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三大必死之罪

马拉多纳刀锋

袁崇焕三大必死之罪
马拉多纳刀锋    2008-1-9

袁崇焕为明季抗清名将，时人及后人多以其死为大冤。我于袁公，既认为其被惨杀实可悲悼，然袁公自己见诛，实乃大有咎由自取之处。何者？请看袁公必死之罪之三：（以下行文中未注明出处之史料均出自《明史•袁崇焕传》，即《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其一：专权独断（包括不遵上司命令；排挤患难与共之同僚）。纪律与服从是军队的生命和战斗力所在。孙武练宫女为兵，斩吴王二位宠妃以正军纪；令行禁止，宫女之兵遂“虽赴水火可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憙宗朝时，经略王在晋厚遇袁公，荐以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于恩公况且如此，岂不遭朝野物议？
天启五年（1625），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且不论此撤回关内之战略究竟利弊如何，而袁公再违顶头上峰之命令，则明矣。
天启六年（1626），后金军大围宁远孤城。后宁远之围解，袁公与诸将皆受优奖升叙。“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桂即满桂，是与袁公患难五年（天启二年始），共抗强敌的同僚，大将。袁公此时已经完全明白自己专权之大受非议；遂于奏疏称：“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廷臣对袁公的物议是不是”谤书“与”毁言“，我们自可看得一清二楚。憙宗正值用人之时，“优旨褒答”。
思宗朝时，“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后来袁公杀毛文龙时，历数后者“十二斩罪”头一条就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可是我们看到袁公此时拒设文臣之巡抚，那么袁公又是不是该杀呢？
袁公见忌于魏忠贤，乞归。思宗立，忠贤死，袁公复起用。袁公对皇帝曰：“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其二：擅主和议。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言官们说得对不对？我认为有相当道理。如果袁公不与后金和议，严辞拒之，陈兵以待；后金之伐朝鲜，固在未定之数矣；而朝鲜者，明朝之藩国也；更兼毛文龙被兵——袁公和议之修养生息之论固然可以成立，然而言官们的指责也是可以成立。最为关键的是，如此大事，袁公竟然不予早早上报朝廷以求批准，其视朝廷、皇帝近于无物亦明矣。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这句话一般仅用于具体军事战术方面，就是在军事战略上一般也是必须得到朝廷及皇帝同意的。如此重大政治事件，与强敌议和，袁公自己或可不避嫌疑，而竟置皇帝百官于何地乎？事出突然或可便宜行之（战争危急之时“遣使议和”是允许的），然如此重大而非急切之二国政治及军事、外交大事，袁公竟自行之，无乃不置自己于死地乎？
其三：专戮大帅。这指的是袁公杀总兵毛文龙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袁公于崇祯二年（1629年）擅杀重将毛文龙，其实早在天启二年（1622），袁公尚为经略孙承宗之属下时就大有端倪。“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袁崇焕传》）史书誉其“果于用法”，吾则见其专权擅杀耳。其为监军则 “立斩一校”，为督师则斩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先是“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袁公于此时遂至皮岛以阅兵为名，伏擒总兵毛文龙；历数“十二斩罪”， “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吾读至此，甚为袁公不值。杀便杀了，为自己专权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又何必如此假惺惺地猫哭耗子？王在晋、孙承宗乃其恩公，袁公且大不敬；满桂为其重要同僚，复大事排挤；袁公固于毛文龙为关外辽事之同僚，然何为“友”何来“私情”矣？如此收买人心，岂视天下人为何物乎？毛文龙纵然十二大罪都能够成立，而可杀其人者，唯国法军纪，唯崇祯皇帝尔。“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必须指出的是，史书载二人于皮岛会谈之时，“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活脱脱袁公之诛杀异己，明矣。袁公自己杀毛文龙后，“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缟待罪。’”明帝前面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与褒奖，终于让一个刚愎专权的督师，走到了这一步。
袁公此举，终于让自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就是皇帝是罢其官，还是下其狱；是杀其身，还是竟灭其族的问题了。一个旷达之君尚难容如此拥兵自重，无视朝廷，目无君上，专权独断，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之一方军阀，更何况是明思宗这样的一个皇帝呢。周勃有安汉之功，然面有骄色，礼不恭谨，则文帝抑之；袁公据辽东之地，俨然一独立王国，皇帝居然也“针刺不进，水泼不入”（只有“优旨褒答”，“优旨报闻”云云）；袁公的死期确实已到了。
思宗何许人也？《明史•流贼传》（《列传第一百九十七》）这样说到：“（庄烈帝）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对思宗的类似评论于《明史》比比皆是；亦为后世史家之公论。
这里给出一些崇祯朝时的数字统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思宗在位十七年，凡杀总督七人，包括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一灿、范志完，赵光抃。凡诛巡抚十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等。至于被捕自杀者，未捕而自杀者还不计在内。同时文臣武将被赐自杀者，亦未列入其内。思宗朝，兵部尚书用十七人，阁臣五十人，首辅亦十余人。如此只能用“走马灯”来形容的用人，只能说明身为重臣而竟因罪而废，亦几如家常便饭矣。虽然《明史•昭烈帝本纪》最后的“赞”中，史家主要还是以褒奖为主（主要是肯定其求治之心），但于《明史》其它之处，史家则是毫不留情地对思宗进行了批判（而不仅仅是批评）。
有如此皇帝，有如此大臣，则皇帝安得不疑忌权臣，则权臣又安得其死矣？固吾曰：袁公无必死之罪，亦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矣；况乎专权独行，独据一方；既擅主和议于前，复专戮大帅于后；困于党争之谤，陷入离间之套，磔于市者其宜矣。
故于政治、法律（从法律而言，“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项死罪是完全成立的）而论，袁督师有必死之罪三；我等后人不必太过惜之。故吾曰，袁公有必死之罪三，其诛宜矣。至于叛国罪，其本传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我个人看法是，思宗未必不疑矣。他真正不疑的是袁公骄横跋扈之心之行矣，促使他最终下定诛杀袁公之心的就是袁公擅杀毛文龙之事件。
本文主要说的是袁公三大必死之罪，关于袁公之死的其它相关分析，详见《袁公之死》；于此姑止。

