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宪兵司令

：社评：“文X革”50周年，反思不应是偏激的

离“文X革”错误发动50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各种相关的讨论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尖锐的观点相互对立。然而它们的对立并不代表社会对“文X革”的主流认识真的撕裂了，必须指出，互联网放大了一些小圈子彼此之间的分歧，造成了中国社会对“文X革”认识十分混乱的假象。

目前舆X论场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其中有一部分人主张“重新评价文X革”，认为“文X革”有反官僚、反腐x败的正面价值，并且举证“文X革”期间氢弹爆炸、卫星上天等成果，宣称“文X革”的这些积极面被长期隐没了。“重新评价派”的圈子不大，他们中最激进的鼓吹者尤其很少。

另一派人士则主张重新全面反思“文X革”，认为国家一直在故意隐瞒“文X革”的真相，并且宣称“文X革”有可能卷土重来。这一派声音在互联网上相对更强些。

第一种声音直接与党对“文X革”的正式评价相抵触，其错误性比较容易辨识。这种观点虽能得到一些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附和，但它的边缘特征十分明显。

后一种声音从相反方向吸引了另一拨民粹主义者，汇集了当下更多的不满情绪，又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公知举旗，在网上形成了一定的声势。由于50周年的契机带动了社会的正常记忆和反思，这种声音还有较多的围观者。

然而“全面反思派”似乎是故意混淆了几个情况。一是他们把第一种“极左”声音混淆为中国的某种普遍思想动向，或明或暗地指责官方推动了它的出现。二是他们将“文X革”没有得到反思当成现实来批判，而几乎不提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家对“文X革”从思想、组织直至法律上的全面清算。三是他们喜欢过度使用“文X革”标签，把现有的各种问题都与“文X革”相联系，证明“文X革”还会再来。

1981年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X革”，它的相关结论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思“文X革”的全面成果，其严肃性和深刻性不是之后个体零星的思考所能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坚持该决议，具体的回忆和反思有其正常节奏，但支持这一切不应以添加或改变对“文X革”政治评价为目的。

坚持党对“文X革”的政治结论，以及坚持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在中国有着极高的现实必要性。“全面反思派”和“重新评价派”一样，都表现出要打破《决议》的倾向。如果国家按照他们的愿望在这个时候再搞一场全社会的所谓“大反思大讨论”，已有的政治共识就会受到威胁，思想动荡就可能发生。

“真理越辩越明”是有条件的，它通常要在有高度价值认同的共同体内才能实现。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大辩论经常会扩大公众之间的裂痕，所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不争论”，要人们“往前看”，是非常英明的。


我们相信，在“文X革”50周年到来的时候，相关的回忆和反思会形成自然的高X潮。在早已有了党的正式结论之后，这些后续的讨论显然有正面价值。然而如果把这些讨论赋予一个背离党的决议的政治或思想目标，就严重不应该。而极少数最激进的人显示出了这样的企图。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谈论“文X革”的人比较多，切不可将这种现象一概而论，以个别激进人士的表现概括舆X论场的整体情况。对一些苗头既不可无视，也不必看得过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清醒的，对当年的《决议》也是支持的。这一认识切不可因为激进声音的存在而动摇。  

宪兵司令

九一八，七七，八一五，九三的纪念，越来越隆重，越来越频繁，又是拉警报，又是阅兵，又是拍横店神剧，极力煽动对日仇恨，好像只有那十四年的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历史，天底下的坏事都是日本人做的。而某组织自己的黑历史，从肃AB团，整风，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广场事件，不但自己不想提，还不让民间纪念，讨论。这不是双重标准，啥是双重标准？

万方千计

宪兵司令 发表于 2016-5-15 22:16
：社评：“文X革”50周年，反思不应是偏激的

离“文X革”错误发动50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各种相关的讨 ...

