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十二帝

心中之神

我说大唐二十帝
高祖李渊（566～635）
　　　　中国有句古语：“因人成事”，这句话用在大唐帝国的首位皇帝李渊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位好皇帝的概率并不比今天买彩票中大奖高多少，但是一般来说，一个朝代的开基创业之主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英异雄，这也可以算是一条历史规律吧，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王朝却失了灵。
　　　　一千多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正史记载的李渊的形象是太宗朝的史臣故意歪曲的，可是无论我们怎样精心地整理散落的材料，善意地考察李渊的生平，想从中挖掘出一些符合开基创业之主的优点，甚至于想违心地给他一些过高的评价，都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当然这也不是说李渊是多么复杂的人物，相反他的真实面貌简单至极：一个标准的贵族公子哥，胸无大志，追求生活的奢侈，肉欲的享乐。作为一位帝王而言，他注定只能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这种人物在中国帝王世系谱中比比皆是，但作为一个朝代的缔造者却绝对是个例外——而且是唯一的。
　　　　原因倒也简单：父亲虽平庸，儿子却有“跨灶之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李渊身上又遭递转，他是“儿子打江山，老子坐殿”。
　　
　　发轫之始
　　　　
　　李渊出生于有着尚武传统的功臣世家，其七世祖李暠在晋末大乱时占据西凉（今甘肃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就是史上有名的凉武昭王，可惜只传了三世，就被北凉灭掉了。
　　　　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535-556）任左仆射，被封为陇西郡公，与李弼、独孤信等八人同被封为柱国，时人称为“八柱国家”，并被赐姓大野氏以示荣宠。北周（557-581）夺了西魏的政权后，又被追封为唐国公。这也是大唐帝国兴起的基础。
　　　　隋文帝杨坚在北周任丞相时，恢复了李渊家族的本姓，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李渊的姨母，所以李渊自小便得到隋文帝夫妇的喜爱。
　　　　李渊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出生于长安的唐国公府邸，七岁时父亲亡故，李渊便袭封为唐国公，被人按照标准的贵族公子的模式抚养长大，新、旧唐史都称他：“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倒是颇有些汉高祖刘邦的风范，其实也不过是史家为他脸上贴金罢了。他充其量也不过是“风流好色，任性胡为”而已，这八字可以在他以后的生涯中得到充分的认证。
　　　　李渊娶的妻子也是贵族世家，是隋朝神武公窦毅的女儿，窦毅为女儿择偶的标准很奇特，他命画工在一张大屏风上画了只孔雀，然后请来数十位年貌相当的贵族公子，请他们射箭较技，靶心就是孔雀的眼睛。
　　　　这些公子哥自然明白此举的深层意义，可惜箭术不精，没人能打出十环的好成绩，李渊最后出场，两发两中，各中孔雀的一只眼睛。不仅博得满堂彩，还与窦家小姐订了终身。这就是后世传为美谈的“雀屏中选”。
　　　　李渊箭术精良应该是真实可信的，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奉炀帝之命前往山西、河东镇压农民起义军，与母端儿所率的农民起义军数千人在龙门发生激战。“高祖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余发，皆应弦而倒，贼乃大溃”。这段记载虽难免溢美之嫌，然而水分也不会太多，毕竟射七尺高的大活人比射孔雀眼睛容易多了。
　　　　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大隋朝后，因为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渊很受重视，先是靠祖父的军功补为千牛备身，也就是宫廷侍卫，后又外转为谯、陇、歧三州刺史。可谓官运亨通。
　　　　隋炀帝继位，任命李渊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后又征调他回长安任殿内少监，炀帝大业九年（613）又提升他为卫尉少卿，成为大隋帝国权力中枢里的要人了，所以史书称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众多款附”。
　　　　大业十三年（617），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此时距炀帝被其宠臣守文化及所杀仅余两年，更是大唐帝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隋炀帝的暴政早已闹得民不聊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谓“反亦死，不反亦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会铤而走险，拼死一搏，而目的也并没有“逐鹿中原”那样响亮伟大，不过是想多活几天而已，可怜且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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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各地“群贼蜂起，江都阻绝”。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大隋帝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尽管如此，李渊心中对隋朝皇室还是忠诚的，一方面隋文帝、炀帝对他可谓恩德隆盛，另一方面李渊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这种人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野心，自然也不会有太高的建树。作为人臣而言，李渊富贵已极，不会冒着被灭族的高风险去造反。然而有几件事把李渊从贵族逼成了陈胜、吴广。
　　　　一、隋炀帝猜忌心极重，总怕别人夺了自己的帝位，当时流传一条谶语“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方士安伽陀甚至劝炀帝杀尽姓李的人。炀帝大概是觉得这项工程过于浩大，难以完成，没有听从方士的话，但对姓李的名门望族戒备重重，在毫无罪名的前提下，灭了右骁卫大将军、邸国公李浑的族，就是要除掉隐患，而对李渊也是大不放心，一次征召李渊从驻地来谒见，李渊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李渊有个外甥女王氏是炀帝的嫔妃，炀帝便问王氏：“你舅舅怎么来得这么迟?”王氏回说有病，炀帝便说：“他会死吗?”
