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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极力避讳顺昌之战——从“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锜者七人”谈起
关键词：金史 顺昌之战 刘锜 金世宗
内容提要：本文以学界前辈探讨顺昌之战与刘锜时不常用的《金史》卷八二《乌延胡里改传》中的“八年，攻庐州，至柘皋镇，胡里改领甲士三十为前锋，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锜者七人。”这段史料为中心，通过《金史》种种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的一些反常现象，认为主要由金世宗完颜雍早年参与此役并遭惨败，金朝史官极力隐讳回护所致。并对史籍中的“三路都统”“葛王”进行梳理考证。以及对金世宗早期历史进行探讨。本人这次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的尝试，很可能最后是失败的，但是本人仍然希望做引玉之砖，希望师长及朋友在本人失败或者成功的基础上，对顺昌之战及《金史》中的一些回护研究更前一步。
正文：
平凡而不时出现激情的大学生活已经结束，本人也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在本人的“花帽军”以及宋钱流通系列完成之后，并没有给大家写下新的文章。那篇金代的河南的文章，虽然一些论坛照加精华，但是对于本人来说，不过时读书时略有所得，写下的一篇读书笔记而已，对那篇文章，我并不十分满意。在花帽军写完后，我也一度想搞一些新的未涉足的金史课题。不过由于对实习生活以及考研复习的低估，时间被一脱再脱。在一年多的实习与考研生活里，虽然有些累，但是也能在晚上复习之后，进入梦乡之前，以更平静的心态阅读《金史》等基本史料以及学术书籍，在新的生活开始前，我决心涉足一下本人以前涉及不多的金前期历史，因此准备了这篇文章。顺便说一下，本人使用的《三朝北盟会编》，因为难找，不得已使用网上西陆的版本，但是西陆的本子好多脱字误字以及一些断句错误，本人为了避免错误，有时以我有的《金史辑佚》进行参校，并配合一些书籍中的引用之处比对，本人使用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天津图书馆之藏书，在平时去图书馆时抄了一些，这次使用的有直接抄书的，也有部分是从一些资料中转引的。
学术界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的研究，宋史学者，较早的以张荫麟先生为代表，他的《刘锜与顺昌之战自序》（1）、《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2），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增订本）（3），在第十四章第二节以“刘锜顺昌败金军”为题，平直叙述了顺昌之战，并指出此役对金人震动很大。王曾瑜先生的《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在《挺进中原》一章介绍顺昌之战，指出此战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破金军的记录。但同时指出一些史料夸张刘锜战功，他对岳飞军的支援是有限的。（4）王云裳先生的《刘锜评传》（5），是关于刘锜研究比较集中的成果，关于顺昌之战在第五章有详细叙述，作者分析了顺昌战前的宋金态势，刘锜如何成为独当一面的重将，顺昌之战的全过程，在“顺昌之战若干史实的补正与说明”一节中，作者分析考证了刘锜离开临安去东京赴任的时间、行程天数，兀术入东京的时间，与他“舍舟陆行”至顺昌的从行属官的姓名，宋高宗的《班师诏》对顺昌之战的影响，刘锜属下七军统制史籍缺载的中军、前军统制的姓名，顺昌之战使用的短兵器等，显示作者确实功力之深。金史学者的研究，周峰先生的《完颜亮评传》（6），涉及刘锜之处主要是完颜亮末年的“正隆南伐”，并指出此时的刘锜已经不是顺昌之战大败完颜宗弼的那个刘锜了。并认为宋军瓜洲渡之战的失利，他也有一定责任，主要表现为任人唯亲，重用并无多大才能的其侄刘汜。刘肃勇先生的《金世宗传》，也叙述了顺昌之战，并指出顺昌一战对金世宗的影响“增长了军事才干，并且有了实战经验；同时使这个年轻的女真军官看清了了宋兵尚有实力，一举灭亡赵宋王朝并非易事的现实，对完颜雍日后执政时，力主同南宋坚守和平交往，很有教益。”（7）。魏国忠、赵刚、魏建华等先生发表的《从顺昌大捷与郾城之战的比较谈历史人物的评价》（8），认为从两战的金军参战数字、交战持续时间，以及金人再攻淮南扬言的“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等，认为刘锜抗金战功似在岳飞之上。但是作者也忽略了秦桧父子篡改宋国史以及《金史》亦以诏书形式高度评价岳飞的事实。拙作《换个角度看岳飞》（9），这是一篇很失败的作品，主要缺陷是过度轻信《金史》，现在看只有一些资料上的价值了。在后来本人的补正说明中，认为《金史》中并非纯粹“扬胜讳败”，并猜测可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联，并提出了在这次战争中，完颜亮的战功可能在完颜雍之上。本人的好友何足道曾在沉醉唐风发表过一篇《小尧舜金世宗》，本人进行了回复，指出金世宗比较恶劣的表现是篡改历史，一是肆意污蔑海陵王完颜亮，另一方面对本人在顺昌吃败仗的事却漏而不书。此外，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在各种宋金断代史及辽金通史系列、宋代军事史、宋金关系的书籍及论文尚有不少，不过大同小异，恕不一一赘述。
