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从“奉天子以令诸侯”到“挟天子以令诸侯”

己所不欲

己所不欲    2008-1-4

后世论者，多以为曹操最初的奉天子以令诸侯，及后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是政治上大大的英明决策，认为是其以后成功的重大政治因素之一。这种流行说法其实大谬。
首先先解释一下，太祖最开始时是奉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建安十三年自立为丞相后才可确认其挟天子；这是个人观点，也是铁证如山）。这虽仅一字之差，实质却有天壤之别，为何？前者是忠臣孝子之义举，后者乃乱臣贼子之大恶。曹公自立为汉丞相是建安十三年之事（这还是《后汉书•献帝纪》的实录，在《三国志•魏武帝纪》里是天子任命的讳记；其它进魏公、魏王皆如是自立），距建安元年曹公迎汉帝相差十二年；在最初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曹操就是个后来那样的奸雄；更加不用说在主观动机上能够证明他是欲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当时客观上他的力量也根本达不到这个“挟”与“令”；那是要靠军队说话的。
建安元年，时长安乱（本来东汉首都在洛阳，董卓之乱，挟天子至长安；卓虽死，卓将李傕、郭汜等复挟天子，留之不归）；众汉臣拥天子东迁（这个具体说起来还有些复杂混乱），渡河幸安邑。荀彧、程昱建言曹公迎之，最终得以如愿。其实，我于此时更愿意称之为曹公“奉天子以平天下”，就是认为他当时还是霍光。
先说主观动机。曹公如上面所言，于建安元年根本没有证据，来证明他就是董李郭那样的叛臣；相反董卓之乱，曹公“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下不引出处者，皆此）；时中平六年。次年，即初平元年，勤王之师众起，“太祖行奋武将军”，亦在其列。诸军畏卓兵强，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其兵败后，复责众军“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言亦不用。曹公收其兵。二年破黑山贼；三年，大破黑山贼、匈奴；大破黄巾军众（军民）百万，收其精锐为青州兵（这是曹公发家之基）。破袁术所遣诸军（时术与绍为敌，而曹公为绍盟友）。四年，大破黑山贼与袁术联军。征陶谦（有杀父之仇）。次年，即兴平元年，大破陶谦军。与吕布相持。二年，大破吕布。次年，即为建安元年矣。由此可见，自董卓乱起（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至太祖迎天子（建安元年正月，公元196年），其间六年（初平六年，方起战事），太祖先是兴义兵（这个性质明确）讨董卓而兵败；后来因为众兵不进，自己败后而实力不足；且董卓挟天子迁长安，故后来不得再与董卓等一战。再后来平定民间起事，再后来主要就是参加军阀混战——后面二者都是中性的。因此从太祖孤军深入（只有小部一支友军同随），“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等来看，他于此时完全是忠君报国之臣；而后来几年的表现也根本无法证明，他于迎天子之时就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奉天子以安天下。这是就曹公自己而言。
那么再看看献言曹公迎天子的荀彧、程昱的本意是什么。荀彧是太祖早中期的首席谋士，王佐之才。他于初平二年，去袁绍而从太祖（时年二十九），至建安十七年自杀（被曹操所迫），凡辅佐太祖二十一年，屡献奇策，功勋卓著。他是一心为汉室的人，建安元年，“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我们看到，他完全出于公心，是想辅佐曹公中兴汉室，根本没有什么让主公挟天子之任何意思在内。这个当时献言是如此，十六年后他的死更是对自己忠心于汉的最好最惨烈最感动天地之证明。
