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两宋辽金西夏史

荣誉叫做忠诚

英雄出于乱世——赵匡胤的青年时代
　　　　观《宋史》太祖本纪，其高祖赵朓直至其祖父赵敬等人，自唐代起都是县令、刺史等类文官，直到其父赵弘殷，才在后周年间因军功得获“敬左骁骑卫上将军”的军号。五代乱世，赵弘殷因受当时的大军阀“赵王”王镕指派，率五百铁骑驰援后唐庄宗，扬名立万，为庄宗所爱，荣升为禁卫军军官。此后，五代数姓更迭，赵弘殷依恃有马有枪，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被“清洗”，官还越做越大。后周显德年间，赵弘殷已“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其子赵匡胤“分典禁兵，一时荣之”。老赵盛年之际暴病而死，获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荣衔。可以揣见，赵弘殷以上数世祖曾为县市级文官的历史也是编排而出。五代乱世纷纭，英雄切莫问出处，只要力气大脑子活能上马抡刀使大枪，封王封侯倒是件容易的事情。赵弘殷长年生长军中，不仅自己一刀一枪博得功名，带携儿子辈也在“革命大熔炉”健康成长，成为块好钢。最最关键的是，赵匡胤、赵匡义（光义）兄弟自少至长在禁军中长大，叔叔大爷兄弟辈的军中同袍情谊，成为日后“陈桥兵变” 中最得力的人员基础。
　　　　赵匡胤乃赵弘殷第二子，生于洛阳夹马营，其母杜氏。不必细说，真龙诞生，自然是“赤光绕室，异香经久不散”，就连娃娃新生儿黄疸，也被史家绘声绘色描述为“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搁现在，如此严重的黄疸，得让父母添愁不少。赵匡胤得了天下，老妈一倒咕昔日情景，才知道儿子是“金龙”转世投胎。青少年时代，赵匡胤还有两件事让时人称异：一是曾身骑一匹顽劣烈马，鞍勒不施，疾驰于城上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赵匡胤）首必碎”，不料小伙子拍拍身上土，一跃而起，毫毛无伤；二是与战友在房子里赌钱，有两只鸟在外面啼鸣，赵匡胤想吃烤雀，出门捉鸟，刚刚出门，房子忽然倒塌――两件“传奇”，细分析也是稀松平常：骑马头碰门楣，可能是武将头盔上的铁尖拌挡，让赵匡胤跌落于地，否则，其人再神，也抵不过物理定律；人刚出屋墙就塌，也属小概率事件，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见几次。无论如何，人要成了名，啥事都可以凭空附会，何况是开三百多年宗国基业的君王。
　　　　赵匡胤青年时代，英雄逢时，正赶上五代最后一位英明帝君周世宗，有幸跟从这位“伟大领袖”东征西杀，得显威名。其成名一战，当属周世宗登基后御驾亲征北汉刘崇的巴公原之役。当时，北汉军人数占优，后周军中又有右翼战阵的军将逃跑、投降，万分危急时刻，当时的赵匡胤虽只是禁卫军中级将官，表现十足英勇，向同伴大呼：“主危如此，吾辈怎能不誓死以战！”并与当时禁卫军统将张永德各率两千兵马，奋勇破敌。关键之时，周世宗柴荣临危不惧，手下又有赵匡胤、张永德这样的军将，最终大败北汉军，使得一旁观战的北汉“盟军”契丹军见景夺气，也逃遁而去，后周军队终于取得此次战役的全胜。战后，周世宗立封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而后，赵匡胤又从周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下寿春，得泗州，都有他“厚道”的大脸闪现，威震江南。周世宗北征，赵匡胤也是一马当先， “及莫州，先至瓦桥关，降其守将姚内斌，战却数千骑”，一平关南之地。
　　　　眼开后周军很快要收复燕云之地，天不佑人，周世宗柴荣忽得暴疾，不得不拥众返回汴京。英雄大业，半途而废。回军途中，周世宗支撑病躯阅示文件，忽然发现一个韦编袋子，里面有一块三尺长的木板，上有“点检做天子”五个字。古人迷信，周世宗认为这是“天示”，马上想到自己的姐夫――时任禁军统师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立马下诏免去张姐夫的点检一职，转委平时看上去老实厚道又曾立战功的赵匡胤为殿前禁军统师。周世宗猜疑自己姐夫张永德军内外党羽众多，可能在自己死后危及儿子的帝位。赵匡胤寒人军校出身，应该没有为人拥戴纂位的资格。周世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忘记了五代数位皇帝皆是军头出身，其父（姑父）郭威也是因军士拥戴而移后汉国祚。“点检做天子”的木牌，百分百是赵匡胤等人制作，不过，他们当时的初衷可能只是想“陷害”张永德，免得周世宗死后他因手中有禁兵而于宫中坐大，至于后来“赵点检”终作天子，倒是“弄拙成巧”的稀罕事。
　　　　周世宗帝死后，其第四子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时年七岁。转年春天，周恭帝还未及改元，周世宗棺柩刚刚入土两个多月，真正尸骨未寒，本来要率兵北征契丹的赵匡胤兄弟自导自演大戏，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赵“点检”果真做成了“天子”。
　　　　史臣们好玩，编造得有模有样，在他们笔下，赵匡胤完全是帝位天上掉下来，事先毫不知情：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光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赵匡胤）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谓（范）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赵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周世宗的七岁儿子柴宗训）及符（皇）后于西宫，易其（恭帝）帝号曰郑王，而尊符（皇）后为周太后。
　　仔细推敲陈桥兵变，其实很好破解其中秘密：其一，出京大军忽然返回，赵匡胤好哥们、时任殿前指挥使的石守信大开城门，众人顺利入城。如果真是没有预谋的“事起苍猝”，不会有哪个将军这么大胆不顾九族性命开城纳“叛军”；其二，后周朝中大臣范质等人被挟迫拜见“新天子”，赵匡胤还指天划地表示自己“冤大头”，周世宗昔日的得力文臣陶谷却能即时从袖中拿出早就写好的“禅位诏”，语意清晰，文采斑爛，没有军头们事先许诺给美官做，陶学士不会这么从容不迫。当然，毕竟后来两宋帝君待人不薄，后世才没怎么拿此事铺陈作文章。其实，老赵这一阴险毒招，比当年曹孟德要黑得多。
　　由于赵匡胤在后周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因而定国号为“宋”。
　　后周恭帝便被宋朝改封为“郑王”。十三年后，柴宗训二十岁出头，即“发病”而死，估计是被宋室暗害，赵匡胤又演一出，“闻之震恸”，谥曰“恭皇帝”，把小伙葬在其父陵侧。周世宗有七个儿子，除老大、老二、老三被后汉隐帝杀掉，老六柴熙谨已在宋初不明不白死掉，老五柴熙晦、老七柴熙让皆“不知其所终”，估计也都被赵宋派人弄死。直到宋仁宗嘉祐四年，才下诏有司取阅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后）周祀。”所以，一般人皆为《水浒传》或其他民间演义所误，以为柴进是后周皇帝的嫡系子孙，还一直获封“一字并肩王”什么的，完全是小说演义误导人，柴荣并无直系后代得活世上。当初，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推翻皇帝的“悲剧”重演，周世宗想方设法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强兵猛将入京城守卫帝室。结果，柴世宗死后，帝位未失于强藩，却被禁卫军头子捡走，天算人算，防不胜防。可悲！可叹！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此离奇的帝王之路，一般人总以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独家大戏。为此，清初大诗人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1650－1727）有诗道曰：“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也知光义难为帝，不及朱三尚有兄。将师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这位金庸大师的数世祖与金大师一样，名重一时，但对于史学均是半瓶子醋，明显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家学渊源”，可窥一斑。何者，查慎行对五代只是皮毛之知，最后两句的疑詑更是凸显老查的浅薄：似乎赵匡胤黄袍加身之事人世间只此一件，陈桥一事竟让老查大跌眼镜（甭说，清朝前后已有眼镜从西洋传入）。其实，在那“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五代，由军士鼓噪、拥主帅为帝的事情，成功的就已经有四件之多：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最后一个才是宋太祖赵匡胤。至于未成功的“拥帝”事件，也有好几件。其一，石敬瑭当河东节度使时，一次出猎，军中忽然有人大叫“万岁”，把当时正“韬光养晦”的石敬瑭吓得够呛，忙下令斩杀为首的兵士三十多人；后晋大将杨光远率军至滑州，又有军士称要拥杨光远为帝，老杨还挺明白，表示：“天子岂汝等贩卖之物”，呵之而止；其三，大将符彦饶在瓦桥关守戌，有裨将带兵士欲“拥立”老符。符将军佯允，约定转天在府街大会将士，“遂伏甲尽杀之”――可见，大乱季世的五代，承袭唐朝中晚期河朔诸藩镇的跋扈之风。每有节度使死去，唐帝即派中使到军中“观察”军情，因军士请授与他们自己推举的人为新节度使。“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师，立一师，有同儿戏。”也是一报还一报，“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师。”军人们之所以爱搞拥人为帝的把戏，不外乎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同大公司下面七、八个人的小公司，小头目也称总经理，自然其余数人可立马被升为副总经理、总监等等，瓜分资财便当，名声又好听。最可笑的当属后唐大将赵在礼。当时，军士皇甫晖暗知军士思归欲为乱，就劫拥军将杨仁晸为师，杨将军不从，被杀；接着，皇甫晖又推一个人缘好的小校为师，不从，又被杀；于是，皇甫晖率一大帮军士直趋赵在礼处，把两颗血淋淋人头往老赵面前一扔，大叫：“不从者视此！”老赵不得已，“遂为其师”。此情此景，与唐朝的泾原乱兵劫朱泚、辛亥革命时兵士劫黎元洪一样，都是兵士爱玩的一幕戏。事成，大家升官发财；事败，有冤大头一人全家扛祸。
　　富贵险中求，赵匡胤一念成福，造就两宋三百余年基业，确实个人奋斗史上一个大大的“佳话”。推论“翊戴”之功，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皆得授节度使位号，细究这些“功臣”的原职，皆是殿前都指挥使、骑军都指挥使、殿前都虞侯这样的京城禁军大小头目，所有这一切，均明白无误地透露着一个消息：陈桥兵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不折不扣的政变！建隆二年，赵匡胤罢去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以免“点检做天子”的谶言重演。历史上的“大事”，往往前一出是“正剧”，后一出摹仿的是“喜剧”，偏偏“黄袍加身”此等大戏，郭威和赵匡胤，两出都是“正剧”，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兵权释于杯酒――宋太祖“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内统治方针
帝位没坐热乎，赵匡胤两次“亲征”，干掉和他叫板的两个人：镇守泽潞的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驻地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本来先送李筠和李重进一人一顶“中书令”（名誉人大委员长）的高帽子，就怕他们两个首先捣乱。封官的使臣一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根本不见，马上要起兵。李筠左右切谏，这些人倒不是害怕主公“造反”，五代时“皇帝”走马灯一样，一家换予另一家并不稀奇，参谋们的本意是让他缓缓神再观察一下，不要轻举妄动。李筠之子李守节泣谏父亲不要给“大宋”添乱，新君即位，最恨的就是首先出头的前朝“忠臣”。起先，李筠听劝，置酒张乐，大摆宴席，请宋朝使臣相见。双方刚刚落座，李筠忽然命人于壁上高悬后周太祖郭威的画像，亲于像前下拜，悲不自胜，泪下如雨。如此，李筠左右谋士一时皆惶恐不安，忙向赵匡胤的来使解释，“李令公饮酒过多，表现失常，请勿怪罪。”宋使也不好说什么，本来太监就胆小，特别是出使到“敌营”的太监，直怕自己大脑袋被割，自然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赵匡胤听得使臣回来一五一十的禀报，仍不想直接兴兵，亲自写诏“慰抚”，并召李筠之子李守节为皇城使（寄禄官，类似内务部管事的虚衔，以示对李氏父子的“无猜”）。李筠得诏，即遣其子李守节入朝，本意实为“入朝伺动静。”此招甚怪，既然反心已定，何苦要搭上儿子一条性命，亲送入虎口。得知李守节入朝，赵匡胤也觉出乎意料，迎头就问：“太子，你怎么来了！”
　　　　李守节大惊失色，忙跪地叩头，哭诉道：“陛下您怎么这样称呼我，朝中肯定有人讲我父子的坏话！”
　　　　赵匡胤倒有帝王气度，徐徐言曰：“我听闻你数次劝谏你父亲，皆不为所听。你父亲遣你来京，是想让我杀掉你，彰显我的不仁，他也好有借口起兵。你回去吧，转告你父亲：我未为天子的时候，你父亲想作就作；既然现在我已为天子，他何不为了我而作出小小的退让呢？”赵皇帝此语，不失语重心长，既无威胁，也无要挟，甚至有些哀求的意味在里面。

　　北汉“皇帝”当时是刘钧，他家的“后汉”天下原为“后周”所夺，与中原政权一直为敌。听闻李筠要造反，马上派人秘密联系，相约共同举兵。听闻儿子回来一番说话，又知北汉将派兵马来援，李筠决心已定，马上命幕府文士书写檄文，四处散发，历数赵匡胤“篡位罪状”，遣人到北汉求兵，正式起兵。甭说，旗开得胜，李筠精兵奇袭泽州，杀掉留守的宋朝刺史，占领州城。
　　　　兵来将挡，水来土吞。赵匡胤心中虽慌，不得不硬着头皮，派手下得力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率大军进讨。临行，他心急火燎地嘱戒道：“千万别让李筠率军西下太行，立刻引兵扼其关隘，否则，不能破敌！”做皇帝后第一仗，赵匡胤自然是非常用心谋划。
　　　　本来，李筠起兵之初，其手下谋士就劝他：“您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北汉军）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宋军）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此乃上计。”李筠不听。他的想法也有理：“我乃周朝宿将，与世宗（柴荣）义同兄弟。禁卫之士，皆我昔日属下，闻知我起兵，他们肯定临阵倒戈，何患不成功！”大将有此书生气，不败也难。赵匡胤新朝甫建，大肆封官行赏。京城内定，大臣、兵头有名有份。特别一提的是，五代末的军将都是“名利”之辈，谁还会响应李筠这位“老上级”作贼！
　　　　北汉“皇帝”刘钧深觉复国有望，就约契丹兵一起来援李筠。李筠“民族气节”倒保持得不错，婉拒契丹兵入境。于是，刘钧御驾亲征，“倾国自将”而来。临行，刘钧的大臣也劝谏：“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刘钧不听。
　　　　待到两方“友军”相会于太平驿，刘钧马上封李筠为“西平王”，位在其“宰相”卫融之上。吵吵半天真见面，李筠暗悔――北汉“皇帝”太名不符实，不仅仅“仪卫寡弱”，举止言谈也看不出有“真命天子”的样子。李筠不爽，刘钧也不高兴。宴谈期间，李筠一口一个“不忍辜负周朝旧恩”，讲个不停。后周郭威“黄袍加身”，纂的就是刘钧堂兄的“后汉”，汉与周是“世仇”，刘筠如此丑表功言“忠心”，简直是不给自己面子。虽如此，覆水难收，双方不得不联军，刘钧留宣徽使卢赞作“监军”，李筠心中恼怒，很讨厌这个友军派来的“政委”。听闻李筠与卢赞不和，刘钧又尽快派宰相卫融作和事佬前往调解。眼见北汉军派不上什么用场，李筠悒悒之下，留下其长子李守节据守上党。自率三万军马悒悒南出，与宋朝争锋。
　　　　宋军大将石守信百战良将，又欲在新朝立大功，勇谋兼施，两军在长平一照面，就大败李筠，斩首三千级。而后，石守信又在泽州城外大破李筠三万余众，杀掉李筠手下大将范守图以及北汉的“监军”卢赞。北汉援军数千人急匆匆赶到泽州，正赶上李筠兵大败，这些人全尿，不发一矢，均放仗投降。石守信图省事，索性下令，把这几千降军全部杀个干干净净，既立威，又警示北汉不要没事派人来找死。
　　　　李筠大败之后，只能逃入泽州城内，凭城固守。不久，御驾亲征的赵匡胤赶至城下，很想亲眼观看他当皇帝后的第一功。皇帝亲自督战，宋军士气倍增，肉薄登城，终于攻陷泽州。李筠长叹一声，投火而死。宋军入城后，顺便还生俘了北汉的“宰相”卫融。泽州已下，守卫潞州老巢的李筠之子李守节马上投降，其父不为宋朝“忠臣”，其子却甘为新朝“顺子”。赵匡胤心情很好，赦之不杀，委任李守节为单州团练使（小伙子没过几年不明不白就死了，年仅三十出头，应该不是什么善终）。
　　　　攻杀李筠，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后周朝原先占据一方的节度使们，如成德节度使郭崇、保义节度使袁彦、建雄节度使杨延璋、安国节度使李继勋等人，纷纷单骑来朝，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不得不向大宋称臣。
　　　　收拾完李筠，赵匡胤的目光马上转向下一个目标：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外甥，从血统上讲，他实际比起后周世宗柴荣（郭荣）更接近“帝系”，因为柴荣只是郭威妻子的侄子，与老郭没有直接的血统关系。后周世宗柴荣在世时，李重进就与柴荣的姐夫张永德争权，二人明争暗斗，搞得不亦乐乎。“点检做天子”那块木牌，当时大多数人都怀疑是李重进派人故意放置以陷害张永德。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张永德被削夺禁军职权，李重进也没捞到大便宜，后周小皇帝刚上台，大臣范质等人就一纸诏书把他打发到了京城以外的扬州做节度使。李重进折腾半天，与张永德争权夺利，反而最终让“赵点检”做了天子，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当然，到底是老李还是老赵落井下石鼓捣那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也是千古之谜，诬陷他人的匿名信，自古至今，谁都不会主动承认。
　　　　赵匡胤称帝后，马上下诏，准备让老战友韩令坤取代李重进的位置。“（李）重进请入朝，帝（赵匡胤）赐诏止之”，老李愈加心中犯疑。李筠起兵，李重进派帐下亲吏翟守珣怀密信前往交结。翟守珣没去见李筠，反而拿着密信到汴梁见赵匡胤。当时，赵匡胤惟恐“二凶并发”，二条战线上打仗，任谁都心中无底。于是，赵匡胤便厚赐翟守珣，让他回去劝说李重进“未可轻发”。犹疑之间，李筠已被平灭。
　　　　平李筠之后，赵匡胤就不再客气，正式下诏徙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并派中使陈思诲“赉铁券往赐，以慰安之。”李重进这才醒过味来，软禁陈思诲，扯旗举兵。同时，他派人向南唐求援。可惜，南唐中主李璟先前被周世宗柴荣打怕了，从心理上畏惧中原政权，“不敢纳”，李重进只得单军起事。
　　　　有了上次平定李筠的胜利，赵匡胤胆气倍增，再一次御驾亲征。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十一月，宋太祖“发京师，百官六军并乘舟东下”。“十一月，丁未，次扬州城下，即日拔之”。胜利之师，百战兵将，扬州如此牢固坚城，一天竟然就被攻下，可见李重进起兵是多么的荒唐。城陷后，有人劝李重进杀掉中使陈思诲，老李也不失厚道，“吾今举族将赴火死，杀此何益！”言毕，阖家自焚。陈思诲旋为乱兵所杀。赵匡胤君临扬州，人主之气顿浓，露出狰狞面目，“戳（李重进）同谋者数百人”，把没有自焚死的李重进兄弟和儿子皆送闹市砍头。
　　　　杀了李重进之后，宋太祖当时还真想一鼓作气，平灭南唐。南唐主李璟确实害怕，忙遣其重臣严续、冯延鲁等人分数批来“犒师”、“买宴”，大献殷勤。赵匡胤在扬州接见南唐使臣冯延鲁，鸡蛋里挑骨头，找碴寻衅，厉声责问：“汝国主（李璟）何故与叛臣（李重进）交通？”
　　　　冯延鲁不卑不亢，回答说：“李重进当时派密使，就住在我家。我们国主派人对他说：‘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应视地利天时。当初中朝皇帝（赵匡胤）受禅之际，人心未定。上党乱起（指李筠起兵），您应该彼时作反。如今，人心已定，却想以数千乌合之众抵抗天下精兵，即使韩信、白起复生，也无成功之理。因此，唐国有兵有粮，不敢相资。’正因为我们国主不出援兵，李重进才这么快就兵败。”
　　　　赵匡胤碰了个软钉子，低首沉吟片刻，又蛮横言道：“虽如此，诸将皆劝吾乘胜渡江，你以为如何？”
　　　　冯延鲁躬身又是一礼，朗言道：“李重进自谓天下雄杰，陛下您神威一至，一战即灭；南唐小国，确实难敌天威神军。但是，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李昇）亲兵，誓同生死，陛下如不惜数万将士性命与之血战，可能会成功。此外，大江天堑，风涛不测，假如大宋天兵进不能克城，退又缺军资，想必事情不是特别好办。”一席话，貌似谦恭，实则勃勃不屈。言外之意，你老赵别太得势不饶人，你有天时我有地利，万众一心，胜负还真说不定。
　　　　赵匡胤也笑。 “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审时度势，国家新建，攻打南唐根本没有把握，宋太祖暂时息灭一鼓作气的杀心。虽如此，忧惧之下，加上先前周世宗在世时被迫 “蹙国降号”，南唐中主李璟过了半年多就“忧悔而殂”，其子李从嘉袭位，改名李煜，是为大名鼎鼎的南唐李后主。
　　　　虽然搞掂了二李之叛，宋太祖心中仍旧嘀咕。老赵人是宋朝开国主，精神上还属五代乱世，对于帝王易姓，他本人比谁都有更切身的感受。一日闲暇，他召智囊赵普，问道：“自唐末至今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家，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吾欲息天下之兵，立国家长久之计，又怎样入手去做呢？”赵普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什么大儒，可乱世之中他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最切实际，进言道：“陛下您能言及此事，真乃天下苍生之福！世道纷乱，皆因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如果想安定天下，只有先从方镇大将下手，收其兵，夺其权，制其钱粮，如此，天下自安！”
　　　　赵匡胤不停点头。
　　一日，赵匡胤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军中老哥们儿于内廷欢饮。酒酣，宋太祖屏去左右，对几个老友说掏心窝子的实话：
　　“没有你们，我今天不会坐在皇帝宝座上。但是，贵为天子，我还不如从前当节度使时快乐，可以这么说，我是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石守信等人美酒数杯下肚，脑子都还十分清醒，听皇上如此说，均离座下跪，叩首而言：“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
　　　　“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人）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岂可得乎！”
　　　　老赵一句话，吓得跪于当地的石守信等人如五雷轰顶。要知道，内廷宴饮，只要皇帝一个眼神，在座数人的脑袋会瞬间搬家。老石连吓带惊，惶惶恐恐，哭了：“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
　　　　赵匡胤长叹一声，好言好语道：“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呵。”
　　　　石守信等人听此言，冷汗稍收，忙不迭地叩首连连，拜谢说：“陛下能这样替我们着想，真是给我们这些该死的人一条生路！”
　　　　“明日，（石守信等）皆称病，乞解实权。帝（赵匡胤）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诏旨一下，石守信等人各为大镇节度使，皆罢军职，优游于家，全得善终。特别是石守信，晚年好佛，积财巨万，但全都拿去兴建了佛寺，死后被追封为“武威郡王”。
　　　　比起日后凤阳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老赵“杯酒释兵权”，真是忠厚无比了。
　　　　罢去石守信等人军权后，宋太祖又想召符彦卿掌统军队大权。符彦卿此人，乃已故后周世宗柴荣的老丈人，是五代百战名将。很久以前，他就曾令契丹人闻名丧胆。其父符存审，也是当时名将。符彦卿十三岁即精晓骑射，由于是老符第四子，当时人称“符第四”，骁勇无双。符彦卿是后周朝世宗老丈人，按理讲宋太祖最应猜忌他，但这位老将军命好，其长女是周世宗皇后，次女又嫁给了宋太祖之弟赵光义，不知不觉中给自己上了政治方面的“双保险”，故而赵氏兄弟待之甚厚。对于赵匡胤想让符彦卿领军一事，赵普不同意，押下任命诏不发，力劝宋太祖深思利害。太祖皇帝不高兴，说：“我待符彦卿甚厚，他日后岂能负我！”赵普马上回言：“周世宗待陛下也厚，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一句话，赵匡胤默然，马上收回委任诏命。符彦卿也算真正好命，宋太祖未让他掌军，其实最终也是保护了他，老爷子得以“对宾客终日谈笑，不及世务，不伐战功，”七十八岁高寿善终于家。
　　　　另一个值得一表的，当属“点检做天子”谣言的冤大头张永德。张永德，字抱一，出身并州富豪世家。他年方二十四岁时，迎娶周太祖郭威之女晋国公主为妻，得封驸马都尉，并任禁军要职殿前都指挥使。周世宗首战北汉，张永德居功甚伟。世宗伐江南，驸马爷又屡立战功，并被擢升为殿前都检点（皇家禁卫军司令）。周世宗病危，“点检做天子”木牌突现，张永德大受其害，被解除兵柄。周恭帝小孩子即位后，他又被朝中文臣外派为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即位后，马上授这位自己先前载赃陷害的老上司为侍中的厚职。估计张永德一直认为那块木牌是李重进所为，对赵匡胤心中并无怨恨，很听话地入朝晋见，被宋廷改授武胜军节度使。宋太祖征伐李重进，他还连出数条妙计，对老李的怨毒之意，溢于言表，至死都不知他自己其实是被老赵所卖。想当初，张永德对赵匡胤这位当时的手下非常好。赵匡胤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续娶王氏，张永德赠予这个“听话”的下属大量钱财，“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所以，在政治方面，张永德可以说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儿。当然，由于心内有愧，赵匡胤待张永德一直“甚厚”，君臣二人常于禁苑欢饮，“饮以巨觥，每呼驸马而不名。”张永德对赵家也始终尽忠，为之东征西讨出谋划策。厚道人毕竟有好报，老张七十三岁时善终于府。
　　　　软硬兼施之下，宋太祖终于坐稳了皇位。后来，他又采用“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并把“抑武用文”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重文事，抑武将，守内虚外，强干弱技，虽然从根本上在内部消除了对赵姓皇权的威胁，却也种下了日后两宋亡国的种子，这当属后话。
　　　　赵匡胤建宋之时，德不足以绥万邦，功不足以戡大乱，“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禆将，与乱世相浮沉”，无大功大德积于世间，相比之下，曹操扫黄巾、击董卓、救献帝、夷平二袁，刘裕能灭后秦、擒慕容，诛灭桓玄，击平卢循，所以，赵匡胤乱世军头忽然立建一个王朝，可以想见当时他内心之中有多么不安稳。所以，他一定要建功立业，才能打好开国基础，才能使天下人心畏服。先南后北定统疆――宋太祖的赫赫武功
　　
　　　　后周世宗柴荣生前，采纳大臣王朴的建议，收拾天下的方针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基本上仍沿袭后周的统一计划。最根本原因，杮子先捡软的捏，消平江南和蜀地，一方面在政治上实现最低层次上的“大一统”，另一方面，江浙地区以及蜀地的经济力量，是支撑中原王朝用兵北方的巨大梁柱。战争就是无限的消耗，没有经济基础，都是纸上谈兵。当时，盘踞山西一隅的北汉乃弹丸小国，仰仗契丹人鼻息敬延残喘而已，它身后的契丹才是中原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至于南方，共有南唐、吴越、南平、南汉、后蜀这五个“小国”加上福建一隅的军阀陈洪进和湖南一带的军阀周行逢。怎样把这些小邦解决掉，是宋太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天假其便。宋太祖登基不久，湖南的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是个十一岁的小娃娃，继位之后，其属下“衡州刺史”张文表反叛，也想割据一方。由此，宋朝打着“救援”的旗号，要借道荆南（南平）。师行一半，张文表已经被杀，宋军仍强行前驱，派出一股奇军直驱江陵，南平嗣主高继冲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举族“入朝”，献出高家割据数十年的三州十七县。不久，宋军一路横进，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进围朗州（今湖南常德），最终把先前向宋朝求救的周保权也生俘，尽取湖南十四州土地。至此，荆湖之地全入宋土，成为宋朝一个大粮仓，从物质上保障了宋军下一步军事目标。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年底，宋太祖诏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正副元师，进讨蜀地的割据者孟昶。
　　后主孟昶继位期间，正值五代后唐、后晋交迭之际，中原多事，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孟昶的后蜀一直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孟昶，是孟知祥第三子，继位时年仅十六岁。同前蜀末主王衍不同，孟昶姿质端凝，少年老成，个性英果刚毅。孟知祥晚年，对故旧将属非常宽厚，大臣们依恃是 “老人”，放纵横暴，为害乡里。孟昶继位，众人更是以少主视之，更加骄蛮，往往夺人良田，毁人坟墓，欺压良善，全无任何顾忌。诸人之中，以李仁罕和张业名声最坏。孟昶即位数月，即以迅雷之势派人抓住李仁罕问斩，并族诛其家，“川民为之大悦”。
　　张业是李仁罕外甥，当时掌握御林军。孟昶怕他起内乱，杀李仁罕后不仅没动他，反而升任他为宰相，以此来麻痹对方。张业权柄在手，全不念老舅被杀的前鉴，更加放肆任性，竟在自己家里开置监狱，敲骨剥髓，暴敛当地人民，“蜀人大怨”。见火候差不多，孟昶就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议，一举诛杀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权臣。藩镇大将李肇来朝，自恃前朝重臣，倚老卖老，拄着拐杖入见，称自己有病不能下拜。闻知李仁罕等人被诛死，再见孟昶时远远就扔掉拐杖，跪伏于地，大气也不敢喘。
　　收拾服贴了父亲孟知祥的一帮老臣旧将后，孟昶开始恭亲政事，并在朝营增设“举报箱”以通下情。宋代史臣所作的《新五代史》等史书，总把孟昶说得荒淫不堪，其实是为宋太祖代蜀找依借口。据民间野史和一些逸史笔记资料记载，“（孟昶）性明敏，孝慈仁义，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可以讲，在继位初期是个不错的皇帝。他还亲写“戒石铭”，颁于诸州邑，戒令官员：“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难为深，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侈。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旨民膏。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由此，可见孟昶爱民之心，在五代十国昏暴之主层出不穷的年代，确实难得可贵。
　　孟昶虽好文学，但殷鉴不远，继位初期他还多次以王衍为戒，常常对左右侍臣讲：“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朕不为也”。为了能使文化经学更加流传广泛，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立石经，又刻木版大量印刷古代典籍，宋代刻本最早实际上兴起于蜀，后世人言及“宋版”，都以蜀本为上佳之品。还有一事值的一提的是，中国人新春贴对联，也始于这位孟昶，他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如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后晋被契丹灭之后，趁后汉刘知远立足未稳，孟昶也曾想趁机染指中原，“永日志欲窥至中甚锐”，但终于所将非人，大败而归，不能成事。周世宗柴荣在位时，由于孟昶上书不逊，周军伐蜀，蜀军大败，丢掉秦、成、阶、凤四块土地。情急之下，孟昶忙与南唐、东汉等周边小国联合，以谋抵御。
　　孟昶在位后期，特别是中原后晋、反汉、后周交替，南方小国林立，各家都注力中原，无暇顾及川蜀，孟昶的外部压力减轻，据险一方，正好“关起门来作皇帝”，他年青时一直压抑的“打球走马”、“好房中术”的坏习惯一下子释放出来，逐渐奢侈放纵，连尿盆都嵌满珍珠宝玉做装饰，豪侈至极。

