师团，最初将其隐藏起来，待汤恩伯照例调集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攻时，我军以坦克兵团，从另一面插入敌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岗村宁次回忆录》）
　　豫中会战中日军4月28日的电文称：
　　“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
　　对日军倾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之强力首期作战，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司令部误判日军的作战目的仅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郑州至信阳），是有限兵力的局部作战而非大规模兵力的决战，对其攻势和参战兵力严重估计不足，依然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战役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和部署兵力。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一次很快就会退回原防地的春季演习。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认为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
　　豫中会战中，日军投入准备充分的大规模精锐兵力与机械化部队（日军精心准备月余，保密措施十分严密，且战前和战中破译了国军部分关键电报），攻势猛烈，而日军坦克集群的突现及其强力冲击、快速穿插切割，尤使国军猝不及防（这是日军为确保攻击战果在中国战场首次出动坦克师团进行突击作战。此前日军坦克部队分散配属于各野战师团。日军借鉴德军组编坦克师团以充分发挥坦克快速机动突击力强的优势。日军对坦克师团参战保密尤甚，即使在其主攻部队第12军召开的各参战师团长会议上也没有公开告知将有坦克师团参战。豫中会战日军获胜，坦克师团起了重要作用，而国军反坦克武器奇缺，豫中平原又便利坦克进攻）；
　　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而导致部署失当、缺乏相应的战前补充与准备且整体指挥混乱，应战仓促，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因缺油料等原因，中美空军仅出动400架次，而日军则出动2700架次，日军掌握制空权）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几近失控，挫师失地，又发生豫西民变。
　　所谓豫西民变，是指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大多属于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的国军部队。民国时期河南战乱频繁，故匪患猖獗（所谓河南“水、旱、蝗、汤”之汤[河南人称土匪为‘老汤’]），而豫西尤甚。豫西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战力之强悍，存在时间之长，全国罕见；而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部队以获取枪械及物资则是其拿手好戏，吴佩孚、冯玉祥等统治河南的大军阀的离散部队路过豫西时，亦常被缴械。豫西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也伏击、抢夺中共领导的部队。
　　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撤职。
　　当时第一战区共有8个集团军、1个刘勘兵团（辖2个军）及2个直属军。其中第4集团军、第14集团军、第36集团军、第39集团军、刘勘兵团及第14军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而第15集团军、第19集团军、第28集团军、第31集团军及第78军则归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
　　豫中会战战败的责任显然应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共同承担，若仅苛责汤恩伯有失公允。
　　豫中会战国军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豫中会战国军虽然战败，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与强敌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1944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率总部数百官兵与日军拼杀，全部壮烈殉国，与李家珏将军同时战死的还有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李家珏将军生前曾亲书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疆场是善终”，以明誓死报国之志。李家珏将军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家钰将军通电请缨杀敌并率两个师出川抗战。出征前他作诗明志：“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李家钰将军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2位集团军总司令之一（另一位是1940年5月战死的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将军（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历任第13军参谋长、第85军参谋长、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等职，曾参加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及鄂豫数次会战）率部死守孤城许昌，与飞机、重炮和坦克支持的日军重兵（攻城日军1万余人，另有2个师团日军在外围进行彻底孤立许昌的切割包围，而国军守军仅3千余人）激战，城破后与敌展开肉搏战，守城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与吕公良将军一起战死的还有副师长黄永淮、第85团团长杨尚武、第87团团长李培芹、第86团营长胡光耀、第87团营长何景明等。