荣誉叫做忠诚

三罪为三误，且为崇祯之误

其一罪，大帅专权？其二罪，擅自和谈？其实都是说大帅僭越。

五年复辽，没成功，我看是大帅权利不够

蓟辽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就是说袁崇焕是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

但其主要还是负责辽西一地防务，空挂五地之虚衔，可乎？

不可



然皇太极，破蓟洲长城关口，袭扰北平，责任却要算大帅头上？可乎？

不可


查看后世傅作义战华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手，方能统筹应对，屡败中共。


长城一线关隘，华北一片平原，分数人责任之，而不是一人责任之，必有漏洞


所以我说大帅不是专权，而是权限不够

如果换成大帅统筹对后金的一切政、军方针，拥有一切政军权限，和战自定


对金战事或有转机


和谈问题，大帅早在平台奏对中说过了，“和为旁着”


实现约定，后被做诛杀借口，还是责任划分不明确，权限不够的问题。




其三罪，错杀毛文龙？？


毛文龙该不该杀，在前两贴列举了他的贪腐以及因贪腐所酿成的兵逼登州，旅顺兵变等大祸，仅凭此军法从事，毫无争议。

有人说毛文龙牵制有功，杀毛文龙使后金无所顾及，从而对明朝大举进攻，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牵制的。

看看明朝官员和朝鲜史书对毛文龙的评价：

1、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

2、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

3、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4、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

5、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6、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7、崇祯二年，朝鲜特进官李景稷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

8、《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

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

1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概括的太精妙了，“以牵奴者而牵于奴”，这正是对毛文龙的所谓“牵制”最真实的写照。

毛文龙的必死之罪

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

1、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十余万。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

2、《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3、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

1、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但毛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叛王一宁告发，由于毛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王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

2、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

3、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俘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

4、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5、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毛文龙公然叫嚣：“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语，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四：“交结近侍。”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实质是结为团伙，即所谓“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

有人说袁大人为魏阉修生祠可杀否？可惜啊，袁大人只是说说而已，逗魏阉玩儿，事实上并没有修。

魏忠贤曾“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迫使崇焕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贤伏诛后才得以复用。而毛文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

事实上，在王化贞被处死之后，魏忠贤便成了毛文龙的后台，不仅冒捷冒饷得以通行无阻，而且谁参劾毛文龙，谁就得遭殃，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这都是魏忠贤庇护毛文龙的结果。甚至在魏阉伏诛之后，仍出现了“内官王国兴擅到海上，称密旨召毛文龙，踪迹诡秘”的情况。可见毛文龙与宦官的关系，实在并不寻常。

罪之五：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

1、毛文龙常常临阵逃窜，不敢接战，即《李录》所说的“有同群羊之见猛虎”。

2、掩败为功。就在铁山惨败之后，毛文龙即上报宣州、义州等处“五捷”，但考之《东华全录》，后金在破铁山后，并无与毛文龙交战之事，所谓五战五捷，实皆虚冒。

3、袁崇焕指出：“铁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遗，而朝夕报功。”


罪之六：“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崇祯元年，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指出：毛文龙“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

有的人又要列出所谓毛文龙“收复”的一大串失地的名单，试问：毛文龙授首时还有那些在他手中？都丢光了！！！

作为统筹全辽战局的督师，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经过查证、并在开导无效之后，毅然斩之，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吗？！

罪之七：“私通外夷。”

