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超一流的军事家（转）

暴风影音

《游七星岩》
——朱德
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
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
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
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注：1959年2月，朱德去广东省高要县视察，到了当地名胜七星岩，触景生情，写下此诗。


【“二打长沙” 朱、毛、彭三角争斗】
关于“立三路线”打大城市的问题，朱德后来有句话，他对史沫特莱说：“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朱德这话既肯定了他跟毛是反对者，又肯定了他们也是服从者。这里面存在着矛盾，既然反对又怎么服从？既然服从又怎么是反对？这种微妙的语言实际是掩盖了一段历史，或者说一场曾经的争斗。这场争斗交织了两层关系，一是毛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的关系，一是朱、毛、彭之间的三角争斗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毛曾经是比李立三、周恩来更早有“宏图”的人，他的占领江西全省自然也包括了要打南昌、赣州这样的城市，不然就谈不上是建立一省政权了。1930年2月毛私自召开联席会议想兼并彭德怀、黄公略，试图集中兵力实现他的建立一省政权“宏图”。3月即要朱德打赣州，但朱德虚于委蛇，并不付出代价就撤出了攻城战斗，让毛碰了钉子。4月中共中央指示红四、五、六军成立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却没有安排毛的地位，按理这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集中彭德怀、黄公略的力量了，但没有相应地位的毛不再有兴趣，干脆离开江西去闽西重新搞割据，这自然也是符合反对进攻大城市的朱德的意愿的，只不过朱德是更想在江西搞割据，而不是去闽西搞割据。毛离开江西实际上是在跟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让朱德当总指挥而没有提高他地位表示不满，虽然中央很恼火，但政治好手李立三、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在6月组建红一路军，并给了毛地位，同时也对毛施加了强大压力。


但毛既然达到了目的，自然也就十分积极了，马上跟朱德回江西，但只是在南昌虚晃一枪，不管他当时怎么想，即使他仍然想实现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朱德对攻大城市的不合作也会使他无可奈何。客观地说来，这时候的毛更应该是并无明确主张的时期，他在军事战略上还没有进入完全的成熟期，既想搞割据又想搞一省政权，而对朱德军事上的信赖则更让他倾向于搞割据。但彭德怀占领长沙变成了一剂极强的兴奋剂，不仅重新刺激出了毛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更是成为了李立三、周恩来的积极支持者，而李立三、周恩来给予毛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特别地位，毛自然也应该予以回报。这时候，如果按照中共习惯的路线斗争思维来说，毛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立三路线”分子。


在彭德怀两次投靠朱毛期间，在毛眼皮底下并没有过什么军事作为，而与朱毛不在一起的时候，彭德怀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与红四军中一般的军事干部都很难比较，但是近半年多来的突飞猛进让毛兴奋起来，特别是他攻占了长沙更是必须对他要刮目相看了。朱毛在南昌虚晃一枪时，南昌守军不过才两个团，而且南昌的城防设施也不如长沙，朱德完全可以把它攻下来，但朱德竟然坚持不攻，现在毛在心里是有了鄙夷朱德的想法了。而且，就是在红一方面军里面，也有了一些人羡慕起了彭德怀攻占长沙的成就，反对起了朱德。此时的毛格外兴奋，以为终于有了可以牵制乃至取代朱德的人，并实现比自己原来建立一省政权更大的“宏图”了。


在与彭德怀会合前后，毛填了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蝶恋花》把毛进攻长沙前的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时候，他不仅要席卷江西，而且要“直捣”湘，要“直捣”鄂了。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想占领长沙，而且还要占领武汉。那么，凭什么达到这个目标呢？凭“偏师借重黄公略”。在这里，所谓“黄公略”不过是个托词，黄公略本已经是红一军团主力之一部，根本谈不上是“偏师”，就相对于红一军团的实力来说，真正的“偏师”是彭德怀，而不是黄公略。这首《蝶恋花》第一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这时毛对彭德怀处于复杂的心态当中，但不管什么心态都不能直白用“彭德怀”，黄公略本是彭德怀的合作者和部下，早在1931年9月就已经死了，用“黄公略”来替代“彭德怀”是最妥当的。而且，即使当时填词的时候，用“黄公略”也是比较妥当的，如果让朱德读到了，也不会引起不满。


如果毛在嘴巴上说出要“偏师借重彭德怀”，显然就暴露了要用彭德怀代替朱德的动机，毛并没有这个胆量，这不过是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在行动上，会合后在讨论二打长沙的前委会上，毛对彭德怀予以了全面支持。会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朱德坚决地反对，就象他一贯的教师爷风格一样，耐心地从军事上分析给大家听，给大家上军事课。彭德怀本人很有心计，采取了不与朱德冲突的沉默态度，但他的手下则冲动而骄狂。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朱德狂妄地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红一军团的人本来大多沉默着，但一些人被袁国平他们激怒了起来，也喊起来了打。毛则若无其事，象跟他毫无关系一样。朱德很愤怒，但也很无奈，他对史沫特莱说的“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实际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明确反对，并且他自己最后也“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是一种无奈。


这样，毛、彭联盟终于战胜了朱德。那么，朱德反对进攻长沙等大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他认为红军不适合打阵地攻坚战，即使攻下来也会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攻下来后也没有用，敌人反攻时打的又是红军不适应的阵地防御战，守不住；第三，眼前的长沙防御已经跟彭德怀一打长沙时完全不同，客观上也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坚持这种战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他跟史沫特莱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朱德对史沫特莱特意提到武汉，自然是跟毛当时还要“直捣”鄂有关。


8月24日，作为总指挥的朱德不得不由毛副署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就在这同一天，狂热而兴奋的毛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赣西南特委和陈毅、伍中豪写了封信，并让他们将信转抄中央。毛信心十足地说：“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并且，毛已经狂热地准备扩军防守长沙了，他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来，信到二月内再送二万人，总之愈快愈好。”


