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的肃清党史 之二

齐天大圣

　　“更改党名”事件和国内派的没落

　　1945年12月17日，金日成以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责任秘书的身份所发表的演说中，在“我们的事业”这一小标题部分所提到的“一，在现阶段，北朝鲜共产党的所有政治和实地活动”，并不是说北韩存在独立的共产党，“北部朝鲜的共产党组织”指的是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在组织体系上，因为金日成是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的责任秘书，并且因为他以秘书身份发表演说，因此这里不能使用“北朝鲜共产党”这一固有名称。

　　但是1945年12月17-18日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金日成一派另外提出把党的名称由朝共北朝鲜分局更改为北朝鲜共产党的议题，对此，以吴起燮、郑达宪为代表的国内派表示坚决反对。因此提议暂时保留，没有进行表决。

　　于是金日成一派就宣称按照自己的主张已经把党名改为“北韩共产党”，而以吴起燮、郑达宪为代表的国内派则坚持不能接受更改党名的主张。当时，因为以苏联军政当局为后台的金日成一派是实权派，所以一般认为在“党争”中金日成一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由于国内派领袖的强烈反对，根据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惯例，作为监督官陪同出席的罗马内克司令部的政治事务官里格那奇耶夫大校对于金日成一派要求改变党名的主张持保留态度。此次会议的议长为咸镜南道党责任秘书郑达宪。郑达宪断然否定了金日成一派“把北朝鲜分局更改为北朝鲜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不须经过讨论直接通过”的要求，并认为是非法的，当时会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见此情景，里格那奇耶夫大校中断了进一步的讨论。按理说，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是一个正式的名称，北朝鲜共产党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金日成一派使用“北部朝鲜党”、“北部党”等名称，并把它们解释为“北朝鲜共产党”，而不是“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

　　“6.25”南侵战争时，在联合国军队虏获的金日成集团的党内文件中，可以发现正式使用了“北部朝鲜党”这一名称（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北韩关系史料集（1）》，3-10页）。

　　无论如何，在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就更改党名的问题，金日成派与吴起燮、郑达宪等的激烈冲突极大地刺激了苏联军政当局。这一问题不是单纯的更改党名的问题，因为它反映了以金日成为苏联利益代言人的苏联军政方针遭到了北朝鲜国内地方共产主义势力的反抗，而且这一问题也必然使朴宪永与金日成的对峙局面表面化。

　　苏联军政当局起初为了平息地方共产主义者的反抗，保留了只在北韩土地上建立单独的共产党的计划，决定在平壤设立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一段时间以后，苏联军政当局开始准备建立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共产党”。但是吴起燮、郑达宪等地方共产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固守一国一党原则毫不让步，因此在早期没有使“北朝鲜共产党”问题表面化，而是选举金日成为“北朝鲜分局”的责任秘书。

　　金日成一派于1945年9月28日通过暗杀国内派中优秀的理论派共产主义者玄俊赫掌握了平壤的共产党组织；派遣金策、许贞淑分别到咸镜道和元山地区试图怀柔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当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金日成一派相信在平壤驻扎的苏联军政当局有能力延长对南北韩的共产党组织的统治权，从而希望能独立拥有北韩地区的共产党。这一问题就在1945年12月17-18日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突显出来。

　　苏联军政当局对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的反金日成风波不会放任不管。更改党名暂时保留，和从前一样仍使用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的名称，但是会议中担任议长的郑达宪由于不尊重将要被推出的“政治首领”，对未来首领犯下了亵渎之罪，苏联军政当局是不会听之任之的。

　　但郑达宪是一位拥有光辉耀眼的革命经历、不能轻易处置的“巨头”，因此如何处置必须慎重考虑。郑达宪早在延禧专门学校就读时就担任了第二届朝鲜共产党的听问会干部，之后流亡到莫斯科并毕业于东方劳力者共产大学，回国后与李舟河一起致力于平壤劳动联盟的左翼化工作，后入狱直到“8.15”解放，他一直是一位具有坚定的信仰并坚守革命战线的优秀分子。

