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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问题
饶会林 1980年3月1日
我国史学界五十年代曾经开展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以为这个讨论未必陆后接近了真理，明清萌芽之说也未必已臻完善。我近年来的学习体会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末，而在两汉。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标新立异之尤。请允许我以马列主义、毛X泽X东思想为指导，以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为借鉴，以间以且:实为根据，一一加以陈述。
一、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前提和根本条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简单协作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新的生产部门的增加，分工的扩大，大量新的资源的发现，生产工具的改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科学的兴起等等是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
毛X泽X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我国农业和于五业之最早发达时期，当在两汉之际。仅就手工业而论，在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时，其主要手工业部门是:冶炼、采矿、纺织、造船及其他日用品手工业等；而我国两汉时期，不仅早已出现所有这些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而且在技术、规模和品种上，有的还远远超过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的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直到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几个世纪以后才跟上。例如：
铁的冶炼和加工。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即己初步认识并使用了铁，春秋战国时期，即己开始使用铸铁工具。到了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和使用己很普遍。生铁冶铸的手工业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迅速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头等重要的经济部门。当时出现的大型椭圆形炼铁高炉，有的高度竟达六米左右，①而在西欧，直到十三至十五世纪才出现三米以上的大熔炉，②十九世纪中叶欧美才一度出现椭圆形高炉。③两汉当时为了改善操作和提高生铁质量，曾采用在炼铁过程中加入适量的石灰石的配料方法，④这项技术革新措施，欧洲足直到一七三五年，才为一个叫亚伯拉罕·德尔贝的英国人所发明，过了五十年以后才被采用的。⑤最有意思的是球墨铸铁的生产，现代金属材料工业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研制成功，我国在五十年代初也才试制成功，可是早在我国两汉时代铁工生产的球墨铸铁即己选到现代标准一类**的水平，⑥这是何等惊人的成就!现在，我国冶金史学工作者己对两汉炼铁技术水平，作出总的估价，认为我国汉代"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大致达到了西方十七世纪的本平"。⑦
钢的生产。这是与冶铁业的发展相适应而发展的。我国钢的生产，至迟始于春秋晚期。⑧到两汉时期，创造了一整套炼钢技术，包括渗透钢、铸铁脱碳钢、炒钢和百炼钢等。而西欧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才在英国出现炒钢技术，获得马克思的高度评价。⑨
有色金属加工工艺。我国是以最早最多出现青铜器的国家著名于世的。至迟至汉代，我国对铜、铅、锡、金、银等有色金属且其合金的生产，即已有很高技术，当时发明的"胆水取铜"的方怯，是近代湿法取铜的起源。《考工记》记载的铜锡合金的"六齐法”则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与现代材料规范科学相符合。
各种燃料动力的发现和使用。远自新石器末期起至西周之间，我国劳动人民即己发现煤，并开始从事煤雕手工业。煤、石油、天然气的用作生产和生活燃料，至迟在两汉己经开始。可是，在西欧的英国，是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用煤作为燃料的。
造船业。我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内陆河流纵横，因此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也很友达。两汉时，皇帝出巡或大将远征，动辄"舳舻千里"，"楼船大小二千余艘"。10当时有的楼船高达"十余丈" , 11有的宽达八点四米。12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有三个平行的造船台）的遗址现在已出土。13这样高大的船支和造船规模，也是欧洲最近一个多世纪以前才逐渐逃到和超过的。14
纺织业。两汉的丝织业极为发达，当时即己闻名于世。产品繁多，工艺精良。有的官办丝织工场，竟有"作工各数千人"的规模。15有的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如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祭祖禅衣，总重量不到一市两)，可以与现代比美。
此外还有煮盐、瓷器、漆器、建筑、造纸、铸钱、酿造等手工业，均极发达。过去有人研究过，两汉时在四川、云南有过发达的岩盐采掘业，每眼岩井需劳动力四、五十人，仅开凿时间一般需要三至六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这决不是任何个体劳动者所能完成的，而必须是相当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汉代的漆器生产，分工复杂到这种程度，以至"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16
两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当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当时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各方面取得的许多重要成就也是欧美各国在十七、十八以至十九世纪才分别达到的。总的说来，一直到十八世纪以前，我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增加什么认识和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根据两汉生产力支展所达到的总的水平看，它是比西欧资本主义最早萌芽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有过之无不及的，它大约与西欧十七世纪相当。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西欧可以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马克思肯定的)，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国（两汉及明清以前）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呢?