荀彧为什么会自杀？是曹公逼他的。为什么曹公要自卸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仅仅因为荀彧反对曹公进爵为魏公的政治之议。“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三国志•魏志•荀彧传》）他到底怎么死的，陈寿讳之；而裴松之注说得非常明白：“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也就是说，一心为汉室之公的荀彧已经完全看清了曹公不臣之心，而曹公则毫不留情地除掉了这个昔日首谋，今日政敌。荀彧之死，完全证明其当初建言乃为公，非为曹公之私，更非自己功名利禄之求矣。事实是四年前，曹公已自立为汉丞相，大显其端矣——这史书无明载荀彧对此的态度（当于论荀彧之专文分析之）。但我为什么此时不称之为挟呢？因为有霍光故事在。权臣未必是贰臣，就象诸葛亮一样——毕竟曹公自立汉丞相也是情理中事。但这个为魏公就是本质上的根本不同。
为什么荀彧强烈反对曹公进为魏公？我们要知道，这个魏公根本不是有名无实之爵称（如什么三公等荣誉称号）或一时的显赫政治地位（如丞相、尚书令）之官职，而是一个大大的封国之国君！如果曹公进为魏国之公，他就有了自己的国家（虽然名义上是汉的封国，就象周于各诸侯国关系一样），领土与民众；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府、军队，可以自己收取税收等；可以世袭（不象在丞相位，最多传一二代），老子之后有儿子、孙子可传千世万世。而汉季只有宗室才有资格封藩国之王，而且领土、食户很少，权力及可能的危害都很小。因此曹公今可为魏公，后可为魏王，最后则可为魏帝（后来曹氏就是如此）。如此谋国之举，则曹公不臣之心，遂已路人皆知矣。惜哉文若，王佐之风，所辅非人，未能得遂报国之志。
再看看程昱的说法。只是《武帝纪》载太祖用荀彧、程昱之言，而于其本传，却无一字提及；又不知为何故，只好存疑（这是其它文章之任务）。因此就上述三位主要当事人来看。没有任何证据当时就是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从客观上来证明，当时曹公就是主观上想挟（这只有他自己肚子里的小虫虫知道了；如果真有此心的话），客观上也太难以做到；因为这需要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因此从利害关系计，他于当时也不敢这样做。之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董卓及他之后的一干部将。董太师废杀少帝，挟所立献帝。他被王允、吕布所杀；其部将又擅朝政，挟天子。最后内乱，天子得逃脱虎口。众部将多不得其死。这二次挟天子的事例在前，怎么不让曹公胆颤心惊？曹公就是出于公心以奉天子，也会被视为挟天子，成为众矢之的。曹公实力远不足以与凉州势力相比，而后者下场竟如此之惨。《武帝纪》记载：“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诸将们疑的是什么，无非前车之鉴而已。董氏势力尚不得其全，如果曹氏势力一旦成为军阀们的共同目标，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确实自此后曹公成为袁绍的主要敌人——而袁公虽无铁证可认为其有称帝之心，但其政治野心（如其“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等语）断不容曹公奉天子以令诸侯（他骂曹公之语中就有“挟天子以令我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而袁绍则是当时北方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至于其它军阀则更多，他们于曹公也无一不是称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公百口难辩，不但不是奉汉室之忠臣，反而成了居心叵测者。
因此奉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自己有政治上的主动权，也完全可以让自己陷于被动。袁本初的部将就对主公说过：“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裴注）也有进言迎天子的；最终袁公选择了前者，他也自有其二方面的考虑。后人或以为赤壁之战前，东吴文臣认为“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来证明曹公政治上的主动性。其实这根本是迂腐之论。决定吴文臣投降之想法的是曹公的军队，而不是曹公的汉相之位及天子之诏；那时献帝已是名存实亡。正如决定官鹿之战命运的不是这个奉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双方战场上的流血一样。

