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政治史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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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政治史纪简介
隋末农民起义


   7世纪初推翻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用暴力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严重摧毁了生产力，社会生产被破坏，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大业五年(609),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有“狂寇”数万。六年，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和东都洛阳,先后发生暴动。虽不久都被镇压,但却是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先兆。黄河南北一带，在营建东都、修缮长城、开凿运河的过程中，遭受的祸害最为严重。大业七年，炀帝下令进攻高丽，在全国征兵百余万人向涿郡（今北京）集中，又强征上百万的民夫转运粮械。车牛往者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给人民带来巨大灾祸，这一带农民纷纷起义反抗。
　同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北）民王薄聚集农民据长白山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辽东之役，以发动民众。逃避征役的广大农民纷纷参加到王薄起义军中。随后，平原（今山东陵县）刘霸道、县（今山东夏津）张金称、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孙安祖和窦建德、渤海（今河北阳信西南）高士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其余反隋小股武装不可胜数。这一年起义军主要起于今山东、河北、河南间,聚保山林川泽,主力则是逃避征役的贫苦农民。
　炀帝无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大业八年悍然发兵攻打高丽，促使起义进一步发展。这一年，见诸史籍记载的新的起义军有二十一支，其中，山东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关中和河西各一支。起义的地区扩大，重点仍在河北、山东。起义的群众基础也扩大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也有牧子（身份不自由的牧民）和下层僧侣。
　在起义迅速扩大的同时，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大业九年，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战争，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在辽东之机，联合一批贵族子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进逼东都。炀帝与玄感之间的厮杀，抵消了统治阶级的实力，义军乘机发展。到大业十年第三次对高丽战争时，义军处处皆是，道路隔绝，官军已经无法按期集中。
　大业十一年以后，隋统治阶级开始把大部分军队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炀帝还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筑城堡，强迫农民到城堡里居住，以隔断义军与民众的联系。统治者对起义军和一般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隋将樊子盖镇压起义军时，将汾水以北村庄全部烧光，俘虏的起义军全部被屠杀。王世充打败江南刘元进起义军时，把诱降来的三万人也全部屠杀。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迫使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到大业十二年，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百余支，义众达数百万。起义军攻陷许多郡县，消灭大量隋兵。隋炀帝调杨义臣率辽东还兵镇压河北起义军，自率禁军到江都，镇压南下江淮的起义军。在和隋军主力作战的过程中，起义军败而复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步形成了瓦岗军、河北夏军和江淮吴军三支主力。
　瓦岗军的创始人是翟让。大业十二年，曾参预杨玄感反隋的贵族李密也来参加瓦岗军。他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聚集到瓦岗军周围。瓦岗军攻破要塞金堤关，打下荥阳(今河南郑州)诸县。炀帝以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兵两万前来镇压。李密说服翟让还击。翟让率兵列阵以待,李密统骁勇常何等游骑千人埋伏于荥阳大海寺北,大败隋军，阵斩张须陀。这是起义军在河南境内的第一次大胜仗,为起义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破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饥民。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派刘长恭和裴仁基分兵两路，准备在兴洛仓合击瓦岗军。瓦岗军先击溃了刘长恭所率的两万五千步骑，不久又招降了裴仁基。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赵魏以南（今河北中部及南部）、江淮以北的各路起义军皆归瓦岗军，众至数十万，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瓦岗军成为河北、山东各路起义军的盟主。四月，瓦岗军围迫东都，将二十余万隋军困于孤城。
　在河北地区，大业十二年，张金称、高士达先后被隋军镇压，窦建德收合两部余众，军势复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隋在河北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起义军兵锋所至，隋朝官吏“稍以城降之”。次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县（今河北献县）郊建立政权，自称长乐王，署置百官，改元丁丑。
　在江淮一带，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至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李子通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左才相在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从三面威胁江都。炀帝遣陈率宿卫精兵八千进行讨伐，互有胜负。次年正月，又遣陈征讨江淮一带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杜伏威。隋军大败,起义军乘胜攻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占历阳（今安徽和县），杜伏威自称总管，以为长史，很快控制了淮南各县，江淮间小股反隋武装多来归附，形成了江淮间巨大的起义力量。
　从大业十三年三、四月瓦岗军围逼东都开始，以瓦岗军为中坚,以窦建德、杜伏威为两翼的农民起义军,对隋王朝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六月,瓦岗军大败隋军,东都危急。七月，炀帝抽调“江淮劲卒”和“燕地精兵”奔赴东都，涿郡留守薛世雄统率燕地精兵三万南下攻瓦岗军，兵至河间（今属河北），营于七里井，准备会合河间诸县兵先行镇压窦建德起义军。窦建德指挥部队从各城中撤出，向南转移，然后乘薛世雄不加防备，选精兵数千人为伏兵，亲率敢死之士两百八十人夜袭。三万隋军溃散。薛世雄带数十骑逃回涿郡。窦建德起义军又重新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