   鄙人认为，81年的《决议》是个顾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临时过渡的“权宜之计”，这个绝不能拿来“当圣经”！比如当时为了“和稀泥”、为毛魔遮丑遮羞、推卸责任、洗刷摆脱罪名，《决议》甚至连“林江利用了大白痴…”这样荒诞离奇、雷人奇葩的结论都做出来了！所谓“利用”，从来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利用——在谎话国这样个人崇拜、专x制独X裁、封建色彩和“忠君意识”浓厚的国家尤其如此！林江戚何德何能，能够“利用”无论是权力地位还是个人影响力都比自己高得多、强大得太多的大白痴？？说“毛魔利用了林江戚”还差不多。非要说“林江戚利用了大白痴”，简直是比说“周花利用了包子”还要雷人搞笑！如此存在“严重逻辑错误”的《决议》，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怎么能在“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当做“圣经”供奉呢…？？。。…   

宪兵司令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X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X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X泽X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X泽X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X泽X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X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X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X泽X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X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X泽X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X泽X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X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X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X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X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X泽X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X泽X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X泽X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X小X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X小X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X泽X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X泽X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X泽X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X泽X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宪兵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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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6日 17:54 PM
文X革50周年 中国选择继续“失忆”
英国《金融时报》 米强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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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是中共执政历史上最恶劣事件之一的纪念日，但官方不会出来就此表示一下——尽管它影响到了从中共的纪律处分程序到音乐会等各种事务。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X近X平来说，在这个时候迎来毛X泽X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导致整个中国陷入十年的动X乱。它令人不快地联想起习自己的“强人”形象，（至少是暂时性地）抑制了本届政府打压一切异见的本能。

毛X泽X东发起灾难性的工业化运动，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夺取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毛随后被副手们边缘化，他将“文化大革命”视为通往绝对权力的途径。

根据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在农村地区就有3600万人遭到迫X害、75万至150万人被杀害。充当“文X革”先锋的是数百万年轻的“红卫兵”，他们袭击包括党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构，并狂热地崇拜毛X泽X东。当时在中国，对毛X泽X东的个人崇拜根深蒂固。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中国事务研究专家克里•布朗教授(Kerry Brown)表示：“中国民众始终对‘文X革’耿耿于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从未对这个荒诞时期做出可信的历史评价。问题在于问责……政府认为最好还是掩饰那些裂痕，假装忘记一切。现在的策略是失忆。”

中共惯常在其他敏感日期制造全国性失忆，尤其是6月4日——在1989年6月4日，中共镇X压了占据北京天X安门广场的亲民主抗议者。

失忆（或者至少部分失忆）当然对习X近X平有用，后者的强硬策略和招牌性的反腐整肃令其声望达到了毛X泽X东时代以来罕见的高度。

但一些分析师表示，最近一起事件非但未能掩盖两人的相似性，反而将其突显出来。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演唱会出现了巨幅毛X泽X东肖像，演出了革命歌曲、赞扬习X近X平的歌曲，以及其歌唱家夫人的成名作之一。

马晓力的父亲在文X革期间受到迫X害。她向演唱会的主办方写信，呼吁警惕“文X革再现”，这封信在网上广为流传。

习X近X平自己的父亲是一名中共高官，在文X革期间遭到整肃，而当时年轻的习X近X平与数百万同龄人一样被下放到农村。

但家人曾遭遇类似、甚至更悲惨命运的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都将对党的忠诚置于个人的冤屈之上。2013年1月，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初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习X近X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毛X泽X东的革命成就和不能否定邓X小X平的经济成就。

这是在试图将中共的执政历程描绘成一个连续的进程——从毛X泽X东的革命成就、到邓X小X平的经济改革、再到习X近X平的“转型”。但很多人从中共不愿面对文X革遗留影响上看到了一种更隐秘的意志。

就像毛X泽X东一样，“习正在为他自己建立一种个人崇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说。“如果一个人否定文X革，他就必须否定个人崇拜，而这会影响习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声望。”

“如果你在一个晚会上歌颂民主自由，这个晚会会被停掉，”他补充道，“但每个人都知道（红歌演唱会）是政治正确的。”

令人想起文X革——以及习X近X平铁腕策略——的最新事例之一是，今年5月2日中共做出的给予任志强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今年2月，在微博(Weibo)上有3700万粉丝、向来直言不讳的前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大胆批评了习X近X平有关国家新闻媒体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的说法。