　　　　李渊听说后，知道是自己平日的一点虚名害了自己，引起炀帝的猜忌，便天天沉湎酒乡，并大肆收取贿赂来韬光养晦，心里却也明白炀帝终究不会放过自己。
　　　　二、李渊任太原留守，驻地在晋阳，晋阳宫监裴寂和李渊是小时的好朋友，二人情趣相投、往来甚密，裴寂为讨李渊欢心，竟私下让晋阳宫的宫女为李渊侍寝。李渊色胆包天，居然也敢接受，说他“风流好色、任性胡为”绝不为过。单凭一条“秽乱宫掖”的罪名便足以灭他满门，此事即便圣主明君也不能宽容，以隋炀帝之残暴，焉能容别人动自己的禁脔，此事不发则已，事发之日便是唐国公府灭绝之时。李渊若想永无后患，也只有举兵造反，取隋炀帝而代之一途了。
　　　　三、隋之将亡几乎是人人尽知的事了，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时年十八岁，却有胆有谋、文武兼备，他与晋阳公刘文静一见倾心，二人便密谋起兵大计。李世民在外交结当地英豪，秘密召募人马，李渊并不知道，知父莫若子，李世民对父亲怎样富贵、不愿冒险的心理知之甚稔，犹豫很久也没敢把自己所想所为告诉父亲。
　　　　李世民后来还是找了个机会，鼓足勇气劝李渊起兵夺取天下，李渊的本能反应是要把儿子交给朝廷治罪，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如果不是他头上悬着“谶语”、“秽乱宫掖”这两柄利剑，大概没人能阻止他这样做。
　　　　李世民为父亲分析天下态势、剖析成败祸福。李渊整整想了一夜，第二天对李世民说：“你昨天的话也大有道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意思是说任凭你好好做吧，咱们是灭门亡族，还是夺得天下全靠你的了。
　　　　虽然下完决心，却没有丝毫慷慨激昂的调子，反而是被逼无奈，满腹凄凉的况味，这也正反应了他复杂矛盾的心理。
　　
　　决策起兵
　　　　
　　李渊身为太原留守，总掌一方军政大权，要造反倒是有许多便利之处，李渊秘密布署将领，随时准备起兵，又感于兵力不足，便以农民军将领刘武周占据汾阳离宫为契机，公开集结兵马，又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招募兵马，十几天的时间便扩充了近万人。
　　　　李渊的两位副手太原郡丞王威和武牙郎将高君雅看出李渊集结、扩召兵马是有异图，便想找机会除去李渊。
　　　　公元617年五月，晋阳乡长齐世龙向李渊告密：“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李渊知道没法再拖延下去，便让李世民在晋阳宫外埋伏兵马，派人请王威、高君雅议事，然后捏造二人勾引突厥入寇的罪名将二人擒获，随即李世民派兵控制了晋阳城，大唐义旗就此树起。
　　
　　逐鹿排行
　　　　
　　隋末动乱，各路义军风起云涌，建立旗号者难以计数，但大多是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比较有实力的当属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这四大军事集团。
　　　　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寨群雄的知名度很高，当过和尚的军师徐茂公，穷途卖马的秦琼秦叔宝、做门神的凶煞尉迟敬德等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部《隋唐英雄传》。然而历史和演义差别很大，我们且先看看正史所记载的李密军事集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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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是西魏功臣李弼的曾孙，李弼和李渊的祖父李虎同是八个上柱国之一，所以李密和李渊也算是世代的交情了，这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
　　　　李密自小便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很得隋朝元老杨素的赏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也很佩服他，视为心腹。
　　　　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趁炀帝御驾亲征高丽，国内空虚，便在黎阳发兵反叛。恰好赶到的李密为他出了上、中、下三条计策，目光短浅的杨玄感竟然选中下策，结果仅仅两个月，便全军覆灭，身首异处，李密被隋炀帝悬赏通缉，只得四处逃亡，由于官府的追捕，没人敢长期收留这位钦点要犯，李密困窘异常，“至削树皮而食之”。
　　　　其时东都法曹（检察院检察官）翟让犯罪当斩，狱吏黄君汉却私下放了他，翟让便亡命瓦岗寨做了山大王，同乡的单雄信、徐世绩（即演义中的徐茂公）带领一群好勇斗狠的少年去依附他，势力逐渐扩大。
　　　　李密无处容身，只好投奔到瓦岗寨，凭借其出色的才学和谋略，很快便赢得翟让的赏识和部下的尊重，后来他设计除掉翟让，成为瓦岗寨之主，也成为各路反隋义军中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在几个有意夺取政权的人当中，李密无疑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头号种子选手。
　　　　窦建德是漳南人，少年时胆气过人，喜武尚侠，在家乡做了个二百人长，不过他处事公正，所以很得乡亲的推服。
　　　　大业七年（611年），窦建德被官府怀疑私通义军，家属悉遭杀害，窦建德率手下二百人投奔清河境内的高士达，后来高士达与官兵作战身亡，窦建德统领其众，大业十三年（617年）自号长乐王。
　　　　王世充字行满，其祖先本是西域商人，后来迁到中原，因为他祖母改嫁中原人士王粲为妻，便冒姓王，王世充“豺声卷发”，还保留着西域人的血统特征。
　　　　王世充的父亲做过怀、汴二州长史，王世充子承父荫，顺利迈入仕途，一路迁转。最后升到江都郡丞，隋炀帝多次巡幸江都，王世充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炀帝心中之所欲，便为炀帝盛修宫室台阁，进献远方珍奇宝物和美女，隋炀帝对他十分宠爱，升他为江都通守，兼管江都离宫事务。
　　　　王世充虽是谄佞小人，却也绝顶聪明，他看出大隋帝国政治紊乱，根基已朽，是一条快速下沉的船，便预先为自己做好铺垫：他凭借手中的权势地位，暗地里交结各路英豪，广树私恩，他带兵攻打农民军朱燮、管崇，功劳却都分给部下将领，取得的战利品也都分给士兵，所以很得将士的爱戴。
　　　　公元617年，李密率重兵逼近东都洛阳，留守洛阳的越王侗向远在江都的炀帝求援，炀帝命王世充率大军驰援洛阳，王世充与李密交锋，却是胜少败多，最后在洛阳北部两军决战，王世充一败涂地，仅率数千人逃还。虽是败军之将，他后来却发动兵变，杀掉了越王杨侗身边不亲附自己的大臣，把杨侗直接控制在掌握中。
　　
　　削平群雄
　　　　
　　李渊于公元617年五月斩王威、高君雅，誓师起兵。不要说他想不到，恐怕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会想到：隋朝失掉的这头鹿竟然如此容易得到。
