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如何保障个人利益

马拉多纳刀锋

马拉多纳刀锋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雅典说：“孔子提倡的君子义务本位论导致个人的权益非但得不到保障，而且没有理论上的支持。”
此句甚短，个人理解是指个人利益之保障，既在事实上没有得到保障，其次个人利益说没有理论依据（即仍是民为草芥论）。关于民众利益有没有得到保障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多次，孔子是提出政治思想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他不是执政者（尽管他在鲁国曾经有过短暂的政治生涯），因此实施其思想的是执政者，是和国的君主及各级官员。因此如果事实上个人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这只有责备那些居庙堂之高者，而根本没有权力去责备一个手中没有任何权力的思想家。孔子不是不想当官来实践他的入世思想，但他最终没有得到机会（在鲁国他没有机会）。他来到楚国，楚令尹（相当宰相）说大王之臣不若颜回子贡子路宰我者，如果给予方寸之地，“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昭王乃止。（《史记•仲尼世家》）孔子离开鲁国就是因为齐国鲁国用孔子而强大，乃馈女乐以离间君臣。至于因为担心自己失去权力，而对孔子拒绝、进谗乃至进行武力攻击的各国权臣则更多。总之，由于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的存在，使得一身素衣的孔子最终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来推广他的政治与道德思想。不过从他数年在鲁国的政治实践来看，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证明了孔子同时是个“成人”（即完人），在他所接触的任何领域，他都能够做到最好。
因此爱民说，之所以在其生时，其后世有些时候没有得到足施行，显然既不是他学说本身问题，也不是孔子及后世儒家努力不够之故，乃是因为执政者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利益，其次才是民众利益；因此许多时候民众利益就会被忽略和牺牲掉，更不用说主观上故意暴政虐民的行为。
毕竟能够认识到执政者与民众利益基本一致，双方利益可以共存双赢的中国执政者，周公是一个，孔子可以算半个（他执政时间太短且仅限于鲁国），唐太宗则是史实确凿的圣君。我们读《贞观政要》，确实难以想象中国历史上竟然能够出现这样一位圣君，正如难以想象专制之东方帝国能够产生孔子一样。这部《贞观政要》，记录了中国历史唯一一位圣君（严格意义而言），唯一一个传奇时代，唯一一个传奇执政集团的伟大政治事迹。
至于说到孔子没有提出个人利益之理论根据，我个人理解这恐怕不是孔子不知道，或不想提出；而是难以提出而已。孟子都知道“民为贵，君这轻，社稷次之”（当然他也没有直接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比这位后生智慧高出不知多少倍的孔子焉能不知？我们读《论语》，处处看到孔子对民众利益的保护，但他确实没有明确提出这个理论来源。中国历史上君权神授之理论，却没有天赋人权之理论。我个人的推测。孔子内心或有此思想，但他无法提出来，因为这太超前了。民主制于古希腊时代即有，而提出这个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理论却是二百年前之事，距古希腊时代已是二千年。因此我个人认为，孔子即使内心确实没有这种人权思想，而仅仅出于仁爱之心而提出仁政说及君子说，也都是伟大的思想；正如古希腊没有天赋人权说，却实行这个民主制一样。
说到民众利益、民众权利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必须注意的是墨家这个学派。关于中国民众利益、权利之理论基础，无论于先秦还是后世，都是一个重大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题。关于这点太有讨论必要，惜乎于此不能详述之。《论衡》、《明夷待访录》等书都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总的来说，我认为民众利益不受到保护，不是思想家的责任（除非是法家这种的重君轻民思想），而是执政者的责任。同时基本认同雅典关于民众利益说没有理论依据的观点；但同时认为这不是孔子思想的不足，而是自然事情；即使是以圣人标准来要求孔子，我们也根本不能要求孔子提出天赋人权等理论；即使伟大如古希腊这样的民主思想及制度，当时天才辈出，民主思想及制度相当成熟，都没有提出这个理论依据。要让孔子以个人之力，在奴隶制根深蒂固的春秋时代，来思考和提出这个问题，恐怕任是谁也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永恒的雅典

　　
　　也怪我措辞含糊，使马兄产生误解，我应该说“个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才较为准确，其中的“个体”与“国家”、“君主（统治者）”、“集体”等概念相对。
　　不过，我先就马兄所说的一大段话谈谈我的理解。
　　马兄所言，其实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下的君民关系犹如牧人和羊群的关系：若牧人细心照顾，羊群养得膘肥体壮，牧人也得益，是为“双赢”；若牧人马虎懒惰，造成羊群受冻挨饿，牧人也遭损，是为“双输”。但是牧人高高在上，羊群是牧人饲养的牲畜，为牧人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服务。
　　同理，君主施行仁政，并不是为臣民着想，更不是将臣民的地位加之于君主之上，而是为了使臣民更好地供奉自己，也为了更巧妙地驾御臣民，不至于由于暴政而引起臣民反抗，自己从权力的高位跌落下来。因此以民为本只是手段，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强化君本，否定民本。

马拉多纳刀锋

至少中国历史上还是有个别皇帝能够做到执政者利益与民众利益完全一致的，比如唐太宗。这个《贞观政要》中比比皆是。
确实儒家提出了“民为贵”说，但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政治理论与基础，只是儒家美好愿望。儒家也主要希望实现仁政说罢了。
但是光就这一点已经就是儒家的伟大历史贡献了。它能够提倡民主说更好，如果没有那么这个仁政说亦具有其伟大历史地位。
那么我们有权力要求儒家提出民主说吗？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马拉多纳刀锋

正如我于主题贴及相关回贴所言。我肯定他的是仁政说，而没有认为它提出或做到了主权在民说。这个应该是后来者的责任，包括儒家及非儒家。
至于帝王仁政的主观动机，确实如雅典所说。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客观效果。这个客观效果确实于民众大有益处，谁不想有一个好的牧人呢？因此我们既当知执政者仁政之本意，亦必其客观良好效果；必须一分为二，不可否认任何一点。
就象秦王政统一中原，太史公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他的这个历史辩证观，全面观，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帝王们实行仁政，得到好处最大最多的就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