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十二帝

心中之神

代宗的用人之道
　　　　代宗即位伊始，便接下了安史之乱后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以他的能力，虽说不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作为，却也没出现太大失误。他算得上胸怀宽广，在用人方面还算知人善任，也比较能和大臣们处理好关系。文臣武将们在他的手下基本都还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任用刘晏理财就使当时的经济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和功臣郭子仪之间的关系，
　　　　郭子仪立下这么多功劳，可说是威重天下。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皇帝和功臣结成了儿女亲家，这虽然是历朝历代用来笼络功臣的惯用手段，但也并不容易处理妥当，而代宗却能把这种关系处理得很好，他协调矛盾的能力也从中凸现出来。升平公主和驸马郭暧的故事后来被演绎成著名的戏曲《醉打金枝》，代宗在其中就是一副胸怀宽广的明君形象。他引用的一句俗语：“不痴不聋，不作家翁”，也被后世人广为传诵，奉为至理名言。当时升平公主和驸马郭暧拌嘴生气，公主不肯让人，郭暧一怒之下口不择言，说：“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还看不上皇帝的位子呢！”升平公主气得回宫去找皇帝告状，代宗听了却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郭子仪真的想要做皇帝，天下早就不是你家的了。”于是劝公主回去和郭暧好好过日子。一向小心谨慎的郭子仪听说以后，吓得连忙捆了儿子去交给代宗发落，代宗却说：“不痴不聋，不作家翁，怎么能把孩子们拌嘴的事情太当真呢？”但郭子仪回家之后，还是把儿子打了几十大板。唐代宗和郭子仪的君臣关系能够维持得如此平和紧密，固然与郭子仪本人极度小心谨慎、忠心坦诚的作风有关，但如果没有唐代宗的宽容，恐怕郭子仪也很难这样顺利地安度晚年。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的才能在代宗一朝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自从安史之乱后，漕运一直阻塞不畅，关中的米价涨到每斗千钱，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后来代宗任命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刘晏在漕运沿途考察，深入了解情况后致书宰相元载，提出了“四利”、“四病”，细致分析了漕运的收益和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元载看后很是赞成，将漕运事务全权委托给刘晏，后来漕运畅通，当第一批运粮船只到达时，唐代宗非常高兴，让卫士在东渭桥鼓吹迎接，又派使者去慰劳刘晏说：“你真是朕的萧何！”从此之后，每年运输的漕粮达到四十万斛，即使关中再发生水旱灾害，物价也不会上涨太高。除此之外，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防止偷漏盐税，使国家的盐利收入增加了十倍不止。有一次京城盐价暴涨，唐代宗下令运盐到关中应急，结果刘晏从扬州调盐三万斛，四十天就运到京城，人们都称神不已。
　　
　　代宗的荒唐
　　　　虽然代宗还算是个比较温和清醒的皇帝，但也做过许多荒唐事。最大的一件，也是最无法推托的一件，就是对佛教的极度迷信。刚开始时唐代宗喜欢的只是道教，还不怎么信佛，但后来元载、王缙、杜鸿渐几个崇信佛教的人作了宰相，经常宣扬福祸报应的理论，就渐渐影响到了代宗。有一次代宗问他们：“佛说的报应，到底有没有呢？”这几个人就借题发挥，大讲了一通道理，把所有代宗经历过的转危为安的事情都列举出来，说这些都是天意所至，并非人力所能为，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是因果报应；仆固怀恩叛乱未成就病死是因果报应；吐蕃举兵进犯却不战而退也是因果报应等等。这些话全都说进了代宗心里，从此他就对佛法深信不疑，甚至到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程度。
　　永泰元年（765）九月时，吐蕃军队打到奉天，京师震动，代宗却在资圣、西明两座寺庙里建起百尺高台，从宫里送了两部《仁王经》去让和尚高声诵读，又让人扮成菩萨和神鬼的样子，百官跟从，鼓乐齐奏，从光顺门到寺庙折腾了一路。直到吐蕃军队逼近京城，总算停下来。后来吐蕃军队撤走，他又认为是佛祖保佑，于是大加赏赐，毫无节制。在他的纵容下，许多僧人侵占土地，聚敛财货，胡作非为，他却下令不许对僧尼绳之以法。他营造起寺庙也是穷奢极欲，在五台山造金阁寺时用铜铸成瓦，外面涂上金子，后来鱼朝恩为章静太后修建章静寺，也是穷极壮丽，都市里的木材不够用，甚至连曲江和华清宫的木头都被拆来，费用超过万亿。卫州进士高郢屡次上书，但都无济于事。在这种风气下，臣民们纷纷仿效，废人事而奉佛法，搞得国政越来越糟糕。
　　
　　　　大历十四年五月，唐代宗患病不起，几天后便与世长辞，时年五十三岁，十月葬于元陵。在唐朝当时的局面下，代宗用郭子仪主掌军事，用刘晏主管财政，牢牢控制住了这两个重要的环节，才使得社会较为稳定，并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代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守成之主，虽不能算大有作为，却也绝不是一个昏君。