对彭德怀的军事能力，毛几乎寄予了全盘信赖。8月29日，红军进抵长沙城外，分三路包围进攻。朱德亲自指挥整个战役，一直攻到9月12日。就整个攻城战役来说，红军不可谓不顽强，当时长沙何健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相当于何健一半左右，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得多。朱德明智地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策略，9月3日守军分三路出击，正中朱德下怀，歼灭了何健两个旅，但何健之后再不出击，只是固守，等待援军到后中心开花。彭德怀亲率他的红三军团对长沙进行强攻，但毫无效果，无计可施的彭德怀竟然想出了蒙昧时期的“火牛阵”，弄了一千多条牛，点了火想用牛群冲击敌阵，结果牛群回过来跑，反而把自己的攻击阵线冲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彻底失望了。


毛不得不冷静下来跟朱德商量、请教，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蒋介石已经调张发奎部进逼到了湘潭，将是全军覆灭的下场了。这时候，毛终于从一名狂热的“立三路线”分子转变为一名冷静的反“立三路线”分子，再也不敢“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了。毛的天才在于，他能够迅速地领悟并调整自己的策略。朱德这次给他上了一堂深刻的战略和战役课，毛军事方面的基本成熟，正是在这一次的转变上，从此，二打长沙这样的非技术性重大错误，他再也没有犯过，以后他所犯的军事错误，基本都属于了由于他不懂纯军事技术问题而导致的错误。当然，毛作为枭雄，后来尽量把这个错误从历史上抹掉了，几乎全盘栽到了彭德怀头上，成为彭德怀终身无法解脱的一条罪状。至于朱德，则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朱、毛、彭三角关系的第一次争斗，朱德取得了最终胜利，毛不得不更加依赖朱德，而彭德怀则觉得很窝囊，但毛也更需要用他来平衡朱德了。


由于毛是个支持打长沙的人，忽然要转变立场涉及到大家能否接受的问题，而且，也不能宣布进攻长沙战役已经失败，因此，毛只是与朱德两个人秘密作了决定，对所有人隐瞒了战略动机，宣称去打长沙援兵张发奎，朱、毛于9月12日命令红一方面军撤出攻城战。一当撤了出来，朱、毛便宣布转入江西，攻取吉安。彭德怀部隐约感觉出了问题，一边服从朱、毛命令，一边发牢骚，朱、毛并不多理睬他们。这时候的朱、毛，是空前心齐的，一当这两个谋略家齐了心，任何人就都不能够成为阻止他们实现意志的障碍了。


但这一次的转移，却是开了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的头。1932年1月，龚楚面见彭德怀前，到路口迎接龚楚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参谋处长张翼见到龚楚后，告诉龚楚：彭德怀“是一个勤俭刻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龚楚本人在这第一次见过彭德怀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但又觉得彭德怀“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后来龚楚吃过几次苦头后才体会到，彭德怀实际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其实，仔细考察彭德怀的早年成长经历就可以发现，彭德怀是个缺乏教育和修养的暴躁军汉，对穷人有很深的感情，做惯小圈子里的老大，野心有余，但就领袖和帅才层面来说则能力不足，懂一些江湖韬略，打仗擅长猛打猛冲，不计得失。


从中共后来的历史说，彭德怀在军内的人缘并不很好，林彪虽然在“古田会议”期间“反水”朱德，但他这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动机，之后一直到建国后庐山会议，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林彪都没敢有过对朱德不敬的言行，中共军界中，一些老将军批评彭德怀“连朱老总都看不起”，也即只有彭德怀在私下会看不起朱德，他的这种态度是中共军界所不能接受的，而1932年时他自己重要的部属在一见到龚楚时就说他“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说明了红军时期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就已经为军人普遍所不齿。


那么，彭德怀怎么会看不起朱德呢？就军事艺术而言，彭德怀实际是向朱德学了不少，他的队伍的突然壮大，在军事上的原因正是因为采用了朱毛的战术，但这种战术并不是彭德怀所习惯的，就他进行平江暴X乱以前的经历来说，彭德怀所经历的战役和受到的军事教育，跟朱德完全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他得以一下子成为惊动中国的名将是占领了长沙，获得这一成就的军事方式正是不顾一切的猛打猛撞，与非常讲究动脑筋、不愿意作无谓牺牲的朱德是两种风格，朱德这种风格后来由林彪、粟裕作了完美继承和发挥，但从彭德怀来看，当时朱德不强攻仅有两个团防守的南昌和决定撤离长沙，是一种孬种行为，彭德怀并不自知自己与朱德在战略和战役艺术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他根本不具有毛X泽X东幡然醒悟的那种天才，再加以他的野心，产生看不起朱德的心理也就很自然了。但是，正是因为彭德怀看不起朱德，也就成为了可以被毛利用的条件，从而得以巩固了他在红军中的地位，不然，从各方面看，他都并不具有成为中共“副总司令”的绝对优势，贺龙、徐向前、刘伯承乃至叶剑英实际上都不是没有机会的。


特别应该知道，半年多前彭德怀实际刚与毛结下了血仇关系，1930年2月，毛一生唯独的两个把兄弟袁文才、王佐，被彭德怀派所部红五军张纯清第四支队到井冈山杀掉了，并且遣散、消灭和兼并掉了袁、王的部队，这件事毛一直忍着不多声响，只是很偶而地说一句“杀错了”。彭德怀既等于欠着毛一笔血债，又等于欠着毛一笔人情，既佩服毛大度，又不得不提心吊胆。但是，1950年6月作为中国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踌躇满志地去朝鲜跟美国人作战时，毛突然把袁文才、王佐宣布为烈士，为他们树起了纪念碑，毛实际就是在提醒彭德怀：不要一出国就忘乎所以。


