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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被放逐后为何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替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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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3 18:49: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古代最优秀的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担任雅典十将军之一.公元前424~423年的冬季,修昔底德率领七艘战舰驻扎在塔索斯,当斯巴达军队袭击马其顿-色雷斯地区的雅典殖民城市时,修昔底德尽管奋力拯救了爱昂,但重要港口安菲波里斯的失陷,使得修昔底德以“叛逆罪”被放逐二十年,那么为什么他著不朽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没有替自己作任何辩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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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3 20:04: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修息底德对自己作品的重视,不愿意在里面加入个人情感。
而一方面可以从文化氛围的角度看,希腊罗马这种城邦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与地位,人人都如同贵族。贵族的特点就是克制,受到冤屈虽不妥协但也不急于辩护,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和自己一样的判断力,所以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在这种氛围中为自己辩护,恐怕反倒会被人鄙视。在书里修希底德也确实阐明了事实真相,交代了自己做作的工作。他只是愿意等待别人做出正义的判断,而不是自己声称自己正义。如果在中国自然相反了,永远是谁的声音大谁的理硬,谁的嗓门粗谁的听众多。希腊人服从的是真理,这里服从的是强者,现在科学成了强者了,不懂就要挨打了,也跟着高喊科学了,可这离科学的真谛有多远呢。有点跑题了 [s:2]

贵族是文明的奢侈品,不是每个社会都供养的起。在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社会里,最先被淘汰的肯定是这些贵族,所以希腊很快灭亡了,罗马很快变质了。基督教却能延续千年,还有我们和谐的中华文明。万幸的是希腊人燃起的火种没有灭,生产力高度发达后,生存土壤合适了,贵族这个物种又复活了,而且成了世界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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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2-14 09:06:43 | 显示全部楼层
  1.确实,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的生活趣味是贵族式的,这也是古希腊文明高山仰止的直接原因之一.
  2.在我们这里,不惟“强权就是真理”,而且“会哭的孩子总能得到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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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4 10: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想到太史公与苏格拉底之死

太史公算不算会哭,算不算替自己叫屈?应该是吧。他在史记自序里都说自己受祸,并把自己著史与古圣贤厄而奋起相提并论。
我同意楼上二位的观点,即修氏服从的是理性和公正的审判,因此他不会申辩——更不会在史书里提到自己遭遇。
这让人想到苏格拉底之死,他的死是无憾的,因为他也是在受到公正审判后被处以死刑的——要评论的,只有那个法律条文,而不是审判本身。
然而太史公得到是公正的审判吗?没有多少人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因此他要叫屈是可以理解的——相反修氏叫屈是不可以理解的,即使他不是贵族——在中国强权就是真理,那么孩子们有时候确实要多哭,不哭饿死了都没有人管。
过去如此,现在不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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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2-14 12:47:09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兄误会了,我说“会哭的孩子总能得到奶吃”的意思是:那些撒娇者、耍无赖者、摇尾乞怜者总能捞取好处.而司马迁忍辱含垢为的是完成不朽的《史记》,其境界当然有天壤之别.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问世后长期默默无闻,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大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由此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司马迁尽管旨趣相异,但是司马迁也说过:“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在这一点上,二者的心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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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4 13: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伟大的史家总是永垂不朽的

读了修昔底德“垂诸永远”之语,感触良多。只有最为伟大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对《史记》,太史公是自信的。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变,成一家之言。”他既有这个使命感,“小子何敢让乎?”;又有三史良才,金匮石室,藏之名山,不亦宜乎?
这里人想请教雅典与湖狸一个问题:就是从史书、史家、及听才等来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太史公相比,谁更略胜一筹呢?还是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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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2-15 10: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希罗多德、司马迁以广博取胜,修昔底德以深邃见长;希罗多德、司马迁明显可以看出荷马史诗、战国纵横家书的印记,修昔底德则如异峰突起,独具一格.各人旨趣不同,而读者也各有偏好,又何足判定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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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5 10:3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写历史就应该这样,只记述实事的本身,是非功过应该让读者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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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5 12:32:23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是想八卦一下

自己认为,要论深度、广度与厚度——希氏、修氏可与左氏相比(这里不说孔子),那么左氏比之于太史公又如何呢?
著史之难度,应该太史公远难于另外二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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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2-15 13: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左丘明著史难度较低,因为当时尚没有秦始皇“焚书”,而且他是对《春秋》作扩充;司马迁面临的困难就严重多了,因为他的题材范围极为广阔,而可参考的资料却相当有限,更遑论“东方专制主义”的迫害了.
  我个人是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划为一类的,他们的作品对考古学、风俗学等等研究的裨益可为大矣,而且涉及面广,生动有趣;但修昔底德却是古代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异数,很难设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如此严谨、如此深邃的作品,竟然问世于公元前5世纪那样古老的年代.有人说:历史学在修昔底德时代第二次诞生.我是很赞同这个说法的.
  当然我已经说过:各人旨趣不同,而读者也各有偏好,无足也无须判定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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