以上前辈学者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是对《金史》未能完全加以利用，与岳飞及吴家兄弟的研究成果相比，刘锜的研究对《金史》的利用，诚然，《金史》对刘锜记载少，对顺昌之战着墨少，而且有“扬胜讳败”的缺点，但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比研究，看看刘锜及其参与的战役，金方“扬”胜到底样到什么地步？“讳”败到底讳到什么地步？这些都无人来回答。第二是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三路都统”，宋人文献一说是葛王完颜褒（即后来的金世宗），一说是完颜阿鲁补。这个理应进行一下考证，但是除了王曾瑜先生的著作外，其他著作大多根据《宋史》刘锜本传写作三路都统为完颜褒，甚至还有混淆之处。（10）还有宋方文献中完颜雍已经封号为“葛王”但是同《金史》中皇统六年正月才“以太祖诸孙为王”矛盾，也同《金史》卷六《世宗纪》云皇统中他才受封葛王矛盾。（因为顺昌之战发生在天眷三年，而皇统是天眷后面的年号）第三是顺昌之战同金世宗的关系，学术界的前辈们往往只注意金世宗其人通过编纂《海陵庶人实录》污蔑海陵王的史实及影响，而对世宗时期编纂的其它实录的影响注意不够，并且既然学术界一般按照宋人说法认为金世宗在顺昌战败，但是却很少有人论及此事对《金史》记载的影响，既然战败，肯定要隐讳，但是是通过什么手法隐晦？隐晦到了什么程度，似乎关注者寥寥，一句“扬胜讳败”就解决，就万事大吉了。本人的文章，正好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第一，通过《金史》及其他金代文献关于刘锜的记载，指出《金史》中关于刘锜记载的一些错讹及史实错误，而且将探讨范围扩大，刘锜方面不光关注顺昌之战，也将目光对准刘锜早年在西北的抗金，柘皋之战，以及完颜亮南伐时的淮东作战。同时，加强刘锜同其他宋朝将领在《金史》记载的比较。
第二，回答“三路都统”及“葛王”的问题，认为三路都统应为完颜阿鲁补。“葛王”则是宋代文献关于金世宗的代称。
第三，探讨金世宗少年时在金朝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横向与“太祖诸孙”进行比较，特别是与海陵王完颜亮的比较。
（一）《金史》及金代文献中的刘锜
在《金史》（11）卷八二《乌延胡里改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天会）八年，攻庐州，至柘皋镇，胡里改领甲士三十为前锋，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锜者七人。”
根据这段史料记载，暂时无法判断“刘四厢锜”在不在这倒霉的七个人里面。但是仔细核实全传。应是不在里面，传主乌延胡里改经常在金军中充当先锋、侦察兵和审讯俘虏获得重要情报的角色。比如本传记载，在他活捉这送信的7个人后，其军攻击目标指向和州，在经过含山县时，“获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将将兵且至。胡里改伏其军，遂获姚观察。帅府赏马二匹。”。天会九年随金军主力兵锋转向陕西时，这一特长又得到发挥，“胡里改以所部遇敌千人，败之，生擒甲士一人，尽得敌之虚实。”，天眷时在河南与宋军作战，他攻击陈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侦候人。”并在途中“至蔡州西，遇兵八十余，战败之，获南顿县令。”（12），我们在这里引起兴趣的并非是这位传主的神勇，而是关注这里面的出现的“刘四厢锜”以及相关问题。
首先“刘四厢锜”是不是我们本文探讨的刘锜？答案是肯定的。刘锜在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公元1139年）二月壬戍（11日），被宋廷任命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代解潜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13），直到顺昌战正在进行时的六月五日，刘锜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济州防御使、东京副留守”升为“鼎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顺昌战后的七月癸丑（11日）任命为“淮北宣抚判官”（14），也就是说直到顺昌之战的第一阶段，刘锜尚带此虚衔。顺昌战后，“刘四厢”威震金方，金人也以此呼之。如绍兴二十五年时“有虏使馆都亭驿，与其副饮酒，其副不肯饮。诃之曰：‘酒中安得有刘四厢，何不饮？’有使虏者，见其厩卒怒詈马之不食草者，亦云尔，盖其威名素著于南北云”（15）。在肯定“刘四厢锜”就是刘锜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段史料有着严重的错误，首先刘锜就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是绍兴九年的事，而《乌延胡里改传》系之于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史》无缘无故将刘锜高升楞是提前了九年。刘锜在建炎四年八月癸未时因为张浚的奏擢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之前的官职是陇右都护，而且一直与西夏军作战。（16），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富平宋金两军大会战。并无在淮南的经历。地点的错误也无法回避。即使是以金代文献来证实，这个时间的错误也是说不通的。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入蒙古后所著《中州乐府》中的《张太尉信甫（中孚）小传》云：
“天会中，宋乱，渭帅刘锜遁走，诸将推信甫摄帅事，时左副元帅军已次官池。信甫乃诣行营，约衣冠礼乐无边宋旧，则当送款。从之，即日事定。授镇洮军节度使，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17）
