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十二帝

心中之神

附武则天武周则天
　　
　　 简略叙述过高宗李治后，我们便转入这一部分的真正主角——武则天，其实李治身居帝位的时间并不短，贞观二十三年（649）即位，弘道元年（683）辞世，但初期是长孙无忌手中的木偶，随后又被武则天握在手中，两人一同上朝理政，武则天名义上是“辅政”，其实却是专政，而李治连个“辅”字都谈不上，不过是陪位皇帝而已。
　　 之所以称武则天为大帝，是因为无论是帝王权术之丰富、治理国家之才干、一生功业之丰厚，武则天和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康熙大帝相比都毫不逊色，而在某些方面犹有过之，若论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作为女性的武则天比所有的男性帝王遇到的更多，由此更可见出她的卓越，所以她也完全当得起一个“大帝”的称号。
　　 后世对武则天褒贬不一，传统史籍则是贬远远大于褒，甚至把她作为女色祸国的反面教材，原因虽然有多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女性不许当家做主人的宗法制度，另外就是她手段的血腥残酷。而武则天因为在一个“不允许”的宗法制度下做出了“不允许”的事——称帝、立国，自然要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荆棘血染帝王路”又有多少是她天性中所情愿的?不过是她所处的大环境逼迫造成的。
　　 如果说武则天用姿色俘获住浪荡子李治的心，在宫中又用离间计和苦肉计扳倒萧淑妃和王皇后，体现的不过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女性的手段，那么在随后使自己成功登上皇后宝座并铲除连唐太宗也徒唤奈何的长孙无忌功臣集团这些事上，向世人展现的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长孙无忌这位时隐时现的神龙型人物。
　　 一、智除权臣
　　 1.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历来的历史资料中都被不恰当地忽略了，只因为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世绩、李靖这些勋臣名将身上的光辉太强，而实际上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长孙无忌就成为大唐帝国权力核心的灵魂人物，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他是唐太宗最亲密的战友也不为过，当然他从未叛逃过。
　　 长孙无忌是太宗李世民的发妻长孙皇后的哥哥，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只郎舅关系这样简单，而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即便没有郎舅关系，二人也会很亲密，如高祖李渊和他的宠臣裴寂那样，只不过有了这层关系后，二人的亲密程度便愈加不可分了，而且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关系是房、杜、魏、李这些名臣名将再建立十倍的功业也无法赶上的。
　　 李世民自晋阳起兵，长孙无忌便紧紧追随于李世民左右，成为他的心腹和左右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开天策上将府治事时，长孙无忌任比部郎中，掌管秦王府的刑罚和财务，官虽不大，却很显要，在发动兵变一事上，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在房、杜二人被李建成用计调离秦王府后，长孙无忌的重要性愈发突显出来。也是李建成看走了眼，认为“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却忽略了平日不显露山水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又和尉迟敬德力劝李世民，并以离去相要挟，迫使李世民决策起兵，长孙无忌才是“玄武门兵变”的幕后决策人。
　　 李世民称帝后，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唐初有尚书、中书、门下三个权力中枢机关，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没有明朝那样重要，这也是长孙无忌的聪明处，不与功臣争名利地位，因为他的地位是超然的、唯一的，和职位关系不大，该隐蔽锋芒时就退身到幕后，这正是他心机深沉处。
　　 太宗因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倒是觉得愧负他，便任命他为尚书省右仆射。因为太宗任过尚书令一职，所以以后人臣没有出任尚书会的，仆射就成为实际上的尚书令，也就是要让长孙无忌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资治通鉴》如是记载：“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决策兵变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