　孟昶有个宠臣名叫王昭远，“惠黠阴柔”，自小就伺侯孟昶，两人一起长大，深受孟昶亲狎。后来，权高位重的朝廷枢密使一职缺空，孟昶竟让王昭远补缺，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国库全帛财物，任其所取，从不过问。
　　如果王昭远仅仅是个智识庸下的宠臣，也不会惹出太多事端，偏偏这小子平素还好读兵书，装模作样，处处以诸葛亮自诩。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知道他的“志向”，乘间拍马屁献计：“王公您素无勋业，一下子就担当枢密使的要职，应该建立大功以塞众人之口，可以约定汉主（北汉），我们一起出兵夹击，使中原表里受敌，能尽得关右之地。”王昭远大喜，禀明孟昶，获得同意，便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帛书去和北汉密约。不断，三个使臣中有一个叫越彦韬的，偷偷带着蜡书逃往宋国，把秘书献给宋太祖赵匡胤。
　　立国不久的赵匡胤正愁攻讨蜀国无名，得赵彦起献书后大笑，“吾西讨有名矣！”962年11月，宋太祖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主师，率兵骑六路大军分路进讨，同时，他又下命在汴梁的右掖门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待其归降，显示伐蜀的必克之心。
　　此时的孟昶仍沉浸在温柔乡里，自忖外面有王昭远这个“诸葛亮”镇抚，大可安枕无忧。听说宋兵来伐，孟昶派大臣李昊“欢送”王昭远出兵迎敌。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一派儒将派头，左右前后指挥，看上去很像摸修样。酒至半酣，王昭远对李昊讲：“我此行出军，不仅仅是抵御敌兵，而是想率领这两、三万虎狼之师一直前进，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诸葛亮”出发后，孟昶又派他的太子孟玄喆率数万兵守剑门。大军出发之际，这位太子爷用豪华的绣辇抬着他好几个爱姬随行，并携带了大批乐师和乐器，“蜀人见者皆窃笑”。随行大军也仪甲灿烂，“旗帜悉用文绣，绸其扛以锦”，很像是一只演戏的大部队。
　　孟昶浑然不知灾祸将至，做了近三十年太平天子，总以为天佑神庇，加之蜀道险远，定能使宋师无功而返。蜀中清夜之时，与美人花蕊夫人云雨一度，孟昶爽得可以，作《玉楼春》一首以感怀：“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廉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情景交融，香艳撩人，意境深远。
　　这边后蜀末主正在温柔乡中，那边宋军节节进取。王全斌等人连取兴州等地，一路深入，并修治被蜀军烧掉的栈道，直取天险大漫天寨。王昭远来迎击，三战三败，狂跑至利州，宋军追至。没办法，他又继续狂逃，退保剑门，依恃天险拒守。宋军从来苏小路急行军，忽然出现在蜀军身后，双方猝然交战，王昭远惊惧交加，瘫倒胡床上不能起身。剑门失陷，王昭远“免胄弃甲而逃”，没多久在东川被宋军抓获，“诸葛亮”变成“猪狗浪”。
　　后蜀太子孟元喆一路上笑语喧喧，游山玩水。忽然剑门败讯传来，吓得他和几个随从“弃军西奔”，逃归成都。
　　至此，孟昶才如梦方醒，知道宋军已兵临城下。惶骇之间，他忙问左右退敌之策。良久，才有一个老将出主意：“东兵（宋军）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敌之”。
　　孟昶思忖半晌，叹息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现在要拒守孤城，谁能会卖命呢！”
　　“德高望重”的蜀国司空李昊劝孟昶“封府库请降”，无奈之下，孟昶只能听从，命李昊替自己起草降表。前蜀王衍灭亡时，降书也是这位李大人所为，因此，有人连夜在李昊大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世修降表李家”。
　　四十一年之后，李昊文思不减当年，他拦擞着精神，笔走龙蛇，依仿孟昶的语气，把孟昶的恭顺、惶恐、求生之情写得活灵活现，并以刘禅和陈叔宝自比，以求宋太祖能保全“微命”。
　　王全斌大军至成都升仙桥，孟昶备齐亡国之礼，跪于军门上降表。自宋军发兵汴京，到孟昶归降，总共才六十六天。宋朝共得四十六州，二百四十县，五十三万四千户。后蜀亡。
　　963年7日，孟昶家族至汴京，于明德门外素服待罪。宋太祖下诏释罪，赐孟昶冠带、袭衣，并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秦国公。七天后，这位蜀降王就暴卒于家，估计是大英雄宋太祖知晓孟昶年青时勇毅英果，恐为后患，派人毒酒毒药什么的暗害了他。
　　孟昶忘国之君，怯懦不能死社稷，这也是文人皇帝的通病。王衍、李煜、赵佶等皆是如此。锦绣阵里，玉臂交绕，浅斛低唱，销解了帝王应有的一腔英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情怀。为了保全蚁命，数十万精甲利矛大军放下武器，束手就缚。千里迢迢押护之下，如果象刘禅和陈叔宝那样能安享后半生，也不失富贵荣华的遗梦。然而，遥遥路途之苦还未尽消，只七天就被一瓶毒酒或一条白帛送回地府，倘知如此，孟昶还不如当初于内宫举剑自裁，既可保全一城生灵，又可免去亡国献俘之羞。话虽如此，“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让一个享受了三十年奢华生活的文人帝王一逞英杰之烈，绝非我们臆想的那么容易。
　　
　　蜀地入宋，自然南汉也要接着扫平。开宝三年(公元965年)十月，这个蕞尔小国死催，首先进攻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不怒反喜，立刻下命潘美、尹崇珂二人总领人马，进攻南汉。此前，南唐后主李煜写信劝南汉主刘鋹“归附中国”，刘鋹囚使回书，言辞不逊。为讨好宋太祖，“南唐主以（刘鋹）书来上，帝 (宋太祖)始决意伐之”。
　　南汉的第一位“土皇帝”是刘隐。此人军将出身，唐末趁乱自立为清海军留后，不断向朱温行以重贿，得为一方藩镇节度使，占据岭南。后梁建立后，进封南海王。刘隐病死后，其弟刘陟即位，见后梁离乱，中原多事，便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史称“南汉”，“穷奢极侈，娱僭一方”，肆行虐酷，“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此人还妄自尊大，称呼中原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实正因他居化外之地、“耻为夷蛮之主”的心理使然。刘陟病死，其子刘玢继位。子肖其父，“多行淫虐，人皆患之”，不久就被其弟刘晟和刘昌密谋杀掉。刘晟自己坐上帝位，改元应乾。与父兄一样，刘晟“率性荒暴”，数年之间，把自己近二十个弟弟全部杀掉，一个不留。此人还喜亲自行酷刑于人，号其刑讯室为“生地狱”，热油锅、碎剐床等等，凡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酷刑，里面应有尽有。刘晟天天以酒为水，终日酣醉之中，连他的宠爱伶人尚玉楼也不得好死。一次，半夜饮酒高兴，刘晟口渴想吃西瓜，便置之于尚玉楼脑袋上，一刀劈下，连瓜带人劈成两半，刘晟也不知，只是感觉口中西瓜汁又浓又红又咸……。刘晟在位十多年，饮酒过量而死。其子刘鋹继位，时年十七，改元大宝。这个小子有样学样，虐类其父，昏庸过之。刘鋹以为群臣因各有家室不能尽忠于他，一切政务皆委以太监，发现有才的读书人，“皆阉然后用”，所以，南汉的士子最倒霉，只有考取了前三甲，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披红挂绿戴喜花之后，就被拥入蚕室割去小鸡鸡。刘鋹平日最信任的是太监许彦真、女巫樊胡子以及商胡进贡的一个波斯舞女，哪位大臣得罪这几个人，下场只有一个――族诛。同时，宦官劝刘鋹：“先帝所以得宝位传陛下，正因尽杀群弟。您也应该效法先帝。”刘鋹大以为然，把几个弟弟杀个干净。这么一个酷虐的王朝，由于山高皇帝远，悬隔岭外，自刘隐至刘鋹也经四世五主，近六十年。
　　 “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煎灭殆尽，掌兵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俱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听闻宋军攻围贺州，刘鋹只派宠臣袭澄枢前去“抚谕”，既不出钱也不加官赏，“众皆解体”。很快，贺州、连州、桂州、昭州皆为宋军攻破。如此噩耗传入南汉国都，刘鋹不忧反喜，说：“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宋军）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掩耳盗铃如此，可谓是庸陋至极。南汉惟一象样一点的抵抗，是都统李承渥在韶州带领十多万兵士摆大象阵。不料，宋将潘美令军士用劲弩集结在一起齐射大象，皮糙肉厚的大象先前未挨过如此粗劲的弩箭，狂奔折返，反而踩死了不少南汉军士，大败之下，南汉军十来万人被杀的杀，被擒的擒，韶州又失。
　　乘胜前进，宋军又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
　　眼见宋军兵临城下，南汉主刘鋹派人网罗十几艘巨舰，先把美妃、金宝塞满其中，准备从海上逃跑。这个“皇帝”自己还没上船，一名叫乐范的太监率一千多禁卫军先走一步，盗走了满装美女和金银财宝的大船，不知到哪个野岛做岛主快活去了，留下南汉主叫苦不迭。
　　情势如此危急，南汉宠臣龚澄枢等人不思如何集军退敌，反而在宫中商量：“北兵此来，主要贪图我国的财宝，不如把城内库藏一把火都烧掉，敌人占据空城，必不能久驻，肯定很快就回军撤走。”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库府、宫殿，一夕皆尽。”
　　城中大火刚灭，潘美的宋军已攻入城中，南汉主刘鋹只得率众臣投降，潘美“承制释之”，软禁南汉“皇帝”、宗室及高官九十七人，又下令杀掉平日作威作福的宦官一百多人。南汉平，宋朝又得六十州境土，共二百四十县。
　　开宝四年（公元966年）正月，宋太祖在汴京的明德门受俘，遣使臣斥责刘鋹反复不臣以及烧焚府库之罪。刘鋹是个很有巧辩的人，这时候倒临危不乱，辩称： “为臣我十六岁时承继伪位，朝权皆由袭澄枢等人把持，他才是真正的国主，为臣我万事仰其鼻息。”宋太祖不管那么多，反正最后广州城内烧宫殿、焚宝物是龚澄枢等人的主意，罪不容诛。于是，宋太祖马上派人把几个侫臣推出去切了，“释（刘）鋹罪”，赐其衣服冠带，并授金紫光禄大夫等职位，封为“恩赦侯”。之所以不杀刘　鋹这个亡国主，宋太祖目的在于招抚未平之国，拿他先做个“榜样”，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
　　刘鋹这位小伙子“有口辩，性绝巧”，归降后，曾以留存的一批大颗珍珠扎制一个有二龙相戏装饰的超豪华马鞍，上献宋太祖，“极其精妙”，宫中匠人看毕，“皆骇伏”。太祖也很高兴，“以钱百五十万给其值”，并对左右叹道：“刘鋹好工巧，习以成性，假如他能以习巧之勤移于治国之道，何能亡国呢！”此叹，与隋炀帝杨坚叹息陈后主做诗的巧思一样，同出一辙。这位刘“高工”不仅手艺好，性好侫上，每次宴集，他都是第一个先到，积极得不行。一次，宋太祖宴群臣于讲武池，刘鋹又率先迎侯，一高兴，太祖命人以金杯赐酒一杯。刘鋹见此，不喜反惊。他在南汉当土皇帝时，常常以赐酒为名毒杀自己的大臣，见太祖赐酒，刘小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赶忙跪伏在地，泪下如雨，哀乞道：“臣承祖父基业，违拒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先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足矣。愿延（我）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情急智生，伶牙俐齿。宋太祖见小伙子吓成这样，也笑了，说：“朕待人推心置腹，安有害人之意！”言毕，取金杯一饮而尽，命人再进一杯与刘鋹。 “（刘）鋹大惭，顿首谢。”后来，宋太宗在位，聚群臣商议讨伐北汉一事，刘鋹起座，大声嚷嚷：“朝廷威德遍及，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座中，太原（北汉）不日可平，刘继元（北汉主）马上就来，为臣我率先来朝，到时候，我希望能执棒站在皇帝殿上，充当诸降王之班首。”一席话，说得宋太宗大喜，“赏赐甚厚”。当然，太宗赵光义当时欢喜并不代表他会一直欢喜。刘鋹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病死，时年三十九。似乎不是善终。其子刘守节、刘守正均是宋朝崇仪副使一类的清贵之官，后皆家贫，宋帝皆“诏月给万钱”，不过，给钱归给钱，连宋真宗也对大臣感慨说：“诸伪主子孙大多不免贫寒，皆是因其父祖辈穷奢极欲的家风感染，后代不知稼穑艰难，挥霍无度而致啊。”
　　南汉端掉，自然要轮到南唐。起先，赵匡胤对这个一直送钱送物帮助自己打仗的“江南国主”李煜还真下不了手，南唐长期以来，奉贡甚谨，从未失礼。思来想去，老赵便下诏招李煜至开封来朝见。接诏后，“国主将从之”，李煜还真想去，其大臣陈乔、张洎皆劝阻，认为李煜此行，必为宋朝扣留。于是，李煜推称自己有病，不能上路，宋太祖早就揣知李煜肯定不会乖乖就范，借口说南唐违命，命大将曹彬、潘美率军前往。鉴于王全斌克蜀后部众滥杀人引起大乱，宋太祖严嘱曹彬“切勿暴掠生民”，并赐宝剑一口，“副将以下，不听令者皆可专杀！”。公元974年秋（开宝七年），宋朝征伐南唐。
　　曹彬不负使命，破铜陵、克当涂，并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歼灭两万多南唐军。本来，采石矶一处江水涌急，北来军队至此往往为江水所阻。可巧的是，一年多以前，南唐国内有个书生樊若水，屡举不第，上书言事又不被纳，怨恨之余，天天假装渔夫钓鱼，用丝绳坠铁等工具把采石矶一带的水面、水底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潜往汴京自称有取江南奇策。宋太祖很高兴，赐进士及第并予以官职，并命李煜送樊若水老母及家人入宋。根据樊若水的建议，宋太祖命人“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至此，全都派上了用场。曹彬等人根据樊若水的“水文报告”，于采石矶大作浮桥，“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过之，如履平地”，长江天险，竟如此轻易得渡。南唐君臣初闻宋军在大江之上建浮桥，都以为是“儿戏”，岂不料有樊若水暗中相助，宋军得心应手。
　　过江之后，宋军又破新寨（今江苏江宁），拨潥水，并于秦淮河边大败南唐军十余万主力，直扑金陵城（今南京）下。宋军进攻之始，南唐后主李煜听从张洎、陈乔建议，想“坚壁以老宋师”，不以宋军为忧，天天在御花园与一辈道士、僧人讲论佛法和易经，“军书告急，皆不得通”，迎敌之事均归一个名叫皇甫继勋的纨绔子弟掌管。皇甫继勋一直想投降，又不敢直说，只是严禁手下军将迎敌，闻败则喜，终日逢人就说宋军强盛，不可与战。一日，李煜自出巡城，忽见城下宋军“旌旗满野”，又惊又怒，才杀掉了皇甫继勋。虽如此，大军指挥权皆归张洎等人，此辈文士，根本不晓军机。
　　窘急之下，李煜派大臣徐铉入汴京，“欲以口辩驰说存其国。”宋朝大臣皆知徐铉乃江南才辩之士，提醒宋太祖“宜有以待之。”太祖一笑，立招徐铉上殿，让他先说个痛快。果然，徐铉理直气壮，上来就诉说 “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太祖也不阻止，任他接着讲。“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派军进攻？”徐铉得理不饶人。
　　看看徐铉说够了，宋太祖接住话头，问：“既然亲如父子，现在父子倒是两家，你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吗？”一句话，徐铉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李煜君主还想花钱消灾，又忙遣使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宋廷不报。
　　谈判归谈判，宋军一直未闲着，南唐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在吴越军与宋军联手进攻下也被攻克。南唐大将朱全贇破釜沉舟，自湖口率十多万军队“缚木为筏，长百余丈，战舰大者容千人，将断采石浮梁。”天不佑南唐，长江恰值冬日枯水期，水浅，大船巨筏不能骤进，朱全贇只得从皖口（今安徽安庆）方向前进。中途，遭遇宋军，朱全贇使“火攻计”，“以火油纵烧”，一开始还真烧毁不少宋军船只。“俄而北风，反焰自焚，其众不战而溃”。可见，当年周公瑾赤壁火战，天时地利人和，千年一遇。惶骇之下，朱将军投火而死。南唐最后一张牌至此出尽。绝望之下，李煜又遣徐铉入汴，“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徐铉情哀辞切，向宋太祖极陈 “江南无罪”。赵匡胤耐着性子，“与反覆数四”，徐铉“声气愈厉”，最终惹得宋太祖大怒，按剑而起，言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话糙理不糙，帝王气度浑然，徐铉再有口辩也使不出，“惶恐而退”。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纳降”。李大才子本来于宫中积薪想全族自杀，经宋将曹彬一“安慰”，就不想死了。于是，李后主连同宗族、群臣，一起为宋军押送汴京。至此，南唐十九州，近七十万户，尽入宋朝版图。宋太祖坐明德门，有司上奏李煜应以南汉那样的献俘礼入见，太祖不许，表示：“李煜一直奉大宋正朔，非刘鋹可比”，不让有司张贴书写南唐“罪恶”以及宋军大胜的“露布”（宣胜榜），算是给了李煜一点面子。纳降之后，宋太祖下诏封李煜为光禄大夫，“仍封违命侯”，以惩示李后主最后抵抗的“不识抬举”。后来之事众所周知，李煜亡国之主，仍写词弄曲不忘故国，被心地十分不厚道的宋太宗一杯“牵机药”送入黄泉，终年四十二。文人君主，难逃悲惨下场。
　　宋太祖平定江南，吴越主钱俶一直恭顺无比，又有宋朝赐予的“天下兵马大元师”这顶帽子，出钱出物出兵，鞍前马后，最为孝顺，常常派遣儿子带大量金银异宝向汴京入贡。宋军攻打江南，钱俶助攻，李煜还亲笔写信劝他：“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指钱俶）亦大梁一布衣耳！”钱俶不为所动，马上把信转呈宋太祖，以示“无私无畏”。南唐平后，宋太祖召钱俶入京。钱俶不敢有违，马上与其妻孙氏、其子钱惟濬等人入朝，总共上贡白银二十一万两、绢十三万匹、绵一百八十万两、茶八万斤、乳香七万斤，其它金银宝物无数。宋太祖高兴，待以殊礼，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并赐号钱俶之妻为“吴越国王妃”。宋朝官员认为异姓诸候王之妻没有封妃的先例，太祖表示：“行自我朝，表异恩也”。不顾群臣谏阻，宋太祖不食前言，放钱俶还国。临行前，太祖赐钱俶一个黄锦匣，让他途中密观。打开一看，“皆群臣请留（钱）俶章疏也。”又惊又吓又庆幸，钱俶“益感惧”。回国后，钱俶贡献频繁，“每修贡，必列（贡品）于庭，焚香而后遣之”，可以说是对宋朝恭敬得无以复加。宋太宗即位，钱俶又来入朝，上贡银宝金物无数。眼看割据军阀陈洪进纳土，北汉刘继元被俘，忧惧之下，钱俶上表，表示要入献吴越十三州。假意推托一番，宋太宗照单全收，钱俶一大家子均被搬到汴京。虽曾贵为一方国主，钱俶战战兢兢，“每晨趋行阙，人未有至者，（钱）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小心到了极点，并数次上表推辞“国王”的称号。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钱俶“暴卒”，估计也是被不厚道的宋太宗派人毒死。宋廷追封其为“秦国王”，谥忠懿。钱氏一族，割据一方多年，对中原政权一直恭敬有加，似乎听上去很厚道，实际上，八十多年以来，钱氏“外厚贡献，内奢侈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数十，多者五百余，殆于国除，民苦其政”，所以，钱家为宋朝所吞，对当地百姓倒是件好事。赵宋官员一到，马上免除了多项苛捐杂税。自后周时候起，吴越虽然自为一“国”，其实与中原政权的州郡差不了哪里去。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人国家，乏善可陈；其后，他逐渐消平诸割据政权，一统南方，经营弘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由此观之，这个老赵不可不谓是一代开国明君。“宋（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兢兢业业，朝乾夕惕，终于成就大功。更为后世之所称道者，还在于他对孟昶、刘鋹、李煜等败亡降王家族的宽厚。大儒王夫之曾发慨叹，认为这几个降王，非能比西晋初期的刘禅和孙皓，刘备和孙氏家族保土奉宗，雅有政声，虽有孙皓之虐，刘禅之庸，晋室也不能不容其存活于世。而南唐、后蜀、后汉等国的开创者，皆是乱世“偷以自王”，广竭民力，所以，他们的子孙即使被俘后成为百姓白丁，也不算过份。“而优渥之礼加乎其身”，亡国后个个享受大官之封，又被朝廷待以宾恪之礼，“宋之（仁）厚也”。可见，赵匡胤其人的品质，可以说是五代军人中罕有的宽厚，不得不让人佩服。“仁者之愚”致大惑――宋太祖“斧光烛影”的死亡之谜
　　宋太祖平定南唐后，遣吴越国王钱俶归国。兴致不错，他又摆驾去洛阳巡视一番，再返汴京，筹划攻战北汉的军事部署。当时赵匡胤年仅五十，盛壮之年，吃嘛嘛香，心情又好，武人出身的健康底子，此前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十月（阴历），“帝不豫”，似乎一下子就不行了，“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降观设黄篆醮。是夕，帝召晋王（赵光义）入对，夜分乃退。癸丑，帝崩于万岁殿”。
　　史书对于宋太祖的死因，只此寥寥数笔，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描述和解释。所谓“斧光烛影”之谜，乃与苏轼大约同时代的一个文学和尚文莹书中所载，此人著有《湘山野录（续编）》一书，有如下记载：“……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太祖）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晋王（宋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官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光义）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赵光义）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宦官）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记载虽生动，太似小说家言，尤其是“斧”字，总让一般人联想起杀人用的大斧子，附会者总会想到是赵光义用此“凶器”把老哥劈死什么的。其时，文莹所记的“柱斧”乃“玉柱斧”，是一种手中掌玩的文具类用品，样子恰似一柄如意，君主平时用来以此在图上比比划划用，肯定既不锐利又不沉，杀人是万万不能。昆明大观楼孙髯所撰的著名长联中“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中的“宋挥玉斧”，正是引自《宋史》所记：“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巂，艺祖（赵匡胤）以玉斧画图曰：‘此外吾不有也’。”――所以，大斧杀人，纯是后人因字误猜。而且，睡前宋太祖还活蹦乱跳，睡后也鼻息如雷，至凌晨就“过去”了，殊不可理喻。“太宗受遣诏于柩前即位”，也大露马脚，难道宋太祖睡着了知道自己要死在梦里写的“遗诏”？文和尚多事，一段小记惹得后人猜测纷纷。但是，也不能说山野和尚自己瞎编，没准他师叔、师父当时在内廷为皇帝讲经说法，传出些“秘闻”也并非全不可信。
　　鸿儒司马光在其《涑水记闻》中也有描写宋太祖“崩”后宋太宗的行为，但并非象文莹和尚所记是夜宿宫中（皇宫之内，即使是太子也不能居内），而是讲他当夜根本不知情。《继资治通鉴》一书，根据两宋笔记、野史和“正史”勾勒出这样一出场景：
　　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太祖之子）。（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荥泽程德元坐于府门，叩门，与俱入见（晋）王，且召之。（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晋）王雪中步至宫。（王）继恩止（晋）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晋）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皇帝在内廷的称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依此所记，赵光义似乎对于宋太祖的死全不知情，也是紧急情况下“被逼”为帝。这种记载，赵光义和史官们低估了后世人的想象力、智力和判断力。
　　确实，赵匡胤“崩”前，没有立皇太子，其中原因，一是他正值盛年，还没想到“千秋万岁”后的事情；二是太祖母亲杜太后临终有言，让几个儿子兄弟相传，以免重蹈后周世宗的覆辙，对此，史书如此记载：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杜太）后聪明有智度，每与帝参决大政，犹呼赵普为书记，尝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尤爱（赵）光义，每出，辄戒之曰：“必与赵书记偕行。”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问帝（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呜咽不能对。（太）后曰：“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邪？”问之如初。帝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馀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后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与光义皆吾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帝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赵）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此种记载，其实纯为宋太宗当皇帝后与赵普捏造的“故事”。赵普此人，后人总记得“宋太祖雪夜访赵普”，似乎是唐朝魏征一类人物。实际上，赵普是一才干高人品低的小人。他在太祖一朝把持朝权，与赵光义多有龌龊，并曾秘密上书太祖要“警惕”赵光义，结果，此事为他的政敌卢多逊所告，为了“澄清”不利影响，赵普与宋太祖君臣演“双簧”，赵普公开上书“自陈”，太祖示之以众，并把书启 “藏于金匮”，以示太祖、赵普对晋王赵光义没有疑忌。宋太祖崩后，赵普岌岌可危，被宋太宗剥夺实权。为了迎合新皇，赵普入见宋太宗，二人编出了杜太后临终嘱托太祖以帝位传弟的“金匮之盟”，而且，关健的内容还有一句，即杜太后所讲：“汝与光义皆吾所生”，不讲齐王赵廷美也是杜太后所生，也就是说，“兄终弟及”，传到赵光义也就打住了，赵廷美没有资格（赵光义后来还“私下”对近臣讲赵廷美其实是他的乳母之子，非杜太后亲生）。其实，宋太祖死时，其子赵德昭已是成年人，绝非是“幼子”，其年龄当一个继位之君绰绰有余。谎话一编就要继续圆下去。为了帮太宗解决“传弟”的问题，赵普又诬陷自己的老对头卢多逊与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暗中交通”，结果，两人均被远贬，赵廷美还被降封为公爵，不久即忧悸而死，时年才三十八岁。
　　史书上为了突出宋太宗的“仁德”，还讲他起初有意传位给赵廷美，是赵普提醒：“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一句话，赵普的丑陋面目也暴露无遗。既然深悉“父子家天下”的治世真理，赵普这个太祖“大忠臣”为何不在太祖活着时拼死力谏，“忠言”迟了这么多年，真是个阴险小人！宋太宗如此迫害亲弟的行径，其长子赵元佐也觉过份，佯狂作癫，火烧宫殿，装疯卖傻以表示自己不堪“储君”之位。日后，宋太宗把儿子赵元侃（改名赵恒）立为皇太子，见京师百姓兴高采烈，他还愤愤言道：“四海之心遽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如此狭窄心怀，可见宋太宗赵光义绝非善类。
　　仅仅观看正史，宋太祖之死也可让人疑窦从生：
　　其一，太祖崩前与赵光义饮酒，那么棒的体格，当夜就挂了；
　　其二，太祖皇后宋氏派太监迎太祖之子赵德芳，表明当时没什么“遗诏”选择赵光义继位，一个没老二的太监王继恩倒“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挺身相迎，简直近乎笑话！
　　其三，赵光义假意踌躇，而后“毅然”入宫，宋皇后见到这位小叔子吓了一大跳，他马上安慰对方“共保富贵”，显然早已成竹在胸，打好腹稿。
　　最大的可能，是赵光义买通太监王继恩等人，在与宋太祖饮酒时下毒，药死了兄长。此种手段，也符合赵光义日后的一贯行径，李煜、钱俶、刘鋹等降王之死，同出一辙，以此推之，宋太宗真乃世间一大“药剂师”也。
　　其实，宋太祖对弟弟宋太宗，可谓仁厚至极：
　　帝（宋太祖）以晋王（赵光义）所居，地势高仰，水不能及，六月，庚子，（太祖）步自左掖门，至其第，遣工为大轮，激金水注第中，且数临视，促成其役。（晋）王性仁孝，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帝（太祖）数幸其府，恩礼甚厚。尝病殆，不知人，帝亟往问，亲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至汗洽苏息，帝乃还。又尝宴宫中，（晋）王醉，不能乘马，帝起，送至殿阶，亲掖之。（晋）王帐下士蒙城高琼左手执镫以出，帝顾见，因赐琼等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令尽心。
　　当然，史臣也画蛇添足，描写宋太祖看着弟弟的背影对近臣叹息：“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如此有仁有义好哥哥，赵光义也真下得去手，把他活活毒死。日后，他又借故奚落侄子赵德昭，小伙子回府后左思右想觉得郁闷，自刎而死，时年二十九。又隔两年，太祖另一个儿子赵德芳也不明不白死去，年仅二十三。评书大家刘兰芳故事中的什么手拿金锏逮谁都能打的 “八贤王”赵德芳，完全是艺人胡咧咧。一点历史根据也没有。摊上如此狠心的弟弟，也算太祖赵匡胤倒霉。
　　然而，宋太祖之历史功绩，有目共暏，史臣有叹：
　　五季(五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后）晋、（后）汉、（后）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太祖年号）以来，（太祖）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历史之上，总以“弱宋”称呼常以“岁币”买和平的、强敌环伺的两宋王朝，而且，言及北宋狄青、南宋岳飞的遭遇，人皆扼腕。殊不知，如果能回忆起五代乱世中武人的飞扬跋扈之害，宋太祖手段虽有些矫枉过正，也不失英明远略。终两宋之世，武人骄横，藩镇林立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而且，自唐末离乱，阴险老贼朱温残害清流，后唐、后晋、后汉在中原干戈不息，千里丘墟，契丹铁骑蹂躏，“犷悍相沿，弓刀互竞”，中原的汉文明几至崩溃。开宋之初，宋太祖手下即使有赵普，也就是一干吏之才，如果论文采风流，道德华章，此人根本排上不队。宋太祖灭后蜀、平南唐，才使当地的文士、才人皆得归中原一统，文苑英华，博雅大儒，一时而至，致使中华文明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
　　两宋国势兵力虽弱，文明方面是盛唐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又一个里程碑。品德方面，宋太祖礼降王，行赈贷，禁淫刑，增（文人）俸禄，尚儒学，如此种种，宋太祖被大儒王夫之赞为汉光武以后的中华帝王第一人，确实不失中允