天会一共十五年，天会中则为天会六年-天会十年。按《金史》张中孚本传记载，他投降后“天会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帅次泾州，中孚率其将吏来降，睿宗以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18）本传与小传比较，官职只多一“知渭州”，但这并无大碍，因为按宋制，经略安抚使一般兼任所在安抚使司路首府的知州。可见小传的官职是可信的。金史之本纪更记载渭州投降是在天会八年十一月丁未，在一天后的十一月戊申，张中孚投降。（19）。综上所述这件事发生在《乌延胡里改传》所记载的“刘四厢锜”的同一年，即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但是小传云刘锜官职是“渭帅”与宋代史籍中记载的建炎四年刘锜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正相合，因为在宋夏战争爆发后，宋朝在陕西一共划分了四个经略安抚使司，长官全称经略安抚使，一般说来，安抚使偏重于治安，经略使偏重于对外作战，而且都兼任首府所在知州和本路马步军都总管。安抚使路在北宋时简称为帅司路，一般长官被称为“**帅”，由文臣担任。宋金战争爆发后，原来和平时突出的“安抚使”让位于偏重对外的经略使，加之不少职务由武人担任，所以人们多省略安抚使，以经略使呼之，如刘锜撤退后的投降金人的张中孚，在基本沿袭宋制下，担任的还是“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在这点上，作为官修正史的《金史》竟然不如金亡后时人以野史视之的小传正确。当然，在肯定小传和金史张中孚本传的正确之处时，也要指出他们在金军主将官职（20），投降地点（21）以及张中孚任官（22）与《金史》本纪及宋代文献的歧异之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史》这般时间地点的严重失误，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是此事纯属金方捏造，子虚乌有，这是最省力的解释，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因为不过抓了送信的7个人，也没什么可大书特书的。第二个解释是时间错误，即《金史》将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宗弼南下淮南之事，也是刘锜除了顺昌之战第二个辉煌战役柘皋之战的那一年，有意无意安插到天会八年南下追击宋高宗之时，按《金史》还有一些记载，比如记载宗弼于马家渡渡江后“阿鲁补以兵四千留和州，总督江、淮间戍将，以讨
未附郡县。 ”（23），将渡江后的淮南方面交给阿鲁补全权负责。同时本纪和阿鲁补传都记载“再攻庐州，与迪古不败敌万众于拓皋，至庐州，骑兵五百出战，败之，斩其二校。”“（天会八年）四月丙申，是日，阿鲁补战于拓皋，己亥，周企战于寿春，辛丑，娄室战于淳化，皆胜之。”（24），其中拓皋应为柘皋之误。这里我们可以获知，所谓天会八年的柘皋之战，乌延胡里改应隶属于完颜阿鲁补麾下。同时按照宋人记载。皇统元年宗弼下淮南攻克庐州后，派龙虎大王、三路都统、韩常等分兵攻击柘皋、含山县、无为军等地。（25），其中三路都统即完颜阿鲁补（详后考证），而当宋军退出庐州之后，柘皋会战之前，刘锜退守在无为军的东关，成功扼守住了金军的攻势。（26），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关、柘皋、含山县地理位置相当接近，乌延胡里改按其本传“至柘皋镇”后“复以先锋军攻和州，比至含山县五里”（27）是完全可能的。同时这个时间正好在顺昌战役后，正是刘锜威名远震之时，这个称呼“刘四厢锜”正好弥补了时间的漏洞。而金史为了混淆视听，除了在本纪和列传强调此事发生在天会八年外，还在本纪中“四月丙申，复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是日，阿鲁补战于拓皋，己亥，周企战于寿春，辛丑，娄室战于淳化，皆胜之。醴州降，遂克邠州。”（28），与史实程度相当高的黄天荡会战时间（29）与相去不远的完颜娄室克邠、醴州时间（30）记载在一起，三管其下，使你不得不肯定相信：这事一定发生在天会八年。
第三，官职正人误，即这事发生在天会八年，但是不是刘锜，《续资治通鉴》（31）卷一零七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五月甲寅“甲寅，金人破定远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保宁军承宣使、节制淮南军马闾勍为所执。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为京东安抚使，又不可。敌怒，敲杀之。”不过本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没有第二种大。
以上就《金史》这段关于刘锜的史料进行了初步考辨，我们不妨把探讨范围扩大一些。本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查阅前人研究著作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岳飞、韩世忠及吴家兄弟的研究著作及论文中，关于他们作战的一些考辨一般都会引用《金史》相关的记载，而刘锜则不然，这次查阅的研究著作，引用《金史》者多为解决一些外围性问题，比如探讨宋金形势及金朝初期在北方统治镇压人民起义的问题等。本人在前几年阅读金史时，读至《乌延胡里改传》时，当时就有些嘀咕：这个史料这么怎么莫名其妙。后来通过查阅《金史》（为了放心，本人使用了网络二十五史全文检索），发现刘锜以及几个常用做人名的同音字“刘奇”“刘琦”“刘琪”等，都无任何符合条件的结果，（刘奇倒有一个结果，但是时间显示是金世宗、章宗时事）
也就是说，这个“刘四厢锜”是《金史》中关于刘锜的唯一一个记载！
这个出现的次数与刘锜的地位太不相称了，且不说两国交战，给予敌方重大杀伤的将领一般都会出现在敌人的史书中这个常识。而且刘锜确实有这个资格的，金人也一直视之为强悍的对手，除了前引绍兴二十五年金使在都亭驿那段谈话外。顺昌战后，金军将领也不得不承认：“自过南朝以来，十五年间，无如此战，必是外国起鬼兵来，我辈莫敢当也。”（32），十多年前，金朝军队在开封面对郭京的“六甲神兵”时，是一副胜者通吃的神气，他们不相信鬼神，只相信的无坚不摧的武力。而这次顺昌战败后，他们竟然不相信自己失败的现实，认为自己面对的是鬼兵。当时扣留在金朝的宋使洪皓也像宋廷密报“顺昌之役，虏（清人改作“敌”）震惧丧魄。燕之珍宝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33）在顺昌战后一年的淮南作战中，金军在无为一带遭到“锜自以亲兵八字军数百人殿后”距山口列阵以待的刘锜军“追骑望见锜旌旗，逡巡不敢逼。”在随后的柘皋会战中，金军望见刘锜旗帜，惊呼：“此顺昌旗帜也。”（34）而退走。即使在海陵王末年的正隆南征时，“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35）。这些都说明了刘锜在金军心目中的位置。