　　　　起事之初，他卑词厚礼与突厥和亲，表面上的意思是要借兵买马——此时他确实马匹严重缺乏，深层含义却是怕突厥在他后面抄袭他的老窝，许诺给突厥始毕可汗的是他最喜爱的子女玉帛，始毕可汗对这种天下掉下来的好事自然乐得笑纳。
　　　　李渊巩固了后方，便留下最小的儿子李元吉任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然后率精锐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附近郡县发生布告，说明自己不是要造反夺权，而是要到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代王杨侑却不领情，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隋炀帝后期招募的禁卫军之一）数万驻扎河东，以逸待劳，扼守险要，准备迎击李渊。
　　　　李渊率军一路攻城掠地，连战皆捷，到了距霍邑五十多里的贾胡堡，却发现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霖雨，形势对李渊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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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相持近两月，宋老生、屈突通只是坚壁不战，扼守险要，要等李渊军粮耗尽，不得已退兵时乘胜追击，倒是很高明的军事策略。
　　　　其时霖雨已停，李渊急于速战，李世民便用一个简单的辱骂法激怒宋老生出城迎战。世子李建成正面作战，李世民却绕到宋老生后面反击，宋老生全军溃散，自己也被唐将刘弘基斩首，唐军顺利攻克霍邑，而仅在五十里外，与宋老生成犄角之势的屈突通却坐视不救，只是守着坚固的城池自保。此时沿途有许多小股义军投入李渊麾下，“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李渊的唐军不断扩大，到了长安城下时，已有二十多万的兵马。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并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种官样文章人人皆知，李渊自己称帝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渊自己下诏，进封自己为唐王，官职是“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公、大丞相”，前面三项还沿用北魏以来的官名，总之是一切权力归自己。
　　　　攻占隋朝首都长安，和一般的攻城掠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时距李渊起兵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夺取政权的神速令人瞠目，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捉住了隋朝失掉的鹿，下一步就是要杀掉那些虎视眈眈、觊觎这头鹿的抢夺者。
　　　　公元618年3月，坐困江都城只管淫乐等死的隋炀帝，被他平日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及和侍卫首领司马德戡所杀，大隋帝国的命运就此终结。
　　　　开创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不仅不是秦始皇那样残暴不仁的人，相反还是一个爱民敬业的好皇帝，他一手终结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延续三百多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重新使华夏一统，历史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手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很完善，一直到李世民做皇帝后，还是基本沿用隋朝的各项制度，只是在小的地方做些修订。所以隋朝本应是和唐宋明清一样的长命王朝，可惜他生了一个天资绝伦的儿子。如同李渊有李世民一样，但炀帝杨广不仅是天才，还邪恶绝顶，历史上坏的皇帝很多，明朝皇帝十有八九都是混蛋恶棍，只是缺乏才能，所以大明朝能苟延残喘了二百七十七年，杨广太有才能，所以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为自己掘好了墓，连带强大的大隋帝国也成了他的殉葬品，这倒似乎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皇上是天才未必是福，好的如太宗李世民，则国家兴旺发达；坏的如隋炀帝，国家就会快速灭亡，真应了那句古语“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不论是“忽兴”还是“忽亡”，确实只有天才皇帝们才能办到，那些平庸帝王们只有愧叹“不逮远甚”了。
　　　　炀帝一死，李渊知道称帝时机已到，便自立为帝，名义上当然是他扶植的隋帝禅位让贤给他。李渊称帝后，建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大唐帝国就此开创。
　　　　其时宇文化及拥有炀帝在江都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可惜士心不附，上下离散，实力便大打折扣，宇文化及不甘心如炀帝一样坐困江都，更重要的是将士们都是北方人，思乡情重。宇文化及便悉众返回，准备攻打东都洛阳，却被蓄势以待的李密一举击溃。随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王世充和李密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决战，一直占据上风的李密却遭致惨败，手下将领也分别投向李渊和王世充两面。这位夺标头号种子选手却率先出局。
　　　　李密自以为自己一方长期围困东都洛阳，吸引了隋朝的绝大多数兵力，又断绝了隋军向首都长安的退路，才使得李渊父子乘虚而入，顺利占据长安，缔造帝业，自己也算得上李唐王朝的功臣了，所以决定向李渊投降，并附带所属山东一百多座城池。
　　　　李密的投诚令李渊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邢国公，并经常称他为弟弟。李密却以为自己功劳当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窦融，即便不封异姓王，也应当位在功臣之首，做个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或者宰相。大失所望之下，便又和部将王伯当叛逃出去，联络旧部，准备东山再起，被唐将盛尽师击败后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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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军事集团被消灭后，李唐王朝直接面对的便是一直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了。