　　 长孙皇后是位极有远见的智慧女性，她担心自己家庭势力过大，会招来嫉妒，而盛极必衰的例子更是太多了，坚决替长孙无忌辞去右仆射一职。太宗却为了表示自己感激的心情，绝不收回成命，长孙无忌既明白皇后的苦心，自己也不愿意站到风口浪尖上，屡次苦求辞职，长孙皇后对此事更是不肯放松，太宗无奈，只好罢免了长孙无忌的右仆射一职，又给他另一种荣耀“开府仪同三司”，就是说虽然没有尚书、中书、门下三司长官参议国政的宰相职权，府衙、人员配置和礼仪却是一样的，而唐朝的“开府仪同三司”这项特殊的荣耀就是从长孙无忌这是开始的。

后来太宗还是封拜长孙无忌为司空，知门下、尚书省事，长孙无忌依旧苦苦推辞，太宗却坚定地说：“朕得公，遂得天下，公其无让。”这可以说是太宗的真实想法。在他心里，长孙无忌始终是功臣中第一。太宗还让人做了一首《威风赋》的曲子赐给长孙无忌，来形容长孙无忌的功勋，当时有一首《秦王破阵曲》是展现太宗冲锋陷阵的神威的，用这种方式来给一位臣子歌功颂德确实有些过格了，所以其他勋臣无人享受到这种近乎僭越的待遇。长孙无忌位居三公（司空、司徒、太尉为三公），又成为真正的宰相，不可能不成为功臣集团的首脑人物，不过长孙无忌始终和太宗坚定地保持一致，从未反驳过太宗的任何决定。只有一次太宗突发奇想：要把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剌吏，而且子孙代代世袭，如同两汉大封诸侯一样。此事却被长孙无忌坚决顶住了，这也是长孙无忌惟一一次公开对抗太宗的首意，然后便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了。
　　 在封建社会里，拥立一个人做皇帝就是一个人所能建立的最大功勋了。这个人也被称为“佐命元勋”。长孙无忌先是决策玄武门兵变，已建立一次“殊勋”，所以尽管他没有李靖、李世绩攻城掠地、平灭敌国的赫赫战功，也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这些人辅佐太宗治理国家的政绩，在太宗的功臣里却位居第一。在拥立李治这件事上，长孙无忌再建殊勋，高宗李治明白自己的帝位完全是舅舅送给自己的，对长孙无忌的感恩之情可想而知，而长孙无忌作为一代权臣的迹象也完全显现出来。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是太宗和隋炀帝的女儿所生，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型的人物，太宗认为他很像自己，晚年经常想废李治改立李恪，却受制于长孙无忌没能如愿，吴王李恪因此对长孙无忌恨之入骨，李恪在中外臣工中威望也很高，被认为是继承太宗大业的不二人选。长孙无忌因此对李恪充满敌意，害怕有人拥戴李恪争夺帝位，准备找机会除掉他。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妻子高阳公主谋反，长孙无忌亲自审理这桩谋反大案，在审理过程中，他威逼利诱，让房遗爱攀扯毫无关系的李恪为同谋，李恪因此被赐死。虽不明内情的李治却不忍心杀害自己的哥哥，在宫中对近臣大哭说：“吴王是朕的哥哥，朕想求他活命，可以吗?”然而此时决定人生死的已不是皇帝，而是太尉长孙无忌了。吴王李恪临刑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残害忠良，社稷有灵，他也快要灭族了。”应该说李恪是当时清醒地认识到长孙无忌蜕变为权臣的少数人之一。当然对此认识最深刻的还是唐太宗，而且也做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暗伏下一路奇兵——李世绩，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在最后的日子里向李治交待后事，他对李治说：“李世绩才智有余，不过你待他没有恩德，恐怕不能让他对你尽忠。我现在贬他的官职，如果他赴任，等我死后，你马上任命他为宰相，要亲近他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就该杀掉他。”于是太宗便把李世绩贬为叠州都督，李世绩接到任命后，连家都不回，直接奔赴叠州。一向对部下推心置腹的太宗被逼无奈，居然玩起了一向不耻的权术。
　　 高宗李治虽然不明白父皇的用心，刚一即位，还是马上任命李世绩为尚书省左仆射。随后这路奇兵在立后一事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在立后问题上，李世绩作为宰相、开国元勋，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却始终一言不发。这种态度对李治是种安慰和鼓励，对长孙无忌等人却是一道无形的障碍。当李治宣召宰相和重臣们入宫讨论立武则天为后时，李世绩索性称病回家了。而在高宗最后已经绝望，准备放弃时，李世绩却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这虽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是一种支持和保障——来自李世绩和他所统领的全国军事武装力量。
