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连接海外的重要据点。以白修德(Theodore
te)为主要作者的《Thunder Out of China》就描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派港人员的忠诚,一旦公务完毕,毫无例外地冒著被日军袭击丧生的危险,离开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安乐天堂”香港,回到朝不虑夕的重庆。珍珠港事变后,重庆政府交通部驻港人员全部被日军枪杀,无一投降。中国驻菲律宾的八位外交官,从美国Princeton 大学博士到外交部老首长的年仅二十二岁幺儿,也因坚不屈膝投降,被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尽数杀害。这样的忠诚,恐怕今天北京外交官的质量远远不及。
南京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 “恶性事件” .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份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这一点对中国统一的贡献至大。例如对中国各种内部矛盾,从国共、满蒙及至西藏,日本无不利用尽致,可是对回族却始终乏术。更重要的是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在白崇禧(字健生,阿拉伯名乌默尔,意义与“崇禧、健生”吻合,天衣无缝)的细致工作下,马氏兄弟和回族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从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
中国军事实力上升的最好证明是上海抗战。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部份人并不注意八一三是中国的主动。德国顾问团领导、总顾问Falkenhausen将军的传记和其他资料清楚表明蒋介石选择上海为与日本军事摊牌的地点。当时英国从上海发出的情报报告以及日裔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国史》都明确说明日方对中国的进攻措手不及。一个颇有些历史后果的小插曲是中国空军在日租界炸死了现代美国亲日游说势力的“教父”赖世和Reischauer的兄长。
笨拙的政治手段和欠佳的政治运气,再加上日本唯恐中国复兴,急不及待,使得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已经没有内部政治回旋余地,中日战争遂无可避免。“京沪抗战”功亏一篑,说明中国即将达到可以抗衡日本的“临界点”。
毫无疑问,在抗战之前十年中,日本的实力始终强于中国,然而关键是中国实力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对日本越不利。法国学
者Je an Escarra 断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真是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
总之,日本当时对中国军事野心的代价正在迅速增加(抗战的实际历史也证明这一点),相比的是英、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在南洋的实力日益衰弱。假以
时日,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主次。和苏联交手的经历,充份说明日本“吃软不吃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