　　　　王世充一战击溃李密后，也兼并了不少李密的人马和土地，力量陡然间膨胀起来。他先是奉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此时便一脚把皇泰主踢开，和李渊一样在洛阳上演了一幕禅位让贤的闹剧，国号为郑。
　　　　占据河北的窦建德见群雄纷纷称帝，也不甘寂寞，不过他倒是很谦虚，只是自立为长乐王，建国号为夏，但出入却“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便有些不伦不类了。
　　　　其时割据一方，建号称帝的人很多，如萧诜、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等，但都不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不过是趁世事混乱，割据一方，称帝自娱耳。真正有实力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六月，秦王李世民率主力进攻王世充军事集团，王世充收缩兵力，死守洛阳四城。李世民率兵昼夜急攻，半个多月也未能攻克，唐军损失惨重。李世民的部将劝他放弃攻城，李渊听说后也下诏令李世民班师回长安，李世民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虽多，也不是不可战胜，而攻克洛阳，消灭王世充是件一劳永逸的事，便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坚定了军心。并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要困死王世充。
　　　　王世充虽然守住洛阳，粮食储备并不多，将士居民人数又多，不久便粮食耗尽，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屡次出战又遭败绩，陷入战既不得，守亦难久的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向宿敌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仁慈爱士，宽厚待民，极得臣民爱戴。他素来鄙视贪婪、奸诈且又残暴不仁的王世充。不过他也认识到：群雄虽多，有实力的只有长安李渊、洛阳王世充和自己三人而已，恰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力量的平衡便会被打破，况且李世民吞并了王世充的郑国后，实力会大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吞并自己了。他虽然没受过正统教育，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不管这“唇”和“齿”是朋友还是宿敌，总归是相互依存的，便率领自己的全部精锐部队赶来救王世充。
　　　　窦建德倾力来援，令唐军上下大感惊恐，王世充所率领的都是长江、淮河间的精锐战士，实力并不弱，只是缺粮，又处于不利的境地，才处处受别，窦建德所率的更是河北百战之兵，又刚刚大破孟海公，士气高昂，更是不容小觑。两股劲敌合兵一处，唐军便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所以有不少部将建议向后退军，放弃洛阳，静观其变。李世民却认为王世充受困日久，屡遭败绩，已无能为力，洛阳城指日可下，窦建德的夏军将骄卒惰，不难击破。便中分麾下之军，令名将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抢先占据虎牢关，扼住夏军的进路。
　　　　这是李唐王朝建立以来最关键的一战，胜则江山底定，一劳永逸，败则一切渺然，至多不过和王世充、窦建德鼎足而三，混一天下怕是要遥遥无期了，关键时刻李世民显露出天才军事家的超凡谋略，以少击多，以弱击强，虎穿关外一战全歼夏军，窦建德落马被擒，送到长安后被处死，王世充见外援已绝，心胆俱丧，出城投降。李渊也痛恨王世充的为人，原要处死他，只因李世民亲口许诺保他不死，王世充才得以活命。
　　　　窦建德和王世充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一个首领，都是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窦建德不得善终，残暴贪诈的王世充却得以保全首领，这件事令后世许多人感到天道不公，其实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成王败寇”才是最大的“天道”，道德有无实在是无足轻重。
　　　　李唐王朝随后又用几年时间，陆续削平割据一方的群雄，使隋末混乱割裂的疆域重新统一在一起，然而新造的大唐却又陷入一场血腥的储位之争中。
　　
　　储位之争
　　　　
　　从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既是毫无异议，也是不可动摇的。从李渊做唐国公时，他便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世子，李渊后来为唐王乃至称帝，每一步也都是以建成为世子和太子，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其他勋臣武将，对建成的太子地位都没有过任何别的想法。然而在天下已定时，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这挑战恰恰来自他同母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原因也很简单：秦王功劳太大，甚至可以说这天下本就是秦王带兵打下来的，除了把太子位——就是将来的帝位传给他，否则无法酬赏他的功劳，当然还有另一种，那就是杀了他，如同刘邦对待韩信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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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储位之争最早的缘起可推溯到李渊晋阳起兵之初，《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固辞。”李渊此时不过是赌徒心理，而且入的是生死赌局，有什么都要押上去，为了激励李世民，就把虚无飘渺中的太子宝座也当赌注押上赌桌，以李世民之睿智，自然不会把这种未经深思熟虑，更没有任何分量的话放在心里。
