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史

蜀汉丞相

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

一、战国大名的产生

??应仁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

??这种历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织田所夺。畠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景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岐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

??就这样，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

二、战国大名领国制

??大名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

??大名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讧；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见，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

??这些战国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讧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

??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

??由于拥有强大的家臣团，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惣”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蜀汉丞相

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

??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宇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二、商品经济的发达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注18]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

??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四、文学艺术

??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却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五、医 学

??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蜀汉丞相

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

一、后期倭寇

??室町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

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

??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岛主种子岛时尧(公元1518年—公元1569年)用2000两的高价买得2支葡人的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足轻”)。

??葡人船只漂流到日本一事并非偶然。从15世纪末起，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由商人、封建贵族和冒险家们构成的殖民主义势力为获得巨量黄金、白银和高额商业利润，纷纷来到亚、非、拉各地，进行殖民掠夺、海盗和商业活动。最先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继之是西班牙人，再后是英国、荷兰、法国人。葡萄牙人在公元1510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僎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中国的广州和宁波。公元1553年强占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公元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中国和印度问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日本国的枪支、火药，中国的生丝、绸缎，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 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注23]的中心。天正6年(公元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公元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

三、天主教的传入

??葡萄牙船来航后数年，即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er，公元1506—1552)[注24]。他于公元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2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cristao的音译)。耶酥会[注25]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会中反对宗教改革、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并向外殖民的重要工具。来到亚洲和拉美各地的耶酥会士有一部分以宗教家身分充当欧洲殖民者的急先锋，沙勿略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他在写给本国耶酥会的信中说，他来日本传教是“为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里拯救出来交给神”，要把日本人变成葡萄牙王和西班牙王[注26]的“忠实臣民”。[注27]外出传教的耶酥会士也是派遣国贸易商人的先遣队。沙勿略在公元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寄给住在印度果阿的一名神甫的信中写道：“我把在同界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并寄来，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注28]

??继沙勿略之后，天主教传教士连连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天正8年(公元1580年)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象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却为表示对罗马教皇的虔敬，于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8年后回国。

??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农民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传教士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据统计，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四人。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位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o，面包)、botan(葡语cotao,纽扣)、m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同西方文化初传中国时只停留在明末清初宫廷及官僚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蜀汉丞相

[1]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56页，日本评论社，1976。

[2]《大乘院寻尊日记》，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87页，光文社，1971。

[3]《大乘院寺社杂记》，佐佐木银弥：《室町幕府9t日本历史》第13卷第242页，小学馆，1977。

[4]《大乘院诸领纳帐》，同上书。

[5]佐佐木银弥同上书第246页。稻桓泰彦等：《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之历史》第2卷第396页，三省堂，1975。铃木良一：《日本中世纪农民问题》第161—168页， 校仓书房1971。

[6]笠原一男：《日本文百章》(中)第313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

[7]小学馆：《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第7卷，(《室町时代》第191页，1966。

[8]笠原一男：《一向一揆之研究》第141—157页，山川出版社，1972。

[9]同上书第165—166页。

[10]同上书第181页。

[11]同上书第189页。

[12]同上书第181页。

[13]大石慎三郎：《战国时代》，《日本历史讲座》第3卷第180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

[14]谱代：也叫谱第，指世世代代为大名服务的家臣。

[15]外样：指没有世代主从关系的家臣，即旁系的家臣。

[16]给人领主：战国大名的家臣中被给予知行地的人。

[17]据统计，从10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中期这500多年间，耕地面积只不过从86.2万余町步增加到94.6万町步，但至16世纪末，却一跃增至160．5万余町步。

[18]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168页，日本评论社，1976。

[19]永禄5年(公元1562年)耶稣会士伽斯巴尔，比列拉的通信，《日本史料集成》第247页，《城市的自立与町民之抵抗》。

[20]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33页，三联书店，1958。

[21]数字根据陈愚恒《明代倭寇考略》一书所刊《沿海各省之倭祸》年表中入寇次数统计而成。

[22]《菲律宾群岛苏》第2卷，引自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1页，吉川弘文馆，1964。

[23]“南蛮”是南方外夷之意。当时日本称葡、西、意等南欧人为“南蛮人”，称较后来到日本的英、荷人为“红毛人”。

[24]沙勿略于1542年到印度果阿(当时葡萄牙在东方的根据地），公元1549年至公元155I年来日本传教，发现日本人民重视中国，于1551年因果阿作来华传教准备。次年到广东上川岛，不能进入内地，同年死于岛上。

