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mily Hahn
译者/李加音 王艳凤 孙兰迪 刘幸延 李小明
(一) 我一直想当个瘾君子，但这并不是我去中国的原因。我对鸦片的渴望要追溯到懵懂的童年时代，那时候我的梦想很多，譬如想成为研究鬼的顶x级专家，世界滑冰冠军，还有驯狮冠军，你懂的。但去中国时我已长大**，早把童年的各种幻想忘得干干净净。 海伦(Helen)总说，等她去过了日本，就会立刻回到美国加州，她的丈夫在那儿等着她。但随着离开日本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却迟疑起来，绞尽脑汁想找个借口来延长她的旅行。她对我说，中国与日本只是咫尺之遥，而她有个老朋友就在上海，错过这个绝佳机会太可惜了，我们何不去中国一趟，花个周末走走看看呢?我欣然同意，尤其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并不急着回美国。我打算在海伦回家后，自己悠悠闲闲地南下，再在比属刚果找个工作安定下来。而这些并不急于完成，因为我还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一阵子。姐姐海伦也自然而然地同意我的计划，因为她知道我被前男友甩了。于是官方一点的说法是，我要去刚果散心，抚平内心的创伤，这么做着实名正言顺。我对她的态度也很随和，我想如果她暂时不想回国，那也与我无关。 所以当她提议去中国时，我便说：“好呀，为什么不呢？” 我们便去了中国，并爱上了上海。海伦死皮赖脸地要多待两个月，她挤进各式各样的活动中：参加聚会，逛寺庙，逛古董店，通宵定制礼服，去北平旅游，受大使馆接待，参加各种竞赛。而我并未跟着她。在我来到中国的第一天，我就清楚地决定要留下来，哪儿也不去了，于是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刚果之行，并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在海伦离开前，我已在一所中国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很久之后，我重拾了年少时成为一个瘾君子的梦想。 初来乍到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察觉，有大量的毒品遍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为人享用。尽管它的气味弥漫在贫困地区，我也无法将其辨别出来。我以为那种类似于煮焦糖或给哮喘病患者吸食的草药烟味，只不过是中国厨房里神秘莫测的废气。当我轻快地穿过大街小巷，停下来为黄包车或马车让路时，就会闻到那种气味，但之后也就继续走我的路，浑然不觉附近正有人沉醉在书中描写的邪恶可憎的毒品里。我自然是没见过抽鸦片的人的，因为即使是在上海这样自由放纵的地方，抽鸦片也是违法的。 最终我是通过一个叫潘海文（Pan Heh-ven）的中国朋友（见上图，指邵洵美，民国君注），才知道那气味代表着什么。在此之前，我曾和他参加过晚宴，见过他的许多朋友，他们大都是诗人和老师。在中国餐馆，当最后一道菜和米饭都凉了,宾客们在整洁的饭桌上喝掉最后一杯茶，晚宴通常就结束了。然而那晚大家仍意犹未尽——他们总是如此——于是我们便围在马路边上，就着餐桌上聊起的现代文学话题接着讨论起来。我们所在的地方叫中国城(the Chinese City)，位于租界线外，横穿苏州河。那时天气相当热，皱巴巴的旧报纸在热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刮擦声，就像淌在下水道里的大把秋叶发出的声音，中国男士的长衫也随着风摆荡着。出于礼貌，大家在晚宴时都说英文，但现在情绪亢奋的他们早就转换成了中文。我一直站在旁边，等待有人想起我的存在，并帮我叫一辆出租，直到潘海文对我说：“啊，请原谅我们冷落了你这位外宾。大家正打算去我家里，你愿意来吗？” 我当然愿意。他甚少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这让我好奇不已。于是我们都动身去他家——那是一所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比我在美国所见的房子都要大。说它是维多利亚式，那只是从外观上看，因为房子前门的山形尖顶和粗灰泥墙很像我了解的那种建筑，而屋内构造却截然不同。房子空荡荡的，匆匆一瞥便一览无余，因为各个房间的门都大开着——没有地毯，没有墙纸，只有零星几件家具。那些摆在地板上的桌椅和沙发显得冷冰冰的，就像破产商店里被丢弃的几件货品。但这房子并非空无一人。有一撮人在屋里——一个男人躺卧着，似乎在用慵懒的身躯对抗那线条硬邦邦的沙发，四五个小孩蹦蹦跳跳地低声嬉笑，还有一位穿着蓝色仆人罩衫和长裤的老妇人和一位着素净深色长裙的年轻妇女。 邵洵美夫人盛佩玉（中）与项美丽（右） 看样子，这年轻妇女就是海文的妻子，孩子里至少有几个是他们的儿女。这全家人都呆呆地看着我，让我很尴尬，一个活脱脱像是迷你版海文的小男孩，说了点什么，惹得大家笑得更响了。海文向家人简单嘱咐了几句，便让我们随他上楼，来到一个更温暖舒适的地方。这儿的房间墙上糊了纸，尽管对我这个西方人来说，房子依旧是空荡荡的，但的确比楼下多了些家具。