第二，马克思曾经指出:从小手工业和封建行会手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协作，不过是"劳动过程扩大了它的范围，并以数量上比较更大的规模来提供产品......所以，二者的差别当初只是数量上的差别" 17。既然两汉和明清以前的生产力已经那样发达，那么有什么特殊力量和特殊困难可以阻止这种生产力向资本主义协作的方向作数量上的变化呢?而且使这种"象天体的显而易见的运动"一样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在中国一千多年时间内失去作用呢?
第三，马克思还指出过:"多数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不同但互相联系的诸生产过程中， 按计划，在一起，一同进行劳动的劳动形式，称为协作" , 18而"协作本身倒象是一个历史形式，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并且标志着它的特征"。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二百人的高炉生产操作，几千人的纺织工场作业，几十人的盐井采掘，经过百人万人的手进行的漆器生产等等，还不是"多数人"的"协作"劳动形式吗?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己经发展的商品流埠，商业，是资本所由发生的历史前提"。这也是为欧洲和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那么，在我国两汉史上出现这样的历史条件没有呢?
首先说商品生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大大得到发展。当时英国出口和进口商品品种大致于下:出口有布匹、皮革、小主、奶油、干酪、铅、锡、鱼类，进口有酒类、水果、植物油、食盐、肥皂、香料、细棉布、糖、地毯、棉花、金、银、珍珠、贵重木材、瓷器、树脂、亚麻、大麻、焦油、脂油、腊绳等，进出口共约二十种，以生活资料为主要内容。
我国同汉时期的商品生产范围和品种，在其主要类别上是与此极其相似的。我国两汉前期国内私营商品主要品种即有：酒、醋、酱、浆、牛羊猪皮、谷、船、木、竹竿、轿车、牛车、铜器、马、牛、羊、猪、帛絮细布、文采、榻布及皮革、漆、鲐鱼、鲰、鲍、枣与栗、羔羊裘、佗果菜等，此外还有当时社会最大两项官营商品盐和铁器未统计在内。西汉末，王莽实行"五均"、"六告"政策，把全国主要商品又大致分为这样十一类：五谷、布、 帛、丝、绵、盐、酒、铁器、渔猎(采掘、畜牧）产品。“祭祀丧祀"用品、制作货币的原材料(铜、锡等金属)。 19
这么多种类的商品，是要有相应发达的商品生产作后盾的。根据上述商品构成看，其中大约一半是手工业生产，一半是农业产生。当时两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达，可以用前面列举的各行业手工业工场的出现作解择，也可以用当时汉王朝为了干预和掠夺这些商品所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之多来解释。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四汉时期即在各地设有"铁官"四十七处，"盐官"三十五处，工官十处， 服官二处，铜官、金官、楼船宫、发弩官、木官各一处，共计九十九处，都是郡(国）县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
农业的商品生产，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四汉时，在畜牲业中，己有"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 泽中千足彘"的农牧民，在渔业中，除捕鱼以外，已发展养鱼业，有的户修筑"鱼陂(池)"能"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在林业中，有一年能伐"千章之材"的业主，在经济林的种植栽培方面，有名的是"安邑千树枣， 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楠，准北、常山以南，河济之南千树荻， 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泪川千亩竹"，在农作物种植上，已有"带郭千亩亩种之田”的农场主;此外还有"千畦姜、韭"和"若干亩卮茜"的种植业主，都是基尼折不扣的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
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商品流通，商业发展的情况。"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是总的形势。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城市的兴起。因江社会出现了不少商业繁荣、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都会。仅据西江后期统计，长安户口即有八万八十户，如果加上附近的长陵(五万五十七户)，茂陵(六万一千八十七户)则长安地区总户口当在十九万户以上(还有其他一些陵没有户口数字)。而当时我们西南的纺织业中心成都，也己拥有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户，按蜀郡每户平均四点柳丝人计算，则成都当时人口约为三五二，八二八人，恰与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一八四一年的人口三五三， 000人相当。
除了城市的大以外，还有城市的密集。仅据各种史料对照确立，在现在的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河南省境内，两汉时即有著名的"通都大邑"十个， 即洛阳、宛、陈、温、轵、荥阳、阳翟、河内、睢阳、衮邑。其中温轵二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五十公里许，宛、陈二市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也不过二三0公里许，这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这样密集程度的城市是不曾有过的。例如，在有三0多万平方公里的意大利，十五世纪末才有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巴勒莫这些著名城市的出现，但其密集程度远不如前者。(米兰和热那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最近，约一0五公里，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之间最远，约三七0公里)。
