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十二帝

心中之神

到了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位为帝后，在弘文殿侧设置弘文馆，聚集古书二十余万卷，命学士们整理、修补并加以分类，分成经史子集四库书。宋代大儒欧阳修对此举有很高的评价：“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以甲乙丙丁为次，谓之四库书，亦曰四部书。”
　　　　这种科学的分类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依然用经史子集来把古书分类，而乾隆帝命纪晓岚穷尽一生精力主编《四库全书》，也是基于这种分类法，当然太宗和他的一班文士们的成就绝不止一种科学的分类法，而是直接刺激了唐初文学的复兴，从而创造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艺术性的唐诗。
　　　　太宗在艺术上的造诣也颇深，他喜爱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临摹不辍，不但形似，也颇有几分神肖，他还独创书法艺术中的“飞白体”，说他是位艺术家也并不过分，正是由于他的尊崇，“王体”便独尊天下，直接导致后来“馆阁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也是事物的两面性吧。
　　　　在唐朝以前，中国盛行的是小乘佛学，后来三藏法师远赴印度求取佛经，带回大乘佛学经典，太宗虽不信佛，还是在洛阳为三藏法师专门修了白马寺，出资让他率弟子安心翻译经书，从此大乘佛学便盛行中土，这乃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最重大的里程碑，也算是太宗对宗教事业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吧。
　　　　武功
　　　　正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对中原地区构成最大威胁的便是塞外的突厥了。
　　　　隋文帝杨坚时期，国富民强，军力强盛，以举国之力才与突厥斗了个旗鼓相当。突厥分为两突厥、东突厥两部分，西突厥相距遥远些，对中国威胁不大，对中原汉族政权直接构成威胁的便是东突厥，而一般史书上泛言的突厥说的就是东突厥。
　　　　隋炀帝末期，国力虚耗、军心不附，与文帝时相比已有霄壤之别。炀帝偏偏又是典型的自大狂，没把突厥放在眼里，大业十一年（615）巡视北方关塞，却被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兵围困在雁门关里一座孤城内，食物仅能支持二十天，突厥射入城中的箭居然落到了炀帝身前。隋炀帝只好抱着爱子赵王杲日夜哭泣，双目红肿，时刻准备作突厥的俘虏了。好在先前和亲嫁过去的义成公主向始毕可汗假传警报说，北方遭遇入侵，而炀帝下诏征集的各地勤王之师也陆续赶到一些，突厥只好舍弃唾手可得的城池，撤军解围，唐太宗李世民此时年仅十六，也参加了这次勤王行动，虽未与突厥交战，而突厥的威胁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李渊在晋阳宫决计起兵时，第一件事便是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突厥借兵借马，当时主要是马匹奇缺，另外也想与突厥搞好关系，必要时有个靠山。不只他这样想，当时各地首领如刘黑闼、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也无一不卑背靠突厥。突厥倒是来者不拒，既不坚决支持哪一方，也不拒绝任何一方。乐得坐山观虎斗，自己坐收金帛，必要时出兵支持微弱的一方，调解平衡，这实际是汉族政权一直举行的对少数游牧民族分化瓦解，以夷制夷的政策，突厥大概也被治得苦了，从中学了个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
　　　　李渊虽与突厥结盟，起兵时也得到突厥的兵马资助，每年总是以厚礼酬谢，但突厥欲壑难填，依然不断入侵抢掠。李渊对此束手无策，一次听信小人之言，以为突厥入侵是因为子女玉帛都在长安，如果焚烧长安另选都城，突厥便不会入侵，若非李世民力劝，李渊真会做出自焚都城的傻事。
　　　　武德九年（626），太宗刚刚即位为帝，突厥认为大唐甫遭内乱，有机可乘，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余万，大举入侵，竟然一路进攻到长安城外的渭水。
　　　　太宗自知国力不够强大，不愿与突厥斗个两败俱伤，所以一面指挥将士与突厥隔渭水布阵，作好不得已大战一场的准备，一面不惜挺身涉险，只和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来到渭水便桥上，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责备突厥毁盟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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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利可汗此次本是志在必得，见到太宗如此架势，反而摸不清虚实，竟不敢下令进攻。而连年来大唐送给突厥的金帛也是多不胜数，颉利单方毁约，心中也不免有愧，再见到对面唐军阵容强盛，旌旗蔽野，恶战一场也未必占得到便宜。他深入中原，又时时怕被断了退路，顾虑良多，便舍战讲和，于是太宗便和颉利可汗斩白马起誓，在渭水的便桥上重订盟约，突厥退兵。
　　　　大唐帝国虽然渡过最险的一劫，却是大丢脸面，其一是被人攻到了都城之下；其二是皇帝居然不得不以万乘之尊涉身犯险，说是勇敢很勉强，其实是被逼无奈；其三是财政损失巨大，“倾府库赂以求和”。以突厥之贪得无厌，不倾府库贿赂怕是难以令其满意退兵的。可以说自秦汉以来，外患之深重已达到顶点。
　　　　唐朝初年，突厥的势力达到有史以来游牧民族的最高点，几乎征服了关外所有种族部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强百余万，”已俨然是四海宗主了，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凭陵华夏”，吞并中原了。不过“物极必反”这条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突厥，而且更为明显，先是附属于突厥的回纥、薛延陀叛离，颉利可汗派兵平叛，却遭遇惨败，损失惨重。颉利可汗又因突利可汗平叛不利、损兵折将，将他重重责罚，突利心中怨恨，不再尊奉颉利号令，反而派使者到长安朝见太宗，请求归附唐朝，强盛的突厥内外俱损，顿时呈现衰败迹象，开始快速滑坡。贞观元年（627）的冬季，突厥国内遭遇罕见的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等牲畜大多冻死，牲畜是游牧民族的命脉，这场灾害更使得突厥的实力锐减。