1930年9月28日，朱毛占领袁州。第二天，毛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朱、毛明确了他们不打长沙、南昌的战略意图。在这个会议上，已经成为坚决的反“立三路线”分子的毛X泽X东成为了应对彭德怀等反对者的主角，朱德则仍然做他的军事学教师爷，帮助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正是这个会议上彭德怀的不同意见让毛抓到了把柄，记“恨”了一辈子，借此把打长沙、执行“立三路线”的责任全部栽到了彭德怀头上，而把自己扮演成了一贯的反“立三路线”者。就当时来说，彭德怀不能服从毛自然令毛很恼火，说明彭德怀还远不是一个被驯服的莽夫。红三军团的人让了步，同意不打长沙，但提出打防卫不如长沙的南昌。毛既然已经彻底转变了自己的立场，自然跟朱德一样，不愿意去打南昌。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妥协：先打吉安，打不打长沙、南昌到时候再看具体情况决定。这样，关于二打长沙的争斗算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1945年，朱德有过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由于红军对攻打大城市政策“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这应该算是中共历史上对李立三最公正也最有良心的说法了。


【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战术的集大成发挥】
前三次反围剿，以及之后朱德指挥的顶峰之作第四次反围剿，无论是在中国战史上还是世界战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例。就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过如此集中而连续的情况发生。三次反围剿是三次大战役，但由于其连续性，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战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就大的战役角度讲，三次反围剿标志着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已经正式诞生，这种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被广泛运用，最经典的战争便是著名的越战。


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的显著特点是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红军本来约为四万人，毛的大TU杀自己损失四千多人，“富田事变”分流和损失约二、三千人，因此，朱毛开始应战实际兵力约为三万三、四千人，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兵力略减为三万人左右。蒋介石围剿一方则是从十万增至二十万再增至三十万。问题不只是一个兵力问题，而且双方军队的其它一些要素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兵种而言，红军只是步兵兼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炮兵，蒋介石方面则拥有比较强的炮火，而且还有一个师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空军部队，即使不考虑空军的攻击功能，只考虑它的侦察功能，就已经拥有了绝对的配备优势。就通讯而言，蒋介石方面各师都具备无线电设备，很方便于协同，而朱毛则没有进行协同的无线电装备。最致命的是武器配备，蒋介石方面军队拥有充足的装备和弹药，朱毛则装备和弹药不足，只能通过缴获补充，而且由于是通过缴获补充，按照朱德的说法是“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朱毛实际是标准的杂牌军，很多武器连一般军官都不会正确使用，军队相应的训练程度难以跟上。


蒋介石的失败单纯就军事角度说，归根结底是输在他当时以二十万元天价悬赏人头的朱德身上。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朱德专门写了篇文章《这样创造铁的红军》，他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他完全做到了这点。由于这时候毛的思想已日趋成熟，而且他主要的权力争斗对象已经不再是朱德，因此，在军事上朱德不仅没有了大的干扰，而且更是朱、毛合壁，借助毛的专x制风格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朱德的耐心熏陶下，和在自身的探索下，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他们各有特色地掌握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战术，而且互相弥补，彭德怀在硬打硬冲的特色下掌握了游击，林彪除了还不很适应大范围运动外，几乎全盘继承了朱德的衣钵，不仅敢打，而且非常机智。在朱德的熏陶下，本来很一般的人才，也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炳辉。


罗炳辉生于1897年生，彝族农奴出身，18岁入滇军当兵，曾是朱德学生李文彬手下一名营长，1928年6月朱德在新七溪岭亲自击败李文彬时，罗炳辉差点死在朱德的追击下，到了朱德手下后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跟何长工说：“我的娘呀！你们跑的好快啊，几乎把我捉到，我的骡子挂了花，我一个跑，我是大胖子跑不动，几乎把我抓到。”象罗炳辉这样的平常之才在国军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到了朱德手下，经过熏陶，接受了新战术，就很快成为了出色的战将，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把蒋介石的主力拖着运动半个月之久，消耗掉了国军最后的精力，促使蒋介石最终下了撤兵决心。


三次反围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战术，都可以从朱德之前指挥的战役和战斗中找到要素，比如大范围的运动是朱德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最鲜明、一贯的特色，不断干扰、疲惫敌军是他最基本的战术要素，进行欺诈是朱德惯用的手段，隐蔽后突然出击是他常用的决战手段，等等，本书前面已经叙述、分析了很多，可以说，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游击、运动战术的集大成发挥。朱德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所根本不具备的，对于红军最普通的士兵们来说，朱德是真正的军神，只要有他在，总是会有办法的，是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这种凝聚力和胜利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战术”。三次反围剿中，朱毛数次处于生死关头时，作为统帅的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和督战，甚至自己带着一个警卫排跑在红军大队前面追击敌人，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在黄陂已经基本完成合围了，朱德却拿着指南针走在最前头，把三万大军从仅仅十公里的缝隙中悄悄带出了合围圈，这是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即使世界军史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英勇、卓越的统帅人物。