我认为，曹公这个奉天子以平天下，从来没有取得大功过（不是指曹公军队武功，而是指天子诏书的力量）；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如此。因为天子诏书所出之处，所欲令之诸侯，能够不战而降服（其实名义上就是再拥汉室）的成功事例实在太少；就连宗室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都自守求保，不肯为汉室中兴出力，何况其它军阀乎！我们看《武帝纪》，前面就不用说了；只说其奉天子以平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段时期。曹公是建安元年正月迎的献帝，此时我们认为他是奉天子以平天下；建安十三年六月曹公自立为汉丞相，我们亦有足够理由认为他于此时始，乃挟天子以令诸侯。这里且不考虑他的汉廷政敌，或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从一开始就大批特攻的挟天子之说法（不管曹公有没有这个居心或事实，这个都是跑不掉的）。
先看建安元年正月至建安十三年五月，曹公具体战绩。这期间他的战场对手包括：黄巾军；杨奉；张绣（降而复叛，曹公几不能免，损失惨重；双方多次战事）；袁术部将；刘表部将；吕布；眭固；袁绍（多次）；刘备（多次）；袁尚、袁谭（多次）；尹楷；袁尚部将；三郡乌丸；高干（降而复叛）；海贼管承；袁熙；单于。这些对手最终都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或见杀或逃亡或病故等等。敌因战或围而降者：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关羽；袁绍部将（官渡之战中）；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官渡之战后）；苏由、马延、张顗（袁尚部将）。敌不战而降者：张绣（他后来还是降了）；庐江太守刘勋；吕旷、吕翔（袁尚部将）；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举县降；袁熙大将焦触、张南举其县降；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这里我只列举了曹公亲自率兵的战事，不列举他派部将出征之战事。同时其它未发生实际战斗的如自己退兵或敌“遁走”的都不提了；否则对手与战事更多。
这期间，曹公无年不亲征，大小数十战，多胜而少败；官渡之战是他最为重要的一场战争，是统一北方的决定之战。敌之降者，主要是在官渡之战以后。总的来说，不战而降者（除去官渡之战后的事例；因为这时曹公已是北方老大），就只有降而叛，叛而又降的张绣，及庐江太守刘勋。其它那么多对手，不是在曹军进攻下战败，就是投降（投降的不多，也非主要角色）。这一方面说明了曹公当时的军事实力（官渡之战前）尚不足以让人生畏，也证明了天子令诸侯之诏书根本就是效果甚微。秦失其鹿，天下其逐之——这已经是当时的主流看法；如文若如此一心为汉室天下，而竟知其不可为之者，众多军阀及天下才俊中又有几人？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要匡复汉室，清君侧的刘备；他的实际行动，又有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其忠心为汉呢？而那些投降者，我们也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他们不是服从于天子的诏书，而是屈服于曹军的力量罢了。而那些意志坚定，如刘备者，虽屡战屡北，亦不绝言投降二字（一时的联盟或投奔除外）；宁愿战死或见擒被杀。曹公这些对手相信事在人为，战场上面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今天曹孟德可以战胜我们，明天我们也可以战胜这位强人。这是他们宁愿战死或逃亡等，也绝不愿投降的深层原因。曹公于袁本初有官渡之战，而后孙刘联盟于曹公亦有赤壁之战；这正证明明天之事谁也无法预测，焉知咸鱼不能翻身（刘备就近于半条咸鱼）？他们的决心是可以理解的，能够判断这是愚蠢之念还是坚韧之心的，就只有最终结果，也就是成败论英雄。因此于这十二年间，我们看到天子之旨，就如孟子言论中的王道一样，人人表面上都服从它，尊重它——而一遇到实际利益与武力之时，就根本毫无用处。没有足够力量支持的天子旨意与王道，都只不过是虚无之物。予取予夺，都是实力派的事情，不关天子的事情。

