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十二帝

心中之神

宪宗李纯（778～820）
　　宪宗李纯在唐代中后期的历代君主中，堪称是最有作为，最有闪光点的皇帝。他28岁即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在这十五年里，他建立了远胜于他父亲和儿子的功业。宪宗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在形式上将唐帝国重归一统，历史上被称为“中兴之主”。
　　
　　逼父退位，万象更新  
　　
　　宪宗李纯（原名淳），是顺宗长子，母庄宪王太后。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二月生于大明宫。宪宗小时候便显得不同一般，六七岁时，德宗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是谁的孩子啊，怎么坐在我的怀里？”他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德宗听到长孙这稚气的话语，又惊又喜，不由得越发怜爱他。顺宗即位当年（805）四月，便册立他为皇太子。
　　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仅数月的顺宗便禅位给年方28岁的李纯。宪宗如此快的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宪宗以及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顺宗在位几个月，实行了永贞革新，起用了许多后进新人，损害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因此，各个政治集团联手向顺宗“逼宫”，李淳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亲手向父亲夺权，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
　　这样，在顺宗末年朝野各个政治集团斗争的背景下，宪宗即位了。当时的帝国已走过180余年的漫漫长途，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在短短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三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必定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时候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
　　宪宗刚明果断，欲奋志有为。在他即位后不久，升平公主进献女子十五人，被他严词拒绝。又过了几天，荆南的官员献上两只毛龟，作为新皇帝即位的祥瑞。但是宪宗却下诏书说：“我继承皇位，心里面珍贵的是治国贤才，而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都是虚华不实的装点。从今以后，所有祥瑞之类的事情，统统报告给有关部门就行了，不要再报告我；而珍禽异兽更是要赶快停止进贡。”刚刚即位的宪宗就显示出了对国家社稷的关心，对娱乐享受的淡漠，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增强了朝臣们的信心。宪宗即位的次年，改年号为元和，而在他的统治期间，唐朝在衰落的总趋势下有了一个短暂的上升，于是后世称赞其为“元和中兴”。
　　
　　政归宰辅，励精图治
　　
　　宪宗即位之初，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手不释卷，对身边的宰相说：“太宗创业，玄宗治理，看过国史之后，才知道我自己万倍不如他们。他们主政的时代，尚且须要宰相臣僚同心辅助，我今天哪能独自决断呢？”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往往到深夜。元和七年（812）五月的一天，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讨论治国之道。当天阳光毒辣，暑气很强，宪宗的汗水浸透了衣服。宰相们担心皇帝身体不适，都请求结束。但宪宗挽留说：“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治之要，殊不知倦也。”
　　宪宗一朝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元和元年（806）四月，宰相杜佑请求解去财赋之职，并且推荐李巽接替自己为度支、盐铁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李巽上任以后，第一年征收的赋税就与刘晏所征数目差不多了，到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入了一百八十万缗。元和四年，李巽又推荐了程异，担任杨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对江淮地区赋税之弊做了许多重大改革。后来，程异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财政的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
　　宪宗所用宰相多可谓“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尤其是宰相臣僚与皇帝同心议政施政的局面，实在是开元末年以来唐朝少有的景象。从太子监国到最后暴崩，整个元和年间，军国大权都归于宰相，于是才能使纪律重新更张，进而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唐室中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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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如此，宪宗朝的政治斗争依然激烈，宪宗皇帝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为多。面对宦官和朝臣，宪宗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但是，宪宗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支持宦官，打击朝官的势力，使得宦官在宪宗朝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影响以后几朝政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朝臣方面，虽然在打击宦官问题上具有了一定的联合，但他们的内部也充满了斗争。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就起源于此时。元和三年（808）四月，宪宗对各部门推荐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进行考试。其中有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都直言时政失当之处，毫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等人将他们归入成绩最优秀的上第中，宪宗也很欣赏他们。李吉甫因厌恶他们言词过于直切，对宪宗哭诉：“皇甫湜是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王涯对考试结果进行了审定，这些他们都没有事先主动说明。”宪宗没办法，只好贬斥了韦贯之、王涯、杨于陵等人。牛僧孺等人也长期得不到调任，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幕僚。由此，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得不到重用，便怀恨在心。宪宗以后，这些人许多都投靠宦官，重新回到了朝廷任职，甚至官为宰相。后来，他们与李吉甫之子李德裕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唐朝中央的混乱局面。
　　
　　翦除藩镇，一统全国
　　