　　苏联军政当局希望自己推出的金日成能够尽快地掌握所有权力，但是又不得不考慎重虑将与这样一位有力的地方共产主义者进行正面冲突。处理结果是给予郑达宪严重政治警告，并将其从咸镜道党责任秘书降职为平安北道人民委员长，对金日成，考虑到其本人的威信，没有采取直接的警告处分，只是暂时保留他提出的“北朝鲜共产党”的修改名称，仍然使用“北朝鲜分局”这一名称。同时，从苏联和延安等地来的一些可信人士更加强化了金日成体系，金日成一派逐渐进入到对国内派有组织夺权的阶段。从这时开始，国内派被打上地方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家族主义分子的烙印，并受到党的处罚，元气大伤。

　　由此看来，事实是1945年12月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虽然提出了改党名为“北朝鲜共产党”的议案，但是根据苏联军政当局的意思，这一提案暂时保留，没有正式表决。因此，北韩唯一的官方通讯社——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行的最早年鉴——1949年版《朝鲜中央年鉴》中也做了这样的记录。即，直到1946年4月19日才使用“北朝鲜共产党”这一名称，而以前一直使用“朝共北朝鲜分局”的名称。例如：1946年1月2日，“朝共北朝鲜分局、全评北朝鲜总局、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平南农委、朝鲜独立同盟、女性总同盟等对莫斯科三国外相会议发表共同声明”（《朝鲜中央年鉴》，1949年版，715页）；另外在1月29日，“朝共北朝鲜分局、朝鲜独立同盟、朝鲜民主党、全评北朝鲜总局、女性总同盟、朝鲜文协、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平南人委、朝鲜民主党、平壤市委、朝鲜农业组合北朝鲜联盟准备委员会等宣布了莫斯科三国外相会议所做决定的全过程并向全体同胞发表了共同声明，呼吁反对该会议做出的决定”（同上，715页）。

　　从以上事实来看，至少截止到1946年1月29日，在平壤还是只有北朝鲜分局，“北朝鲜共产党”并不存在。直到同年（1946年）4月17日，北韩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即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北朝鲜共产党对苏美共同委员会传达第5号发表声明”（同上，176页）。所以正确地说，朝共北朝鲜分局从1946年1月29日到同年4月19日期间非公开、非正式地被改变了名称。朝共北朝鲜分局到底什么时候被更改为北朝鲜共产党，这在金日成集团的文献记录中毫无提及。金日成集团对外发表文件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以“朝鲜中央通讯社”为最高权威媒体，因此只能相信它发表的1946年4月19日才正式使用“北朝鲜共产党”这一名称。

　　尽管如此，今天，金日成集团的出版物对此仍毫无解释，似乎在北韩根本就不存在朝共北朝鲜分局时代，更加荒唐的是，竟然把朝共西北5道党负责人及积极分子大会的第一天即1945年10月10日作为“北朝鲜共产党”的创立日，甚至还主张今天的“朝鲜劳动党”的创立日也是这一天，真是恣意篡改历史。这样做可能也是为了使“朝鲜劳动党”的萌芽来自1945年10月10日平壤的这一主张合理化吧。但是根据文献调查，那全是伪造和捏造。

　　南北劳动党的合并及其意义

　　金日成集团如此篡改、编造历史总的来说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必要性吧，要推翻平壤的金日成处于汉城的朴宪永之下这一事实。这与党的正统性问题直接相关。作为金日成集团，为了打出自己是正统派的大旗，必须抹杀以朴宪永为首的重建共产党的正统性，并以捏造的正统取而代之。为此，把独立的朝鲜共产党分离为“北部党”和“南部党”，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成为一对一的对等关系，这样的策略才是有效的。