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一间卧室，两张坚硬平坦的躺椅并在一起，一头靠着墙壁，椅上摆着一堆小枕头。屋子中间，有张宽大的正方形的白布单，放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些我不认识的物品——一盏小小的银色油灯投下倒挂的玻璃杯形状的阴影，几个小盒子，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小玩意。我找到一把坚硬细长的椅子坐下，其他男士们则非常随意，一边聊着，一边自行找个地方落座，捡出几本书，草草地翻阅两下，毫不在意双人躺椅上正发生着什么。但我却发现躺椅上的一切十分奇特，痴痴地看入了迷。
海文朝左侧卧下来，身子就近对着托盘，点燃了油灯。海文的朋友华庆（Hua-ching），一位矮胖的男子，在他的右边躺下，对着托盘的另一头，面朝海文，两人的头和肩撑在枕头上。海文一直说个不停，但手上却不闲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活——最开始我以为他在织东西，还奇怪为什么从来没人提过在中国编织活儿是男人做的。之后我才看清那穿梭在两根针之间的不是纱线，而是又黑又粗的胶状物。他用针尖来回搅动着胶状物，那东西就像初凝的太妃糖，颜色也慢慢变化着，从深棕转成茶色。就当它快要变硬的的时候，海文把它全裹在一根针上，再用一个陶瓷器具，约摸有着一茶勺那么大的圆口，这器具更像杯子，但顶口却是封闭的，只在中间削了个洞出来。海文把针上的胶状物塞进洞里，丢掉针，任那胶体迅速变硬成型，像座从洞里探出头的小火山。接着他拿起一根打磨过的竹竿，竹竿的一头有个大圆洞，镶着一组银色雕纹。他把陶瓷小杯固定在圆洞里，另一头喂进嘴里，手持着竹竿，让圆洞悬在油灯火苗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小火山随之冒泡，蒸发，直到消失不见。接着，一缕蓝烟从他嘴里升起，空气里瞬间弥漫着那股我在巷子里闻到的气味。真相在我脑海里明朗起来。 “你在抽鸦片！”我喊道。大家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忘了我在那儿。 海文说：“是的，当然。你以前见过人抽鸦片吗？” “没有。但我很感兴趣。” “想不想试试？” “啊，想。" 没有人反对，或者表现出惊讶。事实上，除了华庆之外没人留意我。在海文的要求下，华庆抽了一管烟给我做示范，接着便躺在枕头上休息了几分钟。“如果你立刻起身，就会头晕。”海文解释道。我仔细观察着华庆的技巧，当我在躺椅上卧下的时候，已经对整个步骤了然于胸。要使劲儿地吸，越深越好，并且把烟含着，越久越好，直到忍不住了再呼出来。想到自己从未吸过烟，我很担心我将永远无法成为瘾君子。在白日梦里，或者说是在梦里，人们不会考虑真实的自我和肉体的缺陷。浪漫主义者总是面对这样的困境，但那一晚我却幸免于此。当我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几乎要吐出来，但却没有因此闭上喉咙，过了一阵子我就觉得没事了。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一口气消灭掉那座小火山，但就一名新手而言我表现得不赖——甚至还挺不错。我沉醉在没有咳嗽的胜利感之中，全然忘了抽鸦片后身体的最初反应，差点要站起来，是海文制止了我。“躺着别动，我们来聊天吧，”他建议。我们便谈天说地，聊各种书籍，还有中国政治。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这却丝毫没影响到我。大家不得不用英语说话，我对他们讨论的任何话题都听得兴致盎然，而当他们中间杀出中文的时候我也毫不介意，那正好给我时间思考。任何事都没必要介意。我躺在椅垫上，看着海文给他自己卷烟，觉得这世界是那样迷人，那样仁慈。管子（pipes）——他们这样称呼竹竿和管道，兴许是因为它比烟斗的单词pipefuls简单。不过反正用“pipeful”也并不准确。只有一次，当华庆问我感觉怎么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刚才做了什么。 天哪，我刚才在抽鸦片！这太难以置信了，特别是我看起来和没抽一个样。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告诉他。“我是说，我和大家玩得很尽兴，但我并没感到有任何不同。也许鸦片对我没作用？” 海文捻了捻小胡子，微微笑了一下说：“看看你的手表。”我惊讶地喊出声来，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你看，就是这样”,海文说，“几个小时来你一直保持着同一种姿势，你从未动过胳膊或摇摇头。这就是鸦片造成的后果，我们叫它大烟”。 “可是我只抽了一管鸦片。看看你，你已经抽了四五管了，还是没什么事啊。” “那也是鸦片造成的。”海文神秘地说。 （二） 第二天清晨，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努力回想自己是否因药物而沉浸在幻梦中，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我一个梦也没做，真叫人失望。