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些，看看宋金二史记载敌方著名将领的次数和频率，按照《金史》记载，岳飞一共出现在8个纪、传中。（36）韩世忠的这个数字为7。（37）张俊为2。（38）。临终前高呼“渡河”的老将宗泽为1。（39）志大才疏的张浚为11。（其中一应为张俊）（40）吴玠为10。（41）吴璘为10。（42）。刘光世为3。（43）李显忠（世辅）为9。（44）。在这里刘锜出现的次数实在太不正常了，甚至连张俊、刘光世等典型的庸将都不如。
对照宋史中的金方将领。宗弼（兀术、四太子）这个数字为42。（45）。宗翰（粘罕）为39（46）。宗望（斡离不、二太子）为23。（47）。宗辅（窝里嗢、三太子）为1。（48）娄室（娄宿）为17。（49），被呼为“啼哭郎君”的完颜杲（撒里喝、撒里曷、撒离曷）为16。（50）完颜昌（挞懒）为8。（51）。这个数字跟《金史》相比要合理一些，除了宗辅没有能如实反应出来外，基本可以通过数字出现次数判断其在金军中声望及能力的高低。
以下《金史》 出现的一些现象，只能让我们感觉更不可思议，更诧异：
第一，我们前面提到了张中孚的叛变，对于此事件的全过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在建炎四年十月慕容洧叛变后“（张）浚命统制官李彦琪以泾原兵救环州，洧附于夏国，浚又遣泾原经略使刘锜追之。锜留都统制官张中彦、干办公事承务郎赵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心腹，素轻锜，又知浚已还秦，恐金人不能守，乃相与谋逐锜而据泾原。锜至环州，与洧相拒。金以轻兵破泾州，次潘原县，锜留（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赴渭州，锜至瓦亭，而敌已迫。锜进不敢逼洧，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顺军。”后二人以渭州降。（52） 关于刘锜退守瓦亭的时间，《宋史》本纪有明确记载，为建炎四年十一月戊申“金人陷泾原，经略使刘锜退屯瓦亭。”（53）
而《金史》关于此事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完颜宗辅的本纪记载其攻克泾州、渭州后“败宋经略使刘倪军于瓦亭，原州降。”（54）
《金史》的太宗本纪更明确记载为“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十一月甲辰，宗辅下泾州。丁未，渭州降。败宋刘倪军于瓦亭。”（55）按照天干地支的排列，丁未日与戊申只差一日，况且宋金二史皆云在1130年11月。试想，出现在同一个地点（瓦亭）（56），相隔仅仅一日，而官职为“经略使”的，除了刘锜还能有谁呢？可是《金史》虽然扬胜了，把刘锜的遁走写作战胜，当然也可能刘锜在回军途中与金军小做接战，知其来势凶猛，便选择退却的道路。但是《金史》却将宋军主将刘锜莫名其妙的写作“刘倪”，扬胜似乎也要回避刘锜这个名字。
第二，天眷三年与宋军的作战，许多学者和本人写换个角度看岳飞时都引用这个史料：
“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挞不也）、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颍三州，旁郡皆响应。”（57），这一条现在看来也是问题多多，按照宋方记载，顺昌战败后，宗弼“寻以三路都统守南京，韩将军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58）。两相对比，除了韩常能对得上号双方记载一致外。其他两位都有很大差异。根据分析大挞不也是渤海人，而就在宋金交战的天眷三年，金朝取消了汉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大挞不也虽然保留了世袭猛安的称号，但以无兵权在手，而且在皇统时南伐淮南时，他也留在了南京开封。参战的可能性不大（59），而赤盏晖，《金史》明确记载其当年作战方向是山东“天眷三年，复河南，宋人乘间陷海州，帅府以登、莱、沂、密四州委晖经画，敌无敢窥其境者。”而且可以排除女真人用汉姓的可能，因为他“其先附于辽，居张皇堡，故尝以张为氏。”（60），以汉姓称之也应为张将军而非翟将军。而本段史料的最大问题则是宣传颍州先在金军手中，后被宋军夺走。而事实是，刘锜在去东京赴任途中，与属官舍舟登陆，抢在金人之前占领了顺昌。（61），许州及陈州为岳飞军攻下，那个颍州的将领只能是“刘光世”，可能是因为刘光世“十年，金人围顺昌，拜太保，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但是行至和州即召还。（62），和上面所引的“刘倪”是一个性质的，目的是混淆视听，抹杀刘锜的存在。
《金史》关于天眷三年战事的记载，《宗弼传》一向为人重视，其云“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63）。这段史料已知的一个特点和前面叙述的“刘四厢锜”的第二种可能很类似，在时间上做文章，将岳飞退军后的金军进军形势划在天眷三年初金朝败盟后进军河南名下。（64）现在让我们探讨里面出现的“韩世忠”的问题，这里首先说明，金代黄河走势与宋代是不同的，因为建炎二年，杜充决堤放水阻挡金军南下，从此开启了黄河夺淮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关于黄河人为决口，人们大多数只知道1938年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阻挡日军南下的历史，孰不知这次的人为决口，无论造成的破坏还是对后世环境的影响，都远远大于1938年那一次。根据考证，黄河南决后在山东济州一带入泗，并入由泗入淮。并且在杜充决堤后“河道在一定时期处于自流状态，平地漫流，尽管下游河道尚未形成固定流路，但大河东南流的趋势毋庸质疑。”（65），而且在宋金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和议协定中，金朝“赐”给宋朝的河南地并非以旧河为界，而是以新河为界，此议出自当时主持金朝军事的完颜昌（挞懒），因为其“每认山东为己有”，为了保证其在山东的利益。（66）。而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宋军进军局势中，韩世忠派部下占领海州，从地图上看已经在新河以北，而他长期顿兵于淮阳军（金朝称邳州）下，邳州确实在黄河夺淮的泗水上。