　　金日成一派把北韩的独立共产党标榜为“北朝鲜共产党”正是出于以上考虑。金日成一派借助能够控制南北韩共产主义势力的苏联军政当局的权力，通过1946年8月28日举行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独立同盟”（延安派）的后身——新民党合并大会，在北韩创立了“北朝鲜劳动党”（简称北劳党）。这一措施意味着韩半岛革命的战略党已不是朴宪永的朝鲜共产党而是转变为北劳党。

　　朴宪永的朝鲜共产党也无可奈何于1946年9月4日和朝鲜人民党、南朝鲜新民党组成了三党共同准备委员会，并于当年11月23-24日举行了以南韩民主力量的集中统一为目标的“南朝鲜劳动党”结党仪式。这样，南北韩各自出现了独立的南北劳动党，“金日成在朴宪永之下”的党组织体系上的不利关系在法律上彻底消除。实际上，北劳党具有合法的地位并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朴宪永和金日成过去的上下级关系现在已经完全颠倒了。

　　1949年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在平壤召开的会议中，北劳党和南劳党的合并措施得到了具体实施。南北劳动党的合并意味着南劳党被北劳党合并、吸收，意味着朴宪永党派的崩溃。也就是说，朴宪永的权威已经在金日成之下。为了说明此事的背景，这里将引用1950年12月4-6日在满浦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定期会议”上金日成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和紧急，因为当时“6.25”南侵战争中，北韩人民军在军事和道德上遭到惨败，部队四处溃散，其中一部分逃亡到满州地区，重新编队；一部分集中在鸭绿江和豆满江（即图们江）沿岸，在当地重新登记和编队。从这些事实就可以充分猜测到当时情况的紧急。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是要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行赏，并在中共志愿军的帮助下迎接战争新的胜利。对此，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证据。我们只对在南北劳动党合并后的18个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定期会议上金日成是如何展开党的策略这一问题说明一下。金日成在这次会议中谈到了南北劳动党合并的意义。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朝鲜劳动党合并的联合中央委员会成立已有一年多了。一年前，为了应对复杂环境，全党齐心协力在统一的领导集体下更有力地开展民主建设，团结所有民主力量，把广泛的朝鲜劳动人民团结在我们党周围，我们建立了使我们党的力量更加强大的代表南北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的、决死的党的联合中央委员会。结果，我们党的统一的中央诞生了。我们在统一的党中央指导下，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与各民主政党、团体一起继续开展了强有力的斗争”（此资料摘自治安局特政科保管的虏获的共军文件，金昌顺，《北韩十五年史》，参照26页）。

　　正如金日成亲口所说的那样，统一了两党，建立了决死的联合中央委员会，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在南韩没有立足之地、也不能发挥作用的南劳党头目几乎都来到北韩成为金日成门下的食客，南劳党的处境已经无法维持党派的存在。野心勃勃的金日成的英雄主义举动和南劳党势力的削弱令人目不忍视。朴宪永也不是软弱的人，所以他丝毫没有拱手向金日成献党的想法。到北韩的党员都得到了职位，但就北韩的南劳党的存在问题，金日成和朴宪永之间是不会毫无争议的。

　　随着南劳党党员受到越来越明显的鄙视，在北韩好不容易得到职位的南劳党党员也越来越多地向朴宪永诉苦。朴宪永自己虽然担任了1948年9月9日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兼外相，但在南劳党党员的眼中，他的威信每况愈下。1948年夏季，北劳党毕业典礼酒宴上发生了酒后呼喊“朴宪永万岁”事件，这也反映了南北劳动党党员之间的矛盾在逐渐增大。于是北劳党把这一事件与朴宪永的宗派主义结合起来在党内大肆宣扬。这是要将此作为今后以宗派主义者的罪名把朴宪永驱逐出政坛的证据之一。还有一些南劳党党员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南劳党的叛徒，纷纷将南劳党的秘密告诉北劳党。朴宪永这位不屈的斗士也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煎熬。