我对鸦片也没有任何渴望。我完全没有对鸦片上瘾。我几乎断定鸦片成瘾这件事仅仅是精心策划的神话而已。不过，几天后我又抽了第二次，然后第三次……一发不可收拾。长话短说，这一年，我试尽了各种办法让自己对鸦片上瘾。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我是何时成为瘾君子的，可我记得，海文的妻子佩瑜（Pei-yu）说我有鸦片瘾的那晚。那晚，我六点到他们家，他们全家都在抽烟室里。那个画面很温馨，孩子们在地上玩耍，佩瑜坐在沙发上织着毛线，海文躺在他家专属于他的位子上，悠闲地囤积着鸦片堆，为后面节省时间，时不时用食指把鸦片滚成一团来检测它的质地。一个上好的鸦片团应该有恰当的颜色，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粘。这种精益求精的过程能增加抽烟人的乐趣。我想那些对茶叶吹毛求疵的人们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1940年5月项美丽（中）随宋氏姐妹视察重庆军医院 那晚我觉得难受极了。我感冒了，并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太晚。我也正处于对海文的极度愤怒之中。那时，海文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家报社，我正准备在那里出版一份中英双语杂志，或是更确切地说，我正努力争取出版它，但是海文的态度却吊儿郎当。那天，我在家白白等了几个小时，因为他之前信誓旦旦地说三点前会送过来一些校对稿。当我走进他家那间环境平和的抽烟室时，要不是我想打喷嚏，我早就把他大骂一顿了。我打完喷嚏后，佩瑜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锐利，然后她开始责备海文。我学的是普通话，所以没能听懂他们所说的上海方言，不过她说话的语气再明显不过了。 “佩瑜说你上瘾了，这是我的错”，海文略带得意地解释了一下他们刚才的对话。 我对自己上瘾的事实有些吃惊，但海文在出版上的失职让我很不快，于是我不客气地回道：“她为什么这么说？”我习惯性地躺下来，伸手去拿烟管。 “因为你流眼泪，还流鼻涕。” “所以？这是一个症状吗？”我看着狠命点头的佩瑜。我吸入一管，继续说，“但这不是我流鼻涕的原因，我得了重感冒。” “哦，是的，有鸦片瘾的人总是感冒，”海文又装了一管说。”不抽大烟时，你就会流眼泪。但我想我妻子搞错了你的状况。你还没有鸦片瘾。就算是我，也没有上瘾，或者说瘾不大，虽然我抽得比你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有许多事要做，不是那种会成瘾的人。” 不会的，我回想了下，佩瑜肯定夸张到荒谬的程度了。我完全能甩掉鸦片。我喜欢鸦片——我当然喜欢它。我已经领略了它的愉悦之处。我过去对吸毒放荡的浪漫观念和重口味的幻梦已不复存在，但我并不遗憾，因为，现实更加美妙。躺在一个安静的屋子，说着话，抽着烟，或者按顺序来说应该是，抽着烟，说着话，这是多么开心、惬意而愉悦啊。我告诉自己，我没有上瘾，但是我总得养成欣赏它的习惯。有人花很多时间抽大烟，但是毕竟，他们有大把时间。那些在上海的外国人热衷的夜店、鸡尾酒和晚宴派对已经令我生厌，但为了同伴我也会去喝上几杯。现在，我几乎不去那些地方了。鸦片让我远离酒，不抽鸦片的人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不论在哪里，烟民们的品味和思想似乎都与我意气相投。我们会一起大声朗读许多东西——大部分是诗歌。阅读、音乐和绘画足够让我们感到快乐。我们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或是放纵情欲......当我谈论鸦片时我似乎以一种萎靡颓废（fin de siècle，译者注）的语言讲话，可能是因为当我抽鸦片时，我过的就是这种萎靡颓废的生活，无论是社交上还是文学上。现代、洋派的上海人排斥抽大烟——不是在道德层面，而是因为大烟被认为是过时的。但我那些穿着传统长袍的朋友们，却有意表现得很保守，而鸦片是他们保守态度的一部分，现代人则更喜欢用威士忌和白兰地灌醉自己。鸦片意味着衰落，属于爷爷那代人。 我们曾读过一本科克托（Cocteau）写鸦片的书，并做了讨论。其中有一些插图，描绘了一位接受治疗的男子的感受，华庆很喜欢那些图。在图画里，烟管越来越大，而男子越来越小。接着，烟管开始长到他身上——他的四肢变成了烟管——直到最后，他整个人完全由烟管组成。在这些讨论中，海文有时坦言自己是一个瘾君子，但有时仍旧说他不是。我永远不知道他会就这个话题给出怎样的结论。“我抽鸦片是因为我哮喘，你知道的“，他曾说过，“我父亲有哮喘，所以他抽鸦片。我也有哮喘，佩瑜也有。她发病厉害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抽一管，因为鸦片能有效缓解哮喘“。 一天，他比往常更加自相矛盾，我同当时在场的烟瘾者，起草了一个抽鸦片信条： 1.我永远不会有鸦片瘾。 2.我不可能有鸦片瘾，我是那些对鸦片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之一。 3.我的鸦片瘾不大。 4.这只是毅力的问题，我随时都能戒烟。 （三） 时间。它已经无法控制我了。