　　宪宗的祖父德宗在武力解决藩镇问题一度失败后，一直贯彻姑息容忍、同时积聚实力的政策。到宪宗即位时，一方面各藩镇的割据气焰愈发嚣张，另一方面朝廷经过韬光养晦政策后也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所以宪宗决定采取较为主动的策略。
　　（1）第一阶段：初定三镇
　　
　　宪宗刚一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病卒。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自封为留后，上表请求朝廷追认。朝廷不许，于是他起兵包围了东川。宪宗想讨伐刘辟，但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大多数公卿们认为蜀地险峻坚固，难以攻取。只有杜黄裳和翰林学士李吉甫主张用兵。杜黄裳说：“刘辟不过是个狂妄书生，征服他不费吹灰之力。据臣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智勇双全，可以当此重任。只要陛下将军事大权交与他一人，一定能生擒刘辟。”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派高崇文和其他几路大军共同讨伐刘辟。高崇文当时有五千兵马，平时就保持着战备状态，因此一接到诏书就启程了。高崇文部队的纪律十分严明，在行军途中，士兵在旅馆吃饭时将主人家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在这样的纪律保证下，高崇文作战接连获胜，正月出兵，到九月就长驱直入成都了。刘辟被擒获，西川平定，高崇文将刘辟押送京师，将他的党羽也一并处死了。
　　永贞元年（805），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将其解职。元和元年（806）三月，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河东节度使上表请求征讨杨惠琳，部队还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他的头颅传送至京城。解决杨惠琳之叛，宪宗没费吹灰之力。
　　夏、蜀两地叛乱平息之后，藩镇诸将都极为恐惧，不敢妄动，纷纷请求入朝，表示对朝廷的臣服。镇海节度使李锜心中深感不安，也请求入朝觐见。宪宗趁机允许李锜入朝，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朝廷的威望。但是，李锜实际上并没有诚意进京，于是一再拖延行期，以生病为借口，请求年底再入朝。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李锜请求入京朝见就允许他朝见，请求不来朝见就允许他不来，这样下去，靠什么去对全国各路兵马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此话在理，于是就下诏征召李锜进京。李锜无计可施，终于谋反。宪宗颁布制书，削夺李锜的官职和爵位，并派淮南节度使统帅各路人马前去讨伐。李锜部将等人料定李锜要失败，便合谋活捉了他，并将其押送京城。最后，李锜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朝廷查抄了他的家产准备运往京城，翰林学士李绛进言说：“李锜盘剥六州百姓，使得自己富有。现在不如把这些财产赐给浙西的百姓，用来取代他们今年的赋税。”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镇海地区的百姓为之沸腾。镇海的叛乱至此也被平定，宪宗仍未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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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平定，极大地增强了宪宗君臣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
　　
　　（2）第二阶段：方略之争
　　
　　当时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已经不大，朝廷与藩镇的斗争之所以有胜利的可能，就在于藩镇的分散，相对于单个藩镇，朝廷尚有一定优势。同时，藩镇也是有强有弱，打击他们也就要有个难易先后、轻重缓急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就像当年的德宗。初平三镇之后，面对实力最强，割据时间最长的河北地区，宪宗的挑战才真正到来。从空间上来说。成德王士真在北，魏博田季安在南，卢龙刘济又在成德之北。他们拥兵自重，相互支援。自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就脱离了中央的实际控制，子孙世袭节度，朝廷无法干预；赋税自享，朝廷无法征收。
　　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其子副使王承宗不经朝廷任命自己做了留后。宪宗因为已经平定了三镇，想由此彻底革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趁王士真死，由朝廷委派节度使接替他的位子，如果成德不从，就兴兵讨伐他们。宪宗经过征询诸位大臣的意见，提出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削夺他所管辖德、棣二州，将它改为一个镇，使它能够向国家交纳两税。翰林学士李绛认为这样太冒险，容易导致河北藩镇集体反抗，不如派吊祭使到王承宗处，让他私下开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如果王承宗听从命令，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如果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不会损害朝廷的体面。
　　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都得了重病。宪宗再次提出发兵讨成德的问题。李绛等人很清晰地把握了形势，西川、浙西两地的周边四面都是国家控制的州县，没有可以互相支援的割据势力，只有刘辟、李锜狂妄企图搞阴谋，一旦大军压境，他们就会军心涣散，一溃千里。但是河北藩镇的情况与西川、浙西不同：他们的割据时间已经很长；军人都是世代为兵，只忠于主帅，心里没有国家。如果朝廷贸然行事，各个节度使担心将来会被瓜分削职，就会相互勾结起来，联合与朝廷对抗，后果不堪设想。还是等到刘济、田季安过世以后，如果有机可乘，再谋划取缔他们。现在出兵为时尚早，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王承宗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心里很是恐慌，屡次上表自我表白。宪宗派人前去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书时非常恭敬，并且愿意献出德州和棣州两地。于是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并统领德州和棣州两地。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派人对王承宗说薛昌朝是朝廷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人。王承宗马上反悔，于是袭击了薛昌朝，并将他抓了起来。宪宗又派中使开导王承宗，让他释放薛昌朝。王承宗却拒绝服从诏令。由于宪宗讨平成德之心过于急切，没有接受李绛等人先易后难的平藩方略，派兵招讨成德。十一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故，部将吴少阳自为留后。宪宗以为河朔正在用兵，不能同时讨伐吴少阳，承认了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反而失去了战机。
　　讨伐王承宗前后历时十个月，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余万缗，损兵折将，却收获甚微。朝廷以兴师太久而无实效，宪宗不得已下诏恢复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宪宗的努力归于失败，宪宗也开始有些灰心丧气。
　　
　　（3）第三阶段：收复魏博
　　