心中之神

德宗李适（742～805）
　　　　
　　　　德宗李适，天宝元年（742）四月出生，是代宗李豫的长子，也是唐朝的第九代皇帝。代宗刚即位时，史朝义占领了东都洛阳，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军讨伐史朝义。由于是长子，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又积累下了军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皇位继承人。广德二年（764），他被立为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即位为皇帝。李适从小就遇上战乱，长大后在颠沛流离中磨炼，有他父亲那样的遭遇，却没有继承他父亲平和宽容的性格，结果为他的执政生涯留下了许多遗憾。
　　
　　挥之不去的阴影
　　　　战乱为幼年德宗留下的最痛苦的记忆，恐怕当属亲生母亲的失踪。他的生母是唐代宗的妃子沈氏，后来被追封为睿真皇后。沈氏出身于吴兴世家，天宝元年生下德宗，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肃宗、代宗都仓皇逃出长安，许多来不及逃走的皇亲国戚被叛军俘获，沈氏也被叛军从长安劫掠到洛阳宫中。后来唐代宗收复东京，两人又重新见面，但还没来得及把她迎回长安，史思明的军队又再次攻陷洛阳，沈氏从此失踪，再也找不到踪迹。唐代宗即位后派人到处寻找，但十余年始终一无所获。此间经常有人声称自己是沈皇后，比如代宗在位时就有个尼姑谎称是太子之母，但后来都发现是冒名顶替者。德宗即位后继续寻找生母，即使有人来冒名顶替也不予治罪，还对身边的人说：“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我受一百次骗也没关系。”从此之后冒名太后者越来越多，但终德宗一世也未能找到真正的太后。沈皇后一生屡遭离乱，颇具传奇色彩，其结局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后来许多地方的尼庵都留下了沈皇后在当地出家的传说。
　　　　到了青年时代，唐德宗又遇上一件给他心灵留下阴影的事情，直到成年之后还经常耿耿于怀。当时是宝应元年（762），还是雍王的李适被封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军与诸道节度使和回纥军队在陕州会合，共同讨伐史朝义。到达陕州以后，李适与随行的几十名部属官员一起去会见回纥可汗，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回纥可汗责备李适没有向他行拜舞礼，双方争执起来，回纥一方认为唐朝天子和自己的可汗相约为兄弟，回纥可汗就是雍王的叔父，所以应当行礼；而唐朝一方则认为李适是天子的长子，又担任着天下兵马元帅的职务，将来就是唐朝储君，况且肃宗皇帝刚刚去世不久，无论如何不能向外国可汗行礼。双方长时间争论不下，回纥将军车鼻一怒之下把随李适出行的左厢兵马使药子昂、右厢兵马使魏琚、判官韦少华和行军司马李进各鞭打了一百，导致魏琚和韦少华受重伤而死，幸好回纥人认为李适还年轻不懂事，将他送回营去，才算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对青年李适刺激很大，从此之后他始终记着当年回纥人对他的侮辱，甚至把情绪带到了国事的处理中。二十五年后的贞元三年（787），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要求与唐朝和亲修好，德宗却始终不答应。当时唐朝边疆缺少马匹，无法供给，李泌向德宗提出一个“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方案，并保证只要这样做，几年之后就一定能够抑制吐蕃势力，马匹的来源也会有保证，但德宗却始终不愿原谅回纥，声称只要自己当政就决不会与回纥交好。李泌前后劝了德宗十五次，说明当年害死韦少华等人的是牟羽可汗，而此时的合骨咄禄可汗已经将其杀死，算是有功于德宗；而且当年韦少华等人的处理也有问题，事先没有商议好相见的礼仪，贸然让德宗去回纥军营，才导致出现后来的事情。然后他又详细分析了眼前的形势，说明回纥人有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劳，而吐蕃才是眼前最大的祸患。倘若能够与回纥和好，就可以压制吐蕃的势力，对唐朝的形势大为有利。直到这时，德宗才接受了他的意见。
　　
　　无法摆脱的战乱
　　　　德宗在三十七岁时即位，年富力强，热情很高，一心想要做一个中兴之主。即位初期，他励精图治，做了许多好事，但也因为过于急切，使得一些本不该提前爆发的矛盾迅速激化，给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都带来了许多麻烦。