钟表运行的速度不同，这令人很惊异，有时飞驰，有时又停滞。为了跟上我工作的节奏，我必须经常看手表。我不注意的时候常会错过时间，使我忘记约会，或滞后很久才完成任务。我常会犯困。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们会说：“你需要睡眠。”——但我从未感觉犯困，千真万确。在我的心里，我的思维异常清晰，我可以一整夜高谈阔论，不想睡觉。这是因为我有鸦片瘾了，我承认了这一点，并且我很高兴我能泰然处之。回想起来，我们这些鸦片成瘾者，会超然地思考，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会为不开心的事烦恼。酒精成瘾者会想哭，但是鸦片成瘾者不会。你找不到一个烟鬼会对卖鸦片的人又哭又闹地诉说自己的秘密。我们是高冷而含蓄的。其他人也许会觉得我们懒散迟钝，但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抽鸦片的第一个反应是刺激。我会充满各种新奇想法，当我躺在那儿时，我会计划各种活动。随后而来的则是一种困倦的感觉，但即使在那时，我的脑袋里，我昏昏下沉的眼皮背后，我的思维仍很活跃。 不过，我无法忽视它的弊端。我配不上“超然”这个词。作为一个鸦片上瘾者有极多的不方便。我不能离开我的、或者说是海文的鸦片盘，没有丝毫想回家的感觉。我会想到暗屋子里的台灯，温馨、和平、舒适，满腹憧憬。然后我的鼻涕流下了，我害怕外面有人会看到这一幕，知道我的问题。我说害怕，是真的害怕——因为某些原因，我害怕被人看到我在抽鸦片。这很奇怪。的确，虽然抽鸦片在上海是非法的，但是不会有什么审判员调查我。可我仍然害怕。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生理反应，就像流鼻涕一样。 我们躺在鸦片盘的周围，长篇大论地讨论各种微小的观点。华庆有一个理论，他认为与其说鸦片瘾是由于抽鸦片，不如说是由于抽鸦片的时间。“如果你每天抽烟时间不同，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烟瘾，”他热切地向我们保证。“最大的错误是每天在同一时间抽鸦片，我故意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抽鸦片。你们知道的，这都是大脑的反应。” 杰（Jan）是个波兰人，他有时候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是鸦片本身引起的，”他说，“如果这是大脑的反应，我的身体怎么也会感觉到？”争论在混乱的定义中慢慢消退。抽鸦片的人喜欢咬文嚼字。但是，有一天我下定决心来测试一下到底谁是主人，鸦片还是我，我接受了一个英国团队的邀请，到河流上游的一个船屋共度周末。在中国，和外国人在一起是不可能抽鸦片的。 然而，情况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糟糕。我很快感到无聊，我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桥牌上面，之后我连玩都没法玩了。我得了重感冒，睡得很少，胃不舒服，腿也受伤了。不过，这还不算那么糟。我不想躺下来尖叫——这可能是鸦片瘾带来的。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感冒急剧严重起来——但那又怎么样？人人都可能感冒。唯一让我真正难过的是在一个野蛮世界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赤身**和浑身颤抖所带来的恐怖感......回家后半个小时，我已经在海文家里，烟友们听我一五一十地讲述经过，根据他们各自的性格表达欣赏、怀疑、或是嫉妒。我很高兴大家都理解我想戒烟的冲动。看上去，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时刻产生过这个想法，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坚持。 “你其实可以给她一些鸦片团，"华庆责备海文道。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那些不得不暂时离开鸦片灯的烟瘾者通常会带上一小团鸦片，在烟瘾上来时把它含在嘴里。含鸦片团和抽鸦片不一样，但是可以缓解一些不适。 海文说：“我是故意不给她的。她想看看犯瘾是什么样子，吃鸦片团会破坏效果的。此外，鸦片团多少有毒。如果她仍然想要的话，下次可以给她。” 我惬意地依偎在枕头上，说：“不会有下一次了。” （四） 几周后，我病了。我一定是抽了太多的烟。如果只是轻度过量，我可能只会做噩梦。但是这一次不是轻度的。我在从海文那儿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吐，进门之后仍停不下来，最后还是男仆叫的医生。这个医生是个美国人，他已经在这个社区里工作很多年了，但是我对他并不熟悉。当然，我并不打算告诉他哪里有问题，在他给我检查脉搏、看舌苔和测体温时，我一直保持沉默。最后，他得出结论，“是黄疸。你没有发现你肤色变黄了吗？” “没有啊。” “好吧，你简直像橙子一样黄了”，他说，“你一天抽几管烟？” 我被吓了一跳，但是如果他能保持镇定，我也能。