四次反围剿在建国后被宣传成全是毛的功劳，这是十分可笑的。前三次反围剿好歹毛都参与了，而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已被周撤职，但教科书也可以腆着脸说朱是在毛的军事思想“影响”下才打赢的。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德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初战黎川失利后，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采取“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法，致使广昌战役再度失利。战至8月，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四面告急。李德无计可施，称病躲避，朱德毅然重又担负起指挥重任，收拾残局。朱德乘机部分改变错误的打法，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的胜利，歼灭李延年两个师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但是，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改变全局的败势，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数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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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1933年1月5日，率军突然北进的朱德在黄狮渡歼灭国军周士达旅并生擒周士达。没有想到朱德会敢于北进的陈诚立即向红军合围，1月7日朱德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在浒湾主动攻击，击溃陈诚三个师。朱德这次反围剿的开头，与前三次反围剿风格迥然不同，没有采取收缩寻找战机的办法。实际上，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证明，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已经难以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由于国军兵力大增，朱德采取拖垮敌人的办法，但数次陷入了困境。这次国军的围剿兵力更加强大，而且进一步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围剿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了，如果继续诱敌深入，红军很可能最后被逼到一个狭窄地带，上次朱德带领三万红军从缝隙中穿插出来，实在是非常惊险，再试图来这么一次，由于红军已经有五六万，难度将非常高。另一个因素跟季节有密切关系，第三次反围剿正是夏天，容易拖垮敌军，而且植被茂盛，红军也比较容易隐蔽运动，现在则是冬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朱德采取的办法，是趁北面陈诚的战线还没有巩固，寻找其薄弱点进行进攻，“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黄狮渡、浒湾两个战役，不仅证明红军可以冲垮陈诚的战线，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1月16日，博古中央明确要求周恩来、朱德进攻南丰地区。朱德的战略行动就此彻底终止。这时候，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反复向博古中央说明不同意见，希望向抚河东岸展开运动战。在周恩来不敢下决心先宰后奏的情况下，朱德只能在战况日益紧迫中干等，苏区与上海互相扯皮竟然扯了二十多天，国军战线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运动的战机彻底失去。2月12日，朱德只能按照中央的决定攻击南丰。但朱德显然是在应付，调整了战略，只向战场投入少部兵力以减少损失。陈诚见朱德主力在南丰地区，便会合主力进行合围，以聚歼朱德。朱德自然不会与陈诚决战，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实力与精锐的陈诚决战，他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时，派新组建的周建屏、萧劲光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赣东北黎川地区急进，红军主力则转移到宁都北部地区隐蔽待机。既然已经进攻过了南丰，掌握情报的周恩来也深知红军已经处于绝境，支持了朱德的这一决策。这实际上已经是唯一的求生之道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于2月24日秘密转移，在东韶、洛口地区隐蔽下来后，刘伯承向朱德报告国军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处于孤立推进中，朱德当即决定以歼灭这两个师作为决战，刘伯承请朱德下令，朱德还是老规矩叫来周恩来，通报自己的决定，周恩来无异议。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恩来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3月21日，朱德用一部分兵力将陈诚落在最后的肖乾第十一师割断，然后用主力对已经成为孤军的肖乾第十一师进行围攻，从拂晓到下午三点，基本歼灭了肖乾第十一师，并将肖乾击伤。这一次，朱德是利用了敌军阵形的弱点，采用了分割围歼的方法。这又是为中共武装打了一个经典战役，这一打蛇尾特别是分割围歼的方法，在国共内战时期也在中共武装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这次战役地点发生在东陂，所以史称“东陂战役”。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宣传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X泽X东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X泽X东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X泽X东的策略，以夸大毛X泽X东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书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X泽X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X泽X东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X泽X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X泽X东则是很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X泽X东，事实上，本书已经大概构勒了毛X泽X东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X泽X东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5月28日，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进行总结，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而迅速、秘密、坚决正是朱德战术艺术的核心，是他一贯的要求。他批评红军各部指挥官“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是朱德一直对部下将领强调的指挥原则，他批评道：“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也就是，下属将领执行命令更坚决了，但却对整个战役的精神缺乏理解，执行命令过于古板、僵硬，缺乏能动性和灵活性。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恩来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恩来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恩来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X泽X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恩来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没有巩固周、朱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困境。


【遵义会议中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洛张、王、毛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就开始活动了，这就是所谓“担架上的‘阴谋”。毛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当时中共二号人物张闻天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同盟，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他们所针对的就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当时才20多岁的博古靠着苏联的支持坐上了中共一把手的位置，但论实际权利，他是远不如周的。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仅仅得到张、王的支持是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二人虽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实际权力较小，他们和博古、李德都是靠着“苏派”的招牌坐上的高位，这四个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队中都没什么实力。中共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周、朱二人手上。周在中央经营多年，党内根基最深，朱是红军最重要的创立者，在军队中具有最高的威望，是当时军方最高军事首长。这两个人一个是党魁，一个是军头，毛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这两人。因为毛与周、朱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在军事立场上已倾向毛，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张、王的合作，毛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屠X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拿走了自己的指挥权，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朱德是听话的，不需要担心军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因为周恩来在党内的势力无疑是最大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X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指周）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并不需要周“的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


虽然周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但周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X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X服周，也是要救周，他对毛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也不满，但周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X服了周后，或者说不管周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X小X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邀请”来的，当时毛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向周摊牌时，周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毛的“邀请”，实际上，毛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他们中只有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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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周听取了朱的“建议”，和张、王、毛等人达成妥协，抛弃了李德、博古。之后不久张闻天便取代博古成为中共最高的领袖，周成为主管军事的二号人物，毛重新回到了权利中心。但毛只是协助周工作，教科书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核心地位”完全是子虚乌有，毛正式取代周成为中共的二号人物是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而毛成为中共头号领袖则是在1940年之后的事，遵义会议只是毛登向权利巅峰的一站而已。


【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成为了“朱毛”的中共】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予以限X制，毛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


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会“打仗”，以提高毛的威信，帮助毛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让毛指挥这一仗。毛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了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呆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着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小组”，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就占不了多数，以苏联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坐上这个位置，而周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苏联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朱手上，而周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了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X乱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


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打着灯笼找周，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同意了毛的主张后，毛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为首，毛、王稼祥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一个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毛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指挥，实际上是再次进行了干政，试图让毛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成了“三人团”(实际是军事三人小组)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团”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而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的“三人团”，“三人团”的意义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
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和选择毛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还是朱德，都尽力限X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的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X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朱德才是四渡赤水的指挥者而非毛】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就是避实就虚，机动作战，摆脱国民党的围堵，扭转土城之战后的被动局面。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手中。遵义会议后规定：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新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毛协助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才重新参与到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以周为首，毛、王为辅的三人军事小组，成为名义上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或者“军事三人组”审批，当然了，无论是周还是军事三人小组，他们的权利大小实际上取决于朱德的合作态度。如果朱德不愿意听，那前敌司令部才是真正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因此，不管是三人小组成立前还是成立后，军事指挥权都在朱德手中，军事决策权名义在周手中，但周决策的权利大小是由朱德决定的。四渡赤水都是朱德指挥。文X革后四渡赤水被说成是毛指挥的，朱德只是协助，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最多也就参与了三渡与四渡的领导。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傅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X满成功。