　　 高宗李治敢于强行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正是因为得到了这种强大的安全保障，当然能看出这一点并果敢地采取最强硬的行动的不会是只会啼哭的李治，必然是从太宗身边积累了无数政治经验的武则天。这样一来，李治和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功臣集团已经处于对立的态势，决裂在所必然。长孙无忌如果不是忌惮李世绩和他的军队，完全可以强迫高宗收回立后诏旨，如同他说服太宗收回分封功臣子弟到各州做世袭刺史的圣旨一样，如果李治不从，长孙无忌完全可以废黜他，理由足够充分——立父皇的才人为后，是为乱伦大逆。然而没有李世绩的支持，长孙无忌既不敢强皇上所难，更不敢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古人比今人认识得更加深刻，长孙无忌虽然一生掌控大唐帝国的政权，但他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未带兵打仗，在军队中没有影响，而李世绩早就成为大唐军队的领袖人物，更是大唐的军魂，他的意向完全可以决定军事力量的向背。长孙无忌平时可以利用皇上的权力控制军队，但当李治——实际是武则天要独立掌控皇权时，长孙无忌才发现没有军人的支持，政府的权柄简直脆弱不堪，所以他也只有默默地遵从李治的旨意。在这一重大回合中，是缄默的李世绩挫败了长孙无忌，更是唐太宗的深谋远略发挥了作用，最关键的还是武则天发现并充分利用了这种力量，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一胜利从内宫走到外廷，开始了她一生的政治生涯。

2.还施彼身
　　 尽管有李世绩和军队的支持，在中央政府中长孙无忌的功臣集团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好在功臣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舍人李义府、王俭德、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人一直受到长孙无忌的压制，心中不满，更想投靠武则天，打压长孙无忌然后取而代之，许敬宗和李义府更是最早上章请求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人，也是立后运动的中坚分子。
　　 武则天知道自己与长孙无忌已然冰火难容，她借用功臣集团中的异己分子，再次施展霹雳手段，暗中授意许敬宗指使洛阳人李奉节上书告长孙无忌谋反，时当显庆四年（659）四月。永徽元年（650）便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当时的反应是“立命斩之”，仅隔九年，李治再次听人告舅舅谋反，虽然不相信，心里却有了疑虑，他说：“怎能有这种事?舅舅受小人蛊惑，产生小的误会和隔阂倒可能，何至于造反。李敬宗把自己精心伪造的长孙无忌谋反的罪状呈给李治看，李治看后完全相信了，内心慌乱，不知所措，问许敬宗：“兹事若实，如之何?”（如果此事属实，怎么办?）许敬宗恐吓李治：此事如果不速下决断，会像隋炀帝被宠信的大臣宇文化及所弑那样，后果不堪设想。李治对舅舅的拥戴功德毕竟还有感激之情，便叫许敬宗深入调查，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许敬宗第二天便拿出更详实的证据，坐实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罪名，并请求李治下旨收捕长孙无忌。李治再无怀疑，却坚决不肯杀害自己的舅舅。品行虽不佳，却知识渊博的许敬宗替李治出了个主意：效仿汉文帝处理自己的舅舅薄昭那样。
　　 当年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长安即位，舅舅薄昭立下拥立大功。与李治和长孙无忌的事例虽不完全相同，倒也有很大的可比性，后来薄昭恃功骄倨、杀人犯法，汉文帝既不想依法诛杀舅舅，又不愿因此败坏法纪，两难之中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让公卿大臣们到薄昭府上为活着的薄昭哭丧，哭过几次后，薄昭只好自杀了。这种办法真是只有睿智无比的中国古人才想得出来，可惜都毫无价值地浪费到政治斗争中了。
　　 这个建议李治也不想采讷，干脆来个难得糊涂，不再查实这桩谋反要案，也不说明理由，便罢免了长孙无忌的官职，收回给他的封地，把他贬为扬州都督，这只是个虚名，然后把长孙无忌安置在黔州，所谓“安置”就是派当地官员拘管，形同软禁。薪水按一品大员的标准按月发给。
　　 在这桩莫须有的谋反大案的处理上，体现出武则天高超灵活的政治手段。首先她用人得当，许敬宗人品道德虽不怎样，却学问渊博，办事能力超强，把一桩没影的谋反案捏造得毫无破绽，至于李治的反应早已在她意料之中，最后的处理方法与其说是李治糊涂，莫不如说正是武则天想要的，这件事既微妙却也最难办的地方在于：既要诬告长孙无忌，又不能大规模彻底调查，只求李治一人相信才可以，诬告不难，让李治相信也不难，但要真的证据确凿，使中外大臣信服却根本做不到，而长孙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许敬宗语），如果一旦被逼无奈，拼死反击，也很难说孰胜孰负。李世绩虽然不满长孙无忌的跋扈，支持皇上，但真要在天下人面前硬给长孙无忌栽上谋反大罪。李世绩也不会坐视，原因很简单：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毕竟都是开国元勋，虽然文武两途，志趣不合，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于是天下“服其智”、“畏其威”的三十年宰相，两朝元勋，便在毫无根由的情形下被免职放逐，几个月过后，许敬宗派亲信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到黔州逼迫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功臣集团就此树倒猢狲散了。