心中之神

河北藩镇的祸乱。即位之初，唐德宗首先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北方的藩镇。唐朝藩镇割据的形势从肃宗时代开始显露端倪，在代宗时期形成，到了德宗时代已经日渐壮大，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了。当时河北、淮西的割据势力最强大，大的踞有十几州的地盘，小的也有三四个州。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设有文武官员，不向中央缴纳赋税，俨然就是一个个小朝廷。为了能使自己的家族长期拥有在当地的权力，许多藩镇的节度使互相串联，力争在藩镇内实行世袭制。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去世之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极力向朝廷建议立田承嗣之子田悦为魏博节度使，唐代宗也答应了请求。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宝臣去世，田悦又向朝廷请求，希望让李宝臣之子李惟岳继任节度使，唐德宗没有答应。有人提醒唐德宗说李惟岳继承其父势力已经成为事实，如果不顺水推舟让他即位，将来肯定会引出祸乱。德宗却认为即使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来必定会得寸进尺，早晚是要出事的，所以终究也没有答应。于是田悦就和其他节度使暗中联络，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朝廷。
　　　　建中二年（781）五月，田悦起兵，德宗随即调兵遣将，又授给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让他掌握重大兵权讨伐叛军。杨炎劝告德宗，说李希烈心狠手辣，无情无义，没有什么战功的时候就已经很猖狂了，现在交给他这么大的军权，一旦他讨平叛军，威势日升，将来恐怕无法控制，但德宗并没有听从。
　　战事开始后，朝廷军连连取得胜利，藩镇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形势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德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一些职位任命和关系调节上处理失当，结果引起许多人对朝廷赏罚结果的不满，纷纷背叛朝廷，使得形势逆转，战事进一步扩大。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李希烈果然不再听从朝廷的命令，于建中三年（782）十二月时自称天下都元帅，四处攻城掠财。朝廷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场乱子彻底解决掉，又发生了朱泚的叛乱。这场叛乱更加严重，唐德宗顾不上和藩镇的矛盾，对田悦等人采取招抚的政策，使得他们归顺朝廷，才算缓解了河北的危机，得以集中精力对付朱泚。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下杀死，河北藩镇的战事才渐渐平息，但在此过程中，朝廷已经元气大伤，为了安抚各藩镇，只能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从此以后割据局面已成定局，朝廷也没有力量去消灭藩镇势力了。
　　
　　泾原兵变。建中四年（783年）九月，泾原兵变爆发，这原本也是一场不该出现的突发事件。当时德宗为解救被淮西节度使围困的襄城，征发了泾原等各道兵马前去救援，十月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兵士五千人经过长安，当时天降大雨，天气寒冷，士兵们大都携带子弟一起过来，希望朝廷能多发赏赐给他们，结果却一无所得。第二天，军队到达浐水，前去劳军的京兆尹只发给他们粗食素菜，引起了兵士们的极度不满，群情激奋，摇旗呐喊，声称要攻回京城，夺取仓库里的金帛财物。当时姚令言正入朝辞行，听说军变，大吃一惊，连忙赶回去劝解，却被兵士们胁迫着继续西行。德宗这才着急，连忙追加赏赐，希望能平息事端，但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城，声势浩大，百姓们四处逃窜。
　　当时禁军中滥竽充数的现象很严重，许多人都是市井富人的子弟，因行了贿赂才进入禁军，平时一边拿着赏赐，一边做买卖，根本就没有军人素质。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就此事向德宗进言，说禁军如果老是这种状态，一旦遇上危难，恐怕指望不上，但德宗却根本不听。现在连忙召集禁军，却不见一个人前来，德宗身边只有一百随从，他只好连忙带着太子和一部分妃子、诸王、公主仓皇出逃，来不及走的倒有十分之七八。
　　　　在此之前的藩镇战事中，卢龙节度使朱滔曾写信约其兄凤翔节度使朱泚共同谋反，书信被查到后，唐德宗将朱泚召到长安监视看管。这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拦住德宗的马进言说：“朱泚曾经是泾原帅，现在被夺了兵权呆在京师，心里正很不情愿。既然陛下不能推心以待他，不如现在就杀了他，否则乱兵一旦推举他做了首领，后果就很难收拾了。现在就把他找来一同随行吧。”但德宗此时急着逃跑，根本没在意姜公辅的话，只说了一句“顾不上了！”就继续匆匆赶路，一直逃到奉天，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前来救援，才渐渐安定下来。