　　元和七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卒，其子田怀谏继任为副使，掌管军务。田怀谏召回牙内兵马使田兴，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宰相李绛认为，田怀谏只是一个小孩，还不能够独立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被他的亲信所控制，其他不能掌权的将领一定会不服气，产生怨恨心理，到那时，魏博镇必然内乱，田氏家族就会灭亡。果然，由于田怀谏年幼，军中政事完全由家中的仆从蒋士则决断，引起了魏博军队的不满，于是便杀了蒋士则，借机推选田兴为留后。李绛对宪宗说，田兴从众多将领中被提拔上来代替主帅之职，破坏了藩镇继承的世袭制度，这正是相邻各藩镇所忌恨的。田兴没有朝廷的援助就会失去生存的靠山，因此必然会倒向朝廷。朝廷可以不必出兵，等魏博自行归附。宪宗同意了李绛的建议，对魏博田兴采取招安的政策。十月，朝廷改先派遣中使宣慰的惯例，直接降“白麻”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感激流涕，众将士也都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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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博归附后，宪宗看到魏博不顾四周相邻各道的反对来归顺朝廷，从内库拨出一百五十万缗赏赐给魏博犒赏军士，同时又减免了魏博所辖六州百姓的赋税徭役一年。这一举动，收买了魏博的人心，同时也使其他藩镇想要拉拢魏博的计划落空。
　　至此，田兴不仅向朝廷奏报各地所缺官员九十员，请求有关部门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并且在魏博推行朝廷的法令，向朝廷缴纳赋税。郓州、蔡州、恒州的藩镇游说田兴，田兴始终不肯听从他们背叛朝廷。元和八年正月，宪宗赐田兴名弘正。魏博就这样“悉心奉朝廷，变两河藩镇故事”，成为元和年间中央抚平藩镇的一个特例。
　　
　　（4）第四阶段：讨平淮西
　　
　　元和九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隐瞒了他的死讯，自己统领军中事务。宰相李吉甫向宪宗进言说：“淮西与河北不同，四周没有援兵。国家屯驻数十万兵马，以防备淮西，将士的劳苦与国家的开支都是难以维持的。机不可失，如果失去这次攻取吴元济的机会，以后找机会就更难了。”于是宪宗在成德之败后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兴兵讨伐淮西。
　　元和十年三月，包括魏博军队在内的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这二人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没有答应。于是李师道派部队二千人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是为了援助吴元济。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人招募数百恶人，攻入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三万余斛，造成人心恐慌。朝廷大臣们一见讨伐的物资被毁，纷纷请求停止用兵，但是宪宗却只是派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行营查看用兵情况。裴度回朝后，向宪宗汇报了攻取淮西的必然性，又向宪宗推荐了李光颜。宪宗的决心因此没有动摇。
　　不久，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元和十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了力主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并击伤了裴度。当即有人请求免去裴度的官职，以安定恒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驻军的军心。然而，暗杀并未能阻止宪宗征讨淮西的决心，他反而以裴度为宰相，将调动军队的大权完全交给裴度。裴度从此加紧了对吴元济的讨伐。
　　期间，朝廷误以为刺杀武元衡是成德王承宗指使，下诏数其罪恶，绝其朝贡。而王承宗又纵兵四掠，魏博、卢龙、横海、义武四镇屡上表请讨王承宗，宪宗同意了。这样，朝廷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暂时处于劣势。朝官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决心不变，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现在只讨论用兵的策略，察明不能胜任的将帅并更换他，发现哪里军粮不充足去帮助他们就是了。难道能因为某一将领的失利，便忙着商议罢兵吗！”年底，宪宗以李愬为主将，继续进攻。李愬到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后，安抚军心，查明敌情，重用降将，麻痹对方，瓦解敌军士气，鼓舞官兵斗志。
　　元和十二年五月，宪宗不得已先暂时停止对成德用兵，集结力量全力攻打淮西。不久，战局开始出现转机。李愬先后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外围的一些要点，与郾成李光颜的主力相联合。五月，盐铁转运副使程异自江淮督办财富而来，提供军钱一百八十五万缗，朝廷讨伐大军的实力上升。而另一方面，吴元济手下的将领很多都归顺了朝廷，兵势日减，因此他上表谢罪，表示愿意归降朝廷，亲自前往京师请罪。宪宗下诏同意他的请求，免除他的死罪，但吴元济被其手下大将董重质所控制，无法离开蔡州。这样，双方便陷入胶着状态。宰相李逢吉等人以军中士气低落，财务耗尽为由，建议宪宗罢兵。只有裴度表示坚决消灭淮西吴元济势力，并要求自己亲自到前线带兵，宪宗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同意了裴度的意见。当时，各道军队皆有宦官中使监军，一切军事行动都不由主将作主。裴度至郾城前线，奏请宪宗罢除了各军督战中使，使各军将领得以全权指挥军事。
　　淮西精兵都在郾城以南的洄曲和边境，防守节镇首府蔡州的都是老弱兵将。九十月间，官军将领决定趁虚直取蔡州，由李愬密报裴度获准。十月的一天晚上，李愬以精兵九千分为前、中、后三军，自己统领中军，顶风冒雪奇袭蔡州。第二天清晨，大雪停止，蔡州城被攻破，吴元济被俘。此时，董重质拥有精兵万人占据洄曲，李愬便寻找到董重质的家人，对他们厚加款待，还派遣董重质的儿子前去劝他投降。最终，董重质单枪匹马前来向李愬投降。李光颜另一路的大军不久进占洄曲，周围各地叛兵共两万余人相继来降，淮西遂平。

淮西既平，宪宗又趁势讨伐李师道，很快成功。元和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其弟王承元继任，上表归顺朝廷。至此，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的局面结束，各镇尽遵朝廷约束。
　　宪宗平定藩镇自有其个人英武果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平藩时的条件远比其祖父德宗时好：军事上占有优势，经济又得以恢复，对手也从野心勃勃的异族宿将变成了毫无经验的纨绔子弟。吴元济败亡之际还高枕无忧，整日与妻妾鬼混；李师道不留心军政，以善于吹奏乐器自娱。吴元济被朝廷灭掉后，李师道在是战是和这种事关安危的大问题上，居然听信妻妾们的话，朝三暮四，惹得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声讨，军队内部也四分五裂。总之，宪宗能够抓住机会，平定藩镇，使之无法独立，对于稳定政局、加强中央集权功不可没。
　　
　　炼丹信佛，被弑丧命