荣誉叫做忠诚

雄龙雌凤相对决――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宋朝初期的文人柳开（字仲途，河北大名人），他的文名远远不如稍后的北宋大词人柳永那样千古流传，但他的古文一矫五代靡华文体，理古意高，为宋代欧阳修等大儒所钦慕。
　　柳开文章率多“古拙”，惟独一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立意幽远，文笔洒脱，幽默之中潜藏愤惋，哀痛之中多蕴讥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
　　　　“臣妾（王昭君自称）奉诏出妻单于，众谓臣妾有怨愤之心，是不知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谢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也。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暗讽大臣不能用命，致使国家以妇人和亲）。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今所以谢陛下者，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场无侵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将相无能，妇人出塞，昭君其实非常怨愤）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后，用妻于单于，则国安危之事，复何足虑于陛下之心乎！
　　　　“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
　　柳开其人，系宋初一淳儒，细读其文，此人实则大有辛辣诙谐之风。此篇看系“无厘头”，“替”古代和亲美女王昭君撰写临行前向皇帝的“告别信”，无非是传达这样一种信息：“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和蕃》诗，与柳开的“代疏”其实是同一个含义。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君臣以“先南后北”的政治方针，逐个拨掉南方各地的割据小国，然心腹之患，夙夜之叹，仍然是雄踞北方而且占据幽云十六州的辽朝。柳开此文，正是委婉提醒宋朝君臣不要仿效汉朝皇帝类似“和亲”的怯懦政策，以免招致后世的讥笑。
　　考据辽朝之兴，与中国历史上五代的后梁几乎同步，直到金朝的崛起才给这个“国家”以永劫不复的一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与后唐常有战争发生，负多胜少，鲜有机会踏足中原地区。即便如此，当时吴越的割据者钱鏐很有“远见”，于公元915年就曾派人迢迢万里向阿保机“入贡”。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契丹人很是风光，沙陀人石敬瑭为了代后唐而起，不惜给比自己小数岁的耶律德光当“儿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战略要地，种下中原王朝数百年祸端。后来，耶律德光又亲自率军灭掉不听话的后晋，生俘末帝石重贵。刘知远建后汉，也不得不向辽国称臣纳贡。同时，江南的南唐国主李昇也“遣使来贡”。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弟刘崇在太原又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北汉”，仍旧给辽朝当“儿皇帝”。
　　后周时代，辽朝皇帝正值穆宗时期，此人昏庸嗜酒，残暴好杀，但辽朝国力并未显现突然的颓势，故而郭威一直未敢打北伐的主意。后周世宗柴荣继位，曾大败北汉主刘崇于高平原，但接下来的晋阳之战，师老城下，又值溽暑疾疫，后周军队最终狼狈撤离，废损军人、辎重无算，失败而归。后来，周世宗采纳王朴“先南后北”策略，攻下后蜀、南唐数州要地，一时间“诸国皆惧”。在后周即将统一江南时，辽朝兴兵击北，屡屡侵扰。周世宗挟数万精师，下定决心伐击辽朝。人算不如天算，公元959年，周世宗出军不到五十天，几乎兵不血刃，就攻下易、英、瀛三州之地，正拟大举进攻幽州，世宗皇帝却忽遇暴疾，不得不下令班师。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先后灭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迫使泉漳和吴越也俯首归命，观其庙算，仍旧蹈袭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国（中原王朝）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河东（北汉）正扼西蕃（辽朝），若逐取河东，便与西蕃接界，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宋太祖一番议论，确实与宋初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北汉作为宋与辽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让它存在也是计谋之一。宋太祖在征南战争期间，与辽朝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契丹入寇则严拒，但平时严禁边境宋兵主动挑衅对方。当然，开宝二年（公元 969年），宋太祖也曾亲征过北汉，并在阳曲和定州大败过来救援的辽朝军队。最终，仍旧因为太原城坚墙厚，又恐契丹大军后至，宋军还是未沾什么大便宜，掉头而去。
　　审时度势，当时的北宋确实没有力量贸然与辽朝相敌。军事方面，宋朝在开宝年间总军力达三十多万，但极其缺乏马匹；反观辽朝，传统的游牧民族，有轻骑约五十万众，雄视北方，又皆为能征惯战之士。经济方面，承五代乱世之余，宋初的经济实力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之连年兴兵，赋税难出，支撑大规模的消耗战根本无望。辽朝方面，“幅员万里”，“冀北宜马，海滨宜盐”，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来源丰富，连幽州也成为辽朝的“南京”。北汉与宋朝开仗，辽朝竟能一次就拿出二十万斛栗对这个附庸国进行支援，可以想见其经济实力。直到南方统一后，赵匡胤才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秋命令党进、潘美等大将兵分五路，准备统一北方。唇齿相依，辽朝方面派大将耶律沙提大军入援，双方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些接触战，宋军不敌，退军而还。从许多迹象表明，这次出军仅仅是宋太祖的试探性进攻。不巧的是，同年年底，宋太祖就暴崩，没有实现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书生总爱纸上谈兵。南宋的陆游就曾对宋太祖“先南后北”之举表示不满，认为宋太祖首先用兵南方诸地，使得师老兵疲，最终在打北汉时已经力不从心。大儒王夫之也曾探究过宋太祖首先北伐的可能性，认为赵匡胤如果一开始就率大军与辽朝争衡，说不定会有所成功。……所有这些议论，皆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在周世宗所向皆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原军队并未真正与契丹劲旅交过手。天假其年，如果世宗不得暴疾，后周军队得以继续北上，鹿死谁手，还真不能判定。乍胜乍败，也是兵家常事。赵匡胤建宋之初，国祚未稳，假使他挥兵北伐，万一有个闪失，很可能国内立即发生兵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是王朝开国者冒不起的。所以，笔者以为，宋太祖先南后北之策，在当时也合情合理。降旗飘出太原城――宋太宗攻灭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很想建立不世之功以立根本。此情此想，与唐太宗弑兄杀弟后的境遇极其相似。南方割据诸国均已拔掉，北汉自然是宋太宗第一个下刀的目标。当然，这块肉非常不好切，北汉虽弹丸小国，其身后却是强大的契丹。
　　　　宋太宗伐北汉，经济上已经不用发愁。赵匡胤时代，“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后晋石敬塘）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这么一大笔财富，宋太宗一上台就刚好用上。他把兄皇所置的封桩库改为内藏库，表示说此举非为“自供嗜好”，而是要储积以待时缺。当然，宋太宗看见封桩库内“金帛如山”，对兄皇“储积太过”很有微词，“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宋老三啧啧之余，慨叹这么多的财帛“何能用尽”，显然是刚当家不知柴米贵，只要一打仗，金银粮帛就会水一般哗哗淌出去。
　　　　赵光义征北汉之前，颇有疑虑，他问大臣曹彬：“周世宗与本朝太祖皇帝，皆亲征太原而不克，难道是因为其城池太过坚牢而不能接近吗？”曹彬老将，经验丰富，回答：“周世宗时，大将史超在石岭关一战即败，人情震恐，不得不还军；太祖扎营于甘草地中，军人因水土原因多得腹疾下泄，也只得提军而返。太原城池虽坚完，但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攻克。”由此，宋太宗北伐之意遂决。宰相薛居正等人劝谏，不听。于是，宋朝遣潘美、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大将，率各路兵直趋太原。
　　宋初时一直与契丹有和约，乍闻宋朝伐北汉，契丹君臣还真下一大跳，忙遣使来问：“何名而伐（北汉）也？”太宗血气方刚，拍胸脯言道：“河东（北汉）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此种豪言壮语，宋朝自太宗以后的近三百年间再也听不到半句！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车驾发自汴京，亲征北汉。途中，有一“花絮”可表：师次澶州，有一名县级文官于路中献策言事，此人姓宋名捷。“宋捷，宋捷，宋朝大捷！”太宗见此姓名高兴，认定必克北汉。
　　　　北汉的“皇帝”，此时是刘继元在位。当初，宋太祖开国，当时的国主刘钧曾一度生出妄念，想重拾后汉旧河山，与李筠联合，结果是大败而返。宋太祖曾遣人转告他：“君家（你们刘氏）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互相争杀也合情理。我大宋朝与你并无前嫌，何必因一家一姓之故困一方之人？如果你有志于中原，可以率军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刘钧学得也乖，派人回复说：“河东（北汉）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中原王朝），我刘钧一家并非叛贼出身，守此区区之地，只是担心（北）汉社稷无人祭祀罢了。”如此低三下气装孙子，让宋太祖不得不“哀其言”，起了恻隐之心，对来人讲：“替我告诉刘钧，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刘钧在世时，宋朝果然未曾出兵进攻。刘钧日子很难过，南怕宋兵来打，北畏契丹逼迫，“终以势力窘弱，忧愤成疾”，没多久就死了，可以说是吓死的，也可以说是急死的，年仅四十三。刘钧本人无子，继位的是他外甥刘继恩。刘继恩本姓薛，年幼时被刘钧养为已子。仅仅两个月，刘继恩被人暗杀，其弟刘继元被众人推立。所以，北汉现在的继承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沙陀刘氏后人。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一莽撞军汉，娶北汉“高祖”刘崇之女为妻，一次酒醉，差点把“公主”一刀剁死，酒醒之后，薛军爷知道自己闯祸，畏罪自刭而死。公主再嫁一个姓何的，生下刘继元，所以这位北汉主原名应叫何继元。公主真乃一大扫箒星，不久何军爷也病死，小继元也为刘钧养为已子。
　　　　辽朝得知宋朝出兵，马上派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率兵守燕地，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等人率军入援北汉。
　　宋朝的云州观察使郭进沙场宿将，早已率军于石岭南（今山西阳曲附近）扼守。辽朝耶律沙率前部人马行至白马岭，隔一条阔涧，正好看见宋军严阵已待。耶律沙想等后军赶至再进攻，但监军的辽朝宗室冀王耶律敌烈等人贪功，认定要趁宋军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于是，耶律沙只得下令辽兵进攻。倘若在平原，人如猛虎马如龙的辽军精骑忽然冲锋，肯定占尽大便宜。山地崎岖，前面又是一条大涧横亘，辽兵丧失了突然发威的冲力，或下马，或边试水深边前行。未等这些下半身皆湿的辽军上岸，郭进率宋军迎头猛击，大败辽军。耶律敌烈父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均被杀死，耶律沙本人勉强逃得一命。宋军穷追不舍，如果不是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及时带兵赶到，用劲弩射退宋兵，耶律沙等人也要被宋军割去人头。
　　此战克捷，各路辽军气沮，纷纷退军。刘继元惊惶之下，又派秘使把告急乞师信塞进蜡丸插入发髻之中，潜出太原城向辽朝方面狂奔。半路，北汉秘使为郭进逮个正着，“徇于（太原）城下，城中之气始夺矣。”不久，北汉的驸马都尉卢俊从代州遣人向辽朝告急，“辽人败衄之余，不能再发兵求（北汉）”。
　　　　宋军得势不饶人，连克太原周边重镇及战略要地。五月下旬，宋太宗本人也赶至太原城下，慰劳诸将，指挥攻城。
　　“先是，帝（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契丹使节至宋廷，便殿赐宴时，这数百“杂技”军士 “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吓得身为文臣的契丹来使“不敢正视”。这一队杂技英豪，又被宋太宗带至太原城下，攻城之前，在空地上飞抛利刃，左闪右腾，或以鞘承，或以手接，满天空飞利刃，“城上人望之破胆。”
　　宋太宗本人亲擐甲胄，不避矢石，亲自指挥攻城。宋军见皇帝亲自坐阵，“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刘继元帐下将校有不少人踰城投降，北汉守军渐渐不支。
　　宋太宗亲自草诏劝谕：“越王、吴王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位列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刘）继元但速降，必保始终富贵！”
　　为了防止攻城宋军因伤亡生怒而屠城，宋太宗还指挥军队暂缓攻城。穷窘至极，北汉主刘继元只得亲自于城北投降。赵光义没有食言，释罪不杀，授刘继元可检校太师，封彭城郡公，“给赐甚厚”。至此，宋朝灭北汉，得十州之地，共有三万五千多户。
　　刘继元虽是个动辄族杀臣下全家的暴君，投降后活得还不错，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病死，临终把三岁儿子刘三猪托付给宋太宗照顾。当时刘三猪才六岁，宋太宗“恻然哀之”，赐三猪名为“守节”，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赐禄，好好养了起来。刘继元乃一暗弱庸识之人，故而在太宗之世得以好死。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下诏平毁太原坚城，改为“平晋县”，并派兵纵火尽焚太原庐舍，“老弱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可见，对于太原兵民的抵拒，太宗心中仍有好大一股邪火。
　　　　平灭北汉，乍看上去乃宋太宗一大成功。其实，福兮祸兮，不能光看一时一地之得失。北汉蕞尔小国，于宋朝而言，大敌乃契丹辽朝。如果宋太宗亲征北伐，首先攻下幽州，平定燕地，北汉必为掌中之物，弓矢不发就可能一举得之。此种战略，宋太祖在世时已经与赵普等文臣达成共识，“太宗（赵光义）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北）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高梁河之役）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雍熙北征），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陈邦瞻）可见，宋太宗急于求成，舍本取末，灭北汉得不偿失，已经为日后的伐辽失败埋下一大伏笔。
　　平北汉之事，还需交待一下在石岭关一带大败契丹军的宋朝大将郭进。郭进自少年时代起就“倜傥任气”，在后汉高祖刘知远帐下当兵，以军功发迹。宋朝立国后，郭进一直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北汉接境相持。郭将军虽有材干，“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罪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所以，宋太祖每次向派往河东的兵将训话，总是好生告诫：“汝辈一定要小心奉法，犯我手里可能会获宽免，犯在郭进之手想必难活！”有小校得罪郭进，逃入京城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派人把此人押送郭进处理。郭进“能以权道任人”，对这个小校说：“你敢入京告我，真有胆气。我现在不杀你，放你还军，如果能破并寇（北汉军），我马上荐你入朝为官；如果失败，你也可以投附河东得以求活。”小校闻言，“踊跃听命”，率一股队伍突出，果然击败一大股北汉军，斩敌甚众。郭进不食言，马上推荐他入汴京升官。“太祖从之”。如此严毅威猛大将军，又获平北汉却辽军第一功，却屡受当时任监军的田钦祚欺凌。“（郭）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心不能甘，自缢死。” 堂堂大将军，竟然被“政委”气得上吊，确实不值。宋初监军并非宦官，这位田钦祚也在太祖一朝立功甚多，然而“性阴狡，多所忤犯，好狎侮同列，人皆恶之。” 田钦祚上奏，谎称郭进暴病而死，“太宗悼惜久之”。后来，郭进受逼自缢一事事发，田钦祚被贬为房州团练使，后又远窜瘴气多发的岭南。高梁河畔尝败绩――宋辽首次主力对决战
　　
　　　　宋太宗所率宋军虽平灭北汉，但是，“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疲乏”。灭国擒王之后，宋军上下仍旧还是五代军人习气，“人人有希赏意”。宋太宗本人很想乘大胜之势，一鼓作气，攻取幽蓟之地。“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惟有殿前都虞侯崔翰独奏：“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一语已中宋太宗下怀，高兴之余，即刻命枢密使曹彬调发屯兵，准备收取“儿皇帝”石敬瑭丢失的汉人固有领土。

　　盛夏七月，赵光义率大队身心俱疲的宋军北征，他本人已驾发镇州（河北正定）。由于军士意怠，“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士气如此，宋太宗仍执意伐辽。
　　宋军入辽境后，开始进军还很顺利，辽朝的东易州刺史和涿州判官先后以城来降，宋军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岐沟关等军事要地已落入手中。此情此景，与当年周世宗伐辽极其相似。很快，宋军便包围了辽朝的“南京”――幽州城。宋太宗本人驻跸城南的宝光寺，指挥战斗。
　　　　在此之前，宋军在沙河之战大败辽朝北院大王耶律奚底所率兵马，生擒五百多辽兵，可以说是打了个开门红。北院大王孬种，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智能双全。他了解宋军很看不起耶律奚底，便令本部军高举北院大王的青色军旗，在得胜口（今北京昌平）一带佯装是败走溃兵，晃荡游走。赵光义得知辽朝北院大王“残兵”还有不少，立刻麾兵进击，开始还很顺手，杀掉不少辽兵，但不久即陷入耶律斜轸的埋伏圈，受挫而返。耶律斜轸取得小胜后，也不轻易进兵，屯军于清沙河北，“为南京（幽州）声援”。由此，此部辽军牵制住不少准备进攻幽州城的宋军。
　　为避免夜长梦多，宋太宗分遣诸将攻城。宋渥、崔彦进、刘遇、孟元喆四将分别率军进攻幽州的南北东西四面城防。幽州城墙坚厚，自辽太宗以来一直是重镇所在，方圆近五十里。当时带领辽军守城的是辽朝燕王韩匡嗣之子韩德让，此人 “有智略，喜建功立事。”韩德让是汉人，其祖父韩知古原为从汉地为契丹皇室掠走的私奴，由于得知于耶律阿保机，官至中书令。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深受辽景宗宠信，但他只是以医术见宠，并无军事才能。庸父有佳儿，韩德让不仅相貌堂堂，又深习边事，尽力契丹皇室，他与城内官将“整器械，安兵侧，随宜备御，志不稍懈。”虽如此，宋军气盛，日夜攻城不息，连辽朝的一个都指挥使李扎勒灿（此名甚怪，应是蕃人）也逾城出降，“城中益惧。”辽朝皇廷得知南京（幽州）危急，忙遣南京宰相耶律沙将兵去救援，名将耶律休哥闻知消息，自动请缨，就被辽廷遣来替换耶律奚底，一同奔赴幽州，“将五院军并发。”
　　幽州方面，韩德让守军勉强守住城池不失，但情况十分紧急：辽朝的建雄节度使刘延素和蓟州知州刘守恩先后投降宋朝，告以辽朝边备虚实。虽如此，盛夏炎炎，坚城久攻不下，宋军战斗力明显衰退，“将士多怠”。
　　辽将耶律沙首先率军驰至，在高梁河与宋军展开遭遇战（今北京西直门外，又称高梁水，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过此河，乃古代永定河水系中的一个小分支，源于今日北京紫竹院湖，当时称平地泉）。宋军迎击，打得耶律沙一部不敌，苍惶退走。就在如此危急时刻，新出炉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所部赶到战场。由于他所带人马不多，时值傍晚时分，耶律休哥下令其属下骑兵、步兵人持双火炬，边行军挥舞手中的火炬，“宋师不测其多寡，有惧色。”很快，耶律休哥就与紧后赶来的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会师，一左一右，两翼包抄，向宋军奔杀过来。夜色中作战，辽军精骑手中钢刀飞舞，火炬乱飞，已经困怠多日的宋军早在心理上输了一截，交手没多久，阵脚已经松动。同时，幽州城内的辽朝兵马乘城举火，大声宣威，声震天地，守将韩德让等人也四开城门，列阵鸣鼓，大有里应外合，夹击宋军之势。
　　宋军心怯，辽军势猛，南北西院大王奋勇当先，先前败走的耶律沙重整兵马又返战场。耶律休哥身受三处伤创仍旧纵马驰杀，不一会，宋军不支，崩溃四散。大败之下，宋太宗本人也身中流矢，狼狈得乘驴车狂逃，仅以身免。此次高梁河大战，宋兵被斩首的就有一万多，辽军“匹敌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据宋人笔记《黙记》所记，“（宋）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辽军）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太宗）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日后死亡）竟以箭疮发云”。可见，宋太宗此役大腿上两处入骨箭伤，成为他日后病死的主要原因。
　　　　惊惶加郁闷，宋太宗郁郁返回汴京，由于北征辽朝大败，平灭北汉的封赏也压下不提，军将多有怨言。宋太祖的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入宫见叔皇，请示朝廷行太原之赏。本来宋太宗心就烦，看见这个侄子，更烦。征辽期间，宋军曾有一次夜间惊扰，大乱之中找不着宋太宗所在，不少军将就想拥赵德昭为帝（此举非有谋反之意，大军入敌境，忽然失去身为主师的皇帝，大家不得不惊）。不久，宋太宗现身，慰抚惊扰的军将。知道军中人曾有扶立侄子为帝的意思，宋太宗很不高兴。此时，不当不正，赵德昭又入宫进谏，宋太宗脸蛋子一沉，说：“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行封赏不迟！”听叔皇如此说，赵德昭惶恐至极，忙辞殿还归自己的王府。入门后，小伙子问左右侍从：“你们手头有刀吗？”左右从人回报说王府中不敢带刀。赵德昭再不说话，闯入厨房，从里面把门闩紧，操起一把割切菜果的刀就抹了脖子，自刎而死。赵光义听说侄子自杀， “惊悔”，抱尸大哭，估计也是演戏。小伙子如果不死，以后还真拿他不太好办。“雍熙北伐”再无功――宋太宗二次伐辽的失利
　　
　　　　宋军败走之后，辽朝得势不饶人。于同年十月派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率耶律沙、耶律休哥南伐，“以报围燕之役”。宋朝的云州观察使刘延翰马上匆忙提师迎敌，崔彦进、李汉琼、崔翰等将随后也赶来赴援。宋太宗还想“遥控”战斗，派人送阵图，宋朝诸将依据“钦制”阵图分军为八阵。
　　不久，宋辽双方军队陆续到达满城，准备开战。宋将赵延进登高望远，察觉即将开打的战场地面空阔，而根据宋太祖阵图摆设的军阵，每阵相距百余步，真正打起来，各不相顾，很有被分割包围吃掉的危险。而且，辽军骑兵势猛，冲荡之下，宋军势必惊溃。于是，赵延进建议宋军合八阵为一阵，合力击敌。
　　崔翰等人知道赵将军所讲极有道理，仍旧犹豫：“万一合阵出了差错，怎么向皇上交待？”赵延进表示：“如果军遭败绩，责任由我一人担当。”崔翰等将仍旧不决，修改排阵计划是要负 “擅改诏旨”的罪责。最后，还是镇州监军李继隆（此人乃宋太宗大舅子）拍板：“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由我李继隆独当！”有这么一个“大头”出头，众将心定，便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接。布置完毕后，宋朝诸将又派人向辽军先行诈降之计。
　　　　辽军的实际统师韩匡嗣信以为真，马上安排迎降。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久经战阵，劝说道：“宋军军整气锐，不可能投降，这肯定是麻庳我们的诱降计，应该严兵以待，不能松懈。”韩匡嗣此人，其实也就一皇家 “保健医”的材料，文才武干远逊其子韩德让，认定宋军是真投降，根本不听耶律休哥的劝说。
　　　　辽军刚刚放松，对面的宋军忽然一齐呐喊鼓噪，尘起涨天，正要骑马以“轻裘缓带”的儒雅纳降的韩匡嗣顿时心惊，“仓猝不知所为”。大军没有统一的号令和指挥，必然大乱。眼见本来说好要“投降”的宋军红着眼抡刀挺枪杀过来，辽军士卒将领大眼瞪小眼，小眼瞪韩四眼（老韩虽未带眼镜，应该是个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心理一输，全军就乱，被宋军杀得人仰马翻，大溃迸逃，逃跑途中掉入山坑悬崖摔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宋军获得“满城大捷”斩首一万多，获马千匹，生擒辽军大将三人。韩匡嗣“弃旗鼓遁回，余众走易州，”惟独耶律休哥所统部伍不乱，边打边退，损失不多。辽景宗看见老韩狼狈而返，大怒，面数其罪，唤卫士推出斩首。幸亏景宗的皇后萧氏多方解劝，老韩才得保一命。萧皇后之所以力保老韩，估计百分之九十七也是看在老韩儿子韩德让面上，老韩窝囊，小韩玉树临风，又多文武才略，让人一见就喜。
　　　　转年四月，宋将杨业和潘美合兵，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大败辽军。这位杨业，就是评书《杨家将》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其父是北汉的麟州刺史，他自己青少年时代就以勇武闻名，颇立战功，当时有“杨无敌”之称。北汉刘钧在位，曾以杨业为“义子”，所以他与北汉主刘继元一样同是“继”字辈。宋太宗灭北汉，杨业一直力战。宋太宗喜其骁勇，让已经投降的北汉“皇帝”刘继元亲自写信招降，杨业才“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忠臣良将谁都喜欢，宋太宗立授其为领军卫大将军，复姓为杨氏，去中间的“继”字，还原为杨业。后来，深知杨业久习边事，宋太宗任杨业为代州一带的全权方面大将，以抵御契丹。当时，宋将潘美为三交都部署，实际上他还算杨业的上级。这位潘美，即评书《杨家将》中被丑化为大奸大恶的“潘仁美”。其实，潘美乃有宋一代不可多得的文武德兼备的良将，自年青时代就倜傥不群。宋太祖建国后，潘美受命，单人独骑入陕，说服一向以凶悍著称的后周节度使入朝觐见，当时传为美谈。而后，讨李重进、征刘鋹、平江南、灭北汉，潘美皆有大功。北汉被灭后，潘美潜师奇袭宋辽边境战略要地固军，“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边以宁”。潘美第八女嫁与宋太祖之子宋真宗（当时宋真宗还是王爷），是宋真宗的元配夫人，年仅二十二岁即病死，真宗当皇帝后追谥为章怀皇后，可以想见，这位潘皇后一定是个贤淑貌美的好女子。在后来的评书演义中，潘氏倒成了“西宫娘娘”，阴险毒辣，完全是艺人胡编滥造。
　　　　辽军入雁门，潘美一方面派出杨业率数千骑下井陉绕至雁门之北，他自己 “秣马蓐食，”“誓众衔枚奋击”，大破入塞辽兵。杨业方面，率奇兵也“南向背击之”，临阵杀掉辽朝驸马一人，并生擒上将一名。辽军大败，宋军取得雁门大捷。此战之后，宋太宗封潘美为代国公，升杨业为云州观察使。自此一战，契丹兵十分惧怕杨业，远远看见杨业的军旗就慌忙遁走。所以，雁门之战，杨业、潘美二人同心协会，配合融洽，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战役。
　　　　太平兴国五年年底，辽景宗御驾亲征，亲至南京（幽州），祭旗祠天，发动新一轮南侵。瓦桥之战（今河北雄县），耶律休哥在辽景宗面前露足了大脸，跃马出阵，大刀挥处，宋朝守将张师的人头登时落地。辽景宗亲赐耶律休哥玄甲白马，夸赞鼓励。“（耶律）休哥遂率精骑渡水奋进，南师（宋军）大败，追至莫州，横尸遍野，生擒数将以归。”大喜之下，辽景宗又亲赐御马金杯，说：“爱卿你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攻天下如摧柘拉朽耳！”不久，辽景宗拜耶律休哥为“于越”，“于越”是契丹最高的荣誉勋衔，位在南、北院大王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听闻瓦桥之败，宋太宗又怒又惊，下诏北巡。“关南言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北宋史书把虚报战功的猫腻委婉写出，一个“言”字活灵活现。估计是小规模遭遇战，小败辽兵而已。不知是何种原因，宋太宗自将而来，先前主动御驾亲征的辽景宗打起退堂，引兵而返。宋太宗稍感自己面上有光，作诗一首，其中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语，想必也是自我安慰。当然，宋太宗也有过趁辽军退师的机会再进攻幽州的意思，朝廷文臣多谏劝，认为应广积储，缓用兵，太宗心知幽州难克，便下诏返军。
　　回京后，又有文臣武将议论说宋军不应回师，应该速取幽燕，太宗闻言又有悔意。左拾遗张齐贤上疏，力谏宋太宗不宜于太急用兵：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翟，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3年）五月，辽景宗又亲征，率大军南侵。此次辽军又在满城遇败，守太尉希达里也在战中乱箭被射死，多亏耶律斜轸率部兵左突右驰，才避免了辽军更大的损失。未得便宜又丧师，辽景宗郁郁回军。同年秋，辽景宗在六州游猎途中忽得崩疾，不治而亡，年三十五。
　　闻知景宗皇帝崩逝，时任辽朝南院枢密使的韩德让“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萧皇后见到韩德让，心中顿安。很快，耶律斜轸也奔召，二人帮助萧皇后易置大臣，拥立辽景宗长子梁王耶律降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耶律降绪当时才十二岁，凡事皆由萧太后（儿子称帝，萧皇后自然升一级成为太后）与韩德让、耶律斜轸做主。
　　萧太后初秉国权，也七上八下心不宁，向大臣泣言：“母寡子弱，族属雄壮（指契丹皇族势力），辽防未靖（宋军威胁），我可怎么办呢！”韩德让、耶律斜轸忙跪前表忠心，“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萧太后命韩德让统掌御府禁卫军，“总宿卫事”。韩德让不仅掌领皇家宿卫大事，很快就和萧太后睡在一起，成为名符其时的“宿卫”。据野史记载，萧太后小时曾为萧家允诺长成后许配给韩德让，可能属小说家言。但是，辽景宗死后，韩德让与萧太后出双入对，这倒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在《辽史》中如果按目录查索“韩德让”三个字，根本找不着，此人载于《列传第十二》，名字是耶律隆运，比大名鼎鼎的耶律休哥还排前一位，“耶律隆运”是萧太后后来赐他的名字，改为国姓，入为皇族，并“隶横帐季父房后”，位于诸亲王之上。当然，韩德让对于辽朝“功德盛大”，非一般只凭胯中物取悦女主的男宠。
　　　　辽朝小皇帝继位后，在萧太后操纵下，改元统和，并把国号由“大辽”更为“大契丹”，此举可能是想更好地加强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治。虽然幼主在位，太后主政，辽朝的政事非常平稳，忠于萧太后的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分掌南、北枢密院。萧太后为了“独占”韩德让，竟派人把老小伙子的妻子勒死，由此二人可以天天卿卿我我天地一家春。这位“杰出女政治家”的魅力，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妇唱夫随”，二个人起居一处，周遭有数百专门伺侯他们两个人的宫廷妇仆，大小国事，皆是两人说了算。
　　萧太后对韩德让这个汉人没有任何嫌猜，韩德让对于契丹政权也一直效忠至死。虽为汉人，韩德让倒很是条真正意义上的“汉子”，诸如：对于一位名叫耶律虎古的契丹皇族权贵，因此人先前曾得罪过自己的父亲韩匡嗣，又在朝中与自己顶嘴，韩德让从卫士手中夺过大铁骨朵，迎头把这位宗室贵族砸得脑浆迸飞。群臣战栗，太后怡然。萧太后当然心向老叉杆，其实她心中实恨背后惦记她们母子的耶律皇族；一次，韩德让打马球，有个契丹将领纵马冲撞。看见老相好大头朝下摔于尘土之中，萧太后心疼得不行，立命从人把那个冒失的契丹倒霉蛋拉出砍头。韩德让骂骂咧咧，估计也是愤恨这个契丹人差点让自己摔坏了“功能”。与这位辽朝的韩爷相比，一代不如一代，满清的汉人就差了好大一截。曾国藩削平长毛，对清朝有再造之功，不仅未获王封，他自己还吓得不行，自动上奏要求削兵，看见满清贵族也点头哈腰，十足的没有血性。
　　当然，好事不出门，萧太后与韩德让这些“秘事”，外人也有耳闻。宋朝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父子相继上表宋太宗，“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契丹人）疾（嫉恨）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奏章屡上，惹得宋太宗又动了北伐之心。其实，契丹风俗与汉族不同，国母的“私生活”一点不影响朝政，而且萧太后虽淫但不毒，驾驭臣下有方，对自己的儿子圣宗皇帝又慈孝有加，辽朝实力仍旧是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
　　内政方面，宋太宗逼死了倒子赵德昭，害死了另一个侄子赵德芳，其已被贬逐至房陵的弟弟赵廷美也忧郁而卒，在统治内部可以说是清除了各种心腹之患，文治方面又编成《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就差赫赫武功来洗刷昔日高梁河之耻了。