“哦，十管、十一管，大约是这个数。”我轻描淡写地说。他点了点头，开了处方后就走了。没有训诫，没有给警察打电话，什么都没做。我应该感激他的宽容大度，但是我很生气，第二天就对海文讲：“他知道的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多。没有人会数抽了几管的，一个人的一管可能相当于别人的两管。”而事实是，我很讨厌那个医生踏进我的私人领地。 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问我好点了没有，我会说我正在慢慢恢复。我一点都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除了那个医生以外，其他外国人都猜不中我的情况。他们肯定认为我是气色不好，当然也会认为我是在走神，但没有人能料到这是抽鸦片的后果。中国人显然就不一样了，他们之前已经见多了。我曾经惹恼了一两个中国人，但是最后我还是挺过来了，尤其当时正值中国和日本打仗，租界外边战火连天。炮弹在我们这小小的安全岛的四周落下，有时还会因为偏离目标弹到租界里面。那个美国医生没有对我采取其他措施也不奇怪，他要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没有被打仗困扰，不久之后我就已经习以为常。鸦片涨价了，这才是最要命的。 但是战争使我与曾经的世界完全隔离，随之，一点一点的，我不再关心谁知道或者谁不知道我的病情。那些登门拜访的人，即使不是烟鬼，也被我直接带到我吸烟的房间。我现在的行为举止很像海文；在我左手的食指上竟然也有油油的烟渍了，跟他一样，轻易洗不掉。那是测试鸦片丸冷却后的质地时留下的。海文觉得这很有趣，经常叫朋友们来看我的食指。“瞧，”他说，“你们见过哪个白人女孩手指上有这个吗？” 我不是上海唯一吸鸦片的外国人。除了杰，我还知道其他的几个。有一位是在法国外交部门工作。他和妻子在印度支那染上了这个嗜好。通过他们我遇到了鲍比（Bobby），一个德国难民，也是一个在上海积累了多年行医经验并以此谋生的医生。他不是瘾君子，我从来没见他碰过烟管，但是他好像经常和瘾君子呆在一块。有时候我会好奇为什么他总去海文那儿。我宁愿他不来，因为他很无聊。不过，对于我来说，只要是外国人，不管有趣还是无聊都无关紧要，所以一天下午他碰巧来拜访我，那时我刚收到了一封令我震惊的信，我就照实跟他说了。 “这和我正在出版的一本愚蠢的杂志有关，”我说，“他们想扩大发行量——我是说杂志的老板们。他们说我得去重庆跟他们谈。”“你一定不能去。”鲍比说。 “或许我也能去，”我用手肘撑起身体，气愤地说，“我当然能去，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不能吗？只是比较麻烦而已。”我又躺下了，开始迅速地卷鸦片丸。我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我必须得做的事情——布置房子，拿到旅行许可。我还得借道香港，从那里坐船，然后再飞到内地。想想都觉得累，鲍比这时又对我说： “听我说，仔细听着，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 这次他总算唤起了我的忧虑：“为什么不能？” “因为鸦片，你的嗜好。”鲍比说。 我笑了。“哦，就是这个吗？这个没关系的。”鸦片丸好了，呈圆锥形状，我开始吸。“我随时能停下，你不了解我，但是我跟你保证我能随时停下。” “你最近一次尝试戒烟是在什么时候？”他问我，然后顿了顿。我没有回答，正在尝试着回想。他继续说，“我确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认识你有一年了，这期间你从没停止过。你会发现你做不到的，小姐。” “你错了，”我激动地说，“我告诉你，你大错特错，你根本不了解我。” “如果你在内地吸鸦片被抓到就不那么好玩了，如果你被抓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做了一个切喉的姿势。他是指国民党颁布了一个新法案，被抓到吸鸦片的人会被砍头。但是这当然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迷茫地看着他说：“那我怎么办？” “你会没事的，因为我可以帮助你，”鲍比说，他突然变得轻快愉悦起来，“你能很容易地被治好。你听说过催眠疗法吗？” 我说当然听说过，我甚至见过，“学校里有一个学医的学生能让人睡着，他只需要让他们盯着一个灯泡，再暗示他们其实很困了。” 鲍比借用了我的电话，说的是德语。他挂了电话然后说：“我们从明天早上开始，我的小医院里有一个床位可以给你用，相当于一间私人病房。明天尽量早起，做你平常做的事就行了，你还可以抽烟，我不反对，但是上午九点钟的时候你得到那里。我会给出租车司机写明地址。”他确实这么做了。临走出门时他又说：“海文会劝你别这么做的，你知道的。不要听他的。” 我说：“哦，不，鲍比，他不会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不会干预的。” “总之别听他的就行了。不要忘记带一个箱子，装你晚上需要的东西。你也可以带点鸦片丸，但是你如果带了我会找到它们的。所以你还是别带了。” 在我成为瘾君子之前，我曾经认为一个烟瘾很重的人是会担心经济破产的。