　　 后来也有些人提出疑问：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为什么不在生前解决这件事?反而受制于长孙无忌。武则天却能在短期内便铲除了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难道说唐太宗会比不上武则天?其实这和两人的政治能力无关，太宗晚年力求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并要保证自己和下一代之间权力的和平过渡，真要拔除长孙无忌这些人固然容易，但朝廷官员大换血，势必中外骚乱。而太宗和长孙无忌三十多年的深厚感情也令他不忍痛下杀手。武则天全无这些顾虑，一朝天子一朝臣，她正想搬掉长孙无忌这些碍手碍脚的元勋重臣，然后提拔扶植一批忠实于自己的臣工。至于会否引起朝廷动乱，她也有能力更有时间加以平息，当然她还是小心控制着局面，没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二、打压贵族
　　
　　 在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长孙无忌这一派提出两大理由：其一武昭仪是侍奉过先帝的人，其二则是武昭仪出身寒微。
　　 其实前一条理由根本不成立，武则天侍奉过太宗皇帝尽人皆知，如果在此事上较真儿就不是立不立后的问题，而是武则天根本不能再“侍奉”李治，当初就不该让她进宫，进宫后也应该乱棍打死，因为她已诱使高宗犯下乱伦大罪，后来骆宾王在著名的《讨武瞾檄》中给武则天宣布的一项重罪就是陷太宗、高宗父子于“聚麀之秽”（父子共占一个女人的兽行）。长孙无忌等人对此尚觉得可以容忍，以此为理由反对她当皇后就显得不够充分了。后一条“出身卑微”，不堪母仪天下倒算是一条正当的理由，武则天也因此恨透了那些自视高贵的贵族嘴脸。
　　 武则天其实也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武士彟既是李渊入关的从龙元勋，更做过荆州都督这样的大官，但因为武士彟以前是木材商人，祖上更没出过公卿一类的大官，所以在唐初依然只能属于“寒族”阶层，备受贵族的冷落，而贵族和寒族之间既不通婚也不来往，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魏晋以来所盛行的门阀制度。所谓“门阀”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的门槛有多高，门楣有多长，衡量的具体标准就是：这个家族出过多少显要的官员，举例而言：后汉的袁绍家族四代里出了三个三公，而家族里在朝廷内外任卿、大夫、刺史的有几十人，所以袁氏家族被称为“四世三公”，大儒杨震的后代也是代代有人任公卿，袁、杨两个家族便成为当时贵族的领袖，这样的家族是最有分量，也最令人羡慕的，也可以说他们两家门槛最高、门楣最长。贵族当然不会只有一两家，其他家族虽然所出公卿的数目少一些，但只要连续几代都有人在朝中任显要的官职，最好是封公封侯，就可晋身贵族阶层了。当然排名要靠后一些，在朝廷上所得到的待遇要差一些，但也统称为“名门望族”，东晋时的王、谢两大家族就是如此，我们只消简单翻翻《晋书》就不难查出：朝廷上的显要官职已被两大家族瓜分一空，惟一的区别就是两个家族哪个占的多一些，至今我们依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光大门楣”，实际是说一个人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家族的“门阀”增加了分量，在古时这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光荣。
　　 自魏晋以来，选人授官的惟一标准就是此人出身哪个家族，这个家族“门阀”如何?衡量的精度与准度决不亚于现在的公平秤。于是有权势的家族越来越有权势，而没有“门阀”的寒族也几乎没有出头之路了。于是如同贫富差距一样，权势和地位也形成巨大的两极分化，也一直有人感到这种用人制度不合理，却积重难返，一直到唐初也依然如此。
　　 出身贵族的人可以不必受“十年寒窗”之苦，因为仕途早已为他铺平。王羲之是著名的“书圣”，他就是出身于王、谢二族的王姓贵族，早年朝廷征召他作官，他喜爱山水，拒不应召，后来有一天忽然犯了官瘾，向朝廷点名要官作，朝廷也就按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右领军将军，就是因为王家够分量，王羲之就有这个资格，所以后人称他为“王右军”，其实他根本没带过一天兵。
　　 武则天之所以痛恨门阀制度，就是因为她身受其害，她更知道那些贵族阶层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自己这位“出身寒微”的国母，要想得到贵族们的忠心拥戴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如同利用许敬宗等人打击长孙无忌一样，采取另一种措施：打压贵族，提拔和自己原属同一阶层的寒族，以求得他们的忠心拥戴。
　　 魏晋以来每一代都会编一本《氏族录》，上面排列着各大家族的排名次序，也是每个人授官、升官的资历标准，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氏族录》，对贵族进行重新排序，主要是把追随李渊入关的陇西贵族排到前面，而“武”姓却未被收录进去，此时已成为武则天心腹的许敬宗也怨恨自己未入“士流”（贵族），便上书要求修改《氏族录》，以后族武姓为第一等贵族，武则天当即批准，下诏重修《氏族录》并更名为《姓氏录》，而进入《姓氏录》的标准便是各人在唐朝的官品高下和功劳大小，而不去考查他祖上出过何等显赫人物。如此一来，一些出身寒微的军人也因军功官到五品而进入“士流”，而先前这道大门对他们是永远关闭的。此事在朝廷内外反响很大，寒族知识分子固然欢欣鼓舞，被压迫了数百年之久后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原先的贵族阶层却愤恨不已，讥笑《姓氏录》不是贵族录，而是赏军功的“勋格”。

心中之神

修订《姓氏录》对武则天的政治生涯起到了奠基作用，使她赢得了广大低下层知识分子的忠心拥戴，所以后来无论她以残酷血腥的手段清除唐朝宗室、贵族，还是废唐立周，自行称帝，都没遭到过有力的反击。
