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希腊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对戏剧的介入和影响

珀尔修斯之弓

试论古希腊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对戏剧的介入和影响

@ 2004-12-27 16:38

这篇文章我是在阅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主要戏剧作品的基础上，从历史角度对古希腊戏剧进行了一些浅显的分析。戏剧在古希腊的出现和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是根植在希腊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之上的文学形态。单从社会功能角度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当然是浅陋而粗暴的，但早期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度是极强的，尤其是在以城邦政治生活为核心的古代雅典。在这个意义上，戏剧也成了解读古希腊历史的一种文本和参照。

关键词：戏剧、城邦、民主

古希腊戏剧的繁荣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主要城邦雅典已经巩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制度促使并加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少数人有可能专门从事文学艺术的活动。同时，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新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搏斗，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就在这个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艺术家，比如著名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品，包括《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等。
公元5世纪中叶，民主党领袖伯里克利斯（500—429BC）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败了寡头派，成为国家的执政者。他执政的阶段，即公元前443至公元前430 年，号称雅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希腊戏剧的全盛时代。伯利克利斯给予自由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同时大力提倡文学艺术，颁发戏剧津贴，修建剧场，使剧场成为居民休息、娱乐和接受教育的场所。露天剧场这一雅典公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一也就被深深刻上了城邦政治的烙印，尤其是他与希腊民主政治的互动更使得古希腊戏剧作品所表现出的现实功用意义要比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加浓重，雅典城邦的政治意义乃至宗教信仰都很好的渗透到了戏剧的形式和内容之中。Paul Cartledge这样说道：“But the festivals were so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 or rather political because they were religious , since in ancient pre-Christian Greece the religious and the political were fabrics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woven from the same threads.( P·E Easterling编《剑桥文学指南——希腊悲剧》) 这段话也是揭示了戏剧本身以外的特点和功能。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希腊戏剧形式是雅典人的创作，但它起源得更早，他起源于诗歌和祭神仪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丛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悲剧如此，喜剧亦然。前者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后者是从低级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这种表演至今仍在许多城市中流行。”而雅典的戏剧节——狄奥尼索斯节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活动，以酒神善于变化使人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而进入癫狂状态的特点，与戏剧中演员暂时放弃自己生活中的真实面目而取得别人的角色相似而成为戏剧的节日。
以大狄奥尼索斯节为例，这是古雅典每年的三个戏剧节中最隆重的一个。雅典立法中每年的第9个月（公历3月）的第10天开始，节前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和庆祝活动。节日开始前两日，狄奥尼索斯的木雕由剧场所在的圣地得神庙移至城外的神庙，然后游行队伍打着火把迎回酒神。这是为了向城邦公民再现狄奥尼索斯进入雅典城的原始过程和面貌，也使得戏剧节从一开始就上升到一个城邦整体的高度并被赋予了神圣而庄严的意味。10日，节日大游行，在位于雅典卫城东南坡的狄奥尼索斯剧场举行百牛大祭，由10位将军主祭和祭酒。这时还会公布荣誉公民的名字和保释囚犯的名字，另有年满18周岁的烈属子弟在“提洛同盟”诸邦进献“贡金”的仪式上进行武装表演并签订合约等。这种再现性质的仪式向公民展示了雅典城邦的伟大，有似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把一个国家整体的概念灌输进来，并从公民心底激发起某种爱国的热情，城邦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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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剧场中人们都扮演着他自己作为一个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所承担着的角色，并享受着他个人的民主权利；而对于戏剧节日的活动、程序、组织等的管理和安排本身也体现着城邦力量的介入。至于节日游行后的祭餐和狂欢，作为一种普遍形式，至少体现了一定的平等意识。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剧场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也就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在歌队竞赛和戏剧评判方面也体现着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原则。歌队是与部落相联系，每个部落组成两个歌队参赛，又从本部落挑选出来的两名choregos（赞助人）分别负责。而各部落歌队选择诗人和笛子伴奏者的次序是由抽签决定的，与雅典民主政治中选拔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的方式相同；而参赛的三部悲剧和五部戏剧的剧作家由纪明执政官（Eponymous Archon）指定，他同时负责指定chorgoi（制品人）、分配主演和主持评判团。而纪名执政官实际上是雅典王正废除之后的最高行政长官，这里直接显示了行政与戏剧的关系。另外雅典十个部落各自推选若干人为候选评判员，由执政官自每个部落的候选评判员中抽出一人，这是十人于演出前宣誓公正评判，于演出完毕时投票评定，执政官从评判票中抽出五张来决定胜负。这是民主评定，舞弊者处死刑。可见其概念和程式都是与民主政治意义相吻合的；而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层面上，剧场成为了堪与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人民法庭相平行的机构。竞赛结束次日，在剧场举行公民大会总结节日的组织活动，表彰表现突出者并立石碑记录之，至此戏剧节方告完成。而城邦也从形式上完成了它对于这一活动的“宏观调控”。
如果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看，戏剧同时也是城邦传播其政治理念的载体。以索福克勒斯为例，他的作品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时代风尚，即伯利克利斯时代的风尚。他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僭主专制，鼓吹英雄主义思想，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如前所述，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民主派领袖伯利克利斯和寡头派领袖修昔底德（政治家，不是历史家修昔底德）经过如火如荼的争斗后前者取得胜利，伯利克利斯的历史使命是扫除贵族残余势力，以保障人民的即得权利。巩固民主制度是当时的普遍要求，而提倡民主成了一种风尚。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俄狄浦斯王》中好几处提到了发言权，预言者忒瑞西阿斯说：“你是国王，但我们双方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因为我也享受这种权利。”国舅克瑞翁对俄狄浦斯说：“正像你质问我，现在我也有权质问你了。”对发言权的要求也是对公民个体权利的呼吁，是一种对平等与民主而不是僭主与专横的追求。而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剧的历史意义也是在于反对僭主制度，第五场高潮部分，阿伽门农受到了剑伤，长老门彼此商量应采取什么行动时有这样一组对话 ：