　　　　太宗见到突利的使者已是惊喜交加，因为他看到了平定突厥的曙光，但他拒绝了群臣乘突厥遇到灾荒，发兵攻打的请求，他知道全歼突厥的时机尚未到来。太宗时刻胸怀全局、不贪小利，显示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胸襟与气魄。
　　　　贞观三年（627年），太宗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清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驸马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十余万，分道出击突厥，诸路总管都受李世绩指挥。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名将李清只率三千骑兵从马邑出塞，夜袭定襄，夺取定襄城，初战告捷。突厥没想到李清敢孤军深入，以为唐朝倾国而来，上下震恐，“一日数惊”。李世绩从云中出塞，也大破突厥。随后李清又在阴山击败颉利可汗。颉利战事不利，便向朝廷请降，其实是缓兵之计，准备等草青马肥，缓过一口气来，便逃往漠北，以后再卷土重来，太宗答应了颉利请降的要求，一面派鸿胪卿唐俭到颉利军中慰抚，一面命令李清带兵迎颉利入朝。此时已合兵一处的李世绩和李清识破颉利的缓兵之计，两位名将将计就计，趁停战间隙，突厥防备松弛，挑选精兵实施突袭，丝毫没有防范的颉利被李清攻了个措手不及，只得仓皇逃命，又被李世绩堵住逃往漠北的路，颉利只率少数亲信逃往灵州，很快被唐军追及，生擒后送往长安，至此自隋朝初年以来便成为华夏民族最大外患的突厥被平定。
　　平定突厥，肃清关外大漠的势力，对于新生的大唐帝国政权的巩固和延续，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也正因有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才有了贞观和开元这两个历史上少见的太平盛世，在随后270多年的历史中，虽也有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对华夏民族具有致命威胁的外患却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太宗的一大丰功伟绩。
　　
　　择储困惑
　　　　
　　早在武德九年（626）十月，登基为帝的太宗便立年仅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承乾是太宗和长孙皇后所生的长子，“嫡”和“长”都占，真是储位的完美人选。而太宗也十分喜爱承乾，从小便加意栽培，传授他治国法要，希望他能成为比自己更好更强的明君。贞观九年（635）李渊去世，太宗居丧期间，命令太子承乾在东宫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既有意锻炼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更显示出对太子的信任和宠爱。

心中之神

太子承乾聪明过人，就是不喜欢读书学习，反而喜欢女色、音乐和打猎，喜欢奢侈的生活，这倒很有他爷爷李渊的遗风，面对父皇委派的辅导自己的东宫官僚，承乾总是无比庄重，说的都是忠孝大义一类的话，既冠冕堂皇，又令人折服，回到内宫后便和身边的佞幸小人做些见不得人的荒唐勾当。时间长了，东宫官员有所察觉，想要劝谏，承乾总是能猜出对方的心思，抢先一步做深刻的自我检讨，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弄得要劝谏的官员根本无法开口，所以初期内外大臣都夸赞太子贤明有德。
　　　　承乾喜欢打猎，一次从马上坠下，落下残疾。知子莫若父，太宗对长子的废学和不务正业极为头痛，屡次训诫却不奏效，又见他成了跛子，对其宠爱大减，转而宠爱起聪明好学、动辄循礼、多才多艺的皇四子魏王李泰。他为李泰开置文学馆，延请四方名士编纂《括地志》，以增高李泰的声望。他还因群臣对李泰不够尊重，少有的在朝廷上大发雷霆，而每月给李泰的钱比太子承乾的要多。太宗虽未表明易换太子的心思，但大臣们不难从他的言行中窥探出来，于是便有一些臣工转而拥戴魏王李泰。
　　　　太宗虽有此心，却也很犹豫，为了平息大臣们的纷纷猜测，强命魏徵出任太子太傅，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时保护太子的“四皓”，以此来表明自己绝无另立太子的心意。
　　　　太子承乾对父皇的保证并不安心，反而感受到来自李泰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他落下残疾后，不免有强烈的自卑心理，愈发感到处处比不上李泰，而自己的太子地位怕是注定难保了，便有了铤而走险的意图。
　　　　承乾还有一样要命的毛病，和太常寺的乐童称心搞同性恋，一同起卧如夫妻。又私召道士秦英，韦灵符为自己作法祈福，后一种在历代宫廷中都是最犯忌讳的，太宗知道后大怒，把称心和两名道士处斩，重重责骂承乾。承乾以为是李泰告的密，更加怨恨李泰，对父亲也不免怨恨。他又错上加错，在宫中为称心设置了一个房间，悬挂称心的像，早晚祭奠，思念不已，又在宫中苑内为称心立坟树碑。太宗知道后更是生气，承乾也知道自己伤透了父皇的心，经常几个月称病不朝见父皇，在宫中养了一百多名刺客，准备刺杀魏王李泰。
　　　　承乾凭借太子的地位，勾结对太宗不满的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和太宗的弟弟汉王李元昌，准备起兵造反，这倒是他唯一一次向父皇学习，可惜榜样学错了。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所养的刺客首领纥干承基因受齐王李佑谋反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刺了死刑。纥干承基为求活命，便供出太子承乾谋反的全部阴谋。太宗特命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绩等重臣负责，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共同审理，查实后太子承乾被免为庶人，关押在右领军府，汉王李元昌赐自尽，侯君集、李安俨等要犯一律处死。
