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攻略——唐初李唐入关战役详析

心中之神

李家正式攻打长安的战斗……很有点儿喜剧。

首先要纠正一个可能存在的误区，那就是所谓“攻打长安”到底攻的是什么的问题。笼统地说，有人会认为攻打长安城么，就是攻打整座长安城池，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时代，长安、包括东都洛阳这样的大城其实应分作两个部分来看：一个部分是高墙箭塔、堡垒森严的皇城，帝王的宫廷和朝廷的办公机构都在皇城里面；另一个部分是广大居民居住的外郭城，只有一圈矮矮的土垣包围，并无坚固的防御。我们可以把皇城看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外郭城看作堡垒外的“城下町”。

所以，攻打长安要攻的不是外郭城而是皇城，根据后面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家包围的是皇城，驻军就直接驻扎在外郭城内。

其次，李家起兵太原时，史书记载带有三万兵力。沿途过来，霍邑鏖战应该有所损失，但之后也当补充了不少。李世民安抚渭北更是一通狂招人，拉出十三万人之众，到李渊开始围攻长安，史书说李家已经有二十万兵力。长安隋军的兵力则是未知数，按前后形容应该不多，同时精锐部队都派给宋老生和屈突通了，反而一不留神造成了关中空虚的局面。若无此局面，说不定许多乱七八糟的“盗贼”、“流民”和地方“土豪劣绅”们对李家还不会那么“云从影附”呢。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群一个多月时间里凑合起来的人马，很难想象他们是经过严格训练和整顿的精锐之师。尤其是李世民十天里杂凑而成的十多万人，只怕很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

当然里面也有精兵，比如李世民从太原开始率领的右三军人马，也该有个万把人。可这比例确实太少了。一掺杂起来，如果安排不当，精兵也会被杂牌拖累，这种例子史不绝书，不用多举。

事实则是李家围攻长安皇城的过程中，真的出现了骚乱的局面。

九月二十九日，李渊向长春宫开拔，并命李建成选精兵一同前往长安。

十月三日，李渊到达长安外围，两个儿子同样分别掌兵。其中，李建成率领军队屯守在长安外的长乐宫，李世民则屯守在已经放弃了的汉长安故城。李渊给守城的隋军主将卫文升、阴师仪等人投书招降，他们都不肯放弃。

说来也难怪他们，李家正式造反的消息传来后，他们一狠心把李家在关中地区的祖坟给挖了。除了李虎及其妻子的坟墓在陇上天水之外，李家其他人的坟墓都集中在关中三原。陇上卫文升和阴师仪等人大概鞭长莫及，但三原这一片墓地就在劫难逃。李渊的父亲李昞\、母亲独孤夫人和李氏兄弟的母亲窦夫人应该都葬在此处，这一挖他们都成了曝尸荒野的孤魂。如此，李家父子又怎能真的饶过阴、卫二人？李家的军队围城以后，卫文升干脆地吓病在床后病死，阴世师等虽然还在死撑，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吧。

第一次“骚乱”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记载最详细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因为二十万人马里多数为进入关中以后新附的“诸盗”，他们家人多在长安，又觉得自己没参加首义和前面的战斗，怕李家入主长安后自己的功劳不够，竟擅自移动逼近长安城。为此李渊“被迫”让两个儿子也引兵跟进——

十月十三日，李家进围长安皇城。围城的布置如下：李建成围东、南两面，李世民围西、北两面。

这一次骚乱其实颇有些可疑，按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则直接是李渊下令进围长安。《起居注》的一个很严重的倾向是试图把李渊描绘为“不得已造反”的“杨隋忠臣”，搞起怪来其实也不得了。论者爱说两《唐书》和《通鉴》里描绘李渊装傻就是在“诬蔑”李渊，可《起居注》里李渊这一份“懦弱”就比两《唐书》和《通鉴》更盛。

当然，如前所言，这二十多万人是杂了点儿，里面有没有他们瞎胡闹的成分呢？也许确实是有，只不过李家父子未必是禁止不了，而是假装没办法阻止。甚至李渊老爹在前面唱红脸说“其实我不想打啊”，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在后面唱白脸怂恿这群杂牌军往前冲也是很有可能的。

十月十六日，又发生了第二次骚乱。所谓“关中群帅”叫嚣着要开始攻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禁止不住，一时之间乱作一团。李渊自己本来住在长安春明门外，此时赶紧跑来弹压。他从春明门驰入，坐镇于长安城内的安兴坊。

这一次骚乱却似乎颇有可信之处。因为从后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李家围城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建造攻城器械。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长安守备兵力再空虚，就这么乱攻皇城，只怕还是不行的。这也充分说明这支军队本身确实有很大不足，李家太原起兵的实力其实不够雄厚，如果不是果断决策趁虚攻打长安的话，最后李家落到怎样的地步还很难说呢。