心中之神

乱军进城后从府库里抢出了许多金帛，又觉得没有主帅终究难成气候，姚令言与众人商定后就将朱泚迎进宫来，拥立为主帅。有一些朝官劝朱泚把皇帝迎回宫来，他却根本不听，联系了河北各藩镇，准备向奉天进军。
　　消息传到奉天，有人劝德宗做好守城的准备。卢杞却赌咒发誓，保证朱泚决不会造反，德宗也深信不疑。后来他听说朱泚要迎接他回去，又传令给赶来的各道援军，让他们在三十里之外扎营。幸好姜公辅进言说：“现在我们的人少，不能不做好防御。要是朱泚真有诚意迎接我们回去，这里多驻一些军队也没什么。万一他没有诚意，多驻扎一些部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德宗这次总算听从了他的建议，把援兵都招进城来。朱泚让泾原兵马使韩旻带上三千精兵，名义上去迎接皇帝回京，其实却打算袭击奉天。留在长安的段秀实得到消息后感到事态紧急，就伪造姚令言的兵符，又盗用司农印符，将韩旻从半路召了回来。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奉天之围。过了几天，朱泚自称大秦皇帝，设立文武百官，公开造反，又写信给弟弟朱滔，表示要和河北藩镇势力联起手来，一起推翻唐朝。他亲自督战进攻奉天，围攻了一个月，城中的衣物粮食全部耗尽，形势十分危急。德宗召来公卿将官们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都是我的责任。你们没有过错，不如早些投降，保住身家性命。”众人听到这里都痛哭叩头不已，发誓要死守到底，所以虽然形势危急，将士的锐气却丝毫不减。后来朱泚使用大型云梯加紧攻城，箭石如雨下，城中死伤者不计其数。有些叛军登上了城来，德宗无计可施，惟有哭泣而已，群臣们也只能仰首向上天祷告。幸好将士们拼死冲杀，敌人的云梯又有一轮陷入地下不能移动，城上守军趁机放火浇油，瞬间便将云梯烧毁，叛军死伤惨重，只得撤退。官军趁机从三个城门同时冲杀出来，太子亲自督战，叛军大败，死者数千人。有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裹伤，大大振奋了士气。但到了夜间，朱泚又来攻城，有箭竟然射到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让德宗受惊不小。
　　　　这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着其所属朔方军向奉天赶来救急，城中得到消息，欢声雷动。随后，李怀光先在澧泉击败叛军，朱泚只好带兵退守长安，这才算解了奉天之围。事后人们都认为假如李怀光再晚来三天，奉天城怕就要丢掉了，所以在奉天一役中，李怀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唐德宗并没有吸取以往与藩镇打交道的教训，对于李怀光业已强大的势力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妥善的处置，使得在对待李怀光的问题上又犯了错误，结果又导致了另一场叛乱。
　　　　李怀光之叛。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后，认为自己立下很大功劳，皇帝一定会用极高的礼仪接待他。他一向讨厌卢杞，经常对人说卢杞是奸诈小人，等见了皇帝一定要请求皇帝处死他。卢杞听到这些消息后很害怕，就向德宗进言说应该让李怀光乘胜追击，尽快攻下长安，否则一旦让他进了奉天城，赐宴流连，叛军就会获得喘息机会，给以后的平叛造成困难。德宗认为有道理，就下令让李怀光率军直接去攻打长安。李怀光觉得自己奔波数千里，已经到了天子脚下，却不能见到天子，感到非常不满，于是领兵驻扎在咸阳，不断上表攻击卢杞的罪恶，却不去进攻长安。其他许多人也认为卢杞的做法不对，众论沸腾，德宗迫于压力，只得将卢杞贬为新州司马。
　　　　逼走卢杞之后，李怀光心里也总是惴惴不安，后来干脆和朱泚勾结联络，共同谋反，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避往梁州。但李怀光的许多部下并不愿意跟着他反叛，还有人劝他攻取长安，杀死朱泚，这样才能不亏臣节，保住功名。李怀光既担心部下兵变，又怕受到官军的袭击，最后只好领兵东往，去了河中。
　　　　虽然形势屡屡发生变化，但幸好朝廷这边还有浑瑊和李晟这样一些忠心而又能干的将领，才算挽救了朝廷的命运。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率军收复长安，朱泚和姚令言率领一万多叛军逃跑，路上先后被部下杀死，叛乱这才算结束。七月时德宗回到长安，李怀光派儿子李璀去朝廷谢罪，德宗顾念他的功劳，也想要赦免他的罪过，但李怀光却又犹豫反复，最后引来浑瑊和马燧的围剿，终于兵败自杀。

心中之神

德宗的气量
　　德宗的性格和父亲代宗很不同。代宗宽容温和，德宗却喜欢猜忌，和父亲比起来甚至有些草菅人命。
　　刘晏和杨炎之死。中唐时期两位经济能臣刘晏、杨炎先后被他下诏杀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刘晏与杨炎早有不合，后来刘晏审理元载一案，杨炎受到牵连被贬，从此埋下了对刘晏的怨恨。德宗即位时，刘晏已经掌控财政大权多年，许多人都对他心存嫉恨，杨炎担任宰相后又屡次进言攻击刘晏，甚至使人诬告作伪，使得德宗信以为真，终于先将刘晏贬出京城，后来又派人将他赐死，家属发配岭南。杨炎本来还打算籍没刘家，后来遭到群臣的反对，只好作罢。刘晏一生理财，死后家产仅有杂书两车，米麦几斛，其清廉程度令人叹服。
　　　　刘晏无辜遭到杀害，天下人都为他鸣不平。有大臣上奏认为诛杀刘晏缺乏证据，而且赐死之后十九天才诏告天下公布他的所谓罪行，不能让人信服。但德宗当时还没有反应，几年之后才渐渐悔悟过来，准许刘晏归葬，并授予其子官职。
　　　　杨炎的心胸狭窄造成了刘晏的冤死，同时也为他自己的命运埋下了祸根。刘晏死后，杨炎唯恐天下人指责他，就派使者到各地安排，想要把杀死刘晏的责任都推给德宗。德宗了解到情况以后也很愤怒，从此就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于是重用卢杞，不再专倚杨炎了。卢杞相貌丑陋，缺乏才干，却更加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他受到杨炎的轻视，怀恨在心，不断培植势力，搜罗杨炎的种种过错，使得德宗在建中二年（78年）下令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此后杨炎遭到了和刘晏同样的命运，被德宗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虽然刘晏是由于杨炎陷害而死，杨炎最后的命运也有很大咎由自取的成分，但假如德宗当初能够换一种方式，谨慎处理这一系列事件，恐怕也不会造成这样无法挽回的结果。
　　　　疑忌功臣。自古功高震主的事情屡有发生，德宗生性多疑，不能像他的父亲代宗皇帝和郭子仪那样与将领和平相处。战乱过后，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李晟和马燧觉得总被皇帝猜忌，心中焦虑不安。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时，李泌担任宰相，和李晟、马燧二人一起去晋见皇帝。见面时，李泌对德宗进言说：“李晟、马燧二人为国家立下大功，请陛下一定不要伤害功臣。万一您杀了他们，天下所有宿卫戍边的将士都会感到不平，到那时恐怕就要生出不测来了。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功名富贵，希望陛下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以后国家有难时还可以依仗他们征伐。只要陛下不因他们的功劳大而怀疑他们，他们也不就不会因为自己的位置高而忐忑不安，天下就太平了！”德宗听了李泌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总算是欣然接受，消除了对二人的怀疑。
　　颜真卿与段秀实。德宗在用人上屡次出现失误，不是重用卢杞这样的奸臣，就是冤杀刘晏那样的贤臣，但幸好朝廷里还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才算维持了德宗一朝的顺利统治。三朝元老、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就是其中一个。建中四年（783）时，发动叛乱的李希烈攻占了汝州，一向嫉恨颜真卿的卢杞趁机向德宗进言，建议让颜真卿去招抚李希烈，想要借刀杀人。德宗采纳了卢杞的建议，命颜真卿出发，使得整个朝廷都大为震动。许多官员想要在路上拦下这位三朝元老，但颜真卿却毫不犹豫，毅然决定前往。到了李希烈处，叛军用种种方法威胁他投降，他却始终不屈，甚至为自己写好了遗书、墓志和祭文，只待一死。李希烈自立为帝时，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他却讽刺说：“我老了，只记得诸侯朝觐天子时的礼仪。”
　　　　到了第二年，唐军的形势有所好转，李希烈派人再次去威胁颜真卿，在他居住的庭院里堆满了柴草，浇油后点燃，结果颜真卿起身便要投进火堆，叛军们连忙把他拉住。这年七月，德宗回到长安，处死了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李希烈得知弟弟被杀，迁怒于颜真卿，派人去将他缢死，时年七十七岁。颜真卿被害后，德宗停朝五日，三军为之痛哭。
　　在朱泚叛乱中，正直能干的段秀实也立下大功。他将去攻打奉天城的韩旻骗回长安后，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就准备和朱泚进行殊死一搏。正好朱泚打算称帝，召他前去商量，于是在商谈时段秀实愤然而起，一边从别人手中夺下象笏奋力追打朱泚，一边大骂，朱泚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勉强爬着逃走。段秀实知道已经不可能杀死朱泚，就对朱泚的党羽说：“我不会同你们造反，怎么还不来杀我！”众人一拥而上去杀段秀实，朱泚一边捂着额头上的血，一边向党羽们喊：“他是义士，不能杀他！”但段秀实已死，朱泚被他的人格力量打动，哭得很是悲伤，用三品礼仪将他安葬。消息传到德宗处，他想起当初没有听从段秀实的进言，也没有给他机会充分发挥才能，感到悔恨不已，哭泣良久。