　　　　承乾既废，太宗的心意便转到一向宠爱的李泰身上。李泰每天在太宗身边侍奉，太宗也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大臣岑文本、刘洎等人也极力赞同。本来这已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没想到遭到太宗最宠信的大臣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他固执地请求立皇五子晋王李治为太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但根本无心政治的李治明显是太子人选的最差者。太宗看出长孙无忌此举有很大的私心，就是拥立自己所喜欢的外甥为帝，好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势地位。但太宗此时年老多病，自知光景无多，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势力强盛，太宗已无力也没有时间另换一套大臣班子来支持李泰，而若强行立李泰为太子，自己死后李泰的结局可想而知。一生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晚年竟不得不屈从于自己一手扶植的功臣集团的意愿，舍弃所爱的李泰，立自己最不想立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太宗虽被迫立李治为太子，心里还是觉得李治仁弱，难承大业，半年后太宗偷偷对长孙无忌说：“公劝我立雉奴（李治的小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太宗说出了心里话：“公以恪非己之甥邪?”被揭穿心迹的长孙无忌并不辩解，只说了句冠冕堂皇的话：“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太宗看出长孙无忌是要死保李治了，只好屈从，而那句“公以恪非已立甥邪”既表明了太宗的愤慨和无奈，也暴露了长孙无忌死保李治的良苦用心。从此太宗再无更换太子的心思了。
　　　　综观太宗的帝业，以“玄武门兵变”始，以违心立太子终，兵变和立储虽不是一类事，但其中相同的一点却是“迫不得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君主的辉煌帝业竟是以“迫不得已”始，又以“迫不得已”终，只能令人感慨命运对人的捉弄，“造化弄人”是连伟人也不放过的。
　　　　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太宗的预见：李治懦弱，无法守住社稷，而长孙无忌等人贪图私利的错误也很快令自己自食恶果，这一点将在高宗李治篇中详细论述。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唐太宗、天可汗李世民在悲苦凄凉的心境中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将李治托孤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年仅53岁。六月，太子李治即位为帝，是为唐高宗，贞观盛世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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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李治（628～683）
　　 最为中国人喜爱的孙悟空曾经喊出最为大逆不道的话“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实际是道出了封建社会里人人对尊崇无比的帝王之位的渴望，也就使得中国古代史几乎成了帝位争夺史。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对做皇帝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恐惧的也不乏其人，唐高宗李治就是其中一个，只可惜他太不走运，因为历史选择了他，逼迫他去做根本不愿意去做的事，而且无权推脱。
　　 一个人硬着头皮去做他毫无兴趣，甚至厌恶的事，要想指望他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是一种奢望了，所以高宗李治的帝王政治生涯几乎只能下“无所作为”这四字评语，而且和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天下”绝对是两回事，他是真正的“无为”。
　　 不管怎样无为，身为皇帝总还是有事要做，况且他还做出了一件真正不平凡，而且险些葬送大唐王朝的事——纳名分上的后母为妃，后又立为皇后，从而造就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也是唯一的女性皇帝武则天。这真可以算是“无为”中的“大为”了。
　　  
　　执政初期
　　  
　　 太宗逝世，身为太子的李治既顺理成章，又不得不然地被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扶到了帝座上，开始了他短暂的帝王政治生涯。
　　 这段时期，帝国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太尉长孙无忌手里，别说李治本来就不想有所作为，即使他想有所建树也是不可能的，连最杰出的政治家太宗李世民晚年也要处处受制于功臣集团，更不要说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孺子李治了。所以高宗执政初期，不过是处处听从长孙无忌等人的指点，在送给自己的诏书文件上“画敕”而已，成为大唐帝国产权拥有者，却没有任何权力的董事长。
　　 这种现象看似荒诞，其实却极为普遍，“一切权力归皇帝”只是制度上规定，实际上所有权力掌控于皇帝一人手中或者下面权臣一人手中的现象都是极少出现的，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制度，把皇权完整握在手里，蜀相诸葛亮则完全把持国柄，使得权力高度集中，就属于这种罕见的现象，真可以说是“二三人而已”。
　　 而更为普遍的则是权力实际掌控在外廷的官僚集团手中，没有他们的合作，身处禁宫的皇帝想向宫外发布一道命令都不可能。所以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绝不是皇权专制制度，可谓独到而又精辟。
　　 还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的一句俗话“现官不如现管”，早已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的实际所在。“天高皇帝远”，更说明了皇帝和实际权力之间的距离。
　　 高宗李治对这种状况绝无不满之处，假如没有武则天的介入，终高宗一生，大概也就是蜀后主一样的“画敕”皇帝，优哉游哉度过平淡的一生，如果真是这样，无论对他还是对大唐帝国或许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是命运之神仿佛有意和人开玩笑似的，转向了另一种选择。