两汉时期在国内贸易兴盛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己十分发达。当时除了与中国四周邻国有经常的"关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至现在欧洲、地中海一带以及印度洋东方沿岸各国的广泛的国际贸易。最著名的就是张骞通西域后逐渐形成的自中国经现在的阿富汗、苏联南部、伊朗、伊拉克等国直至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有名的"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当时主要出口商品是中国盛产的丝绸，同时也还有铁器及其他日用品。外国商人也可以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直达长安。关于"丝绸之路"形成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最近国外学者还有高度评价。他们说"丝绸之路"作为亚非两洲的动脉，是世界史开展的主轴，"是世界上主要文化的母胎"，"是东西文明的桥梁" 20只差没有和十五、卡六世纪欧洲人开辟的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意义相提并论了。然而，二者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义确实是可以相互比拟的。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这样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还仅仅是小商品生产者的贸易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直没有促成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吗?史实又给我们作了明确回答：当时商业资本的集中也是惊人的。例如，司马迁记入《货殖列传》的一些经商起富的代表人物中，就有因卖胭脂、豆浆、羊肚、鱼盐和囤积粮食而发家至"千万"、"数千万 (钱)的商贩，也有因经营运输，而发家至"七千万"的运输商"还有专靠高利贷剥削而富比"千乘之家"或"富埒关中"的高利贷者。此外还有"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性氏，亦巨万"。巨万，即一万万钱。
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直接控制生产，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由幼虫变为蝴蝶的发展"，这是考察资本主义是否确己萌芽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翻开史籍，发现这种现象在两汉时期也确已大量产生。我们《史记·货殖列传》的介绍。司马迁指名道姓挑出来写入列传的西江当时"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的九个代表人物中，前四名皆是既经商又营产业的大工商业主：即既“铁山鼓铸”，又"运筹策(贾滇蜀民)的临邛卓氏；既"治铸"，又"贾椎髻(今两广地)之民"的程郑；既"大鼓踌"，又“通商贾之利"的宛孔氏；既"以铁治起”;又 "贳贷行贾遍郡国"的曹邴氏。这都是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侵入封建主义农业，造成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这种现象在东汉也确已产生。所以，东汉时期的财富集中更甚，出现了有"赀财亿七千余万、"赀财二亿，和“资产巨亿”的大富豪。这样高度的财富集中，即使在公认的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际，也是未必达到的。
与此同时，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的社会风气，日甚一日，封建主义的边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日益沉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象征。
三、雇佣劳动制的出现
产业资本的出现， 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制的产生。不过，雇佣劳动制的产生，还有其具体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过程，这也是必须加以揭示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点，主要是以下两条:另一，在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在少数人手里积累起来了超过本人消费需要的相当数量的货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第二，广大小生产劳动者被迫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变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和贫民。
关于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现在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这种积累的方法和过程。因为，如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话，就必然伴随着原始积累。譬如在英国，最典型的原始积累方式就是由于羊毛手工制造业的勃兴和羊毛价格相应上涨所刺激起来的困地运动。我国两汉时期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运动呢?大略来说，这种类似运动，在两汉史上是大量地持久地发生过并且载入史册了的。这就是史学家们常常提到的两汉时期突出的"土地兼并"问题。关于这些兼并的大量事实，己毋庸赘述。问题是对这种兼并的性质的认识。
恩格斯在批评旧唯物主义时，曾经精辟地指出：它"在历虫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21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这样，我国两汉时期大规模土地兼并的持久发生，它的最终原因仅仅是这个时期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工商业主贪婪成性吗?在这种"贪婪"的精神动力后面还有没有物质的 (经济的)动力呢?
我们先有这样一个例子:“吴王擅山海之利”，22“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23 。古代史学家颜师古曾解释:“鄣，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鄣蔽以杆寇也”。24由此推论，所谓"擅”、"擅鄣”、"专"都是用暴力擅自霸占和垄断的意思。很显然，他们用暴力擅自霸占矿山、海泽的"最终原因"正是工商业和润的刺激!这不是原始积累是什么?