　　随着朴宪永的压力逐渐增大，北劳党开始对各级党部下达指示，非公开地接受南劳党党员加入北劳党，与此同时，纵容那些得到工作的南劳党党员加入北劳党的行动也在悄悄进行。

　　金日成和朴宪永的“统一战略”对立

　　无论是战争带来的赤X化统一还是和平方式统一，为了南劳党，朴宪永以负责对南政治工作的身份，竭尽全力想使南劳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政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朴宪永对金日成的对南赤X化统一抱有幻想。朴宪永内心隐藏着以赤X化统一为机会、维持南劳党的独立作用的战略。朴宪永认为，在赤X化统一的过程中，掌握南劳党的独立主体，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这是南劳党不被金日成吞并的唯一道路（朴宪永最后岁月的秘书当中、在东京金日成的肃清党史 <wbr>之二居住的朴甲东至今仍在重复这一主张）。

　　朴甲东为朴宪永的党派策略辩护，他认为，朴宪永劝告金日成只发动有限的战争，是因为一旦战争开始，南韩社会所隐藏的50万南劳党党员会挺身而起推翻李承晚政权，朴宪永是以此在赤X化统一中为南劳党建功，建立统一的朝鲜劳动党，恢复南劳党的组织基础。朴甲东在1986年4月与笔者在东京金日成的肃清党史 <wbr>之二的一次会面中，谈到有些言论者认为朴宪永为了迎合金日成的强烈欲X望，“无不谄媚地说，如果战争开始，50万南劳党党员将会起义埋葬李承晚政权”，他下结论说这些言论者是不懂朴宪永的战略的庸人。

　　对于为了使南劳党不被金日成夺去党权而努力维持南劳党独立存在的朴宪永的政党策略和战略，在“6.25”战争期间与朴宪永同生死、共患难的朴甲东可能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正确、深刻地了解。

　　对此，搞清楚金日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非常重要。起初，金日成并不把朴宪永的南劳党放在眼里，他早早就计算无论是赤X化统一还是统一后的党权都归自己所有。1946年4月20日举行的一次金日成演说中，他说，为了使“美帝强占下的南朝鲜人民解放”，在北朝鲜创立和强化革命民主基地的路线“不仅要成为保卫共和国北半部的强大力量，而且要使之转变为争取韩半岛统一独立的决定性力量”。下面，他同时强调了其路线的发展过程。

　　“更加强化我们党和人民政权以及社会团体，更加紧密地把南半部人民中所有的爱国民主主义力量团结到我们党的周围，必须鼓励他们起来反对美帝和李承晚政党，开展全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更加强化作为我们革命发源地的北半部民主基地，不仅使我们的民主基地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保卫共和国北半部的强大力量，而且要把它转变为争取整个韩半岛独立统一的决定性力量”（《金日成选集》第4卷，1960年4月，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平壤，151页）。

　　从上面的演说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赤X化统一还是统一后的党权都是金日成的独占品。

　　“6.25”南侵前，在北韩众所周知的 “进攻南韩方案”中，有朴宪永方案，还有金日成方案和金抖奉方案。对此，笔者在1973年韩国宣传协会发行的《韩国动X乱》中进行了阐述，此书由多人执笔，为了方便，以一特定人的名字出版，本人将这一部分介绍如下。

　　“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韩上层社会的话题就是‘进攻南韩方案’中的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由金日成提出，该方案高度宣扬革命形势，认为当客观形势有利于开展韩半岛革命时，不要错失良机，要创造攻击的机会，以军事力量一举占领南韩地区，用政治的方法把南韩转变为与北韩统一的人民委员会政权形式。

　　第二个方案由朴宪永提出，在占领38度分界线的军事纷争地区的同时，与南韩当局共同商讨政治和解道路，并点燃南韩地区“自发性人民起义”的燎原星火。这样不会引起外国的武力干涉。

