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权力如何制衡

马拉多纳刀锋

孔子：权力如何制衡
马拉多纳刀锋  2008年1月8日

雅典说：“孔子在倡导仁政，构建“君子国”乌托邦时，根本没有涉及权力的制衡问题。若臣不臣、子不子，君、父当然可治其罪；但是若君不君，父不父，又该怎么办？当然权力的制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孔子没有良策解决是很正常的，但是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不能不使我对其的滑头产生质疑。”
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孔子仅仅提出仁政说，却没有提出权力制衡（最为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及相关基本解决原则，那么这个仁政说终究还是有较大缺陷的。那么孔子有没有提出权力制衡概念及基本解决原则呢？我们看了《论语》，就知道孔子是大力提倡权力制衡，并且提出了被后世奉为圭臬的基本解决原则。
我们应该引起最大重视的就是如下二句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对君的约束放到对臣的约束前，把对父的约束放到对子的约束前，这还不够证明孔子的权力制衡说吗？这是孔子言论中最为重要的语录之一，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般人知道的多是后者而已；同时又多只把后面这句话当做支持专权的罪证来看，真是大诬圣人。君要做好君之事，臣要做到臣之事；父子之间亦然。这与前面那一句完全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对双方都有约束，不管双方地位、权力如何——这正是我一直强调所说的孔子思想对各方面都有约束，对各方面利益都进行保护的根据所在。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定公就是鲁定公。我们看到鲁国这位君主是典型的君权独尊思想，而孔子的回答无情地粉碎了后世关于他支持君主专制的一切诬蔑之辞。那么礼是什么？当然是规章制度，具体内容则根据时代发生变化而随时增删；更准备地说，是寻找君权臣权的最佳平衡点；如何找到这一点，就需要君臣共同的政治智慧，即孔子所说的“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于这个礼忠原则，已经被后世继承二千年，效果如何，一言难尽，且放到其它处再说。
其实关键的是，如果君王不服从礼，即对他权力的约束应该怎么办？即如果出现桀纣之君，那么臣子应该怎么办？孔子没有提出他的相关言论，不过他用行动给出了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回应答案，就是避地（辟）避君。孔子于鲁任大司寇时，政绩卓著；齐国君臣患之，遗鲁定公及头号权臣季氏以女乐文马，使之怠政；孔子谏而不听；遂鲁而至它国求仕。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终其一生，不是避世之人，而是避地之士。他希望找到一个如文王这样的圣君，来任用他这位臣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当时孔子的选择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贤臣择君而事，有时会成功，有时亦会失败。因此孔子这种择君避地的做法，确实是在回避君臣矛盾激化（但不是如雅典所说的“完全回避”；因此他既明确提出双方权力制衡说，也提出了基本原则“礼”与“忠”）之情况。这种回避确实是一种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尽管远远不是最佳办法（无论在孔子时代及后世二千载）。但关键是如果回避不了怎么办？孔子时代是列国并存之时，那么大一统之后怎么办？臣民们无法避地，唯有避世入桃花源之一途时怎么办？当然这是孔子无法预见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来，却不可以此责问孔子。
权力制衡，重要的不是原则；原则是谁都知道的，关键在于具体实践，在于通权达变；对君臣双方都是如此，这就是天大的难题。中国信史三千年，君臣博弈三千年；有时君胜出，有时臣笑到最后；总的来说，终究是君占上风；这个也是必然结果，情理之事。这个帝王制度决定了君主的先天明显优势，无论是理论地位、力量还是实际权力、资源等等。君在位，乃君权天授；臣夺位，乃篡位，乱臣贼子矣。孔子于此也只能明确提出双方权力制衡说，提出基本原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具体的技术方法，比如君之命非若干位大臣，或政府某部门不同意则不可施行等等具体办法（其实后者曾经一度出现过）。当时乱世汹汹，孔子从矫枉过正角度出发，有时明显是对臣权约束较多，而对君权约束较少（因为当时叛乱夺位的危害已经明显超过了君权专制之危害；孔子只有二害相权取其轻）；认识到这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作《春秋》为何责臣超过求君了。这都是有现实必要性的。
我完全同意雅典关于孔子没有良策解决君臣博弈这一帝王制度下永恒之政治死结的结论（孔子能够提出基本原则，却无法提出更可操作性的政策），但不同意他关于孔子完全回避权力制衡的观点。如上所述，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衡说；而这是他面对鲁、齐二国君主的当面询问时，坚定不移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历史事实是，孔子清楚知道这个权力制衡之重要性之复杂性，同时不畏大人面对君主敢于直言其政治观点，诚为勇矣。他有其基本解决原则（礼与忠）；但事实证明，光有基本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历史这个礼与忠有其明显作用，但亦有无可奈何之处之时）；而具体政策既非其所能（他在鲁国又才当了几年高官？），更非坐而论道所能够做到——必须通权达变，方可求一时之安；至于根本解决此千古君臣矛盾之道，则只有民主思想与制度一途；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个人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确实是当时及后人所能够想到的最佳化解君权臣权冲突之道，除了民主思想及制度之外。君有礼，则不当为暴君；臣有忠，当不可存非份之想。如此君臣相安，父子和睦，举国相谐，仁政自现矣。