　　  
　　 三、莫动禁脔
　　 很难确定武则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称帝的念头，但绝不是如时下电视剧《至尊红颜》里贾静雯所说的那句轻佻又令人倒胃的话：“皇帝?我也能做啊!”这哪里是武则天，距赵飞燕还有十万八千里哪。
　　 不过武则天对权力却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占有欲，权柄就是她的禁脔，任何人都不许碰上一碰，据《资治通鉴》记载：“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众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高宗或许想起自己曾强行下诏，越过长孙无忌立武则天为后的成功先例，便想故伎重施，秘密宣召西台（武则天改中书省为西台）侍郎上官仪，命他草诏罢黜武则天，武则天闻讯后赶来，对高宗自诉执政的功劳苦劳，李治反倒羞愧，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结果上官仪被灭门抄家，女儿上官婉儿被没入宫中为婢，后来被武则天培养成一代才女兼政治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对丈夫如此，对自己亲生儿子也不例外，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的长子李弘自小被立为太子。史载他“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上大夫，中外属心”，这就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他又多次上书奏请一些事情，有意参政议政，更是把手伸到禁脔上了。武则天因此痛恨起自己的儿子来。李弘不知进退，一天在宫中看到被囚禁于掖庭的萧淑妃所生的义阳、宣城二公主，三十多岁还没有嫁出去，境况窘迫，动了恻隐之心，马上奏请武则天要求为二公主选驸马出嫁。这就触动龙鳞了，李治答应了，武则天却大发雷霆，当天就把两位公主嫁给两个又老又丑、娶不起老婆的士兵，作为羞辱性的惩罚。只是便宜了这两个老兵，平白无故地得到两朵金枝玉叶，也算是驸马爷了。而太子李弘当晚便在合璧宫暴病身亡，当时人都认为是武则天毒杀了李弘。
　　 李弘死后，被敢痛而不敢言的高宗下诏追谥为“孝敬皇帝”，但大唐的帝王谱中却没有他的位置。武则天随后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仅仅过了五年便又以李贤喜好声色、奢侈无度、密谋造反的罪名把他废为庶人，并关押起来，随后流放巴州，四年过后派丘神绩到巴州将李贤杀害。
　　 武则天杀害两个亲生儿子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其实母亲也绝没有任何理由杀自己的儿子，“虎毒不食子”的戒律被武则天打破，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武则天潜意识里把要触摸和能触摸——哪怕是以后——到自己权柄的人都视为仇敌，不幸的是只有她的儿子才能成为太子，才能接近触摸到皇权，所以武则天和儿子的母子关系简直转变成了天敌的关系，一个人对一件事物迷恋过深，往往就会淡薄骨肉亲情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何况权力这种比海洛因更令人上瘾中毒的致命毒剂。
　　 武则天废黔李贤后，又于永隆元年（680年）立英王李哲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遗诏令太子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处理）”。

心中之神

武则天虽然始终独自兼政，但用的还是丈夫的名义。李治一死，武则天只好让太子即位为帝，而自己也只能退居为皇太后了，好在高宗遗诏中有军国大事“取天后进止”的字样，武则天借此握牢权柄，不肯放手。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本来母子两人可以像李治和武则天那样相安无事，就是说武则天可以利用儿子的名义施政，这也是吕后、慈禧先后用过的法要。然而中宗皇帝位子尚未坐稳，便耍起皇帝的派头，要封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宰相），又要封自己乳母的儿子为五品官，宰相裴炎坚决反对，中宗赌气地说：“我就算把天下给韦玄贞有什么不可以?你倒吝惜一个侍中的官职。”被惊呆了的裴炎马上去报告武则天，武则天以其一惯的迅雷不及掩耳的作风马上派人率羽林军去抓捕中宗，降旨把中宗废黜，降为庐陵王，中宗没能把天下给自己的岳父，却因一句年少负气话失掉了江山，开始了他惨痛凄凉的流放生涯。
　　 武则天废黜中宗后，又立自己亲生的最小的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让他居住在别殿，不让他参与任何国家事务。至此，武则天与丈夫、儿子之间的权力斗争才告一段落。
　　  
　　 四、酷吏风云。
　　 在与丈夫和儿子进行的权力争夺战中，武则天认识到：无论自己作为“天后”还是皇太后，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始终握持权柄，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称帝。当上皇帝自然就可永久握有权柄，至死方休。然而莫说从古至今没有女人称帝，就是继承法上也只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八字标准，她若想称帝，真的只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一件开天辟地所未有的壮举。这项工作难度之大令人不敢想象，所以她之前的吕后没敢做，她之后的慈禧也没敢做，不是不想，而是太难、太累，成功的概率又极低，得不偿失。武则天却属于精力弥漫，无处发泄那种类型的，所以既不怕难、也不怕累，真就冒险去做了。