李渊驰入的春明门是长安外郭城东北的门户，安兴坊也在外郭城东北位置。对这座在隋代叫做大兴唐代改名长安的著名城池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皇城在长安北部，所以外郭城的东北方向所对应的正是皇城的东南方向。李建成所围的正是东、南两面，也就是说，这一次李渊还是跑到长子身边来监督弹压。而李世民镇守西、北两面，总是显得相对独立得多。

抑或是李渊这时候反而对李世民更放心些？更可考虑到，杂牌“关中群帅”部队是李世民去拉起来的，所以虽然他年纪比哥哥小，对这些人的控制能力却更强？甚或两兄弟的个性能力，亦以李世民的明快果决、坚定不移更适合对付这群丘八爷们？

十月二十六日，围城的李家军队造了一批攻城器械后又申请攻打长安，李渊还是不批准。这时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跑来“逼迫”老爹，那真是痛陈利害，与两《唐书》、《通鉴》记载的李世民在太原时那股“强逼”劲儿不遑多让。李渊也就表达了一番自己的心志，“被迫”接受建议，同时也严令不可惊犯隋家的宗庙皇族。然后，李家的军队又建造了更多的攻城战具。

十一月八日，李家正式开始攻城。从十月三日李家的军队屯守长安外围算起，他们为这一次攻城战也准备了一个多月。李渊在政治上演足了“被迫造反的忠臣”戏码，李氏兄弟应该也趁这个时间初初整顿了一下这伙杂牌部队并造好攻战器具。

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候，《起居注》仍旧不忘给李渊抹上“忠臣”的色彩，按《起居注》的记载，这一次正式攻城不是李渊下令攻打的，而是第三次骚乱。

据说当时全军又是一次乱爬，李渊“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结果，李渊刚跑到皇城东南角的景风门之东，军头雷永吉已经作为先锋攻入皇城，守城隋军立刻崩溃，长安皇城也就此宣告攻破。个人发现这里似乎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有些人认为雷永吉正是从东南景风门入城的，可实际上《起居注》的描写，只不过是在说李渊到达景风门。而雷永吉到底从哪里攻城，并没有说明[1]。

会提到雷永吉入城地点的原因是：误会雷永吉从皇城东南入城的人，往往因此讨论长安攻城战里，李建成这一面成为突破点，说明李建成在攻城战中功劳最大，进而甚至有人捡到这个来说明李建成才是更通军事的那个等等，到这种地步已经有点走火入魔。

当然，一般人们还是比较客观严谨的，其实不管雷永吉是不是在李建成直接指挥之下，亦无人可以来抹杀说他在长安攻城战里庸碌无为。建成、世民兄弟在这个时候贡献大致相当是没错的。

这第三次“骚乱”就假得有些过分了，李渊竟是在糊里糊涂中白捡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靠众人一通乱爬去的胜利？或者李渊当时也真有如此做作，然而军队顺利攻城只怕仍旧是他们李家暗中准备好的一次行动。

长安皇城即破，李渊约束部队不可惊扰杨隋皇室。然而军队出击到底是一种暴力活动，李家的军队冲到东宫，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住在这里，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惊吓得不行。当时杨侑身边的侍从官员全都跑散了，只剩下侍读姚思廉一人。姚思廉见军士们试图冲入殿中，厉声呵斥他们说“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硬是没让这些人进来。李渊赶来迎接代王到大兴殿也就是后来唐的太极殿后殿居住，姚思廉把杨侑送到顺阳阁下，悲泣而去。

姚思廉，字简之，本是江南华族，生年不详，但这个时候年纪应该不小。父亲姚察曾任陈朝的吏部尚书，家学深厚。陈亡姚家入隋，迁居长安。姚思廉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汉史，以文史之名著称。姚察曾经试图修撰南朝梁、陈两代的历史，没有写完就过世了。姚思廉继承父志，也曾向杨广上书请求让他续修这两本史书。同时，姚思廉还是隋代著名地理书籍《区宇图志》的编辑之一。

此时姚思廉为杨隋尽最后一点儿心力的态度看在了李家父子眼里，也算是佩服他吧。不久后李世民延请姚思廉为秦王府文学，日后更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至于姚思廉完成父亲遗志修史的志向，也在李世民登基以后得到实现。

李家在攻破长安以后，对这个关陇集团的核心都会，基本上采取宽大政策是必然的。老乡见老乡，同僚对同僚，大家大多合作愉快。不过，倒霉蛋总是有的，比如挖了李家祖坟拼死为隋朝进最后一把忠的那些人。