　　  
　　接纳武则天入宫
　　
　　 在中国武则天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了，说她是中国女性的“Number 1”，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武则天的祖籍是山西省文水县，父亲是位木材商人，叫武士彟。李渊未起兵时，经常往来于晋阳之间，中途便在武家歇脚，武士彟尽心侍奉，很得李渊欢心。李渊起兵后，武士彟便做了随军商人，不但大发了一笔财，还成为“从龙功臣”。李渊称帝后，武士彟被封为荆州大都督，驻所在兰州。
　　 武则天便出生于兰州的大都督府，相传她刚满百日时，一代奇人袁天罡恰好路过兰州，武士彟把他请入府中盛情款待，然后便请他为家人看相，袁天罡看过后无非说些富贵人家的爱听的话，迹近敷衍，待得最后奶娘抱出男孩装束的武则天时，袁天罡眼睛一亮，端详半日，惊叹道：“可惜是位公子，如果是千金小姐，将来必是君临天下的女主。”
　　 袁天罡的相术之精无人不服，他的评语自然也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定论。武士彟惊喜万分，当然他并没有正确理解袁天罡所说的“女主”的真正含义，否则只会惊吓而死。他所理解的不过是贵妃，至多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不是因为他的智商低，而是“女主”在男性宗法制度里根本就是不允许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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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理解的对错，武士彟开始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尽全部的心力抚育、培养这位未来的“女主”，所以武则天受到了她同时代女性里最好的教育，为她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根基。
　　 武士彟临终前把武则天叫到床前，告诉她袁天罡为她看相所下的评语，“君临天下的女主”便深深植根于武则天幼小的心灵里，这对她以后比男人性格还要刚烈，遇到挫折百折不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起到决定作用。
　　 此事看似荒诞，却能很好地解释武则天一生中诸多不可解的事，更能说明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只有一个女性皇帝，而一句话，一件事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向的事古往今来却是不胜枚举。
　　 武则天十五岁时被唐太宗纳入宫中，封为低级的才人，赐名媚娘。
　　 武则天服侍太宗十二年，却始终是低级的才人，这一点也很难解释，以武则天的美貌和精明，不会讨不到太宗的欢心，太宗又是耳闻其美特地招之入宫，何以十多年里滞留才人这一阶层，只能解释为太史李淳风那句“唐三代以后，武氏女主乱唐”所起的作用，太宗对她还是充满警戒，既爱且畏的。
　　 不过作为才人也有好处，武则天每天服侍太宗起居，随太宗上朝，太宗处理国家政务和驾驭朝廷大臣的手段让武则天受益匪浅，可以说太宗是武则天一生施政所效仿的楷模。
　　 太宗晚年，武则天便和身为太子的李治相识并且相恋，很难断定两人的恋情在太宗生前深入到什么程度，但用“炽热”来形容绝不过分。
　　 太宗死后，武则天和许多被太宗宠幸过却又没有生儿育女的嫔妃到感业寺出家为尼，这是一种变相的守节。
　　 李治对武则天虽然难舍难分，却也知道此事大悖伦理纲常，不敢把武则天留在身边。太宗死后的第三年，李治到感业寺进香，又见到了一身青衣的武则天，两人的恋情再度爆发，或者说武则天再一次把李治牢牢抓在手里。
　　 李治煞费苦心要把武则天接回宫中，却找不到理由和契机，他的王皇后却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个大忙。
　　 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却是屡争屡败，听说李治和武则天的事后，便主动提出要接回武则天，一来是讨高宗的欢心，更主要的是要用武则天打压萧淑妃，至少可以分她的宠爱，自以为是一石二鸟之计，却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于是武则天便在一个月圆之夜悄然回到阔别三年的宫中。
　　  
　　立后
　　
　　 武则天回宫后，表面上尽力侍奉王皇后，暗地里却用金钱收买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太监，使得这两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自己的耳目，随后便在枕边一一告诉李治，李治对武则天越来越宠爱，封她为昭仪，对王皇后和萧淑妃却越来越疏远。
　　 武则天回宫时已身怀六甲，几个月后产下一个女婴，孤寂的王皇后很喜爱这个女婴，经常来看望抚爱，一天武则天回来，恰好王皇后刚走，武则天为求彻底击倒王皇后并取而代之，想出了最毒的计策。她把手伸进被子里，把自己的女儿活活窒息而死。然后神态不变，满脸微笑地出去迎接来看女儿的李治。
　　 两人并肩回到屋里，待得李治掀开被子看女儿时，女婴已经死透，武则天此时才撕心裂肺地痛哭出来，杀死婴儿的罪名自然落到刚走不久的王皇后身上，动机也足够充分：出于女人疯狂的嫉妒。
　　 一向优柔寡断，心无主见的李治此时却坚定信心；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而王皇后真是跳进苦海里，浑身是口也申辩不清，只能静待宰割。
　　 但是立后的事却遭到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的激烈反对，李治和武则天使尽浑身解数，封官、赏赐甚至哀求，全然无用，功臣集团坚决拒绝一个侍奉过先帝、出身寒微的武昭仪为自己的国母。
　　 然而功臣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开国元勋李世绩就始终一言不发。高宗李治已经绝望，准备放弃立武昭仪为后的念头，一天退朝后对李世绩说：“看来此事真的行不通。”李世绩却莫名其妙地回答：“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高宗李治马上明白该怎样做了，他第二天便强行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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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治不可能明白的却是：这道强行发出的诏书也终结了自己的帝王政治生涯，却开启了一位女性的辉煌帝业。