事实却不是这样，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在某一阶段，吸烟者会非常乐意接受任何建议，包括破产。戒烟？为什么？当然，他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明天就开始。抽了几管烟之后，我对这个想法很满意。我给海文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他也很高兴，但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急。 “哦，真棒！”他说，“但是为什么是明天呢。如果你能等等，我们就能一起了。跟别人一起总会容易点。等等我，我也让鲍比把我治好。” “我也很想这样，海文。但是他已经在医院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现在不能临时改变。而且就像他说的，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了，离我去重庆只有几周了。下次换你做的时候会顺手点的。” 他回复的声音过于甜美，我就知道话里有话，“当然，你特别愿意听从一个你都不怎么认识的人的建议……” 抗战时期的宋氏三姊妹，摄于重庆。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我纠结了一阵，但直到挂电话我也没有让步。不管吸没吸鸦片，我十分清楚如果答应等等海文会发生什么。因为不论是等他来茶话会，还是等他一起治疗都一样，他会不断延期，延期，直到这件事被忘记了。我耸了耸肩，又吸了一管烟，害得我第二天差一点就睡过了，但是我没有。管家把我的包放到了出租车上，自言自语着，看着我上了车。他脸上显现出担心的表情，他一点都不相信这个方法。“我很快就去找你，”他答应我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鲍比的医院。我们驾车开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经过了这个异国城市的无数商店与房屋，以至于我觉得很可能会开进日本的防线，但是没开那么远我们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一幢和上海常见的中产阶级楼房差不多大小的建筑，只是简陋了点。入口处挂了一面脏兮兮的印着红十的旗子。鲍比站在门口，如释重负般地笑了，露出皎白的牙齿，他戴的眼镜在朝阳的反射下一闪一闪。很明显，他不确定我会不会来，他又问了我海文对这件事怎么看。 “他也想让你以后把他治好，”我告诉他。 “只要他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进来。护x士会看管好你的手提箱。” 项美丽与女儿卡罗拉，摄于1945年。 我跟着他进入了一个墙壁看起来不怎么结实的办公室，办公室满满当当的，除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档案柜，一张旧的大书桌，还有一把同样堆满东西的椅子。他叫我坐到那把椅子上，然后递给我一个药片和一小罐水，让我服下。我好奇地看着四周。屋子里的墙边堆着一些硬纸箱，还有一个放仪器的柜子。一小片阳光投射在地毯上。屋子里很热，汗水顺着鲍比的脸颊流下来。尽管吸大烟的人对气味不是很敏感，我还是能闻到消毒剂散发出的味道。我问鲍比这个医院是治疗什么病的，他说所有的病都治。他讲话心不在焉，一边来回踱步，等着我服下的药发挥作用。 我问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药片。那个医学生只用一个电灯泡。” “哦，我能那样做，但是那样花费的时间太长”，鲍比反驳说，“将来，我想一下子就能把满屋子的烟瘾者都治好，成组地实施催眠。你觉得如果我试着让每一个人盯着电灯泡看，我能实现什么？不，巴比土酸盐见效更快。你现在感觉到困了吗？” “不困。为什么是一屋子对大烟上瘾的人？” 他解释道，只有这种方法，要不然他一个人不能应付这么多人。事实上，他说，我的治疗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服务的。如果效果好——效果会好的，效果一定会好的，他跟我保证，然后想让我尽可能发挥我所有影响力说服当局雇佣他为全中国的鸦片首席治疗师。他踌躇满志地谈论着他的计划。我仿佛透过明亮的玻璃看到，在学校的讲堂里，一排一排穿着白衣大褂的长得都差不多的中国人，都扬起脸看着站在高耸讲台上的鲍比。他说着，说着…… “你允许我在你接受催眠治疗的时候也用一点心理疗法么？”他真的这么说了，是对我，而不是穿着白衣大褂的中国人。 我激动起来，强迫伸直打结的舌头回答：“好，只要你保证告诉我接下来的情况，你保证么？” “好，好。”他又开始踱起步子，扭过头不耐烦地说：“你现在困了，你需要睡觉。几分钟之后……” 然而没过几分钟，我又完全清醒了，我坐起来，兴高采烈地说：“你的药没有效果。” 鲍比继续踱着步子，又开始搓起手来，“非常有趣，太有趣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像在自言自语。突然之间房间再次陷入黑暗，我说：“这没有效果。”