卫文升已经连吓带病而死，阴师仪等人就只有去当街被砍的命运。《起居注》这里介绍得仔细，监斩的人正是李建成大哥，亦是难得的一次提起李建成不附带李世民的事件。

将被杀头的人里，有一个幸运的家伙，凭着一嗓子豪言壮语换回了自己一条性命。这个人姓李，名靖，字药师。

唐初的李靖是一个历史名人，论郡望算陇西李氏，当然和李唐这个冒牌嫌疑的陇西李没啥亲戚关系。父祖的地位虽然没有李渊家高，也不算低。李靖的近支亲戚里面，最有名的是李靖的舅舅韩擒虎，那是隋代一员名将，攻破陈朝都城的人就是他。李靖出生在公元571年也就是北周天和六年，是年四十七岁，比李渊略小几岁比李世民大二十七岁，对李世民来说是大叔辈的人物。

李靖年轻时就很得名将舅舅的赏识，认为这个外甥精通兵法，是唯一可以和他讨论孙子、吴起的人。李靖十六岁就开始出来做官（应该是依靠父亲的资萌），除了舅舅以外，还有隋代名臣牛弘做吏部尚书时夸他是“王佐之才”，更有名将兼名相的杨素在做着尚书左仆射时拍着自家所坐之床说“你以后一定能坐我这个位置”。 流传广泛的传奇小说《虬髯客》里李靖和杨素的关系恶劣，还偷了别人的美女逃跑，现实中自然全非如此。不过杨素这个预言稍微有点儿不准确，因为他最终坐上的是尚书右仆射的位置。

按杨素在隋仁寿初年为尚书左仆射，那时李靖还不到三十岁，一般来说除了少数象李世民那样过分少年得志的人，能在二十多岁时得到杨素这样的人物的极力褒扬，也是很不错了。不过也和许多人一样，年轻时所得到的期许未必能成为青云直上的阶梯，根据一位朋友的考证，大概在李靖三十多岁时他的大哥李药王和突厥人作战打了一场败仗，似乎也牵连到他。同时，称赞过李靖的牛弘、杨素等人，到杨广即位后多受猜忌，也许也影响了李靖的仕途。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匆匆而过，到大业末年年近半百的李靖只做到马邑郡丞这样的职位，也就是那个倒霉的马邑郡守王仁恭的副手。

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史书说李靖察觉到李氏父子的不臣之心。当时李渊和王仁恭多有联合行动，他们家想造反这一点，大概在李靖这样精人的眼里，也难以掩饰吧。这时李靖做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那就是“自锁上变”，把自己当囚犯锁起来，据说这样会把他送到江都受审，他就可以趁机向杨广告发李渊父子。

这样说，李靖对杨隋固然忠心，和李家看来也不大对付啊。至少，他不象其他许多人那样，觉得李家造反是机会趁机和李氏父子拉关系。

不知道李靖是在什么时候“自锁上变”的，又不知道他到底以怎样的罪名“自锁”。但王仁恭在大业十三年二月被杀，李靖应该在那之前出发。如今已经是十一月了，他却只走到长安，速度那也忒慢了点儿。会否李靖在路上已经表明自己的真实用意？他本来早就到了长安，但没有取信于长安的留守将领，就把他那么关起来干晾在长安。之后李家正式造反，李靖就被释放，因为他告发的事情竟是真的。

那样的话，李靖很可能还参与了卫、阴等人对李氏宗族的追捕，参与了他们的挖李渊祖坟的行动，参与了死守长安皇城——最后被一起抓起来砍头也不算冤枉。临刑前李靖扯脖子吼了一嗓子“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这里说“私怨”，大概就是指李家祖坟或亲戚的事情了吧。《起居注》里说当时监斩的是李建成，但李世民似乎应该也在，或者不是同一批砍头的，李建成监斩的是大头目，李靖这种小人物是另一批。总之李世民听着大约觉得李靖说得不错，至少这人看来还很有些抱负的样子，就向李渊求情，放了李靖一条生路。

说起来，不知道李靖年轻时得到过牛弘、杨素等人赞扬的事迹，当时是否有所流传。李靖的能力，也许大家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不过李渊、李世民在马邑和突厥兜圈子那会儿，应该和李靖这个郡丞多有接触。即使当时李靖名头并不响亮，他们父子或已觉得这个人可堪一用。

李靖逃脱一死后成为李世民的一名幕僚，这成为他一生功业的起点。

一片生死悲欢之中，李家再次上演“劝进和推让”的戏码，李渊叫大家议论立代王为帝的程序，大家“异口同声”地请他自己当皇帝。这下李渊可不高兴了，说了一番忠君尊隋的大道理。

当然，李渊这会儿的这番政治表演也不全是假的，毕竟如今做了李渊十多年君主的杨广还在江都好好活着，太猴急张狂了可不行。至于众人的“劝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为日后的“轮番劝进”铺好第一步。有句俗话叫做“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呢，很多时候还就是这样的。