这名退休开发商的社交媒体账户很快就被关闭了，他还受到国家媒体的尖锐批评，这种抨击让许多人回想起了文X革中的“批斗会”。

许多分析人士将任志强在两个月后受到的相对较轻的处罚——留党察看一年——归因于任志强一开始遭受的对待勾起了人们痛苦的记忆。

“为了保住领导层的颜面，任志强必须受到处罚，”任志强的朋友、对中共常持批评意见的知名人士章立凡表示，“但他们不敢严厉处罚他。公众的反应的确影响了他们的决定。”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问题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表示，对于异见，中共惯常的本能是挥舞“大棒”，这样的“胡萝卜”是重要的调剂。“当社会中的某些群体被认为对党（掌握）权力至关重要时，党偶尔会用让步来安抚他们。压制和偶尔放松的混合与搭配，是对策的一部分。”

万丽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宪兵司令

　　1966.05.16-2016.05.16五十年不祭而祭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香港五月天：1967年的骚乱与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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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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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ist Model Theatre: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毛主义的模范剧场：

　　中国文X革中的性别与性符号学》

　　Rosemary A. Robert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20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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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in Turmoi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动荡的艺术：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

　　Richard King

　　UBC Press / 201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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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1960s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文X革和1960年代的遗产》

　　Richard Wol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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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对毛的批评性介绍》

　　Timothy Chee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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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对毛的狂热崇拜：文X革中的修辞与礼仪》

　　Daniel Le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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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文X革：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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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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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中国的赤脚医生和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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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 20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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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赛先生和毛主席的文X革：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Nancy Chunjuan Wei and Darryl E. Brock

　　Lexington Books / 2012-12-14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继续革命：解读文X革文化》

　　Barbara Mittle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13-2-4

0

　　China's Sent-Down Gene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s Rustication Program

　　《中国的“上山下乡”下一代：

　　公共行政与毛的乡村计划遗产》

　　Helena Rene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2013-3-29

0

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

　　《毛的红宝书：一部全球史》

　　Alexander C. Cook (Edi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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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边缘地区的文化革命》

　　Yiching W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6-9

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veracting：

　　Dynamics between Politicsand Performance

　　《文X革与装模作样：政治与表演之间的动力》

　　Tuo Wang

　　exington Books / 201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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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Under Mao：A Revolution Derailed

　　《毛治下的中国：越轨的革命》

　　Andrew G. Wal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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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Cultural Continuities

　　《倾听中国文X革：音乐、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

　　Paul Clark, Laikwan Pang, and Tsan-HuangTsai

　　Palgrave Macmillan / 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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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

　　Jie Li / EnhuaZhang ed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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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红卫兵一代与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