　　早在元和五年（810），内给事张惟则出使新罗归来，献给宪宗一个黄金铸成的龟形大印，自称遇见了仙人，而这位仙人对他说，宪宗是自己的旧友。宪宗自此被张惟则的话搅得神魂颠倒。同年八月，宪宗和宰相们讨论神仙是否可信的问题。宰相李藩对他多有进谏，可惜宪宗仍对神仙之事半信半疑。唐代皇帝尊崇道教，一是因为李唐奉老子为始祖，通过弘扬道教来维护统治；二是想借道教的炼丹术，服长生不老之药。宪宗在政治上多有作为，晚年自然希望能够永享亲自奋斗得来的成果，于是越发信任神仙方术之流。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奉陕西风翔法门寺的佛骨来京，在宫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回供奉。韩愈上疏力谏反对，宪宗却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淮西平定，河北藩镇接受朝廷约束以后，宪宗开始逐渐骄奢。他下诏天下，广招方士，很快周围就聚集起一大批练药的骗子。但宪宗近乎痴狂地相信他们的谎言，服下丹药后，口干舌燥，经常为一些小事烦躁暴怒，左右服侍的宦官宫女往往被怪罪，责骂挨打，甚至有人被处死。整个皇宫人人自危，宦官们都对皇帝的变态感到恐惧，每天胆战心惊地服侍着宪宗。宪宗所立太子的母亲郭妃和她的兄弟们为夺取权力，联系了几个颇有实力的宦官，绕过宪宗的亲信宦官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决定谋害宪宗，扶太子即位。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内常侍陈弘志和王守澄合谋在中和殿毒死了宪宗，对外宣称皇帝暴病而死。穆宗即位后，也没有惩办弑君的凶手，并且马上镇压了吐突承璀拥立澧王的行动。事实上，穆宗李恒正是整个元和逆党名义上的领袖。他一即位，便开始大肆封赏参与阴谋杀害宪宗的人。
　　 作为“中兴君主”的宪宗，对整个帝国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一系列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此后，藩镇的格局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宪宗像祖父德宗一样，宠信宦官，放纵宦官，最终自己没能逃出宦官的阴谋。如果他能以自身的威望和力量将宦官势力彻底打击下去，是完全有可能扭转肃、代以来宦官专权跋扈的局面的。但宪宗受宦官蒙蔽太深，以为朝官有朋党，不如这些阉人可靠。其实，正是这些宦官刻意渲染本不严重的朋党之争，才得以离间君臣关系，而宪宗却被蒙在鼓里，对宦官们的话深信不疑。到了统治后期，宪宗宠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朝政日益混乱，被最信任的宦官和太子害死，这是宪宗自己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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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李恒（795～824）
　　
　　穆宗李恒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唐朝的第十二任皇帝。他二十六岁时即位，一生喜好玩乐，只做了四年皇帝就去世了，身后却有三个儿子先后即皇帝位。
　　贞元十一年（795）七月，李恒出生在大明宫的别殿。李恒的母亲郭氏出身名门，其父是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其母是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这种高贵的出身给李恒带来了先天的优势。刚开始时李恒被取名为李宥，封为建安郡王，后来又被进封为遂王。在他正式成为太子之前，宪宗本来已经立了长子李宁为太子，但李宁却在十九岁时夭折，而次子李恽的生母又地位不高，所以李恒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十月被立为太子。
　　　　宪宗突然在中和殿被毒死后，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和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李恒做了皇帝，吐突承璀及澧王李恽也很快被杀死，穆宗统治的时代从此开始。
　　
　　　　初登帝位，喜忧参半
　　　　元和十五年二月，穆宗登上丹凤门楼，大赦天下，正式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皇帝生涯。但就在这场严肃的仪式结束后，他居然“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十天之后，穆宗皇帝又兴高采烈地亲临左神策军观看摔跤表演，这种开端似乎预示着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角色。
　　　　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在为宪宗除服之后，穆宗觉得彻底没了拘束，从此更加声色犬马，宴游无度。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已经即位半年的穆宗打算利用重阳节的机会大摆宴席，但拾遗李珏率领同僚上奏，说先皇帝去世不久，按照古代的礼制标准，新皇帝应该在心里为先帝服丧三年，其间不该大动宴乐。而现在距离先皇驾崩才只有半年多，连先皇帝的年号还没有改，派往各处报丧和各处前来奔丧的使者都还没各归其位，皇帝就要大摆宴席来庆祝，这样传出去太不成体统，但穆宗却完全不听。
　　　　穆宗毕竟是个年轻皇帝，即位之后也有一些雄心壮志，也采取了一些对颇利国计民生的措施。即位不久，他就处理了给当时社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景陵贪污案。景陵是宪宗的陵墓，时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令狐楚负责景陵的修建工作，但他手下的官吏却经常盗窃官中财物，还不付给工人工钱，前后总共从中克扣了十五万缗，把这笔钱当作是工程的节余献给朝廷请功，结果搞得怨声载道。事情被揭发后，穆宗将令狐楚贬为宣、歙、池观察使，随后又将他贬为衡州刺史。
　　　　经济方面，穆宗吸纳大臣的意见，做了一些实事。自德宗实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以来，通货紧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百姓们纳税的实际数额比建中元年要高出三倍。于是穆宗召集百官，要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造成钱贵物贱的原因首先是铸钱数量太少，从开元时的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减少到当时的铸钱十几炉、每年收入十五万缗，这样当然会产生货币严重不足的现象。其次许多铜钱都积聚在官仓和商人手里，甚至大量流入周边国家，这种流失必须制止。第三，有许多从前本不需要用钱交易的商品，现在也需用钱来交易，导致货币需求量增大，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钱价迅速增长。针对这些情况，杨於陵建议人们纳税的时候都上缴粮食布匹，同时增加铸钱数量，防止钱币积压和流出境外，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以后两税征收时都缴纳实物，只有盐、酒专卖仍然用钱，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和调整经济状况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穆宗执政后，对于已然形成的藩镇割据现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筹划不够完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惹出了麻烦。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十月，唐穆宗下令裁减藩镇兵员，又大规模调换各地节度使，让许多人离开原有的势力范围到别处任职，从而削弱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但一些被调换过去的节度使不能和新辖地的将士和平相处，还有许多被削减下来的兵士无法解决生计问题，这些都成了后来社会动乱的隐患。长庆元年（821），卢龙发生兵变，当地将士拘禁了唐朝委派的新任节度使张弘靖，拥立卢龙旧将朱滔之孙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廷凑也杀死新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后来朝廷想方设法征讨，却终究未能成功，最后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从此再不能对藩镇实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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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四邻