十一月十四日，李渊准备好仪仗，逢迎代王杨侑在大兴殿即位为帝，既后世所谓之隋恭帝。又遥尊江都杨广为太上皇，都是自然的事情。

李渊自己则在十一月十六的另一个甲子日里，让杨侑封他为“位在王公之上”的唐王和丞相。这个外姓唐王自比杨家亲王还威风，直接就把宫城内的武德殿当丞相府。另外，按正常情况下，国王发布的命令只能称之为“教”，可李渊却把自己发出的命令称为“令”，那是和帝王、储君平行的。这一进封和任命，李渊还是按程序“劝进+推辞”地走过一遍，这一过程中他说的话语倒比较有趣：“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真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呢。

十一月十七，关中北部的诸郡也相继归附，李渊又派出使者向南进发，前去收取巴蜀。

十一月十八，设置丞相府官署，裴寂和刘文静成为当仁不让的丞相府里仅次于李渊的哼哈二将，其中裴寂做了长史，刘文静是司马。同时，李渊对所有功臣颁发赏赐，他赏人的手笔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一时间“国用不足”。太原起兵时的老功臣刘世龙给李渊出了个主意：京师最近涌进许多人，大家日常做饭取暖啥的都要柴火，结果直接导致木柴碳薪涨价，我们把内苑和道旁的树枝砍下来当柴卖，一定能换数十万匹绢布。如此，总算撑了过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渊分封家人，嫡长子李建成不用说是唐王世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爵位之外，李世民为光禄大夫和唐国内史，李元吉为总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

至此，程序大致完毕，长安终于落入李家手里，关中地区大部分也被他们掌握。李唐之兴的第一步棋着顺利完成。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又不过是第一步棋而已。放眼天下纷纭，就连李氏在关中的统治也难称稳固。

从远往近看，中国天下的大棋盘里——

东北角河北之地，从大业七年乱到现在，“群盗”里逐渐杀出了一支人马，不用说那就是当时已自号“长乐王”的窦建德。窦建德是河北贝州漳南县人，大业七年杨广第一次征辽前夕，作为准前线的河北不堪百万大军集结、后勤的重负，许多“盗贼”揭竿而起，窦建德正是其中之一，可算隋末“反王”里的老字号。

但是，出身低微的窦建德要成事可没有李家那么容易，前期的周折确实不小。一开始他跟着别人混，后来老大被前来进剿的隋将杨义臣砍了，他咬牙自己出头，打败杨义臣第一次初露头角。

这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出身低微的“盗贼”都象一伙无头苍蝇，打来打去往往在政治上全无打算，只不过乱世逼到门上来没办法而已。窦建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眼光比许多同辈们远大，慢慢积聚起自己的势力以后，窦建德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政治目的。尽管近代史书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就叫“农民起义军首领”，可是窦建德的时代里，他实在是想不到这样的名词和未来。

对于窦建德来说，心怀大志的他有着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这个乱世里壮大自己最后做天下的新皇帝。并且毫无疑问的，旧隋官员和地方豪门是窦建德最需要的力量。所以轮到自己作主以后，和那些抓住旧隋官吏就闷头砍死的盲目“反王”不同，窦建德对抓获的官兵十分宽大，也竭尽全力拉拢河北地区的高门大族。这对窦建德来说并不容易，不过渐渐的，他的明智和远见，终于有所收获。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刚当上太原留守那会儿，窦建德在河北河间郡乐寿县称王。因为窦建德的老家是故汉长乐郡，他也就以其美名自号长乐王。又初步设置了官署，都是从流寇向一个正规割据势力转型的标志。

十三年夏七月，李渊将到霍邑的时候，窦建德再次遭遇了一股前来进剿的隋军。领兵的人是涿郡通守薛世雄，也就是后代名将薛万均、薛万彻的老爹。薛世雄本人自然也是一个名将，当时他本来奉命率领三万人马支援被李密攻打的东都洛阳，一路南行而来，正好路过窦建德的势力圈，也打算“顺便”灭灭这股“盗贼”。窦建德的情况一时十分窘迫，但他并不气馁，表面上假装不行了要散伙了，骗取了薛世雄的轻敌之心。薛世雄率领的也是一支颇有些战斗力的正规军，要认认真真来打窦建德只怕确实没有多少胜算。可薛世雄的轻敌之心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不久以后窦建德见薛世雄放松了警戒，就率领一千多敢死之士在凌晨时分偷袭薛世雄的军营。凌晨将近天凉的时候往往是守夜的人最疲乏的时候，又接近天亮反而容易产生懈怠之心。恰好那天凌晨起了大雾，窦建德掩袭之下，隋军莫名其妙就崩溃了。薛世雄率领数百骑逃出，一气逃回涿郡以后，竟气病交加一命呜呼。