　　  
　　  
　　则天大帝
　　
　　 简略叙述过高宗李治后，我们便转入这一部分的真正主角——武则天，其实李治身居帝位的时间并不短，贞观二十三年（649）即位，弘道元年（683）辞世，但初期是长孙无忌手中的木偶，随后又被武则天握在手中，两人一同上朝理政，武则天名义上是“辅政”，其实却是专政，而李治连个“辅”字都谈不上，不过是陪位皇帝而已。
　　 之所以称武则天为大帝，是因为无论是帝王权术之丰富、治理国家之才干、一生功业之丰厚，武则天和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康熙大帝相比都毫不逊色，而在某些方面犹有过之，若论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作为女性的武则天比所有的男性帝王遇到的更多，由此更可见出她的卓越，所以她也完全当得起一个“大帝”的称号。
　　 后世对武则天褒贬不一，传统史籍则是贬远远大于褒，甚至把她作为女色祸国的反面教材，原因虽然有多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女性不许当家做主人的宗法制度，另外就是她手段的血腥残酷。而武则天因为在一个“不允许”的宗法制度下做出了“不允许”的事——称帝、立国，自然要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荆棘血染帝王路”又有多少是她天性中所情愿的?不过是她所处的大环境逼迫造成的。
　　 如果说武则天用姿色俘获住浪荡子李治的心，在宫中又用离间计和苦肉计扳倒萧淑妃和王皇后，体现的不过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女性的手段，那么在随后使自己成功登上皇后宝座并铲除连唐太宗也徒唤奈何的长孙无忌功臣集团这些事上，向世人展现的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长孙无忌这位时隐时现的神龙型人物。
　　 一、智除权臣
　　 1.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历来的历史资料中都被不恰当地忽略了，只因为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世绩、李靖这些勋臣名将身上的光辉太强，而实际上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长孙无忌就成为大唐帝国权力核心的灵魂人物，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他是唐太宗最亲密的战友也不为过，当然他从未叛逃过。
　　 长孙无忌是太宗李世民的发妻长孙皇后的哥哥，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只郎舅关系这样简单，而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即便没有郎舅关系，二人也会很亲密，如高祖李渊和他的宠臣裴寂那样，只不过有了这层关系后，二人的亲密程度便愈加不可分了，而且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关系是房、杜、魏、李这些名臣名将再建立十倍的功业也无法赶上的。
　　 李世民自晋阳起兵，长孙无忌便紧紧追随于李世民左右，成为他的心腹和左右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开天策上将府治事时，长孙无忌任比部郎中，掌管秦王府的刑罚和财务，官虽不大，却很显要，在发动兵变一事上，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在房、杜二人被李建成用计调离秦王府后，长孙无忌的重要性愈发突显出来。也是李建成看走了眼，认为“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却忽略了平日不显露山水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又和尉迟敬德力劝李世民，并以离去相要挟，迫使李世民决策起兵，长孙无忌才是“玄武门兵变”的幕后决策人。
　　 李世民称帝后，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唐初有尚书、中书、门下三个权力中枢机关，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没有明朝那样重要，这也是长孙无忌的聪明处，不与功臣争名利地位，因为他的地位是超然的、唯一的，和职位关系不大，该隐蔽锋芒时就退身到幕后，这正是他心机深沉处。
　　 太宗因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倒是觉得愧负他，便任命他为尚书省右仆射。因为太宗任过尚书令一职，所以以后人臣没有出任尚书会的，仆射就成为实际上的尚书令，也就是要让长孙无忌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资治通鉴》如是记载：“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决策兵变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

心中之神

长孙皇后是位极有远见的智慧女性，她担心自己家庭势力过大，会招来嫉妒，而盛极必衰的例子更是太多了，坚决替长孙无忌辞去右仆射一职。太宗却为了表示自己感激的心情，绝不收回成命，长孙无忌既明白皇后的苦心，自己也不愿意站到风口浪尖上，屡次苦求辞职，长孙皇后对此事更是不肯放松，太宗无奈，只好罢免了长孙无忌的右仆射一职，又给他另一种荣耀“开府仪同三司”，就是说虽然没有尚书、中书、门下三司长官参议国政的宰相职权，府衙、人员配置和礼仪却是一样的，而唐朝的“开府仪同三司”这项特殊的荣耀就是从长孙无忌这是开始的。
　　 后来太宗还是封拜长孙无忌为司空，知门下、尚书省事，长孙无忌依旧苦苦推辞，太宗却坚定地说：“朕得公，遂得天下，公其无让。”这可以说是太宗的真实想法。在他心里，长孙无忌始终是功臣中第一。太宗还让人做了一首《威风赋》的曲子赐给长孙无忌，来形容长孙无忌的功勋，当时有一首《秦王破阵曲》是展现太宗冲锋陷阵的神威的，用这种方式来给一位臣子歌功颂德确实有些过格了，所以其他勋臣无人享受到这种近乎僭越的待遇。长孙无忌位居三公（司空、司徒、太尉为三公），又成为真正的宰相，不可能不成为功臣集团的首脑人物，不过长孙无忌始终和太宗坚定地保持一致，从未反驳过太宗的任何决定。只有一次太宗突发奇想：要把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剌吏，而且子孙代代世袭，如同两汉大封诸侯一样。此事却被长孙无忌坚决顶住了，这也是长孙无忌惟一一次公开对抗太宗的首意，然后便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了。