　　　　李渊攻入长安做了唐王——实际执掌了政权后，倒也想践履前言，在一些武臣——大多隶属于李世民——的建议下，提出要立李世民为唐王世子，李世民此时倒是兄弟情深，不忍心夺占早已属于兄长的位子，“拜且固辞”，态度既诚恳又坚决，本就犹豫不决的李渊顺坡下驴，正式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后来李渊称帝时再无波澜，建成顺利成为太子，从这一点来看，李渊对自己的长子还是钟爱有加的，并非如《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那样：“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打猎）；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汉高祖刘邦曾经有句最经典的话：“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就是说决不能把万里江山诺大的家产交到自己不爱的儿子手上，这可以说是所有帝王共通的心态，假如李渊真的如史料所载那样宠爱世民，世民又拥有军功，李渊会毫不犹豫地废建成而立世民，根本不会考虑世民的谦让。
　　　　平心而论，李建成还是一位厚道豁达的人，从性格上而言，比李世民更像他的父亲李渊，至于说“喜酒色游畋”，乃是皇室和贵族成员的共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算不上什么缺点，李渊对“酒色游畋”同样喜欢得不得了，他晚年“多内宠（妃嫔），小王且二十人”，几年时间里生了近二十个儿子（实际是十七个，且，近也）这已不是一般的喜“色”，生殖能力也是超群绝伦。
　　　　不管李建成怎样厚道，随着李世民功名日盛，势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有了一次险遭废黜的经历，李建成不可能不对李世民充满敌意，并且要想方设法来保全自己，但是他的招数也极有限，一是私自招募了几千人扩充东宫的军队，并且向幽州的罗艺借了三百人马做自己的禁军，二是与三弟李元吉联盟，允诺他自己登基后立元吉为皇太弟，两人联合起来与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的势力相比依然相形见绌，明的斗不过，自然只好暗里下手，这也不能怪建成和元吉卑鄙，实在是因为李世民的势力过于强大了。
　　　　齐王李元吉倒是既有野心，又有心计的角色，他看清无论从宗法别度还是从个人实力而言，太子的地位都和自己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他偏偏比他两位哥哥都更热衷于抢占此位，于是他自以为聪明地想出一条妙策：先帮建成除掉世民，然后再扳倒这位容易对付的太子哥哥，他觊觎的不是“皇太弟”，而是要跨过两位哥哥的尸体直登九五之尊，假如他真的成功了，倒又多了一例“厚黑学”的典范。
　　　　这期间秦王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李世民攻入洛阳后，李渊派身边几位贵妃到洛阳皇宫中为自己挑选美女，这几位贵妃私下里向秦王索取皇宫的宝物，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取官职，李世民对几位贵人的请求全然不买账，一口拒绝。这几位贵人恼羞成怒，回去后向李渊大吹枕头风，李渊口虽不言，心里对李世民的好感已大打折扣。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导致父子两人的冲突；秦王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赏给他数十顷良田。而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女儿求皇上把这块地赏给自己，李渊不仅同意，而且亲手写下敕令，李神通却认为秦王给自己的赏赐敕令在先，拒绝按李渊的圣旨把地让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向李渊哭诉，说秦王把皇上赏的田夺去赏给李神通了，耳朵里早已灌满枕头风的李渊一直隐忍着对儿子的不满，在这件事上却是忍不住了，他怒斥李世民：“难道我的手敕没有你的秦王敕令管用吗?”过了几天他又对自己的宠臣裴寂说：“我这个儿子常年在外带兵，被书生教坏了，不是我以前的儿子了。”从此父子之间的关系转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疑益甚”。假如不是四方战乱未息，又有强大的突厥时刻威胁着新生大唐的生存，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怕是要降至谷底了。这件事也说明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不仅对太子建成的地位构成足够的威胁，对李渊的皇权也同样是不小的麻烦。自此以后，李渊就再没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

心中之神

李建成和李元吉明里斗不过李世民，暗里却对他多次实施暗算，都被李世民巧妙地避过了，但兄弟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一场大火并显然是无法避免了。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突厥数万骑兵攻入关塞，围困乌城，平寇御外本来一直非李世民莫属，这一次太子李建成却出人意料地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统帅大军北征，李渊也同意了，命令李元吉率右武卫大将军罗艺、天纪将军张瑾等解救乌城之围，李元吉借机提出：要李世民天策上将府的名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与自己同行，还要求把秦王麾下的精锐之士都划归自己统领。这是至为恶毒的釜底抽薪之策，用意自然就是要挖空李世民的实力，李渊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太子府的率更丞王蛭又向李世民告密；太子对齐王说：“你得到了秦王的精兵猛将，统领数万军队。我和秦王在昆明湖为你饯行，暗伏壮士，杀掉秦王，对皇上说他暴病身亡，皇上也不会不相信。我再请人在皇上面前进言，把国家政务交给我，你把尉迟敬德这些大将都活埋了，就没人敢不服了。”
　　　　李世民知道大祸已在眉睫，却依然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秦王府僚长孙无忌等人都纷纷劝秦王先发制人。尉迟敬德更是向李世民摊牌：或者率他们起兵，或者放他们这些武将远远逃命，决不能束手就戮于李元吉之手，而长孙无忌代表的府官幕僚也表示，如果秦王不能下定决心，他们也要随尉迟敬德一起逃命。
　　　　在祸患和部下的双重逼迫下，李世民最后宣计：发动兵变，其实以他的睿智，比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必然的一步，除非他甘愿不明不白地死在建成和元吉手中，但是同室操戈、弑兄杀弟毕竟是人所不齿的禽兽行为，他要顾虑的不只是身后的千载骂名，更怕在部下和天下人面前丧失道德的威望，所以他的犹豫不决也有一半是在装样子，好像他是受部下逼迫不过，才不得已采取行动。