窦建德势力又一次得到扩张，当然这时候他的力量还不够强。李家打长安的时候他正在努力攻打河间郡郡城，可打来打去就是打不下来。这里也可以充分看出窦建德的劣势，尽管他努力经营，但当时大多数旧隋官吏还是只把他当“贼”来看待。大致这个时候，窦建德和李渊一样收到了李密的书信，他采取的策略也和李渊一样，就是好言好语哄着李密，实际上呢反正李密盯着洛阳，他只埋头鼓捣自己在河北的地盘。

东南江淮之地，此时自然是抛下两京跑去江都的杨广杨表叔的势力最大，人家可还是正正经经的皇帝呢，虽然他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杨表叔如今很有些自暴自弃，然而还没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仍旧屡屡诏命各路人马“讨贼”，在江淮地区也不例外。本来此时杨表叔手头的力量还是很可观的，如果他下定决心偏安江南，用心经营之下未必没有起色。可是很快，随着洛阳局面告急，杨广把不少人又派回洛阳平叛。虽然他手里还是保留了一批精兵，到底中央的实力继续零散化并切削弱下去。

江淮地区知名的“反王”势力是杜伏威，也是未来支配这一地区的重要割据势力。

杜伏威的出身也很低微，从少年时就开始靠偷盗为生。他的年纪也很轻，隋末刚开始造反的时候才十六岁。看来毕竟是年轻经验太少任性太多，和窦建德不同的是，杜伏威就更象一个纯粹的“盗贼”，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不过，其为人果敢，“营护诸盗，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所以也得到他那一伙人的推崇。同时，杜伏威作战还是很有点谋略和勇气的，从最开始被地方官追剿，到杨广亲自派出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杜伏威都成功地打败了隋军，也成功地打败了一些和他抢地盘争势力的其他“盗贼”。

大概这段时间里，杜伏威占据了历阳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以此为基地向外发展。有了固定的据点，那么杜伏威已经不是一股单纯的流寇。他开始搞一些建设，第一手就是整理军队，精选出五千“上募”作为自己的核心力量。一方面待遇极高，并于之同甘共苦；另一方面则刑罚也很严苛，据说战斗时有在背后中创的就视作逃亡杀之。另外，战胜后给的赏赐都很高，有人战死了就把他的妻妾杀了为其殉葬。当然，杜伏威的这些举措也有做过了头的地方，比如背后中创就要杀，用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话来说就是：李世民经常一口气冲破敌阵搞得敌人只好在背后撵他，那也会背后中创，可不也要杀头了？至于用妻妾殉葬，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推行起来，那当然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对这些人，史书的记载或有夸张之处，倒也未必完全当真。可天下纷乱中各势力的尚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河北和江淮之间四边之一的山东这一块，在隋唐之交倒没有什么很强的势力出现。最早在山东起事的“知世郎”王薄虽然有些名气，可早被张须陀打得跑进长白山里不敢出来，始终也就是一个流寇的样子。比较强大的是一个叫做徐圆朗的人，他的记载不多，是山东本地人，出身不高，当时大约遥遥依附于李密。

河南中原之地前面已经提到，除了旧隋势力以外，剩下的就是李密这个“隋末第一反王”独大。其实真要说李密的发展情况，比后来成为真正割据势力的许多人都差，可他的影响却是不小。而且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李密在中原的“艰苦奋斗”，吸收了大量旧隋精锐，为他人做大嫁衣裳，给未来所有成型的“反王”们都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发展空间。

这时候李密正在努力试图攻下洛阳，可杨广时代对洛阳的重视和建设还在长安之上，李密打得很不轻松。而且，先一步起事的他，吸引的隋家精锐也更多。正是在这个时候，本来任江都通守的王世充同志恰恰被派到了洛阳。当然，王世充和李密最初的一场争夺战里被李密大败，可是李密还是拿不下洛阳。

同时，此时的李密在政治上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他和翟让的关系恶化。瓦岗的老大原是翟让，翟让能力不如李密便自动将这个老大的位置让了出来。可是翟让到底是曾经的老大，依旧颇有威望。李密势力壮大以后，毫无疑问会产生一系列新人和旧人的矛盾，这些矛盾里也免不了有旧人想去挑拨翟让。翟让为人并不精明，虽然他并不后悔让出老大的位置来，却也有好些倚老卖老的行为。李密为免事情闹大以后不可收拾，干脆下狠心干掉翟让。他请翟让前来赴宴，却是一场鸿门宴，宴会上设下伏兵杀了翟让。