　　 当然她没有先建帝号，让自己成为天下人攻击的靶子，而是预先找出那些可能对自己称帝构成威胁的目标，然后加以血腥的清洗，第一批目标就是李唐皇室宗族，然后便是那些忠于唐室的贵族和显要。这项清洗工程不仅浩大，而且残酷，不是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所能胜任的，所以武则天虽然培植了许多亲信大臣，还是要另外找些粗鲁残暴、嗜血如命、天良丧尽的人来完成这项特殊工程。
　　 皇帝和大臣们的关系其实和现在的市场供求关系差不多，君主需要什么样的臣子，就会有相应的臣子应运而生，保障皇上的需求。皇上是买，大臣是卖，都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武则天正犯愁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批有特殊天分的“奇材”，尤其是天良丧尽的奇材委实不多见。然而大唐朝的天公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材”，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批“嗜血如命、天良丧尽”的酷吏们便应运而生，源源不断供应到武则天手上。
　　 《新唐书·酷吏列传》中列出了一些著名的酷吏，我们且先看看这些酷吏的出身来历。索元礼，西域胡人；来俊臣，无业游民，曾因抢劫入狱；周兴，自小熟悉法律，原是尚书省的小吏；侯思止，无业流民；郭弘霸，宁陵丞；周利员，钱塘尉……
　　 可以看出这些酷吏不是贫，懒，不事产业的无业者，便是低下层小官吏，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天性残忍”，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即无职失，便无所患，在武则天重金高官的悬赏下，岂能不踊跃而上。残忍是需要付出良心和道德的代价的，纳粹的灭绝营至为残忍，可也有许多看守精神崩溃，就是不堪良心和道德的重负，而索元礼、来俊臣这些人“天性残忍”，全无良心和道德的负担，便使得腥风血雨充斥朝野。
　　 索元礼是第一个酷吏，他最擅长的是用铁笼子罩住犯人的头，然后往头上钉楔子，一直到脑袋裂开死去为止，他每审讯一人，必逼迫此人攀引别人，然后再令此人乱攀，有时攀引数百人尚未终止，凡被牵连到的人结局只有一个：灭族。所以一时间“衣冠气褫”，就是说士大夫们都垂头丧气，恹恹不振，后来他民愤太大，武则天为平息众怒，把他下到狱中问罪，他不肯服罪，拷问他的狱吏说：“把大人的铁笼子拿来。”索元礼听后马上便乖乖认罪，不久便死于狱中。

心中之神

索元礼之后，来俊臣接踵而起，而且也是最为凶狠毒辣的酷吏，天下人把他和索元礼并称为“来索”，他因上书诬告珍■邪李冲谋反，深得武则天赏识，任命他为侍御史，专管诏狱，《新唐书》记载：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余族。生平有纤介，皆入于死。拜左台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自语。”
　　 数字是骇人听闻的，“夷”就是“灭”。来俊臣一人便平灭一千多宗室贵族的家族，而索元礼与来俊臣并称，所灭的家族即便比不上也不会差很多，其他一百多位酷吏自然也都有突出的政绩，加在一起怕不有三四千家之多?虽然现在难以考证出当时宗室贵族、士大夫的数目，但如此庞大的数目还是令人难以置信，也可能中国古时的史学家只是专长文史，数学课根本没入门（事实上古时也确实没有算术这门课），所以史书上的数字都是概而言之，如果当真反而要糊涂。不过经过这几轮酷吏的血腥清洗，“唐宗室殆尽矣”。这个结论是肯定的，这也正是武则天所想要的。
　　 来俊臣在酷吏史上还有一大突出表现，就是和手下大小酷吏们仔细揣摩，编出了一本《罗织经》。这是一本专门教人如何告密，如何编造证据，从而致人于死地的教材。酷吏每个朝代都有，只是到了来俊臣手上，把各种手段理论化、专业化了，而且提升到“经”的高度。来俊臣倒真有做《酷吏学》鼻祖的野心，可惜他也不过是一枚棋子，当弃时便被毫不犹豫地弃掉了。
　　 在所有酷吏中，来俊臣被任用得最久，作恶也最多，只是到后来，他野心膨胀到极点，自以为天下无人不慑服于他的淫威，居然要把权高位重的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也罗织进谋反案中，还要告皇太子和南北牙（宦官衙门和朝臣官署）一起造反，意欲把武则天外的所有朝廷官员一网打尽，进一步便夺取帝位，结果被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所告，斩于西市，处斩之日，市民争相抉眼、摘胆、割他的肉吃。人人奔走相告：“从今以后睡觉时背可以贴着床了。”