　　　　李世民夜里精选府中将士，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率兵埋伏在玄武门（宫城北门）外。李建成和李元吉清晨上早朝，到了临湖殿发觉事态有变，二人便掉头准备回去。李世民从后追上，呼喊二人，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惊惶失措之下却拉不开弓，李世民此时再无犹豫，亲手射杀了太子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名骑兵从后面赶上来，将李元吉射落马下，李元吉带伤准备逃往武德殿向父亲求助，被追上的尉迟敬德射杀。
　　　　太子府卫兵首领冯立听闻兵变，率东宫、齐王府精兵两千驰至玄武门，与秦王府的兵马发生激战。宫中宿卫的禁军不知该帮哪一方，索性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
　　　　冯立所率的东宫、齐府精兵无法攻入宫门，便准备转头去攻打空虚虚的秦王府，李世民和部下将士都颇感恐惧，尉迟敬德适时挑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见主人已死，再战无益，便四下里作鸟兽散去。
　　　　初战告捷的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率兵入内保护皇上，其实是要把皇权从父亲手中夺过来，这才是这场兵变的终极目的，此时的他已容不得再让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否则他擅自杀害太子、齐王，就该去向父皇叩头谢罪，即便皇上需要保护，也该是他亲自入内保护，而不是派凶神恶煞似的尉迟敬德，这摆明了是在向李渊实施“兵谏”。
　　　　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率兵直奔李渊所在的海池。李渊正和裴寂等近臣在海池中泛舟游玩，听闻兵变，心中已明白了大概，见到尉迟敬德闯入，更是明白胜者为谁了，惊慌得不知所措。
　　　　尉迟敬德直言不讳：“太子、齐王图谋作乱，秦王已起兵杀掉二人，派臣入内保护皇上。”
　　　　丧子心痛的李渊乱了心智，竟没明白尉迟敬德的真正来意，倒是装寂等人颇为乖巧，知道只消慢上一时半刻，皇上和自己等人也不免要身首异处了，忙劝李渊正式立秦王为太子，并实际上掌握政权。李渊为保性命，只能马上应允。
　　　　此时宫中宿卫和攻入宫中的秦王的人马已经交战，又有一些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兵陆续赶来，专攻李世民。宫内宫外一片混战，而李世民并不占上风。但他手中已有了最大法宝，尉迟敬德带兵李渊亲手写下的敕书，当众宣读，宿卫兵和东宫、齐王府的卫兵只好弃械，大唐帝国的政权便在一个早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就是最有名的“玄武门”兵变。
　　　　对于在这场兵变中并不太光彩的李世民，以后历代的史学家无不加以粉饰和美化，并为此捏造了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名，这也是古人所谓“为贤者讳”的优良传统、而在今天看来，却既无益又无谓，双方难分是非，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除掉对方，天下本就是要“逆取顺守”的，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道德伦理就没有任何位置。不过唐朝的宫廷政变在以后的宋、明、清各长命王朝中最多，李世民也算是做了个不太好的榜样。甚至到了明朝，永乐帝朱棣篡侄儿的皇位，永乐的儿子朱高煦要抢侄儿的江山，也都是以李世民为楷模，只不过父子两人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而已，李世民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谓深远。
　　　　玄武门兵变后的第二天，李渊正式诏告全国，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正式向全国臣民宣布了政权的转移。
　　　　这一年八月，李渊再下诏书，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为太上皇，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皇帝位。
　　　　退为太上皇的李渊依然过着醇酒美人的生活，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如世间最孝顺的儿子儿媳一样，悉心照料着他的生活，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只有权力除外。只不知李渊享乐时是否也时时想起惨死的建成、元吉，心中又作何等痛楚，也许他承受丧痛的能力和他的生殖力同样超群，他居然又活了近十年，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闰四月才死于垂拱殿，享年七十岁。葬于献陵，庙号高祖，谥号太武皇帝，以原配穆皇后附葬，穆皇后加号太穆皇后。
　　
　　李渊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渊
　　　　出生：北周天和元年（566年）
　　　　属相：狗
　　　　卒年：贞观九年（635年）
　　　　享年：70岁
　　　　谥号：太武皇帝
　　　　庙号：高祖
　　　　陵寝：献陵
　　　　父亲：李?#092;
　　　　母亲：独孤氏
　　　　配偶：窦氏，后尊为太穆皇后
　　　　子女：22子，19女
　　　　继承人：李世民
　　　　最得意：雀屏中选，最失意：诸子相争
　　　　最不幸：晚年丧子，最痛心：被迫当太上皇
　　　　最擅长：玩乐享受

心中之神

太宗李世民（599～649）
　　　　如果要在中国所有的帝王中作一次十佳全能评选，稳居榜首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之前固然无人可比，之后也只有清圣祖康熙大帝差堪比肩，但在纳谏不厌，从善如流这一点上，康熙显然要略显不足，其他帝王只能是望尘莫及了。
　　　　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几乎凝聚了古代作为人君的所有美德，却看不到有什么缺点，真令人不得不怀疑他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代人君的真实性。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一两个好皇帝的概率还应该是有的，这种概率已经比今人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低得多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终于在贞观年间中了一次头彩，迎来一位圣主仁君。