　　 在封建社会里，拥立一个人做皇帝就是一个人所能建立的最大功勋了。这个人也被称为“佐命元勋”。长孙无忌先是决策玄武门兵变，已建立一次“殊勋”，所以尽管他没有李靖、李世绩攻城掠地、平灭敌国的赫赫战功，也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这些人辅佐太宗治理国家的政绩，在太宗的功臣里却位居第一。在拥立李治这件事上，长孙无忌再建殊勋，高宗李治明白自己的帝位完全是舅舅送给自己的，对长孙无忌的感恩之情可想而知，而长孙无忌作为一代权臣的迹象也完全显现出来。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是太宗和隋炀帝的女儿所生，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型的人物，太宗认为他很像自己，晚年经常想废李治改立李恪，却受制于长孙无忌没能如愿，吴王李恪因此对长孙无忌恨之入骨，李恪在中外臣工中威望也很高，被认为是继承太宗大业的不二人选。长孙无忌因此对李恪充满敌意，害怕有人拥戴李恪争夺帝位，准备找机会除掉他。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妻子高阳公主谋反，长孙无忌亲自审理这桩谋反大案，在审理过程中，他威逼利诱，让房遗爱攀扯毫无关系的李恪为同谋，李恪因此被赐死。虽不明内情的李治却不忍心杀害自己的哥哥，在宫中对近臣大哭说：“吴王是朕的哥哥，朕想求他活命，可以吗?”然而此时决定人生死的已不是皇帝，而是太尉长孙无忌了。吴王李恪临刑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残害忠良，社稷有灵，他也快要灭族了。”应该说李恪是当时清醒地认识到长孙无忌蜕变为权臣的少数人之一。当然对此认识最深刻的还是唐太宗，而且也做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暗伏下一路奇兵——李世绩，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在最后的日子里向李治交待后事，他对李治说：“李世绩才智有余，不过你待他没有恩德，恐怕不能让他对你尽忠。我现在贬他的官职，如果他赴任，等我死后，你马上任命他为宰相，要亲近他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就该杀掉他。”于是太宗便把李世绩贬为叠州都督，李世绩接到任命后，连家都不回，直接奔赴叠州。一向对部下推心置腹的太宗被逼无奈，居然玩起了一向不耻的权术。
　　 高宗李治虽然不明白父皇的用心，刚一即位，还是马上任命李世绩为尚书省左仆射。随后这路奇兵在立后一事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在立后问题上，李世绩作为宰相、开国元勋，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却始终一言不发。这种态度对李治是种安慰和鼓励，对长孙无忌等人却是一道无形的障碍。当李治宣召宰相和重臣们入宫讨论立武则天为后时，李世绩索性称病回家了。而在高宗最后已经绝望，准备放弃时，李世绩却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这虽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是一种支持和保障——来自李世绩和他所统领的全国军事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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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李治敢于强行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正是因为得到了这种强大的安全保障，当然能看出这一点并果敢地采取最强硬的行动的不会是只会啼哭的李治，必然是从太宗身边积累了无数政治经验的武则天。这样一来，李治和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功臣集团已经处于对立的态势，决裂在所必然。长孙无忌如果不是忌惮李世绩和他的军队，完全可以强迫高宗收回立后诏旨，如同他说服太宗收回分封功臣子弟到各州做世袭刺史的圣旨一样，如果李治不从，长孙无忌完全可以废黜他，理由足够充分——立父皇的才人为后，是为乱伦大逆。然而没有李世绩的支持，长孙无忌既不敢强皇上所难，更不敢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古人比今人认识得更加深刻，长孙无忌虽然一生掌控大唐帝国的政权，但他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未带兵打仗，在军队中没有影响，而李世绩早就成为大唐军队的领袖人物，更是大唐的军魂，他的意向完全可以决定军事力量的向背。长孙无忌平时可以利用皇上的权力控制军队，但当李治——实际是武则天要独立掌控皇权时，长孙无忌才发现没有军人的支持，政府的权柄简直脆弱不堪，所以他也只有默默地遵从李治的旨意。在这一重大回合中，是缄默的李世绩挫败了长孙无忌，更是唐太宗的深谋远略发挥了作用，最关键的还是武则天发现并充分利用了这种力量，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一胜利从内宫走到外廷，开始了她一生的政治生涯。
　　  
　　 2.还施彼身
　　 尽管有李世绩和军队的支持，在中央政府中长孙无忌的功臣集团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好在功臣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舍人李义府、王俭德、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人一直受到长孙无忌的压制，心中不满，更想投靠武则天，打压长孙无忌然后取而代之，许敬宗和李义府更是最早上章请求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人，也是立后运动的中坚分子。