（67）暂且不论其时在新河之南还是之北，但是并未攻下而是长期顿兵城下，也谈不上什么“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同时还有张俊与其麾下将领王德占领的毫、宿二州，但是其在收复不久就退军，而且向宋廷漫天要价，时人见解，认为都一度造成岳飞军孤军的局面。（68），既然撤军，也说不上什么“分据”。经过上述的排除，这里所指的“分据”河南州郡要害，除了收复大片失地战功累累的岳飞军外，唯一能值得称道的就是刘锜，刘锜不仅抢在金军之前占领顺昌，并击败来犯的金军主力完颜宗弼部。而且也是岳飞军与金军精锐激战时，派出属下将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给予岳飞军支援的宋军将领，虽然这种支援非常有限。但是在金军看来，毕竟威胁比长期顿兵不下的韩世忠与无所作为的张俊、王德要大很多。所以，本人认为《金史》卷七七这段史料，其中的“韩世忠”应为“刘锜”。同样采用了隐蔽性手法，拉一个其他的将领来取代他。
金代文献中提到顺昌之战及相关情况，还有时任总军中六部事（宋人称元帅府主管汉儿文字）蔡松年。（69）他在《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70）十三首组诗，其六云：
孟夏幽州道，上陉车辘辘。旌旗却南行，飞电随马足。
行穷清颍水，不办洗蒸溽。吾生岂匏瓜，一笑为捧腹。
其中庚申年即天眷三年，王庆生先生认为“颍上即顺昌府，松年随军，曾进至顺昌前线。”（71）。这首诗虽然未提及顺昌战况，当时也说明了金军从燕京方向而来，进军速度比较快。到目的地后时间急，最后“吾生岂匏瓜”，出自《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前面（69）注提到天眷三年是其心理重要转折点，最后正反应他当时因金朝重用，而跃跃欲试的心情。
顺昌战后，当金军与岳飞军激战正酣的七月，蔡松年被金元帅府派往行台原在地祁州，其《七月还祁》（72）云：
洪河注天南，兵气横高穹。
我从兵前来，归心疾惊鸿。
官柳未摇落，莲荇香濛濛。
吏舍在前村，旧年养疏慵。
爰自三军去，青苔瘗人踪。
王庆生先生认为“松年此行，似欲办理帅府及行台迁移。”（73）这里，至少这样一个主管公文的重要人物，突然离开前线，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金史》还有一些关于顺昌之战外围的一些记载，如石抹卞“宗弼复取河南，与宋人战于颍州，汉军少却，卞身被七创，率勇士十余骑奋击，败之。”，乌古论三合，在论及皇统元年领汉军千户之前“未几，从伐宋。与宋兵遇于颍州，三合先登破之。”（74），在岳飞军撤退后，金军再次占领顺昌未发生激烈激战，故这些记载只能是顺昌战役时的情景，特点是以局部的胜利掩饰整体的失败，石抹卞与乌古论三合只能是个人表现突出，在局部的回合使金军不致于败的更惨而已。石抹卞传云“汉军少却”，也多少透露了韩常等军在顺昌之战时的不利情形。
第三，海陵王末年的“正隆南伐”
其本纪在海陵王渡淮的同一日，正隆六年十月丁未（八日）其云“大军渡淮，将至庐州，获白鹿，以为武王白鱼之兆。”又接下来说“徒单贞败宋将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75），一些金史学者也本其记载叙述。（76）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按照宋人记载，虽然王权要去沿淮前线，刘锜也一再督促，但是他“乃惑于内宠，心怀顾恋，与其爱姬数人泣别三日而不能行。”在一再的催促下，他才“权不得已，三日发一军，凡二十四日才发八军，止于庐州戍守，故虏人犯淮，得以系桥，从容而进。”（77），随后宋方的记载王权闻海陵王即至，率军从庐州逃跑。（78）以上材料证明，王权进军前线的最远地点止于庐州，而不是盱眙。那么，驻守盱眙军的将领是谁呢？是刘锜。刘锜被宋廷委任淮东方面重任后，令诸军皆集盱眙，而随后他至淮阴。（79）金方的战斗序列是完颜亮主力从淮西渡河，而将淮阴方面由徒单贞部二万来进行牵制，这次金军的“胜”要比天会八年瓦亭那一“胜”，要坚实多了。按照宋人记载，刘锜在淮阴作战并不顺利。“刘锜屡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与金人战。金人退却，官军得小胜而回，锜不发船渡，既金人悉众来战，锜亦不遣援兵，节次战殁者千余人。至是，又发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与金人鏖战，或进或却，以退无归路死者十七八。”（80）一些文献记载更详细，叙述其在淮阴与金军相抗，采取袭击金军营地的战术“是夜，锜复犒士，选千人，皆身首长大，翌日晚再劫之，敌有备，我军歼焉，得脱者三数辈。”“明日，锜命以三千骑扼淮与之交射，敌以生牛皮革蒙粮舟缘北岸而过，飞矢勿能及，军士望之，怅然而已。薄暮，我师伤者半。”（81），在王权军败退，刘锜迫于金军徒单贞部与萧琦部的压力，从淮阴南撤至扬州，虽然有一些胜利，但其军事声誉一落千丈。（82），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实打实的铁板上的胜利，金朝官史仍然不肯透露出刘锜这个名字，而用从来没到达前线的王权取而代之。以上的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很大重视，决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可以将《金史》的刘锜与岳飞进行比较，《金史》虽然对岳飞的战功是不书的，但是也不似宋方受到秦桧父子修史的制约，也透露了不少情况，在岳飞研究中有重要史料价值。《宗弼传》揭示了岳飞军分据河南要害，并与太行山义军的联系，《阿鲁补传》证明了岳飞确实收复淮宁府与颍昌府，《宗秀传》，陶晋生先生认为金军把北上的部队都当作岳家军。《完颜昂传》说明岳飞“联结河朔”的巨大影响。《仆散浑坦传》更证明岳飞军已经推进至开封一带。《完颜纲传》更以皇帝诏书的形式高度评价岳飞的战功。（83）而刘锜呢，如此隐晦，如此遮遮掩掩，即使是打了胜仗，即使击败刘锜的是金世宗的亲生父亲（完颜宗辅）与儿女亲家（徒单贞之女嫁与世宗太子显宗为太子妃，后生章宗），也要刻意回避这个名字。以上现象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是一个“扬胜讳败”就能全部解决的吗？（二）关于“三路都统”及“葛王”的考证