吕公良将军殉国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不必过分代我伤心，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在洛阳保卫战中，第15军军长武庭麟将军指挥第64师、第65师和第14军第94师共1.8万余官兵以低劣装备与配有飞机、重炮和坦克的3.5万余日军浴血搏杀。鉴于日军进攻屡屡受挫，日军华北方面军增派坦克第3师团主力进攻洛阳，并命令第12军一并指挥攻打洛阳的菊兵团（兵团长野副昌德中将）。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派人给武廷麟将军及其所部官兵送去劝降书，用飞机向城内散发劝降传单并以扩音器对洛阳守军叫嚣：“……皇军自入中国以来……攻城没有超过一周而不下者，今将军及其将士坚守洛阳十日有余，尽到了守土之责，……而今洛阳外围百里内已无中国军队，援军无望……，切望守军停止作无益之抵抗……”，遭到全体守城官兵的断然拒绝。守城官兵视死如归，勇猛杀敌，城破后继续与日军进行逐街逐巷的激烈争夺，致敌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洛阳守军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搏杀15天，大部分壮烈牺牲，惨烈的洛阳保卫战气壮山河，虽败犹荣。
　　回首豫中会战，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军在强敌突击猛攻之下的战败，更要看到国军将士的奋勇搏杀、浴血牺牲，看到国军相差极为悬殊的装备、训练及后勤补给，也要看到日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在二战中，有强大军力国力支持的装备精良的美军、苏军和英军大规模战败的情况（数以万计的官兵投降、被俘；在苏联，甚至发生数次数以十万计的苏军投降、被俘[例如基辅会战中，在兵力兵器方面苏军占优势的情况下，苏联兵力最强大的西南方面军竟被德军全歼，其中60余万人成了德军的俘虏]）屡见不鲜，人们不会因此而渲染讥讽，不会因此而否定盟军将士的勇猛，否定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曾分别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率部抗击日军而后战败投降、成为战俘的美军驻菲律宾总指挥官温莱特中将和英军驻马来亚总指挥官珀西瓦尔中将（当时美军在菲律宾以10万余兵力[美菲联军]与5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结果向日军投降；英军在新加坡[英国称之为“东方第一要塞”、“不可攻破的堡垒” ]以10万余兵力与3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结果向日军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后来均出席了在日本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并被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邀请陪同签字。麦克阿瑟上将签字共用了5支派克金笔，他把第1支签字笔和第2支签字笔当场分别送给站在他身后的温莱特中将和珀西瓦尔中将，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了对曾遭受磨难的两位将军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的尊重和谅解。（其余3支签字笔分别送给美国政府档案馆、美国西点军校和妻子琼妮。）
　　对我们自己的在坚苦卓绝的抗敌中一时战败的国军将士，国人应给予尊重、谅解和宽容。
　　渲染讥讽卫国将士的失败是不厚道的。当年国军将士抗敌之艰难，今人实难体会也。
　　尤其在抗战中后期，由于日寇的侵略封锁和抗战的巨大物资消耗及财政支出，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军民生存均极其艰难。
　　二战四大战胜国美苏中英之美、苏、英三国均为军力和国力强大的工业强国，抗击法西斯的时间分别为3年9个月、4年2个月和6年（从开战算为5年4个月）。而中国以一个历经持续10余年军阀混战的仅仅形式上统一的贫弱的农业国，却与全球最强的陆军和海军国之一的拥有先进完善的军事组织体系并建立了全民战争体制的新兴工业强国日本苦拼了8年（尚未包括局部抗战6年）。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中所说“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薄弱，我们抗战的时间，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久长”诚为平实悲壮之言。
　　到豫中会战时全面抗战已苦撑7年，国家已精疲力尽矣！国军已精疲力尽矣！由于部队营养不良、装备落后、训练缺乏、兵员缺额、补给匮乏的情况普遍存在，国军战力空虚已是不争的事实。抗击日寇的国军将士们是在悲壮地为国家民族苦撑与死拼。我所在的汤恩伯核心部队国军精锐第13军在豫中驻防时也曾长期一天只能两餐且后勤补给不足。
　　如今国人多不了解，抗战时由于武器装备及军事素养的巨大差距，敌我双方战力极为悬殊。以我的经历，当时对付日军1个师团，国军中央军一般要投入6个师，在战略战术都不出错的情况下，通常也只能打成平手。岗村宁次回忆称，“而当时（1938年武汉会战时）参谋本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内对中国军队的习惯看法，一般是我一个联队（相当于团）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我一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足抵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师。（《岗村宁次回忆录》）”抗战前期尚且如此，遑论国军已精疲力尽的抗战后期。