永恒的雅典

　　
　　马兄所谓“君臣博弈”的说法恐怕有偷换命题之嫌，我们现在讨论的“君”，不仅指手握实权的君，还包括那些僭主、权臣、总统、主席等等，总之是权力最大的专制统治者：譬如汉献帝是君，曹操是臣，但两人之间究竟谁听谁的啊？
　　马兄所举的鲁定公的例子也不具备典型代表性，因为当时鲁国君主的最高权力实际已经丧失，出现了“大夫执国命”甚至“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故此，孔子鼓吹君臣之大义甚合鲁定公心意。
　　还有，春秋时期诸侯割据，孔子尚能周游列国到处寻找明君，但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多为天下一统，臣民恐怕就毫无选择余地了（东方朔《答客难》对此有精辟描述）。
　　即使不考虑我以上所说，但是“君使臣以礼”究竟怎么贯彻执行啊？即使正直的臣民叩头如捣蒜，苦谏，甚至死谏，君主就是要胡作非为，该怎么办？换而言之，就是怎样将美妙的理想落实到实处的问题，孔子似乎没有涉及吧？以至于后世的孟子、董仲舒、“公羊派”知识分子要努力填补这个不可回避的漏洞。

马拉多纳刀锋

这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权力约束。雅典说是君不君时候，臣子应该怎么办？这个我于文中已经说了，或者避地，或者避世。无法回避的就只好让理论存疑，后世儒家不是也没有解决吗？我于文中已经说了，解决这个问题（君不君是如此，臣不臣也是如此——都是对国家民众大有危害的）只有靠这个民主思想与制度，否则永远陷入君臣博弈的怪圈之中。

马拉多纳刀锋

这个我也于文中提到了。为什么他没有提出具体方法，不是他不能够，而是情况太多，无法一一对应提出。孔子时代还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时代，君臣之间都是如此。孔子提出了避地说，当然他当时无法对后世大一统后的问题作出预测与提出方法。
其实孔子在他那时，可以避地；但若天下滔滔皆如是，他也只有感慨“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如何解决暴君或恶臣的问题，孔子思想中没有提出，因为他这个思想是仁政说，不是权术论。
权术论是法家的主要内容之一。君不君，臣不臣，是帝王时代重要主题。孔子无法从理论及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永远都不可能。

微微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这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虽然只是黑格尔的一家之言，但大体上我认为是对的（尽管我也认同论语里蕴藏着哲学思辨，但是过于简单）。君使臣以理，臣事君以忠，只是一种道德的规劝，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说这两句话里含着权力制衡，我觉得有点牵强。

己所不欲

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对帝王权力的约束性，至少道德上也是约束（事实上后世许多国家政治制度也是对帝王权力有约束的，这也是礼的内容）。至于没有强制性，及到底有多少效果，则完全取决于君臣之间的博弈了。
这个孔子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帝王制度之上的。制度如此，除非这个制度灭亡，否则至少理论上君权都是最高的（但不是唯一的不可约束的；只能说所受约束总的来说太过有限）。
因此客观上对君主权力的约束效果不是很大（无论道德还是国家制度），不能怪孔子的；因为这个制度就决定了皇帝就是至上者，孔子所能做的就是“君使臣以礼”；换了上帝，也只能如此。

微微

赞同，我至少在论语里面看不到孔子虚伪的东西，不管怎样，孔子只是坦诚地提出和实践他自己认为对的思想，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知识去苛求孔子。

马拉多纳刀锋

正如许多人从不看《论语》，却对于丹讲《论语》吹毛求疵，实在是太不厚道，在学术观点上也是站不住。
孔子是需要一部书来说他的，儒家也是需要一部儒学史来说的。他们浊圣人，就是贤人——至少主观动机上都是如此。那些为虎作伥的不是真正的儒家，就象现在为专权举旗之有知识的人不能够叫做真正的知识分子，或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