　　 酷吏政治也是武则天最为后世人所诟病的，然而酷吏政治不只是一种施政手段，更是武则天改朝换代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只不过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攻城野战，而是针对朝廷中上层官员和皇室宗族展开的大清洗，综观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前朝宗室和忠于前朝的贵族和士大夫也都被杀戮殆尽，只不过都是用军队进行集体屠杀，而武则天却是通过酷吏来完成，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武则天废唐立周、改朝换代，流血的程度也不是很高。《新唐书》对酷吏政治这样评价：后因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就是说酷吏政治既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必要手段，也是必须的步骤。从武则天不出宫门，不用金戈便顺利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这一结果来看，这种政治手段无疑是成功的。
　　 即便在重用这些酷吏为自己效力的过程中，武则天也掌握着微妙的平衡，当一名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民愤太大时，她便将之杀掉，平息一下民愤，以免引起骚乱，而当她要清除的政敌已被惨杀净尽后，她便装出一副无辜的面孔，表示对酷吏的怀疑，诱使那些正直大臣们攻击酷吏，自己便顺从人望，开始有次序地铲除酷吏，不但挽回了影响，还在臣民中树立起“圣时天子”的威望。
　　 五、帝王权谋
　　 古时那些明君圣主——典型如唐太宗，讲求的是待臣子有恩有德，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来换得大小臣工的感恩戴德，尽心报效，唐太宗在其一生中也确是如此做的——除了临终前不得已玩了一回权术——而且也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否则武则天也不必杀那么多人来清除太宗皇帝对他们的影响了。
　　 武则天的一生却是充满了帝王权谋的一生，这也是她的性格和所处环境决定的。从天性而言，武则天属于骨肉情分淡薄的人，为当皇后她不惜亲手掐死亲生女儿，为了久持国柄，她又杀二子，废一子，对亲生骨肉已然如此，想让她对别人有恩有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她以一女性身处男性政治家的包围中，想要如唐太宗等男性帝王与臣子们正常交流，增进感情也很不方便，所以她更多的只能使用权术来笼络，打压甚至逼迫大臣们为自己效力。

武则天最喜使用，也最见成效的招法便是重奖，许敬宗是辅佐她成为皇后的最大的功臣，武则天对他的奖赏也最高，封爵拜相，赏赐无数，尽管许敬宗品行不佳，贪污受贿、劣迹斑斑，武则天依然对他宠任不衰，就是为天下人树立一个效忠自己的榜样，后来为了对付唐朝宗室，为求人告密和作自己剪除政效的爪牙——酷吏，更是高悬赏格，无论重金还是高官，都是立时兑现，绝不食言。所以《新唐书·酷吏列传》中说：“非吏敢酷也，诱之使之酷也。”倒是一针见血。
　　 武则天对大臣也是唐初著名文学家的陈子昂说过一件自己在太宗身边的事，其实正是她一生中的使用的最重要的权术。当年唐太宗得到一匹好马，却野性难驯，太宗和那些大将、驯马师都无法将之驯服，其时任才人的武则天却自告奋勇，说只要给她三件东西，就可驯服野马，这三样东西是鞭子、钢锥和匕首，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就用钢锥刺，如果还敢不驯服，就用匕首杀掉。
　　 武则天除了重奖的一面，自然还有重惩的一面，就是鞭子，钢锥和匕首——政治上的三板斧，对于重奖不能打动的人，武则天就先是用鞭子抽——贬官，待这人知道痛了再把他调回来，一般的人就会甘心俯首了，对于比较倔强的，就用钢锥刺——贬官、放逐、下狱、复职，然后再贬官、下狱、流放、再复职，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尝尽痛楚，最后意识到只有归心皇上——管他大周还是大唐——才有出路，这个人也就改造好了，如名臣狄仁杰、魏元忠就被刺得遍体鳞伤，最后对武则天还是忠心耿耿。至于那些唐朝宗室，根本没有改造的可能，武则天便动用匕首——酷吏来诛除了。
　　  
　　六、鼎革失败
　　  
　　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正式宣布改大唐为大周，大赦天下。把皇帝李旦降为皇太子，原太子降为皇太孙，武则天自称为圣神皇帝，这和曹丕篡汉，杨坚篡魏一样，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改朝换代，史称“周武革命”。
　　 不过有一点显著的不同：曹丕、杨坚篡夺的都是异姓他人的天下，武则天所夺的却是亲生儿子的天下，这一点差别却使武则天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也是她最终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武则天无论夺取帝位还是称帝施政都很顺利，这是因为她利用酷吏已清除了各种障碍，另一方面在她统治下，社会上基本属于安定的局面，经济上承继贞观之治，得到持续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保障，民心安定，所以虽有唐宗室诸王和徐敬业等人的起兵反抗，却都旋起旋灭，没能引起大的波澜。假如武则天和魏文帝曹丕、隋文帝杨坚一样是位男性帝王，她的这次改朝换代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大唐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王朝，中国历史上真的会多出一个大周王朝来。这虽然只是一种假设，但从历史正常进程的轨迹来看，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武则天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她治国施政能力比曹丕、杨坚差，恰恰相反，她比这二人要高出一个层面，她败就败在身为“女儿身”上。