翟让被杀后，李密虽然杀了一批与其关系特别亲近的人，总的来说还是尽量安抚人心，所以瓦岗军并没有因此出现大乱子。不过这到底埋下了不安的种子，李密的败亡亦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李密让精通文笔的祖君彦写了讨伐杨广的檄文，宣布正式和隋室决裂。这一决策在近代被吹捧太过，个人倒觉得其实非常愚蠢。

杨隋末年之乱不是什么商纣、暴秦时代的混乱，在这个时候，虽逢三百多年离乱，但尚有秦汉数百年的大一统王朝的努力，大致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汉族，天下应当一统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南北朝的分裂和民族矛盾关系不小，可是当杨隋以一个新汉族王朝的姿态诞生以后，统一天下的障碍变得很小。在此之前，无论杨隋有什么缺点，人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新兴的王朝。尽管还是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可毕竟不是两族对立或者六国反秦的局面。

而且杨隋的中央统治虽然岌岌可危，各地的旧隋官吏还没有产生腐化败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以说，这个时代里，最有势力的人群里面最大头的就是旧隋官员，否定杨隋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也否定了他们，尽管在讨隋檄文的尾巴上对旧隋官员们说“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的句子，可也太单薄了。为了表示自己讨伐“暴隋”的合理性，前面已经给旧隋官员定性为“彝伦攸篸，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那么请问如今“在位”的大家是什么？不都是一群“小人”？

是的，在李密率领下的瓦岗军里，还是有“官兵”、有地方豪强加入。可到底旧隋官员甚或许多地方高门对他的抵制心理不小，缺乏这些人的全面鼎立支持，很遗憾，在这个时代就是难成大事。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来能够成气候的“反王”其实都不“反隋”，都“假惺惺”地扯起尊重隋室的旗帜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李密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敲锣打鼓地宣称自己和姓杨的势不两立，不是他真的比大家了不起，只不过是他真的比大家糊涂。同时，这也让李密愈发成为隋室围剿的重心，做一个先出头先烂的椽子。

东北河北和西北关陇之间的四边之地山西则主要在李家掌握之中。当然，李家还没能把整个山西拿下，他们占据的是汾河中游的太原地区和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有这两块地方，基本上在山西就有很大优势了，不过还不够完整。山西北部的马邑在突厥支持的刘武周手中，这个隐忧不小，同时李家一时还很难将其消灭。另外，汾河河谷在西路吕梁和王屋山之间，东路王屋和太行之间的上党地区李家也尚未掌握。上党地区对攻略河南中原和河北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不可小视。

东南江淮和西南巴蜀之间的四边之地是荆襄地区，大致是今天湖北省的范围。另外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湖南和江西，并且往下可以数到当时称之为岭南的两广等地。这个地区如今乱得厉害，有好几股割据势力。这些势力到最后也没能拼出一个绝对的老大，所以未来在对抗李唐的时候很是不堪一击。

荆襄地区此时也崛起了一股比较重要的势力，领头的人叫做萧铣。

萧铣算来是南朝梁的宗室后人，他的祖父萧岩投隋复叛，被隋室所杀，虽然后来因杨广的皇后出在萧氏，他也大小算个外戚，不过在隋代官职不高，只当了一个县令。隋末本地一群旧隋官员看着杨隋要不行，就起了造反之心，议论之后觉得萧铣作为梁的宗室后裔可以作一面旗帜，就共推萧铣为主。于是萧铣起事，自号梁公，又兼并了附近一些势力弱小的“盗贼”，渐渐坐大。

可是，萧铣这一股势力问题也很多，首先作为此集团之核心的萧铣本人力量薄弱。当时许多成气候的割据势力头头都有一个举措，就是尽量把大权交给自己的亲戚宗室。因为这个时代人心还是比较涣散，宗族不强则凝聚力不够。萧铣集团却非如此，推举萧铣为主的一群人同出于岳州，他们的势力很大。所以，萧梁封王就有趣，不是封萧铣的儿子宗族，而是封了一批外姓大臣。这样一种“弱干强枝”的局面，在这个时代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萧梁内部纷争严重，更缺乏和李唐对抗的实力。

西南巴蜀一角，在隋末相对安定得多。尤其是蜀中的成都盆地，更加没有什么大的流寇出现。倒是巴山中多西南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南蛮各獠，可以算作一个问题。巴地也就是今天的重庆，这里多山道路非常崎岖，山地里的渔猎民族民风剽悍。实际上，如果轮单兵的平均剽悍程度，渔猎民族还在游牧民族之上。因为渔猎的生产方式与战斗最接近，中国人常常用狩猎来比喻战争，正是这个道理。不过渔猎民族的组织能力也最低下，又在巴山的分割之下，很难产生强大的政权。所以，一方面巴地的形势日后会给李唐的统一战争带来困扰和麻烦，另一方面却无法形成关键性的重大威胁。