心中之神

德宗一朝的遗憾
　　代宗在位时，唐朝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现象，当时推行的一些政策也为执行两税法奠定了基础。于是在德宗登基的第二年，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和一切杂税，实行两税法。这种新税制适应了时代变化的需要，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征讨藩镇势力提供了财政支持。
　　但德宗一朝出现了不少弊政，比如重用卢杞等奸臣，使宦官掌兵权，使宦官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等，都造成了很糟糕的政治影响。假如德宗的政治才能再高一些，对各种事务的处理能够更妥当些，唐朝本该在此时获得一个更好的恢复发展机会。但由于他缺乏沉稳冷静的政治素质，施政过急又处理失当，导致了即位后一段时间的军事动乱，却未能改变藩镇割据的形势。再加上他在思想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动辄记恨他人，轻信谣言，没能让富有能力的文臣武将们人尽其才，反而限制了他们的作为，比如广为后世人称颂的政治家陆贽就过早离开了政治舞台，不能不说是中唐政治的一大损失和遗憾。  
　　陆贽是浙江嘉兴人，少年时就有才名，德宗即位后被召为翰林学士。泾原兵变后，他随同德宗逃往奉天，一路上协助处理各种事务，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他曾在奉天为德宗起草了一份罪己诏，言词恳切，字字动情，颁布之后传到全国各地，士卒们听到后无不感动流泪，痛心疾首，立誓要为国家平定叛乱。事后舆论认为，这份罪己诏在勘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陆贽功不可没。
　　在梁州、奉天的日子里，国家动乱，朝廷流亡，各种事情都由陆贽谋划，他因此获得“内相”之称。但由于他的性格过于耿直，皇帝又对他很是依赖，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嫉妒中伤，再加上德宗心胸狭窄，对陆贽的许多逆耳忠言不屑一顾或心存忌恨，使得他早早被贬出京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未能施展才能，直至抱恨而终。北宋苏轼曾说陆贽超过了汉代的张良、贾谊，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大量引用陆贽的言论，都对他的政治才能做出了极高评价。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患病无法上朝，弥留之际想要见太子，但太子却已中风，患上哑病，卧床不起。德宗非常伤心，几天后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心中之神