　　 1.谁来承继我的江山
　　 武则天称帝后最苦恼的问题是：让儿子李旦还是侄子武承嗣来承继自己缔造的大周王朝。
　　 此时李旦已经被武则天赐姓“武”，并且作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武则天也知道血统不是改姓氏便能更换的，李旦不论姓李还是姓武，身体里流的都是李姓的血液，如果让李旦继续帝位，就等于把自己费心一生辛苦夺来的江山又拱手送给李家。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武则天都考虑废除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太子，如果侄子继承帝位，江山就真的落入自己武家了。然而她又遇到一个解不开的难题：自己亲身缔造了一个王朝，可是自己在武姓家庭中却属于外人，即便自己作帝王，武氏家庙中也没有自己的一个牌位。如果武承嗣即位，自己既入不了祭祀供奉，反而把自己弄成了孤魂野鬼。
　　 武则天就这样陷入封建建宗法伦理为女性设置的怪圈中：儿子即位，自己只能以高宗皇后而不是大周开国之主的身份享受李氏子孙的祭祀，这既非她所愿更不是她改建大周的目的，侄子即位，自己却不能入武氏太庙，身后连个烧纸钱的人都没有，更为悲惨。这个难题困扰了武则天的后半生，饶是她智慧丰赡，机变无穷，也解不了这道无解的难题。

2.人心思唐
　　 武则天虽然使用酷吏手段和高压政策清洗打压那些忠于唐室的宗室侯王和大臣，但到后来，依然不得不重用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这些名臣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这些人对自己忠心耿耿，但骨子里还是思念唐室，如果不是那道难题困扰住她，她尽可立武承嗣为太子，然后提拔、扶植一批忠于武姓的大臣。然后这一条路既然行不通，武则天也就懒得再来一次大清洗了。
　　 武则天晚年最信任的是宰相狄仁杰、狄仁杰时常以“母子亲”还是“姑侄亲”的基本道理劝说她把国家交给儿子来继承。这道理虽站得住脚，但从历史所记载的武则天所作所为来看，她对侄子的亲情倒是远远比对儿子多得多。也不知是她老来忽发母子真情抑或是狄仁杰的话打动了她，武则天最终决定把国家交给儿子，但继承人却不是皇太子李旦，而是曾登过帝位又遭废黜，降为庐陵王的李哲，圣历元年（698年），九月，武则天正式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原皇太子李旦改封相王。
　　 武则天的这一举措实际是向天下人昭告：周武革命已将终止，唐室复辟不过是时间问题，她虽然也赐李哲姓武，但谁都知道一旦武则天过世、太子即位，第一件事不是改元大赦，而是恢复自己的李姓了。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居于深宫，数月不见宰相，只有她的两位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出宣诏命、在宫中处理国家政务，大臣们一向痛恨这二人，害怕他们趁武则天病重，窃弄权柄，擅作威福，甚至假传圣旨诛杀大臣引发祸乱，宰相张柬之便联合大臣中召右丞敬晖、司农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已和右洞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玄武门攻入宫中，一直到武则天养病的迎仙宫，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屋檐下斩首。众人虽只是为了对付张氏兄弟、但势到如今也无法终止，索性逼迫武则天传位于皇太子，自己退为皇太后。
　　 这一年正月，李哲第二次即位为帝，改元为神龙元年，把武则天迁移软禁于上阳宫，大周终结，唐室复辟。
　　 这一年十一月，软禁中的武则天病逝于上阳宫，享年八十二岁。武则天自己给中宗下了一道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又归为李唐王朝的后妃中去了。
　　 武则天一生的是非功过很难评说，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一个大历史观：就是考察历史人物不应拘泥于一时一事，而应看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功与过。从这个观点出发，武则天作为一代政治家不仅值得肯定，而且值得赞扬。在她无论是以天后、皇太后还是大周皇帝的身份治理下的国家，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不仅上接贞观之治，更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唐代帝王中值得一提的也无非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宣宗四人而已，太宗是明君圣主，玄宗毁誉各半，宣宗虽号称“小太宗”，身处晚唐颓势，已无法和玄宗相比。武则天虽不在大唐二十帝中，但作为唐初最重要的政治家，功绩虽不如太宗、相差亦不远。其实她本来就是太宗的好门生，如果再附加考虑武则天作为女性政治家在男权至上的宗法制度里所遇到的诸多阻难，回头再来看她为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武则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