暴风影音

【朱德明确国军是抗战的真正主力】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在进行抗战的大前提下，中共领袖层的意见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相应的意见分歧和微妙的差异主要是围绕着抗战和统一战线两个主题展开。就抗战来说，分成了积极抗战与消极抗战的差别。就统一战线来说，大致分成了服从国民政府、与国民政府合作、不与国民政府真心合作，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实际上，持消极抗战态度的代表人物是毛、洛甫，其他人基本持的都是积极抗战态度。中共领袖层普遍的积极抗战态度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坚决抗日指令的执行，这方面主要是国外帮特别是苏联帮，王明回国后代表人物是王明；一是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德。毛并不是不抗日，而是依然把反蒋放在了主要的地位，从而把抗日放在次要地位，抗日主要只是作为发展、壮大中共及其武装的一种手段，因而具有消极抗日的特征。中共领袖层的抗日态度又与大家对统一战线的理解穿插起来，彼此形成了很复杂的交错关系，而所有的关系焦点则集中在了毛身上。国外派特别是苏联派以回国后的王明为代表，属于服从国民政府的立场，朱德则属于与国民政府进行真诚合作的立场，毛则属于不跟国民政府真心合作的立场。因此，总体来说，中共领袖层分成了王明派系，其中中共实力派三巨头之一周恩来属于这个派系，但立场相对中间；一个是朱德派系；再就是毛。三个派系之间一开始由于毛不得不遵照莫斯科意志办事，朱德又在前线，所以彼此之间的裂痕并不明显。细微的裂痕发生在毛与周恩来之间，毛不相信蒋介石会积极抗战，周恩来则相信蒋会积极抗战。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的12、13日两天里，中共领袖层的态度实际已经有了微妙的差异。朱德直白主张杀蒋，毛则是想躲在后台隔岸观火，让张、杨去与国民政府火并，周恩来则认为主要还是决定于张、杨的想法，很重要的是洛甫、博古明确提出要听莫斯科的意见。斯大林13日晚电报到了后，经过一夜思考，所有人包括朱德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转过来了的朱德相信张、杨会听从和平解决的主张，毛则怀疑。国共明确再度合作后，洛甫、博古坚决服从莫斯科意志，周恩来也很坚决。毛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利用抗战发展中共和红军。朱德也主张要保持一定独立性和在抗战中发展中共和红军，但更主张要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积极抗战，并与国军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支援，不做破坏性事情。


对比朱德的总体战思想和毛X泽X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在进行抗日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朱、毛同样谈游击战，但朱德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抗日的作战方式分正规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基本形式，游击战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是“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仅仅依靠游击队，谁也知道是不能够的；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朱德明确国军是抗战的真正主力，而中共的游击战只是辅助，任务是配合好国军进行作战。仅仅这样还不行，朱德认为，当游击队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应该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化，乃至要向正规战转化，“抗日游击队的前途，是保卫中国抗御日寇的正规军队”。这正是朱德决策百团大战的思想根源。朱德强调，即使游击战也必须要以进攻为原则，“一个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打仗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也即是要积极作战，而不是游而不击。朱德既承认中共的游击战处于国军正规战的附属地位，承认抗战的最后胜利仍然要依靠国军正规军队，又强调游击战要积极进攻，甚至向正规战发展，这种思想在毛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很难找出，毛不仅努力要提高游击战较之国军正规战的战略地位，而且更强调的是“持久”，慢慢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好在朱、毛这种差异由于两个人分别处于前方、后方，朱德觉得毛的指示对就听，不对就不听，毛X泽X东也无可奈何，彼此不容易形成冲突。


毛不希望朱德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朱德予以了拒绝。毛强硬地要朱德回师保卫延安，朱德也予以拒绝，反而率军东进太行山。太原被日军占领之后，薄一波提出要将自己的新军直接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严厉地拒绝了，警告薄一波不能在阎锡山失利时抛弃他。实际上，中共的抗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朱德在前线负责的1940年以前，是积极抗日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在1941年以后，是消极抗日阶段。中共官方党史把自己的抗日偷换成抗战的主体是十分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反过来把中共说成完全的消极抗日也是不公正的。此外一个问题是，中共积极抗战是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在1940年前的抗战，1941年后的八路军是消极抗战，而不受朱德直接指挥的新四军则没有过积极抗战的历史，1941年1月后几乎是处于不抗战的状态，从1937年底建军到抗战结束，新四军跟日军基本没有打过象样的仗。可见，中共积极抗战的历史是由朱德创造的。


【作为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抗日英雄朱德】
1938年1月中旬，朱德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去洛阳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第一、二战区军事会议，这是朱德与蒋介石的第四次见面。会议之后，已经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负具体指挥责任的卫立煌拨了六个团交朱德指挥，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中共将领指挥国军的情况。1938年2月中旬，阎锡山、卫立煌将第二战区改编为东、南、西三路军，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司令，毛不希望朱德上任，提出让彭德怀去应付，但阎锡山、卫立煌只认朱德不认彭德怀，朱德拒绝了毛，还是接过了东路军总司令任命。这样，朱德除了自己的第十八集团军外，在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及第十七、一一七师之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