　　第三个方案由金抖奉提出，它与金日成、朴宪永提出的方案性质多少有些不同。金抖奉首先反对武力行为，主张代之以和平的方式为南韩社会中那些抗日革命遗属子弟以奖学金的名义提供资金，让他们进入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将他们分配到前线担任小队长、中队长，然后由他们在南韩军队发动起义，这样既不会发生同胞相残的南北战争也可以取得革命成功”《韩国动X乱》，77页）。

　　进攻南韩方案中的金日成方案和朴宪永方案在赤X化统一的战略上具有无法掩盖的微妙的矛盾。金日成主张只要客观形势成熟就从军事征服南韩，在南韩地区实施北韩的人民政权形式。与此相反，朴宪永主张先军事占领38度分界线的军事纷争地区，再与李承晚政府展开政治协商，并同时引发南韩地区的人民抗争，以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问题是赤X化统一的主体是北劳党还是南劳党。根据金日成方案，北劳党是主体，根据朴宪永方案南劳党是主体，金日成和朴宪永在赤X化统一战略上也暴露出尖锐的利害关系。

　　朴宪永不能在北韩继续维持南劳党的存在，对此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因此，1949年6月30日和7月1日这两天在平壤采取了南北劳动党的合并措施，由此诞生了今天的“朝鲜劳动党”。朴宪永成为三名副委员长中的一名，其他两位是北劳党的金抖奉和许哥而，委员长当然是金日成。

　　有关南北劳动党合并组成“朝鲜劳动党”的详细记录，在金日成集团公开的文献中没有发现。金日成的《政治词典》中，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委员会”的标题下，长篇累牍地介绍了金日成的教导演说（788-790）。但是这一报道首先就篡改了会议的召开时间，1950年12月4-6日举行的这一会议被篡改为1950年12月21-23日举行，对内容的篡改事实不言自明。

　　我们有必要对前面提到的金日成于1950年12月4日在满浦会议（此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3次定期会议”）上所说的“成立了代表南北劳动党全体党员的意志、统一全党的决死的联合中央委员会”这句话引起注意。为什么说南北劳动党合并组成了决死的联合中央委员会？如果是两党以各占50%的对等关系组成中央委员会，那可能就不会使用“决死”这一形容词了。北劳党不仅占据了委员长之职，还占据了三名副委员长中的两席，这应看作是符合中央委员数量比例的。那么由此可见，南劳党出身的中央委员数量之稀少。联合中央委员会秘书也是三人制，其中只有南劳党中第二号人物李承烨被选举为秘书。由此也可以看到，南劳党竭尽全力在联合中央委员会中与北劳党保持一对一对等关系，但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顺应屈辱的联合。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因此金日成一方面确认这是一次“决死的联合”，一方面不忘强调“统一的中央和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这是金日成在公开地确认“统一的中央”现在是全体北劳党，“统一的党中央”是他自己。

　　但是，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第3次定期会议上一方面以战争失败之罪责肃清了包括政敌金武亭将军在内的金一、林春秋、金汉重、崔光等多数军队及党内干部，一方面对前南劳党第二号人物李承烨以“功勋赫赫的组织者”之名大加赞扬。因为未来的战场要重新伸展到南韩的土地上，只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对李承烨的赞扬是毫不吝啬的。看到这一场面，也许会想，李承烨的生命中或许不会有肃清或没落这样的字眼，但是事隔不久，他最终被金日成判处了死刑。

　　对朴宪永、李承烨等南劳党系的肃清

　　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审判所举行了特别军事审判。这是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到一周举行的。这次审判与1953年8月5日至9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是同一时间。一边召开党中央会议，一边举行特别军事审判，对包括李承烨、李康国、林和、薛贞植在内的10人判处死刑，另外2人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监禁。检查机关拘捕时，他们的职衔如下。