[25]耶稣会(或称耶稣教团)公元1534年创立于法国巴黎近郊蒙马特尔山岗，公元1540年为罗马教皇所批准，创立者主要有西班牙贵族伊格纳图·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公元1491年—公元1556年)，还有这个来日本的方济格，沙勿略。

[26]沙勿略是西班牙籍人，但来东亚传教是受命于葡萄牙王的。

[27]加藤文三等：《日本历史》上，第162页，新日本出版社，1965。

[28]吉川弘文馆：《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5页，1964。

蜀汉丞相

第九章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16世纪后半期，日本从长期纷乱割据的南北朝、战国时代开始走向封建统一国家的局面。由于战国大名们各自谋求领国的富强，开发农田水利，招工商业者集中在自己的军镇(城下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织田信长(公元1534年—公元1582年)和丰臣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对战国诸大名的征服，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实现了全日本的统一。

第一节 织田、丰臣统一日本

一、织田信长

??战国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又嘏┟竦母旱＃?矣捎诟鞴?涔乜?至ⅲ?醣液土恐撇煌骋唬?枞?松唐妨魍āＲ虼伺┟瘛⑸倘硕挤炊愿罹荩?释?骋弧７饨ㄖ髅敲娑耘┟衿鹨搴褪忻竦亩氛??财笸技?辛α浚?懦?旒海??⑷??缘闹醒胝?ā９??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中部地方有上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曾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3年(公元1560年)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奇袭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公元1519年—公元1560年)。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岐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岐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作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

??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界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界、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2年(公元1571年)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睿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础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

??织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

??织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公元1571年至公元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8年(公元1580年)攻下大阪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公元1530年—公元1583年)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3年(公元1575年)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篠(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4年(公元1576年)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10年(公元1582年)，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公元1526年—公元1582年)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

二、丰臣秀吉

??信长死后，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因多次战功，被提拔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道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11年(公元1583年)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界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公元1584年迫使雄踞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从而上升到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

??天正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公元1538年—公元1590年)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公元1565年—公元1636不)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三、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公元1539年—公元1602年)、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公元1545年—公元1615年)、石田三成(公元1560年—公元1600年)、长束正家(?一公元1600年)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前田利家(公元1538年—公元1599年)、宇喜多秀家(公元1573年—公元1655年)、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小早川隆景(公元1533年—公元1597年)，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公元1555年—公元1623年)。

??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公元1568年—公元1595年)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公元1541年—公元1591年)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

年年中秋待月圆，月圆最是

蜀汉丞相

第二节 丰臣秀吉的统治

一、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

??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注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 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注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注4]

??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注5]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 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夺魇呛ε屡┟瘛坝涤胁槐匾?奈淦鳎?坏┠涯赡旯保?票胤⒍?鹨濉！盵注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注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

二、商工业政策

??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岐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阪；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永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注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界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注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注10]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蜀汉丞相

第三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水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公尺)，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 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公元1543年—公元1590年)、狩野山乐(公元1559年—公元1635年)、狩野山雪(公元1590年—公元1651年)。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公元1539年—公元1610年)。

??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町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禅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茶”[注11]趣味。

蜀汉丞相

第四节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一、文禄之役

??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中国)台湾(公元1593年)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注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注13]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注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注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公元1562年—公元1611年)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日公）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日公）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二、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

??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注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

??侵略军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阳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佑、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干缢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

??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注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三、日本的反战运动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注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夫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夫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19]

??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注20]

??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注21]，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日明之间的议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1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朝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7项无理条件。[注23]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公元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

四、庆长之役

??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撤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隅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注24]明授朝水师提督陈磷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注25]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蜀汉丞相

[1]《资本论》第1卷下，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5。

[2]京升：方4寸9分，深2寸7分，与现在的一升几乎相等。

[3]一地一作人：以前土地的所有权报复杂，现在承认一地只有一个所有权，法律规定直接耕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废除名主、地侍等在中间投使农民和收取实物，消灭中间剥削，促进农民的解放。