现在我觉得很失望，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鲍比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 “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么？”他问道。在很久之前，我依稀地记得，海文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是鲍比自问自答，“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你是在今早不到十点钟的时候睡着的。” “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揉着额头。 “你几乎一直都在说话。除了我中间停下一会儿去吃饭的时候。” 我很震惊，但是鲍比没有给我时间讨论这件事情的怪异之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你还想抽大烟么？” 我摇摇头，脑海里托盘和亮光的灯组成的画面确实消失了。事实上，他的问题倒让我吃了一惊。我为什么应该想要抽烟呢？ “你没有抽大烟的欲X望，连想都不想？”他坚持又问了一遍，我又摇了摇头。 鲍比说，“好，你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如果想吃东西也可以吃点。我已经吩咐了，明天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你，目前这样对你最好，但今晚我会来看看你。” 我试着站起来，但是一个喷嚏阻止了我。“我感冒了。”我说。“哦，鲍比，我的分析师，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你非常有趣，”他激动地说着，“这是王护x士，她会照看你的。”说完便走了。 王护x士领着我穿过走廊，她紧张不安，就像拖着一艘游轮进入泊位。她领我走进一楼的一间房间，屋里有一张行军床，白色的墙壁，还有一面落地窗，从窗口望出去是一个野草疯长的花园。床单是磨破了的，锈色斑斑。王护x士已经打开了我的行李，把东西挂到墙上的钉子上。当然，我上X床后迷迷糊糊地想着，中国人不把衣服挂起来而是折叠好放进箱子里……后来，晚饭托盘送到我的胸口上，米饭上盖着一层褐色的黏糊糊的汤汁，让我毫无食欲，过了一会儿盘子被端走了。鲍比那天晚上一定来了，但是我不记得。 （五） 没有任何原因能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困，几个小时后我醒来时这么告诉自己。我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感觉不舒服，但却说不出是哪里。喉咙、手臂、腿、胃？不舒服的感觉四处游走，似乎只有良心好过些。当下我对世间万物充满愧疚，但那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忍耐。然而，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心情会好些。我想起杰曾经准确地表达了对鸦片的感觉。他有一条腿残废，当吸完一两管烟之后他说，“痛苦仍在，但它不再痛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痛苦一直没有消失，现在它又开始痛了。就是这样。不过这是可以忍耐的，一定可以的。 1995年，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看望暮年的项美丽 有一件事情对我帮助很大。在这一周里，没有出现过我预想过的最坏情况，那就是如果我吸一管烟就会好一点。我意识到是催眠疗法起了作用。然而我对它的了解并没有破坏治疗效果。它生效了。我不再被锁在房间里，前门那里也没有守卫。如果我想走，我可以穿上衣服走回家，或者去海文家，但是我不想走。在我所有的冲动里，那一份回家的冲动消失了。自从鲍比承诺我会好受点后，我就一天天数着日子。尽管我坐立不安，打哈欠，打喷嚏，泪流不止，我的手表也不走了，但我没有试图逃离医院。 有一段时间，不论鲍比什么时候过来，尽管我努力跟他说话，但我的声音都是颤抖的，我哭了，“就是那些神经的问题，我无法组织语言。”我抽泣着，但是他说我的状况在慢慢变好，又补充说他明白我真的想戒掉烟瘾，因为我没有带任何药片。他说他知道，是因为当我在催眠状态时检查了我的东西。他说完这些的那天晚上，我抽筋了。抽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脱瘾症状。抽筋可能出现在戒烟者身体的任何部位，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出现在手臂上——他们感觉每一块骨头都碎裂了。而我是腿部抽筋，症状蔓延到臀部。凌晨四点的时候我想起了疼痛的来源，婴儿时期我不得不依靠佩戴腿部支架活动，后来这段经历就被遗忘了，但是现在，我的腿还记得。后来，上帝似乎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了，让我最后睡了一个小时。这也许是最糟糕的一晚了。 后来鲍比允许一些朋友来看我。我可以和他们走到郁郁葱葱的花园，闲逛一番，摇摇晃晃地走到鸭子游泳的小河边，坐在树下喝茶。