　　李承烨（1905年2月8日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兼内阁检查委员会委员长，死刑

　　赵一明（又名赵斗元，1903年12月1日生）：文化宣传部副部长，死刑

　　林和（1908年10月13日生）：朝鲜文化协会副委员长，死刑

　　李康国（1906年2月7日生）：贸易部一般产品进出口公司社长，死刑

　　裴哲（1912年1月6日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长，死刑

　　朴胜源（1913年2月28日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死刑

　　薛贞植（1912年9月18日生）：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总政治局第7部成员，死刑

　　赵镛福（1909年5月21日生）：人民检查委员会上级检查委员，死刑

　　白亨福（1917年10月24日生）：内务部机关人员，死刑

　　孟种镐（1911年8月10日生）：武装游击队第10支队长，死刑

　　尹淳达（1914年1月13日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15年监禁

　　李源朝（1909年6月2日生）：朝鲜劳动党宣传部副部长，12年监禁

　　当韩国停战几乎已成为既定事实，金日成一派决心肃清以朴宪永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内旧南劳党系的高级干部。原因是与“6.25”南侵战争失败有关。“6.25”战争大大损耗了人民军的力量，金日成得到的只是废墟和战争失败的耻辱。但是连一杆枪都没有的南劳党成员逃亡到北韩，却通过“6.25”南侵战争集结了自己的队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金日成一派对南劳党的行为非常嫉恨，认为他们既没有与敌人斗争也没有为斗争做出贡献，而只是以战争的名义暗自团结队伍、壮大力量。结果在与敌奋战的三年期间，力量被大量消耗的是金日成的人民军，而以与敌人斗争的名义集结自己的力量增强实力的却是朴宪永的南劳党。

　　这时，金日成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卸到谁的身上。曾鼓吹“6.25”南侵是“朝鲜革命，是祖国解放的一次正义战争，必须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政治首领”脸面扫地，再加上战争中大量人员牺牲，一度被称为“百战百胜将军”的金日成的威信一落千丈。此时，有必要演出一幕“金日成英勇战斗，而以朴宪永为首的南劳党被美帝收买，阴谋叛乱，致使战争失败”的闹剧，以此作为战败的原因，肃清“朴宪永徒党”。为此，金日成一派对在战争中担任党秘书并负责对南情报工作的李承烨及其手下打上“阴谋策划国家动X乱的叛逆者”的烙印，并以“美帝间谍”的罪名决定将他们全部判处死刑。这里，李承烨负责的对南情报工作是派遣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队深入到南韩。为了揭穿金日成一派的杀人阴谋，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审判李承烨时把他和朴宪永分离起来软禁，并首先清除朴宪永的手下。李承烨作为党中央的3名秘书中的一位，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署以前就准备在南韩地区开展游击队斗争。在停战的可能性在客观上一成熟，他就向南韩派遣了更多的政治情报队和武装游击队。为此，李承烨把党中央联络部当作对南情报工作的大本营，并将手下的亲信安插在重要位置。裴哲成为联络部长，朴胜源和尹淳达成为副部长。

　　以裴哲为部长的党中央联络部下属有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队的集体训练所，即“金刚学园”，园长是李承烨的心腹金应彬。另外，东西海岸还设有游击队的联络所。联络部下属实力最强大的游击队是第10支队，队长为孟种镐，政治副支队长为柳原植。他们全是旧南劳党成员，队员共有大约四百名。在江原道内金刚驻扎的洪玄起部队也被用做潜入南韩的游击队，他们奉命于1952年3月移动到距离平壤南部20公里的中和郡再次进行训练。

　　到1952年9月可以立即派往南韩的游击队已接近1万1千余名。此外，1952年末，包括金刚学园在内的其他训练所中正在培养的游击队员总计约有4千名。这一数字是在对李承烨等人的起诉书中明确指出的，因此可能与事实有一些出入。

　　李承烨继续向南韩派遣对南工作队（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队），在东西海岸重要地区都布置了保障他们进行斗争的补给和联络网，由联络部直属管辖。