　　　　
　　在中原王朝历代的统治中，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四邻的关系，始终是一件大事。在穆宗当政之前，日益膨胀的吐蕃势力和回纥势力都给唐王朝造成了很多麻烦。穆宗即位后，吐蕃也曾经多次向唐朝的灵武、盐州、泾州等地侵袭骚扰，但始终未成气候，没有出现从前攻进内地甚至长安的局面。后来由于周边形势的变化，也因为穆宗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当，唐朝与吐蕃、回纥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宪宗末年，回纥曾派遣大臣合达干来唐朝求婚，态度十分诚恳迫切，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穆宗登基后的长庆元年二月，回纥国的保义可汗去世。到了四月，唐穆宗册命回纥国新任君主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中，穆宗下令，让妹妹太和公主下嫁回纥联姻，这样双方就恢复了和亲友好的关系，也使得吐蕃势力被孤立削弱。不久之后，吐蕃得知这个消息，感觉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孤立，于是在六月间发兵攻打青塞堡，结果却被盐州刺史李文悦赶走。几天之后，回纥方面表示为了严防吐蕃侵扰，将会出动一万名骑兵到北庭，一万名骑兵到安西，以便迎接公主，表达对和亲的诚意。
　　　　到了七月，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前往回纥。九月，屡遭内乱和自然灾害的吐蕃也终于遣使请求与唐朝结盟，穆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十月十日，唐朝派出宰相、右仆射、六曹尚书、中执法、太常、司农卿、京兆尹、金吾大将军等众多官员与吐蕃在长安西郊会盟，相约从此不再互相征伐，不再侵犯对方的领土。到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时，为了纪念唐蕃双方的会盟，吐蕃赞普墀祖德赞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立下一块《唐蕃会盟碑》，一直保留到今天。它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或者“甥舅和盟碑”，上面书写着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唐蕃双方会盟的经过，成为汉藏两族友好相处的物证，也是今天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
　　 　　虽然唐朝与西方的回纥、吐蕃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节，但与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却又出现了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岭南一带黄少卿所领导的土著动乱。当时朝廷派去的军队已经在当地活动了很久，并声称已经消灭了一万多土著人，还夺取了三十六座营栅。但曾被贬官到岭南的国子监祭酒韩愈却上书皇帝，根据自身在岭南生活的经验，他认为军队上报的数字严重失实，假如真的按照屡次上报的消灭土著人数计算，当地的动乱早已被消灭干净了。但此时却愈演愈烈，他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派去的官员施政不当，既不能以德服人，又不能以威服人，平时无节制地侵扰百姓，导致当地人对他们产生严重不满，而朝廷派去的将领又总是虚报军情，使得朝廷不能及时对各种问题采取措施，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他希望朝廷能够赦免当地土著居民，并派遣有威望和才干的大臣去担任经略使，只要措施得当，就不会使当地再发生叛乱。但穆宗并没有采纳韩愈的意见，后来动乱也一直没有平息，反而越闹越大，一直到文宗朝才算平息下来。
　　
　　　　纷乱官场
　　　　
　　穆宗当政时期，官场上并不太平。长庆元年，由于一些暗地里的政治纠纷和利益争斗，矛盾终于走到了明处，政界爆发了一场科举风波。当时的进士考试由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曾经写信给钱徽向他推荐考生，但发榜之后，段、李二人却发现自己推荐的考生都没有录取，反倒是一些处于政治对立面的大臣子弟榜上有名。一怒之下，段文昌向皇帝举报说当年的考试不公平，录取的都是些不学无术、只会拉关系行贿的公卿子弟。穆宗听了不能确定，便向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询问。这几个人本来就和主考官员或录取的考生家庭有矛盾，于是都回答说考试确实有问题。得到这样的回答之后，穆宗下令复试，结果许多已被录取的进士被除名，主考的杨汝士和钱徽等人也被贬官到外地。当时有人劝钱徽把当初段文昌、李绅写给他推荐考生的信呈交给皇帝，认为这样就能让皇帝明白真相，重新处理此次事件，但钱徽却认为自己对科考一事处理并没有任何问题，既然问心无愧就不该再计较其他，而且把别人的信件拿去给皇帝看也是不道德的行为，于是把信件付之一炬。这种行为赢得了当时许多人的称道。科考一事的影响范围很大，作用也很深远，比如老臣裴度的儿子第一次已经榜上有名，却在复试中落第，这让裴度觉得很没有面子。虽然皇帝顾念他是老臣，又重新录取了他的儿子，但却更让裴度觉得心里不舒服，从此对李德裕、元稹等人都产生了很不满的情绪。

心中之神

矛盾既已产生，而元稹等人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这一年朝廷都在忙着平定藩镇之乱，裴度就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了年底时，元稹看到裴度立下大功，心中很是嫉妒，也担心裴度因此更受到皇帝的重用，从此会影响到自己的升迁，于是就和宦官魏弘简经常在背后阻挠裴度的军事计划，让他不能顺利实施自己的方案。后来裴度很愤怒，多次给皇帝上书指责元稹勾结宦官破坏朝廷的行动，祸国殃民，穆宗只好将元稹和魏弘简贬官。但由于穆宗一向很欣赏元稹的文采，对他的宠信并没有减轻。结果元稹更加痛恨裴度，在藩稹兵乱尚未完全平息时，就建议穆宗解除裴度的兵权，结果招来众多大臣的反对，于是穆宗只好让步。
　　　　元稹和裴度相互争斗不止，却给了极有心计的兵部尚书李逢吉一个机会。长庆二年时，元稹为了使自己的功劳超过裴度，暗地里制定了一个打击叛军的计划，结果却被人告诉给裴度，说是元稹要密谋暗杀他。裴度听了半信半疑，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结果这件事又被人告发到左神策军，惊动了穆宗，于是派出李逢吉等人专审此案。这件事情本来就属于捕风捉影，当然也不会查出什么结果，但审案的李逢吉却发现这是个好机会，就向穆宗报告说这都是因为元稹和裴度不和，才闹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不能同心同力为朝廷效力，都应该处罚。于是穆宗同时免了裴度和元稹的相位，改任裴度为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却任命李逢吉做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使得他成了这次风波中最大的赢家。后来有官员对处理结果提出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应该被免去宰相职务，倒是策划阴谋的元稹得到的处理太轻。穆宗没有办法，只好又免去了元稹担任的长春宫使一职。
　　
　　　　作品与人品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在各领域中都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社会上的文化气息很浓厚，居住在皇宫中的天子也会受到外界舆论的感染，对知名的文化艺术人士产生兴趣，从而经常影响到这些文化人士的仕途命运。但一个人的作品和人品却完全是两回事，有时候作者的精神品质会在他的作品中恰如其分地显示出来，但有些时候，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和其品格修养却完全背道而驰。穆宗当政时期，这种差别在大书法家柳公权和著名文学家韩愈、诗人元稹的身上就充分地体现出来。