[4]《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

[5]水林彪：《日本封建制的重建及其社会的确立》第124页，山川出版社，1987。

[6]《小早川文书，天正16年7月8日秀吉法令》，《日本史科集成》第258页。

[7]《小早川文书，天正19年8月21日秀吉法令》，同上书页。

[8]奈良时代以来，货币成色不齐，民间拒用劣钱，币价不稳，统治者屋发《择钱令》(原作《撰钱令》)，并制定按成色的交换率。

[9]西班牙圣，弗利伯号商船遭风悬漂到土佐，秀吉部下增田长盛没收其船货。有一海员说，西班牙的企图是先派教士驯服居民，接着调兵侵略。秀吉得知后大怒。

[10]水林彪：《封建制的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153页，山川出版社，1987。

[11]佗：一种不拘形式、只讲究闲寂简素的茶道，桃山时代很流行。

[12]1577年10月，丰臣秀吉曾告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文3第15卷第7页，1893。)

[13]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1977。

[14]《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

[15]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北端镇西町。

[16]龟船形似乌龟，甲板铁制，其上作十字路，便于往来。甲板下两舷各置大枪六挺，船头船尾各置大枪一挺。撂手亦在甲板之下。进退轻捷。船上还备有大炮、弯炮、巨弓，既用于海战，亦用于破城。龟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战船。

[17]《明史》第238卷第51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18]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日本历史》第15卷第333—334页，小学馆。

[19]同上书第334—339页。

[20]《日本历史》第7卷第172页，读卖新闻社，1966。

[21]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第251页，倡行社，1924。

[22]《史料日本史》近世篇第63页。

[23]关于和议经过，有些问题中日史料内容悬殊，有待进一步考证。

[24]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第7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

[25]《明史》第247卷，中华书局版第6412页。

蜀汉丞相

第十章 德川前期(1603—1680)

第一节 江户幕府的建立

一、关原之战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德?铱礫注1]被丰臣秀吉转封在关东，以江户(今东京）为居城。庆长3年(公元1598年)秀吉死，儿子秀赖年幼，在大阪城由五大老之一的诸侯(即“大名”，以下同此），前天利家辅佐。家康根据秀吉遗嘱，以五大老首席身份在伏见[注2]主持大政，这时他已是位至内大臣，拥有公定土地年产量250万石[注3]领地的最大诸侯。随着秀吉老臣间的分裂表面化[注4]，家康利用婚姻及结盟政策，拉拢各方诸侯，操纵派系对立，加紧篡夺政权的活动。庆长4年(公元1599年)，前田利家死，石田三成见家康野心愈大[注5]，便联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及小西行长等，策划剪除家康。结果遭到家康的打击，石田三成反被幽居在近江(今滋贺县)佐和山自己的封地不出，表示顺从。家康玩弄阴谋，鼓动上杉景胜在会津(今福岛县)举兵，自己借口讨伐上杉，带领福岛正则、细川忠兴、加藤清正及前田利家等组成的东军由大坂下关东。石田三成乘机推毛利辉元为盟主，联合关西方面诸侯小早川秀秋及岛津义弘等组成西军，举兵攻略伏见，进取美浓(今歧阜县南部)。家康立即召回征讨上杉景胜的军队，于庆长5年(1600)9月1．5日同石田方面的西军决战于美浓的关原。西军兵力和地理条件都占优势，但缺乏主将，内部不统一，小早川秀秋又突然倒戈，石田三成被俘，结果家康大胜。这一战役前后持续了2个月，双方互相攻许对方不忠于丰臣。

二、幕府的建立

??德川家康夺得霸权后，立即杀了石田和小西，流放宇喜多，没收或削减西军毛利、上杉等的领地[注6]，大封东军将领，掌握了全国实权。

??庆长8年(公元1603年)，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此时丰臣秀赖成了实际只领有摄津、河内及和泉等三国(今兵库、大阪的一部分地区)收入65万石的一个诸侯。但他在法律上仍是秀吉的继承者，丰臣氏一族君臣的潜力还很大。大阪更是当时日本最富庶、重要的都市，丰臣旧部战败后集中在这里，准备再起。家康为统一全国，积极经营10年。

??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冬，炮制了“方广寺钟铭事件”[注7]，发动两次向大坂进攻的战役。第二年(元和元年)5月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

??在此之前，家康在掌政后两年的庆长10年(公元1605年)，便让位给儿子德川秀忠，自己隐居于旧根据地骏府(今静冈市)，遥制江户幕府，决定大计。大坂战役后第二年(1616年)家康死[注8]。幕府经第二、三两代将军统治，确立了德川时代政治经济的基本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