这不仅仅是“擅开马市”，即“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敌叛降。

《崇祯纪事》载：袁崇焕奏报中有“文龙逆迹昭然”之语，崇祯帝在覆旨中也明确指出：毛文龙“通夷有迹”。

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 “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以及他准备拿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兄弟与后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证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湖畔听泉

与雍正杀年羹尧颇为相像，这二位都是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才落得如此下场。

马拉多纳刀锋

荣誉既然承认“大帅僭越”，那不就是超越自己职权范围，而擅行其事？权力不是足够的问题，而是首先在给你权力范围内的行事问题；其次是权力受不受到约束的问题。如袁公者，如此众多的自请独裁辽东事务之言行，早就是朝野共知之事。但这仅仅是自求其权，即权力的大小问题。而给了你权力，你却越权而行，就是擅断的事情了。

马拉多纳刀锋

毛文龙“十二斩罪”，不是其有没有的问题，也不是应为应该杀的问题；而是袁公根本没有权力擅斩总兵的问题。
至于毛公其人其事，及袁公杀他的客观后果（功过），根本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看来荣誉的证据远远不足哦。

微微

确实，最关键的不是袁崇焕应该不应该杀毛文龙的问题，而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后没有妥善处理好毛文龙的部下，也没有很好的利用蛇岛的战略地位。

荣誉叫做忠诚

引用第3楼马拉多纳刀锋于2008-01-10 14:27发表的 “大帅僭越”就是袁公专权擅断啊 :
荣誉既然承认“大帅僭越”，那不就是超越自己职权范围，而擅行其事？权力不是足够的问题，而是首先在给你权力范围内的行事问题；其次是权力受不受到约束的问题。如袁公者，如此众多的自请独裁辽东事务之言行，早就是朝野共知之事。但这仅仅是自求其权，即权力的大小问题。而给了你权力，你却越权而行，就是擅断的事情了。

蓟辽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


你看清楚我的回复


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如果大帅要为蓟洲长城破口等负责，就不存在“僭越”

权利和责任是相等的

不能大帅权利达不到，却要为此事负责

推而广之

“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之职务，那就不存在“大帅僭越”

己所不欲

而不是长城关隘被破之事情。这个基本不必讨论。袁公被杀，实乃自己将辽东视为禁脔，任何他人都不得插手。毛文龙因为既不肯听命于他，也不想退休（归乡），遂遭杀身之祸。
袁公如此胆大妄为，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忍受得了，估计唐太宗也不行吧。

沧海桑田

督師蒙不白之冤，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駢斬臣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過聽斯言，實為禍本。寧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

即如今日皇上特鑒袁崇煥錦\寧戰守兩次殊功，起之田間，付以遼事。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當茲兵氛孔棘，危急萬分；群疑沸起，曾毋投杼？此臣蒿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

夫以千里赴援，餐霜宿露；萬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餒茹疲，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上一旦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訛言流布，種種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為崇煥辯。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往刮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末以崇煥之入衛，與諸將之血戰一詳而按之耳！

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為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寧一帶，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困自遵化突入，不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為戒嚴，堡堡錦\州，城城寧遠，敵安得深入若爾！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遵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至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

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即檄調諸遼將兵赴急西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一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眾。十二日即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遵營，橫劄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則安得謂崇煥駐剖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末必可以作敵愾也。況夫回龍營素不習練，易為搖撼，以滿桂邊兵據護京城，萬一可保無虞。此崇煥于迴喁轉之吱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令堵截，冤哉！

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為可痛！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末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環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拏禁之旨矣！

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逗遛乎非逗遛乎？可不問而明矣！總之崇煥恃因太過，任事太煩，而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既所不辭，今日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言，駭人聞聽。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散。

夫此關寧數萬之眾，實皇上竭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因疑而執崇煥，執崇煥而輕棄數萬習戰敢死屢效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固安，雖援兵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群疑之誤中，實敵間之密成。亦非崇煥之蒙冤，實天之不悔禍也。

臣故不避斧鉞，洒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一垂，群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相結，骨肉弗踰，當必抱崇煥之冤，發崇煥之憤，感荷聖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煥雖死，目瞑心甘。

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霽，則崇煥一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即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崇煥籌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冤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市崇煥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為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餘榮矣！

況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竄匿殆盡。臣獨束身就戮，哀籲呼天，實為事至今日，非遼兵莫能遏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靈起見，非從崇煥見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鹤鸣九皋

而没有消除皇帝对这位独霸一方者的内心担忧。总的来说，我也是支持楼主所言。最近看《百家讲坛》说袁公，也是不着核心，只说皮毛之见。
这些上疏者，应该把重点放到袁公没有过大野心上面，这样或许皇帝会宽赦。不过我的看法是，纵然诸臣如此说，思宗也是不会放过督师的。
宁可错杀一切，不可放过一个。这是我对崇祯皇帝的主要观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