　　Guobin Y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6-5

宪兵司令

文X革时期，人们在田间地头向毛主席表忠心。
1979年冬，我被借调到山西太原市一研究所工作，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拨乱反正和冤案平反。其间为所里的一位干部档案混乱的问题，趁下乡检查“村村通电话”工程之便，同该所一位姓李的科技处处长到这位干部老家吕梁山地区的一个公社走了一趟。
那位干部姓耿，工作一贯积极，但长期争取入党而未获解决，后来又出现了新花样:档案材料中，家庭成员本应姓耿，中间姓毛，后来忽然又姓耿，其奥妙没人能解释。我们去他家乡走了一趟后，终于了解到“文X革”期间在那里发生过的一起世所罕见的荒唐事。它起始于1969年中共九大那一年，前后历时七载。
中共九大那一年的12月26日(毛X泽X东的生日)，该公社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形式表示庆祝，会上来自各大队的积极分子纷纷上台代表本大队向毛X泽X东表“忠”。有的说，本大队将在一个月内人人背得出“老三篇”;有的说:本大队半个月内家家门口竖起毛主席像;最后那位姓耿干部所在大队的积极分子代表、大队民兵连长跳上主席台，挥拳高叫:“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全都改姓为毛。”此语一出，其他大队的代表统统败下阵来。
这个大队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靠近汾河湾，自然条件不算差，但却以穷闻名。“耿”是那里的大姓.但村民们的名字尽是“二拐”、“狗娃”、“山蛋儿”之类的，“文X革”中头脑灵活一点的便把他们的名字改为最时髦的“卫东”、“卫彪”、“卫江”之类的红色名字，但这只能算是零打碎敲，革命还不彻底。这次参加“学毛著积代会”的民兵连长在会上提出全大队改姓为毛，就是想解决这样的局面。
他回到村里后，连夜发动大队党支部讨论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规定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这位民兵连长粗中有细，考虑到改姓后由于同姓不结婚的村习，会给本大队姓毛的男孩带来找对象的困难，还建议了一条优惠政策:“外来女孩凡愿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以示伟大领袖毛X泽X东与革命旗手江X青“革命联姻”代代相传。此荒唐的建议居然在大队党支部获得通过，他们决定在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下面附设临时机构“改姓毛办公室”，挂出牌子，并委托那位民兵连长主持执行。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一清早，用高音喇叭把前夜的决定通报全村，要求统一行动。村上顿时大哗:“是哪个不怕绝种的狗崽子想出这毒蛇主意来的，连他祖宗也不认了!索性把他家的祖坟掘掉算了。”于是民兵连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打通思想，反复说明“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吵闹，全大队7个小队中有两个小队同意“改姓毛”，其中包括我研究所那个姓耿干部的家所在的小队。
再接下来由那位民兵连长亲自挨家挨户访问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登记改姓毛的名册，如此连搞3天才得完成。在这3天中，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中，凡是从心底拥护的，都以将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姓”为荣。而思想半通不通的便摔凳子、摔碗盏、打老婆。但3天后，这两个小队贫下中农全姓毛了。于是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将名册连同户口本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派出所登记。
公社派出所所长一听此荒唐事，大为光火:“你们疯了!姓氏一改，阶级敌人全不见了。”那民兵连长不服:“咱贫下中农都姓毛了，谁是阶级敌人还不一目了然，凡是不姓毛的，全是阶级敌人，今后公安无事可干，蹲大坑、喝二锅头就是了。”控辩双方论点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争得难解难分，该村的“改姓毛”运动搁了浅。
那年正是九大开过不久，又来了新一轮夺权高X潮，那位反对“改姓毛”的公社派出所所长被夺了权，罪名之一居然是:“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x政，阻拦贫下中农改姓为毛。”“改姓毛”问题终获解决，两个小队的七十几户贫下中农，家家张灯结彩，跳忠字舞，闹了几天，而他们的名字“毛一”、“毛二”、“毛三”……同家用电器产品一样，全数字化了。
“改姓毛”后真有说不完的倒霉事:外面汇钱来，因名字对不上，邮局不给领，急得团团转;去畜牧场买猪饲料，因饲养户名字同原先留底的不一致，不给货，栏中的猪饿得哇哇叫;送去当兵的因户口本上姓名同档案中姓名不符，被怀疑企图潜入部队。当然还有间接倒霉的事，如本文开始时说的我研究所内那位姓耿的干部，因其档案中父亲、弟妹的名字前后不一样而影响到他的入党，不一而足。
“改姓毛”几年后毛X泽X东去世，吕梁地区这两个小队改姓毛的贫下中农们竟以“毛家人”自居，也有模有样地设灵祭奠，披麻戴孝，还带着拾荒嫁进来的赐姓为江的媳妇们，往北京给江X青发慰问信。正当他们伸长脖子等待“亲家”回信来认亲时，江X青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村上立刻大乱，嫁进来后改姓江的媳妇们起哄:“还我原来的姓，要不老娘便离婚!”她们姓了毛的丈夫也终于醒过来，纷纷要求改回原姓。(摘自《各界》2005年第3期李燕华/文)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宪兵司令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从1957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文X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文X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X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X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x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X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X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X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X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X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X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X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X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X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X培X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X小X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X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X小X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X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X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X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二、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宪兵司令

让历史告诉未来，让过去警醒现在
——对“文X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反思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的日子。五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过去了，关于它的争议还是很大。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也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只从个人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来谈一谈感受。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是一本讲中国历史的书，里面的某些内容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对这张表格的解读里面看出来。