上面提到好多前辈学者对于宋人文献中“三路都统”的不同说法，往往只采用宋史刘锜本传的说法，甚至间有混淆之处，王曾瑜先生的《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虽然进行了考证，但是在本人看来，只引用《金史》的世宗本纪是有一定问题的。现在不妨让我们将史籍中不同歧义的记载一一列出进行考辨。
顺昌战争结束杨汝翼与汪若海撰写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与《札子》，作为距离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第一手文献。只记载了金军将领的官职称呼等，并未提及名字，特别是三路都统。（84）
宋代史籍谈及三路都统为完颜阿鲁补者。《三朝北盟会编》有二处，其一云“金人既执刘麟，乃驰赴京城下，由梁门外登城，以百骑守宣德门、东华、左右掖门。副元帅兀术并三路都统阿鲁波五郎君三骑直突入东华门问：刘齐王何在？伪皇城使等错愕失对，兀术以鞭击之。”（85）其二云：“豫既废，迁居琼林苑阿鲁保寨。注云阿鲁保乃女真三路都统，豫未废日，金人留之监豫，故屯于琼林苑。”（86）
谈及三路都统为完颜褒（即金世宗）者。同样出自《三朝北盟会编》，有一处。其云“初金人以完颜褒为三路都统，知归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书已到。褒以辎重先发，行最后。褒出门即下钓桥，更不放人回，极为肃静。归德府者，南京应天府也。褒在南京久，甚得人心，无秋毫之犯。至是，金人叛盟，褒以兵数千至宋玉台，使人传语军民故吏与寄居官州县学生，告以不杀不扰之意。请路留守出门相见。允迪朝服坐于厅事，官吏军民迫之不动。允迪曰：允迪有死报朝廷耳！然允迪乃应天府人，众以保全乡郡乡人为辞。请之终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见褒于宋玉台。允迪为主，褒为客。众人又请允迪过盏，不得已，又从之。褒复过一盏，即执送允迪于兀术。褒遂鼓吹入城，秋毫不扰。”（87）。此外，继承宋朝官修实录及国史的元修《宋史》亦有二处认为三路都统为完颜褒。（88）
那么，面对不同的记载应该如何判断呢？首先需要判断史料来源。《三朝北盟会编》提及三路都统为阿鲁补的第一处及说三路都统为完颜褒的一处，《会编》均未提供所引何书，这样未标明史料来源的史料，大概在《会编》中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左右。根据邓广铭、刘浦江先生的看法，这三分之一左右的史料除了少数脱漏外，大多数应视为徐梦莘自己的著述。如《会编》卷三关于女真的记载，即是作者根据《松漠纪闻》、《北风扬沙录》等史料作出的综合性著述。（89）而另一处提及三路都统为阿鲁补者，明确注明为《金虏节要》，按宋代目录学著作的记载“《金国节要》，三卷。右从事郎兖人张汇东卿撰。宣和中随父官保州，陷金十五年，至绍兴十年归朝。”（90），作者是归正人，有着在金朝十五年生活的经历，故其书史料价值相当高，不少内容为现代宋金史学者征引，比如最著名是那个女真贵族说金熙宗“宛若一汉户少年子也”史料。让我们相信《金虏节要》的一个重要证据是《金史》的记载。《阿鲁补传》云“齐国建，阿鲁补屯兵于汴城外。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已执刘麟，阿鲁补先入汴京备变。”（91），与《节要》云“豫未废日，金人留之监豫，故屯于琼林苑。”正相吻合，都说明伪齐建立后，在开封监督刘豫的是阿鲁补，只不过《节要》说的地点更详细，琼林苑在宋东京新宋门外，金明池以北。故《金史》云“汴城外”相对《节要》而言笼统一些。通过以上考证，可以认为三路都统应为完颜阿鲁补。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三路都统又成了完颜褒呢？个人认为应该与政治局势有关。金世宗尽管在今天看来有种种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在位二十九年是金朝的全盛时期，政局相对安定，时人以“大定之治”称之。对宋虽然以保持和平局面为主，但是也保持着一定的强势地位，特别是金世宗时期一直拒绝更改宋帝降座接金使国书的“受书礼”，可谓伤透了宋人的自尊心。（92）同时他的有为也造成一直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宋人的愤怒与焦虑，担心在其作为之下，时间的流逝最终会让北方的汉人及其子孙安于被金人统治的局面，忘记最终曾是宋朝子民。（93）。金世宗可以如上文言在自己的国史上掩盖一切，甚至可以像变戏法那样让刘锜就好象不曾存在在这个世界一样。但是对于南宋这样的敌国，他的手腕可以说完全不起作用，相反，宋人只会为曾经在顺昌一战曾经击败这位金朝皇帝而无比骄傲和自豪。只会大书特书，甚至把本来属于阿鲁补的官衔给了金世宗。当然，在肯定三路都统就是阿鲁补时，我们也不否认《会编》卷二百，关于他早年事迹的记载，因为金世宗早年曾经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是忠实的信徒，与其他女真将领比起来，似乎“仁慈”一些。（94）而且宋人的著作也认为其“仁慈”“仁厚”等。（95）以上作为，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通过以上记载，可以认定金世宗时在完颜阿鲁补麾下。
关于“葛王”，前面已经提及宋代文献中提及顺昌战时金世宗封号为“葛王”，与《金史》本纪记载“（皇统）六年正月壬申，封太祖诸孙为王。”“皇统间，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矛盾（96），根据对《金史》中的“太祖诸孙”进行比对，除了宗杰子奭天眷元年为“邓王”及宗弼子亨“熙宗初”为芮王外，其余封王均在天眷之后。（97），可见金代文献关于太祖诸子封王时间是准确的。而且与《世宗纪》记载世宗以宗室子授官有意拔高（详后考证）相比并忽略在河南时作战时的职事官，如果其在天眷年间已经封王，那么金史记载只会大书特书，因为王爵与散官、职事官相比，只要是宗室，一般都会受封。所以，金世宗封为葛王时间应以《金史》为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葛王这个记载呢？我个人认为应为宋代文献对金世宗的代称。根据其本纪记载他先封为葛王，天德三年进封赵王，“正隆例降”中降为“郑国公”，后又进封“卫国公”，正隆三年为“曹国公”，而且《海陵纪》也记载正隆六年十月丙午“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98）但是我们发现即使像苗耀及张棣这样有在金朝多年生活的归正人，提到金世宗起兵时仍然称之为“葛王”（99），大概他们只了解金世宗第一个封号，而对之后的事情并不十分了解，或者干脆略而不书。后来到宋人那里，人们多以“葛王”呼之，不仅见于国史记载。（100），也有私人著述，如大儒朱熹“葛王在位，多行仁政，中原人称他为‘小尧舜’。他能遵行尧舜之道，要作大尧舜也由他。”（101）甚至在世宗去世多年后，宋人赵珙出使蒙古记载蒙古兴起的《蒙鞑备录》也云“葛酋雍宛转闻之”，这里的“葛”同样指金世宗第一个王号，同样以“葛王”作为金世宗的代称呼。