　八月，瓦岗军占领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扩大起义队伍数十万人。炀帝又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统率洛阳附近诸郡兵与东都留守兵共十余万人，在洛水两岸同瓦岗军展开激战。王世充屡战屡败，有些隋将投降李密。这时洛阳城内缺粮，饿死的人很多。河北、山东、河南和江淮流域都被起义军占领，隋的军事力量也大部被起义军消灭，隋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越来越狭小。形势对瓦岗军非常有利。但由于瓦岗军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李密始终不肯改变在洛阳城下与隋军主力长期鏖战的错误战略，所以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农民起义军从各条战线向隋王朝发起全面进攻的同时，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等地主官僚也纷纷起兵，割据地方。大业十三年五月，隋太原留守李渊也从太原起兵，七月，趁隋军与瓦岗军大战之机，进入关中。十一月，攻克长安。
　大业十四年三月，在江都的隋禁军将领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推宇文化及为主，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领兵西归。五月，李渊在长安即皇帝位，建立唐朝。留守东都的隋越王侗也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
　炀帝死后，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杜伏威上表于洛阳小朝廷，皇泰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李密也在宇文化及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向皇泰主称臣。李密大破宇文化及的军队，但自己的兵力损失也很大，于九月被实际控制东都的王世充乘虚打败，投降李渊。只有窦建德的夏政权在河北仍保持独立。武德四年三月，唐兵进攻洛阳王世充，窦建德亲自统兵十余万援助王世充，和唐军相持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一带。谋士凌敬建议全军渡河，攻占河阳，越过太行山,进军汾水流域,威胁关中，迫唐军从洛阳撤退。建德不听。五月初，李世民袭击得手，夏军溃散，建德被俘。之后，建德留守州诸将士或散尽，或降唐。七月，窦建德于长安被杀。夏亡。
   窦建德被唐军镇压后，余部在刘黑闼领导下，复于武德四年、五年两次起义于河北，六年被消灭。杜伏威于武德二年降唐，五年入朝长安，以辅公留守。唐以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六年,这支义军又在辅公领导下起义反唐，次年三月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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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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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后之乱

   唐中宗皇后韦氏的专权乱政。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为妃。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次年，立为皇后。同年，中宗被武则天废黜，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流放生活中，韦氏患难与共，排解了中宗的悲愁惶惧情绪。中宗发誓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每临朝，韦后即置幔坐殿上，预闻政事。中宗任用曾为武则天掌文书的昭容（宫中女官）上官婉儿主持撰述诏令，以武三思为相。传说三思与韦后、婉儿私通，韦后的爱女安乐公主嫁武三思子武崇训，恃宠专横，权重一时。当时朝中形成一个以韦氏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
   武三思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诬陷并迫害拥戴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敬晖等功臣。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的人处以极刑，武三思因而权倾人主，作威作福。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集在他门下，其中有五人特别卖命，被称为“五狗”。
   中宗的太子李重俊,非韦氏所生,遭到韦后厌恶；安乐公主与其夫武崇训经常侮辱重俊;武三思猜忌重俊,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重俊甚为不平，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部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与武崇训，谋诛韦后、安乐公主，因相从的羽林军倒戈，政变失败，重俊被杀。武、韦集团权势依旧不减。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专横，势倾朝野，她曾将自己草拟的诏，掩住正文，请中宗在文后签署，中宗竟不看诏文，笑而署。她和长宁公主（亦韦后所生）及韦后妹国夫人、昭容上官婉儿等都仗势弄权，卖官鬻爵。受钱三十万即自己写好封官墨（不盖官印），不经宰相审议签署，斜封交中书省执行，称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同正、试、摄、检校等名义授官的，就有几千人。她们又大肆营建第舍，穷奢极欲。安乐公主强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一幅织成裙，值钱十万。中宗、韦后和公主们又多建佛寺，劳民伤财。其时后突厥攻掠陇右；西突厥别部突骑施部攻陷安西都护府，断安西四镇路。内地则水旱为灾，户口逃散，民不聊生。中宗却与韦后恣为淫乐，不理朝政，还处死上书告发韦氏乱政的人。据说,景龙四年(710)韦氏恐其丑行暴露，安乐公主欲韦氏临朝，自为皇太女，遂合谋毒死中宗。韦后临朝摄政,立李重茂为帝,史称少帝。韦后又任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衙军队,并欲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发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及诸韦子弟，迫少帝让位，立相王李旦（李隆基父）为帝，是为睿宗。韦后之乱，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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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开元元年(713) ，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政敌太平公主一伙，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以下一些措施：①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②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③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决予以贬斥。④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三项政策,又沙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 class=link>宋、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见唐）。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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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唐玄宗李隆基末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历时八年之久的叛乱。节度使置自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使职。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节度使增为十个，他们除管军政外，又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积重。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安禄山即在此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下起兵叛唐。