这张表把汉朝、明朝和新中国建国后前六十来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对比，大家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连“一带一路”这个提法，都是跟汉朝和明朝密切结合的，“丝绸之路”是汉朝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高度重合。
这种类比很有意思，它不是偶然的，里面有很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在里面。
今年是2016年，新中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建立的、寿命超过六十年的大一统政权只有五个：汉朝、唐朝、北宋、明朝，还有就是新中国。其中开国领袖出身社会底层的有三个，就是汉朝、明朝和新中国。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八年就去世了，还在带兵到处平乱，没有来得及系统的治理国家。所以跟新中国最接近的是明朝。它前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呢，也跟新中国很像。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乞丐出身，父母都是被元朝的官僚腐x败害死的，所以特别痛恨腐x败。当上皇帝以后，大力反腐x败，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其中仅一个郭恒案，就杀了一万五千人。而且他还鼓励农民把欺压百姓的官员抓起来送到北京治罪。几个大案要案办下来，开国功臣就被杀得差不多了。历史上大家都说朱元璋杀功臣，其实是反腐x败。因为功臣才能有资格腐x败，你不是开国功臣哪里来的权力和资本搞腐x败？普通的小官僚都是苍蝇，只有功臣才可能成为大老虎。要打大老虎，就必然会诛杀功臣。
毛X泽X东的做法跟朱元璋不一样，他很少用死刑来对付官员，而是鼓励人民起来造反，颠覆并重建他自己建立的新国家的官僚体系，同时把大量的高管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也有很多开国元勋在是被整的很厉害的。
朱元璋死了以后，他制定的反贪污的法令很快就被取消了；毛X泽X东去世之后两年，文化大革命也停止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朱元璋制定的继承人朱允炆没干多久，就被他的叔叔、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给推翻了，朱棣当了皇帝；毛X泽X东去世之后不久，四人帮也被老同志们拿下了，邓X小X平也取代华国锋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
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明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强盛，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五次出征蒙古都取得胜利，还修建了明长城、疏通了大运河，把越南北部纳入版图，还搞了六次郑和下西洋。中国在毛X泽X东去世以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修了三峡工程、建了高铁网络，最近又开始搞一带一路，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跟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路线差不多。
朱元璋和朱棣呢，都算是创业君主，有足够的权威驾驭臣下；毛X泽X东和邓X小X平呢，也都是新中国的创业元老。朱棣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和孙子，明仁宗和明宣宗，就能力有限，镇不住手底下的官僚集团了。于是官员内部的腐x败现象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抢夺别人的土地，打死了好几十条人命，地方官也不敢管；内阁次辅杨荣呢，就大肆的收受贿赂，特别是还跟军队勾结，收了很多边将赠送的军马，导致了军队纪律的迅速败坏。
咱们中国过去十多年呢，也非常像明朝的“仁宣之治”的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外表看起来很繁荣，但同时官僚集团内部的腐化情况不可遏制。明朝的内阁次辅严重腐x败，咱们在政治局常委中间也出现了大老虎，也跟军队里边的“大老虎”有勾结。
等明宣宗去世，明英宗上台，就让太监王振，开始大力反腐x败，把杨士奇的儿子抓起来杀掉，把杨荣赶出了内阁。中国也在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开始大力的反腐x败。
汉朝的前六十年哪，也有类似的脉络。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英布这几个开国功臣，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吕后当权，但是后来周勃等革命元勋发动政变，推翻了吕姓外戚的统治，扶持汉文帝上台，汉朝进入了以休养生息为特点的“文景之治”时期，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但同时，地方豪强势力失控，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所以汉武帝上台以后，任用酷吏，大力整肃地方豪强，同时还派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
我做这个对比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会走明朝、汉朝的老路，更不是说要暗示谁谁谁对应古代的哪个人物。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思考问题的层次就太低了、太机械了。
我是想说，虽然过去两千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都能把无人车送上月球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没有发生改变。
两千多年前，有一位牛人，在中国的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跳出这个的圈。
这个牛人就是秦始皇，他画的这个圈是什么呢？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在这套制度下，很多政治决策、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路径是相似的。
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下，中央可以一条线管到底，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县级以上的官员是跨区域流动的。这个跟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一样。
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封建制的意思，跟秦朝以前中国的分封制比较接近。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地里边，可以任免官吏、掌握军队，他的政治权力跟他的土地所有权是一体化的。但是在中国的郡县制体制下，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地主就只有经济权利，没有政治权力，官吏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和司法审判的权力，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政治权力，独立于经济权力。
所以，中国从秦朝以后，其实不应该被叫做封建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秦朝以后，应该是皇帝制社会、或者郡县制社会。在郡县制条件下，就会产生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官僚集团，它在国家的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地位；而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掌握土地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支配财富，谁能够掌握权力，谁就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而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财富支配政治权力，谁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谁就能够支配政治权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财富这一条基本规则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制度适应能力很强。农业社会，官僚集团可以控制土地；在商业社会，官僚集团就控制商业；在工业时代，官僚集团就控制工业；在互联网时代，官僚集团还可以控制互联网。所以不管技术和经济结构怎么变化，我们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秦始皇给我们画的这个圈子，就是这个意思。