　　伐辽之前，宋太祖还遣使去渤海和高丽，约两地头领共同夹击辽国，但均无结果。高丽不必讲，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就被打得向辽朝割地求和，一直贡赋不断。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国，全盛时有五京、十六府，号称“海东盛国”，但于公元926年被耶律阿保机消灭，并以其地封其长子耶律倍，建东丹国，为辽朝附庸。由于多受辽朝贵族猜防，渤海人多次起兵造反，均被镇压。但是除东丹王耶律倍之妃是渤海大氏家族以外，辽景宗、辽圣宗都曾取大氏为妃，可以猜想，当时的渤海残余势力不会死心塌地和宋朝联合。所以，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的勇猛，虽然他们对辽朝怀有破国杀主之恨，要他们和远隔迢迢的宋朝联合，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当时辽朝还不是天祚帝时的辽朝，正处于强盛之期。
　　　　于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天，宋太宗又一次亲征北伐，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骑水陆都部署，向雄州、霸州方面推进；命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率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同时，宋太宗又以潘美、杨业为正副统师，率领云、英、朔诸州宋军出雁门伐辽。辽朝方面，萧太后、韩德让等人并不慌怯，马上下令让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军迎曹彬，以耶律轸为都统，率兵迎击潘美、杨业的宋军。萧太后带同自己的儿子辽圣宗，亲征而行，驻跸于驼罗口（今北京南口）。
　　　　历史惊人的相似，雍熙北伐一开始，宋军诸路皆捷：曹彬一路攻克固安南城，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克辽朝寰州。不久，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方面，宋军又于新城大败辽军。
　　　　由于先前吃过数次败仗，宋太宗在诸将出发前，嘱诫他们“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不久，宋军诸路捷报继至，宋太宗不喜反忧，深恐契丹军会乘间断阻宋军补给线。忧虑成真。曹彬十万大军在涿州呆了仅仅十几天，就吃尽了军粮，“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宋太宗闻报，大骇：“岂有敌军在前不顾而退军待军粮的道理！”他忙遣使制止曹彬，并告诫曹彬不要再向前进军，率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宋军会兵，“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宋太宗本意很好，想等潘美等人尽得山后土地之后，田重进再东下与曹彬、米信会合，全师制敌，与契丹大军决战。
　　　　但是，曹彬统下诸将听说潘美、田重进等部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功，“谋画蜂起，更相矛盾”。老将曹彬一进也没了主心骨，便顺从诸将之意，“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当时，辽朝萧太后、韩德让、辽圣宗等人在涿州东五十里的地方扎下御营，听闻宋军来击，便遣耶律休哥轻兵疾行，阻击宋军。宋军边急行军边迎战，路上足足用了四天时间，才得以进达至涿州。“时方炎暑，军士疾乏，所赉粮不继。”无法，宋军得城不能坚守，又弃之而去。
　　曹彬先遣人率涿州百姓退走，他自己率大军殿后。由于人多兵疲，缺粮少水，宋军战斗力极度下降，连个象样的殿后军阵都组织不起来。耶律休哥率辽朝生力骑兵一路尾随，边杀边追，边追边杀，一直追到歧沟关，辽军发动总进攻，宋军大败。曹彬收拾残兵，连夜抢渡拒马河，于易山南岸扎营，准备休整一下喘口气。幸亏宋将李继宣死战，使得小股宋军逃得活命。但是，数万宋军，或被杀，或掉入河中溺死，或被俘，损失巨大，“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
　　辽军战后打扫战场，耶律休哥“收宋（军）尸以为京观”。辽朝上下大喜，进封耶律休哥为宋国王。
　　宋太宗闻军败，愤恨不已，深责众将，认为这些人“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最终“往复劳弊，为敌所乘”。所以，曹彬、米信等人回朝后，皆被贬官。
　　由于东路主力大败，宋太宗合围幽州的战略意图再难实现。辽朝方面开始反扑，耶律斜轸统十万大军赶至安定西，与宋朝雄州知州贺令图相遇，双方大战，宋军又败，被杀一万多人。辽军乘胜攻陷蔚州、寰州等地。深知西路军已经无望，宋太宗下诏指示潘美，让他与杨业一起引兵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内迁。
　　得知辽军已攻陷寰州，杨业建议应避辽军锋锐，分兵应州以诱辽军主力，然后以千名强弩手扼守石竭谷口（今山西朔州附近），以保全数州军民安全。
　　　　潘美沉吟，但时为监军的蔚州刺史王侁大表异议，讥讽杨业：“领数万精兵，而怯懦如此！”他认为宋军应急趁雁门北川，“鼓行而往马邑。”潘美不表态，宋将刘文裕等人却附和。杨业百战边将，深悉敌情，力争道：“这样做绝对不行，一定会打败仗！”
　　　　王侁冷笑：“您一直号称‘杨无敌’，现在敌军在前，却逗留不进，莫非杨公有什么异志？”
　　杨业性直气刚，闻言嗔目大怒：“我杨业非畏死之人，只是现在非进攻时机，白白杀伤士卒，肯定不见成功。既然诸君怕我不死，我先带兵杀敌表个态！”于是，杨业率兵从大石路直趋朔州。
　　临行，杨业向主师潘美泣诉：“此行肯定不利。我杨业本太原降将，主上施恩不杀，待以上将，我一直想立大功报恩。现诸君责我避敌怯懦，我杨业一定战死沙场以自明！”杨业伸手，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说：“希望诸君能在谷口两边埋伏下强弩手，等我率兵转战至此，诸位以强弩射敌，突出夹击敌人，否则的话，我所率兵士肯定会被杀尽。”潘美觉得杨业很有道理，立即指挥诸将在谷口设伏。
　　耶律斜轸接到情报，得知杨业率宋军前来搏战，忙派副将在路边埋伏精兵，他本人拥众近前，假装要与杨业接战。两军甫交，耶律斜轸即假装不支，掉转马头就跑。此时，一心想杀敌求死的杨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明知辽军是圈套，硬着头皮往上冲。果然，辽军伏兵四起，宋军被围截在当地陷于苦战，耶律斜轸掉转马头，麾兵又杀个回马枪。宋军大败，退至狼牙村。
　　陈家谷口方面，宋将王侁干等了几个时辰也得不到杨业的军讯，派人登高远望，看不见任何辽军足迹，他认定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引兵离谷口”。潘美见王侁军没打招呼就走，无奈之余，也领军沿灰河往西南行进。不久，听闻杨业军败，潘美为保存实力，马上挥兵后撤。至此，陈家谷口已无宋军一兵一卒把守，更甭提什么弩手埋伏了。
　　杨业一路力战，自中午杀到傍晚，最终撤退到陈家谷口。看见谷口两边根本没有人影，杨业“拊膺大恸。”当时，他见手下还剩士卒百余人，便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要与我一起俱死！”但军士们皆为杨业忠义所激，无一人逃走，誓与俱死。杨业儿子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战斗而死。王贵七十三岁老将，为辽兵重围，援弓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拳犹击杀数名辽国壮汉，最终被乱枪捅死。很快，杨业坐骑因连中枪刀，不支继续奔跑，老英雄再不能往来驰突数敌，便往密林中匿避，准备乘乱逃出，再伺机杀敌。不料，紧追不舍的辽将远远望见杨业袍影，张弓一箭，射中杨业。辽兵涌上，生擒了这位英雄。
　　杨业长叹：“皇上对我恩遇如山，本想捍贼立功，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于是，被俘之后，杨业绝食三日，不屈而死。
　　杨业对得起宋太宗，宋太宗其实也对得起杨业。平灭北汉后，宋太祖收到不少讲杨业要反叛的“情报”，皆密封后派人转送杨业，以示不疑之心，把杨业感动得一塌糊涂。如此，不死也难。至于潘美，与杨业多年正副关系，似乎没有特别的过节和隔阂，雁门之战二人还配合得当，共立大功。如果说有“坏人”，王侁倒真算一个。其实，王侁是后周功臣王朴（给周世宗出“先南后北”战略的那位爷）的儿子，曾在宋初的对南唐征战中立功不少，还曾率军大破河西三族首领的叛乱，因军功领蔚州刺史。
　　　　杨业死讯传至宋廷，宋太宗“痛惜”，削潘美三级，把王侁除名流金州，刘文裕除名流登州。此时，潘美也是六十六岁的老将，转年虽官复原职，仍旧悒悒不乐，数月而卒。虽然老潘生前没有什么特别对不起老杨的地方，陈家谷口也是王侁先离开而致使缺守，潘老日后被评书艺人丑化成奸邪嫉功的大坏蛋，也真是他始料不及。
　　《宋史》传中，潘美与曹彬同传，处于列传第十七的位置，不仅仅是这两个人都生了个皇后女儿，更因为“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但是，如无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的大功，潘美万万不能被编于如此重要的传记位置。反观杨业，其名仅在列传三十一，排名差了许多。作为同时代的良将，对于宋朝的功劳，杨业比潘美还真的差许多。但是，劳动人民的嘴太厉害，经过评书、戏剧渲染，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潘美功绩，只知道“杨家将”的事迹。
　　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还有杨延昭（本名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瑰、杨延贵、杨延斌。其中，杨延昭最知名，一直在边地抵捍契丹。“在边防二十年，契丹惧之，目为杨六郎。”至于契丹人为什么称杨业长子为杨六郎，殊不可解。（如果是大排行，也不见宋人如此称呼他，辽人也不像汉人爱以大排行称呼别人）。杨延昭死年五十七。其子杨文广也是将门出将，曾随狄青南征，后又被委派至泾州、镇州为将。但杨文广三十岁左右即病死，英年早逝。至于评书、戏曲中所讲的佘太君、穆桂英和诸位“杨门女将”，史无所载，全属文艺“创作”。有一点值得一提，文艺作品中一直与杨家将为敌的萧太后，正是杨业被杀时的辽国实际统治者萧绰（小名燕燕）萧太后。
　　年底，耶律休哥又在望都大败宋军数万人。雄州刺史贺令图是力催宋太宗北伐的首谋之一，此人本性“贪功生事，轻而无谋”。耶律休哥派人持秘信见贺令图，骗他说：“我因功高震主，获敌罪于上，愿投附宋朝”。如此伎俩，小孩子都骗不过，贺令图偏偏相信，派人赠送耶律休哥贵重礼品。看见此鱼上钩，耶律休哥在军中放方言：“愿得见雄州贺使君！”傻不拉叽的贺令图闻言，忙率部下数千精骑，出城“迎降”。辽军大营洞开，贺令图一行通行无阻，行至主师帐前，贺令图下马，只见耶律休哥斜据胡床，指着他大骂：“你一直好称善于经营边事，今天竟能亲来送死！”于是，尽遣猛士上前，杀尽贺令图左右随骑，把这位贺知州当成“战利品”押回辽国。
　　自岐沟关大战后，宋军从进攻转为守势。辽军后来又不断兴兵，或大或小，侵扰宋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圣宗又亲征，连下数城，幸亏宋将李继隆等人在唐河（今河北定州）附近击败了辽军，遏止了辽军的攻势。端拱二年七月，宋将尹继伦率千余骑奇袭耶律休哥数万辽军，当时，耶律休哥本人正吃早餐，慌忙弃箸而走，手臂被宋兵砍了一大刀，几乎断掉整条胳膊。此次大败，辽军死伤惨重，“自是数年不大举南下。”由于尹继伦是个黑脸膛汉子，辽兵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辽军又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均未得手，损兵折将。
　　宋太宗末年，西夏扰边，四川李顺乱起，所以宋朝无暇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战事，并曾派使臣向辽朝表示要恢复从前“友好关系”，辽朝不报。公元997年，宋太宗病死，死因正是高梁河之役的箭伤复发，引发内脏感染而致。
　　宋太宗伐辽失败的原因，无地利人和，诸种因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幽蓟之地，确实应该收取，何者，燕地不收，河北不固；河北不固，河南可危，山河险关陷于敌国，攻取无成，只能怪宋太宗时运皆太差。此外，正是由于宋朝君王对武将极其猜忌，使得大将们胜则自危，避功避权，畏首畏尾，如此将师，在关键时刻自然是想得过多，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拼杀。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方针的弊端――宋军与南兵交战，得胜太过容易，其志精，其情逸，忽然与北方辽朝魁梧的马上骑兵相遇，乍败乍胜，很容易气沮意沉，丧失必胜之气。打仗就是靠“气”，“气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无知无畏无惧的“方新”之气，才是取胜关键，这些对于连年经历战阵的宋军将士来讲，尤其缺乏。宋代战争失败后，对宋朝最大的打击还是心理上的，即举国上下患了一种“恐辽症”，此种心态，和足球场上的“恐韩症”差不多，本来能赢的仗，最后关键时刻也会因心理方面的懦弱而莫名其妙地输掉。聪明英悟之主――登上龙椅后的宋真宗
　　
　　宋真宗是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其母为元德李皇后，本名叫赵德昌，后改名赵元休，又改名赵元侃，至道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赵恒。宋真宗幼年时即与一般孩子不同，姿表英特，气质不凡，与诸位同辈的小王子嬉戏时，总爱排兵布阵指挥“战斗”，并常自称“元师”。宋太祖赵匡胤很喜欢这位侄子，养育于自己的皇宫之中。五、六岁时，宋真宗有一次去万岁殿玩，大模大样一步一个台阶，直接就朝龙榻走上去，安然端坐。阶旁沿列布满宫廷禁卫，大家暗地好笑。宋太祖刚升朝，见小侄子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玩，象模象样，便笑问道：“天子好当吗？”小孩子眨眨眼，回答道：“作天子全由天命”。宋太祖“大奇之”，叹赏良久。
　　后来，赵光义继位。在皇储位上，赵恒尊礼儒臣，每见李至等文臣，“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他还留心狱讼，“载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褒美。”可见，赵恒完全是个青年才干，勤恪修谨，躬亲政事。
　　宋太宗弥留之际，太监王继恩（时任宣政使）差点又搞宫廷政变。早在建皇储之前，王继恩的亲信潘阆就劝说：“寿王（赵恒当时封寿王）自认为当立为皇太子，事成，他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皇帝（太宗）与大臣谋议太子，应该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上去，那样的话，新君继位，肯定感恩我们的拥戴之功。”王继恩不停点头称是。此后，他不停在宋太宗面前说赵恒坏话，几乎使这位寿王得立太子一事泡汤。后来，正由寇准等大臣力保，赵恒才得立为储君。（王公公的心腹潘阆，人品虽坏，却是宋朝有名的大词人。他的《忆余杭•之五》可谓脍灸人口：“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词意“辽阔”，艺术水平极高。）
　　眼看宋太宗处于咽气阶段，王继恩与时任参知政事的李昌龄等几个人想谋立楚王赵元佐。幸亏宰相吕端入宫问疾，眼看宋太宗快不行了，皇太子赵恒仍不见人影，心知此情可疑，忙在象牙笏板上写“大渐”二字，让手下人急赴至太子宫，催促赵恒马上入皇宫“侍疾”。看见御床上的宋太宗断气，王继恩在内宫与当时的太宗李皇后（明德皇后）商量，然后他自己亲自到中书省召宰相吕端，要与吕宰相一起商议新帝之事。吕端早就知悉王继恩的阴谋，就假装亲热，骗王继恩说中书省的秘室中已经有太宗在世时写的立储密诏原本。王大太监不疑，拈起大脚就迈进了小黑屋。咣珰一声，吕端用一柄大锁把门紧紧锁住，任凭王公公在里面拍门叫骂哀求威胁。
　　吕端立刻入内廷，入见明德李皇后。这位李皇后不是元德李皇后。元德李后是宋真宗与楚王赵元佐的生母，太宗时元德皇后的位号只是一般的夫人，此妇人命苦，早死，时年才三十四岁。赵恒的嫡母明德李皇后人品其实也不差，“菾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但惑于王继恩公公之说，认为太宗崩逝后应该立比真宗年长的楚王赵元佐。所以，看见吕端，李皇后说：“宫车晏驾（皇帝死亡），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吕端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再有异议！”意思是讲，赵恒皇储名位已正，不可能再妄论拥立别的王子。
　　明德李皇后“默然”。妇人无主心骨，先前出坏主意的王公公又不知去向，李皇后自然听吕宰相的意见。
　　于是，太子赵恒得以柩前继位，是为宋真宗。仪式之上，吕端仍旧不放心，立于殿下不拜，命宫卫卷起御前的珠帘，“升殿审视”，确认龙座上确是皇太子本人后，他才降阶，“率群臣呼万岁”。这位吕端，就是日后被毛主席赞不绝口的“大事不糊涂”的那位爷。
　　宋真宗新帝继位，大行封赏，并追复先前被父亲宋太宗贬死的皇叔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自杀的堂兄赵德昭为太傅，追赠被太宗毒死的小堂兄赵德芳为太保。凡此种种，皆可见出宋真宗的人品比起其父宋太宗要仁恕得多。当然，太监王继恩不能轻饶，宋真宗下令对其抄家，搜出不少王公公从蜀地私运回来的先前后蜀小朝廷中的“僭侈之物”，但也只是把这位太监流放均州。换了别的强势记仇的帝君，估计怎么也得灭这位公公三族。
　　继位之后，宋真宗极其勤政。“帝自继位，每旦前御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校阅军士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仁厚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率以为常。”
　　每见吕端等大臣，宋真宗“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吕端是个大胖子，为了便于老宰相宫中行走，宋真宗命人把竣阶搭上专用木板，专门为宰相建成“特殊通道”。由此数件小事，可以想见真宗的谦恭和厚道。扬州知州王禹偁上书言事，希望朝廷谨防边、裁冗兵、精选举、汰僧尼、远小人，宋真宗览奏大喜，立召王知州还朝为官。当然，求贤若渴之际，良莠不分，有才少德的奸侫小人王钦若也被召入朝廷，主掌粮税财物。
　　咸平二年十月（公元999年），辽圣宗与萧太后等人至幽州，以圣宗之弟梁王耶律隆庆为先锋，南伐宋朝。途中，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病死，此人多年征战，功名仅在耶律休哥之下。萧太后大恸，亲自临哀，并让老相好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由此，韩德让就成为辽国第二人（萧太后第一、韩德让第二、辽圣宗第三）。
　　辽朝伐丧，宋朝君臣都很愤怒，大臣柳开恳切上言，请示宋真宋亲征：“圣驾若过河北，契丹自当引退。四方无畏不服，正在此举矣！”新帝气锐，宋真宗果真亲自师军，御营在中，前后大军护卫，车驾浩浩荡荡，直奔大名府。
　　辽朝此次南伐，见好就收，大掠淄、齐而去。宋将范廷召本来损兵折将，见辽军自还，赶忙飞表上奏，“言大破契丹于莫州，夺还所掠老幼鞍马兵仗无算。”宋真宗不知情，以为自己御驾亲征出奇效，把辽军吓走，马上吟《喜捷诗》，“群臣称贺”。没高兴多久，宋真宗刚从大名府起驾还师，就有蜀地王均造反的消息传来。
　　咸平四年冬，辽圣宗又率军南伐。此次辽军运气差，长城口之战，宋将王显奏率军与辽军激战，一战大胜，杀辽军二万多人，生擒辽朝大将铁林。
　　咸平五年夏天，辽朝又于泰州等地向宋军发动进攻，小胜而返；咸平六年五月，辽将萧挞凛等人又率军进攻定州，激战之后，生擒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得胜后，辽军还师。王继忠是真宗皇帝当藩王时的亲信，贴身护卫将。时传王继忠已经战死，宋真宗“闻之震悼”。
　　不仅仅辽朝年年来攻袭，西北方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也不时攻城陷地，杀伤不少宋军。于宋真宗而言，咸平年间诚为多事之秋。见“好”就收――“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
　　
　　深知辽军肯定还会反复攻扰，宋廷在定州和天雄军（今河北大名）等地屯结重兵，以防辽军对河朔地区的攻掠。同时，又在相当于今天保定至天津一带挖河决塘，使其地成为泥泞水泽，以图延缓辽国骑兵的冲驰。
　　辽朝数次侵袭，似乎并无真正要占据宋地或对宋朝政权以致命性打击的意图，忽来忽走，来的容易去得快，很让人换不着头脑。其实，萧太后和韩德让的本意，根本并不想与宋朝长期交战。只要有战争，契丹上层军事贵族的地位就会上升，这对于皇权并非是件好事。而且，萧太后因与韩德让一直通奸，北俗再犷野，太后的私生活总是有污点，驳下统治总感不是理直气壮。所以，仗打得越多越大，对于萧太后与韩德让来讲风险就越大。但是，北朝这一对最佳男女拍挡，有一种绞尽脑汁的聪明上策：以攻求和。他们深谙“进攻是最佳的防守”，所以，一战再战，找寻机会迫和，以使宋辽双方互相都能下大台阶。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又一次率大军南伐。
　　凑巧的是，此年九月，宋真宗刚刚任命毕士安与寇准同为“同平章事”，用以为相。寇准，华州人（评书艺人天天在电台里称寇准为“寇老醯”，以为他是山西人，其实老寇是陕西人），十九岁时就因精通《春秋》传而考取进士。宋太宗时，寇准尤为受重。一次奏事，太宗心情不好，不可寇准所奏，因怒拂衣而起。大胆寇准，竟然上前拉住宋太宗御服，“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小伙子如此“鲁莽”，倒得宋太宗常识，叹道：“朕得寇准，犹文皇（唐太宗）之得魏征也。”直臣易贬，寇准后来果然被贬外任。至道元年，宋太宗箭伤复发，忙从青州召宼准还京，流泪给他看自己血乎流烂的伤口，并问：“朕诸子孰可以复神器者？（我哪个儿子可以继统？）”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太监）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宋太宗低头想了半天，试探地问：“襄王（赵恒）可以吗？”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陛下认为可以，希望您马上做出决断！”于是，诏下，以襄王赵恒为寿王，立为皇太子。拜庙还宫，东京民众夹道聚观刚刚出炉的新太子，纷纷指言：“此少年天子也。”宋太宗听说后，老大不高兴，对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再拜称贺：“此社稷之福也！”宋太宗仔细思之，知道天下人心已定，释然而笑。于是，君臣二人在内殿相饮，大醉方毕。不久，由于寇准与大臣冯拯互相争执，宋太宗恼怒，把他贬出为邓州知州。
　　宋真宗继位后，一直想用寇准为宰相，但“患其刚直难任。”时为参知政事的毕士安听说宋真宗要擢自己为相，就推荐寇准与自己一道共享此封。宋真宗说：“听闻寇准此人好刚使气。”毕士安厚道人，回禀道：“寇准忘身殉国，秉正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方今边境不息，辽寇来侵，正宜用寇准为相。”
　　辽军势猛。先锋大将兰陵郡王萧挞凛和六部大王萧观音奴（辽朝人佞佛，连名字都是“观音奴”）二人率大军进攻威虏军（河北徐水）和顺安军（河北高阳），受挫后，又进击北平寨、保州等地。不久，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而后，萧挞凛又与萧太后、辽圣宗会合，并力攻定州。宋军凭守坚城，辽军见无法克定州，便于阳城淀（今河北望都）扎营，号称二十万众，伺机行事。
　　“辽师深入，急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转天，宋真宗览报，大骇，忙召问寇准。寇准不慌不忙，回答：“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尔”。于是，他趁机提出要宋真宗亲征澶州（河南濮阳）。犹豫半天，宋真宗勉强应承。
　　寇准不惧，可吓坏了当时的参知政事（副相）王钦若和佥署枢密院事（副参谋总长）陈尧叟。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密请皇帝逃往金陵（今南京）；陈尧叟蜀人，就主张真宗前往成都。宋真宗被二人说动，当时就把寇准唤至内殿，问自己“幸”哪个地方好。
　　寇准见王、陈二人在真宗身边，心里已明白八九分，厉声问：“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主意？”
　　宋真宗不好“出卖”王、陈二人，说：“爱卿你也别问是谁，就说朕外出避敌是否可行？到底去哪里才安全？”
　　寇准瞅瞅王钦若和陈尧叟，说：“陛下实该斩杀出这种馊主意的人！皇帝神武，将师同心，倘若您亲征，敌人必遁。即使陛下不亲征，下令我军坚城固守，以老敌师，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皇帝您逃避他方的地步！”
　　宋真宗连连点头。
　　良久，宋真宗又向寇准询问谁可以派出镇守大名。寇准深知王钦若是个能说会道的老滑头，怕他在皇帝身边总出外逃的坏主意，便乘此机会“推荐”他。虽恨的牙根痒痒，王钦若官小半级，只得悻悻而出。此公在天雄军守地，“闭门束手无策，但修斋诵经而已”。多亏安肃军和广信军的宋将顽强拒守，才使“辽师攻围百战而不能下”，坚守住战略要地。
　　辽朝方面，二十万左右军队人食粮马吃料，驻久也非易事。先前在定州被辽朝俘虏的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并未死节，萧太后爱其材勇，授户部使一职，又赐美女一名妻之。“（王）继忠亦自激昂，为辽尽力”。王继忠在武将中官职虽不高，但他是宋真宗做王爷时的心腹，自然非比一般军将。当时，听闻王继忠“死讯”，震悼之余，宋真宗下诏追赠这位“烈士”为大同军节度，并诏录其四子为官。效力辽朝军中的王继忠见当时辽、宋两国胶着之势，便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此言正中萧太后下怀，她早有厌兵之意，便遣小校四人持信箭，带着王继忠的亲笔信去见宋朝方面的莫州部署石普。石普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把信转呈宋真宗。
　　宋朝君臣廷议，吕端等人此信可疑，是诈伪之书；毕士安认为契丹兵出无获，请和不假。宋真宗还是有主见：“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辽人入侵无成而请盟好，得请之后，必有进一步要求。朕屈已安民，以财物换和好，大可答应。但朕所虑者，辽人盟好之后必以关南之地为辞，要求割还。如果辽方想出此种要求，朕一定治兵誓军，亲行征讨！”于是，宋真宗亲写诏书给王继忠，表示为双方百姓利益，可以休好，慢慢商议，但拒绝了王继忠立即要宋朝派出正式使节的要求。
　　宋辽两国虽开始接触进行“和谈”，双方的军队一直没闲着。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包围岢岚军的辽军也因粮草不继苍惶撤军。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主动权，辽军主力齐集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悉力攻城，昼夜不停，轮番肉搏攻城，萧太后本人也亲自击鼓督战，激战十多天未下。宋军守将是季延渥，这位将门之子拼死守城，指挥得当，亲自绕城指挥，不顾箭雨，派守兵四处抛滚巨木，张弩泼油，辽兵纷纷从城头滚落。最后，辽军死三万、伤三万，瀛州城岿然不动。无奈，辽军只得从城下撤走。
　　萧太后十分郁闷，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宋朝的祁州，并俘获大量宋兵。由此，萧太后等人率辽军主力，与萧挞凛等人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以及宋朝的天雄军。宋廷也立即做出反应，“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把防线全面南移。
　　当时，宋真宗驻跸韦城。听闻辽军步步深入，不少大臣私下劝说宋真宗南幸金陵以避兵锋。耳朵一软，宋真宗又召寇准商量：“朕南巡（南逃）如何？”
　　寇准一脸严肃。“群臣懦弱无知，真如乡老妇人一样。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企盼龙驾亲至，必定士气百倍。若陛下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辽人蹑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至！”
　　宋真宗低头不言，良久，表示说自己再考虑考虑。
　　寇准出御帐，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忙上前拉住对方的手，问：“高将军世受国恩，何以报国？”
　　高琼答：“我本武人，愿效死以报！”
　　于是，寇准又拉着高琼重进御帐，对依旧犹豫不决的宋真宗讲：“陛下如不信为臣之言，请问高琼。”
　　高琼马上进言跪禀：“随驾军士（禁卫军）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金陵），估计中途皆会逃亡殆尽。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必竭死力，契丹不难破！”
　　宋真宗从小爱玩打仗，长大之后其实是个彬彬帝王，真让他上战场还是很不容易。此刻，他又扭头看自己的贴身侍卫王应昌。王应昌武将，勇武有智，马上回答：“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如果我军逗留不进，臣恐敌势益张。”至此，宋真宗才下决心赶赴澶州。
　　剑拔弩张之际，宋辽双方使臣接触频繁，但军事行动仍旧一刻未停。
　　辽军攻克德清（今河南清奉）后，率军步步为营，三面包围了澶州。宋将李继隆指挥得当，在城四周关键部位布置了许多劲弩（当时的重机枪）。辽朝统军萧挞凛身为方面大将，又想在萧太后前露脸，恃其勇敢，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转悠，巡视作战地形。当时，宋军威虎军一个小头目名叫张環，日夜备战挺累，正坐在一张巨大的床子弩上发呆，忽然，他看见萧挞凛骑匹高头大马，身上黄金甲、大红袍，显然是个大头目。于是，这位张军头脚踩踏板，床子弩上的数只大头箭应声而发。也真巧，一只大弩箭不偏不倚，正中萧挞凛脑门，登时就把这位辽朝统军射于马下。如果是一般的箭，还不一定百分百把人射死，但床弩的大箭，劲大头粗，如同被现在的AK47子弹打击一样，萧挞凛脑袋中间一个大洞。甭说华佗转世，用时光机器把他运到现在的美国也救不活他。
　　尸体拖回，萧太后等人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萧挞凛“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文武全才，当初宋将杨业朔州的败亡，他居功不少。此人之死，其实是辽宋最后讲和的关键，连《辽史》都这样讲：“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这位爷一死，辽军夺气，战胜之心顿泯.

　　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后，本想在南城扎下御营，但冠准坚持要皇帝临北城：“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能以天威凌敌。四方军将继至，为何疑而不往！”高琼将军也在一旁力劝皇帝过河幸澶州北城。
　　站在真宗皇帝身边的文臣冯拯斥责高琼无礼（寇准官大，他不敢呵斥），高将军怒道：“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敌！”不待冯拯回嘴，高琼马上指挥禁卫军扛起御辇前行。到了浮桥边上，扛辇的军士面有难色，停下回望。高琼用马鞭猛抽辇夫，斥道：“还不快走！今已至此，又有何疑！”宋真宗也不好再装，在辇上命军士立即过桥。
　　皇辇抬至澶州北门城楼，禁卫军升起皇帝的黄龙旂，“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恰巧宋军缚送辽军间谍至前，真宗皇帝“即命斩之”，抛首楼下，与宋军对阵的契丹国人先听欢呼后见血淋淋人头，“相顾怖骇”，心理上已经产生严重动摇。
　　萧太后又急又气，忙派出数千精骑薄城，想给宋真宗来个下马威。宋真宗下诏，大开城门，出军迎敌。有皇帝坐在城上观战，百年不遇。宋军奋勇冲杀，杀掉来犯的辽军大半，余众遁返。得此“开门红”，宋真宗内心稍安，还城内行宫休息，留寇准于北门城楼做阵前总指挥。

荣誉叫做忠诚

　　回城后，宋真宗不放心，派人偷看寇准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太监回报，说寇准还和大臣杨亿（此人“神童”出身，十一岁就当进士）在城楼上喝酒划拳，“歌谑欢呼”。宋真宗这才放心。“宰相如是，吾复何忧！”宋真宗也小心眼，深怕寇准脚底溜油提前自己跑掉。
　　宋朝使节曹利用入辽营，有幸第一次目睹萧太后真容。萧太后虽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与宰相韩德让同坐一车之中，辽圣宗与群臣反而扎堆坐立下首，“礼容甚简”。至此，宋朝大臣才真正知道从前的传闻“都是真的”。讨价还价，“事未决”，于是萧太后派辽朝使臣韩杞随曹利用入澶州，面见宋真宗，索要“关南地”，即后周世宗柴荣从辽朝手中攻取的十个县。宋真宗很“坚持原则”，认为金帛可得，决不割地，并当面再三嘱诫曹利用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让步。
　　宋真宗对辽使韩杞不错，赐“裘衣、金带、鞍马、器币。”临辞行，韩杞作为辽朝的“外交官”，很想保持本朝“气节”，依旧穿回自己原先的“左衽”制式的衣服。负责接待的宋朝学士赵安仁不高兴，质问他为什么不穿大宋皇帝的赐服，韩杞推托说赐衣过于长大，穿在身上不合适。赵安仁半是警告半是劝说：“您将上殿接受我国国书，天颜咫尺，如不穿皇上的赐服，您觉得有这可能吗？”话里话外，一是警告他大宋皇帝可能一不高兴会撤回和议，二是吓唬他扈卫武将见他这么不懂礼貌不懂事会上前一刀砍了他。毕竟“外交人士”大多灵活，韩杞马上穿上宋朝服装上殿谢恩，拜受国书。
　　寇准雄心勃勃，以他当时所计，不仅准备不与契丹钱帛，还想逼迫契丹方面向宋朝称臣，割献燕云十六州给宋朝，“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虏（辽国）又生他念！”宋真宗没有这种远略，不想在和议方面进行“拉锯战”，推托说：“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辽国）者，吾不忍生灵（百姓）重困，姑听其和可也。”于是，宋真宗告诉曹利用，议和底线可答应岁币百万为限。
　　曹利用临行，被寇准唤至自己营帐。“虽然皇帝有口谕可以答应百万岁币，如果你复命时数额超过三十万，我必斩汝不饶！”寇准警告。老冠关键时刻之所以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当时宋真宗身边已有人放出谣言，说寇准是“幸兵以自取重”，意思是打起仗来寇准好从中得大便宜抓大权。无论皇帝再英明，只要出现“君疑臣”的情况，想不死也难。
　　曹利用与辽使韩杞同回辽营，再次外交翰旋。萧太后说：“（后）晋割关南地给我们，（后）周世宗夺取，今应归还。”
　　曹利用真是个外交人才，回答道：“晋、周之事，本朝不知。即使是岁币问题，我都不知道皇帝答不答应。至于关南土地之事，想都不要想，我根本不敢和我们皇上提及此事。”
　　辽国的政事舍人高正始突然出班，对曹利用大言：“我们大辽引众而来，就为恢复故地，如果只得金帛即归，回去后愧对国人！”
　　曹利用白了高正始一眼，“不知您是否真正为辽国打算。如果坚持要钱要地，两国兵祸不息，对谁都没宜处！”
　　萧太后不死心，又派其监门大将军一人前往澶州复议关南十县之地，遭到真宗皇帝严拒。知道不得再妄求，萧太后就与曹利用讨价还价，最终议定宋朝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二十匹绢以为“军饷”，宋与辽结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真宗皇帝称萧太后为叔母。说实话，从面子上讲，宋朝还真没吃什么亏，宋真宗比辽圣宗大两岁，称兄可也，比起当年后晋皇帝石敬塘管小自己十几岁的辽太宗叫爹，不啻天上地下。
　　曹利用回澶州，宋真宗正在行宫内吃饭吃到一半，没有立刻接见。但是他又关心岁币数目，就边吃东西边派内侍去询问曹利用到底向辽朝许了多少银帛。曹利用对宦者说：“如此机密事，只能当面对皇上讲。” 宋真宗也气，嘴里含着饭，怒催小宦官：“姑且问个大概数！”曹利用也倔，就是不讲，急得小公公咕咚一声给他下跪。曹利用见此，伸出三指示意。小宦者嗷地一声掉头跑进去，大声嚷嚷：“三百万！”宋真宗闻言，手中筷子都掉在地上。“太多了！”很快，宋真宗面色和缓，自我安慰道：“既然能结束战争，三百万也可以了。”
　　澶州的行宫不是真皇宫，曹利用在外仅隔一道大布帷幕，连真宗的自言自语也听得清爽。
　　不一会，宋真宗食毕，唤他进门入对。宋真宗心中稍觉有些沉，想确定是否是三百万岁币。曹利用还卖关子，连称“为臣该死，为臣许辽人银帛过多！”
　　“到底多少吗？”宋真宗实际此时在心中已经接受了三百万的数字。
　　“三十万！”
　　听曹利用报出这个数，宋真宗喜得脸蛋上的肉直哆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故（曹）利用被赏特厚。”
　　宋辽和议，至此大告成功。宋真宗大散财物，赏赐有功将士。契丹萧太后也派人送来御衣、辽国食物。宋真宗起驾前，还嘱诫“诸将勿出兵邀其（契丹）归路”，惟恐两国再生事端。