　　 武则天知道自己与长孙无忌已然冰火难容，她借用功臣集团中的异己分子，再次施展霹雳手段，暗中授意许敬宗指使洛阳人李奉节上书告长孙无忌谋反，时当显庆四年（659）四月。永徽元年（650）便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当时的反应是“立命斩之”，仅隔九年，李治再次听人告舅舅谋反，虽然不相信，心里却有了疑虑，他说：“怎能有这种事?舅舅受小人蛊惑，产生小的误会和隔阂倒可能，何至于造反。李敬宗把自己精心伪造的长孙无忌谋反的罪状呈给李治看，李治看后完全相信了，内心慌乱，不知所措，问许敬宗：“兹事若实，如之何?”（如果此事属实，怎么办?）许敬宗恐吓李治：此事如果不速下决断，会像隋炀帝被宠信的大臣宇文化及所弑那样，后果不堪设想。李治对舅舅的拥戴功德毕竟还有感激之情，便叫许敬宗深入调查，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许敬宗第二天便拿出更详实的证据，坐实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罪名，并请求李治下旨收捕长孙无忌。李治再无怀疑，却坚决不肯杀害自己的舅舅。品行虽不佳，却知识渊博的许敬宗替李治出了个主意：效仿汉文帝处理自己的舅舅薄昭那样。
　　 当年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长安即位，舅舅薄昭立下拥立大功。与李治和长孙无忌的事例虽不完全相同，倒也有很大的可比性，后来薄昭恃功骄倨、杀人犯法，汉文帝既不想依法诛杀舅舅，又不愿因此败坏法纪，两难之中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让公卿大臣们到薄昭府上为活着的薄昭哭丧，哭过几次后，薄昭只好自杀了。这种办法真是只有睿智无比的中国古人才想得出来，可惜都毫无价值地浪费到政治斗争中了。
　　 这个建议李治也不想采讷，干脆来个难得糊涂，不再查实这桩谋反要案，也不说明理由，便罢免了长孙无忌的官职，收回给他的封地，把他贬为扬州都督，这只是个虚名，然后把长孙无忌安置在黔州，所谓“安置”就是派当地官员拘管，形同软禁。薪水按一品大员的标准按月发给。
　　 在这桩莫须有的谋反大案的处理上，体现出武则天高超灵活的政治手段。首先她用人得当，许敬宗人品道德虽不怎样，却学问渊博，办事能力超强，把一桩没影的谋反案捏造得毫无破绽，至于李治的反应早已在她意料之中，最后的处理方法与其说是李治糊涂，莫不如说正是武则天想要的，这件事既微妙却也最难办的地方在于：既要诬告长孙无忌，又不能大规模彻底调查，只求李治一人相信才可以，诬告不难，让李治相信也不难，但要真的证据确凿，使中外大臣信服却根本做不到，而长孙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许敬宗语），如果一旦被逼无奈，拼死反击，也很难说孰胜孰负。李世绩虽然不满长孙无忌的跋扈，支持皇上，但真要在天下人面前硬给长孙无忌栽上谋反大罪。李世绩也不会坐视，原因很简单：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毕竟都是开国元勋，虽然文武两途，志趣不合，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于是天下“服其智”、“畏其威”的三十年宰相，两朝元勋，便在毫无根由的情形下被免职放逐，几个月过后，许敬宗派亲信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到黔州逼迫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功臣集团就此树倒猢狲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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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有些人提出疑问：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为什么不在生前解决这件事?反而受制于长孙无忌。武则天却能在短期内便铲除了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难道说唐太宗会比不上武则天?其实这和两人的政治能力无关，太宗晚年力求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并要保证自己和下一代之间权力的和平过渡，真要拔除长孙无忌这些人固然容易，但朝廷官员大换血，势必中外骚乱。而太宗和长孙无忌三十多年的深厚感情也令他不忍痛下杀手。武则天全无这些顾虑，一朝天子一朝臣，她正想搬掉长孙无忌这些碍手碍脚的元勋重臣，然后提拔扶植一批忠实于自己的臣工。至于会否引起朝廷动乱，她也有能力更有时间加以平息，当然她还是小心控制着局面，没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二、打压贵族
　　
　　 在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长孙无忌这一派提出两大理由：其一武昭仪是侍奉过先帝的人，其二则是武昭仪出身寒微。
　　 其实前一条理由根本不成立，武则天侍奉过太宗皇帝尽人皆知，如果在此事上较真儿就不是立不立后的问题，而是武则天根本不能再“侍奉”李治，当初就不该让她进宫，进宫后也应该乱棍打死，因为她已诱使高宗犯下乱伦大罪，后来骆宾王在著名的《讨武瞾檄》中给武则天宣布的一项重罪就是陷太宗、高宗父子于“聚麀之秽”（父子共占一个女人的兽行）。长孙无忌等人对此尚觉得可以容忍，以此为理由反对她当皇后就显得不够充分了。后一条“出身卑微”，不堪母仪天下倒算是一条正当的理由，武则天也因此恨透了那些自视高贵的贵族嘴脸。
　　 武则天其实也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武士彟既是李渊入关的从龙元勋，更做过荆州都督这样的大官，但因为武士彟以前是木材商人，祖上更没出过公卿一类的大官，所以在唐初依然只能属于“寒族”阶层，备受贵族的冷落，而贵族和寒族之间既不通婚也不来往，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魏晋以来所盛行的门阀制度。所谓“门阀”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的门槛有多高，门楣有多长，衡量的具体标准就是：这个家族出过多少显要的官员，举例而言：后汉的袁绍家族四代里出了三个三公，而家族里在朝廷内外任卿、大夫、刺史的有几十人，所以袁氏家族被称为“四世三公”，大儒杨震的后代也是代代有人任公卿，袁、杨两个家族便成为当时贵族的领袖，这样的家族是最有分量，也最令人羡慕的，也可以说他们两家门槛最高、门楣最长。贵族当然不会只有一两家，其他家族虽然所出公卿的数目少一些，但只要连续几代都有人在朝中任显要的官职，最好是封公封侯，就可晋身贵族阶层了。当然排名要靠后一些，在朝廷上所得到的待遇要差一些，但也统称为“名门望族”，东晋时的王、谢两大家族就是如此，我们只消简单翻翻《晋书》就不难查出：朝廷上的显要官职已被两大家族瓜分一空，惟一的区别就是两个家族哪个占的多一些，至今我们依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光大门楣”，实际是说一个人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家族的“门阀”增加了分量，在古时这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光荣。