　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十载,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募兵六万,这些兵未经训练,很快为叛军击败，洛阳失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辞，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经略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多者两万，少者万人，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帜，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唐朝很有讨平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十五载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宠幸的国忠从妹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从。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同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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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遣部将孙孝哲入长安，自己仍留洛阳。安军在长安杀安禄山仇视的政敌及其家属；对投降的官僚则迁到洛阳，授以官爵。又大肆搜括民财，弄得民间骚然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遥应官军，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将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再进取之意，致使唐军得到了重整军备、调集重兵的机会。
　在此前后，唐将领鲁守南阳（今河南邓县），被叛军围攻一年（至德元载五月到二载五月），后退守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张巡在老子庙誓师讨贼，得到数千吏民的支持，转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坚守十个月，最后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与太守许远合兵,又苦守十个月，（至德元载十二月到二载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睢阳失陷时，张巡等壮烈牺牲。鲁、张巡等的抗敌斗争，使唐军赢得了时间，并保障了江南物资对唐廷的源源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的声势。河西（今甘肃武威）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见回鹘）、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了战略的准备同年九月,广平王李（后为唐代宗李豫）与郭子仪统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自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相州,今河南安阳）。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节制，以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唐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声援。眼看就要扑灭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乾元元年(758)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后增至六十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了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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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据形成发展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者）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前,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 class=link>朱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怀光，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长庆元年（821）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割据藩镇控制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个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四年（907）,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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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马

   唐顺宗时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棋；王，杭州人，善书法。唐德宗李适时，二王以其所擅侍候太子李诵。李诵常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时事，独有王叔文的见解得到常识。经过多年的接触，李诵对王叔文深为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陆质（原名淳）、吕温、李景俭、李谅、李位等及上述十人，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诵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颁布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因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夺兵权计划未能实现。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先于三月迫使顺宗立李淳（后改名纯）为太子，接着，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给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王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永贞元年（805）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李纯。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八司马”以外，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没有参加革新运动，未遭贬谪；在王叔文集团中地位比较次要的李谅、李位，稍后也被赶出朝廷。
