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与春秋，国人性格差别极大，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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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与春秋，国人性格差别极大，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欢迎回复中国历史｜中国经济等关键词获取更多相关主题文章集锦】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足挂怀的说辞。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X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X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x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文/张宏杰

乌鸦起飞

非死不可

大饥荒时期的中国人就算饿死了也不拿生产队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文X革时期就算被批斗死也要高呼毛腊肉万岁，现在就算罚款3万，喝农药自杀也不反抗。

威海老宋

优秀的国人基因，被一代一代的清洗和扼杀的越来越少的传承下来了，所以，感觉性格差别很大。。。

万方千计

         呵呵。。。“上下统一思想…”——这个听起来很“耳熟”啊！原来“源头”在这里…！！…。。。…        

猪头熹宗

其实，本文不过是描述现象而已，谈不上什么观点，距离哲学观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风之谷

     “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是对的。不是说人不在了，政权不存在了，而是说创造力等各方面都消失了。

风之谷

      我认为是制度问题。

      其实，炎黄子孙、汉人、蛮人是三个不同的文化、精神群体，炎黄子孙和汉人是根本对立的。也就是说，炎黄子孙不等于汉人。

      炎黄都是部落时代。那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就对另一个部落进行奴役、屠X杀、做人牲祭祀等等，是非常野蛮的，跟满清初期差不多。这种状态，实际是蒙昧时代，不具有进步性。

      而汉人是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才形成的族群和文化共同体。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有了各民族的融合，尽管各部族地位有高低，但毕竟都有了共同的身份---汉人。这些个其中许多的汉人要放到炎黄时代，估计就是被奴役、被屠X杀的族群，在汉朝，他们终于融合了。刘邦就不是炎黄子孙，而是炎黄的敌人---蚩尤的子孙。汉人实际就是炎黄、炎黄的敌人和炎黄奴役屠X杀的族群组合而成的在汉朝才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统治阶级是炎黄的敌人---蚩尤的子孙。中华这时才诞生。

      所以，炎黄子孙和汉人，根本就是对立的。炎黄子孙只是汉人的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汉朝只是收编了城乡在朝廷户口的所有族群来作为汉人。在中华大地，还有许多未入朝廷户口，居住于山间的群体，或者说居住于汉朝开发力度不够的地方，比如蛮人、獠人等等。当时，汉朝对一个省的开发力度远远不如现在，一个省，除了朝廷开发的几个郡及附属的县，其余广大空间，并不是没人，而是居住着当时未纳入汉人户籍的广大异族，比如蛮人、獠人等等。到了唐代，费州、珍州、庄州、琰州、播州、郎州、牂州、夷州等州都不是汉人州，而是蛮夷州，这些州没有城墙，蛮夷都散居在村落里。没有徭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朝贡册封关系，而不是行政赋税关系。即便是汉人州，周边地区也有许多蛮夷部落盘踞。这些历朝历代都有记录。同样，当时落后中原文化上千年的游牧民族，也是蛮夷。

      当然我这里不是搞种族歧视，当时朝廷把他们称为蛮夷，也是基于自身的文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脱离蒙昧，进入早期的文明时代；而这些人却还是部落的刀耕火种打猎时代，与以前蒙昧的炎黄时代无异。这就是文化差距。但要讲血统，就难说了，这些蛮夷部落的Y染色单倍体可能与许多汉人差不多呢。这是朝廷基于自身优越性的看法，不代表蛮夷部落的人一定就比朝廷的人差。像元朝时，还把高丽称作外夷呢。

      这些蛮夷部落在历朝历代衰落时，都会在汉地占据一席之地，然后被同化一部分。分界线在宋朝。宋朝灭亡前后，蒙古军大屠X杀，自汉朝以来形成的汉人族群被大部屠戮。然后，这些蛮夷就出来填充了汉地。同时，蒙古自己的文化也是处于炎黄的蒙昧时代。蒙古人自己也是蛮夷。这样一来，自元朝起，文化就全面到退回蒙昧时代了，创造力什么的都消失了。经过上千年在汉朝才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灭绝。这叫“崖山之后无中华”。

      明代虽然重新驱逐鞑虏，但元代留下的印记太深。明代的千户、百户、宣慰司等等几乎都是元朝的遗留制度，直到明朝中后期，明代才自己发展出巡抚制度，但元代的许多遗留一直未完全去除，可以说是半文明半蒙昧时代。到了清朝，全国的大屠X杀下来，屠X杀数千万人。明代恢复不多的半汉人族群也大部屠戮，蛮夷则继续大量汉化，填充汉地，成为今天汉人的主题。这就是“明亡之后无华夏”。

      所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有炎黄的蒙昧文化、春秋战国先秦的百家文化、汉唐的中华正统汉人文化和元明清的“蛮夷汉”文化四种。

      今天所谓的中华文化，继承的就是元明清的“蛮夷汉”文化。

      决定一个族群的，就是制度和文化。蛮夷族群的制度文化本来就落后汉唐的中华正统汉人文化上千年，其最后是走向开明、创造力还是蒙昧、没有灵魂，全看中央王朝的水准。日本近代也有蛮夷，美国也有印第安人、土著，但人家占据主体的是高智商、有创造力、占据文化优势的先进族群，所以他们的本地蛮夷也被同化为较高的水准，在各行各业都有优秀人群。但元明清的制度和文化水准都在开历史的倒车，也许相比之下明代略高，但比起汉唐，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纳入户籍的蛮夷族群水平就都很低。本来蛮夷族群不属于汉人，常被汉人歧视，历史上地位在中央王朝里长期都不高，只要能纳入户籍，平等耕种和经商等等，基本就不会有啥其他要求。管它专x制独X裁还是文字狱，能好好生活就好。这是长期的隔离环境所决定的，毕竟曾有上千年的文化制度差距。