（三）金世宗与海陵王在金代前期的政治军事地位-----以官职、王号、军功为中心
经过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经知道在金朝编纂的诸史中，对于顺昌之战与刘锜是颇为忌讳的，甚至给刘锜这位宋朝将领从来没有的印象。我们知道，金朝的许多实录都编纂于世宗朝。如《太宗实录》、《睿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庶人实录》等。（102）故以上发生在太宗、熙宗、海陵王之时与刘锜交战的记录的“曲笔”必然出自世宗朝史官之手。为的必然是“为尊者讳”，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这次写这篇文章发现金世宗前期的历史与其他“太祖诸孙”特别是与海陵王完颜亮进行比较，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以下以官职，王号、军功为中心，探讨金世宗在金代前期的政治军事地位。
第一，官职。
前引，《金史》卷六《世宗纪上》云熙宗“皇统间，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但是与《金史》卷五《海陵纪》相对照，“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后“七年五月，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左丞。”“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很容易发现问题，海陵的本纪将授官及升迁的时间说的非常清楚，而世宗的本纪反而时间模糊。更有问题的是世宗本纪中的“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与其他太祖诸孙的初授散官明显不符。根据对金代官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放心在熙宗朝使用《金史》百官志的文武散官等级进行研究。（103），根据对“太祖诸孙”及完颜亮的初授散官相对照，大多数是正三品，从三品的地位。无一为二品以上者（104），故《世宗纪》肯定将后来加官有意记载为初授官，以显示世宗在熙宗时“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世宗在整个熙宗一朝职事官一直为兵部尚书（正三品），而海陵在皇统四年，无论散官与职事官就达到了正三品。在皇统八年十月完颜宗弼去世之前，完颜亮在皇统七年为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后来升迁的尚书左丞（正二品）、平章政事、右丞相（从一品）均为宰执，无论从官品还是地位均高于兵部尚书。
第二，王号。
首先要说明海陵王的王号《金史》卷五《海陵纪》并没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记载证明其封号是“岐王”（105），不过，无论葛王还是岐王在《金史》记载都有一些问题，让我们一一进行考辨。
首先，葛王，《金史》首先就有两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说法是次国王号第二十五位《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次国王号瀛王下注云“按金格，葛当在此”。格，就是政府颁布的内容来自诏敕的各种禁令，后来也有奖励的内容，称为“赏格”，有很大的权威性。第二种说法，也见《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在小国王号第二十七位。其蒋王下“《士民须知》云旧为葛”《士民须知》为金代普及性的知识读物，包括金代的地理，律令、官制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到底以哪个为准呢？按《金史》卷七三《完颜宴传》记载，其在天德初受封葛王，其后封王顺序为：葛王---宋王---豫王---许王---越王---齐王。其中“宋王”景爱先生认为为“宗王”之误（106），按《金史》上记载，宗王（后改为莱王）为小国王号第十六位。所以葛王在金熙宗时的位置应以第二种为准，为小国王号第二十七位。后来大概在世宗即位后，更为“蒋王”（与此类似的是，章宗初封原王，后即位后更原王为升王）。
那么，《金史》中的第一种说法是怎么回事呢？我个人认为应为章宗时事，根据记载章宗的几个儿子或者在生前或者在夭折后，均封王号。而他最宠爱的李妃所生的忒邻“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而章宗正妻所生子洪裕明昌三年赠绛王（大国号第十五位），其他后宫生育子嗣，如洪靖追封荆王（次国号第二十六位），洪熙追封荣王（次国第二十七位），洪衍追封英王（次国第二十八位），洪辉封寿王（次国第二十九位）。李氏时为元妃，但毕竟不能与皇后生育之子相比，但是至少要高于其他后宫生育子嗣，所以这个“葛王”处于的第二十四位与二十五位之间，正好高于其他后宫子嗣王号，也是合情合理的。（107）