　　李承烨为革命斗争中的对南工作所做的这些铺垫完全掌握了党中央联络部，其麾下拥有了众多的武装人员。这些武装不是服从金日成命令的人民军，而是直接服从李承烨指挥的别动队。这些别动队如何采取行动，李承烨要比金日成清楚得多。因此，金日成一派对李承烨的监视即使是在战时也毫不松懈。1950年12月4-6日的党中央委员会第3次定期会议上，金武亭将军被脱下军装，林春秋等被逐出党外。虽然肃清风潮迭起，李承烨相反却成了“功勋赫赫的组织者”。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麻痹李承烨的一种伎俩。即使在战时李承烨被证明是有能力的，现在也必须被当作牺牲品，金日成的无能和罪责都推卸到了朴宪永身上。

　　对李承烨的起诉书中有如下九条罪状。①李承烨曾在1934年釜山监狱内发誓要放弃共产主义活动。②1940年在仁川警察署宣布转变信仰，向日帝乞求个人安逸。③从1941年5月开始担任仁川粮食配给组合的理事，这是以日帝密探的身份就职的。④李承烨因为有不光彩的过去和不纯净的思想意识，所以当美军一进入南韩，他就装扮成共产主义分子成为美帝的间谍。⑤成为美帝间谍以后，听从美帝的操纵，完成间谍任务。⑥“6.25”当时，向美帝提供了重大情报。⑦根据美帝的操纵，甚至阴谋发动反x政x府政变（颠覆金日成政权，为在平壤建立朴宪永政权而谋划——笔者注）⑧李承烨伪装共产主义者，胆敢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在其周围的共产党员中有知道其秘密的均处以极刑。⑨金三龙和李舟河的被逮捕（被南韩当局逮捕的南劳党干部——笔者注）也是受李承烨的操纵。

　　对李康国的起诉书中列举了以下四条罪状。①以与李承烨相似的条件被美帝雇佣为间谍。②与李承烨一起策动以38度线为警戒线的民族分X裂。③利用胁迫或金钱收买的方法，笼络不顺从分子。④加入李承烨的反x政x府政变，妄图颠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在平壤建立朴宪永政权并担任外务相一职。

　　对林和的起诉书中列举了三条罪状。①在与李承烨相似的过程中沦落为美帝的间谍，并与李承烨一同继续从事间谍活动。②李承烨的武装暴X乱在北韩发生时，被内定为负责将暴X乱引向胜利的政治及宣传煽动的组织工作。③当李承烨的武装暴X乱取得成功，建立朴宪永的革命政权后，内定其为教育相。

　　此外，对赵一明、裴哲、朴胜源、白亨福、孟种镐、赵镛福、薛贞植、尹淳达、李源朝的起诉书也与李康国和林和的大同小异，列举了他们的罪状。

　　李承烨一党12名在特别军事审判中被冠以“阴谋策划国家动X乱的叛逆者”之名，判定为“美帝的间谍”；另一方面，朴宪永被分离出来，后来宣布处以死刑。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以下的忧虑，如果对他们同时进行审判，从内部来说，旧南劳党是否会发生叛乱令人担忧，从外部来说，处置作为正统派的朝鲜共产党的标志性人物将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非难和指责。

　　在于1953年8月初对李承烨、李康国等南劳党12名最高干部进行血腥肃清同时，朴宪永却杳无消息。他已经成了被紧锁的囚犯。当时，关于他的传闻沸沸扬扬，有的说他被移交到苏联，有的说他逃亡到了日本，然而金日成并不是宽容地拯救朴宪永的伟人。朴宪永于1955年12月15日在金日成集团的最高军事审判中以间谍、破坏、杀人、暴行等罪名被宣布判处死刑。