这套体制的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突出的。优点主要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就是容易腐x败和产生官僚主义。怎样能够让这套体制高效的运转，避免腐x败和官僚主义，并且和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和谐共存、互相促进，可能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深刻的理解官僚制社会的特点，也是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诸多政治经济重大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郡县制官僚体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非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不管私有还是公有，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官僚政府。新中国建立以后，搞了土地改革、对民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后六十年下来我们还是发现，我们的发展路径还是跟汉朝和明朝非常接近。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用或者不好，而是说它改变的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没有改变。
开国领袖毛X泽X东曾经认为，只要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中央领导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作出这个结论的同时，八大的公告里边专门加了一条就是毛X泽X东同志打算在合适的时机退居二线，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去。毛X泽X东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刘少奇主持。
到了1959年4月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X泽X东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把它让给了刘少奇。按照计划，他会在1961年的中共九大上再辞去党的主席职务，正式退居二线。
但是，从1959年开始，国家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了大饥荒。这个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集团为了追求政绩，浮夸粮食产量，并盲目追求高指标，大量调动农村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却对中央决策层，特别是毛X泽X东本人，进行欺骗，谎称粮食产量之所以不如预期，是因为农民手里掌握者大量的粮食，为了少交公粮而“瞒产”。
比如，1959年，广东省委的赵某阳给中央的报告就声称仅一个县的农民就至少瞒产七千万斤[1]。1960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和国务院副总理谭某林在向毛X泽X东汇报的时候则说，根据实地调查，那些报告出现饥荒的地区的农民全都吃得“红光满面”的，一点不像饿肚子的样子。谭又进一步汇报说：“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里掌握着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2]
这样的做法，让中央以为真的出现了粮食丰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征购量，导致了农村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
对于当时报纸上和报告中各种“亩产万斤”这样的夸张说法，作为最高领袖的毛X泽X东是一种善意的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这些说法，但是他还是很信任自己带出来的这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觉得这样的夸张是出于好心，为了鼓舞群众的干劲。
在1958年11月，“大跃进”高X潮期间，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浮夸风”，说这种做法是“务虚名而受实祸”。他说：
“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指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还是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它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3]
会议期间，他又找到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等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
……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4]
尽管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这种浮夸风、瞎指挥的问题。但毛X泽X东对现实情况的危险程度的估计仍然严重不足。他觉得群众的干劲热情既然已经被发动起来，那么就不宜打压，只是需要“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要反对头脑发热，但也不要泼冷水。
对于那些浮夸的报告，毛X泽X东不相信，但是想不到会夸张大这么严重的地步，而是认为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报纸上在吹亩产万斤，但农业部长廖鲁言给毛X泽X东报告的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六千亿斤，折合下来相当于全国平均亩产300斤。而1957年的全国亩产大约是每亩200斤。毛X泽X东不相信亩产万斤，对六千亿也提出了质疑，而廖鲁言和谭某林坚称六千亿斤是最保守估计，实际产量肯定超过了六千亿斤。所以最终他还是相信了这个数据。他认为平均亩产300斤是可能的。
但毛X泽X东完全想不到的是，当时真实的粮食产量只有不到三千亿斤，相对于了1957年，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
这个事情确实超过了他的想象范围。他想不到的是，那么多曾经一起干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们，在当上官员以后，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仅严重浮夸，把减产吹成大丰收，而且为了个人的权力地位，强制征收农民粮食，宁可饿死人也要把这种浮夸的谎言掩盖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X泽X东就对自己亲自建立的这个官僚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怀疑有很多革命的同志，遭到了阶级敌人的诱X惑腐化变质了，背叛了革命的理想。这样，九大就没有能够按时召开，毛X泽X东也放弃了他要退居二线的想法，而是重新回到一线，开始反思大饥荒的沉痛教训，大力整顿官僚集团。首先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后是对基层干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才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X倒了很多中高级官员。
在这一系列运动中，开国领袖就跟开国元勋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冲突。领袖去世以后，他指定的接班人也被打X倒了，他生前制定的很多政策也被否定了。然后中国进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大繁荣时期，但同时官僚体系的腐x败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不得不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开始反腐x败。
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不够完善的。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情况作为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人类的欲X望除了控制物质财富以外，对政治权力的欲X望同样强烈。为了让人民摆脱经济上的压迫，建立一个无所不管的官僚集团，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是用政治压迫取代经济压迫，实际效果可能好一些，也可能更糟。
社会主义的早期实践表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它本身还会带来新的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是把经济资源完全交给了中央集权的官僚集团控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的发展规律，在很多方面跟中国古代郡县制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分相似，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通，失败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公有制，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控制官僚集团的腐x败、特权和官僚主义。他们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后，却培养了一个同样剥削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出来，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制度最终是被人民抛弃了，被历史淘汰了。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过了很多曲折以后，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的来看前景也还是乐观的。这也跟我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掌握了大量如何利用官僚集团来治理好国家、并控制官僚集团腐化堕落的经验有关。在此过程中，毛X泽X东作为开国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过的种种探索和尝试是意义重大的。