关于岐王，上引《百官志》云次国王号为“泾（旧为隋）、郑、卫、韩、潞、豳、沈、岐、代、泽、徐、滕、薛、纪、升（旧为原）、邢、翼、丰、毕、邓、郓、霍、蔡、瀛（按金格，葛当在此）、沂、荆、荣、英、寿、温。”而金世宗时编纂的《大金集礼》（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九云大定时所定次国三十封号为：隋、郑、卫、吴、韩、潞、豳、沈、鄂、代、虞、徐、滕、薛、纪、原、邢、翼、丰、毕、邓、郓、霍、蔡、瀛、沂、荆、荣、寿、温。两相对照“本《志》无‘吴、鄂、虞’三国号，而增‘岐、泽、英’三国号。”（108）根据《大金集礼》卷九记载大定时大国二十封号中有“吴”王，故次国王不可能再有一吴王，而虞王见太宗之子阿鲁补与世宗之子永升，一在熙宗朝，一在世宗朝，而世宗时完颜爽进封英王。而金代臭名昭著的纥石烈执中政变后封泽王。（109），故虞王肯定存在于世宗朝，而《集礼》漏载英王。“虞”后应改“泽”，疑金代汉语“虞”与显宗允恭之“允”同音，为避讳所改。而“鄂”应为完颜亮即位将“岐”所改，而章宗明昌二年更改王号，由于大国封号中的吴王改为鄂王，而不能同时有两个鄂王，故此鄂王只能改回原来的岐王。所以，熙宗时的次国王号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隋、郑、卫、韩、潞、豳、沈、岐、代、虞、徐、滕、薛、纪、原、邢、翼、丰、毕、邓、郓、霍、蔡、瀛、沂、荆、荣、英、寿、温。
其中岐王为次国王号第八位，高于金世宗时封葛王49位。
第三，军功。
金世宗在前期战役除了顺昌之战外，此外《宋史》在绍兴十年闰六月戊戌，有这么一段记载“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110）而《会编》记载此事云“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于城父。于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111）根据前引《顺昌战胜破贼录》，时三路都统阿鲁补受宗弼之命守南京应天府（归德），故这个“三路都统”应如宋史所说为金世宗完颜雍。，与此的旁证是，郦琼按照宋方记载，为畏惧王德而弃城而走，作为金朝方面来说，一个降将，丢个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金史》却记载说“宗弼复河南，以琼为山东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丁母忧，去官。”“初，琼去亳未几，宋兵陷之而不守，复弃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军至，超复以州事委其钤辖卫经而遁去。”（112）硬把畏惧而逃说成是以丁忧去官，似乎郦琼去官后宋军拣便宜占领之。也是一种为尊者讳。此外按照前引《要录》一三九记载，皇统元年南下淮南将领也有三路都统，而此次金军在淮南作战也未占到便宜，后又在柘皋大败。看来，金世宗在金代前期的战事，应该为参加顺昌之战并遭惨败，后与郦琼守毫州弃城而逃，淮南作战虽然可能有一些小胜，但是作战总体是不顺利的。
而海陵王完颜亮在此次战役的表现，按其后来发布诏书云“缘淮南地里，朕昔在军前，颇会行历，土田往往荒瘠，人民不多，应有户田尽与江南。朕所言者，唯土田而已，务欲两国界至分明，不生边事。至如此意稍有所难，朕亦必从来使回日已后。朕以前来止曾经由泗、寿州地分外，陈、蔡、唐、邓边面不曾行历。”（113）这是一篇重要记载，说明完颜亮主要在沿淮一线作战，主要方向是泗州、寿州。他应该在岳飞退军后，随宗弼军南下，到达从前金军惨败的顺昌府（汝阴为附郭县），其《过汝阴作》云：
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
空庭日暮鸟争躁,幽径草深人未来。
数刃假当山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
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
这种意境很悠闲，似不像宗弼与刘锜征战时情形，应为金军在宋军全线撤退时南下占领顺昌时情形。
随后随宗弼征战至毫州、宿州一带。《金史》卷六六《宗秀传》云“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前引陶晋生先生认为金朝将北上的宋军都当作岳家军，而驻守二州的是张俊部，已经撤走。但是陶先生似乎忽略了宋军杨沂中部时发兵柳子镇（今属安徽临涣），从地图上看，临涣正在毫州、宿州之间，而且此战宋军遭遇大败，“杨沂中进兵于宿州也，以步军退屯於泗州。兀术诡计令人来告，有金人数百屯柳子镇，沂中以为然，欲击之。或谏以为不可轻出，沂中不听，留统领王滋、萧保领骑兵一千于宿州。是夜，沂中自将骑兵五千往袭柳子镇，至明不见虏而还，兀术以重兵伏其归路，沂中自柳子镇回，半途知其然，遂横奔而溃，至寿春府渡淮归。”（114），既然是溃败，战斗应该不是很激烈，此战无论宗秀还是海陵都应该占了不小的便宜。大概因为此役表现出色，海陵被任命为行军万户。
随后宗弼进攻淮南，随宗弼下寿州、庐州。后随宗弼北归，宗弼用孔彦舟之计陷濠州，并用“伏兵”之记杀败前来意图独吞战功的杨沂中部与王德部，并随之击败来援的韩世忠军。（115），而泗州与濠州距离不远，大概就是完颜亮云经历泗州方面的原因。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金史》一向以扬胜讳败出名，而击败杨沂中这两次战役，一次略微透露一点，一次则无记录。这与《金史》的特点太不相称，我认为应与完颜亮参与这两战有关，一点不透露是彻底弄臭政敌，因为即使将两次战役划下宗弼名下，有些人也会想起有完颜亮参与，所以宁可牺牲宗弼战功，也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116）此推论的旁证是，完颜亮的诗词金代著作反而记载很少，反而是宋人著作如岳珂《桯史》记载不少，看来都因为政治的原因湮灭了。（117），淮南作战结束后，完颜亮武散官升为骠骑卫上将军（正三品下阶），也说明了他的战功。（四）结语
第一，因为为尊者讳的观念，刘锜与顺昌之战在《金史》中很少着墨，本文通过考证，认为《金史》中的“刘四厢锜”“刘倪”，《阿鲁补传》中的“刘光世”，《宗弼传》中分据河南的“韩世忠”，《海陵纪》中徒单贞所败之“王权”均应为“刘锜”，可见其人在金朝官修史书中遭到很大忌讳，甚至胜利也不愿意提及其名。
第二，三路都统应为完颜阿鲁补，葛王应为宋代文献对于金世宗的代称。
第三，通过官职、王号与军功的比较，金世宗在金代前期的政治军事地位应在海陵王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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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3 12: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