　　唐太宗之所以能在历代帝王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既有其天生美德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借鉴前人的失败教训，自我克制，严格要求自己，一点一滴地矫正自己微小的过失，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古代帝王的典范。下面我们从几个重要方面谈谈他的“圣德”与功业。
　　
　　虚心纳谏
　　　　
　　鼓励群臣进谏，自己也乐于纳谏，勇于改过，做到了真正的从善如流，这既是唐太宗身上最大的亮点，也是他一生美德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充其量也不过和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等人一样，只是一名成功的开国君主而已。
　　　　在一代名臣魏徵死后，唐太宗悼念他时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盛衰得失），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这是一句被后世广为传诵的名言，但这里有不准确的地方，唐太宗其实不是以魏徵为镜子，来察看自己的得失，他借鉴的镜子其实是隋炀帝杨广。魏徵不过是位目力奇准，又敢于校正太宗过失的好监督而已。
　　　　隋炀帝和李家的关系并不疏远，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乃是亲姐妹，也就是说炀帝和李渊乃是姨表兄弟，这在古时可谓是至亲了。所以李世民对炀帝的了解远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也全面得多，他又亲身经历了隋末丧乱，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强大的大隋帝国居然会在瞬间崩溃，而自己得天下又会如此容易，这种极度的反差迫使他去苦苦思索其中的原由，最后他得出结论：隋之所以亡，在于隋炀帝听不进一句逆耳忠言，刚愎自用、逞欲恣肆，身边又聚集了宇文化及之流的佞媚之臣，才导致亡国亡身，所以太宗即位后便要求群臣为自己挑毛病。
　　　　然而文臣武将都是一同追随李世民打江山的人，在他们心中，唐太宗早已不是人，而是神了，绝无毛病可言。再加上太宗睿智英武，上朝时群臣都不敢仰视，遑论进谏了，如房玄龄、长孙无忌这些元勋近臣，一生都未进过一句谏言，不是不理解“圣主”苦心，而是真的无言可谏。下大决心征谏、纳谏的太宗皇帝竟险些陷入无谏可纳的尴尬境地，好在还有一位从原太子李建成那里改换门庭的魏徵，终于成就了太宗的美德。
　　　　古人讲究“从一而终”，并不只是针对女人，对士大夫阶层同样适用，而魏徵显然并不是身具这种“美德”的人。
　　　　隋末丧乱，魏徵做过道士，也因此被神话成诸葛亮似的军师，而其实魏徵在谋略上并不见长，他先是在元宝藏那里做过幕僚，只是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后随元宝藏投奔李密，曾劝谏过李密一次，李密不听纳，识时务的魏徵既不强谏，以后也不再谏了。李密败后投奔长安，魏徵又转到李建成太子府中，任太子洗马，在建成和太宗的争斗中，魏徵先是力劝建成早日除掉秦王，可惜建成也没有接纳他的劝谏。建成一死，太宗马上把魏徵找来，责备他挑拨自己兄弟间的关系。魏徵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绝不会有今天的祸事。”太宗早闻其名，重视他的才学，不仅赦免其罪，还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后又与王珪、韦挺一起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唐太宗可谓知人善任，魏徵对自己所受到的“国士之遇”更是感恩图报，君臣际遇，如磁石相吸，碰撞出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政务的佳话。无论是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还是《贞观政要》上，几乎随处可见君臣二人进谏、纳谏的精彩例子。

心中之神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太宗派遣使者到各地征兵，封德彝上奏说：“中男（唐制：十六为中男，十八为成年）虽没到十八，身材高大壮健的，也可以一起征召”。唐太宗同意了。
　　　　诏书发出后，魏徵却固执地认为不可以，不肯在诏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而按制度，诏书上必须有他的签名。诏书往返多次，魏徵死活不肯署名。
　　　　太宗很是生气，责备魏徵说：“那些身材高大的中男都是奸民，他们隐瞒实际年龄，征召为兵，有什么坏处，你却如此固执?”魏徵反驳说：“带兵在于指挥得当，不在人数多少，陛下征召成年人中的壮健者，已是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不到年龄的人增加虚数。况且陛下常说：‘我要以诚信治理天下，也要让我的臣民都不欺诈。’可是您即位时间不长，已经多次失信于民了。”随后说出几件事来，太宗恍然大悟，心悦诚服，向魏徵承认自己的错误，下令不征召中男当兵，随后赐给魏徵一个金坛子，买下了自己即位后的第一次谏言，魏徵也淘到了自己在新朝中的第一桶金。
　　　　皇上重金买谏、大臣进谏受赏，大大刺激了群臣，中书省的张蕴古便尝试着给太宗上了一道奏章，名为“大宝箴”，顾名思义自是箴言一类的，要旨是劝皇上节俭爱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虽知自己没有“以天下奉一人”的坏毛病，还是很欣赏他的勇于劝谏，“赐以柬帛”。
　　　　贞观元年（627）九月，湖南的两个部落酋长冯盎、谈殿互相攻击，很长时间没有入朝，各州官员都上奏称冯盎造反。唐大宗准备发大兵平叛，魏徵却劝谏说冯盎反状不明，不宜大动干戈，又为太宗具体分析：虽然上告冯盎造反的人很多，时间也长达数年。却既未攻掠州县，也没有占据险要的地方，军队从未出过他自己的地盘，这已摆明了不是造反。只是各州都告他造反，朝廷又不派使者去安慰劝告，他害怕被治罪，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遣大臣向他表示朝廷的至诚，他乐于免灾去祸，不用发兵就可以让他臣服。
　　
　　　　太宗听从他的劝谏，派大臣前去申明朝廷的意旨，冯盎果然派儿子随使者入朝了，太宗大喜道：“魏徵让我派一名使者，却胜过十万精兵，不可不赏。”于是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
　　　　贞观初年可以说是太宗求谏若渴，重金买谏期，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举，对于进谏者或酬以金帛，或授以美官，总之是鼓励群臣大胆进谏，他也真的虚心纳谏，开创了贞观年间良好的风气。太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从隋炀帝这位表叔身上学到了太多惨痛的经验。