　　　　柳公权字诚悬，是名臣柳公绰的弟弟。他从小好学能文，后来考中了进士，走上仕途，一直做到太子太师的职位，世人尊称他为柳少师。他曾学习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诸位大家的书法，却又能独树一帜，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称。唐穆宗即位之初，见到时任夏州观察判官的柳公权的书法，非常喜欢，就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有一天穆宗很感兴趣地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话里有话地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话让穆宗脸上顿时很不好意思，心中也明白这是柳公权在借机劝自己不要过于荒唐放纵。柳公权为人刚直豁达，与先前的颜真卿一样，都可称得上是字如其人。
　　　　著名文学家韩愈为人更是正直刚硬，不惧艰险。他在宪宗当政时曾经强烈反对迎接佛骨，屡次因为直言敢谏被贬出京城，穆宗即位后，他又在平息藩镇的军事行动中做出贡献。长庆元年时，王廷凑杀死田弘正自立，又包围了深州刺史牛元翼，让朝廷很是担心。当时韩愈正担任着兵部侍郎的职务，穆宗派他做宣尉使前去安抚王廷凑，让他放出牛元翼。当时的情形无比险恶，大臣们都替他担心，穆宗也叮嘱他到时候相机行事，不要轻易进城。但韩愈不畏艰险，认为皇帝劝他小心是出于仁德之心，而自己作为臣子则应该尽职尽责，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他只身进城，在叛军的兵刃下向王廷凑晓以利害，并列举了安禄山、史思明和田弘正、王承元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劝他遵从朝廷的意思。后来王廷凑被说服，答应放出牛元翼，又设宴招待韩愈，送他回朝。

心中之神

韩愈的刚直无畏，在另一件事情里也得到充分展现。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时，唐穆宗任命韩愈为京兆尹，这一下竟使得平日里不怎么谨慎的禁军将士们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纷纷议论说：“当初这个人连佛骨都敢要烧，咱们可别去惹他！”
　　　　相比起来，穆宗朝的重臣元稹的为人就显得黯淡了许多。元稹字微之，唐代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合称“元白”。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佳作，但与柳公权和韩愈比起来，他的人品就和文学成就形成了反比。他的诗文中多有对忠贞感情和高尚品德的描写，比如著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出自其手，但他本人的行为却经常和作品中宣扬的精神南辕北辙。《旧唐书》中评价他“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不但屡次因个人恩怨而挑起事端，卷入政治斗争，而且行事方式也多为时人指责。比如在做江陵士曹时，他和监军宦官崔潭峻的关系就极为密切，后来崔潭峻回到京城，向穆宗献上元稹的一百多篇诗歌，借机推荐。而唐穆宗早在东宫作太子的时候，就曾听到宫人们吟诵元稹的诗歌，一直非常喜欢，这次正好提拔他做了祠部郎中、知制诰。那时宦官一党的形象很是糟糕，朝廷官员们得知元稹是因与宦官交好而受到提拔，从此就很瞧不起他。当时正好是夏天，官员们聚在一起吃瓜，有群苍蝇落在瓜上。一向颇有文采气节，而且喜欢直言不讳的中书舍人武儒衡借机讽刺元稹，一边用扇子赶苍蝇一边说：“这些苍蝇都从哪儿来的，全聚到这里来了！”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但元稹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与宦官交好上，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他气量狭小，经常因私废公，所以当穆宗任命他为宰相时，竟遭到许多人的嘲笑。
　　
　　　　穆宗纳谏
　　　　
　　穆宗的脾气虽坏，但也算得上颇有容人之量。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许多行为比较荒唐，也知道大臣们的劝谏都是逆耳忠言，但终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对待群臣进言的方式一般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登基不久，监察御史杨虞卿就上疏建议他多接见大臣们，广泛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尽量做到和颜悦色，这样才能广开言路。衡山人赵知微也上书皇帝，劝他不要肆意游玩，毫无节制，有些批评的言词还很激烈。穆宗虽然不能按他们说的去做，却也知道这些话有道理，所以并不怪罪他们。
　　　　十月里的一天，当群臣晋见皇帝时，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对于穆宗的赏赐无度表示不满，并说吐蕃势力正大军压境，国库里的金银布帛都是百姓的血汗，不是立下大功的人就不该随便赏赐。虽然现在国库的情况还不紧张，但也应该节省使用，否则一旦国家有事，到时候经费不够还要向百姓征讨钱财，可就不合适了。这时朝中已很久没有人这么提意见了，唐穆宗听了也很惊讶，却发现根本不认识这些提意见的人，就向宰相询问，得到的回答说是谏官，于是就派人去慰劳他们，并答应一定会按他们说的去做。大臣们听了都很高兴，但事实上穆宗始终没有实行过他们的建议。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皇帝居然连谏官都不认识，他平时的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
　　　　穆宗并不是暴君，不会惩罚那些忠心耿耿的谏臣，但又想由着自己的性子贪玩，所以对一些不愿听从却又无可奈何的劝谏，他往往采取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有次穆宗想要到华清宫去玩，结果宰相带着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都到延英门去集合，三次上表劝阻，说如果皇帝要去，他们也要跟从护送过去。这样一直僵持到傍晚，穆宗无法出门，大臣们也都各自退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穆宗只带着公主、驸马等人和一千多禁军，趁着天还没亮的时候悄悄溜出城去，玩到黄昏时间才回宫。
　　　　唐穆宗自己整天纵情游乐，生活在一片安逸中，不曾接触民间疾苦，也就经常觉得天下太平，把事情都想象得很简单。比如有次他听说外面的人经常设宴游乐，就觉得是政通人和的表现，还兴高采烈地向给事中丁公著说起这件事情，丁公著听了却很严肃，告诉穆宗说这不是好事，恐怕迟早要变成祸患。穆宗听了很吃惊，丁公著就向他解释，说自从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公卿大夫们整天沉溺于美酒声色，不分昼夜，这样下去国家的正事都会被耽搁，终究要变成国家的忧患，希望穆宗能对这种现象加以制止。虽然丁公著说得很有道理，但事情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一个整天只喜欢玩的皇帝怎么能制止臣民们的同样活动呢？

心中之神

唐穆宗也有一些很信任的官员，经常听他们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他一直都很器重户部侍郎牛僧孺。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帮父亲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曾经和朝廷内外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交好。后来韩公武与韩弘相继去世，留下韩弘的孙子韩绍宗继承韩家基业，这时韩家主管储藏的家人和当地官吏都向御史台起诉韩公武的行贿事实，但穆宗很同情韩家此时的境遇，就把账本调来亲自查阅，结果发现朝廷内外的当权官员大多都接受过韩弘的贿赂，只有一处用红字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曾经送给户部牛侍郎一千万钱，但牛侍郎拒而不纳。穆宗看了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于是没多久就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犯了贪污罪，按律应当被判处死刑，但宦官收了他的贿赂，在穆宗面前为他辩护，说他很有才干，杀了可惜。穆宗听了很同意，就想要放过他，但牛僧孺却坚持要处决李直臣，并说人品不好又有才干的人最危险，因为那些没有才干的人野心也不大，只要吃饱穿暖就已经满足，不会做出更大的坏事，倒是像安禄山那样的人，居心不良，才干又远远超过常人，所以才闹出大乱子来。穆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生前身后事