      所以说，制度和文化决定一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有创造力、有侠义精神、有灵魂、有思想的文化族群，良好文化氛围的培养和形成需要百年以上，甚至千年以上，但毁灭只是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游牧民族的屠刀之下，毁灭就是短暂的一瞬。不是说我今天穿穿汉服、带带汉帽，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元明清都这样，但他们的都不是中华文化，而是“蛮夷汉”文化。同理，要恢复到北洋时代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氛围，也不是穿一穿北洋时代的衣服就可以的。全社会要形成有创造力、有灵魂、有思想、百家齐放、兼容并包的真正中华文化氛围，只要鳖国一直是专x制政体、言论管制和独X裁，就无法实现。这跟元明清一样。充其量就是“蛮夷汉”和中央独X裁专x制的奴隶文化。所以日本人是唐人，韩国人是明人，朝鲜人啥都不是，只是蛮夷独X裁奴隶人。韩国、朝鲜同样都是朝鲜族的人，差距就在这里。

      培养全社会的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甲鱼国从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和法制）需要许多年，而扼杀它只要一场反右的文X革斗争就够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民国时期，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收入高于常人，但面对他们质疑反对政府时，谁都留了底线，基本没有动他们的饭碗。这种事情不会故意、恶意的捅破，这就是文化素养。同理，明代知识分子工资最低，这是没文化的王八蛋朱重八搞的。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里，从汉朝到唐朝，都会提供体面的薪水，谁都不会恶意破底线，把独立知识分子推到动物的本能和生存上去，并以此要挟，扼杀思想。只有鳖国如此。

      宋代主要是制度和政策问题。宋代文官掌军事。也许许多人会说，现代发达国家，都是文官掌军事。但现代是现代，古代是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如果没有战马和马镫，战斗力是差不多的。有了战马以后，也只是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机动力而已，还是要下马步战。这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差距仍然不大。只有西晋马镫发明之后，骑战成为主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差距才迅速拉大。也就是说，游牧民族的崛起，也就是依靠科技进步（马镫的发明）而已；所以，骑兵的克星高射速的机枪发明以后，农耕民族又翻了身，也没啥胜之不武的说法。毕竟大家都靠科技占据优势。

      宋代的问题就是制度和政策。也许在今天的科技水平之下，文官掌权有利于防止军人独X裁和军方做大。但在古代的科技水平之下，肆意压低武将的地位就不应该。至少应和文官平起平坐，互相牵制，文武并重。古代没有机枪克制骑兵，再人为的大幅压低武将的地位，只会严重削弱国防，最终走向灭亡，断送来之不易的中华文化。即便杯酒释兵权，也要不断培养新的武将团体，而不能大幅压低武将的地位。而新秀武将缺乏威望，在短期内还是不太会威胁王权的。而且古代的贵族和现代鳖国权贵不一样，古代贵族的确占据社会资源，比如关陇集团。但人家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打仗冲在第一线，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与今天的鳖国寄生虫权贵及其子孙红二代勾结苏俄外国、颠覆本国篡权上位，平时剥削百姓、垄断社会资源、吃喝嫖赌、天天让人喊万岁，危难时让别人当炮灰、自己及子孙溜之大吉的作风比，的确差了十万八千里。鳖国权贵不叫贵族，而叫寄生虫，只想享受，却从来不肯承担责任，反而处处找各种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说他们是贵族，那是在侮辱贵族，他们只是与权力结合谋取私利的权贵和寄生虫而已。

      在毛及鳖国这些蒙昧人的领导下，怎么可能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呢？真汉人在今天早已屈指可数。要恢复汉唐，就要接受日本的领导，日本民族的唐人精神面貌有许多是我们没有的；要恢复明，就要接受韩国的领导。当然，谁都不喜欢明，那就接受日本的领导吧。恢复春秋？先融入国际主流的普世价值，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吧。

      这里就涉及一个比烂的问题，明朝专x制独X裁文字狱的确黑暗，汉代可以骂它，唐代可以骂它，宋代可以骂它，但清代的专x制独X裁文字狱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清代在这方面不能骂它。同理，对于国府，北洋可以骂他不民主，美国可以骂他不民主，英国可以骂他不民主，但鳖国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鳖国没有资格骂他。实际却变成了我们说完明朝专x制独X裁文字狱和国府不民主。许多wumao却去捧清朝，鳖国，那就纯属本末倒置了。      

风之谷

      有人说：“究竟有没有司法独立？”，也就是说，怀疑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即美国的司法独立是骗人的。官五承认党会犯错，但是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美国的司法独立是骗人的，而掌握司法权的人（美国是wumao说的某些幕后财团什么的，鳖国是党）本质上是一样的，或者说都是恶的，而屁民作为被统治者，只能被欺压，这是人类社会无解的问题。好吧，姑且不说这种观点的强盗逻辑本身，假设这种说法完全正确，那么中美之争实际上完全没有正邪之分（事实上崇尚丛林法则的鳖杂也从来不认为鳖就是正义的），一切西方的宣传都是骗人，中美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样的话，会带来2个逻辑bug：1：既然人类社会都是一样恶，为什么不能让屁民选择做带路党？因为都是一样的恶，没有区别，而每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做带路党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因为鳖并不比美国好）；2：既然本质没有不同，那么为什么鳖以及鳖杂如此害怕西方类似“司法独立”这种纯粹“形式”的东西？显然，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甚至没有民主自由），那么采用西方制度或者采用鳖的制度是完全等价的，而采用西方制度可以避免西方的口头指责，换取在与西方争霸中的更有利位置，为什么不采用西方制度呢？

风之谷

      古代中华大地存在大量非汉人群体，专业著作都有，这得认啊，关键是如何判别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