　　　　在一次正式朝会上，为了鼓励大臣们人人进谏，他说：“人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状，就要借鉴明亮的镜子，人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等待忠臣指出。如果人君刚愎拒谏，他的大臣们只知阿谀奉旨，人君失掉了国家，大臣们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谄媚地奉事炀帝来求得富贵，炀帝被杀，世基等人也被杀掉了，你们一定要以此为戒。”
　　　　有如此超人一等的见识，太宗虚心纳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太宗心里最清楚：论聪明才智，文才武学，隋炀帝都不比自己差，而炀帝继承的大隋比自己缔造的大唐要强大富庶十几倍。如果自己不以炀帝为镜，时刻检查自己的过失，一旦形成群臣只知阿谀顺首的局面，自己失去江山的速度怕是比炀帝还要快，说到底还是炀帝的悲惨下场成了太宗脑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促使他时时反省，更促使他去求谏纳谏。他并没有徒劳地在故纸堆里搜寻尧舜禹汤的治国法要，只从最近的反面事例中找寻经验教训，他要处处与炀帝所为相反，他也做到了，所以两个表亲皇帝占到了帝王中的两极——一个是圣主仁君，一个是荒淫暴君。
　　　　然而“莫不有始，鲜克有终”，做一件大事最难的就是“慎始如终”。太宗纳谏的过程也并非终始如一，相反也逐渐有走下坡路的迹象。
　　　　随着全国寇盗平息，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财富都逐步上升。特别是贞观四年（630）李清和李世绩定突厥，而各地的部落首领都到长安请求太宗做天可汗。此时的大唐帝国确实达到了秦始皇以来的最高点，大唐帝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心中之神

没有内忧，又除掉了最大的外患，再坐上四海附属国的宗主，无比巨大的成就感使得始终警醒的唐太宗也不禁陶陶然起来。首先的一个转变就是纳起谏来未免有些苦，甚至难以下咽了。
　　　　这种转变自然是逐渐的，对于一些劝谏，太宗还是能接纳的，但赏赐和重视程度已在锐减，带了些勉强的味道。到了贞观六年（632年），这种渐变已经很明显了。
　　　　太宗一天退朝后回到内宫，发怒说：“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徵总是当众羞辱我。”长孙皇后却回去穿上正式朝服，向太宗祝贺。太宗不解其故，长孙皇后说：“妾听说主明臣直，如今魏徵刚直，是因为陛下贤明的缘故啊，妾怎敢不表示祝贺。”还是奉承话好听，太宗听了便高兴起来，也原谅了魏徵的无礼，因为他的无礼恰恰能显示出自己的贤明。
　　　　虽说即便没有长孙皇后巧妙的解围，魏徵也不会有掉脑袋的危险，但这件事表明太宗由初期的重金求谏、乐于纳谏已经变成勉强纳谏，甚至有拒谏的苗头了。
　　　　对于这种转变，一直在旁明眼监督的魏徵看得最为清楚，直接对太宗指出：“陛下近来已不好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包容，已没有贞观初年纳谏时的豁达自如了。”
　　　　尽管有这种转变，但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间（626-649），不管是乐于还是勉强，还是包容，对于大臣们的进谏，太宗最后总还是能接纳。只有晚年御驾亲征辽东一事，此时魏徵已死，太宗断然不听群臣劝谏，虽没像隋炀帝一样闹得天下大乱，却已是得不偿失，他回来的途中思念魏徵，后悔道：“如果魏徵还活着，不会让我有这次过举。”这说明即便以唐太宗之贤明，缺少了魏徵这样强有力的监督，也会犯下隋炀帝那样的错误，两人在征辽一事上竟是惊人的相似。
　　　　好在这样的过举只有一件，太宗依然是古往今来最乐于求谏，也最乐于纳谏的皇帝，而辉煌的贞观盛世也正奠基于此。
　　　　
　　大度容众
　　　　
　　在帝王中以恢弘大度著称的是汉高祖刘邦，唐太宗在这方面丝毫不比刘邦逊色。
　　　　大唐初期人才济济，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极一时之盛，可谓荟萃群英于一庭，这都是因为太宗大度容众，慧眼识珠的结果。
　　　　除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一批从晋阳便追随太宗的元勋外，太宗麾下更多的则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武将中尤多，尉迟敬德原是宋金刚的人，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都是李密的人，薛万彻则是原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副护军，对于这些人太宗不仅能将之招致麾下，更能推心置腹，赤诚相待，所以也能得到这些猛将的拼死效力，太宗能夺得天下，征服四海，和这些人是分不开的。文臣中魏徵，王珪是李建成东宫府官，杜■、封德彝则是隋室旧臣，太宗不计前嫌，唯才是用，也使得这些文臣助成贞观之治。这一类文臣武将很多，难以一一枚举，只能略举其比较著名者。
　　重用功臣
　　　　每一代开国君主对辅成自己帝业的功臣都是既感激又头痛，没有他们自己固然难成帝业，可他们也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帝王们苦苦思索，总结经验，想破了脑袋也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大开杀戒，如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二是解除功臣的兵权，把他们舒舒服服地养起来，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如此。只有唐太宗不仅保全而且重用功臣。
　　　　太宗即位后，程知节、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分掌禁军，李清和李世绩则统率重兵驻扎关塞，防御突厥入侵，手中都掌握很大的军权。太宗对他们倘若有一丝一毫的防范，也决不敢如此大胆重用，这说明太宗驾驭武将的道术确实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文事武功
　　
　　文事
　　唐太宗在历史上并不以文章艺术著称，但实际上太宗在文事上也极为重视，并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早在武德四年（621），身为秦王的李世民在自己的天策上将府中开设文学馆，广延四方文学之士，并让自己的部属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等十八人都以各自在府中的官职兼任文学馆学士，号十八学士。当时的文人都艳羡地称能入选为文学馆学士，便是“登瀛洲”（成神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