　　　　长庆二年十一月，穆宗和宦官在宫中击球，结果因马匹意外而中风，导致四肢麻木，不能下床行走。从此就不再见大臣，连宰相都见不到他。裴度几次三番上奏要求晋见皇帝，请皇帝尽快立太子，一直到了十二月，穆宗坐在紫宸殿的绳床上接见群臣，这才让大臣们稍稍安心一些。于是李逢吉进言，请皇帝立景王为太子，裴度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极力赞成，穆宗就下令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从此之后，皇帝的病也渐渐好转了一些。当初穆宗病重时，曾经放出五坊中豢养的鹰隼及供猎狐兔，希望藉此祈求上天使自己的病早日好起来。但此后他始终没能再正常执政，终于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逝世，终年只有三十岁。
　　　　穆宗有五个儿子，其中竟有儿子三个先后当上了皇帝，这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他的长子唐敬宗李湛于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和父亲一样是个吃喝玩乐的皇帝，两年后就被宦官杀害。敬宗死后，他的弟弟、穆宗的次子李昂即位，是为唐文宗，并没有太大作为。此后是穆宗第五子李炎即位，他当政时拆毁寺庙，没收大量寺院田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武宗“会昌灭佛”，也是他当政时的重大事件。

心中之神

敬宗李湛（809～827）
　　敬宗李湛，是穆宗的长子，生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六月七日，四岁时被封为鄂王，十五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即位，十八岁时被常在一起玩耍的宦官害死，只做了两年皇帝。《旧唐书》里说他“彼狡童兮，夫何足议”，《新唐书》里说他“昏童失德”，评价都很糟糕。事实也正如此，他和父亲穆宗都是贪玩的皇帝，最后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玩丢了性命。但李湛毕竟是太年轻的一位小皇帝，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他的生平事迹时，恐怕还会对这位年轻人的命运生出一些感慨来。
　　
　　天命所归的少年
　　
　　与唐代许多帝王的即位相比，敬宗承继大统的道路可以说是非常平坦的。穆宗共有五个儿子，李湛是长子，由于穆宗没立皇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宠爱的妃子，所以这些儿子就没有嫡庶之分。按照中国古代“无嫡立长”的传统，李湛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由于穆宗生前的兴趣一直集中在打球和游猎等吃喝玩乐的事情上，对儿子们的教育当然也就关心不够，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唐敬宗后来的性格爱好与父亲穆宗为他做出的榜样也有很大关系。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唐穆宗驾崩，李湛在太极殿即皇帝位。他这个皇帝做得很顺利，没有人争夺他的执政权力，也没有什么人为他制造麻烦。在此之前曾经有人上书给他的祖母郭太后，劝她临朝称制、辅佐太子，但一向循规蹈矩的郭太后认为这是让她去仿效武则天，不由得勃然大怒，把上书撕了个粉碎，声明自己出身于世代忠良之家，决不会走武则天的道路，干预朝政。郭太后的哥哥、太常卿郭钊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一听说有人要请太后临朝，就立即致书自己的妹妹，说假如太后真要临朝听政，他就要带着儿子们回老家，再也不当官了。郭太后看了信以后很感动，亲自给哥哥回信，保证决不参与朝政。在她看来，就算小皇帝贪玩，不求上进，找一些贤能的大臣来辅佐也就可以了。
　　敬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对于发布程序化的敕命和参加象征性的礼仪，完成得还算合格。按照当时的规矩，他本应该发给各地军士赏赐，如穆宗当年即位时也颁发过赏赐，当时的数量是每个神策军士发五十千钱，这笔赏赐过于丰厚，结果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如今敬宗也应该按照父亲的成例来颁发，但此时国家财政形势已经有了变化，宰相认为如果再按照当年的标准颁下去，恐怕国家财政将难以承担，于是敬宗就下诏说：“宿卫将士们功劳卓著，本应该重赏，但如今连年旱灾，庄稼歉收，国库空虚，戍边将士连衣物都不够。朝廷对将士应该公平赏赐，所以给每名神策军士赐绢十匹、钱十千，京畿神策诸镇军士每人赏钱减五缗，另外再从内库调拨二百万匹绫作为边军的春衣。”当时的人议论纷纷，都觉得这次赏赐方案很公平。
　　但小皇帝贪玩爱闹的性格在他即位之后一个月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可能是因为他还太年轻，也可能是因为从小就缺乏交流，导致父子感情淡漠，他并没有对父亲的去世表现出太多悲伤。在穆宗皇帝去世后的第一个月里，他居然连着几天“击鞠于中和殿”、“击鞠于飞龙院”、“击鞠，用乐”，皇宫里处处都成了游乐场。不但如此，他还在中和殿里大奏音乐，直到尽兴才散去。可以想见，这种行为在提倡礼法孝道的大臣眼里，会是多么的无法忍受。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用在吃喝玩乐上的时间，远比参与朝政的时间要多得多。
　　
　　并非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荒唐的青少年皇帝，比如在唐代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一大批。其中有心理变态、杀人如麻者，有不听劝谏、一意孤行者，也有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者，但敬宗并不是这样的人。和前面那些人比起来，李湛甚至显得有些纯朴可爱。他并没有明显的权力欲，除了在球场和摔跤场上胡闹，经常折腾得力士和玩伴们头破血流之外，他并没有滥杀无辜的纪录，甚至还经常表现出一些属于少年的恻隐之心。面对大臣们的各种上奏劝谏，他经常表现得无可奈何，对于大多数人坚持的意见，时间长了他就会被动接受，而对于确实有道理的不同看法，他思考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敬宗很喜欢修宫殿。长庆四年五月时，他曾经打算另修一座规模巨大的别殿，但受到宰相李程的劝阻，说不如拿这些木石材料去修穆宗的陵墓，他觉得有道理，就立即接受了意见。到了九月，波斯商人李苏沙向朝廷进贡建造沉香亭的木材，左拾遗李汉为此进言说：“皇帝要是这样做了，和夏桀、商纣那些昏君修建瑶台琼室有什么两样！”这话当然让敬宗愤怒不已，但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也没有对他报复。同是这一年的十月，又有翰林学士韦处厚对皇帝整天宴游玩乐很不满，进言说：“先皇帝穆宗就是因为酒色过度而影响了寿命，那时候我没有拼命死谏，是因为陛下您当时已经十五岁了。可是现在您的儿子才只有一岁，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不能不死谏了！”敬宗听了很感动，赐给了韦处厚百匹锦缎，四件银器。十二月里，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皇帝的生日为名义，奏请在泗州修建戒坛、剃度僧尼，作为对皇帝的祝福，其实却是想要借此机会积聚钱财。由于当时的僧尼是免除徭役的，结果四方百姓纷纷赶来，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此上奏说：“如果再不赶紧制止，到了陛下生日那天，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就会丧失六十万劳动力。”敬宗收到奏报后也大吃一惊，当天就命令王智兴立即停止活动。
