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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蝗汤”：对于国军汤恩伯集团的污蔑 作者：空气 首先，将“水旱蝗汤”中的“汤”说成是“汤恩伯”就是空口造谣。 1930年代就有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句民谣做过考证。朱新繁在其所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幺意思，他们提起了‘ 老汤’，就谈虎色变。” 近年又有学者考证，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 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 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 其他资料还有：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1卷第24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蹚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英国Phli Bilingsiey着《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3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 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 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 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 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 如果 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 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 “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 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 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 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5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页。（10）西超《河南 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年9月16 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7月）；姚雪垠《长夜》14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77-78页。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朱新繁或是不熟悉方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美国记者白修德怎幺听懂河南方言的呢？除了白老外，最早把汤恩伯和“水旱蝗汤”联系起来的是谁呢？我没有专门考据历史，但我目前能找到的是： 1944 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 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 水、旱、蝗、汤， 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幺地方，什幺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再说说汤军的军纪：（以下转自一研究战史朋友的文章） “在军纪方面,汤系的野战军军风整肃,无庸置疑。如第13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而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赞 扬。但后来汤部之大力扩军,使部队素质参差,如河南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即扰民甚钜,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 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最重要的是河南大灾，汤粮之征尤使人民涂炭。其实只要作战必然有超出常理之征发，如李宗仁上将本身也发正规军‘进剿 ’过鄂南抗粮人民，薛岳长官手下的湖南省粮食局局长伍秉衡因军资征发不及而自杀，这是时代的悲剧。个人认为与其探讨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不如以社会学的观点 观察其社会组织能力为因应战局而无限扩张之结果。” 李宗仁在传记中说汤恩伯军纪如何差，自己的“剿民事迹”却不提，这就是人品。 下面说说白修德。着名的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X待狂的能力。” Joyce Hoffman在《白修德与新闻业的幻想》（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一书中，宣称白修德的“个人意识形态破坏了职业客观性”。注意最后一句评论。影响白修德职业客观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是什幺呢？ 也就是当年遍布中外的狂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了。
附录：时任国军汤恩伯集团13军军长石觉将军的回忆录 一、回忆部分： 中 原会战前，本军驻训于登封临汝两县，会战前期激战于登封密县之间，后期转战于临汝嵩县境内，会战终结，竟有300馀封千篇一律叙述相同之控告函，来自豫省 未沦陷之县份，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控告本军扰民事件，道路传闻，不堪卒听。我们疲于奔命，与敌人机械化部队竞脚程，竟有人向重庆统帅部虚报第13军 士兵都牵着一头牛走，在那种急于星火情况下，骑马犹恐赶不到目标，何况牵一头牛，真是荒谬透顶。 本军爲中原会战中仅有战胜记录之一个军， 我自信爲最勤奋热忱负责的部队长，全心全力着意于部队之训练与整饬，重视爱民及战纪教育，平时对违纪扰民之处理至爲严厉。第13军部队成立于中央军校，抗 战前由两个调整师（国防军编装）编成的一个军，干部十之八九均受过正规军官养成教育，思想纯正，明识本体，曾转战珠江、长江、黄河、塞外22个行省，历经 大战及长远之徒步行军，战历及战绩灿烂，虽不敢言优于一般部队，但绝对绝对不致劣于一般部队，竟遭如此不堪之口舌奇灾，含冤受屈，无处申诉，原因何在？殊堪玩索。 我们这个大军集团在第1战区副长官部及三省边区总部领导下，数年来迅速扩展，此时已扩展爲3个集团军，25个独立旅（在泛区及敌后），自然而然引起别人嫉妬。此一大军集团除正常军事任务遂行外，并展开各方面急要工作，如收训陷区青年，修筑堤防道路，开发当地经济，掌握策反伪军，实 施赈灾救荒、惩治贪污土劣等，此对敌而言，自感如芒刺背，对奸匪而言，则视爲其前途发展之敌，与当地恶势力，自亦形成对立，所在地行政机关及友军对此亦不 无醋意存在。 本军爲此大军集团之母体，对此一系列逆流冲击，无可避免首当其冲。会战前半年，当地士民控诉临汝镇土豪阎某（曾在吴佩孚属下 任旅长），私藏军械、强占民地，无恶不作，战区军法执行总监金汉鼎将军命令本军派队搜索拏办，当派89师265团团长陈玉玲（后爲先总统蒋公副侍卫长）， 率兵前往办理，并将人犯解往洛阳讯办。阎家拥有土地4万馀亩，遍及附近各县，爲当地有潜势力之家族，本军奉令派兵办理本桉，是以直接结怨地方势力。 此次会战，敌军以本军爲首要歼灭目标，明载于其作战计画图文之内，如依其预定计画以其主力向右回旋，并以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深入我后方，遮断后路， 同时以六62师团自禹县，110师团自密县，37师团自临汝，由东南北三面，将登封南方亘西南方一带山地之本军作战部队，一举包围，足可捕捉歼灭我军主力 于战场。按日军纪录：「其作战目的，在捕捉汤恩伯之主力31集团军，尤其13军。但虽在禹县及颖桥等地获得局部战果，而13军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 下，仍能逸脱……虽予以封锁，反被突破，始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恩伯兵团主力。」这出自敌人口中的说词，应是最客观的事实明证。 至于奸匪，更施其毒辣卑劣手段，专对本军作有组织计画的破坏活动，其情况如后：⑴穿着本军士兵服装、带假护照，散布各地，制造扰民事件。⑵假冒商贾，于本军驻地附近，串演扒窃抢劫等事件，宣称本军士兵所爲。⑶在本军行军经过之处，待部队通过之后，扮装本军落伍兵，将民众供应茶水用具恣意破坏；或冒充本军采买，强买强卖，为非作歹。以上跟踪本军之破坏者达30人以上，在滦川朱阳关之间业经发现，直到通过郧阳之后，才告肃清。 上述事件假本军之名，通过串演制造后，加以运用，广爲传播，以破坏本军军誉，挑拨军民间感情，同时散布控告函件，使上级对本军疑心。前者确有某种程度之成功，后者则引起上级之警 觉，总政治部陈部长于西坪主持中原会战检讨会议时向我面告：「有关控告函情况，大多数来函县份贵军从未到过，控函遍及全省，显然别有来源及作用。」其后本军奉令调华南战场，经豫西、鄂西、川东长途行军到达重庆，地方政府沿途查看，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先生，爲军界耆宿，曾亲临鄂西山地，费时多日，沿途从头 到尾对本军行军纵队暗中检阅，见我全军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依然整齐严肃，秩序至爲良好。虽行李及伙伕担亦无例外，且无眷属随军，中原所风传之谣言，毫无 踪影，沿途各县所见所报皆同，本军快过鄂西兴山县境时，王东原主席才由树林中出来与我见面，向我道贺，告以所见部队情形，由衷表示赞佩，认爲我在中原背了大黑锅。 我到达重庆后，陈部长向我说：「贵军长途行军，纪律良好，证明中原谣言乃系恶意中伤，我一定转报委员长，希望你好好努力。」本军 到达贵阳后，军事委员会颁我一座勋章，以赏登封战捷之功，然而我最大之收获，不在勋章，乃系此永生难忘于枪砲作战以外之最大经验教训，而最后终于揭开黑锅 还我清白，这比获得勋章更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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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30 23:3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