喝饱就忘挖井人――寇准的结局
　　
　　人活一口气。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自我感觉最重要。澶渊之盟后，辽人高兴，宋真宗感觉也不错，至于真宗亲征的背后策划人寇准，“颇自矜澶渊之功”，平时上朝的脑袋上仰角度都比往常要高8度。“（寇）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这位寇爷专爱选拔资历低的人越级当官，自然引起同僚不满。同僚不满归不满，谁也不能拿寇相怎么样，连真宗皇帝都另眼高看，大家当然只能背后叫骂撒气而已。但是，王钦若就不一样。
　　对于寇准，王钦若恨得要死，嫉妒得要命。一次朝会，众人议事完后，寇准先退，真宗皇帝“目送之”，一脸敬容。王钦若走近御榻前，问：“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认为他于社稷有功吗？”
　　“当然”。宋真宗立刻回答。
　　“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认为寇准有功，好奇怪啊。”王钦若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
　　宋真宗吃惊不小，“爱卿你这话怎讲？”
　　王钦若多才小人，旁征博引，言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乃城下之盟。陛下以万乘之贵，屈尊与辽朝定城下之盟，实乃大耻！”
　　宋真宗想了想，王钦若所讲还真有道理，“愀然不悦。”
　　见皇帝色变，王钦若知道自己之言已有成效，又添油加醋说：“陛下您懂赌博吧，赌博的人，输急眼的时候，就把他所有身家全部押上，这就叫‘孤注’。澶渊之役，寇准就是拿陛下您当作‘孤注’，细想一下，为臣我真为陛下捏一把汗！”
　　不必再多说，自此之后，“帝（真宗）顾（寇）准渐衰。”人心中一有成见，印象马上就变。从前看见老寇是一脸忠贞，现在，经王钦若讲后，真宗皇帝再在朝中见寇准，总觉他虚头巴脑，看他举手投足之间，总想起这位老寇拿自己“孤注一掷”。没多久，宋真宗借故罢去寇准相位，外派陕州，改用王旦为相。后来，宋真宗在王钦若等人窜拙下，大搞“天书降神”的把戏，寇准不得以，也在“有关方面”的授议下上呈“天书”，“中外皆以为非”，两面不讨好。
　　宋真宗大渐时，太监周怀政想拥皇太子为帝，杀丁谓等人，并准备启用寇准为相。事泄，周怀政被杀，寇准虽不知情，仍为此案牵连，降官远贬。
　　寇准此人，恃才傲物，特别容易得罪人。曹利用做他副手时，只要两人意见相左，寇准就喝斥对方：“你一个武夫出身的人，岂解国家大事！”这位老曹是澶渊之盟搞成功外交的功臣，见寇准总这样挤兑自己，不得不心生忿恨。此外，丁谓做老寇副手时，“事（寇）准甚谨，”一次，寇准在中书省边理事边吃饭，喝汤时，汤汁流到了胡顺之上，丁谓很“懂事”，过来就拿巾帕为老寇拂拭胡子上的汤汁。寇准不道谢，反而大笑，说：“参政乃国之大臣（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手，但也是副相，级别很高）想不到你为长官拂须！”后世溜须拍马之词，此即出源之一。看见寇准在众同事之前如此拿自己开玩笑，丁谓当时脸上讪讪，心中恨得要死。因此，待寇准牵入周怀政案后，老曹、老丁等人，联同先前讨厌寇准的一帮人，玩命地往死里整他。
　　新君宋仁宗继位（刘太后秉政），数位在朝大臣联手，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不久，又贬衡州司马，反正是哪远哪热哪里路不好走，就把老寇往哪里贬。瘴气蒸腾，暑气侵袭，犯官又不能坐轿遮阳，只得骑马颠簸，果然没多久寇准就病死。时年六十三。十一年后，老寇才被“平反”，恢复太子太傅之衔，谥“忠愍”，赠莱国公。
　　寇准为人，“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其）家未尝燃油灯，虽庖宴所在，必燃巨烛”，所以，从老寇身上仍可见魏晋名士的影子，根本不似近世的评书艺人塑造的那种“好干部”形象。这位寇老本性豪侈，浪费成性，一点也不财迷。
　　史鉴不远。五代之时，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往怀州与契丹交战，大败后归而自焚；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于相州，诸将内叛而被俘，这两个例子，估计都是让宋真宗产生“孤注”遐想的最近的例子。寇准在澶州北城，饮博自若，大似当年淝水之战前的东晋宰相谢安。仔细推想，寇准心中胜算，比起谢安还要多出数分，所以他能安然不惊。契丹当年灭李从珂，是因为有“儿皇帝”石敬瑭那个内鬼。契丹生俘石重贵，也是后晋大将赵廷寿等人卖主求荣。事易时移，辽圣宗时的契丹人，实力已大非昔比，加上耶律休哥那样的能将已经作古，上下安于怡嬉，其实契丹人当时的主要的想法就是以战迫和索要钱帛东西，并无决胜的斗志。此外，宋真宗亲征， “六军之士，欢呼震野”，恃此宋军斗志，寇准当然就深知胜算在握，王钦若讲他是拿皇帝当“孤注”，确实是冤枉他。
　　寇准乃“真宰相”，有才有度，但其所作词却清丽柔美，意境纤丽，大不似其人风格，现录其两首：
　　《江南春 》
　　波渺渺， 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
　　蘋满汀洲人未归。
　　
　　《踏莎行 春暮》
　　春色将阑，
　　莺声渐老，
　　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
　　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
　　离情杳杳，
　　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
　　长空暗淡连芳草.过于严肃的滑稽剧――宋真宗君臣的“天书降神”及泰山封禅
　　
　　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人不是坏人，但确实讲，他除了“澶渊之盟”之外也没做过太多好事。后人一想到他，只有两件事情让人“惦记”，一是澶渊之盟，一是“天书封祀”。
　　“澶渊之盟”虽是“城下之盟”，仔细推之，利大于弊，对于特别爱面子的中原汉族统治者，也不是特别过不去或者丢脸的事情，偏偏王钦若小人，为了排挤陷害寇准，硬把“澶渊之盟”说成是件耻辱不堪的事情，不仅让宋真宗为此郁郁寡欢，吃不香，睡不着，天天与自己较劲，越想越闷，总觉要再办成一件漂亮事冲淡“澶渊之盟”带来的心中阴影。
　　从性格上讲，宋真宗属于那种感性化的君王。从智商上讲，宋真宗更是中上之君。正因如此，宋真宗心中一有疙瘩，还就真难解开。郁郁寡欢之间，宋真宗就问王钦若：“我现在该怎么办？”
　　王钦若善揣人意，知道宋真宗心中厌战畏战搅成一团，便先用话来激：“陛下您如果能再亲自带兵北伐，攻取幽燕之地，肯定能洗刷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耻！”
　　宋真宗更不高兴，心想【请使用文明用语】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这魄力，当时我就不与契丹讲和了。这些“心里话”还不好直接和臣下说，宋真宗便敷衍：“河北百姓，刚刚喘口气，我不忍心再起战事把他们陷于死地。爱卿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扬威吐气的事？”
　　王钦若摸着自己脖子上的肉瘤，故作沉吟状，良久，他回答说：“陛下如果不用兵，就只能做出一项大功业，恃此镇服四海，夸示夷狄。”
　　“什么能是大功业呢？”宋真宗问。
　　王钦若出主意：“封禅，这就是大功业……但是，要封禅，必须得在有天降神瑞的前提下才可以施行……”老王边自言自语边“恍然大悟”：“呵，对了，天降神瑞，哪有那么巧的事，前代帝王不过皆是以人工制造祥瑞罢了，古代贤君也是以人神道设教，借上天的名义干大事情啊。”
　　宋真宗一个劲儿点头。如此容易的“大功业”，不得不令人怦然心动。恰巧，前几日刚刚有个汀州黥卒（类似劳改兵士）名叫王捷的，自称在南康山路上遇见一个姓赵的神道，授给他一个“小鐶神剑”。据王捷讲，那个道人就是天上的“司命真君”。此事由宦者刘承珪上报宋真宗，马上赐王捷名王中正。当月，“司命真君” 又在王捷家显灵，自称是赵家先祖。王钦若恰当其时提出“封禅”之事，估计也是善揣上意，知道宋真宗要找心里寄托，马上借题发挥，皇帝一高兴，他自己自然会因此加官进爵。
　　宋真宗脸上笑言荡开，显然开心不已。但是，他还有顾虑，就问王钦若：“宰相王旦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王钦若拍胸脯：“我转告他，说道是陛下您的本意，他应该听话。”果然，王旦得知是皇帝要搞“造神运动”，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对王钦若支支吾吾，勉强表示同意。
　　宋真宗还是心里不踏实。过了几天，他晚上到秘阁（皇家图书馆）闲逛，遇见值班的大臣杜镐，便忽然问：“爱卿你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古代天降《河图》、《洛书》的事情，确有其事吗？”杜镐乃一老儒生，不知道宋真宗话外的意思，他也就事论事，回答说：“那些都是古代君王以神道设教罢了，应该不是真有其事。”如此之说，恰与先前王钦若之言偶然相合，“帝由此意决”。既然古代圣君都这么干，我依样画瓢应该不会出岔。宋真宗想。
　　他回宫后，不顾天色已晚，马上派人召宰相王旦入宫相饮极欢，临别，宋真宗又亲执一把黄金壶，对王旦说：“此酒味道极美，您回家后与妻儿老小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府，打开酒壶一看，里面满满一壶大粒珍珠。王宰相明白人，知道皇帝以此买自己不说“不”，“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之事始作。”
　　转眼到了明年，是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朝的年号很好玩，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号就是那一时期皇帝的所思所想以及国家大事的浓缩。大正月，宋真宗就把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一帮臣子叫到崇政殿，煞有介事地说：“朕在寝殿睡觉，帘幕府帐皆是厚厚的青色织锦，基本上不透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半夜时分，朕刚要入眠，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仔细观瞧，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絳袍，对我说：‘下个月三号，应在正殿建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也是老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十二月一日，朕疏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惟恐错过神遇。真巧，皇城司上奏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条黄帛挂在鸱吻尖上。朕马上遣人去看，是二丈多长的黄帛，捆扎一物，恰似书卷形状，缄封处隐隐有文字，我估计，这可能就是梦中神人所讲的‘天书’吧。”
　　看见真宗皇帝这个“主角”演员讲了这么多“台词”，王旦等人知趣，马上跪贺：“陛下至诚，感动上天，果然有祥瑞出现”，于是，“皆再拜称万岁”，然后，为了更加“入戏”，王旦还依据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天书启封前，应屏去左右旁人。”真宗皇帝摇头：“说不定天书内容是上天示警，诫告朕施政有缺失，朕岂敢隐瞒呢，还是众大臣一起敬观。”
　　于是，各演员各就各位，宋真宗本人也步行至承天门，“焚香望拜”，两个太监身手敏捷，窜上梯子捧下“天书”（估计就是这些人放置的，熟门熟路，）然后王旦跪奉，真宗“再拜受书”，转悠半天，才命陈尧叟启封。这“天书”还真有字在上面，“词类《尚书•洪范》、《道德经》”，字古意明： “赵兴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甭说，如果“世七百”，仅作“七百年”讲，南北宋加起来一天当两天算，还差不多这个数。待众臣大眼小眼都瞧清楚了，“天书”封藏于“金匮”之中，君臣又再大肆庆贺了一番，并改承天门为“承天祥符门”，依此正式改元。
　　“大戏”开始，再不能停。以兖州“父老”吕良为代表，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诣阙”请愿，要求皇帝封禅。看见这些“群众演员”很卖力，真宗皇帝亲自接见，假模假样地推让：“封禅大事，历代罕行，难徇所请。”“父老”演员们一万个“不答应”，“国家受命立国五十年，已致太平，天降祥符，天人感动，应封禅以报天地。”对答之后，“诏赐缗帛遣之”，群众演员们欢天喜地，拿着赏物跳踊而去。很快，兖州及各路进士孔谓等八百四十人“诣阙请封禅”，当了好久“分会场”指挥后，兖州知州“又率官属抗表以请。”最后，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且官吏、蕃夷等“全国各族人民”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閤门，凡五上表，请封禅”。这么大的 “集会”，组织起来肯定费了不少劲，集体请愿死活“要求”真宗皇帝封禅。
　　锦上添花，天书喜讯又传来，内廷功德阁又降“天书”。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阴历），宋真宗下诏当年十月要去泰山封禅，并命王旦、王钦若等人为主要的大礼使。虽迷狂如此，宋真宗本性不是坏人，还真怕“封禅”这一形象工程太费钱，便问时任权三司使（代理财务部长）的丁谓，是否此行要超出本年度“预算”。丁谓大奸之人，专以媚上为已任，马上“义正言辞”地回禀：“以为臣计之，绰绰有余，不必耽心费用问题。”真宗皇帝闻言大喜。
　　一个多月后，宋真宗又向大臣们说，他自己又梦见神人，告知四月上旬已于泰山又降天书。王钦若识趣，回去马上安排，当天连夜入宫急奏：“四月甲午，有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发现材木上有黄帛，上面有字，但常人不认识。皇城使闻讯前往，见天书上有皇帝御名，故而马上驰告。”
　　于是，宋真宗命王旦为“导卫使”、前往泰山“奉迎”天书。此行队伍也是乍乍呼呼，大张旗鼓，广设仪卫，惟恐天下人不知道。天书迎回后，真宗皇帝“再拜受”，大臣陈尧叟启封，别人不认识上面的字，惟独这个澶渊之盟前建议皇帝逃往金陵的老陈认识，高声朗读上面的“吉文”：“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图祚延永，寿历遐岁。”刚刚读毕，又有事先安排好的小太监踉跄而入，上气不接下气，大声言禀说御花园中刚才有五色祥云，宣示天书时，恰恰有一朵金黄色云朵幻化成凤凰形状，在殿上久驻不去。大家抬头，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一切酝酿得差不多，十月辛卯，宋真宗一行大驾发东京，直向泰山而来。这支封禅队伍浩浩荡荡，一路奏乐，大张仪仗，好不热闹。半路，还有一位高价雇请的“外国演员”（大食商人）献玉圭，自称其祖爷爷的爷爷得自“西天”，一直是传家宝，老祖宗并有遗言：“好好保护宝物，待中国圣君行封禅礼，马上驰往上贡。”如此神神秘秘的“跳大神”，花费亿巨，雇佣了如此多的“演员”参与，知道底细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大戏主场没开始，庄严已经变成了滑稽。
　　泰山在当时还未似今日道路皆以石梯护栏沿导，“回马岭至天门，路险绝，”每个参加封禅的官员都要专门役夫负责，“人给横板各二，两首施彩帛，巽亲从卒推引而上”。虽然侍从人等皆疲顿不堪，总导演宋真宗“辞气益壮”，老小伙子健步如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煞是兴奋。可见，精神的力量真是无穷。
　　皇帝封禅，不是现代人想象的群臣百官都跟着，而是为数不多的赵家皇族与礼官陪同，众官皆于山间谷口等待。封禅礼仪很繁琐，三献、读玉册、封金玉匮、阅视等等。一帮人冻得哆嗦，心里骂骂咧咧，终于等到山上称贺之声，大家知道苦时辰终于捱过，“山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其实，宋真宗此次封禅最大的贡献，是对泰山旅游业的“支持”，泰山的岱庙和碧霞祠两大建筑群，均由宋真宗创建。倘若宋真宗当时不在那里大兴土木，估计泰山旅游日后还真不成气候。
　　一路走了十七天，登了半天山，浪费八百万贯钱，感冒风寒患者数千人，宋真宗终于演完了这出封禅大戏。回京后，宋真宗又受群臣所上尊号，“宰相王旦等各进秩有差”，可以讲是皆大欢喜，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是国库越来越空。
　　“帝（真宗）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
　　“举国若狂”四字，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只有上层喜好某事，必定会引至群体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封禅祭天，下一步，当然就要去汾阴祀后土。群臣锦上添花，陕州官员进奏说：“黄河清”，大词人晏殊也凑热闹，献《河清颂》。“黄河清，圣人出”，中国这句古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神话。当然，人定胜天，三门峡水库确实让黄河清了一小阵儿，很快淤积成灾，黄河泛滥便从河南推移至陕西。不过，并非朝中所有大臣都阿谀取容，龙图阁侍制孙奭就上言进谏，列举汉武帝、唐玄宗“夸示后世”、“崇尚虚名”的前鉴，一针见血指出，群臣虽然“率皆称贺，退而腹非而窃笑者，比比皆是”。“帝知其忠而不能从。”
　　北宋皇帝倒有一个好传统，即从不因大臣沮议而滥杀滥罚，仅仅是“不听”、“不从”而已。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011年），真宗又带大帮人到汾阴祭祀后土，耗费一百多万贯。所有这些造神浩劫，大率是由时称“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等人牵头操办。特别是王钦若，其人短小丑陋，脖子上还有个大肉瘤，但“性倾巧，敢为矫诞，智数过人”，真宗皇帝特别喜爱此人，一日不见，惘然若失。
　　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还在丁谓建议下批准修建昭应宫，极侈土木，规模宏大。
　　有群臣谏劝，丁谓对真宗皇帝说：“陛下富有四海，建一宫崇奉上帝（道家神灵），有何不可。您现在还未有皇嗣，于宫城内乾地营宫，正可以祈福。如再有大臣谏阻，以此谕之，谅他们不敢再多言。”
　　昭应宫按计划要十五年才能建成，但丁谓等人不计财用，勒令工匠加班加点，七年就盖成了这组巨大的皇家道观群，有房屋近三千间，穷极壮丽，诚为宋朝装点门面的“国家大剧院”。修建过程中，尽善尽美，“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如此巨大的工程，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屋子建得很好看，倒不是稀奇古怪像鸡旦。奇特的是，丁谓让人用上等好玉重刻天书内容立于昭应宫的宝符阁内，还刻雕宋真宗塑像“侍立”，皇帝金像“站岗”，历史上真不多见。
　　太中实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又对群臣讲：“我梦见神人传玉皇旨意，告诉我授天书的人是我们赵家先祖赵玄朗。转天，我在延思殿设道场，亲自拜见了先祖。先祖告之我们赵家乃轩辕皇帝之后，还尽述发家历史。然后，先祖乘五色祥云离去。”真宗皇帝此时真是走火入魔，谎话赵撒越大。从前还都是梦中相见，现在，他连清醒时都能和“圣祖”座谈了。于是，群臣“再拜称贺”，下诏天下避“玄朗”之讳。所以，“杨六郎”，原名杨延朗，因此才改名杨延昭。而且，宋朝人皆以“元”代“玄”。

　　皆大欢喜之间，也有“不和谐”之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此次火灾损失亿巨，左藏库内金帛无数，秘阁内广聚天下珍异及图书，连宋真宗本人跺地嗟叹：“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
　　不久，经过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大火竟然是荣王赵元俨的侍婢韩氏所为，这个姑娘人小鬼大，从王宫中偷盗金器，又怕主人点数事发，索性放起一把火毁灭证据，结果，惹成如此天大的灾祸。“劳动人民”贪图几个金镯子，竟然毁焚了几亿个金镯子的财物，上下大怒，依法，“诏断韩氏手足，令众三日，凌迟死”，阴间地狱里，这位韩姑娘也再载不了金镯子了。在“阶级分析”的年代，“工农兵”知识分子可能不读古书，没有发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多么好的素材啊，劳动人民子女，苦出身，做丫鬟，编剧大可以把这个宫女贪心偷金镯子衍变成为了卖钱支援“表哥们”的起义或者秘密活动。至于一把大火，当然不是毁灭罪证，导演们可以编成是革命小姑娘义愤填膺，对封资修的痛恨使得她要烧毁一切害人物。笔者估计，当时如果有编剧想出这个题材，肯定就不是八出样板戏，而是九出样板戏了。特别是烧毁的左藏库和秘阁，一个是真金白银，数量可能够支付辽朝岁币几十年；一个是绝世藏书，中国文化的精髓，肯定因之焚毁不少，毕竟是皇家藏书，全是稀世珍本。
　　其实，出事的荣王赵元俨为人“寡嗜饮，惟好隶书，好为文词”，且为人至孝，神情端严，“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挺好的宗室干部。家门不幸，出此逆婢，连累得这位爷被削去节度，王爵也被降封，改为端王。
　　众臣惟惟之间，大臣孙奭一直力持反对意见，一个劲上书劝谏，以唐明皇为例，讲他直至马嵬兵变才配悟，悔之无及，奉劝真宗皇帝勿蹈覆辙。宋真宗智商不低，人品秉性也属善良，亲自召见孙奭　，做说服工作：“封禅祀地，并非始于唐明皇。即使现在的礼仪，也应袭当时的《开元礼》，不能以天宝之乱就否定一切。秦朝以暴虐著名，但现在的官名、诏令、郡县之法，皆是沿用秦朝旧制，万万不能因人废言！”见说服不了老孙，宋真宗夜间又达旦不寐，亲自写作，著《解疑论》以示群臣。“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可谓好文之主也。”（《庚溪诗话》）估计演戏到最后，真宗皇帝本人入戏太深，连他自己都觉天书祥瑞什么的皆是真实存在。如此精神状态下，众臣附和，真宗本人文笔不错，估计《解疑论》写得也是“白马非马”，让人云里雾里。观宋真宗自己作的诗文《励学篇》，很感这位帝王不失好玩和厚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意境虽不高，语意平实，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出宋代对士人的宽容，也显示出整个社会文质彬彬的精神状态。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他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常悒悒不乐”。为此，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
　　由于王旦临终极力推荐，寇准又被召回京中。寇准外放多年，他女婿王曙在内阁当郎官，与太监周怀政关系很好，先前寇准也希旨，报说所在郡治也有天书，很是“识趣”，由是被复召入朝中。此时，他的门生就劝说：“你一到河阳，马上称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视事，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寇准不听。入朝不久，最终果然不得好报，南贬蛮荒，死于穷途。
　　乾兴元年开着（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七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国家大剧院”自生自灭。其实，昭应宫如果不被烧毁，　到今天也应该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当宫殿，当博物馆，即使宋代以后改朝换代，仍可充为实用。假如耗银亿万只为形象工程盖成个大玻璃罩子，势必会成为千秋万世之羞。而且，土木结构还好拆用改建，亮玻璃大柱梁水泥礅，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垃圾。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虽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贺兰铁马彻地来――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大概只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褒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位于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牧场丰肥，牛羊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又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另外值的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制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建隆元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三百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可费耗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又怕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十分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形势复杂，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喂不饱的群狼――从李继迁到李德明
　　
　　李继捧当上节度使才一年多，竟然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率一大家子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有）亲觐者”，看见西北边地这位小诸候能束身归朝，宋太宗也大感意外。李继捧的祖母独孤氏又向太宗皇帝呈献玉盘等宝物。大喜之下，宋太宗赐赏李氏一家金银无算。坐下细聊，方知李继捧袭位后，“诸父、昆弟多相怨”，其叔父辈以及兄弟辈不少人虎视眈眈，认为他不该有资格承继其兄李继筠的节度使，大概读过一些书，李继捧知道唐末的藩镇往往为保自己一家活命，偷偷跑到京城向皇帝效忠，肯定能有大官好宅多金银，于是他也表示自己“愿留京师”。
　　李继捧一家入京，确实是好事。宋太宗急于求成，“乃遣使夏州护（李继捧）缌麻以上亲（戚）赴阙”，想让人把李氏亲族皆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极不现实的。搬迁一根两百年老树，还需仔细清理盘根错结。从根上挖取一个有二百年地方统治史的大家族，难免百密一疏。而且，这一举措最大的错漏在于使当地的李氏族人和地方大小豪酋产生警惕：连李家都被迁入京城了，我们何时要结束世外桃源土皇上的美好生活呢？其实，当宋太宗向李继捧怎样统理夏州诸部时，这位老兄老实回答：“羌人鸷悍，但羁糜而已，非能制也！”连李继捧都不敢说自己有直接管治地区诸部党项羌人的能力，宋太宗想直接在当地施以郡县式管理，就近乎天真之举。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工作还阻力重重，宋太宗竟能那么早就想这种方法，真是太超越时代了。
　　李继捧既然“上献”银、盘、緌、宥四州土地，宋太宗就授宋臣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准备进行接收。
　　宋朝负责搬迁李氏家族入京的使臣到了银州，李继捧的一个族弟名叫李继迁，当时的官职是“管内都知蕃落使”，此人狼子野心，志向不凡，深知一家人被迁入京城，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折腾的可能，便诈称出城为其乳母送葬，趁机率数十人遁入茫茫鄂尔多斯大草原中的地斤泽。当时，这位李继迁年方二十岁，血气方刚，有勇有智，一口气狂逃三百里，终于演成胜利大逃亡。
　　刚刚出逃，这帮人还不大成气候，虽然纠结了一些人马，不久，就被夏州知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乘夜攻袭，斩首五百余级，烧毁四百余帐落，李继捧只与其弟逃脱，其老母和妻子均被生俘。
　　宋朝方面获胜后，很是松懈，觉得逃跑的这小股匪帮没什么难耐，折腾不起来。但实际情况是，“（李）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当地部族）以李氏世著恩德（多年统治当地），往往多归之。”小伙子年纪虽青，很有政治头脑，连娶数位当地豪强的女儿作妻妾，一下子与那些首领成为亲戚，在很短的时间内勾打连环，势力渐盛。
　　李继迁很会做说服劝导工作，他大宴诸豪酋，先是大讲特讲李氏一家的赫赫战功和二百多年“光荣”历史，然后，言语沉痛：“我们李氏家族世世代代拥有西土，殊不料如今一日绝之。如果你们能不忘李氏旧恩，敢和我一起兴复光大我们李氏家业吗？”党项诸酋没有过多顾虑，又与李继迁成为“亲戚”，自然异口同声答应。
　　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向宋将曹光实诈降，老曹认为这两人穷寇绝望来归顺，丝毫不疑，大大咧咧地仅带数十人前往葭芦川（今陕西佳会）与李氏兄弟会盟。还没下马，李氏兄弟与党项羌人就弯弓搭箭，把曹光实与数十宋兵均射死在当地。堂堂宋朝一个大军区司令长官，就这么糊里糊涂被人弄死。李继迁杀掉曹光实后，“因袭据银州，复破会州，焚城郭而去”，豺狼之性，一曝无遗。不久，宋将王侁带军出银州北，大破李继迁，斩首五千余级，李继迁逃窜。（这位王侁正是日后导致老令公杨业败亡的那位爷）。
　　眼见和宋朝闹翻，李继迁脑瓜好使，向辽国“请降”，被契丹人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为妻。至此，西夏在立国的道路上又迈进一大步，左右手搭上宋辽两国，凡事就更好周旋其间。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采纳赵普建议，把本来外任为崇信军节度使的李继捧召还京师，赐姓赵，改名保忠，授其为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想以毒攻毒，派李继捧（赵保忠）回老窝，代表中央去讨伐他那个叛走的族弟李继迁。李继捧回到老家，其实暗中与族弟勾结，过了数月，他上表奏称李继迁要归降，宋太宗便下诏委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然（李继迁）实无降意也。”两兄弟小打小闹，怎么也得做样子给宋朝看看，安庆泽一战，李继捧与李继迁又演戏，但“道具”皆是真家伙，一不留神，李继迁屁股上中了一支大箭，苍惶遁去。未几，这小子又率大批党项羌人，猛攻夏州。估计那一箭把李继迁射急眼，这次他可是玩真格的。李继捧心慌，忙遣使求援，宋朝派大军来救。
　　战事胶着，宋太宗知道李继捧不顶事，便派自己的大舅子李继隆率大军征讨。这位李继隆看名字好象是李继捧、李继迁的兄弟辈，其实，他与西夏的李氏没有任何关系。李继隆之父李处耘是宋太祖朝功臣，为攻破荆南高氏割据政权的首功之人。李继隆的妹妹是宋太宗正妻明德皇后。既是功臣之子，又是皇帝至亲。李继隆并非高干纨袴子弟，在太祖、太宗两朝皆立过大功，可说称是百战良将，“善骑射，晓音律，感慨自树，深沉有城府，严于御下。好读《春秋左氏传》，喜名誉，宾礼儒士”。此次，他被宋太宗委任为河西都部署（河西军区总司令），专门进讨李继迁。
　　此前，由于宋朝实施禁盐，西夏诸族有盐不能卖钱，大都急红眼，四十二族的蕃人皆跟随李继迁在环州一带大肆寇掠，“（宋朝）边将多为所败。”后来，因为李继迁想把绥州居民迁往平夏城，其部将高文岯“因众怒”，因为宋朝已经解除盐禁，各族有了经济好处，再不想与李继迁作“贼”，于是大家伙掉头反击李继迁。李继迁受挫后，仍在当地打转，“围堡砦，掠居民，焚积聚”又率众猛攻灵州。
　　在夏州心怀鬼胎的李继捧听闻李继隆率宋军将至，慌忙带贴身的数百党项羌随从出城，于城外扎下营垒，并把自己的老母妻子儿子均带出城，诡称要与李继迁讲和解怨，并声称李继迁答应投降，要求朝廷撤回援兵。他真正的意图，是害怕李继隆所率大部宋军入夏州后，会马上削夺他的军权甚至会揭露他与李继迁暗中往来而逮捕他。宋太宗不受骗，立命人送信督促李继隆进军。李继捧倒霉蛋，一天半夜，其族弟李继迁“欲并其众”，忽然突袭一直与自己暗中勾通的族兄，杀掉数人，并俘获了李继捧的母妻及儿女。惶惧之下，李继捧从被窝里爬出，跳上一匹马，单骑逃回夏州城。一入城，守城宋将就把他关进小黑屋，稍后进城的李继隆见到这个西北白眼狼大骂，把他关进囚车押往汴京。宋太宗念他当初主动入京归附，赦罪不杀，封“宥罪侯”，赐第京师，其实是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宋廷又外派他到岳州、复州等南方州郡当官，虽怏怏不乐，李继捧也无可奈何。景德元年（公元 1004年）李继捧病死，临终还上表称自己儿子李永哥不孝顺，要朝廷把儿子发配。可见，夷狄贪残，父子不免嫌猜。
　　李继迁与李继隆宋军相持之际，大玩两面派伎俩，遣其弟李延信入京献马，“太宗抚赉甚厚”，回赐金银茶药等物。
　　同年，宰相吕蒙正建议，“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常常据此生事，自赫连勃勃筑城以来，常为关右之患，倘废此城，乃万事之利也！”于是，宋太宗下诏，堕毁夏州城。因此，昔日赫赫统万城，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其坚厚结实程度，仍令后人遐想无限。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李继迁派手下的汉人张浦带着一大群马驼等牲畜，以贡献为名，入汴京觇窥宋朝虚实。宋太宗又使出耀武扬威的老把戏，弄出一大帮军队杂技团，大玩“翘关、超乘、引强、夺槊”的硬气功、特务训练等把戏，万里挑一的宋军大力士还“皆拓两石弓”，意气扬扬。观毕表演，宋太宗问张浦，“羌人（党项羌）敢与这样的队伍打仗吗？”
　　张浦人精一个，自然溜须拍马：“羌部弓弱箭短，看见皇朝这些高大孔武的汉子早就吓跑了，又怎敢与他们打仗呵。”
　　宋太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他派使节持诏拜李继迁为鄜州节度使，并勒令他归还宋朝各边境州县抢走的财物。李继迁知道宋朝奈何不了他这个辽朝的 “大夏王”，又嫌宋朝封官太小，对宋廷的“恩诏”，笑而不受。宋太宗没办法，封张浦一个郑州团练的官，把这个西夏人的“智囊”软禁在汴京。不久，李继迁上表说宋朝守将郑文宝诱降党项酋长，宋廷为免生事，竟把郑文宝召回贬官。李继迁仍不消停，自率大军进攻宋朝的清远军（驻地在今甘肃环县），被守将张延击败。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为了加强灵州（今宁夏灵武附近）的实力，派洛苑使白守荣押送四十万粮草前往。临行，宋太宗特别诫白守荣要把运粮车分成三大队，丁夫发给弓箭自卫，护送兵士以方阵前进，“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同时，宋太宗下令会州（守地在今天的甘肃靖远）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不料，白守荣嫌三队费事，索性编为一个大的车队，役夫军士交混，完全没有应急的准备。运粮大队行至洛浦河，李继迁早已埋伏精骑于林中，忽然出击，麻痹大意的宋军士兵役夫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登时大溃，四散奔逃，把四十万粮草扔在当地。假使会州的宋军将领田绍斌依计划护援，杀个回马枪，兴许能转败为胜，但这位田将军为求自保，根本没有出军。至此，四十万粮草顿成李继迁手中之物。很快，他又集大军包围了灵武城。
　　宋太宗大怒，又派大将李继隆为环州、庆州等都部署，部分诸将，五路出军，目标是平夏城（今宁夏固原）。李继隆自作主张，没有按计划出环州（今甘肃环县），认为从那里出军太绕路，提军从青冈峡绕灵武直趋平夏。李继隆本意很好，以“围魏救赵”之计，想急行军奔抵平夏的李继迁老巢，一方面灵武之围自解，一方面可以在平夏捣毁李继迁的根据地。本来是相约五路军于乌白池（今宁夏灵武东南）一带集结，盛夏行军，地旱人渴，李继隆半路只遇见宋将丁罕一部，合军一处，走了十天，也没看见一个党项兵的影子。至此，军队食水、给养基本用光，只得狼狈还军。另两路宋军，延州的范延召与夏州的王超二人误期，但最终合军于乌白池，忽遇以逸待劳的党项羌兵。王超老将，“持重不进”，其实是心里发虚，幸亏他十七岁的儿子王德用激昂求战，请为先锋，激战三日，终于打跑了与宋军交阵的党项人。范延召一部宋军，与西夏兵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但最终因粮草不济，缺乏饮水，仅仅自保而已，根本谈不上破敌。此次五路攻夏，以失败告终。
　　转年，宋太宗崩，宋真宗继位。为息事宁人，宋朝遣返从前扣留的西夏使臣张浦，并割让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榆林）、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五州予李德迁，实际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李继迁派其弟李瑗入朝“谢恩”（实际上又是索要赏物），“未几，复抄边”。掠抢成性，李继迁可算是猖狂至极。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率领诸藩部落，终于攻陷宋朝重镇灵州，并改名为西平府。灵州正处黄河与浦洛河流交汇处，据形胜之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州）、凉（州），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灵州失陷前，宋朝大臣杨亿、张齐贤、李沆等人认定灵州必不能守，劝宋真宗下令灵州守将提前与当地军民携力，搬空此城，退保环州。真宗皇帝新继位，气锐性刚，仍旧下令守将王超等率六万大军驰援灵州，结果，清远军都监殷义叛降于李继迁，王超大军还没赶到灵州，城池已经陷落。灵州之败，不仅是一城一州之失，其实是宋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西夏一下子有了立国的本钱，昔日时叛时降的宋朝边境诸少数民族部落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随李继迁，抱定了党项这条粗腿。最最重要的，西域通路断绝，党项人不仅隔绝回鹘等国的入贡，还禁止各蕃落向宋朝卖马，古代战争中，战马几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性因素之一。而且，灵州的陷落，关中地区一下子失去屏障，受到极大危胁。
　　攻克灵州后，李继迁感受一下子不可自抑，建国称帝，似乎指日可图。不顾宋朝割五州之地的示好表示，他又率大军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遇挫后，老哥们并不气馁，回军而西，渡黄河，跨贺兰山，进攻凉州，大有把河西走廊一统域内的野心。
　　凉州治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当时由宋朝派去的知府丁惟清管理，但周边广大地区皆是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的地盘。这位吐蕃人本人是亲宋派，加之凉州当地吐蕃人汉化较深，汉蕃关系很不错。
　　李继迁声东击西，先扬言要进攻环州，实际上主力党项军马不停蹄向凉州飞驰。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年底，猝不及防的宋朝凉州知府丁惟清早晨刚刚醒来，就有兵卒苍惶中跑进府，言城中已冲入党项兵。没缓过神，党项骑兵已进冲入知府衙门，一刀砍死了丁惟清。至此，宋朝又一西北重镇凉州也被李继迁攻取。
　　凉州城虽被党项人攻下，周遭的吐蕃部落并未完全降服。李继迁正部署军队准备进击，忽然接到吐蕃首领潘罗支的降书，约李继迁出城，在一块山谷之地举行仪式，正式向李继迁归附。谋士张浦等人认为潘罗支是诈降，劝说应施反诈降计，突然集兵冲入约降地点杀尽吐蕃人。李继迁被胜利冲昏头，认定潘罗支是力屈而降，认为杀掉他们会“阻（诸蕃）向化之心。”野蛮人如果用正常人的脑子去思考问题，他悲惨的命运肯定就不可避免。
　　结果，李继迁率大军出凉州城，浩浩荡荡，毫不防备地向约降山谷挺进，远远望见潘罗支等人站在当地“恭侯”。刚刚想扭头和左右人夸耀自己的战功。吐蕃人埋伏的劲弩和弓箭一时齐发，有几枝大箭嗖嗖而来，把李继迁身体几处洞穿。党项军大败，奔还灵州。半路，李继迁伤重而死，时年四十二。满打满算，这位爷只是在西北折腾了二十二年，终于为子孙挣得了日后发家立国的本钱。
　　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得立，时年二十三。
　　李德明小名叫阿移，其母为野利氏。李德明初立，心中无底，属下又有一些部落头人投奔宋朝，见势不妙，李德明派人奉表“归顺”。由于宋朝与辽国的战事吃紧，也积极派人同西夏讲和。
　　李继迁临死前，特别嘱托儿子一定要与宋朝讲和，“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继迁很有政治头脑，虽然恃功冒险受重伤，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是心中有数。
　　景德三年，宋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行夏州刺史，并授检校太师兼侍中的荣衔，赐金银绢茶一大批，同时，诏令李德明遣子弟入传（即送直系亲属入汴京当人质），此令遭到李德明“婉拒”，但仍派人上献御马二十五匹以及一批良马、橐驼之类的土产。同时，李德明也向辽国示好，被辽朝封为“大夏国王”，两边买好，得受双份厚赐。同时，脚踏宋、辽两只船，西夏更加进退自如。
　　当时，宋将曹玮上表宋真宗，认为应该趁李继迁刚死、其子李德明新立之时，出奇制胜，倾大兵而进袭，一举捣毁西夏老巢。但是，宋朝君臣当时注意力皆在抵御辽国的军事进攻，不想两个战场同时打仗，没有听从曹玮的建议。此后，由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李德明更不想自触霉头，对宋朝和辽朝“称臣”的同时，只想对这两个冤大头国家打“经济”算盘。除每年从两朝得到大量赏赐外，李德明派出的“贡使”还大肆走私，售卖马匹等物。对此严重扰乱本朝经济的举动，宋、辽两国睁一眼闭一眼，“顾全大局”。同时，李德明在榷场与宋朝进行正常交易的同时，又鼓励西夏人在边境地区大卖青盐、粮食等违禁品，很获厚利。不仅如此，西夏军队还时常拦截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团，明抢贡物和金珠，惟利是图。无论如何，二十多年间，李德明在位其间宋辽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仅仅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因夏州发生饥荒，李德明上表宋朝，“求粟百万”，大有兴兵勒索的意思。对此，宋朝君臣很不好拿捏，下诏“切责”或者服软“输粟”都不好拿捏，幸亏宰相王旦出主意，下诏明示李德明：“已敕令有司在京师聚粟百万，可遣众来取。” 不卑不亢，李德明见诏“大惭”，嘴里念叨“朝廷有人”，遂不敢再妄加讹诈和勒索。
　　李德明在位时，虽然与宋辽“交好”没有大的战事，也没有闲着，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了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
　　凉州的吐蕃头领潘罗支用诈降计大败李继迁后，不久，他本人竟也同样被党项两个部落的头人以“诈降计”干掉，真是天道循环，谁最卑鄙谁才能在蛮荒部落生存。潘罗支虽死，其弟厮铎督仍然与西夏为敌。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及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李德明两次派兵进攻凉州，均未得手。公元 1016年，本为吐蕃友军的回鹘人突然杀入凉州，打跑了吐蕃人。公元1032年，李德明命儿子李元昊率军征讨，终于打败回鹘，把凉州纳入西夏版图。在此之前，李元昊于公元1028年还夺取了回鹘所据的重镇甘州（今甘肃张掖）和瓜州（今甘肃安西）。至此，有了收降的回鹘精兵和缴获的吐蕃骏马，李德明如虎添翼，西夏国势蒸蒸日上。
　　自1010年起，李德明已在傲马山一带大修宫室。1019年，经过认真考察，李德明选定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都城，改其名为兴州，督建起巍峨壮丽的宫殿群。他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完全是帝王气派。每有宋使到来，李德明也做做样子，让人撤去宫殿题榜，背朝外放在台阶上。一俟金银赏赐到手，宋朝使节刚刚出宫，李德明马上换上皇帝才能穿的赭黄龙袍，关上宫门仍作天子，“殊无畏”。
　　公元1032年，李德明病死，时年五十一。其子李元昊继位，这位铁血大魔头，将为北宋与西夏带来无数人命与财产的巨大损耗！