顺宗李诵（761～806）
　　　　顺宗李诵可能是唐代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皇帝。在他短暂的44年生命历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东宫度过的。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受到父皇的猜忌而时时自危。经过这漫长的等待与暗中的准备，换来的帝位却只维持了短短的八个月。唐朝的皇权此时一直周旋在宦官、藩镇、朝臣三种政治势力中间。而前两者显然是非正常势力。德宗与藩镇的斗争失败之后，中央沉寂了很长时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积累力量。所以在顺宗即位之前，天下名士已经引领相望，希冀在政治上能大有作为。就在这短暂的八个月中，他推动了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改革运动，但疾病夺去了他说话的能力，他也因此失去帝位，改革最后归于失败。他在登上皇位的一刻，就已被时人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悲哀的是他最后也确实只扮演了一个过渡性的角色。
　　
　　东宫废立风波
　　　　
　　顺宗李诵生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大历十四年受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 德宗即位后立为太子，作为储君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太子禀性宽厚仁和，但其实内心极有主张。辅导他读书的老师们对他怀有良好的感情，因为他严格遵守礼节，每次见到老师，虽然离得很远，也会起身相候，提前施礼。在东宫中和他亲近的人也都品行端正，才能出众。太子本人喜欢书法，尤其擅长隶书。德宗时赏赐给节度使的敕文都由他亲笔抄写后下发。太子不仅文才出众，还兼武略，临危不惧。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二帝四王之乱”。河北山东诸地的节度使不满意德宗的削藩政策，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卢龙朱滔、淄青李纳同时起兵，不久淮西李希烈加入叛军。建中四年（783），奉命镇压叛乱的泾原军哗变，拥立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德宗出奔奉天。当年十一月，叛军已围困奉天城多日，城内粮米不支，士气沮丧。太子亲自为受伤的将士裹疮，激励士气，士卒顿首流涕，人人愿尽死力。所以将士虽被困多日，但锐气未丧，军心没有涣散。当听说李怀光勤王军快到长安后，叛军加紧攻城，使用云梯发起猛攻，太子指挥守城将士用火把沾油焚烧云梯，敌军被挫败，太子又亲率大军趁胜出击，大败敌军。
　　　　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他的母亲王淑妃深受德宗的宠爱，李诵也得以受宠。但是，王淑妃去世后，父子之间渐有嫌隙。太子李诵对德宗时的弊政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尤其是宦官专权的问题，因而他对宦官始终抱有敌意。李诵最不喜欢宦官干涉政事，对德宗身边的太监总是一脸严肃，未尝假以颜色。宦官担心他上台之后对己不利，也就处处跟他作对，每每离间他们父子。
　　　　后来的一次突发事件差点断送他的前程。太子妃萧氏的生母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她行事不谨慎，与一些少年子弟往来密切，有人乘机向德宗密告她淫乱。德宗大怒，将长公主幽禁起来。一年之后，又有人告她有巫蛊的行为。生性猜忌的德宗终于怀疑太子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他召见太子进行切责。太子不知所措，请求与萧氏离婚。随后，德宗立刻召见宰相李泌提出要改立舒王李谊为太子。舒王是德宗的侄子，代宗第三子李邈的儿子。因为李邈早死，李谊当时年龄小，德宗十分怜爱，引为己子，刻意加以培养。“二帝四王之乱”，德宗奔奉天时，李谊在前开道，太子李诵压后，其声望和太子已经并驾齐驱。德宗要立他显然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但李泌认为亲生子还在，这样做不合礼法。而且他认为太子柔弱仁爱，和外臣接触很少，不干预朝廷大事，已经很贤德了。现在一定是有人在离间太子。他建议德宗自己好好回忆，太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谋反的迹象，再慎重作出决定，免得以后后悔。德宗这才冷静下来。太子得知此事后，遣人对李泌说如果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他只有服药自杀。李泌则说太子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只要有他在朝中，就必定力保太子。在李泌的苦谏之下，德宗终于回心转意，但父子间隔膜已经形成。在郜国公主病故后，德宗又杀了萧太子妃。太子为求自保，不敢说一句话。

心中之神

此后，每想到这件事太子都心有余悸，刻意地韬光养晦起来。近臣王叔文也都提醒太子不要任意发牢骚，以免贻人以口实。王叔文，原籍浙江越州，他因善于围棋而知名，进而得以入东宫娱侍太子。太子在东宫常常和他的伴读、王叔文等人谈及民间的疾苦。一日兴起，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些告诉给皇上，众人都赞成，只有王叔文不说话。等众人散去之后，太子独留王叔文，问他有什么意见。王叔文说：“我想太子现在的职分应当是问候皇上的饮食起居，不应该多干涉朝廷上的事情，免得引起无端的怀疑。不然，到时候有人再在皇帝面前诽谤您，太子将何以解释啊?”太子非常感激地说：“要不是你提醒我，我怎么能想到这一层！”于是愈加信任王叔文，有什么事情都先和他商量再做定夺。此后，整个东宫就在这种气氛中隐忍和等待。
　　
　　二王集团
　　　　
　　顺宗的最终即位颇费了一番周折。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重病不豫，所有的皇子和重要的大臣都聚集在皇宫中，德宗弥留之际，呼唤太子之名，却发现惟独太子不在身边。原来李诵正患中风，不能前来。德宗呜咽而泣，抱恨而终。德宗死前十分仓促地召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内草拟遗诏。有宦官说：“废立之事还没有议定。”宦官的态度像是把立新皇帝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而且摆明不想立太子。其实，之所以没有议定，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意见还不统一。他们气焰嚣张，众人都不敢应对。只有卫次公厉声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毕竟是长子，天下归心，理当即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顺宗长子，即以后的宪宗李纯）嘛。如果不如此，必有变乱！” 郑絪等连声附和。于是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即位。一年前太子轻度中风，因嘶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政务。此时，他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强忍着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才安定下来。
　　　　经过多年准备，顺宗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东宫旧人为主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中的领袖人物是王叔文。叔文十分有主见，在诸人中最得信任。渐渐地，叔文结交了十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王伾、韦执谊等人。
　　　　王伾，原籍浙江杭州。他相貌丑陋，甚至还不会说长安上层流行的官话，只能说家乡的吴语。所以一开始他就很不受重视，以至在他被顺宗提拔后，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服。
　　　　韦执谊，关陇人，世家旧族。自幼聪慧过人。只有二十来岁就在德宗时官拜翰林学士，资历本高于王叔文等。
　　　　另外，著名的两位文学家也在这个团体的核心之内。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中山，当时已经以文名重一时。德宗时做监察御史，与韦执谊是好朋友。王叔文非常欣赏他的才学，曾说过他有做宰相的气魄。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幼年时即聪明绝伦，文章精致中蕴涵气魄，被时人所推崇。德宗时为监察御史。与王叔文、韦执谊私交甚厚。
　　　　因为这个集团以二王为核心，所以被称之为二王集团。我们可以看到，二王都出自南方寒族。唐朝的朝臣主要以关陇旧族和山东士族为主。关陇旧族源于北周，是唐朝立国之基础。而山东士族则以门风优美和家学传承已绵延数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从唐太宗时代开始在朝廷中渐渐崛起。唐朝虽然是一个贵族政治逐渐趋向衰落的时期，科举所带来的新兴士人阶层在中唐正在上升。但是王叔文和王伾又都不是科举出身，一直都人微言轻。所以二王集团要站稳脚跟，就需要另外两支实力集团——宦官和藩镇的支持。他们一开始就成功地与宦官集团中的一些人物采取了联合。最主要的就是李忠言，顺宗做太子时他服侍其左右，为人又小心谨慎，不干预朝事，顺宗对他很放心。但是除了接近皇帝，李忠言在整个宦官集团号召力很有限。然而，经过在东宫长期的酝酿，二王集团要采取的政治措施必然包括打击宦官势力。当时的藩镇，乃是中央的大患，自然也是需要打击的。这样，二王集团所处的局势就十分微妙。