像吴王刘濞、邓通这样出身于贵族、官僚而又热衷于追逐利润，大规模经营工商业的人，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倾向和旧封建贵族有显著不同，而与资产阶级相一致。他们被称为新贵族。他们最有能力进行疯狂的原始积累。我国两汉这些新贵族工商业主和其他平民工商业主原始积累的方法除了占山、占地、占矿、占海泽以外，还有其它各种于段：任意铸造和发行货币，凭借官私勾结的有组织力量道行掠夺式的贸易和其它财产的直接掠夺。
毫无疑问，随着原始和累的进行，财富在一端积累，必然导致贫穷在另一端积累，使广大小生产者被迫失去生产资料，变为一无所有的游民。这一点连封建统治者也是已经看到了的。他们出:"商贾大者积贮倍息，操其奇赢，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25再加上天灾的"帮助”，两汉时期，这种游民或"流民"便经常大规模地发生，有时可以达到几十万或几百万人之多，(要知道当时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成为资本剥削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丰富源泉。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记载，今天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这就是见诸《汉书·昭帝纪》的关于"流庸"的提法和颜师古对它的注释。昭帝始元四年秋七月的一份诏书写道："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解释道："流庸，谓去其乡而行为人庸作(者)"。"行为"，就是即将成为的意思。这说明当时被赶到世上来的无产者的去向和归宿确实就是"为人庸作"， 即出卖劳动力。 “流庸”这个慨念，实际具有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意义。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呢?
还有这样的具体事实，可以证明"流民"确实是为当时新兴工商业所吸收了的 ：文景时即有"山东奸猾(游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流民)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26昭帝以前，"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27元帝时，"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28
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我国当时私人产业资本兴起后的发展规模。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五0——一00人的手工工场，就己经是大型工场了。法国资本主义萌芽于十六世纪以前，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拥有几百工人的"王家手工工场”。英国在十六世纪初，才有一个千人的手工工场，即约翰·温彻康布经营的纺织工厂。而我国西汉前期千人以上的工场，己经不是罕见的了。
对于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发展程度，我们还可以提供以下重要事实：两汉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系雇工出身，如梁王彭越、齐相主父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儿宽、议郎郑均、桂阳太守卫飒、南阳太守第五访、文人侯瑾、文人梁鸿、隐士申屠蟠等部是，如果雇佣劳动没有普遍发展的话，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可能的吗?还有，汉代有一些徭役和刑罚的法律和制度，也曾规定可以用雇工代替，如男子每年一个月的"杂更"服役，就允许服役者每月出钱二千雇工代替，被判刑伐木六个月的女徒，可以每月出钱三百雇人代替;在官营盐铁期间，关于盐铁的运输也常改用雇佣的办法。如果当时雇佣劳动并不发达的话，这样作是可能的吗?最说明问题的是，当时雇佣劳动力有由劳动力市场公开议定的价格。如东汉建武三年(公元二七年〉劳动力的价格是“市庸平贾（价）大男日二斗”。大男是指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根据这个记载还说明当时劳动力价格的议定还是很细的，不仅有男女之别，还有成年不成年之分。这是男子日工的价格。月工的价格，除了前面讲的月二千的价恪外，还有"月一千"的记载，大概是不同时期不同工种的缘故。如果雇佣劳动制当时不普遍的话，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
无可否认，两汉社会还存在大量奴隶劳动。但是，奴隶劳动的存在或一定程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并不矛盾的。马克思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就曾经指出"奴隶贸易就是它的(指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方法，"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想象”。我们对于两汉奴隶劳动的性质也应该这么看。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指出，在两汉社会中的奴隶劳动，比起雇佣劳动还是少得多的。第一，从劳动力来源来看，奴隶的买卖在当时是有限的，不象雇工的来源——流民那么经常和充足，第二，从当时封建国家的政策、制度看，朝廷曾不断颁布免除妞亲身份和限X制使用奴隶的法令，而对雇工则实行保护的政策。第三，从史籍提供有关的数字资料看，我们见到的官私奴婢的最高数学字也不过分别是"以千万数"或"十余万”不等，加在一起估计不过几十万，多说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雇工的总人数，没有明确的数字， 但根据前面流庸的数字和其他一些资料分析，仅仅儿十万是不可能的。
总的分析，我认为两汉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关系。第一种，封建剥削关系。从全社会来讲这是主要剥削关系，特别足农业和官办工商业中，它占统治地位; 第二种，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已在当时私营大工商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我国一些史学家前辈也曾有过类似的分析，例如范文澜同志，就曾经在他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在西汉时期)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总比奴隶多" 。“(东汉)民间手工业主用佣工"。这是正确的，第三种，是奴隶制剥削关系，这是奴隶社会的残余，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孪生剥削关系，但是它在各个生产领域都不占统治地位。
总之，我们的全部论述到此为止似乎可以作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了：两汉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确已发生。
四、其他有关问题和简短的总结
恩格斯曾经指出: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而我们"在这方面，到现在只做了很少一点成绩"。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个重要指示，对目前中国的历史科学仍是适用的，切中要害的。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月里，我国历史科学不仅没有什么发展，而实际是在开倒车。所以要想一下子搞清楚许多问题而没有异议是困难的。本文中提出的观点还是很粗糙，不完善的，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探讨和修正。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唐、宋，而在两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根据现有历史资料作出的结论。根据解放几十年来的情况看，现有历史资料，特别是地下发掘资料，总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着的，我们对于古代历史发展、进步的程度的估计往往偏低，而不是偏高。所以本文的观点实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至迟在两汉社会已经发生。它并不排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再往前提的可能性(譬如说，提到战国末期)，只是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和现有研究还没有充足理由这样认定就是了。这使我想到，也许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同样需要使用王梓坤同志所总结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发现真理的"逐步逼近法"，使我们在今后的历史研究中逐步接近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的准确边缘。