荣誉叫做忠诚

大战之一：延州之战
　　
　　当河西广大地区为西夏占有后，元昊对西夏军队也花费不少精力进行整治和重新编制。首先，他以黄河为标界，在西夏国内把军队划为左、右两部厢军，设十二监军司，分别命以军名，规定驻扎地（宋朝也有类似厢军设置，如同今天的“军区”），由此，健全了西夏军队的指挥体系。其次，元昊开发了并固定了几个新兵种：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泼喜军。铁鹞子又称“铁林”，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此种部队配以最良的战马，最精的盔甲，总人数三千人，分为十队；擒生军，是西夏为了在战争中俘掠对方百姓专门成立的部队，此种部队为西夏“元创”，人数极多，有十万之众；卫戍军是西夏禁卫军，共5000人，皆为西夏贵族子弟充任；泼喜军是“炮兵”，主要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人数最少，才200人。此外，最富于心机、最缺德的元昊军制，是他特意挑选被俘汉人组成“撞令郎”军，日后，蒙 古 人、日本人都采用过此法，以这些“伪军”为先头部队，让他们冲在本族主力军队前面充当炮灰，最大限度减少西夏党项兵士的伤亡。总而言之，元昊立国之初，西夏总军力已达50万人，这还不包括打大仗时从各部落征民为兵的人数。可以讲，元昊当国时，西夏全民皆兵。

　　元昊不仅拥有坚实的军事后盾，最重要的他还拥有一个主要由汉人组成的智囊团。西夏立国之初，“主谋议”的六个人，除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他均是汉人：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而且，教诱元昊以“大略”侵宋的主心骨也是两个汉人：张元、吴昊。这两个人，宋史中只模糊言及二人的家姓，“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这两个久试不第的读书人，自恃胸中文韬武略，本来想投靠宋朝边境献计献策立功名，一直不受重视。气愤之余，二人就连袂叛逃，亡入西夏。他们入西夏也颇有戏剧性，二人到达兴庆（今银川）后，天天在一家豪华酒馆痛饮欢歌，又在雪白的粉壁上用笔墨大书“张文、吴昊来此饮酒”，被西夏“派出所”便衣发现，连夜抓起，直接押往元昊处。元昊知道此二人不是凡人，便亲自审问，怒问二人怎敢犯我名讳。张、吴二生鲜衣华裘，皆一表人才，虽然人被捆成个粽子，两张嘴仍旧伶牙俐齿：“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何必在乎名呢！”一句话，杀人大魔头元昊大惊失色，正戮中其痛处：唐朝五代直到宋初，元昊一族姓“李”，而后至今，元昊一族姓“赵”，皆是中原王朝的“赐”姓，真是一大疮疤。于是，亲去绳索，好言相谢，三人顿时言语甚欢，张、吴二人成为他侵宋的最重要谋士。
　　张元、吴昊二人虽是书生，却熟知中国历史和军事战略，他们力赞元昊进取关右之地，占领关中，向中原腹地挺进。同时，与辽国联合，让契丹人在河北进袭宋朝，最终使宋朝两面临敌，“一身二疾，势难支矣”。这些策略，皆是一剑封喉的毒招，无论哪一招成功，宋朝都会有亡国之忧。“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张、吴二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异类。

　　当时，宋朝在西北的主要负责人，一是泾州知州夏竦，二为延州知州范雍，此二人不仅仅是文职，皆“加兼经略使、步骑军都总管”，是西北方面人、财、物、军一把抓的两大巨头。夏竦此人，是力襄宋真宗“天书封祀”中的“五鬼”之一，但此人极富干才，是一位有远谋的能吏。对于当时西夏的形势，他有非常中肯的分析：“（李）继迁当（宋）太宗时，遁逃穷困，而累岁不能剿灭。先帝（宋真宗）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即逐之，去无追捕。然自灵武陷没，银（州）绥（州）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其（西夏）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李）继迁（之）穷蹙比元昊（之）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太祖以来）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宋朝边军），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比较）今沿边未试之将（没经过大战阵的宋将），工拙可知也……若（宋军）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忧）也。若穷其巢穴（指进击银川），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促可具。若浮囊挽绠，联络而进，我师半济，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紧接着，夏竦针对西北边境形势，进呈十条建议：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夏竦人 奸，此十条建议都言之凿凿，有利有理，“朝 廷多采用之”。但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和边境将领，“多议征讨，反以（夏）竦为怯”。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春，元昊自率大军，以宋朝延州为目的地，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当时，时任振武军节度使、延州知州的范雍正在延州。这位范老夫子人品不差，颇有政声，但兵事方面欠缺远略深谋。宋真宗死后，供奉“天书”的宏丽宫殿群昭应宫被雷击起火焚毁，刘太后欲重修，正是范雍抗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实乃上天惩诫！”终于使宋廷未再劳民伤财。正直归正直，范老夫子得知元昊西夏大军要拿自己的延州开刀，“甚惧”，忙上表奏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周边防御工事少），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益师。”但是，范雍要求增兵的表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不报。
　　元昊选择范雍的延州为攻击目标，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怯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到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绵延1000多公里。元昊称帝后，宋朝在这条边界线上不断派军驻防，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元昊选定延州（今延安）为攻击目的地，看中的正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通路畅阔，便于进攻。
　　首先，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派使人送信于范雍，表示自己要与宋朝议和，老夫子“信之，不设备”。同时，元昊猛攻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李士彬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他本人就是党项族酋长，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羌兵，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对于这个党项老敌手，元昊暗杀计、反间计、奇袭计等等全用个遍，一无所成。最后，反倒是“骄兵计”成，西夏军每逢李士彬交战，没打几下就“溃退”，还高声叫唤：“铁壁相公（李士彬的“外号”）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如此一来，李士彬颇为自负。同时，元昊还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投降”，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李士彬自己不好处理，就上报“上级”延州老夫子范雍，要求把这些党项降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范雍文士，没有军事计谋，反想“以夷制夷”，厚赏这些西夏降人，并让李士彬把他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李士彬不好违背上级命令，只得照办，等于宋朝的各个砦堡安置了为数众多的“定时炸弹”。
　　果然，安排停当后，一声炮响，元昊诸军突然发动攻击，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而起，金明寨等十余个延州以外的宋朝军士据点皆被西夏人占领，李士彬父子也被擒杀。乘胜优势，元昊大军直至延州城下。
　　范雍肝胆俱裂，一面命人紧闭四城拒守，一面派人带信急召当时屯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刘、石二人闻信苍猝提兵，直趋土门（今陕西安塞）。然后，这部宋军未得休息，又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进。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也同时往延州方向集结。元昊早已得知宋军动向，便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下埋伏，静待诸路入套的宋军。
　　刘平与诸将会合后，集步骑一万多人，结陈东行。走了五里，终于遇见严阵以待的西夏兵。当时，天下大雪，“平地雪数寸”，两军均摆偃月阵，一时相持。很快，西夏军渡水而前，改为横阵，宋将郭遵率骑兵荡阵，“不能入”。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杀敌百人”，西夏军退却。忽然，西夏军又“蔽盾为阵”，宋军又发动进攻，“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混战之中，刘平的脖子和耳朵皆被流矢射穿，血流遍体，乍为小胜，又至日暮时分，宋军兵校纷纷手持人头，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赏，刘平忙说：“现在敌人未退，你们各部自己人记下功劳，战后一定各加重赏。”话音未落，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拔，“轻兵薄战”，宋军稍稍引却。其实，时前时却，是对阵交战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时刻，远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见前军小却，他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众从之，皆溃”。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本来一直在搏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跑。刘平见状，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乘马追赶黄德和，拉住他的马疆苦劝：“万望将军勒兵回击，并力击贼，不要再跑。” 黄德和不听，纵马驰奔而去。刘平无奈，急遣军校“伏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贼（西夏军）退还水东。”可见，宋兵此时的战斗力仍很顽强。特别是宋将郭遵，独出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手持大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知道此将不可当，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欲拦截郭遵，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最后，西夏特派一股部队，边斗边佯败，诱郭遵深入，然后万箭齐发，才把这位猛将射死。郭遵上阵时所用铁锏、枪、槊，有九十多斤重，“其后耕者（农民）得其器于战处。”宋廷对这位郭将军非常恽惜，加封其父母，宋仁宗还亲自为其年幼四子起名。
　　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半夜，西夏集大兵围攻，“四出千合击，绝官军为二”，苦战不支，宋军绝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皆为西夏军生俘。
　　刘平此人，“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记”，其父刘汉凝是宋太宗朝功臣。虽出将门，刘平本人进士及第，文武全才，为寇准所知，荐为泸州刺史，数次击平当地夷人的反叛。后来，刘平入朝，任监察御史，多次上书言事，得罪了丁谓。恰逢西北有事，丁谓就向当时的宋真宗“极力推荐”刘平，说：“刘平，将家后代，素知兵，派将西北，可以制敌。”趁机把刘平外放。西北任上，刘平竭心尽力，多次镇压各蕃族的叛乱，还不停上书献计，可惜一直未获采纳。三川口败后，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率兵降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不久事发，黄德和被判腰斩，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死，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诸弟皆优迁”。后来，有附降的党项人来报，称刘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宋廷还不信。石元孙被西夏放还后，朝廷才知道刘平确实未死。估计老头子是被元昊好吃好喝养起来，当个高级军事顾问什么的。对此，宋廷也未深究，毕竟一直苦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三川口之战，西夏虽大胜，但因天降大雪，加之延州城坚，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不久，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补给又不济，元昊只得下令退兵。
　　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延州守兵才几百人，竟然能得以保全。当然，三川口大败，他不得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但范夫子“颇知人，善荐士，后多至公卿者”，是位好伯乐。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一次犯法当斩，正犯在范雍手下。范夫子惜才，“贷之”，饶以不死，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大战之二：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罢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同时，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范仲淹被斥为“引用朋党”，贬为饶州、越州等地为官。正是韩琦力荐，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不久后，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
　　范仲淹到任，首先改变御敌策略。先前，敌军来攻，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简选一万八千精锐，“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轮流）出御。”如此，即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相互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并建鄜城为康定军，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渔家傲》）即是此时所作。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元昊又连下乾沟、乾福、赵福三大军事据点，咄咄逼人。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夜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焚其积聚而还”，予以西夏人以震慑；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筑垒营墙，起清涧城，“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州）夏（州）之旧。”
　　庆历元年（公元 1041年），鉴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呈上攻守两个方案，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三十二岁），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兵，期以正月进讨。”范仲淹上奏，认为正月塞外大寒，应该慎重行事。宋仁宗点头，下诏让西北诸师“应机乘便”，择时向西夏进攻。
　　进攻还是防守，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且各有各的道理。范仲淹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主张防守；韩琦认为，如果一昧固守，将士必无进取锐志。而且，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军士），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守军）逐路重兵自守，势力分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贼（西夏）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华夏）之弱，自古未有！”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范仲淹坚持已见，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尹洙叹道：“公于此不及韩公也。韩公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不听。
　　宋朝边地主师，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皆是儒臣出身，“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当然，“党指挥枪”很重要，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矫枉过正，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 “鹰犬”地位，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当然，韩琦、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二人胆识皆备，但时兮命兮，造化弄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兵逼怀远城。韩琦闻报，马上驰至镇武戒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以耿傅为参谋长，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任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置伏，要其归路。”韩琦所述，足见其成竹于胸，文韬武略，确实不同凡响。“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公元1041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宋将任福率轻骑数千先发，直趁怀远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与镇戎西路的两位宋将合军，在张宗堡以南大败西夏部队，斩首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败），桑怿引骑趋之，（任）福踵其后”。刺探情报的宋军尖兵来报，声言西夏兵很少，任福等人顿失警戒之心。宋将武英认为西夏兵可能潜伏，诸将不听。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屯军。朱观、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其实，元昊率十万大军，已经沿瓦亭川南下，在好水川、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先前西夏“败军”，就是引宋兵深入的“诱饵”。
　　“路既远，粮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轻装奔袭未带足够的粮草，宋军人困马乏，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诸将方知堕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前锋桑怿发现道中有数个封闭紧严的银色泥盒，其中有跳跃扑腾之声，“疑莫敢发”。任福赶到，桑怿请示后才敢启开泥盒，“乃是哨家鸽万余，自中起，盘旋军上，于是夏兵四起”。这种以信鸽当诱引让对方上当自己开启以充进攻号令的缺德伎俩，实乃元昊原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知中伏，宋军并未气馁，桑怿首先跃马冲阵，想给任福争取时间布阵。西夏部队毕竟是等候多时，准备严密，立刻派出铁骑轮番突阵，冲荡多时，终于把宋军阵型冲乱。宋军见势不妙，众将校还算稳重，各自指挥部众分头冲杀，想占据有利地形制敌。突然，山上忽然树起西夏创制的命旗鲍老旗，左挥，左边伏兵起。右挥，右边伏兵起，西夏的埋伏军士皆凭高而下，“自山背下击”，宋军士卒多被杀或堕下山崖摔死。先锋任怿等人首先战死。同时，西夏又分数千精兵断绝宋军退路，形成合围之势。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任福表示：“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最后，西夏兵涌上，乱战中一枪直贯其颊。任福知大势已去，抽刀自刎。双方合战时，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四军驰援，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并屡屡身先士卒，荡突敌阵，但西夏兵多，“阵坚不可破”，知道大事已去，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然后“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三次换马，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敌后益至，官军大溃，”宋将武英、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一）万三百人。”诸路宋军，惟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恰值日暮，西夏兵引退。此次战役，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士卒死伤七万多，消息传出，“关右大震。”
　　任福、王珪诸人，皆是以禁卫军官起家的大将，“好水川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乘义不屈，庶已烈士者哉！”史官之论，确实公允。宋廷对阵亡将官各有赠谥，抚恤甚厚。
　　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韩琦回军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嚎哭，抛散纸钱，向空中哀诉：“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现在韩招讨回来了，你们都死了，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本人“掩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此，也叹惜道：“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后，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大喜。他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七万多同胞的尸体，成就了张元的不世功名，可见汉奸是代不乏出，屡出 “奇人”。大战之三：定川寨之战
　　
　　好水川大胜后，元昊派使臣送书信于范仲淹，“语极悖慢”，范仲淹气愤，在夏使面前烧毁来信。宰相吕夷简认为：“人臣无外交，范仲淹先前擅自与元昊通信（劝元昊与宋和解），今得其书又焚而不奏，别人哪敢这样干！”于是，朝廷下旨，调查范仲淹与西夏通使焚书之事。
　　范仲淹辩称：“我先前与元昊通书，意在诱谕其归顺。任福军败，元昊来书悖慢，为臣以为，朝廷如见书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而我当着僚属之面焚毁来书，以使悖慢之辞不得见于朝廷。”话虽有理，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师之职，“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别领兵命将，以抵御西夏的进袭。夏竦此人，“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西北抗夏），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所以，宋廷让他改判河中府，他自己也乐得接受，其本意是复返汴京做执政。在西北三年，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夏竦基本没有任何建树，而且外出巡边还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几乎导致军变。
　　范仲淹到庆州后，招抚诸羌，以诏书大行犒赏，“诸羌皆受命”，由于范促淹曾为龙图阁学士，羌人敬称其为“龙图老子”。他又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佑与兵将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侵扰。
　　深秋时节，兵强马壮之时，张元又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进击关中地区，“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贼，则长安在掌中矣。”对于张元，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立刻又点集十万精兵，两路出兵，准备合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
　　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手下毕竟参谋不少，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夏军，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固原以北，葫芦河以西）。同好水川之战一样，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烧断河上木桥，堵住宋军的突围必经之路。
　　如同事先约定一样，阴历九月二十一日，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刚会合，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拔栅逾壕，四合进攻。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截断了宋军的水源。无奈，葛怀敏只得硬头皮出寨，布下军阵。夏军猛攻中军，宋军不动。夏军掉头，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军。关键时刻，忽然吹起东北黑风，宋军迎风列阵，一时大乱，军阵遂溃，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于城壕之中，葛怀敏手下亲军“见之亦奔骇”。更倒霉的是，由于宋军往回逃，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踩踏几死，幸亏卫士抬回寨中，“良久乃苏”。宋军逃回寨内，据守城门，杀掉不少夏兵，“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
　　当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高呼要宋军投降。葛怀敏、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也决定不了突围去哪边。直至凌晨，葛怀敏自己下决定，准备结阵而出，向镇戎军方向突围。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葛怀敏不从，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
　　宋军还算英勇，近万人马冲出重围，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长城濠一带，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以逸待劳，从四面冲杀过来。激战过后，全部宋朝官兵近万人，包括葛怀敏、曹英等将领十六人，皆力战而死。
　　击败葛怀敏宋军，西夏军取得大胜，元昊“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范仲淹率军来接，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埋伏”，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葛怀敏此人，是宋太宗手下名将葛霸的儿子。葛霸“姿表雄毅”，想必这葛怀敏样貌也是一表人才，但范仲淹早就奏称其“猾懦不知兵”。史称，葛怀敏“通时事，善侯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太平时节，这个仪表堂堂的“高干子弟”自然可以在朝廷内外大显风光，但边庭战事危急，葛怀敏这种绣花枕头可就不行了，此人最终战死沙场，也算是条汉子。
　　定川寨大败之后，宋廷上下完全死心，再不做进攻的妄念，专心守土。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西北民众也做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当然，“西贼”（夏兵）既未胆寒也未破胆，只是因为多年战争，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西夏的国力也因战争大损，民不聊生，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同时，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岁币”，辽朝好处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压，反而“义劝”西夏收手。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证契丹人做出什么事情。
　　范仲淹、韩琦二人，皆是才兼文武，经国大手，铁石心肠，也能做清丽小词。以下试摘两首，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两个人杰的为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苏遮幕》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愁？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韩 琦《点 绛 唇》
　　
　　 此词辞意凄婉，颇有情致深韵，此情此景，真想不到是出自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大丈夫韩琦之手。
　　
　　
　　宋夏三次大战，皆以西夏胜利告终。总结原因，不外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数之胜，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宋军的动向以及作战地形，西夏军皆事先成竹在胸，反观宋军，数次贪功冒进，连间谍、尖兵侦知的情报都百分百不实，不败才怪。
　　其三，游击战术，转战不疲。元昊常常声东击西，偏师屡出，令宋军如堕云里雾里，乖乖受骗。
　　“（宋）太祖惩唐季藩镇，削其兵柄，收其赋入。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然专其大利，而受其大害。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大与古异。威权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强中弱”（叶适《始论篇》）所以，宋朝重文抑武现象，乃开朝就立为国策的“原则”，矫枉过正，日后终成衰弱之源。大战之四：河曲之战（夏辽之战）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由于连年征战，西夏国力已臻衰竭，元昊就乘机派出使臣上书宋朝商谈和议。宋仁宗密诏庞籍与元昊谈判，“元昊闻之大喜”。谈来谈去，关键问题仍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宋朝坚持要元昊自削 “僭号”。元昊恼怒，大言：“（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经过拉锯谈判，元昊派使臣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虽不称臣，元昊以儿子自居，总算给了宋朝一个台阶。
　　正当宋朝准备答应与西夏的和议，辽朝派来使臣，要宋朝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朝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
　　“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接着，吴育又出主意，宋朝可派使臣到西夏，告诉西夏要一如继往与辽朝和好，宋朝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朝，告诉契丹人，宋朝已经命令元昊向辽朝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
　　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中规中矩，西夏、辽朝皆无借口向宋朝发威，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
　　辽朝方面，早在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朝的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是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乎攻宋，也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后来，辽朝从宋朝又讹诈每年多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朝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
　　既然与辽国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朝的和议。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 “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陵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厌战，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公元 1044年五月，辽朝内党项族叛乱，辽朝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朝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圣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讨战西夏。在此情况下，西夏更急于与宋朝讲和。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朝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答应奉宋朝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其实，宋朝使臣前往，西夏只是在宥州“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银川），“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他爹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
　　宋夏议成。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
　　辽兴宗本人怒气冲冲，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朝西夏境内杀来。大军一直前进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最终，辽军在贺兰山北麓发现元昊部队，辽军纵兵进击，把夏军杀得大败。元昊与宋军打惯了胜仗，初遇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辽军，自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当他看到辽朝源源不断的增援士兵，心中大惧。于是，元昊又使缓兵计，派使臣向辽兴宗谢罪请降。辽兴宗想见好就收，其臣下韩国王萧惠等人不答应，劝辽圣宗，一鼓作气，扫平元昊，以免日后他再生祸患。
　　思来想去，辽兴宗点头。于是，辽朝的韩国王萧惠为前锋，又朝元昊西夏军杀去。元昊见势不妙，边撤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一路上凡有的粮草和居所，连撤一百里之遥。这种焦土政策管用，辽朝十万大军本来要以战养战，这样一来，后勤顿失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特别是辽朝战马，因缺草料，病亡大半。元昊又恰如其分地派人“请降”。
　　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萧惠大营。萧惠不孬，忙整军出战，把元昊又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吹扑向辽军。古人迷信，契丹人更是信神信鬼，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元昊已经习惯了自己地盘上这种风沙乍起的天气，立刻命夏兵反攻，把辽军打得大败，俘获数十辽国贵族大臣，辽兴宗本人只与数十骑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妹夫的阶下囚。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伊克昭盟），故称“河曲之战”。（当然，“河曲之战”各种史书上记载矛盾，《辽史》更是支支吾吾，含混其辞。据《辽史•伶官传》所记，辽兴宗败后，苍惶逃命，其身边有个戏子名叫罗衣轻，生死关头还挺幽默，趁着辽兴宗驻马喘息时，刻意搞笑：“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夏辽之间发生战争，夏人总爱把被俘的辽人鼻子割掉再放归，罗衣轻以此为笑乐想逗辽圣宗开心。辽兴宗此时刚捡得一命，听罗衣轻如此说，怒上心头，叱命旁人（卫士无多）把罗衣轻宰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赶紧解劝：“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有名的搞笑戏子）”罗衣轻顺口接声：“行兵领队的也不是唐太宗”，仍旧不肯服软，继续拿辽兴宗找乐。辽兴宗闻言也笑，知道此次大败全是自己该断不断。从《伶官传》的记载，可见辽兴宗确实大败而归。败后，辽国人害怕宋朝人知道后耻笑，还在幽州等地大贴告示，夸耀大败西夏，元昊服软纳贡，但宋朝边地探子不少，自然洞悉实情。）
　　虽然大胜，元昊毕竟人精一个，知道辽国仍旧有倾国再来的可能，到时侯，不一定再这么好运。所以，元昊仍旧低姿态，派使与辽朝讲和，并送回西夏军俘获的辽朝驸马等贵族大臣。辽兴宗窝了一肚子火，也不好发作，知道元昊不好惹，只得“暂从其请”。河曲之役，辽朝所受打击不浅，其属下的女真、渤海等部落也终于发现，作威作福的契丹人并非不可战胜。　天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元昊的下场