心中之神

顺宗对德宗时代的问题认识比较深刻。而德宗一味姑息藩镇，任由宦官跋扈也已经引起朝臣不满。顺宗一即位，就立即开始提拔东宫旧臣，十分希望依靠他们实现做一个贤明君主的政治理想。在顺宗即位当天，他就非正式地命王叔文入直翰林学士院，而王伾则入柿林院，那是十分接近皇帝寝殿的地方。这样，二王就进入了实际上的权力中枢。王叔文自己不能再像在东宫时那样接近皇帝，但王伾依然可以随时出入皇帝身边。于是王伾就得以将王叔文的意思禀告顺宗。王叔文自己不便直接担任宰相，于是让资历更有可能服众的韦执谊为相。正式的任命是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任翰林学士，前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任翰林学士。王叔文有决策权，韦执谊有了行政权。
　　　　二王行动十分迅速，在上台之后立即谋划掌握财权，让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而王叔文为副。杜佑是当时的理财名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他的《通典》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但是他已经年逾七十，让王叔文做副手，二王集团的用意十分明显。
　　　　顺宗因为中风愈发严重，甚至面容扭曲、失声，并不朝见群臣，在宫中只由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王叔文的想法通过王伾传达到内廷。顺宗通过点头或摇头将自己的意见告诉给牛昭容，牛昭容又交给李忠言，再由李忠言最后交给王叔文等。大事遂由王叔文等裁定，而后再由宰相韦执谊执行。
　　　　由此可见，二王集团是通过独断专行来推行他们的最初设想的。这种安排引起了其他朝廷大臣的非议。
　　　　
　　转瞬即逝的永贞革新
　　
　　　　二王集团在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朝廷中荒怠的风气。他们首先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德宗时期，宫中的宦官就经常以皇室采购为名对平民进行掠夺。这些宦官耀武扬威地巧取豪夺百姓的财产。他们欠账不还，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同一家店铺，直到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因为“二帝四王之乱”之后中央财政越来越困难，德宗对此事基本上是持默许态度。后来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名篇《卖炭翁》中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掠夺的残酷：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赦，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二王随后进行的改革是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专门捉鸟兽供皇帝赏玩，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诈百姓的财物。他们经常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者张网于井上，不许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才作罢。顺宗做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是为百姓除了一害。
　　　　顺宗及二王罢黜“宫市”和五坊小儿，一方面反映了皇帝的自律，一方面也有整肃宦官的意思。由于直接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被断了一大财源的宦官自然对皇帝和二王集团越来越不满。
　　　　二王又废除了“日进”、“月进”制度。“日进”“月进”制度始于玄宗朝后期，也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地方上的节度使为了讨好皇帝，不断向皇帝进奉钱财，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幕僚也争相效尤，成为一种时弊。而一些官僚又借进奉之名中饱私囊，随意增派赋税，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到顺宗朝，这种恶习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王叔文等人以顺宗的名义取消这种制度，同时还下令减免民间以前对官府的欠账，降低盐价。这些措施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日进”和“月进”本是朝廷在当时财政困难下的重要财源，顺宗能够这么做，也可以看出他改革求治的决心。
　　　　顺宗和二王想先打造出清正廉洁和节俭的宫廷和政府，然后稳固住自己的统治基础，收拾民心，重塑皇室的威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是太理想主义、太不现实了。