再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六月，曹公自立为汉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代正式开始。同年七月，公征刘表。八月，表卒。九月，公败刘备，刘琮降。这是曹公三十年征战史上最大的降敌战功。十二月，公大败于赤壁。这也是曹公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比败于张绣更要惨得多。因为此时他已统一北方，荆州不战而降；兵力庞大；气势逼人；天下莫之敌也。曹公能够以弱胜强，而全官渡之功；今亦遭周公瑾弱兵之破强敌。十四年，无战。十五年，无战。十六年七月，西征马超、韩遂等，大破之。十月征杨秋，降。十七年十月征东吴。十八年正月，破吴江西营。五月，自立为魏公。十九年征东吴。二十年三月，西征张鲁，大破之；鲁降。二十一年，自立为魏王。十月，征东吴。二十二年二月，孙权退走。二十三年，西征刘备，至长安。二十四年三月，兵出斜谷，与刘备相拒。五月还。二十五年正月，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以上所列，都是指太祖亲征之战（无战是指曹军与外敌没有重大战事，史书无载）。
我们看曹公这期间的军事行动，主要就是南征与西进（北方已经完全平定）。最有意思的是，曹公一生征战自初平元年始，时公元190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即崩前一年），公元219年。这整整三十年间，从我上面简述可知，只有建安十四年与十五年，自己没有亲征，整个曹军也没有与敌人发生重大战斗。而这正是赤壁之战后的二年。此后曹公三征东吴，多有小胜；一征刘备之汉中，无功而还；二征西部军阀，大胜。这时候该降的已经基本早降完了，现在还投降的都是实力强大的，不打趴下就不肯投降的主儿，就是那些骠悍不羁的西北王。因此这时候的战功帐单，已经明显不如以前那样如日中天（不过还是挺辉煌的）。荆州之降，相当程度上要感谢刘表死后的内乱与刘琮投降派（换作刘琦继位就是另外一种情况）。赤壁之战，让曹公及整个曹魏集团，整整二年缓不过劲来。用离间计，大破马韩联军。完胜张鲁，但未取得汉中。总得来看，曹公该赢的都赢下来了，难啃的还是无从下手（估计他最后悔的就是当年不杀刘玄德）。曹公既难取东吴，要想跨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就更加困难。曹公征东吴尚可多有小胜，而于汉中却无法攻下，更罔论再跨越秦岭天险。事实上，这时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连名义上的法统性都少得可怜了，谁不知道曹阿瞒此人想要做什么呢？太祖逝十个月后，魏王曹丕受汉献帝之禅，为魏皇帝。
所以说这个奉天子以平天下，效果甚微（总算有二个不战而降的军阀）；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用——完全靠打倒或包围对手，才让敌人投的降。不知道那些认为这个战略大大有用的人们，看到这些无情的事实后——即基本上都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天子的权威——回过头来，还再怎么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效性？而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即用后来曹公历经近二十年，数十战（这个具体数字还难统计，因为存在战争与战役区分等的问题；技术上统计有点难）始得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后的结果，来逆证其正确性。吾意则不然，何者？因为这于前无法解释董卓、李傕、郭汜等为什么挟天子却身死的事实，也无法解释曹公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各方诸侯都基本上不奉天子之诏的事实——你说这个政治战略效果很大，证据在哪里，足够吗？光靠那几个不战而降的事例能够证明吗？
成功了，就认为之前所做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失败了，就认为之前所做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这是许多学者，许多历史爱好者都会产生的思维惯性。事实上，曹公在取得官渡之战胜利前，他多次在战场遇险；而其多次能够死里逃生并没有必然性。如果他战死（那个流矢真射死他等），说不定又成李傕、郭汜、吕布等辈；历史就要改写。历史的偶然性无时不在，而我们许多人都把既成历史事实当成是历史的必然性，窃为在下所不取。就是官渡之战也是如此，曹公虽有人谋，但能够确保胜利吗？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官渡之战的史书记载（非常详细），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果没有那么多（无法证明其必然会产生的）事件（不是一个二个）同时出现，都对曹军有利，而大不利于袁军——那么这场强弱本应很大的战争之结果又会如何呢？（这也是一篇文章的任务）袁公之人算固不如曹公，但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太多，偶然性太大。胜利是如此，失败也是如此——如非瘟疫流行，如非东南风大作，赤壁之战，鹿死谁手又有谁知呢？因此这个马后炮，有时可以有，有时就显得太可笑。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没有政治效果的战略（荆州不是降于天子，而是降于大举而来的曹军与内乱；至于东吴投降派的借口更只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要降早降哦，诸位大人；不要兵临城下才想起自己也是汉臣，名义上是可以不降曹而可重拥天子的哦）。
东汉末年，决定历史进程的只有战争，我个人认为于汉帝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他；至于他的诏书嘛，估计也只有禅位诏等才有资格留在史书里，其它的讨这个征那个之旨就不必提它了。因此无论是“奉”还是“挟”，都无非搞些文字游戏而已；曹公“奉辞伐罪，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最后还不是要靠军队说话？兵者凶事，以正合，以奇胜。而决定战争结果的，有其必然性（比如本方的人谋），亦决定于偶然性（这个很难预测，只能如足球比赛一样，结果出来了，而后那些专家们就会给你分析得头头是道——越来越接近必然性）。我对许多专家们的历史必然论，向是很不以为然的。
本文分析的是曹公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基本近于零——但只说这个令诸侯的效果，而不是其它方面。关于曹公此举的综合分析，详见《曹公：如果不奉/挟天子以令诸侯》及《曹公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利弊》二文。我想最大的利处，就是曹氏成功之后，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受禅——而蜀、吴则永远是僭窃。

荣誉叫做忠诚

“奉天子以令诸侯”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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