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秦川为郭老涉嫌抄袭钱老辩

己所不欲

我读秦川为郭老涉嫌抄袭钱老辩
己所不欲    2008-2-2

秦川在其《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九章《暗夜雷电》之第四节《史学新论与《甲申三百年祭》》（321、322页）中这样说道：

有海外人士著文说，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主要依据是钱著出版时间（ １９３５）早于郭著（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两书有些相同处， 从而否定郭著。由于钱穆是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学者，钱著功力甚深，因此此说颇具迷惑力。但是，正如有人指出那样，两者是有根本不同的：一是钱著取材主要是历史文献；郭著除文献之外，还证以金石、古文字材料。二是研究方法不同。钱著是从树木之年轮判断树木
存活的年数由地层化石而知地史的方法，这对找出历史是什么容或有益，若进一步问为什么，则远远不够。郭沫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方法，以人民为本位去研究先秦史，这是旧史学所不能比拟的。而且，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早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之前就开始了，３０年代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也有涉及，《十批判书》是对先秦史研究的继续。另外，郭沫若对钱著也有辩驳。如１９４３年９月８日写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追记”中，说他本文草成后，由友人处借得钱著，“见其所述公孙尼子，与余所见者可云正反。”将其摘录后加以辩驳，并指出其错误有四：一、《表记》、《坊记》、《缁衣》均系依托，刘所云实出于误记。二、与其谓乐记》出于“剿袭”，毋宁认《乐论》、《吕览》、《易系》诸书之出于剿袭之为宜。三、“议论皆出荀后”一语尤有大病。即如论性一节便与荀子性恶说全异。四、荀子《强国篇》征引“公孙子”语，与其断定为“荀氏门人”，不如断定为荀氏先辈更合理“。公孙子”是否是公孙尼子，也不敢妄断。由这则追记亦可看出即使在熟悉材料和考证功力上，郭沫若丝毫不逊于钱穆，何来“抄袭”？！由于论题相同，征引的文献材料大体一致，乃至结论上也有共同的地方，这也不能证明谁抄谁的问题。在学术上承袭前人成果，在阐发上相互发明，偶有相同或相似见解出现是正常的事，有什么值得小题大作呢！有些人总喜欢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大作文章，借以攻击和歪曲别人，这决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学风。
①    余英时： 《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香港《人生》杂志１９５４年８卷６一８期。
①参见翟清福：《对郭沫若著作研究的评论》，《郭沫若学刊》１９９０年４期。
②《青铜时代》。

读此文我又一次领教了什么叫“王顾左右而言它。”秦先生说：“由于论题相同，征引的文献材料大体一致，乃至结论上也有共同的地方，这也不能证明谁抄谁的问题。在学术上承袭前人成果，在阐发上相互发明，偶有相同或相似见解出现是正常的事，有什么值得小题大作呢！”文献材料及观点确实可以完全一样，但郭老既然已经自己于《〈十批判书〉后记》中明确承认看过钱老此书，那么于文献材料，尤其是观点与钱老之著作如有相同之处，必须明确指出乃为钱老材料及观点等。如果不注明，那么在学术上就是很清晰明确的结论，那就是抄袭。
这不是“小题大作”，也不是“表面现象”而是严格且严厉的学术规范及学术道德问题。如果这种“表面现象”允许存在不予杜绝，那么真的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了。郭老从来没有对此作出过任何回应，而其它人则多有辩解。我看了那么多，都是根本无法推翻余英时先生提出来的证据。其实我对抄袭其事本身并不太在意，只是对许多人如此强为之解，却根本说不出什么道道很反感。保持沉默就是；如果有进一步的勇气，则公开承认之。不过郭老做到了前者，而无法做到后者。这对于一个大陆标志性的文化巨人（包括史学巨人），我们亦不必苛求之：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而后人无法推翻余先生证据，也证明了一切。
秦先生也是自己景仰的学人，不过从古至今，非正史版的人物传记——从墓志铭到家谱，到现在这个传那个记——几乎没有几部好的东东出来。此书个人认为也是如此。曲为之讳，强为之解；拔之使高，凿之使深——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对郭老三部著名的史学及考古学巨著，虽然亦认为其阶级方法论，及论据不是足够严谨，轻易得出结论等弊病不少；但总的来说还是惊为天人（当然就学术标准而言，事实上此三著现在已经还归于其应有的地位）。他毕竟本不是历史学家，临时而为之，能够达到如此成就，诚难能亦难得矣。
只是郭老的涉嫌抄袭，至今确实也是无法洗清。余先生更于后来指出郭老抄袭钱老材料时，都抄错了；这更只有证明郭老确实没有查过所引资料之原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之《跋语二》里面更是补充了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二人引用同样较长一段关于稷下学宫的史料，钱老注明是出自《太平御览》，这是正确的；而郭老注明是出自《太平寰宇记》（《十批判书》之前版本为错；后来版本改为正确），这是错误的。这是郭老手误呢，还是他真的用钱老材料而根本没有去查过《太平御览》此书？这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虽然改了出处，却没有改郭老引用材料的文字错误之处，即正确材料本为“即齐宣王立学所也”，而郭老误为“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这证明，1982年《郭沫若全集》版虽然改了引文出处，却也没有核对原文。
史料从来都是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郭老于此既写错书名，又写错史料之文字。这确实是无可动摇的铁证。诚为郭老感到惋惜，更替强为郭老辩者感到不值。我们看秦先生此文，于关键学术处丝毫不提一字，却根本就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二老著作，材料及方法论不同，这于是否抄袭有什么关系，又用得着秦先生如此浓墨重彩来说吗？诚为可笑矣。我对二老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地位没有发言权，这自然会由学术史来作出公正的评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只对抄袭与否感兴趣。
至于秦先生说郭老学术功力很深，这与他涉嫌抄袭又有什么关系？纵然他比钱老强上一万倍，最终还是要归到到底有没有做过不道德事情这方面来。我是反对全盘否认郭老《十批判书》及其它相关学术著作的（尽管它们的光环确实在逐渐消退），但也从来不隐讳此点。事实上关于余先生于《互校记》中提出的论据，至今没有有力的文章出来驳倒他。自己于此二篇巨作，也是时时温习的；自己虽然不会下蛋，但总也知道这是谁的蛋，还有谁炒的蛋好吃等等；别人想忽悠我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贤人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古人说得真好啊，能够做到的但又有几个呢？郭老以沉默来回应，至于如白老那样全盘贬低钱老的学术价值，更就显得可笑复可悲了。正确的史料是不会出错的，出错的往往是方法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还是政治及历史上。前人已经走错了一步，后人不鉴前车之覆，再写这样的垃圾评传，实在是让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