这时候东路军各部分散在各地，朱德都是使用电台进行指挥，身边只有二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2月22日，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在朱德驻地古县出现，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朱德镇定自若，于24日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X泽X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苫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之久。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欣喜若狂，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准备把朱德毁灭性地炸死，这时，少有的奇迹出现了，日军将军大概过于兴奋了，竟然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给炸了个稀巴烂。当时，阎锡山、卫立煌的司令部和在延安的毛X泽X东都十分慌乱，尤其对中共来说，朱德战死在政治、军事上就将是难以估量的重大打击。但朱德几乎是个永远不会战死的人，他一生的军旅生涯甚至连受伤的记录也不曾有过。几乎是必死的情况朱德经历过很多次，结果他都是安然无恙，比如早在护国战争时，有一次他跟手下几个人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一下，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炸死了，朱德却只是被炸了一身灰土。因为经历了很多次奇迹，朱德对这似乎很自信，相信打死他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


在这阶段，朱德对日军完全实施的是运动游击战策略，所指挥的东路军获得了明显的军事效果。朱德说：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落里面去，你还往哪里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是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侯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边打过来，让你去打到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一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但朱德的策略吓住了毛。1938年3月2日，毛以获得日军可能全力对付华北的情报名义，要朱德主力向西防守延安，用强硬的口气说：“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但朱德更强硬，予以了拒绝。


朱德指挥的第二战区东路军扭转了西北战线的危局，虽然第二战区失去了太原，但由于朱德率东路军打向日军后方，使日军不能再继续西进，与中国军队在黄河沿岸处于了相持状态，阎锡山、卫立煌也定下心来，军队逐步恢复了元气。朱德以他的超人胆略，甚至指示黄河沿岸的部队只要用少量兵力扼守河口，这在过去对日作战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路军的成绩使朱德在中国的名声更加大振，因为，他所指挥的军队和作战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没有打败仗的。中G官方党史在说到成绩时，一般只说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从而就悄悄偷换掉了概念，把朱德所指挥的国军的成绩都算在八路军身上。实际上，1938年2月以后，朱德所获得的军事成就是整个东路军的成就，而八路军只是东路军中的一支部队。由于这种偷换概念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就不得不少谈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成就，只谈八路军各部的成就，使朱德在抗战中的军事活动情况变得十分模糊。另一个手段，是强调彭德怀的成就，把朱德竟然弄成了给人以彭德怀傀儡一样的印象，更是十分可笑，之所以这样，也是一种偷换，因为，东路军并没有设立副总司令，彭德怀是朱德的副司令，但只是八路军的副司令，他没有权力指挥国军，把朱德说虚，把彭德怀说实，就悄悄地把八路军替换掉了东路军，淡化国军的攻击。但历史本身不是这样，东路军的成绩包括八路军的成绩主要是朱德的成绩，因此，朱德把整个东路军向东一推进就改变了西北战局，化解了日军对西北的进攻，于次月即1938年3月就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认可，立即升任朱德为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一职务也是中共分子在历史上担任过的国民革命军最高职务，是国民政府标准的上将军军职。这一职务的任命，说明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承认了朱德的抗日成就，并承认他在指挥国军时是采取了公正的立场。


朱德旋即更是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战略意识，在拒绝毛要求西返的指令后，于3月10日率领自己的总部和东路军主力，令人吃惊地大胆东进太行山，完成了对河北、河南日军的重大战略威慑。为了坚定所指挥的国军将领信心，朱德批准了刘伯承提出的响堂铺伏击战，在对作战计划作了仔细推敲后，指名让徐向前具体指挥，亲自带了批国军将校到战斗前线观摩，徐向前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日军一百八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令现场观摩的国军将校十分感叹。朱德之所以罕见地弄一次实战观摩，是因为国军不熟悉运动游击战，希望手下的国军将校能够学会打这种他们原来不会的仗。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德开辟的太行山根据地并不是如中G官方党史所说的只属于八路军，而是属于整个第二战区的，是国军和八路军在朱德指挥下共同开辟的。


朱德认为，向敌后发展没有国共之分，既然是沦陷的国土，只要是抗日军队，就都有权力进去发展，谁先占谁就在那里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承担攻击日军的责任。但客观上，国军并不很适应这种策略，缺乏相应的战术和政治工作能力。因此，更艰难的进一步向河北日军后方腹地的发展，朱德主要就让八路军承担了，从而使八路军获得了越来越广大的势力地区。朱德这种向日军后方发展的战略行动，对日军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使日军越来越只能局限于城市和交通线，失去面上的控制。1938年4月，日军调集了三万部队分九路围攻朱德太行山总部。虽然手上已经有足够兵力，但朱德仍然不迎合日军的战法予以阻击，命令刘伯承、徐向前第一二九师向日军外线活动，命内线的国军采取破敌一路以瓦解日军。虽然朱德选择好了歼灭日军苫米地部一路，把相关的战术及其布置向国军曾万仲第三军、朱怀冰第九十四师、武士敏第一六九师作了详细布置，但国军各部实在不熟悉相应的战术，不能取得预期的作战效果，朱德只能再把向外线活动的第一二九师调回来，改成完全的内线作战，以第一二九师为主力，以国军为策应，在长乐村歼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以东路军总共消灭日军四千多人的战绩破解了日军的九路围攻。