在对两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本文有一个问题是尚未肯定解决的，就是当时封建行会制度是否已经形成的问题。按照西欧的情况，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封建行会制度一般是早已形成了的。而在我国两汉时期，根据现有史料，确实还很难找到行会存在的证据。这对我们的结论是否有决定性影响呢?对此自己提供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马克思在谈到工业资本的产生时，明确地指出过:"没有疑问，有许多行会小老板，并且还有许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也有一些工资雇佣劳动者，他们先是转化为小资本家，然后再出对工资雇佣劳动的逐步扩大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转化为十足的资本家"，由此可见，在同欧也并不是所有资本家，也不是多数资本家是经由行会老板转化而来的，他们是可以从小商品生产者甚至雇佣劳动者那里直接产生的；第二，《盐铁论》上有过这样的记载：桑弘羊等人极力反对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时，曾再三强调这样一个理由，即私营工商业者容易"众邪群聚，私门成党"，或"成奸伪之业，逐朋党之权"。①这里所指的私门之"党"或"朋党"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既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的宗派，也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宗派(即行会) ；即使是指政治上的宗派，也总会是有其经济基础的，是为了保护"私门"(一场、一行、一业、一地）的利益而出现的。同时，两汉时期豪侠之风特别盛行。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我国两汉时期就肯定没有产生行会制度吗?这是一个很难绝对否定的问题。
以上两点看法虽然尚不成熟，但是它却不可能成为我们理解两汉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障碍，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提出过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必备条件和根本特征，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都一一满足了。
本文是直接论述两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但实际上也是间接参加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它对于封建社会上限说中的"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是一个完全不同观点的材料。
对于两汉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兴衰历史的初步研究，使我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理解。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在两汉发生，并连锦两千年而不断，这说明生产力确实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种子和原动力。凡是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代表这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势力通过斗争推动的结果，但是自两汉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屡遭挫折，社会长期不得进步的实事也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特殊破坏性和反动性，这是必须深入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
总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内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史的研究，给我们的教益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它使我们相信研究历史和指导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关系。不能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历史的人，是很难正确地深刻地理解现实的。“四人帮”之所以必亡，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现实的背叛者，也是历史的背叛者。他们既不了解现实，也不了解历史，他们是丧尽良知的丑类。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确实如此。现在应该是到了历史科学领域里大力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冲破禁区，披荆斩棘向前，迎接我国历史科学繁荣昌盛的时期到来。
（注）
1、3、4见《文物》1978年第二期30页、 44页、21页。
2、 见《外国经济史》(樊亢、宋则行主编)近代现代部分第6页及世界通史、(周、吴主编)中古部分，第341页。
⑤ 见《外国经济史》(琼图洛夫著) 1962年版259页。
⑥ 见《光明日报》1978年3月31日载文《古代冶金技术的重大发现》
⑦ 见《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载《文物》1978年第 2期27页。
8《解放军报》 1978年8月4日消息《长沙的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一口钢剑》
9《文物》1978年第一期第60页。
10、11 见《汉书·武帝记》、《后汉书·马援传》、《史记·平准书》。
12、13 见《文物》1978年第1期第65页。
14参见《现代英国经济虫《(英·克拉播著) ,下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9页。
15见《汉书·贡禹传》
16见《盐铁论·散不足第二十九》
17、18见《资本论》第1卷，下。
19见《书书·食货志下》
20见《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6期。
21见《马恩选集》第4卷第244页。
22见《汉书·荆燕吴传》。
26、23见《盐铁论·错币第四》。
24《汉书·张汤传》
25 见晃错《论贵粟疏》
27见《盐铁论·复古第六》。
28见《汉书·贡禹传》。
29见《文物》1978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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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4 19: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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