队员丑：最好赶快冲进去，趁那把剑才抽出来，证明他们的罪行。
队员卯：很明显，他们这样开始行动，表示他们要在城邦建立专制制度。
队员午：我也是这样想，因为说几句话，不能起死回生。
队员未：难道我们可以苟延残喘，屈服于那些玷污了这个家的人的统治吗？
队员申：这可受不了，还不如死了，那样的命远比受暴君的统治温和得多。
这里把阿伽门农的悲剧命运建构在僭主政治的敌对面上，观众在同情英雄人物的悲惨遭遇是必然会对僭主政治产生由衷的厌恶和憎恨，由此，民主政治的思想深入人心。另外《安提戈涅》剧中海蒙反对他父亲克瑞翁的专制，他认为：“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剧中雅典国王忒修斯认为雅典是“凡事都凭法律断定的城邦。”埃斯库罗斯在《普罗米修斯》中也极力塑造普罗米修斯这一与代表强权暴力的宙斯相对立的英雄形象，并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和敬意，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专制的抵抗。而他的《俄瑞斯忒雅》三部曲则用戏剧的形式描写没落的母权制与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最后的结论是，法律制裁代替了血腥仇杀，人类社会开始由野蛮走向文明。凡此种种，都是城邦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反映。通过上演这类戏剧，使得观众获得心理上的认同，无疑是极好的推广民主政治的方法；而歌颂英雄时代的人，等于歌颂了自己时代的雅典人的蓬蓬勃勃的创造进取的精神，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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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由此具备了某种使命感。“看戏就是受教育，它是雅典公民的一种宗教和政治任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早期体现。后来像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所谓“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它“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的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邵荃麟《文学史年历程》《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从而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我认为希腊戏剧就是这样，它在叙述话语中间构建起一种不言而喻且不容置喙的规范，这个规范就是由城邦输入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基于观众在观赏中与情节人物的融合，它就树立了城邦给公民所带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以及每个公民自觉服从城邦管理的意愿和自觉参与城邦建设的决心与信心。也就是说，公民接受了戏剧家为之设计的一套语言模式和思想灌输，这时原先没有感情的政治理念就以戏剧语言这种感情饱满的方式顺利进入了人们的心中，城邦对戏剧的介入也就达到了它的目标和效果。
这种戏剧感情的进入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从城邦管理而言，戏剧的陶冶也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可否认，戏剧比史诗更加大众化和通俗化，这就意味着戏剧有着更广泛的受众面；即戏剧尤其是悲剧能够在着更多的人群中起到陶冶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把这种陶冶称为“净化”，他认为悲剧净化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以获得心理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他在《诗学》中就着重谈到了戏剧的“净化”功能，戏剧在人心中营造一种理性指导的怜悯与恐惧，观众看一次悲剧，即能养成一种新的习惯，每次看戏之后，他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恢复潜伏状态，等到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看见别人遭受苦难或自己遭受苦难时，他们就能有很大的人耐力，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它达到应有的适当的强度。另一方面，戏剧不是给人填鸭式地灌入现存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就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它是引起人的思考，在古希腊并没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哲学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下，戏剧显得尤为可贵。作为城邦的管理者，当然要充分好好利用这个艺术形式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城邦还专门设立了观戏津贴，政府对每个劳苦公民都发放两个“俄玻罗斯”、鼓励公民观看戏剧。这不仅是文化方面的考虑，也是治理之术。
当人们把在戏剧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心理的健康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后，大家都能适度的节制自己的情感，并且勤于思考，以很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陶冶了整个社会的情感，创造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社会必然是优质的，城邦也是这样，所以城邦介入并推崇戏剧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优化社会结构和提升城邦的整体素质。与之相应，戏剧所培养起来的公民团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的认同，都是可以起到巩固和完善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作用的。
此外，古希腊戏剧既然是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受到宗教保护、并对城邦所崇奉的宗教的神一般都表示拥护。即希腊戏剧是表露宗教意识的，而这种宗教意识又以城邦作为其大背景。希罗多德在《历史》viii，144中 以“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形式、共同的宗教崇拜、共同的生活方式” 对城邦做出了界定，对城邦所崇奉的宗教的崇拜的加强，必然强化城邦的整体意识和作为一个城邦的内部结构要求和外部文化要求。城邦与宗教崇拜的互动和相互认同，也可以增强公民的集体观念和精神。
综上所述，戏剧这种文学样式是与雅典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内容息息相关的，城邦以其政治力量介入戏剧，为之树立一个整体概念并使之服务于城邦，成为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主政治尤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从各个渠道将民主与平等的观念传递到公民的大脑里；也正是通过戏剧的作用，使得公民在巩固城邦与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体制中，成为稳定而积极的优良分子。



参考书目：
《论古希腊戏剧》 罗念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剑桥文学指南——希腊悲剧》
P·E Easterling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古希腊戏剧经典》 罗念生译 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诗学》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希腊城邦制度》 顾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