心中之神

风云突变
　　
　　　　二王的改革并没有像他们想象得那样顺利地进行下去，很快就出现了波折。
　　　　首先，他们内部出现了不和。作为改革集团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上的见解不同，王叔文大力打击异己，韦执谊则较温和，想要尽量团结其他朝臣。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王叔文这个人狂妄傲慢，韦执谊对他越来越看不惯。其他成员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争吵。
　　　　其次是官场上其他官员的反对。刚才已经谈到，二王集团的大部分人本来出身于南方寒族，势力单薄，根基很浅，因为皇帝的超拔而一时得势，自然引人嫌忌。他们完全依靠皇权而得势，但是此时的顺宗已无法正常担负起一个皇帝的职责了。同时，他们这个集团独断专行，又不懂得团结实力派，本来是政治上弱者的他们愈加单薄无助，日渐势微。
　　　　其他一些地方节度使也对王叔文等施加压力。王叔文当政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就派心腹刘辟到京师对王叔文进行威逼利诱，提出要完全占领剑南三川（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韦皋在德宗年间代替入朝的张延赏镇守蜀地，因对吐蕃作战立有大功，重新与南诏结盟而受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又加检校太尉。王叔文认为韦皋在蜀的二十多年中靠收重税以取悦皇帝，弄得声誉极坏，因此断然拒绝了韦皋的无理要求，并准备将刘辟绳之以法。但是韦执谊力持不可。王叔文本以为韦执谊由他提拔才有宰相之任，当听他差遣。但此时，韦执谊却敢于和他唱起反调，两人的关系于是迅速恶化。而韦皋对二王集团怀恨在心，处处与之抵牾。许多藩镇惧怕王叔文限制自己的权力，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指责王叔文专权。这样二王集团又与藩镇交恶，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
　　　　宦官之中，也有党派，互有争斗也互相联合。在深恨宦官的顺宗即位后，大多数宦官团结起来。一位大宦官站在了李忠言的反面，他就是俱文珍。虽是宦官，但俱文珍才干出众。李忠言性格懦弱少言，每次与王叔文商议都唯唯诺诺而已，而俱文珍则敢于在傲慢的王叔文面前激烈地争论。他联合其他宦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准备采取行动。
　　　　二王集团需要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就必然要与他们争夺军权。宦官集团胆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直接控制朝廷的精锐军队神策军。王叔文等人为求自固，一直想渗透并直接接管禁军，并想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住的军事阵地。当时神策军的主力在京西。永贞元年（805）五月，顺宗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军统军，充任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虽然京西诸镇从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上都归神策军的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统领，他们与宦官的联系十分紧密。唐朝后期，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家族、师生或上下属的关系来维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兵将对主帅的忠诚往往高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所以，神策军仍被宦官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是换一个主帅就能解决问题的。
　　　　和杜佑一样，范希朝也是老臣，只是二王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而韩泰是刘禹锡的表兄，也是二王集团的成员。他们希望用和夺财权一样的方法来夺取军权。范希朝和韩泰到来之后，京西将领们就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人，一面观望，一面通知俱文珍等。当他们开始意识到所面临的威胁后，俱文珍下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由于接到了俱文珍的指示，在韩泰来到军营之后，几乎没有人去他的营帐报到。
　　　　朝中支持者的根基本不深，又迅速与宦官和藩镇交恶，一时风光无限的二王集团这时候已经岌岌可危了。
　　　　
　　逼宫退位
　　
　　　　顺宗的病情愈来愈重，意识也日渐不清。他作为皇帝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怀疑。一切都在按照他即位前卫次公的那句话在发展。人们都认为，顺宗的帝位长不了了。而二王集团专权引起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让病重的顺宗引退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宦官集团和大部分朝臣都在向皇帝施加压力。
　　　　永贞元年（805）四月，顺宗册立长子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形势开始了逆转。太子接受百官的朝贺。众大臣目睹太子风度后，都十分欢喜。只有王叔文面带忧虑，他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口不敢言，只有吟诵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衣襟。”
　　　　俱文珍行动迅速，到了五月就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叔文越发害怕了。而坏消息又同时传来，派去京西的韩泰向他回报，京西诸将表示了不合作的态度。
　　　　到了七月，王叔文的母亲去世，心情苦闷。而韦执谊愈加不听从他的意见，又使他大为震怒。于是王叔文与人密谋准备杀掉韦执谊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更加搞得人心惶惶。王伾还不停上疏希望能够挽回局面，但已于事无补，不久也放弃了努力，一下子病倒。二王集团于是迅速分崩离析。俱文珍则步步进逼，屡次启请由太子监国。顺宗被迫答应。
　　　　八月，太子即皇帝位。顺宗退居兴庆宫，称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太子一上台就打击二王集团，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王伾就病死贬所。五个月后，元和元年（806）正月，顺宗驾崩，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
　　　　关于顺宗的死，有颇多疑点。宪宗即位后，舒王李谊也暴卒，时间蹊跷，让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一系列的阴谋。《顺宗实录》相关部分后来屡有改动，文字隐讳，更令人怀疑。刘禹锡、李贺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暗有所指，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恐难以判断了。
　　　　反正，宪宗几乎全部扳倒了二王集团。韩泰先贬为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被贬为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就连宰相韦执谊也被贬为崖州司马。历史上就习惯称他们为“二王八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