朱德的战略和成效改变了蒋介石的策略，蒋介石一边继续坚持艰苦的正面抗战，一边也开始模仿朱德大规模向敌后渗透。按照战区布局，河北不属于第二战区管辖，蒋介石任命鹿仲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保安司令，这样就开始与已经向河北大发展的朱德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后来逐步演变为了国共冲突。第九军军长郭寄峤晚年回忆说，他曾与朱德有数日同睡一室的机会，谈了很多话，朱德私下对抗战很忧虑，认为毛X泽X东和蒋介石都是太自私的人，国共不容易合作好。郭寄峤是当时与朱德关系最密切的国军将领之一，帮助了八路军不少装备，去台湾后曾任国防部长等职，经常会用抗战时他亲闻的朱德关于军事方面的一些话教育身边国军将领。从当时做过郭寄峤随从参谋、卫立煌警卫等的苗青圃回忆中可以发现，朱德曾住过郭寄峤的办公室，可证郭寄峤回忆的朱德的话不虚。身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朱德必须要考虑国共两方面的利益，对毛X泽X东总是不考虑国民政府利益的倾向自然不会满意，但沦陷区也应该凭能力从日军手里夺回来，而这方面八路军客观上确实比较有能力，既然八路军已经占据了地盘，蒋介石要再拿回自己手上，限X制八路军发展，朱德自然也不会满意。朱德第一次赴南京开会时就建议国军加紧游击战训练，一系列从全国战场角度谈军事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朱德也是再三强调游击战争策略，但这方面蒋介石没有及时予以充分重视，朱德也无奈。国共之间在争夺沦陷区方面发生冲突，是朱德非常不愿意的，这一冲突开始是发生在河北，与他手下的国军没有关系，但朱德还是尽力采取了忍让态度，当鹿仲麟等人实在已经危及到八路军在河北的发展时，朱德毕竟是中共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最高领袖，就采取了军事行动，对鹿仲麟等人进行了打击。后来国共冲突发生到了属于第二战区的山西地区，彼此都比较忍让，采取了谈判的方式进行解决，在对日军事行动上还是保持了协同，朱德作为副司令长官的地位仍然得到国军方面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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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决策百团大战】
朱德的成就不仅为他在全国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更是在中共内部和华北沦陷区获得了高度崇拜。1939年朱德五十四岁生日，这在中国传统本是个很一般的小生日，尽管他本人予以谢绝，但还是形成了一个庆祝他生日的大热闹，周恩来控制的《新华日报》甚至为朱德的生日专门发表了社论，并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撰写了专门的长文《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寿辰》。这标志了朱德作为中共之神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完全确立。这时候，中共武装派系中的各主要派别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已经被朱德完全征服，至于一般低级军官和士兵，更是把朱德当作了神。在所有的将领中，贺龙出道的资历仅晚于朱德，与朱德同是中共中两个军阀出身的人，在军人圈子里贺龙对其他人从不服气，南昌暴X乱时地位高于朱德，之后彼此没有合作，一直到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开始合作，抗战时贺龙彻底服了朱德，感叹朱德名不虚传，“的确是个帅才”。


1940年3、4月间，一直强调以打击日军交通线为最重要策略的朱德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他认为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延迟敌人的进攻”；二，“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敌人企图利用它的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来封锁我抗日根据地，陷我于绝境。而我们则必须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以制敌之死命”；三，“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朱德决策的这次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从朱德打百团大战的目的来说，他显然是站在全国战局来看的。还在1938年10月22日武汉会战期间，朱德特意飞到武汉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也是他与蒋介石的第五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见面时，朱德安慰蒋介石，跟他说即使退到重庆也没有关系，中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但日本在西进受挫之后，集中力量攻击长江地区国军正面战场，对蒋介石的压力是极其大的。1939年9月，日军又与国军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决定打百团大战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朱德一直认为，日军地面部队的主要优势就是机械化，要消解日军这个优势的最好策略就是攻击它的后勤，缺乏后勤保障的日军机械部队就降低了战斗力，机械装备甚至就是一堆烂铁。当时日军向西北的进攻已经完全被阻滞，朱德于1938年3月一到太行山以后，就发展根据地经济，到1940年已经使华北根据地摆脱了粮食等困境，通过积少成多的对日军后勤的打击也已经使八路军拥有了比较充足的物资，各方面都积聚了很可观的力量，可以对日军后方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朱德称之为“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要“使许多沦陷已久的地方，重新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时也可以减轻日军对国军正面战场的压力。


朱德对百团大战作了决策并进行初步安排后，即出发回延安。百团大战一开始是准备只使用二十几个团，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朱德在离开太行山前已经开了扩大作战兵力和战役规模的口子，鼓励把部队拉上去好好锻炼一下，不在乎与日军作战时发生比较多的伤亡，朱德甚至认为一支部队损失三分之一也无所谓。朱德离开太行山之后，进一步的准备工作就交给了彭德怀负责，所有人都没想到后来各方面形势会发生大变，朱德再也没有能够回太行山，百团大战的指挥就也由彭德怀负责了。5月26日，朱德回到了延安。8月8日，在延安的朱德与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下达了行动命令。8月20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八路军在抗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的百团大战正式打响，总共使用了一百多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在22日朱德与左权对前线发出的指示里，把这场战役称为了“百团大战”。到12月5日时，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日军伤亡二万六百多人，伪军伤亡五千一百多人，破坏了正太路及其周边大量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火车站及五个煤矿。


百团大战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成为毛批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因此成为了中共官方党史上的一个可笑的“疑案”。现在一些试图为百团大战“翻案”的人很重要的理由是毛自己曾经同意过进行这个战役，觉得毛是“忘记”了自己同意过，这并不能构成为百团大战“翻案”的理由。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百团大战是由朱德策划并决策的，战后他又立即肯定了这一战役对中国抗战和八路军抗战的意义，当时朱、毛之间的地位、威望和实力，毛对朱德决策的百团大战根本不敢予以反对，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后来毛用百团大战攻击彭德怀，不过是从侧面威慑朱德，而彭德怀不敢把责任往朱德身上推，只能哑巴吃黄莲，为朱德背黑锅，独自承担所谓的“责任”。要知道，百团大战如果不是朱德决策，彭德怀怎么有权力和胆量组织百团大战？至于现在中共官方党史一般认为的百团大战的缺陷，即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更是荒唐，完全还是站在毛消极抗日的地位上为毛辩护。朱德策动百团大战的目的之一，恰恰是要显示八路军在日军后方的力量，以吸引日军，缓解日军对国军正面进攻的能力。不“暴露”八路军的力量，还打什么百团大战？毛对百团大战的攻击，不过是朱德所忧虑的毛太自私的表现而已，今天为毛的辩护，不过仍然是站在毛立场而不是中华民族立场的丑恶的“自私”表演而已。