　　元昊大败宋朝数次，获取无数“赐物”。接着，他又大败辽兴宗本人亲征劲军，赢取边境安宁。元昊虽然 “臣服”宋朝，在国中仍旧称皇称帝，惬意得不行。另外，他的谋主汉人张元病死后，替他出“远谋”大主意的人不多，加之西夏疆土已经不小，同北宋、辽朝完全可以鼎足而立。昔日雄才大略的元昊，便开始追逐人生的享乐。不顾国内民力凋弊，元昊大兴土木，四处修营奢侈的宫殿，往往边游猎边玩乐，反正到处是行宫。
　　元昊有五个妻子，第一个是辽朝的兴平公主，第二个是没藏氏，第三个是野利氏，第四个是没（左口右移）氏，第五个是索氏。本来，元昊已经立野利氏所生的宁令哥为太子，此人相貌酷肖元昊本人。后来，元昊想为宁令哥娶没（左口右移）氏为妻，谁料，婚礼开始后，元昊见没（左口右移）氏貌美如花，淫心辄起，自己就当起了新郎官，老公公把儿媳妇办了，太子宁令哥恨得不行。
　　西夏当时的国相是没藏讹庞，此人当官完全是靠裙带关系。其妹没藏氏原是西夏豪酋野利遇乞的老婆。野利遇乞成族人被元昊杀掉，没藏氏出家为尼。元昊早就知道没藏氏貌美，常常以拜佛为名出入尼寺与没藏氏幽会，还不时带她外出巡游玩乐。公元 1047年，没藏氏在陪元昊游乐的途中早产，出于当时御营要扎于西岔河边，生下来的孩子就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在西夏语中是“欢喜”的吉祥意思。“两岔” 后来就以音变音，成为“谅祚”。但是，据《辽史》所载谅祚小名也是“宁令哥”，与元昊的大太子同名。又有南宋人著书，表示元昊凡七娶：“一默穆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类他人，杀之；二索氏，始曩霄攻牦牛城，讹传战没，索氏喜，日调音乐，及曩霄还，惧而自杀；三多拉氏，早死；四密克默特氏，生子阿哩，谋杀曩霄，为鄂桑格所告，沉于河，杀密克默特氏于王亭镇；五叶勒氏，约噶从侄。颀长，有智谋，曩霄畏之，生三子，长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修篁学，辟谷，气忤死；次宁凌喝（宁令哥），貌类曩霄，特爱之，以为太子；次锡狸，早死。六耶律氏；七摩移克氏（没（左口右移）氏），初欲纳为宁凌噶妻，见其美，自取之，号新皇后。宁凌噶愤杀曩霄，不死，劓其鼻，曩霄因创死”记载此事的李焘是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其《续资治长编》应该有严密考证，且南宋距元昊时代相隔不远，西夏依旧存在，他的资料更为可信一些。
　　国相没藏讹庞非常狡猾，见太子宁令哥（宁凌噶）郁郁不乐，其母野利氏又被废，就挑唆这个小伙子去杀元昊，并答应元昊死后立宁令哥为帝。其实，没藏讹庞的如意民算盘打得很好：宁令哥杀掉元昊，自然宁令哥得死，可立自己妹妹的儿子谅祚为帝；宁令哥事败，被元昊所杀，新太子自然也是自己的外甥谅祚，此宝好押，押在哪边都能赢。
　　宁令哥小伙为怒火烧红了双眼，又有手握实权的国相没藏“支持”，杀心顿起，拎一把大刀就冲入内宫。当夜，正是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霄节，元昊刚与数位美女肉搏完毕，一身香汗未褪，犹自捧金杯痛饮。忽然一股寒风扑面，元昊下意识一闪，宁令哥的大刀已把他爸爸的鼻子头全部削掉，元昊酒醒，满殿乱跑，囔囔着鼻子大叫“抓贼”。这位西夏王数年割掉无数辽人的鼻子，料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鼻子也被割去，“主刀人”还是亲儿子宁令哥。
　　宁令哥年青莽撞，看见父王一张大血脸，心下也慌，扔下刀就跑出后宫，奔入国丈没藏讹庞家躲藏。国相二话没说，马上逮捕宁令哥，顺便还捎上他亲妈野利氏，立即处死。
　　元昊方面，如果别的地方受伤还好救。大鼻头被割，血流如注，不仅巨痛，也止不住血，因为鼻子的血管太丰富。最终，这个巨贼活活失血而死，小脑袋终归为大脑袋惹来巨祸。
　　元昊死时年四十六，庙号景宗。临死，他虽言语不清，仍表示要大臣立其兄弟委哥宁令为帝，国相没藏自然一万个不答应，威胁利诱，终于把自己外甥谅祚推上帝位，是为夏毅宗，当时还不到一岁。
　　元昊为人，阴险毒辣，十足的冷血动物，不仅把党项贵族成族诛杀，酖母、杀妻、杀子、杀叔，反正只要稍稍不顺适其意，立刻就会被弄死。最终，这么一个残暴的恶君为其儿子所弑，当属天道好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昊此人智商极高，天性聪颖，开土拓疆，可称上是人中龙虎。
　　时下一些以元昊为题材的电视剧，如同描写成吉思汗的电视剧一样，尽是些老套路。在电视剧编剧笔下，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元昊，均是“苦大仇深”，不甘心本族群受压抑，有胆略，有抱负，最终拍案而起，反抗“压迫”和“剥削”――所有这些，除了暴露电视剧编导的低智商外，也显示出“阶级分析”的残渣仍余存在当今人们的脑袋里，久久挥之不去。
　　元昊、成吉思汗此等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胸怀大志的屠夫，是高级意义上的流氓和恶棍，天生杀才。他们的出现，是时代的悲哀与民族（无论对汉族还是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不幸。千百万流血的面孔，最终只换来后世对一、两个符号一般“威名”的记忆。一个人的“改革”――王安石变法
说起王安石，倒有百分之八十的国人想起列宁。因为中学历史课本上，有列宁的 “金口玉言”：“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于是乎，知道“熙宁变法”的国人没几个，大都知道“王安石变法”。中国古代史官言“王安石变法”，贬义很明显，直指是他“一个人”的变法，乃是不得人心的“变法”。
　　其实，列宁对于王安石到底是谁，他自己根本不甚了了，而列宁“夸奖”王安石的一句话，原本出自这位伟大导师一篇文章的小注，文章全名是《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在此文中，列宁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类土地意见表示怀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土地，但不应当要求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紧接此段文字的括号里，列宁加上一句：“持这种意见的大概有芬恩同志，可能还有普列汉诺夫同志，虽然他的意见不明确”，紧接着，列宁大力赞许俄国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反抗，竭力支持第四类意见：“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列宁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他杀了无数知识分子），在阐述毕自己的观点后，他又在上述言论后引出小注放在文章后面，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列宁在注释里写道：“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紧挨这句话，列宁又加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才是广被中国人断章取义引用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纵观之，这句话只是说明意义的表述文字，并非赞语和评定语，国人只取前半句，完全是生吞活剥。如同我刚刚看完电影《无极》，我认为：“《无极》是世界电影历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富有想象力的大片，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假如哪位读者或者“二陈汤”擦鞋者偷了我上面话的前半部分，整个意思完全就变了性质。
　　列宁在注释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说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其实，不仅列宁对王安石不甚了了，普列汉诺夫本人也不甚了了，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反对土地国有化，认为“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他抨击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雷克鲁从俄国汉学家扎哈罗夫那里搬抄中国宋代土地“共产主义”的故事，把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主张土地国有的人讥讽为“俄国的王安石们”（也喻指列宁等人），列宁对此当然不服气，反言相击，意思是你普列汉诺夫别拿“王安石”说事。
　　可见，无论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都是皮毛之见，正如我们国人常常说起亚里斯多德、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人名一样，对于这些“高人们”真正的思想，根本不知就里（倒是知道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和《米老鼠和唐老鸭》中的一条狗名字叫柏拉图）。王安石变法，从来没有“土地国有”的一丝一毫内容，倒是其反对派诸如大儒程颢等人一直主张倒退到中国上古的“井田制”，那才是真正的“土地国有”。（李在山先生为此对《列宁全集》做过逐页考证，在下也曾详细地爬梳一番）
　　王安石变法，近一千年来　臧否不一，众口纷纭，好的说他“富国强民”，坏的说他“剥民兴利”，其实，现代以来，对王安石最为推崇的倒是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与王安石“抑制尊并”、“均济贫乏”一拍而合，而后，国民政府的“保卫团法”基本就是王安石“保甲法”的现代版。
　　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安石变法当初倒底是什么内容？变法的前因、后果又如何呢？所有这一切，当从宋真宗崩后加以交待。
　　
　　宋朝太后也垂帘――真宗皇后刘氏的十一年之政
　　
　　宋真宗晚年，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凡事多决于刘皇后。
　　说起这位刘皇后，那真是历史一大传奇式人物，典型的中国版灰姑娘遇王子，是好梦成真大美满真人剧。不知为何，后世评书艺人和劳动人民不买帐，又有戏剧《狸猫换太子》对她大肆“诬蔑”，把她刻划成阴险妇人，真是匪夷所思。
　　“章献明肃（谥号）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刘）延庆，在（后）晋、（后）汉为右骁卫大将军；（其）父（刘）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从征太原，道卒。”《宋史》虽是官修正史，但上述内容，除了“益州”两字，没一句是真。刘皇后就是益州人，完完全全不掺假的川妹子，她之所以编出其祖父是从太原来，无非是想冒充是北汉刘氏皇族的支属，想抬高自己的门望。其祖其父也没有做过什么将军、刺史，皆是小买卖人，土得掉渣的蜀地汉人，绝非是北汉刘氏沙陀种。
　　《宋史》又讲，刘皇后自小就父母双亡，由姥姥养大，擅长“播鼓”，实际上是做小买卖时摇拨浪鼓以招徕客人。“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正史中这句更有猫腻，银匠龚美为何把刘氏这么个少女带入京师做买卖呢，实际上，是刘氏家穷，十二、三岁即卖给了龚银匠做老婆，当垆播鼓，招徕顾客。时为襄王的宋真宗微服行于街上，看见这位川妹子貌美如花，很快就勾引到手，给老实头龚美不少金银，把刘氏弄入自己的襄王府中藏娇。别人没说什么，同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宋真宗乳母王氏不干，认为刘氏出身太微贱，向宋太宗告状。太宗不满，时为太子的宋真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刘氏小姑娘“斥去”，其实，是把她送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张耆家中躲避。宋真宗即位，马上把刘氏迎入宫中立为美人，后又进为德妃，最后封为皇后。
　　宋真宗如此迷恋刘皇后，一方面是小姑娘貌美，另一方面估计是刘氏破瓜早，深晓云雨之事，比起宫中那些大家闺秀出身床上放不开的嫔妃，自然另有一番风情。宋真宗待刘皇后前夫银匠龚美也不薄，让他改姓刘，以刘氏的兄长相称。后来，这位“刘美”一直做皇家包工头，还做到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的大官。六十花甲之年，老刘才善终病死。宋朝皇帝就是仁德，如果放在北朝或是以后的明朝，肯定要诛杀成千上万的人来保守这个“秘密”，真宗皇帝竟如此“和平”解决了“同情兄”的问题，让人大翘拇指！
　　刘皇后不仅仅是漂亮，“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刘皇）后皆预闻。宫闱中有事，辄傅以故实相对。”可见，刘皇后虽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却冰雪聪明，不是那种只有漂亮脸蛋子的无脑美女。
　　真宗皇帝多病，刘皇后当权，大臣寇准、李迪深以为忧。真宗皇帝的病时好时坏，一次，他清醒时，枕着太监周怀政的大腿，与这位公公商议太子监国的事情。周怀政本人就是太子宫属，当然希望小主人（日后的宋仁宗）秉政，就出宫与寇准等人密议。寇准酒后失言，消息泄露，周怀政颇不自安，就与几个太监密谋，要杀掉丁谓，以寇准为宰相，拥真宗为天上皇，让当时还是太子的宋仁宗为帝，并罢黜刘皇后。与周怀政共谋的太监想立功，反而密告丁谓。丁谓连夜行动，派人逮捕周怀政等人，并把审讯结果上呈真宗皇帝和刘皇后。宋真宗听说周公公想把自己架空，自然很恼怒，下诏杀掉了周怀政。丁谓也添油加醋，把本不预谋的寇准也外贬，并欲置之死地。想当初，丁谓正是由于寇准的提拔才得以入朝参知政事，恩将仇报，自然是小人惯有的“品德”。
　　真宗皇帝下诏，表示军国大事仍旧由自己亲决，“其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皇太子当时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真正的朝中大事是刘皇后和丁谓说了算。大臣王曾有大略远谋，他私劝与刘皇后有姻亲关系的钱惟谊说：“太子幼，非中宫（刘皇后）不能立；中宫（刘皇后）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宗族）安矣。”钱惟谊乘间以王曾之言进劝刘皇后，“（皇）后深纳焉”。所以，这位王曾实际上比寇准和李迪有远见。寇、李二人虽是大忠臣，但他们只想着怎样去掉母后干政的威胁拥立太子，没有想深一步――天下治道，以孝为先。刘皇后乃太子嫡母，总不能把妈杀了，再立一个少年为帝吧。
　　真宗皇帝崩，遗诏太子赵受益更名赵桢，柩前即位，是为宋仁宗，时年才十三岁。王曾奉遗诏入殿庐草拟制书，“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丁谓想去掉“权”字，因为“权” 是“暂时”的意思。王曾力争，认为“权”字不可去，不得坏祖宗成法。丁谓无奈，只得依从。其实，丁谓之意，并非是给刘太后手中加权力，而是想打着刘太后的旗号，自己可以长期在朝中掌政。
　　丁谓大权在握，马上结交时为“内押班”的太监曹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帝（仁宗）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如此，丁谓完全可以自决政事，扯虎皮做大旗，凡事以“太后”说事，同列官员则“不敢争”。另外一个恶果，则是“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雷允恭这个太监作为宫内外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恃势专恣”。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丁谓马上贬寇准于雷州，贬李迪于衡州（李迪曾上谏宋真宗不要立刘氏为皇后，故而为刘太后深恨）。
　　但是，丁谓太轻看了刘太后，以为刘氏一妇人，皇帝一孺子，凡事皆是自己和雷允恭一人说了算，高兴没半年，这两个人，一个死，一个贬。
　　其实，丁谓之贬，表面看上去，是因为太监雷允恭以“宜先帝子孙”为名，擅自命人把真宗皇帝的陵墓改址上移，致使泉水涌出，冲毁陵址。丁谓当时附和雷允恭，自然有连带责任。但丁谓真正遭贬，还是因为他有二件事得罪了刘太后。其一，有一天宋仁宗小孩子爱睡觉，刘太后传旨中书省，想一个人上朝见群臣，丁谓闻知，坚执不可，“由是稍失太后意”；其二，丁谓又算计内宫的花费财用，“太后滋不悦”。妇人之怨，易怒难消，加之刘太后又是聪明人，知道丁谓与雷太监一里一外想架空她，盛怒之下，处死雷允恭，贬丁谓于崖州。本来，刘太后还想处死丁谓，有大臣认为仁宗皇帝刚继位就处决大臣“影响不好”，才“从轻”发落。
　　
　　丁谓“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沦落到这份儿上，仍然算计。当时，他家属皆在洛阳，于是，他修书一封，在信中把自己大骂一顿，称自己“深负国恩”。嘱咐家人不要埋怨“国家”。然后，他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洛阳的地方首长。这么一个大罪人有信来，洛阳的官员当然不敢亲自开启，怕惹上与丁谓“交通”的罪名，就直接上呈朝廷。刘皇后与小皇帝见信后“感恻”，就下令把丁谓移至更近些的雷州。机关算尽，数年后丁谓得以以“秘书监”的身份致仕，但再也未能“东山再起”。坏人下场，还算不赖。
　　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如同皇帝一样，要说她完全没有“想法”，也不实际。一次，她问参知政事鲁道宗：“武则天是什么样的帝王呢？”鲁道宗正派人，当然听出刘太后弦外之意，直言道：“武后，乃唐朝罪人，差点毁了社稷国家！”刘太后默然。上朝时，又有小官趁机巴结，要刘太后立刘氏七庙以显尊崇，鲁道宗反驳：“若立刘氏七庙，皇帝家该立几庙？”还有一次，刘太后、宋仁宗一同去拜佛，刘太后想安排自己的凤辇在小皇帝的仪仗之前，鲁道宗上谏：“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妇人不能在前”，刘太后顿了顿，想了想，还是依礼在宋仁宗后面礼佛。
　　鲁道宗直谏，但总给刘太后“面子”。秘阁校理范仲淹不然，他上书认为，宋仁宗在宫内朝拜刘太后，是行家人礼，当然可以。但是，天子与百官同到朝上向刘太后施礼，是亏欠君主礼仪。“疏入，不报。”宰相晏殊吓得够呛，他把范仲淹叫来训斥：“你这小子如此狂率邀名，这不连累我吗，后悔当初荐你为官。”范仲淹正色言道：“我正是怕别人议论您推荐我当官而不称职，才直言上疏，不料今日反以忠直得罪您！”晏殊无言以对。不久，范仲淹又上书让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亦不报”。刘太后不喜欢这个倔直的臣子，便把他外放为河中府通判。即使身在朝外，范仲淹仍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皇帝。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先帝”宋真宗的一个普通嫔妃李氏病死。此人在真宗时只是个“婉仪”，仁宗即位后，一群“后妈”皆进位，李氏得为“顺容”。病重临死，李氏才进位“宸妃”。按理讲，皇帝嫔妃众多，死一个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宰相吕夷简闻知此事，即刻入宫见刘太后。李氏之死之所以能惊动当朝宰相，其中还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李氏不是平常人，她是当今皇帝宋仁宗的生身之母！
　　李氏本是杭州人，入宫时作真宗刘皇后的侍女，地位卑贱。真宗皇帝一次性起，顺便就把刘皇后的这个俏丫环给“幸”了，一炮成功，怀上了日后的宋仁宗。这件事，古代很普通，并非现代人想象得那样男主人把小保姆睡了那么严重。孩子生下后，当时还是德妃的刘皇后“攘为已子，李（氏）不敢言，中外亦不知。”真宗皇帝自己不说，别人当然更不敢张扬，而且，刘氏当时把小孩子养为已子，实际上无形中也提高了这孩子的地位。当然，刘皇后养仁宗为子，也不是天天喂奶换尿布什么的，只是她对外宣称这孩子是自己所生，一切养护任务皆由她亲如姐妹的杨淑妃进行。李氏日后又被真宗皇帝“幸过”，生有一女，刚生下来就死掉。虽然与“真龙”有过数次云雨之欢，还育有龙子，但李氏地位微贱，无论真宗皇帝生前死后，她都“默然”处于一大堆嫔妃之中，“未尝自异”。其实，按当时人的心情，李氏心中已经非常满足，自己一个丫环出身，能得幸于天子，能为皇帝诞下龙子，已是天大的恩宠。“（时）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当皇帝十年，已经二十三岁，仍旧以为刘太后是其生母，对李氏一事全然不知。
　　宋仁宗不知道，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听见刘太后在内宫要以一般宫人的丧仪埋葬李氏，老吕赶忙入宫，入奏对李氏“礼宜从厚。”
　　刘太后一惊，忙让仁宗皇帝先下去，自己与吕宰相商议丧仪之事。宋仁宗不知就里，他本人对父皇的这位李妃根本没有印象，自然乐得清闲，出殿游玩去了。
　　刘太后站起身，隔帘问吕夷简：“死了一个宫人，怎么劳您宰相问此事？”
　　吕夷简回答：“为臣乃宰相，事无内外，都应该过问。”
　　刘太后听出老吕话中有话，怒问道：“相公您要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意思是你想通过厚葬李氏来挑破这层窗户纸吗？
　　吕夷简当然是厚道人，他回答：“为臣所以劝太后您厚藏李宸妃，是想日后保全您刘氏宗族啊。”
　　刘太后默然，仔细思之，深觉老吕说得有道理。
　　宫中太监为了讨好刘太后，上下都不好好为李宸妃治丧，吕夷简亲自对主管丧事的太监头说：“李宸妃是当今皇上生母，如果不以应该的礼仪埋葬，以后必有因此获罪的人，到时别怪我吕夷简没打招呼。应该以皇后的服饰和礼仪埋葬，棺中充以水银。”太监赶忙转告刘太后。此时，她也完全想明白，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
　　李宸妃死后，刘太后心中郁郁，转年，病重其间，她服天子袞冕，到太庙行礼，平生第一次过了天下第一人的瘾。不久，刘太后病重，口不能言，数次自抚其衣向侍病的仁宗皇帝示意。大臣薛奎听宋仁宗这么说，忙解释道：“太后身服天子仪服，怕死后在地下不好见真宗皇帝。”宋仁宗大悟，下诏以皇后仪服埋葬刘太后，并以四个字“庄献明肃”来追谥。宋朝旧制，皇后皆两字谥，四字谥自刘太后始。
　　刘太后死不久，就有人告知宋仁宗他并非刘太后亲生，而且其生母李宸妃是“死于非命”。“帝（仁宗）号恸累日，下诏自责，追尊（李氏）为皇太后，谥庄懿”。为了查明真相，宋仁宗派人挖出生母棺木，亲自启视，见生母身着皇后服饰，加之水银灌棺保护，颜色如生，没有任何中毒等迹象。宋仁宗长叹：“怎能轻信人言呢。”转而更厚待刘太后宗族。寻找多日，仁宗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李用和在世，忙召入宫中，立授节度使之职，“宠赉甚渥”。
　　“初，（刘）太后爱帝如已出，帝亦尽孝，始终无毫发间隙。至是，帝亲庶务，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此时，范仲淹又被召回朝廷。此人真乃正直之士，从前虽为刘太后贬为外任，现在反而在仁宗面前为太后说好话：“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也是厚道人，下诏禁止再有人追究太后垂帘时的是是非非。所以，戏曲《狸猫换太子》一事，完全是瞎掰。
　　刘太后此人，出身虽然低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施政方面没有什么阙失。而且，她行事有理有节，每赐刘氏宗族宫内御食，皆易以寻常器皿，“勿使皇宫器物入吾家也。”真宗皇帝二妹入见，刘太后见之亲礼，赐珍珠头帕。与太后关系不错的润王妃李氏也要求得一珠帕，刘太后立刻拒绝：“二公主，先帝之妹。你不过赵家老媳妇，怎能和皇姑相比。”最可称道的，三司使程琳谄媚，上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掷之于地，怒斥：“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荣誉叫做忠诚

四面边声连角起――从宋仁宗到宋英宗
　　
　　宋仁宗在刘太后死后，终于真正当上了皇帝，开始亲政。没过几年，西夏的元昊称帝，宋夏战争轰轰烈烈展开，最终双方都大伤元气，特别是宋朝，除向辽朝给 “岁币”外，又要每年向西夏“赐”岁币，凭添了经济负担。不仅边事吃紧，宋朝国内又爆发大小不一的“起义”，沂州的王伦和商州的张海等人揭竿而起，很让北宋君臣伤脑筋。内忧外患之下，范仲淹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仁宗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中心点在于整顿吏治。但折腾了不到一年，范仲淹、韩琦等人悉被罢出朝廷，最后以“朋党之争”的定论结局。
　　无论如何，宋仁宗统治时代，北宋名臣辈出，仁宗皇帝本人也“恭俭仁恕”，非刻薄寡恩之君，所以其统治时代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忠直之臣，当然，作为搞政治的臣子们，秉性脾气不尽相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欠和道德“瑕疵”，但大体上还是良臣多，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开等等，皆是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个仁君，在位四十二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出嘴，争执不休。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首先，宋朝对“士人” 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 “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 “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安石不出，奈苍生何！”――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吗要当唐太宗。”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这样一来，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已手，王安石又推荐一直力赞已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事无大小，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建章奏，多（吕）惠卿笔也。”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曾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偏执狂的生存之道――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抃\等人，即被当时人戏谓的“生、老、病、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作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七百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频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又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大儒王夫之对于保马法之弊感受最深：
　　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贸贸然而任之。迨其子孙贫弱，种马死，牧地徒，闲岁纳马，马不能良，则折价以输，一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积于阉寺，而国无一马，户有此役，则贫饿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马倡之也。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一虚一盈，孳产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看似养马于民，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这种大规模、高专业的技术，其实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五百四十五营合为三百五十五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一百二十多万减至八十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当然，此举大使“友邦”辽国生疑，因为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郡不得关预，声言出征，深为可疑之行”（韩琦）。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背后支持，“自是四方争言农田之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氽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强烈的，当使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王安石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牛逼。一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卒卫仗卫士，斥内侍”，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三年自然灾害吗。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私人小圈子内部也开始内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消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一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四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又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一，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是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佑更化”（宋哲宗年号“元佑”），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公元1086年五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定论”，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怕”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二十世纪，“孙大炮”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王安石“思想内核”，反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而忽略不计。
　　其实，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后世未必；当时多弊，后世有利。就看后人们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每个时代的大哲大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眼球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明朝大哲学家李贽之语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中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君臣开边意未已――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大败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王安石当然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公元1065年死），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国际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就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结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犯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又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从前，双方都内心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已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后来是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诈（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淫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诈为皇后，既是国舅、国丈又是国相，“诛杀由已，臣民咸畏之”。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渡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这位少年皇帝抢先一步，杀掉没藏讹庞一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谅祚执政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一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时年仅二十一，庙号毅宗。这小伙一岁即位，亲政也没几年，但对西夏国内的文治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七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却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又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回了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公元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十六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公元1081年，梁太后又幽禁了想向宋朝归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师，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三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六万出麟州（陕西神木）；种谔率九万多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叔父高遵裕带近九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五万出泾原。但是，只要知道主师李宪与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总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一巨坑在那里等着。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龚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攻取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首先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朝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僖、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当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元丰五年（公元14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还米脂，只留800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乃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少有气度，博览周游”，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猪颠风一样直奔永乐城。
　　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败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锦枪锦袄，光彩耀日”，但是，遇见这么多似狼一样的夏军，心中又怯，接战不久就失败，“奔入城，蹂（宋军自己）后阵”。混乱之下，“夏人乘之，（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用尽，“掘井不及泉”，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士卒渴死者大半”。宋军确实英勇，仍旧“扶剑拒斗”。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徐）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师怯耳……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此次大败，宋朝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不及救，“帝（神宗）冀其后效，置不问，且虞（忧）贼至，就命知延州”，不久，种谔疽发背而卒，时年五十七。他是名将种士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去岁宋朝五路攻夏，正是他窜掇神宗皇帝，表示“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不得辞其疚。“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论（种）谔不死，边事不已。”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夏军数万奔龚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加之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佑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全然完蛋。当然，他闲居润州八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现在中小学课常常见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堆文臣中沈遘的附传。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始恶（沈）括之为人”。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诗文给自己一份“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一一用朱笔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诗文“多讪谤”朝廷。所以，差点要苏轼一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两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一脸血肉模糊，“儿女号泣”。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老头也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夏国葭芦、米脂等六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熟羌竟有六十万人死于争战，至于花费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吐血赔本大买卖。
　　“帝（神宗）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其实，宋神宗是过份有“大略”，“每愤辽人倔强，慷慨有恢复幽燕之志”，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实则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又接连两次大败，实际上是陷入更加困弊的局面。不久，西夏又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大把大把的银帛仍旧每年交给西夏以“买”和平。忧愤之下，不到三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史臣对神宗很惋惜，评价还是不错：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最后，再总结一下王安石为人。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以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家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为正直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宋仁宗在位达四十二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的松驰，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锦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让人激愤励志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且，宋朝上下就怕言兵，成为忌讳。假如钓鱼岛哪天和宋朝一样也成为讳言之事，天下事已经可知。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故以召（王）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弄得天下骚然，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国之计，说白了只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层面上的作用。美国最有钱，越南、格林纳达以至于现在的伊拉克，老美皆灰头灰脸。五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朝鲜战争，也能凭气凌势用简单的武器把美国与西方联军打得心服口服。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更是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一变而帝万邦。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宋朝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仍旧最终复国――由引观之，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二十年，西进北讨，大可以一举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虽象征性地得以复位，梁乙埋又把自己女儿给这位倒霉皇帝当皇后。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俌又袭封国相。同年，梁太后也病死，但朝权仍在梁氏宗族手里。转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顺被扶上帝座，又是一个三岁的娃娃，是为夏崇宗，又是一个新出炉的梁太后主政（梁乙埋之女）。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诗词雅丽，清新脱俗。仔细读之，总有森然幽冷之气，现摘其小诗小词各一首，以展示其当时心境。
　　其一（诗）：
　　荒凉烟雨助人悲，染湿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女过江时。
　　其二（词）：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小怜初上瑟琶，晓来思绕天涯，不管通堂朱户，春风自在杨家.大辽皇后偷汉的政治性后果——皇后萧观音“通奸案”始末
余生也晚，智也愚，行也鲁，读书趣味也“形而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学时代，我就是个“思想复杂”的不良青少年，时不时不留痕迹、以高手艺匠人手段偷偷撬开我哲学教授老爸一只锁扃密实的大书箱，十二万分沉迷地一本又一本偷看全套的缮本《绣像金瓶梅》，自此，幼小的心灵中，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灰之又灰之余，再看别人推荐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不过是一本铺陈华丽的爱情科普读物，《三国演义》不过是评书艺人羡慕帝王将相的瞎编集成，《水浒传》也就是造反贼寇的漫画文字版，《西游记》吗，更不过是一本宣扬因果报应的佛经故事摘编——它们在《金瓶梅》这本细腻入微刻画“吾国吾民”社会、人生、心理、生活的巨著面是那么渺小和幼稚。
　　万分钦服之余，在下渐渐衍生出一种对“淫词艳书”的嗜好，不仅能对李渔的《肉薄团》那样夸夸其谈的“注水猪肉”持有公正、深刻的批判态度，也可以因某些类似“软玉温香抱满怀”的高妙描写而情不自抑。特别是看到诸如元好问大诗人“何日重解香罗带，细看春风玉一围”的神来之笔，常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拍案叫绝。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虽然专业一直是英美语言文学什么的，但在下总是对我天朝数千年来的精绝风月作品独加青睐，套用当时女朋友的一句话，是“满脑子龌龊的《风流锦阵》，一肚子下流的《玉台新咏》”——无论如何，青春时代荷尔蒙的小火苗子一直嗖嗖乱窜，几乎都化作“研读”风月的动力，虽无“行万里花路”，却也读“万卷黄书”，按图索骥，按目录求人，钻图书馆找收藏家，良莠不分，文白不弃，几乎把唐、宋、元、明、清以来的“禁毁文学”读个遍，当时如果有这一科目的博士后招生，本人肯定能弄个博导当当（青年才俊啊，呵呵）。
　　由于当时花特多时间专注于明、清以来的禁毁小说和如《玉台新咏》等主要的艳诗集，对于什么辽、金等等这些马上民族的“思想糟粕”就不大留意，以为那些哥们姐们只知道黄金白银杯盏罗列，饮羊羔儿美酒，跳草原大转圈舞什么的。记得曾经匆匆浏览过一首《十香词》，写女人身上各个部位的十种香气，言语简约、素净，暗蕴淫靡，仓促印象中是哪位晚明的无聊文人逛完青楼后的感怀，当时殊不为意。
　　一日，忽然翻开辽朝文人王鼎撰写的《焚椒录》，才知《十香词》的作者乃辽朝鼎鼎大名的懿德皇后萧观音，不禁好奇之余大惊失色：竟然有契丹女人在一千多年前能用如此流利、婉约而又深富文学寓意的汉语词汇写出这样的好诗，不能不让人击节叹赏！
　　青丝七尺长，挽作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蝤蛴哪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夜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暧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风靴抛含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暧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无非瞰沉水，生得满身香。
　　细细咀嚼，婉约风流，无雕砌，多逸思，虽为艳歌，不减雅致。如隔翠玉琉璃观冰玉美人，寒暑流易，遥睹朱颜，令人愁然神往。
　　
　　金漠银水逞英豪 亦有契丹能赋诗
　　——漫述辽代汉诗的发展
　　
　　由于《说岳全传》、《岳家将》等评书的流行，市井坊间普通百姓对金朝并不陌生，什么金兀术、完颜阿骨打、粘罕、哈迷赤等等亦真亦虚的名字许多人能道其详；言及辽朝，一般人想半天也就只能想起评书《杨家将》时有个萧太后，说出名字的还有一个耶律楚材（其实此位辽朝皇族后代已是由金入元的人）。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当代人对辽代历史知之不多，往溯至金朝末年，灭辽而起的金人对辽国历史已经常常有如堕五里云雾之惑。满肚子大学问和一脑子诗词歌赋的大才子元好问，在当时已经大抒感叹：“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史，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大概蒙古铁骑滚滚，南逃的金朝史官们已经把辽代史料丢失殆尽。蒙古兵将只知以烧杀抢奸为乐，绝大多数辽国史籍在瓦砾场中场皆成为烧烤羊肉的引火之物。即有存留，也多是散佚不全的“历史残片”。元好问时代大半知识分子连辽国有多少位君主都几乎搞不清楚，可以想像后世幸存的辽国实打实的历史资料确实很不齐全。
　　辽朝是由耶律阿保机于916年创立，其称帝时号其国为大契丹（当时中原是朱温建立的梁朝（均王贞明二年）。公元94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灭后晋，备法驾入汴京，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耶律阿保机时代，由于这些留着奇怪发型的哥们主要是以游牧方式称雄塞北，故号大契丹；占有燕元十六州之后，不少汉地纳于版图，耶律德光也曾经穿着大袖飘飘的汉帝法服在殿堂上找过感觉，而后大辽这一国号自然就基本延袭下来。但对于漠北诸族，契丹上层仍延用 “大契丹”这个威风凛凛的国号。
　　辽朝之所以自命其国为“大辽”，据说是源起自辽水。“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二流相交之水，也就是辽水。以“大辽”为国号，一是彰显其祖先不同凡响的神异之处，二来点出族属源流。（金国的取名也大抵如此。其发迹处女真语为“阿禄祖”，是金子的意思。其水出金沙，而名之为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
　　契丹人属游牧民族，即使“发迹”后，文化水平确实也不敢恭维。契丹人虽和中原汉人一直打交道，但其语言与大多以单言节词为主的古代汉语大相径庭。契丹语有大量的多音字节，很像现代的西欧诸国语。在其口语之中，好多还要用现代日语中类似“训读”的方法来诵诗念文。
　　辽朝流传下来的歌谣诗词，大多是以汉字形式保留下来。契丹族人最早是“刻木为契”，跟“结绳记事”和“象形”差不多的原始方法。耶律阿保机立国后，才让族人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创造契丹国文——契丹大字。契丹大字是在增益汉字笔划偏旁基础上创立，难懂如天书，不能普及。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借用回鹘文，创制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比较简约易学，确实还通行了不短的时间。即便如此，到了今天，国际国内懂得契丹大、小字的专家寥寥无几。现在，辽国古墓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考古发现，出土器物上也明白地刻有标志墓主人身份的字铭，但专家可识读的很少，整个句子能串通下来的几乎就没成功过。
　　即便在当时，公元930年前后，契丹使臣带着两份以契丹文字书写的书信上呈给当时的五代君主后唐皇帝李嗣源，老哥们东瞧西看，翻来覆去，和满朝文武蕃汉大臣研究半天也不知上面写了什么。所以，电视上看见那么多中外学者围着一块棺材板儿或一块石碑片，撅着屁股皱着眉，也暗中为他们叫苦，不怪他们，只怪契丹文字太难懂了。至今，契丹大字一千多发音符号中，能识读只有不到两百个；契丹小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可识读的也只有一百六十多。与之相比，西夏文化几乎被蒙古人完全灭绝，但存世有不少西夏文与汉文双文的石碑和铭刻，甚至敦煌藏书中还有西夏文、汉文双解字典（现存俄国）。至于契丹文，则根本找不到任何成文成制的依据。据2004年8月统计数字，现在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只有十个人，可见其文字之难，流源之稀。
　　宋朝建立后，和辽国又文又武地广泛交往。辽国当时的汉化也很迅速，市里乡间也有不少人开班授课，讲习汉语“托福”。宋使访辽，回来对当时的所见所闻很感好笑，并赋打油诗一首：“此老方扪虱，众雌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可以想见，一契丹或契丹化的汉人老儒摇头晃脑，在火炉边上摘虱子边烤火，一旁也有几个契丹女人挤在火边取暖，外围不少契丹子弟手捧《论语》跟着老师诵读，也摇头晃脑，也十分陶醉，只是把《论语》中的“郁郁乎文哉” 误读成“都都平丈我”。呵呵，虽然错字连篇，可见汉化确实是辽人挡不住的趋势。宋朝大文豪洪迈在其巨著《夷坚志》中，记载契丹儿童是这样朗诵贾岛诗的：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多像倭人对我中华的呀呀学语啊。
　　其实，辽代皇族和上层贵族一直就很 “汉化”。辽国奠基者耶律阿保机自己就会说汉语，其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宗耶律德光兄弟两人在汉语方面更是能诗能文。当然，这兄弟俩汉语水平还处于中级阶段。耶律倍因为太后偏心的原因不能继位为契丹主，逃往中原，并做诗一首以示心境：“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言虽浅白，意何深远！（耶律倍是耶律阿保机长子，常从父征伐。征服渤海后，耶律阿保机改渤海国为东丹，封耶律倍为人皇王，名其城曰天福，命其专统一方。耶律倍袭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置百官，仿依汉制建立王国。耶律阿保机死后，耶律倍深知太后母亲意在皇弟耶律德光，赶忙让出皇位。耶律德光袭位后，很不放心这位皇兄，把耶律倍迁于东平软禁，广置卫士侦伺其一举一动。为了韬光养晦，耶律倍在西宫起书楼，作《乐田园诗》以避祸。但耶律德光不断施压，中原的后唐明宗李嗣源又数次派人带信给耶律倍让他去“作客”，权衡再三，耶律倍写下那首著名的“小山压大山”汉诗后，“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后唐明宗以天子礼仪欢迎耶律倍，又把后唐庄宗的皇后夏氏下嫁给他，先赐其姓曰东丹（因其曾为东丹王），后败赐为国姓李，又赐其名为“慕华”，并拜其为怀化军节度使。后来，耶律倍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子后唐闵帝李从厚和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发生内哄，结果李从珂杀掉李从厚，继位为帝，是为后唐末帝。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逼反了这位沙陀哥们。为了能得帝位，石敬瑭以割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向耶律德光哀求兵马来扶持自己。耶律倍此间也派密使要皇弟派兵讨伐“篡弑”其君的李从珂。耶律德光契丹军队加上石敬瑭军队一攻，后唐末帝李从珂“心胆堕地”，在举族自焚之前，不知搭错哪根筋，下诏召耶律倍一起做陪葬。从来只有听过请人喝酒吃饭观舞听歌，没见过请人一起火化活人升天的。耶律倍当然不从。虽然马上就玩完，但李从珂在禁宫内还是皇帝，就派壮士一刀结果了耶律倍，其死年三十八。辽国后谥其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耶律倍确实是个“汉迷”，藏汉书万卷，筑望海楼贮之， “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针灸之术”。他又工辽汉文章，善画本国人物。宋代禁宫秘府里藏有他不少画作，宋徽宗就常常把他的画当成学习的样本。但这个人性情“刻急好杀”，婢妾微有小过，他都会亲自用刀割刮，或以烙铁烧灼，此种变态心理，估计也和他以太子之尊常受弟弟和母后欺压有关。）
　　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因开寿年间喜得传国玉玺，他已可用很规整的汉语作诗如下：“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来当永昌。”此人通汉诗，晓音律，又喜丹青，十岁时就能出口成章，有御制歌诗五百多首，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
　　辽兴宗耶律宗真汉语水平也不差，重熙二十四年，宋使来贺节，为了让辽朝的司空郎思孝赋诗在宋使前炫耀，辽兴宗自己先赋诗挑之：“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臣子怕在宋人前露拙，皇帝自己反而兴致盎然，即兴赋诗一首。
　　辽朝皇帝之中，汉诗意境臻至上乘的当属辽道宗耶律洪基。辽朝汉臣李俨（曾被赐国姓，又称耶律俨）秋日作《黄菊赋》上呈道宗，道宗览之大喜，文思翩翩，挥笔写下《题李俨黄菊赋》：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此诗格高调远，意境高妙。正所谓帝王“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俨原诗早已散佚不闻，而辽道宗此诗至淡至真，挥洒自若，余韵悠长，香生幽间。不仅当时宋人推为佳作，即使到了元代，文人张肯也对此脍炙人口的佳诗不能自己，敷衍成词，冠以《蝶恋花》，吟唱不已：
　　昨日得卿《黄菊赋》，细剪金英，题作多情句。冷落西风吹不去，袖中犹有余香度。沧海尘生秋日暮，玉砌雕阑，木叶鸣疏雨。江总白头心更苦，素瑟犹写幽兰语。
　　辽代诗歌作品，大多见于《全辽文》、《辽诗活》以及一些分散的宋、元笔记中，贯读下来，愈觉其佳文不少，且越往后越呈高水准。即使是以契丹文写的诗，也是意旨深远，颇具玄言五味、佛义奥理。诸如由耶律楚材用汉语翻译的寺公大师《醉义歌》，旨趣高远，比起以禅诗出名的苏东坡、黄庭坚，也难分高下，现摘选如下：
　　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一番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
　　到了辽末，文人雅士所做诗词与中原宋人的水平完全可以并驾齐驱，不分伯仲：
　　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闲。不须更读元通谒，始信人间是梦间。
　　——王枢《三河道中》

荣誉叫做忠诚

齐天萧后怀恨死　传弟传子兴宗疑――辽兴宗到辽道宗
　　
　　辽圣宗崩后，其皇后齐天皇后萧菩萨哥的地位顿时岌岌可危。继位的辽兴宗耶律宗真年仅十六岁，他的生母不是齐天萧皇后，而是一名叫萧耨斤的宫女。
　　齐天萧皇后十二岁就嫁给辽圣宗，“美而才”，不仅模样漂亮，还有巧思，曾主持制作九龙恪、白金浮图等物，“人望之以为神仙”。萧皇后生过两个儿子，皆早夭。宫女耨斤生辽兴宗后，齐天萧皇后马上抱过来当作亲生儿子抚育。
　　辽圣宗还没咽气，辽兴宗的生母萧耨斤就咬牙切齿，当面辱骂萧皇后：“老娘们儿这回再没人宠你了吧！”于是，她派左右太监把萧皇后软禁起来。
　　辽兴宗继位，萧耨斤“自立为皇太后，是为钦哀皇后”，这种情况，在汉族皇朝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为汉礼重嫡统，皇太子继位，仍要尊其父嫡后为皇太后，排名怎么也会在其生母之前。辽朝毕竟是草原民族，部落遗风严重，自然新皇帝亲妈权最大。
　　萧耨斤主政后，马上让自已的家奴诬告齐天萧皇后的弟弟北府宰相萧钽不里与族人欲同齐天萧后谋反，杀掉数人，打击萧后的家族势力。然后，她又下令把齐天萧后押往上京软禁。
　　辽兴宗虽然是个少年，已经懂事，哀求生母：“皇后侍先帝（辽圣宗）四十年，抚育朕躬，当为太后。今太后当不成，反而得罪，是否太过份？” 萧耨斤驳斥：“此人若在，当为后患”，话里话外充满杀气。辽兴宗无奈，求情道：“（齐天）皇后老而无子，虽在，无能为也。”所以，齐天皇后得以暂时不死。
　　不久，趁辽兴宗外出捺钵巡游，萧耨斤惟恐儿子念齐天萧后养育之恩日后再放掉她，就秘密派人去上京杀掉萧皇后。秘使到达宣旨，齐天萧后表示：“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卿等我浴，而后就死，可乎？”使者同意。齐天萧后入内室沐浴，然后上吊自杀。
　　萧耨斤当上皇太后以后，大用诸兄弟，卖官鬻爵，杀戮异已，把辽国政治败坏得一塌糊涂。四年之后，她总觉辽兴宗这个齐天萧后养大的儿子与自己不亲，就暗中策划拥立自己的二儿子耶律重元为皇帝。
　　这位兴宗二弟倒不敢造次，暗中把消息透露给大哥。愤恨之下，已经成人的辽兴宗争取了禁卫军的支持，包围并软禁了耨斤，然后把她押至辽圣宗墓所软禁。后来，虽然辽兴宗又把亲妈接回京城，仍旧心怀戒备，母子嫌隙，至死不泯。
　　辽兴宗四十岁即病死，老娘们萧耨斤丝毫无悲痛之色，反而责怪儿媳崇圣皇后：“你这么年轻，干吗如此悲伤！”阴险老妇，连亲生骨肉死掉也不动心，真乃残忍政治动物。
　　辽兴宗在位二十四年，曾借元昊攻宋之机，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宋朝只得答应每年增十万岁币，总体上讲，辽宋关系仍旧还算不错。元昊因为辽兴宗要自己停止伐宋，两家闹翻。辽兴宗第一次亲征西夏，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元昊死后，辽兴宗又亲征西夏，虽然生俘元昊皇后没（左口右移）氏及贵族三十多人，却也没沾多大便宜，悻悻而归。除此之外，圣宗嗜好唱戏和打猎，并无特别出格的折腾，“亲策进士，大修条至”，进一步汉化，大体上还算得上位“贤君”。
　　辽兴宗死后，其子耶律洪基继位，是为辽道宗。
　　春来草色一万里 绝色红颜正愁余——懿德皇后萧观音的汉语诗词创作
　　萧观音（1040—1075），是辽钦哀皇后之弟枢密使萧惠之女，世为皇后家族。史载，其“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由于生下皇太子耶律浚，更是宠逾众妃，为辽道宗的“红颜知已”。
　　辽朝皇帝、皇后家族，作为契丹民族金字塔的塔尖，只以耶律氏和萧氏作为标志，除个别功劳非常大的臣下赐姓以外，耶律氏肯定皇族，萧氏肯定是后族。“耶律”源自河流名。“世里没里”，即今天西辽河上游西剌木伦河。此河周边有世里氏、遥辇氏、大贺氏三个血缘最近的部族，在当时当地最为强盛，号“三耶律”。 “世里”和“耶律”，是同意不同译，最终汉译固定为“耶律”。至于萧氏，在耶律阿保机之前似乎就有“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以为萧氏”的说法，但最普遍的说法是“太祖（阿保机）慕汉高皇帝（刘邦），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皇、拔里（两家功臣家族）比萧相国（萧何），遂为萧氏。”阿保机为霸一方，以其妻兄萧敌鲁任北府宰相，所以，一直到辽亡，萧氏后族一直把持宰相之位，确实应了“比萧相国”的说法。辽亡之后，耶律为“移剌”，萧姓改为“石抺”。
　　作为奴隶制部族起身的辽人，姓名很有意思，有叫耶律猪儿的，有叫石抺狗狗的，有叫耶律九斤的，还有叫耶律家奴的，甚至有叫耶律驴粪的（叫猪粪的也很多），与近世中国人小名“狗剩”、“狗儿”等等相似，有“名贱命长”之意。此外，由于辽朝侫佛，与佛教相关的名字非常普遍，什么文殊奴、观音奴、菩萨奴、道士奴、老君奴、佛奴、还有萧和尚、耶律和尚等名，至于本文主角萧观音，一看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特有姓名。
　　萧观音四岁就嫁给当时为燕赵国王的耶律洪基为妃，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夫妻。辽道宗继位后，伉俪情深，即使出外巡游打猎也常常带着萧观音一起去。一次，耶律洪基在伏虎林纵猎完毕，饮酒高会，身为皇后的萧观音即席赋汉诗一首：“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哪叫猛虎不投降！”
　　锦句出玉口，在座的辽帝辽臣，无不叹服。此诗气势雄浑，彰显出萧观音女中豪杰的豪气和北国女子的飒爽泼辣。