　　对朴宪永的起诉书中记录着以下罪状。①朴宪永于1919年与美帝间谍安德伍德有过接触。②1925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后加入日帝，背叛朝鲜共产党及其领导，并从事逮捕他们的秘密侦察活动。③1953年8月，操纵了以与朴宪永相同罪名被肃清的李承烨、赵一明等的间谍活动。④颠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在平壤建立新的政权，安排李承烨、赵一明党内要职，并阴谋政变。

　　这种捏造罪状的行为不得不令世人哑然失色、无可奈何。朴宪永与延禧专门学校的创立者安德伍德博士接触后成为美帝间谍，1925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后加入日帝，背叛朝鲜共产党，并从事逮捕他们的秘密侦察活动。这样的起诉书无论是地下的安德伍德博士还是与日帝警察有关的日本人都会啼笑皆非的。

　　在朴宪永被宣布判处死刑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莫斯科广播第一次报道了这一事实。据传闻，由于莫斯科当局不赞同肃清朴宪永，因此在对李承烨宣判后的2年4个月后才审判朴宪永，但是我们谁都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

　　之后据说党组织内部泄露了这样一件事情，朴宪永在金日成党内安插了李康国和崔容达等耳目，而金日成则在朴宪永党内安插了具载洙等耳目，双方互相侦探情报。当初，朴宪永和金日成同床异梦，为了掌握领导权，互相较量。朴宪永被判处死刑从这里也应该能找到根本原因。

　　只是，事实是把“6.25”战争失败的责任都推卸到朴宪永、李承烨一党身上，捏造了看似合理的谎言，给他们扣上“美帝间谍”的罪名。此问题在1987年6月24日《中央日报》第5版登载的题为“‘6.25’特辑，分X裂的背后”、副标题为“申福龙教授在美调查韩国关系秘密文件”的如下报道中清晰地表现出来。

　　“停战协定的胶着状态使军队指挥官们困惑，他们认为有必要了解战争主人公金日成的内心想法。尽管如此，在没有适当的渠道和谍报网的情况下，联合国司令部一个叫朴镇彦的人登场了。他曾是前南劳党庆尚北道党的一位重要人物，“1.4”后退之后他仍然留在了汉城。朴镇彦于红色政权统治下的1951年1月25日同他一直尊重的独立运动家崔益焕一同与担任北韩司法相并总体负责对南事务的李承烨见面，并呼吁反对同族相残。在这里，关于停战问题双方基本立场一致，李承烨要求朴镇彦拿出李承晚的信任书，朴镇彦为了取得信任书南下釜山。此时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北韩军队撤退。通过前延禧大教授、当时负责联合国军司令部翻译工作的李容兼的周旋，重新回到韩国军队控制下的朴镇彦会见了美军谍报员，并且美军方托付朴镇彦潜入平壤进行停战交涉。

　　1951年7月28日，由于美军方面的周旋，通过前线来到北韩的朴镇彦与李承烨会面，并于当年9月8日返回了南韩。他带回的北韩的要求是让崔益焕赴北韩具体商讨休战条件。于是崔益焕在美军的协助下于1951年12月进入北韩，他在北韩没有与金日成或李承烨会面，于1953年5月回到南韩。这期间，他被幽禁在平壤近郊的一个农业实验所内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灌输。”

　　李承烨是党中央委员会三人秘书中的一位，并兼任司法相，1954年“1.4”后退时，他还是汉城市临时委员会委员长。朴镇彦与李承烨在汉城见面时李承烨正是汉城市人民委员长。他推出独立运动家崔益焕，得到军方的协助往来于平壤的这一事实成为金日成用来给其添加美帝间谍罪名最合适的材料。

　　金日成为了最终转嫁“6.25”战争失败的责任和肃清党内宿敌朴宪永，把李承烨与美军方谍报网接头的前南劳党要员朴镇彦接触的事实捏造为间谍活动，对朴宪永一党进行血腥的肃清。

（※出处：此文登载于月刊《北韩》198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