他们的陪伴加速了时间的消逝，这太棒了，因为要是没有一些分心的事情，时间会过得很慢。康复中的烟瘾者要对付致命的无聊。”科克托曾写道。一切事物中，最真切的就是我对床的感觉。夜复一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极其厌恶它。我痛恨这臭气熏天的床垫。我没想到它这么糟糕，里面除了木棉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些年来我第一次觉得我麻木的鼻子苏醒了，尽管任何气味都给我复活的敏感神经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对我来说，这张床垫发臭，还凹凸不平，我熟悉它每一处隆起的地方。我下决心一旦能自己做主，就立刻解决掉那张糟糕的床。一天早上，我问鲍比换一张床需要多少钱。 “哦，我不知道。大概二十美元，怎么了？” “治疗结束之后我想买下它，然后在花园里烧了，我恨它。” “如果你到那时候还想这么做，你可以，”他严肃地说，“海文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停顿了一下，一脸谨慎地看着我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试图联系你，”他补充道，“但以前我没有告诉你，现在我能够放心地让你去见他了。他说他今天下午来，但事实上，他现在就在这儿。” “好。” 我听起来一定是满不在乎的，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海文。他走进来的时候，我想起来自己曾经多么了解他，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无数抽大烟的时光。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浑浊，牙齿很脏。 鲍比立刻说：“记住，只是出去一趟。”并且严厉地看着他。 海文笑了，举手示意，想让我们放心。“当然，我会带她回来。医生，我不想抢你的病人。”“你不能抽鸦片，”鲍比说，“你也不能带她去能抽烟的地方，明白么？” “完全明白，”海文说。我们走出了前门——我都已经一个星期没从这里走出去了——坐进他的车里，车开了。他信守承诺，我们去了一个茶馆，就坐在那里，看着对方，他说：“你看上去不错，过得怎么样？” “我很好，”我说，“但是科克托说破了事实——你知道，那种戒烟后致命的无聊。不过，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我开始热情起来，但是海文不论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像是一个陌生人。 “你不在的时候，我尝试过戒烟”，他坦陈，“但是我做不到，都没有超过36个小时。我非常想念那盏鸦片灯，我觉得它是那么美好。” “好吧，那简单”，我回答说，“就点燃它然后放在那里。”我们俩都咯咯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能拿鸦片开玩笑。然后他带我回了医院。他道别的时候眼睛湿了，因为他需要他（抽烟）的托盘。而我在沾沾自喜。 我正式出院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出发去重庆的三天前，鲍比说：“好吧，再见，你自由了。你现在完全康复了，你可以随便去哪里。我不要任何报酬，但是记住——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说服那些烟瘾者，告诉他们我的方法很有效。你会这么做的，对吧？我想帮抽大烟的人戒烟。” 我答应了，并向他道谢，我们握了握手。我的行李已经打好了，车子在外面等着，但我停顿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情，你对我的心理分析，你还记得么？我不止一次问过你，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我催眠的那天发现了什么？” 鲍比只是说，“哦，是的，那个非常有趣。” 还有，我完全忘记了要烧掉的那个床垫。
作者简介： Emily hahn 艾米丽•哈恩(1905-1997) 艾米丽•哈恩是一名自由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热爱冒险的作家。她发表了50多部作品，题材从探讨魅力到研究猩猩，再到烹饪，涉猎相当广泛。 艾米丽于1935年成为《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并终身为该刊写稿。在中国，她曾对鸦片上瘾，还同毛X泽X东结下友谊，还与一名英国情报官员相爱，并与其未婚生子，最终两人喜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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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14:5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