西南巴蜀和西北关陇之间的边地汉中，在隋末也相对稳定，这里掌握在旧隋官员手里，是李唐的一大幸事。

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关陇。关陇关陇，有关中也有陇上。李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入主长安，获得关中大部分地区，可他们的脚跟还没完全站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崛起于陇西的薛举，也前后脚杀了过来。

对于李唐来说，能不能在此时阻遏住薛举的汹汹攻势，以及能不能在稍后稳定整个关陇基地，成为其一统天下的根本问题。

心中之神

大业十一年到大业十三年，杨隋的治世在一场华丽无比的盛大喧闹以后走向崩溃。大业十一年末的雁门之围成为压垮皇帝杨广心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业十二年杨广抛弃长安、洛阳这两大都城，抛弃这个时代里占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一意孤行，前往东南江淮地区的江都。隋的江山注定不保，唐的天下则渐露曙光。

李渊其地亲位高，本人又加紧奉承，终于在隋末获得统帅军队的权力。古人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今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天下大乱时掌握军队的人有机会，那也是本当如此。同时，这个时代里地方权力依旧由旧隋官吏和高门大族把持（他们彼此也颇有重合的部分），李唐能成功统一天下在于他们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其他各个割据势力的一时成功也多与此密不可分。

中国的战略棋局可分为九块，隋末最关键的三年里，李渊在山西一地进行“剿匪”和防备突厥的战事。在这个过程中，李家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份力量。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李渊除掉忠于隋室的两个副官，正式开始起事。之后李家迅速稳定了太原地区，开始向帝都长安所在的关中进发。拿下西北关陇一角，在当时来说，就可以在战略地理占据很大优势。

李家西进长安的战事基本上可算顺利。他们打出尊隋的旗号，唐国公李氏又是北周以降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因此在政治上很有优势。除了霍邑一战比较严酷以外，政治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旧隋官僚和地方豪强是这个时代力量最强的两股势力，李渊充分利用了他们，就能给李唐的统一事业带来很大方便。同时，关中相对空虚，重兵多被调往变乱已久的关东各地，又缺乏一个优秀的统帅主持，防御并不严密。李家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拿下长安，得到关中。

第一步棋的胜利当然值得庆祝，但此时要欢呼还太早。入主长安后李家所拥有的地盘包括山西的太原、河东和陕西的关中。这三个地区在当时的战略地理里，都是顶尖的位置，为李唐迅速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战略地理再好，也只是有一定优势而已，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更不意味着李唐的统一战争真能一帆风顺，在短期内胜出。

当时的天下，群雄并起，称王称霸者满地。那些个正在逐渐拼出的老大们，虽然未必能战胜李唐统一天下，但李唐稍有失误后与其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他们都是可能有这个实力的。

中原之地，有李密之瓦岗军和旧隋鏖战不休，作为隋末第一反王的李密在这个四战之地的势力一时似乎最强，所攻略之初也是天下之中、旧隋重地。他又公然树起反隋旗号，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最后李密所起的作用不是成为天下新主，而是以出头鸟的高高姿态为四方霸主的兴起提供了机会，成功地吸引隋室一批又一批大军，成为隋室“重点关照”的对象，倒也确实为“反隋”事业做出了第一的贡献。至于中原之地的归属则和李密无关，落在了此时刚刚被派到洛阳就打了一场败仗的旧隋官员王世充头上。

至于天下棋盘的其他六个部分，河北窦建德、山东徐圆朗、江淮杜伏威、荆襄萧跣，都在未来可能成为势力可观的一方霸主。只有巴蜀和汉中相对稳定，“默默无闻”。 最接近这两个部分的战略地区是关陇，也真是李唐的幸事。

在这九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国际势力”就是塞外北漠上的东突厥。是的，这个时代里，刚刚兴起不太久的突厥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游牧民族行国，内部仅仅是比较松散那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因此经过隋代的分化瓦解，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可汉地的混乱给了东突厥一个莫大的崛起机会，东突厥也不是没有试图把握这个机会。

单纯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并不太大，对汉地来说威胁最大的是半游牧半汉化的“游牧民族”。在文明本身的扩散力量作用下，其实突厥人不是不知道他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汉化，但这还是需要机会。隋末大乱给了他们这个机会，逃亡到塞外的汉人不少，北部黄河流域起事的汉族割据政权也被迫纷纷向其示好。突厥此时正在始毕可汗统治下，他趁机在整个汉地的北面边境上扶植起好几个出身汉族的“打手”势力，这些“打手”们纷纷向突厥称臣领取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进一步演化和壮大的这第一步棋，其实也下得相当高明。