　　平心而论，面对“一号作战”之豫中会战——日军倾力发动的其历史上空前的、在中国规模最大的全面出击作战之强力首攻，以国军空虚的战力和后勤，且不说战略误判及部署失当，且不说并不占优势的兵力（由于对日军参战兵力严重估计不足及部队普遍兵员缺额，国军实际投入兵力仅为日军的2倍），即便战略战术正确、作战指挥无误，即便增加兵力，国军也难免战败，无非伤亡损失相对减少，抵抗时间相对延长而已。双方军力差距实在悬殊。面对日军发动的准备充分、保密严格、志在必得的投入大规模精锐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击战，国军无力回天。豫中会战国军战败的根本原因在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军在艰苦抗击日军倾力发动的“一号作战”的同时，还投入21个经过整训并装备美械的精锐师在缅甸北部战场和云南省西部战场（缅北5个师，滇西16个师，美援物资的绝大部分用于缅北和滇西作战）奋勇反攻日军并获全胜。抗战最艰难时国军在豫湘桂战场的抵抗（1944年4月至12月）和缅北滇西的反攻（1943年10月至1945年1月），吸引和牵制了日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有力支援与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可歌可泣。
　　豫中会战结束不久，即有一个诽谤国军第13军和第85军的谣言散布开来：“八五也是一十三。” 由于是顺口溜，传得快。意思是说第13军军纪败坏（诸如“豫中会战中第13军的士兵每人都牵着一头抢的牛走” 等谣言），第85军军纪也坏，跟第13军一样，因为8加5也等于13。恶意中伤，到了荒谬的地步。我当时听说后觉得荒唐、可笑，实在不屑一辩。但不明真相的人就可能轻信了。
　　谣言的产生和流传有其背景。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加之战乱，社会动X乱，民生极其艰难。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为扩大抗日队伍，收编了不少河南的游杂部队及反正伪军，使部队良莠不齐。如有些收编的河南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军纪败坏，竟公然冒充第13军扰民，引起民怨。豫中会战国军战败，各类反汤恩伯势力乘机推波助澜，企图以中伤汤恩伯的最基本部队而遂其意愿。
　　没想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听说某电视台的纪念抗战的一个节目中，作为宣讲者的一位演员竟也煞有介事讲起“八五也是一十三”来。当然，他只是照本宣科而已。演员演戏是内行，但对抗战史未必很了解。看来需要我这个亲历者来解释解释，以正视听。
　　国民革命军第13军和第85军是中央军的精锐军，是国防军、野战军，堪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是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头号大敌的汤恩伯部的主力军，是久经大战磨练的抗日劲旅，也是日寇眼中的劲敌。豫中会战前这两个军在多次大会战（徐州会战[含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中与日军精锐决战，重创日军，鲜有败绩，日寇多次企图围歼之而未能得逞。抗战期间，这两个军常被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管辖的机动兵团，担当重要作战任务。
　　日军豫中会战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围歼汤恩伯部之主力，而汤恩伯部之主力则非这两个军莫属。豫中会战中这两个军所辖主力师为第4师、第89师、第23师和第110师，均为久经抗日大战磨炼、战力坚强的国军精锐师，堪称当时整个第一战区最精锐的4个主力师。
　　这两个军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基层军官中有很多是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军校毕业后从军的，不少还是名牌大学的。
　　我属下的连排长就有上海复旦、交大等名校的。他们作战勇敢，训练认真，慎独自律。他们绘制作战地图，又快又好；战斗、训练之余，他们研读原版外文书籍，令我感动。当时我常想：“要不是日寇侵略，他们本可以继续深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再有，国民革命军是讲革命军纪的，是重视爱民及军纪教育的，对违纪扰民是要严厉处理的，尤其是在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13军和第85军中违纪扰民的不可能没有，但肯定是少数。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该电视台节目竟然传播61年前的把抗日劲旅诬蔑为土匪军的谣言，对得起转战8年、为国浴血杀敌的第13军和第85军牺牲和幸存的抗日官兵吗？对贬损我中华民族卫国将士的谣言以讹传讹、津津乐道，真不知是何居心。诬蔑丑化令日敌畏惧的、被日敌视为“精锐核心兵团”的中华卫国劲旅，令人不齿！
　　作为抗战14年中曾有7年在这两个军任副团长和营长的幸存者，我很气愤。

　　韩声涛生平简介：韩声涛，汉族，1912年10月22日生，山东平度人。1931年春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不久即投身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坚苦卓绝的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期间，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和副团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冀中抗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和豫中会战；所在部队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299师团长。1949年任四野第45军第135师副师长。1951年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55年被转业到湖北省襄阳高中任副校长，后被打成“右派”，“文X革”中受迫X害。生前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2010年3月22日在襄樊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