　　 自魏晋以来，选人授官的惟一标准就是此人出身哪个家族，这个家族“门阀”如何?衡量的精度与准度决不亚于现在的公平秤。于是有权势的家族越来越有权势，而没有“门阀”的寒族也几乎没有出头之路了。于是如同贫富差距一样，权势和地位也形成巨大的两极分化，也一直有人感到这种用人制度不合理，却积重难返，一直到唐初也依然如此。
　　 出身贵族的人可以不必受“十年寒窗”之苦，因为仕途早已为他铺平。王羲之是著名的“书圣”，他就是出身于王、谢二族的王姓贵族，早年朝廷征召他作官，他喜爱山水，拒不应召，后来有一天忽然犯了官瘾，向朝廷点名要官作，朝廷也就按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右领军将军，就是因为王家够分量，王羲之就有这个资格，所以后人称他为“王右军”，其实他根本没带过一天兵。
　　 武则天之所以痛恨门阀制度，就是因为她身受其害，她更知道那些贵族阶层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自己这位“出身寒微”的国母，要想得到贵族们的忠心拥戴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如同利用许敬宗等人打击长孙无忌一样，采取另一种措施：打压贵族，提拔和自己原属同一阶层的寒族，以求得他们的忠心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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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每一代都会编一本《氏族录》，上面排列着各大家族的排名次序，也是每个人授官、升官的资历标准，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氏族录》，对贵族进行重新排序，主要是把追随李渊入关的陇西贵族排到前面，而“武”姓却未被收录进去，此时已成为武则天心腹的许敬宗也怨恨自己未入“士流”（贵族），便上书要求修改《氏族录》，以后族武姓为第一等贵族，武则天当即批准，下诏重修《氏族录》并更名为《姓氏录》，而进入《姓氏录》的标准便是各人在唐朝的官品高下和功劳大小，而不去考查他祖上出过何等显赫人物。如此一来，一些出身寒微的军人也因军功官到五品而进入“士流”，而先前这道大门对他们是永远关闭的。此事在朝廷内外反响很大，寒族知识分子固然欢欣鼓舞，被压迫了数百年之久后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原先的贵族阶层却愤恨不已，讥笑《姓氏录》不是贵族录，而是赏军功的“勋格”。
　　 修订《姓氏录》对武则天的政治生涯起到了奠基作用，使她赢得了广大低下层知识分子的忠心拥戴，所以后来无论她以残酷血腥的手段清除唐朝宗室、贵族，还是废唐立周，自行称帝，都没遭到过有力的反击。
　　  
　　 三、莫动禁脔
　　 很难确定武则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称帝的念头，但绝不是如时下电视剧《至尊红颜》里贾静雯所说的那句轻佻又令人倒胃的话：“皇帝?我也能做啊!”这哪里是武则天，距赵飞燕还有十万八千里哪。
　　 不过武则天对权力却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占有欲，权柄就是她的禁脔，任何人都不许碰上一碰，据《资治通鉴》记载：“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众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高宗或许想起自己曾强行下诏，越过长孙无忌立武则天为后的成功先例，便想故伎重施，秘密宣召西台（武则天改中书省为西台）侍郎上官仪，命他草诏罢黜武则天，武则天闻讯后赶来，对高宗自诉执政的功劳苦劳，李治反倒羞愧，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结果上官仪被灭门抄家，女儿上官婉儿被没入宫中为婢，后来被武则天培养成一代才女兼政治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对丈夫如此，对自己亲生儿子也不例外，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的长子李弘自小被立为太子。史载他“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上大夫，中外属心”，这就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他又多次上书奏请一些事情，有意参政议政，更是把手伸到禁脔上了。武则天因此痛恨起自己的儿子来。李弘不知进退，一天在宫中看到被囚禁于掖庭的萧淑妃所生的义阳、宣城二公主，三十多岁还没有嫁出去，境况窘迫，动了恻隐之心，马上奏请武则天要求为二公主选驸马出嫁。这就触动龙鳞了，李治答应了，武则天却大发雷霆，当天就把两位公主嫁给两个又老又丑、娶不起老婆的士兵，作为羞辱性的惩罚。只是便宜了这两个老兵，平白无故地得到两朵金枝玉叶，也算是驸马爷了。而太子李弘当晚便在合璧宫暴病身亡，当时人都认为是武则天毒杀了李弘。
　　 李弘死后，被敢痛而不敢言的高宗下诏追谥为“孝敬皇帝”，但大唐的帝王谱中却没有他的位置。武则天随后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仅仅过了五年便又以李贤喜好声色、奢侈无度、密谋造反的罪名把他废为庶人，并关押起来，随后流放巴州，四年过后派丘神绩到巴州将李贤杀害。
　　 武则天杀害两个亲生儿子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其实母亲也绝没有任何理由杀自己的儿子，“虎毒不食子”的戒律被武则天打破，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武则天潜意识里把要触摸和能触摸——哪怕是以后——到自己权柄的人都视为仇敌，不幸的是只有她的儿子才能成为太子，才能接近触摸到皇权，所以武则天和儿子的母子关系简直转变成了天敌的关系，一个人对一件事物迷恋过深，往往就会淡薄骨肉亲情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何况权力这种比海洛因更令人上瘾中毒的致命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