也因为突厥的因素，李唐此时虽然拥有山西大部和陕西关中，可立脚还不够稳定。突厥扶植起来的打手势力中，位于马邑的刘武周将严重动摇李唐在山西的统治。而第一个对李唐的“后院”造成极大威胁的陇西薛举，也多少和突厥有关系。

至于李唐和突厥之间，“称臣”两个字还说不上，李渊并没有接受突厥的封号，也不需要突厥给他派什么“援军”。李唐和突厥妥协周旋，其目的只是避免突厥的干扰。

在这三年中，李世民的虚岁是十八到二十，实岁是十六到十八，在古人那就叫做年方弱冠。按今天的看法，这个年龄段是青春期后半段，心智、自我和人格培养的重要时期。古人虽然比今人更早接触社会，可在这个年龄里能够做出功业的也不多。

青春期叛逆性相对较重，刚刚开始脱离纯家庭的环境，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中，少年人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心智亦不成熟，偏偏精力旺盛急于想确定自己的位置证明自己的存在，本是个容易和环境起冲突容易闯祸出事碰壁的时期，喜欢和同龄人瞎胡闹，与长辈多容易相处比较困难。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开始参加家族的“造反大业”，这一叛逆性的活动倒正好吸收了他的那股子叛逆精神。

李家造反事大，若要成功瞎胡闹可绝对不行。很长一段时间，李渊不方便自己出头，长子建成又被交托照顾家眷的任务不在李渊身边。因此，尚未完全成年的李世民成了父亲身边的得力住手，李渊能够体现出极度的小心谨慎，其中其实也很有李世民积极出头做事的一份功劳。

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年龄多在三十、四十的壮年以上，所以从一开始，李世民的身边多为长者，和同龄人瞎胡闹的机会反而少了。以往幸福宽松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外向乐观的个性，自信心的基础也很好，同时也没有被骄纵无度，所以虽然有时不免冲动自负、使气任性，总的来说，却能和身边经验知识丰富的长者和谐相处。得到他们的帮助，吸收他们的教导，让自己顺利地成长起来。并且，他也因此和身边辅佐李家、辅佐自己的臣子幕僚很有一种一般成年君主与大臣不大容易出现的私人感情。

李世民的外向、乐观、自尊心和自信心强没有走向刚愎自用、乖僻暴躁，他能够很好地同时非常积极地辅助父亲。年轻人飞扬骄傲、积极进取和年长者的谨慎细致、精明理性在这个弱冠年轻人的身上开始融合，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个性，在这个微妙时期里交织进李世民的自我人格之中。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人心还不稳定的时代，成功的割据势力都重视亲戚宗室的力量，因为外人不够可靠，所以，李渊也不得不把很大的权力交给自己三个年长的儿子。太原起兵以后李渊没有亲自领过兵，直接领兵的兵权都在他的三个儿子手里。武德末年三兄弟的权力之大，李渊这个父亲很有点儿控制不住的架势，亦与此有关。

李元吉年龄到底偏小，童年不太幸福个性也有所偏差，所以未来差了两个兄长很多。李建成则既有嫡长子的先天优势，其成熟稳重的个性能给父亲帮上很大的忙。可是在后天的环境里，李建成的机遇比李世民差了一些。

当然，首先李建成这时候年近三十，更成熟的同时是可塑型更低。身为长子、身为比弟弟们大得多的长子，李建成原本的家庭责任就重，养成的个性也偏向谨慎保守得多。而且太原起兵前他不在父亲身边，要照顾家人、没有父亲的权力庇护，很难放开了去做事。李家的第一批基础力量，也和他关系比较疏远。再加上个性因素，尽管在西进长安的战役中，李建成每每也和李世民一样有正确的观点和超过父亲的进取心，可看来他缺乏一些做主的能力，这个时候的他，有些过于象一个优秀的参谋。

之后李氏兄弟的位置又调了一个个儿，在李渊可以自己作主的时候，李建成开始留在父亲身边，继续他参谋辅佐的环境。李世民却逐渐开始独档一面，有更多的机会自己做主，也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得不如此的需要，在父亲控制之外招揽人才、培养势力。否则，这独挡一面挡不起来，自己做主也做不好主，李渊交给他的任务便无法完成。

这个相当于今天高中到大一的大孩子，为李唐的兴起，做出了远超过其年龄所限的很大贡献。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居功其次。然则考虑到李世民的年龄，他的收获远远多于他的父兄。即使在作于武德初年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似乎比其他史书更多地提到了李建成的功绩，可李世民作为次子，尽管先天优势本该远逊于年长他许多的长兄，依旧达到几乎事事和兄长相提并论的地步。在这么早的时候，他的功业和权势已太过可观。

当然，未来到底会如何演变，在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完，呼呼，可以写玄武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