　　辽道宗清宁十九年，皇太叔耶律重元与其子涅鲁古在与道宗一同打猎的路上谋反。当其时也，萧观音临危不乱，主政内宫，特别展现出巾帼豪杰的风采。（这耶律重元也是吃饱犯撑的主儿。他本是辽圣宗次子，其人眉目疏朗，材勇绝人，寡言少语，本是个沉重稳健的美男子。辽圣宗死后，钦哀皇太后喜爱这个小儿子耶律重元，在临朝称制时与数位朝臣密谋立其为帝。耶律重元当时深明大义，竟飞速把此密谋报告给已袭位的哥哥辽兴宗。“上益重之，封为皇太弟，赐以金券誓书。”辽道宗继位，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师，尊宠无比。看来，毕竟辽人汉化未到根底，父子家天下，辽光宗封其为“皇太弟”，应有死后让他袭位之意。辽道宗又封他为“皇太叔”，就有些让他干等的意思了。如果辽道宗再驾崩，这位“皇太叔”可能就被封为“皇太叔爷”了，等到死也没个头儿。耶律重元有耐心，他那生性凶狡的独生子涅鲁古却等不及，在秋猎时伙同四百多军将诱胁弓弩手于皇帐外列阵，想把辽道宗干掉。“将战，其党多悔过效顺，各自奔溃。”被裹胁的耶律重元自知事败，北亡大漠，仰天叹道：“涅鲁古使我至此！”穷惶之下，抽刀自杀。想当初他亲妈太后推立他当皇帝，他坚辞不受；其兄其侄父子家天下坐稳后，他在儿子窜掇下倒有了反心，可见也是个死催的倒霉蛋，鼎鼎大名列于《逆臣传》之上。）
　　如果中间不出个大奸臣耶律乙辛，萧观音和辽道宗夫妻欢好，伉俪情深，又有聪慧贤明的太子耶律浚，虽然辽道宗有沉迷打猎的嗜好，辽国皇家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故。
　　耶律乙辛是辽朝八部之一的五院部人，到他爸耶律迭剌那辈，家里一贫如洗，部落里都叫耶律迭剌为“穷迭剌”。《辽史》很有意思，汉族史料往往以神异事附会帝王英杰，但《辽史》却记载了这个辽朝第一大奸臣出生时不少“异兆”：
　　其一，耶律乙辛母亲怀孕时，梦见自己与一只羚羊相博，拨其角尾。早晨找巫师解梦，巫师说：“这是个吉兆。羊字去角尾为王字，你以后会有儿子封为王爷。” （看来这巫师还是个汉化的巫师）；其二，耶律乙辛早产，从娘肚子里出来时一家人正在移牧途中，无水洗浴。正忧愁间，车轮迹下，忽见涌泉；其三，耶律乙辛小时候放羊，很晚不见他回家。其父迭剌寻找，看见乙辛正在草间睡得舒坦，过去一脚把偷懒的小乙辛踢醒，乙辛大怒说：“怎么把我惊醒呢！我刚在梦中见到神人给我吃太阳和月亮，已把月亮吃掉了，正咬太阳半块入口，你把我惊醒！”可见此人小时就黠慧，明明梦见吃烧饼，倒骗老爸说自己正吃太阳。
　　耶律迭剌也很迷信，以为这个儿子不同凡人，从此不再让他牧羊。长大后，耶律乙辛“美风仪”，身长八尺，相貌堂堂，但其“外和内狡”，正有大奸之风。辽兴宗时，耶律乙辛为文班小吏，掌管太保印章。后得当时皇后抬举，见其风度浑然，如同很有修养的老成官员，慢慢予以升迁。兴宗朝，耶律乙辛已升至护卫太保的官职（卫队总指挥）。
　　辽道宗即位后，因耶律乙辛是先帝旧臣，也加以宠任，迁为同知点检司事，慢慢迁至枢密副使（副宰相）。清宁五年，又为南院枢密使，封赵王。
　　清宁九年，皇太叔耶律重元的党羽，驸马都尉萧胡睹在朝中树党，想把重臣耶律仁先排挤出朝，让其外放做西北路招讨使。辽道宗也不明就里，“将从之”，顺便征询耶律乙辛意见。当时的耶律乙辛不知是出于忠贞还是想赌博“押宝”，劝谏道：“为臣我新参国政时间不久，耶律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这宝果真押正。皇太叔耶律重元之乱平定后，辽道宗想起耶律乙辛昔日的劝谏，加上他在乱中的镇定表现，拜其为北院枢密使，进封魏王，并赐号“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自此，耶律乙辛官运亨通，后又加封守太师。“诏四方掌军旅，许以便宜行事。”他已经有随意调动军队、任用官员的权利，自此“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是阿谀奉承投奔门下的，耶律乙辛一概予以举荐升官，凡是禀性忠直不听话的，一概被他斥出朝廷。
　　由于辽道宗把国事全权交予耶律乙辛等人，他自己终日在外打猎游乐。大康元年（公元1075年），辽道宗与萧观音所生的皇太子耶律浚开始参预朝政，这位太子爷聪慧美恣容，“幼能言，好学知书……七岁从猎，连中二鹿”，长成后，“法度修明”，一时间得到众臣的拥戴和赞赏。大权久掌已经习以为常的耶律乙辛一下子很不适应，权柄旁移不仅让他感到失落、愤懑，心中还充满新君登位后找自己算帐的忧虑。想来想去，他就想先拿萧观音这位皇后找碴，然后顺藤摸瓜，再把仁明聪颖的太子废掉。
　　辽道宗统治后期，终日畋猎饮酒为乐，已经对这位貌美才多的原配萧观音逐渐疏远。荒宴之余，辽道宗有时还以掷骰子的方式任用大臣，简直拿国事当儿戏。才情归才情，辽道宗也是大才子的风流品性，常冒用萧观音的名义把大臣李俨的老婆刑氏叫到宫里淫乐（难怪辽道宗亲自在李俨诗后题写诗赋，大概也是出于一丝偷臣下妻子的愧疚吧。不过，李俨也喜欢皇帝给自己戴大绿帽，邢氏进宫前他常常叮咛嘱咐老婆用心把皇帝伺侯舒坦，不用操心家里，军功章也真是一人一半。）
　　深宫寂寞，夜深人静，萧观音灰心之余，也尝试唤起夫君旧情，并作《回心院词》十首，力欲重现二人昔日之脉脉温情、云雨缠绵：
　　第一首写她督促宫人打扫宫殿：
　　“打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空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第二首写擦拭象牙床：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臣，恰当天处月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第三首写更换香枕：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使秋来辗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第四写铺陈锦被：
　　“铺绣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魂。铺翠被，待君睡。“
　　第五首写张挂绣帐：
　　“装香帐，金钩未敢上；解除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眠。“
　　第六首写整理床褥：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被，待君临。”
　　第七首写驰张瑶席：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第八首写剔亮银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使君王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第九首写点燃香炉：
　　“蒸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蒸薰炉，待君娱。”
　　第十首写弹奏鸣筝：
　　“张鸣筝，恰恰语娇鸯；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妇人心性，用意良苦，此诗与庆贺辽道宗猎虎成功的七言绝句风格大异。从一个侧面，也可见萧观音的艺术才华已臻至境，既能豪放，亦可婉约。
　　《回心院词》的句式也为萧观音首创。哀婉之余，萧皇后又自谱成曲，教人演唱，以抒幽怀。由于曲调幽雅，演奏难度很大，宫中伶人皆知难而退，惟独一名叫赵惟一的汉族伶人技法高妙，能把此首幽怨之词演绎得丝丝入扣，荡气回肠。如果这位赵惟一是个女官或是个阉割了的太监也就作罢，偏偏是个仪表俊美的男小伙。虎狼之年，幽旷已久，闲着也是闲着，皇后女作家自然是干柴遇明火，一来二去，自然就“那个”起来。
　　
　　龙床不容小蛇出 宫帷秘事有人知——辽朝版“斯塔尔报告”的出台
　　缠绵败火过后，萧观音还觉不过瘾，在《十香词》后又手写《怀古诗》一首：“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其诗中隐含有赵惟一这个小白脸情人的名字，恋恋之情，不绝如缕。
　　叙记萧观音事件最详细的王鼎是辽朝末期的文人，书中的故事大多据他老婆的乳母讲述，《梦椒录》所载也大多为史实，但王鼎认为《十香词》是耶律乙辛派人伪造，并让宫人骗萧观音照抄一遍，哄骗道：“此为宋国忒里塞（皇后）所作，如得皇后御书，即可称为二绝。”“（皇）后得而喜之，即为手书一纸，纸尾复书其所作《怀古诗》一首。”——这些皆是王鼎的“想当然”，大有小说家的揣度臆测之态。宋朝皇后何等人也，汉族女人教养深厚，怎能做出大胆露骨的艳诗。萧观音又是冰雪聪明，怎能中此拙劣的圈套。“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哪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分明是写音乐家赵惟一小伙子与萧观音通奸时的战战兢兢的窘急猴急之状，此诗非萧观音莫属！
　　通奸之事本末，可详见于《全辽文》中耶律乙辛的奏章——《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
　　大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据外直别院宫婢单登，及教坊朱顶鹤陈首。本坊伶官赵惟一向邀结本坊入内承直（官名）高长命，以弹筝琵琶，得召入内。沐上恩宠，乃辄干冒禁典，谋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咸雍六年九月，驾幸木叶山，惟一公称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弹筝。于时皇后以御制《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调。
　　自辰至酒，调成，皇后向帘下目之，遂隔帘与惟一对弹。及昏，命烛，传命惟一去官服，著绿巾，金抹额，窄袖紫罗衫，珠带乌靴。皇后亦著紫金百凤衫，杏黄金缕裙。上戴百宝花簪，下穿红凤花靴，召惟一更放内帐，对弹琵琶。
　　命酒对饮，或饮或弹，至院鼓三下，敕内侍出帐。（单）登时当值帐，不复闻帐内弹饮，但闻笑声。（单）登亦心动，密从帐外听之。闻（皇）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声言曰：“奴具虽健，小蛇耳，自不敌可汗真龙。”（皇）后曰：“小猛蛇，却赛真懒龙。”此后但闻惺惺若小儿梦中啼而已……
　　院鼓四下，后唤（单）登揭帐。曰：“惟一醉不起，可为我叫醒。”（单）登叫惟一百通，始为醒状，乃起，拜辞。（皇）后赐金帛一箧，谢恩而出。其后驾还，虽时召见，不敢入帐。
　　（皇）后深怀思，因作《十香词》赐惟一。
　　惟一持出夸示同官朱顶鹤。朱顶鹤遂手夺其辞，使妇清子问（单）登。（单）登惧事发连坐，乘暇泣谏，（皇）后怒，痛答，遂斥外直，但朱顶鹤与（单）登共悉此事。使忍含不言，一期败露，安免株坐，故敢首陈，乞为转奏，以正刑诛。
　　臣惟皇帝以至德统天，化及无外，寡妻匹妇，莫不刑于。今宫帐深密，忽有异言，其有关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隐讳。辄据词并手书《十香词》一纸，密奏以闻。
      千载之下，当时的偷情场景丝丝入微。耶律乙辛虽是大奸臣一个，但让他冒家族被诛的危险捕风捉影，诬称当朝皇后（又是太子之母）偷汉子，想必借他八个胆儿他也不敢。落棋虽险，但一出必杀。何者，有实有据有人证。辽道宗虽是个爱玩爱酒爱文学的庸君，但绝非是臣下可以玩于股掌之上的大傻冒。
　　《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与弹劾克林顿《斯坦尔报告》在细节描写方面不遑多让，且用词用句斟酌再四，笔法老辣，言虽简而意极赅。试想，皇帝每天俗事缠身，写长了，皇帝会心烦看不下去；写短了，皇帝会觉得证据不足，臣下胆敢捕风捉影，诬称皇后偷汉子，没准就把一行上告者推出去斩了。所以，此本奏折字字珠玑，有声有色，故事性极强，镜头感极好，简直就是精华的摄影脚本：
　　时间：大康元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
　　人物：宫女单登（侍随）。皇后萧观音。伶官赵惟一。
　　服装：萧观音，身穿紫金百凤衫（透明），杏色黄金褛裙，发型为百宝花髻。脚穿红凤花靴。赵惟一先着伶官官服（略），后换穿窄袖紫罗衫，腰系七宝珍带，脚登乌靴。头戴绿色巾（给别人戴绿帽，自己还带绿巾），金抹额（上面没写“必胜”二字，可写“必干”）
　　场景一：萧观音与赵小伙隔帘对弹琵琶，互送秋波。
　　场景二：黄昏时分，烛灯高照，两人面带春色。
　　场景三：赵惟一入皇后内帐，饮酒对次，间或共弹琵琶。热肉相凑，淫心见于脸面。
　　场景四：深夜。萧皇后命侍女出帐。侍女单登在帐门外偷听，帐内笑语娇声，隐约依稀。
　　对话：赵惟一（低声）：奴才老二虽硬，只是一个小蛇罢了，当然不能同皇上真龙的大老二相比。
　　萧观音（娇喘细细）：小蛇很猛，皇上真龙老二虽大，却懒于行事，如此相比，此“蛇”可有用得多。（娇笑）。
　　场景五：（音响效果）红烛影摇，呻吟声不断，如小儿梦啼。（可考虑加床板轧轧声，但考据辽代皇帝大床坚实柔软，应无嘎扎声，代以肉搏之声。）
　　场景六：（镜头移转）婢女单登听见帐内寂然数刻。有穿衣声，互吻声，舒服叹息声。忙移步至原处侍立。
　　场景七：萧皇后一脸绯红，整衣而出，恢复皇后尊严，唤单登道：“赵惟一酒醉不省人事，替我叫醒他。”
　　场景八：单登入帐内，叫赵惟一多遍，男演员作沉醉状。最后，忽作醒转状，连忙起身，拜辞萧观音皇后。
　　
　　艳戏演至此，如果萧观音春风一度，拿赵惟一这么一个“有用郎君”消消火也就算了，死无对证，即使有孕，大可说是真龙之子，当时又无DNA鉴定术，谁也不敢怀疑皇后的肚子。偏偏萧观音女作家脾性，作首《十香词》，暗中赐予赵惟一，一来想做个念想儿，二来也是要赵惟一再找机会耍耍“小蛇”。赵惟一也是个轻浮不知天高地厚的浪子，手持《十香词》向同事朱顶鹤显摆。肯定出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朱顶鹤批手夺过萧观音手迹，又派老婆清子追问当时值班的宫女单登。事已至此，不露才怪。
　　耶律乙辛正千方百计谋陷太子，而太子亲妈萧观音此刻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估计耶律乙辛高兴得当时会一下跳起来大叫“天助我也”！
　　人证，侍婢单登，赵惟一，伶官朱顶鹤；物证，艳诗《十香词》及含有赵惟一姓名的《怀古诗》，两证齐具，“上大怒，命张孝杰与（耶律）乙辛穷治其狱。”
　　张孝杰，是辽朝的汉人高官，曾为进士第一名，官至北府宰相，封陈国公，是汉官中最受尊宠的一位。辽道宗大康之年，赐张孝杰国姓。一次射猎后欢宴，道宗命张孝杰坐物御榻之旁。文学中年辽道宗酒酣之际，诵《黍离》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张孝杰闻言跪奏：“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句句挠着皇帝心中痒痒肉，龙颜大悦。这样一个佞臣，注定会和权相耶律乙辛大相表里。加上萧观音一案实情实据，皇帝被戴大绿帽，千古罕有。狱成，萧观音被赐白练巾绞死，赵惟一被族诛。小脑袋就舒服了一小下，换来大脑袋搬家，连同三宗亲族全都被当成西瓜，闹市开切。
　　临自尽之前，萧观音乞求面见辽道宗，不许。怨悔之下，遥拜宫禁，作《绝命词》一首：
　　嗟薄福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托后钩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联，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渐，遏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其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赋诗完毕，自挂东南梁。一缕幽魂，飘向阴间去也。
　　《绝命词》其实也是一首哀怨的“自供状”，何者，“虽衅累兮黄床”，表明女作家确有“偷汉子”之事。但辽人风俗旷野，与老公以外的男人有那么一两水并非太大事情，坏就坏在萧观音的老公是“当今圣上”，又是受“封建汉化”极深的多情男作家，故而绿帽之罪，难逃一死。
　　皇后因偷汉子而死，皇太子耶律浚的地位马上岌岌可危.

　　除掉萧观音后，耶律乙辛等人仍旧心怀惴惴，因为太子耶律浚并未马上被废掉，还有当皇帝的可能性。宫廷护卫萧忽古等人恨耶律乙辛专权，密谋杀掉他。事觉，数人被捕下狱。时为殿前副检点（御林军副指挥）的耶律乙辛心腹萧十三乘间对耶律乙辛说：“现今太子犹在，民心所向。大王您在朝内基础不深，现在又有诬死皇后的嫌怨。如果太子得立，大王您将如何是好，应该从长计议啊。”一句话点中耶律乙辛的心头事，他叹息道：“吾忧此久矣。”
　　于是，耶律乙辛等人密谋陷害皇太子，派护卫太保（御林军支队队长）耶律查剌诬告耶律撒拉等人密谋弑君，迎立太子。这第一次诬告没有成功，查了半天没有任何实据，耶律乙辛及其党羽只得作罢。
　　按常理，诬告是不小的罪过，何况对象是当今太子。但刚刚过去的萧观音一案使辽道宗很愤怒，明诏百姓众官皆可上言告密，言者无罪，因此，耶律乙辛诸人并未因告发不实而获罪。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只有千方百计证明太子有罪这一条大路可去。
　　不久，已升为殿前都检点的萧十三又派牌印郎君（仪仗队长）萧讹都斡亲自到辽道宗面前“自首”：
　　“耶律撒拉等人确实想谋反，小臣我也预谋其中，本来是想杀掉耶律乙辛等人，立太子为帝。为臣害怕事发坐诛，所以来自首求活。”
　　眼见身边平日鞍前马后举仪仗的侍从官首告，辽道宗不由不信，连忙下诏派有司鞠审。
　　在耶律乙辛安排下，被诬众人皆被屈打成招。“上怒，命诛（耶律）撒拉等人。”为了完全打消辽道宁的怀疑，耶律乙辛在有司庭院内“公审”数名犯人。三伏暑天，涉案诸人身负超重的枷锁，身后又有卫士用细绳勒住这些人的脖子，每每到犯人快窒息时才稍稍松手，“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
　　皇帝派来复查案件的太监问这些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各个都讲“谋反是实”，别无异辞。惊怒之余，辽道宗派人把皇太子耶律浚囚于别室，命耶律燕哥鞠按。太子当然连称冤枉，上言道：“吾为储君，尚何所求！公当为我辩之。”但耶律燕哥和萧十三一样都是耶律乙辛死党，伪造了太子认罪的状书，上呈辽道宗。
　　“上大怒，废太子为庶人”。诏命囚太子于上京。人的感觉就是复杂。从前夫妻伉俪和美恩爱，辽道宗看见太子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现在绿帽一顶头上撂着，看见耶律浚就会想起他那红杏出墙的妈妈。这样的心理，太子不能不厄运当头。母后刚刚以白练上吊而死，心中血眼中泪皆未干，就已经轮到自己被人一勺烩掉。被押出宫门时，耶律浚仰天大息：“我有何罪，竟至于此！”
　　墙倒众人推。气势汹汹的萧十三叱喝这位昔日的皇太子快些进入槛车，随后一脚把门踢上，押往上京。堂堂昔日皇太子，按理说沦落如斯，软禁起来也罢，却被这一帮奸贼“囚园堵中”，以砖石垒砌其囚所，禁止旁人探视。
　　不久，耶律乙辛害怕太子东山再起，派两个壮士潜入囚所把时年二十的年青皇太子活活掐死。此两人为向耶律乙辛复命，还用快刀割下太子首级，装在匣子里星夜驰回给耶律乙辛验察，领取封赏。耶律乙辛的死党、上京留守萧挞得给上报说太子因病亡故。
　　辽道宗听见儿子死讯，却也悲从中来，想起昔日亲密父子之情，下诏命太子妃返京。耶律乙辛抢先一步，派人伪装成盗贼，在半路杀掉了太子妃，免得她面帝诉冤。
　　辽道宗时代的皇后案及太子案，尤其是后者，株连甚众，一方面是耶律乙辛等奸臣排挤异见，陷害忠良，一方面也确实是辽国高层的党同伐异之争。朝臣互为朋党，非此即彼，杀来杀去，屡兴大狱，造成巨大的内耗，也是导致辽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又过了两年，辽道宗大康五年（公元1079年），耶律乙辛开始失宠。一次，道宗出猎前，耶律乙辛奏请留皇太孙于京都。忠于王室的大臣萧兀纳上奏“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辽道宗忽然转过味来，觉察到耶律乙辛朋党阴谋的气味，于是带着皇太孙一起外出，并由此开始怀疑耶律乙辛，并下制降其王爵为郡王。
　　大康六年，辽朝把奸臣张孝杰削贬至安肃州，断掉耶律乙辛的左膀右臂。大康七年，又下诏把张孝杰削取为民，并以“鬻禁物于外国”的罪名，把耶律乙辛逮捕，浑身挂满大铁链，囚禁于来州。大康九年（公元1083年），身陷囹圄的耶律乙辛还不老实，想乘间逃奔宋国，被辽朝下诏缢死。也真是一报还一报。当初皇后萧观音一条白练挂美人，老头子如今也是一根脏臭的牛筋被人送上西天。
　　公元1101年，萧观音的孙子耶律延禧继位，是为天祚帝。为了替父母报仇，他派人发掘耶律乙辛、张孝杰、萧十三等人坟墓，戮尸解恨。同时，又族诛这几个人的宗亲，以他们的族产分赐天下。这几个当中，以张孝杰家中财产最多，他在世时有一次与亲戚喝酒作乐，说：“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至此，百万两黄金与亲戚宗族一时化为乌有。殿角泥香留萧字 仍旧花铃深夜语——萧观音身后的辽朝国祚
　　
　　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即位，在位46年，至1101年才驾崩，时年七十岁。如果是个锐意治国的皇帝，活到古稀之年肯定是王朝福份。但辽道宗在位日久，沉湎酒色，虽然在写作方面有那么几下子，真正的文功武治都很不及格。特别是他统治后期的皇后案、太子案，株连甚众，大臣戮死，从根本上伤动了辽朝的元气。
　　皇帝爷爷一死，萧观音的孙子，时年已经二十六岁的耶律延禧即位。
　　估计是承袭了爷爷奶奶的显性遗传，耶律延禧即象萧观音那样能歌善诗，又像耶律洪基一样酷爱打猎，渔色不已。现在的河北张家口坝上有一个安固里淖旅游区，在辽朝时其地名为鸳鸯泺（安固里淖蒙古文原意也是鸳鸯湖的意思），是辽国帝王最喜欢游猎的地方。当时的鸳鸯泺美丽似仙境，湖水充盛，草原广阔，走兽成群，飞禽四集，环境还没有因垦荒而遭到破坏，比起今日的情景要壮观百倍。据《辽史》所记，仅此一处，天祚帝在位时就带大队人马来过七次，“捺钵”游猎。契丹语“捺钵”即“行走”的意思，在王都之间往来巡视，主要是游猎取乐。
　　天祚帝耶律延禧游牧民族天性难改，很喜欢打渔射猎。当时的鸳鸯泺湖广八十多里，水面飞禽无数。天祚帝常派成群的卫士以鸣鼓惊吓飞禽，待湖面上方的天空遍布天鹅等禽鸟时，就会亲自纵放一种名叫“海冬青”的俊禽。“海冬青”是一种隼类猛禽，能够由人饲训，放飞后直飞霄汉，搜寻目标后，会箭一般直落，以利喙啄落天鹅。辽帝左右卫士此时会蜂拥而前，手执尖锐的“刺鹅锥”一阵乱捅，获得第一只鹅头的人会获以丰厚赏赐，皇帝也会“与民同乐”，大摆“头鹅宴”。
　　好玩是好玩，但谁也不曾想那爪白体健的大鸟“海东青”正是辽国灭亡的“勾命鸟”。
　　“海东青”只在当时女真部落出产。深受辽国契丹人盘剥的女真人每年都要大量进献上好的“海东青”作为贡品。索贡的辽国使臣“银牌天使”也凶横残暴，以皇使身份到处搜刮勒索，理直气壮地污人妻女，并常常去榷场中强买强卖女真人的贡品，还找乐似地称之为“打女真”。
　　“仇恨的怒火”暗中蕴积，只待机会炽然燎原。
　　公元1112年（辽天庆二年）2月，天祚帝大老远地游幸到混同江（松花江）钩鱼玩耍。依照辽朝礼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长此时都要来拜会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间，天祚帝喝得高兴，命各位头人挨个跳舞助兴，偏偏有个生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一脸沉静，推辞不能。这种举动，比起现在领导劝酒不喝要后果严重得多，大皇帝给小蛮酋面子让他跳舞取乐，是天大的面子，阿骨打竟敢说不会跳，简直就是找死。当其时也，天祚帝的酒劲再高一点儿或再低一点，一恼一怒一挥手，完颜阿骨打的脑袋肯定在十秒内就会搬家。估计是天祚帝老远游玩，一路心情不错，看见这个黑乎乎的傻大个一脸憨直，也就挥挥手作罢。这下可好，不仅仅是养虎贻患，简直就是留了一个自己王朝的掘墓人。历史，有时仔细思之，就是大人物们心血来潮的偶然性，电光石火，一念之差，就可以更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
　　公元1114年冬天，完颜阿骨打汇集周围女真部落，以区区二千五百兵马，一举攻下辽国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大破辽国万余正规军。辽天祚帝又惊又怒，自率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完颜阿骨打当时只有两万兵，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两军相会，女真战士以一当百，锐气正盛，竟把辽军杀得尸横遍野。天祚帝亏得多年打猎练得一身好骑术，一天一夜竟能狂逃五百里。
　　1115年正月，才起兵几个月的完颜阿骨打就建国大金，从一个土酋长摇身变为“金太祖”了，尽有辽河以北土地。
　　南朝方面，当时的宋朝正是大画家宋徽宗赵佶当皇帝。北有天祚帝，南有宋徽宗，这两个活宝都是顶级文学艺术大师，在政治上也是顶极的昏庸无能。无能归无能，宋徽宗一帮宋朝君臣对当年石敬瑭割给辽太宗耶律德光的“燕云十六州”一直耿耿于怀，本想来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直到1118年，看见大辽军被金军打得快趴下，就秘密与金国签订夹攻辽国的“海上之盟”（宋朝使者常从山东经海道赴金国密谈，故有此称），双方约定事成后以长城南北为界，“胜利”后宋把每年给辽国的“岁币”转与金国。
　　宋国君臣当然不乏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指明，舍此已经汉化得和宋人差不多的“友邦”，竟和“茹毛饮血”还处于奴隶制状态下的金国为友，化柔国为强邻，绝非国家之福。大画家赵佶当然听不进去，大公公童贯等人又一个劲儿地窜掇他“开疆拓土”，于是宋金双方夹击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辽国。
　　七十万大军溃败之后，本来是正统皇帝的天祚帝只得逃入夹山（今内蒙中部武川境内），东躲西藏和金军打起游击战。仓惶败退间隙，天祚帝仍旧不改往日闲兴，还常常带着从人打猎饮酒为乐。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见国事蹙窘，皇帝又畋游无忧，忠臣能将广遭疏斥，便做诗讽谏：“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女真。不如塞却奸邪路，选取好人；直是卧薪尝胆，激壮士之捐身。便可以朝清漠北，夕枕燕云。”诗格虽流于平直，但忠心忧国之气盎然纸上。
　　久之，见诗词献上天祚帝没什么反应，文妃又上诗一首：“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宫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此诗一上，“天祚见而街之”，认为是讽刺自己柔弱无能，听由强臣摆布，恼怒之下，不久下令赐死文妃萧瑟瑟。
　　不到十年之间，金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接连攻下辽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西京大同府（进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虽然1124年完颜阿骨打病死，但金灭辽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其弟完颜吴乞买（金太宗）联合西夏，马不停蹄穷追本来想逃往西夏的天祚帝。最后，公元1125年，在东躲西逃了五年之后，金将完颜娄室在余睹谷（今山西应县）抓住了正饿得大嚼地上肮脏冰雪充饥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至此，辽灭。
　　辽朝自耶律阿保机称帝，共历八帝，当国二百一十年。
　　辽国灭亡后，先行西向的皇族耶律大石在西域一带却进展顺利，在伊梨河谷受到早年同宗部落的拥戴，大败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此后，他挥兵西进，胜报频传，击破西域诸国十多万大军，并于11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改元延庆，史称西辽。三年后，耶律大石定都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坦境内），改元康国。他即位后，东行的军队伐金很失败，人马死伤大半；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是“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在耶律大石强有力的打击下俯首成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又是进士出身，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王朝的官方文字语言也是汉字和汉语。而后，西辽男帝女后统治八十多年。元朝兴起后，西辽夹在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间，又值被成吉思汗灭掉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以驸马身份篡夺了西辽国政，很快招至蒙古大军进讨。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
　　契丹族在历史上人口最盛时达一百多万，金灭辽后，契丹成为被统治民族。元灭金后，女真、高丽和契丹就都变成“汉人”了。
　　天津宝坻是有耶律各庄，村民多姓刘，正是耶律的汉姓。此外，宝坻又有达子庄、哈喇庄，蓟县有科科在、律家庄等等，皆可能是契丹后裔留存于今的踪迹。西辽的契丹人统治初期虽然自己信奉佛教，但并未强迫当地的伊斯兰人放弃信仰。屈出律篡权后，强迫推行佛教，很快就遭受到当地人与蒙古人的联合打击而灭亡。此后，剩余的契丹人就慢慢伊斯兰化，融合并消失于当地民族之中。但契丹对西方的影响一直不可小视，俄语和拉丁语一直以“契丹”称谓中国，阿拉伯兵书也把火药称为“契丹花”。契丹人惟一未被别族同化的族群，可能仅仅是现在的达斡尔一族。但这仅仅是学者根据达斡尔人的日常习俗、传说故事、崇尚风俗以及通婚礼仪等等进行推测而出的假设，不是定论。
　　话说回头。萧观音以白练自缢死后，当时的辽道宗依旧恼怒自己戴了绿帽子，让人把萧观音尸体扒个精光，随便裹个苇席草草埋葬。天祚帝继位后，一方面族杀诬害自己父亲的诸大臣，一面又把奶奶的尸体刨出，重新洗沐装裹，遍体皇后衣饰，以“宣德皇后”的名号把奶奶与爷爷辽道宗合葬在一处。金兵凶蛮，对辽朝又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民族恨，攻灭辽国后大毁京城，遍挖辽国皇族陵寝，萧观音的尸身又被刨掘出来，剥去身上金玉，任由牛马践踏。“自古红颜多薄命”，香消玉殒过后，女诗人仍旧不得安生，灵魂竟无安生之地。
　　清朝风流倜傥一时的王孙纳兰性德惺惺相惜，作词追悼萧观音，叹道：
　　六宫佳丽谁曾见，层台尚临芳渚。一镜空潆，鸳鸯拂破白萍去。看胭脂亭西，几堆尘土，只有花铃，琯风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