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下，官僚体系处在国家资源分配和人员组织的核心位置上。不管是发动战争还是发展经济，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和落实。他们可以把好的政策变成暴*政，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本来想向权贵集团征税，实现富国强兵，但官僚集团把所有的新增税负全部压到老百姓头上，就把改革措施变成横征暴敛，引来一片农民暴X乱；他们甚至也可以把坏的政策变成好事，像慈禧太后当年晕了头，同时向世界所有强国宣战，结果引来了八国联军，东南地区的官僚集团就跟各国达成和平协议，使东南地区免遭战火，避免了毫无价值的牺牲。
所以，毛X泽X东说：“治国就是治吏。”能不能治理好官僚集团，是治理中国的核心问题。
朱元璋、毛X泽X东这样的铁血雄主，把官僚集团放到炉子上烈火焚烧，然后反复捶打，经过千锤百炼，为后来的领导人留下了一把磨砺得极为锋利的宝剑。用它来发动战争，则后勤源源不绝、军队纪律严明，所向披靡、无往不利；用它来发展经济，它就拼命的办工厂、建企业、发贷款，铁路公路高楼大厦什么的哗啦哗啦一会儿就给你修起来了，你嫌它搞得太快了它还不满意，一不小心就经济过热需要中央整顿降温。
现在有很多国家要想学习“中国模式”，那是很难的。要说市场经济和强势政府相结合，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任何国家都可以模仿借鉴。但学过去之后，在执行过程中会变成什么样，那就很不好说了。
要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好学，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不好学，两千年的帝国治理传统更不好学。“盛世”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人类历史上古代是一流强国、今天还是一流强国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一大批传统帝国衰落，新兴帝国崛起。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基本把世界瓜分完了，还没有成为强国的国家，后来竟然能够打破这种强弱格局，再次成为强国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中国一个。
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迹，仅仅用一些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理论去解释，必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中华帝国的底蕴，极为深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政治治理传统。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大贡献。盛世之前，必有雄主，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这种“盛世”也是往往是对宝剑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它极快的磨损，丧失锐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繁华之下，统治者往往会对官僚体系的腐化丧失警惕，在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资源的分配不可避免的朝着少数权贵阶层手中流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在越来越不能被广大人民所享有。用不了多久，盛世就会终结。可能是像开元盛世那样被“安史之乱”突然摧毁，也可能是像永乐盛世那样被“仁宣之治”慢慢消耗，然后再有“土木堡之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那么，新时代的“安史之乱”或者“土木堡之变”还会发生吗？
从十八之后“反腐风暴”的成果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党内军内，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x败现象，而且隐藏的时间很久、腐x败官员的级别很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财富分配变得非常的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到了危险的境地。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大繁荣，“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似乎又有重新出现的趋势。令人不得不警惕。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悲剧。不管它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发动的，但从最终的情况来看，它确实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动X乱。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希望它再次发生。但是，为了防止文X革的悲剧重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极力宣传文X革的恐怖，各种抄家、批斗、自杀、杀人、放火之类发生在文X革期间的事情都要拿出来反复宣传，把那十年描写**间地狱，把文X革描写成一个不能正眼看、不能碰一碰的大怪兽，在人们心中制造出恐怖气氛，这样就可以防止文X革重演；
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深挖文X革爆发的根源，大力的进行反腐x败、反特权，促进社会公平，防止阶层固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文X革的悲剧重演。
这两种观点在文X革爆发五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在激烈交锋。
依我看，前一种方法只能治标，恐怕是不能治本；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内效果未必佳。而后一种方法，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老百姓安居乐业，谁会希望出现社会动荡呢？谁会再支持搞文X革呢？而这个治本，则显然是跟任何改革自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官僚体制是密切相关的。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通过对古代历史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大一统王朝之所以会走向覆灭，主要原因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土地兼并问题，也不是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所认为的暴君独X裁专x制的问题，而是处在人民和君主中间的那个阶层——官僚特权集团的腐x败以及因此导致的官僚集团与大地主大资本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剥夺人民的权贵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对上架空皇权、对下欺压百姓，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这才是导致王朝兴衰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形成的根本原因。
毛X泽X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提到过如何解决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有很多经验，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他试图解决的这些个问题，有很多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有很多人怀念文X革，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思想“左”，而是因为当今社会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包括官僚腐x败和两极分化等等，让他们认为需要采用类似于文X革的手段才能解决。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新社会出现的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就连这种想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也一并予以掩盖和抹杀。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才能从根源上防止类似于文X革的悲剧再次重演，同时也防止比文X革更大的悲剧——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再次重演。才是我们今天反思文X革应该关注的重点。