　王叔文集团掌权一百四十六天。后人称为“永贞革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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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变

   唐文宗大和九年 (835)谋诛宦官而失败的一次事变。唐朝后期,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发展,宦官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乃至拥立、弑杀皇帝。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所杀，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穆宗李恒、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了极点，成为朝政的一大弊端。文宗即位后，即企图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申锡结连漳王(文宗弟)谋反。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大和八年秋，郑注、李训（原名仲言）得当权宦官王守澄引荐，郑注以医术、李训以讲说《周易》成为文宗的亲信。文宗因为他们均系宦官所推引，与之密谋诛除宦官，可免宦官猜疑，故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先后将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
　要诛除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就必须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李训举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镇之前，先召募若干兵卒，助除宦官；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由他们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于紫宸殿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前至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先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一作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
　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慌忙退出。李训等本想以观看甘露为名，将宦官诱至金吾仗院,一举而歼灭之,这个计划失败。宦官退到含元殿，迫使文宗乘软舆入内宫。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攀舆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卒、御史台人约五百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地上，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将门关闭，朝臣一时惊散。李训见事不济，出宫单骑走入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不明真相，退到中书省等候文宗召见。
　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东上阁门，逢人即杀，死者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千余人。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先后被捕杀。事发时，郑注正率亲兵五百人赴长安，中途知事败，返还凤翔，也被监军杀死。上述诸人都遭族诛，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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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衙北司

   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朝官和宦官的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
　南、北本是由于这些机构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则在宫城之南的皇城内。宦官的机构内侍省本在宫城的西南角，但宦官出入宫掖，常在宫城北部。南北的对称，唐初就已出现。贞观十五年(641),宰相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主管手工业的官员）窦德素：“北门（指玄武门，意指后宫）近何营缮?”唐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对房玄龄等人说:“君但知南牙（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太宗显然指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为南衙，而把玄武门附近的后宫叫作北门。又唐代前期把驻在玄武门附近保卫宫城北部的禁军如羽林军、龙武军等叫作北衙禁军，而把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保卫宫城南部及皇城内百官衙门的禁军（由府兵番上）叫作南衙禁军，都是因它们所在位置而得名的。
　唐初内侍省机构本来并不复杂，所领六局都是为皇帝及后妃生活起居服务的。但到后来,由于皇帝宠信,宦官逐浙掌握武力，干预政事。如武则天时出现的内飞龙使，名为管理御马，实际掌握一支武装。唐中宗、唐玄宗以后，更以宦官监军，或直接以宦官统领军队（如玄宗时的杨思）。玄宗晚年深居后宫，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太子、宰相都不敢得罪他们。安史之乱以后，由宦官充任的官职逐浙增多，如唐肃宗时出现的观军容使，唐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特别是唐德宗时出现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神策中尉），控制了禁军及朝廷机密，势力远在外廷朝官之上。当时，又和外廷机构相对应，设立了许多由宦官掌握的使职,如宣徽使、学士使、内弓箭库使、内庄宅使等,其衙门通称为司，故有北司之称。
　宦官干政,自然引起朝官的不满和士人的反对,受宦官控制的皇帝也感到威胁，因而在唐代后期曾发生过多次的南衙北司之争，最著名的如顺宗时的永贞革新（见二王八司马）、文宗时的甘露之变。特别是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唐朝中央的权力机构已濒于瓦解，而这时在中央的宦官和朝臣的斗争却显得异常突出。他们各自拉拢一部分藩镇势力以相对抗。如昭宗时宰相崔胤勾结朱温，而宦官韩全诲等则拉拢韩建、李茂贞。斗争的结果是朱温引兵入关，打败李茂贞，尽诛宦官，结束了南衙北司之争。可是胜利者并不是崔胤等人，他们后来也被朱温诛杀，可说是南衙与北司势力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