　　在李绅和李逢吉的矛盾纠纷中，唐德宗的这种性格充分体现出来。李绅字公垂，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进士，唐穆宗时作过翰林学士，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出自他的笔下。他和宰相李逢吉一向不合，当初穆宗把他留在朝廷任职，李逢吉就对他很是忌恨，再加上平时李绅对李逢吉也有许多不满，一些背后非议的话传到后者耳朵里，就让李逢吉更加怒不可遏，于是收集了一些李绅的负面消息到处传播，使得很多人都对李绅极度不满。等到敬宗即位之后，李逢吉一派担心李绅重新得到重用，就对皇帝说：“您当初之所以能够即位，全都是因为李逢吉的功劳，而李绅当初却想要拥立别人做皇帝。现在您即位了，他对您不利，应该贬到外地去。”十六岁的敬宗听了这些话将信将疑，但禁不起李逢吉的一再上奏，于是在几番犹豫，再三询问之后，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将李绅贬作端州司马。可李逢吉等人仍然觉得不够，继续向皇帝进言，要求处死李绅。又这么进言了几次，敬宗终于打算处死李绅，其他朝臣也都不敢发表什么意见，只有韦处厚上书，说李绅完全是被李逢吉一党陷害，又说李绅是先皇帝任用的大臣，本着对父亲三年尽孝的精神，即使李绅有罪也应该予以宽容，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罪。听到这些以后，敬宗才渐渐有些悔悟，后来他在阅读宫中的文书档案时，又恰好发现穆宗当年封存的一小箱文书，打开一看，正是裴度、杜元颖、李绅等人奏请立自己为太子的档案，于是感叹不已，把众人弹劾李绅的文件全部都给烧了。虽然没有立即召李绅回朝，但从此之后再有人说李绅什么，他也不信了。
　　
　　纳谏的方式
　　其实唐敬宗并不是个完全不听劝告的人，但他毕竟年龄太小，很多大臣在劝谏时又过于慷慨陈辞，却忽视了使用能让少年皇帝接受意见的方式，自然也就收不到理想的效果。而且敬宗还有些孩子气，逆反心理很强，对于有些劝谏的处理，看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次他打算去骊山的温泉游玩，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等人屡次劝阻，他根本就不听。后来拾遗张权舆拜倒在紫宸殿下叩头说：“当年周幽王去骊山游玩，结果被犬戎给杀了；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结果国家亡了；玄宗皇帝在骊山建造宫殿，结果引来了安禄山的叛乱；先帝也曾经去骊山游玩，结果英年早逝……”这些话在今天看来自然荒唐，但在当时却很能让人信以为真。可是唐敬宗听了以后却觉得有趣，兴致勃勃地问说：“骊山真的有这么凶险吗？那我倒更得去看看它到底灵验不灵验了。”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去骊山温泉玩了一天，回宫以后还对身边的人说：“那些家伙叩头劝阻说的话，一点都不可信！”

敬宗即位之后，由于过分贪玩，一个月上朝不到三次，大臣们都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宝历元年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给皇帝献上《丹扆箴》六首，第一叫做《宵衣》，建议皇帝勤政早朝；第二叫做《正服》，劝皇帝着装符合规范；第三叫做《罢献》，劝皇帝不要整天费力搜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第四叫《纳海》，建议他广开言路，不要偏听偏信；第五叫《辨邪》，建议皇帝明辨忠奸，不要亲近小人；第六叫《防微》，劝皇帝不要动不动就出去游玩。这些建议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皇帝也非常感动。虽然按照他的性格习惯，不可能从此就改邪归正，但还是让韦处厚很客气地作了答复。
　　敬宗上朝总是很晚，日上三竿的时候还不出来，有一次百官都在紫宸门外面等候，一些年老多病的大臣甚至等得双腿麻木，几乎昏倒在地上。谏议大夫李渤感叹说：“昨天我还上书说皇帝上朝太晚，没想到今天比昨天还晚了。”等到退朝之后，左拾遗刘栖楚单独留下来，对敬宗说：“宪宗皇帝和先帝穆宗即位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了，结果四方还是叛乱不止。现在陛下这么年轻，而且刚刚即位，更应该勤于朝政。可是您这样天天沉溺于声色，睡到这么晚才起来，先皇的棺木还没安葬，您就已经搞得这样恶名远扬，这样下去我担心国家快要完了，干脆让我在台阶上撞碎了脑袋，也算是履行了我谏官的职责！”一边说着，一边在龙型台阶上拼命叩头，直叩得头破血流，砰砰的撞头声传出去好远。后来李逢吉传皇帝的命令说：“刘栖楚别再叩头了，等着听皇上的安排！”刘栖楚这才站起来，却又开始大谈宦官的事情，敬宗只好连连挥手，让他出去。刘栖楚又说：“要是皇帝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死在这里！”牛僧孺说：“你奏请的事情皇帝都知道了，到外面等着皇帝安排吧！”刘栖楚这才出去。宰相们都赞成刘栖楚的意见，于是敬宗就派宦官去安抚他和李渤，让他们回家。过了一阵又提升刘栖楚做起居舍人，但他托辞生病，并没有领职，回到东都洛阳去了。其实刘栖楚也并不像他在皇帝面前表现得那样为国忘身，当时李逢吉专权朝政，身边有许多亲信和依附他的人，刘栖楚就是其中一个。对李逢吉势力不满的人，就把他们称为“八关”、“十六子”。这支势力在朝廷内部有很大力量，许多人都受到排挤，除前面提到的李绅之外，晚唐著名政治家裴度也是一个。
　　
　　敬宗与裴度
　　当时裴度因为受到李逢吉的排挤，离开朝廷去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长庆四年时，成德节度使王廷凑杀害了已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的全家，敬宗得到消息后很难过，同时又为王廷凑的暴横担心，不禁感叹起来，认为都是因为宰相的才能不够，才导致奸臣跋扈非为。韦处厚因此上奏敬宗，建议他重用裴度。敬宗听了有些动心，后来翻看裴度所上的奏章，发现署名中没有“同平章事”的职衔，就向韦处厚询问，说裴度曾经担任过宰相，但却没看到同平章事的职衔，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是韦处厚说明情况，告诉敬宗说这全都是由于李逢吉的排挤，敬宗听了生气地说：“怎么至于这么过分呢！”于是下达命令，恢复了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李逢吉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就制造歌谣在民间传播，说是“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绯衣小儿”指的是裴度，“天上有口”说的是“吴”字，暗示裴度曾经平定吴元济的功劳，应用谶纬之说，声称裴度是要谋反，意图不轨。敬宗虽然年轻，却也不信这些说法，于是李逢吉等人又挑起事端，声称裴度要谋害他。但人们议论纷纷，大都支持裴度，认为是李逢吉的不对。后来敬宗也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每当派出去办事的宦官经过裴度的治所时，都会让他们去看望裴度，重用他的意愿始终不改，有人想要挑拨离间，也始终达不到目的。
　　裴度很懂得劝谏少年皇帝的方法，后来他对敬宗提了许多建议，经常比其他人有效果。有一次敬宗打算巡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和谏官们长篇大论地劝阻，敬宗根本不听，严肃地对大臣们说：“这一次我是去定了。跟从我去的人都自带粮食，不用百姓们供奉。”后来他对裴度提到这件事情，裴度说：“国家设立两都，本来就是为了巡幸。但自从连年战火之后，这件事情就一直搁置下来了，因为东都洛阳的宫殿残破，官署军营也都荒废不堪，您真要是想去的话，也得让他们先修整一番，等过个一年半载才能去。”敬宗这才恍然大悟，说：“以前大臣们都只是说不能去，却没提到你说的这些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要过一阵再去。”于是停止了东行的计划，只是派工匠去整修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