[1]《毛X泽X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
[2] 《年谱》第4卷382页
[3] 毛X泽X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本文同时也记录于《毛X泽X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0-522页。
[4] 《毛X泽X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

宪兵司令

1966年5月16日是个极为特殊的日子，有个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出笼了。
自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诬陷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被捧为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之后的牺牲品就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X革的导火索。而开国大将罗瑞卿也被整肃，成为“四家店”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北京市市长彭真没有露面。这引起了国外传媒的一系列猜测，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征兆。多少年来，中国领导层没有多大变化，给外界的印象是非常稳定的。此前不久，与“苏修”谈判时，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百姓们想不到他会出什么问题。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通栏社论。民间议论纷纷，却不知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件。
5月7日，毛X泽X东给林彪写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明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公开点名知识分子为整对象，令一些人惶惶不安，但鲜有人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的开场逻锣鼓已经敲响。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老百姓从报刊中知道上层出了“修正主义”。
5月11日，首都各大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当天出版的《红旗》杂志从1966年第7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5月中旬，北京市委改组，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谓“彭罗陆扬”的问题全面公开化。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X泽X东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把斗争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宣布，撤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X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X青。
《五·一六通知》打击面极大，模糊地提出很多人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x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X裁或专x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X泽X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最后提出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预示着一个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大肆清洗异己的恐怖运动即将开始。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宣战书，一个空前的浩劫由这一天开始。十年文X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无法确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X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X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1980年邓X小X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X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X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X革之中，曾经被捧上天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X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
……
请记住，50年前的今天，就是这场浩劫肆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