【全党全军共祝朱德六十岁寿辰】
1946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首先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总司令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为朱德祝寿。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X泽X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X小X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都为朱德的六十寿辰题词、撰文、致电，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的祝词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亲爱的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今天反动派还在进攻，反动派的进攻还没有被打退，但是这个时间是不远了，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来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来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祝你永远健康”！


毛X泽X东的题词是：“朱德同志六十大寿 人民的光荣”。
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
周恩来的祝词是：“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全党中，你同毛X泽X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你是毛X泽X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1月30日，是祝寿活动的高X潮。《解放日报》以整整两版的篇幅，刊登毛X泽X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题词，刊登各中央局的贺电，刊登彭德怀、林伯渠、陆定一、习仲勋等的祝寿文章。


叶剑英率北平中共代表团发来贺词，其中提到：“靠着毛主席和你，已经从赤手空拳的战斗中，创造了一支几百万的壮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坚决相信你，坚决相信你所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一起，一定能彻底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打出一个独立和平民主解放的新中国”。
刘伯承邓X小X平滕代远等来电祝贺，贺辞说：“今天是你六十寿辰，仅以无限敬意，恭祝你永远健康，永远领导着人民解放事业走向胜利”。
贺龙在电报贺词中说道：“二十余年来，我在你的教育下，愈在艰难曲折的时候，就愈无法忘怀你。我晋绥这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队伍，将不仅以自卫战争的捷报来作为祝寿的薄礼，并将永远在主席和你的旗帜下，再接再厉，不达到全面胜利，决不休止。仅此敬礼”!
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祝寿讲话，代表全体指战员向朱总司令祝寿，号召学习朱总司令，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新的革命军事学说。聂荣臻指出：朱总司令的练兵、带兵、用兵的一套军事学说，都是崭新的从群众中来的军事学说。最后，聂荣臻号召全党全军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来完成朱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刘伯承对前线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朱总司令是“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陈毅在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称：“由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这完全是由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忠心为人民利益服务，没有丝毫为‘我’打算所致，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做自己的领袖”。
此外，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也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寿文章或诗词。中共西北局、东北局、华东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也都发表了贺电或专论，热情歌颂了朱总司令的伟大功勋和高尚的道德，突显了朱总司令在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大众之中的崇高威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的题词是：“为亿万人民寿”。


3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设立寿堂，寿堂正中墙壁上是毛X泽X东的题词和中共中央的贺幢：“万年长青”，周围墙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贺联，延安各界代表前往祝贺。下午一时，朱德穿着灰布军装，身披斗篷，乘吉普车来到寿堂，接待络绎不绝的各界祝寿代表。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当时正在延安的一些外宾，如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苏联医生米尼柯夫斯基等也来祝寿。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祝寿晚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致词，接着刘少奇致词，赞扬“朱总司令六十年来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结晶，给予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周恩来在晚会上宣读了他的祝词，他那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声音，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最后由朱德致答词。
同延安的热烈气氛一样，在各解放区内也掀起了祝寿高X潮，真可以说是“普天同庆”。各解放区军民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贺。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五万余人集会庆祝，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致祝词。晋绥解放区各界代表五千余人集会庆祝，贺龙司令员致祝词，参议会副议长、民主人士刘少白讲话，称赞朱总司令“有如冬日之可爱”。晋察冀军区、华中军区也纷纷集会庆祝，聂荣臻、粟裕分别致祝词。冀鲁豫军区在集会祝寿的同时，还在11月30日举办了一个缴获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展览会，陈列出战利品629门大炮、18辆坦克，作为向朱德祝寿的礼物。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也纷纷庆贺朱德的六十寿辰。


【“千里跃进大别山”——毛的败笔】

由于彭德怀对付胡宗南很顺利，中共中央虽然需要一些行军，但基本处于能够正常办公的状态。这样，毛就得到了独立指挥中共各根据地和解放军各部的权力，只是对华北聂荣臻部不能随便干涉，听凭朱德主张，全局问题则随时向朱德通报并听取意见，而朱德如果指挥其他各部一般也要通过毛进行，实际等于被架空了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权力，而成了华北的太上皇。毛这样几乎没有牵制的权力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大大满足了他的独cai欲X望。身边没有了朱德的毛试图展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雄才大略，在战略反攻名义下，实施了他的“大手笔”，这就是刘伯承部即“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这个在中共战史上被大大鼓吹的英明决策，实际是一个极大的败笔。


按照朱德或至少是朱、毛共同策划的内战战略，内战第一阶段是实现兵力收缩，将国军战线拉长，迫使其分兵，进军东北，巩固华北，这样，既立于了不败之地，也决定了国军最终将被击败的命运，全部的问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时间的缩短由朱德实行灵活的战时经济政策和解决炸药、战术问题而决定，并决定了国军将遭到全面失败。但具体怎么实施战略反攻毕竟不能犯错误。在华北，朱德稳扎稳打，实现了把国军傅作义部压迫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狭窄地带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如果改变错误的战略，干脆放弃华北，将善战的傅作义大军调出，不管调到东北还是调到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将改变战局，但朱德看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会这么做。


蒋介石一方面在华北增兵与朱德纠缠，一方面进攻延安、山东，这种分兵攻击似乎是在实施重点进攻，实际却是并无重点，哪头都不重，都是绵软无力。对空城延安的占领耗费极大，连瞎子摸象都不是，简直就是瞎子捉老鼠，胡宗南部东出太行，或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守护西北、威慑延安，蒋介石集中精力进攻山东，情况会好得多。由于分兵，国军对山东的进攻也非常不顺利，被天才的粟裕找到了机会，在孟良崮歼灭了成为孤军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师。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因杀妻之罪改换了名字，1903年生，陕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善书法，抗日战争期间因作战凶猛著称，为一代著名抗日战将，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结束国民革命军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为国军五大王牌主力师之首。在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对自己充满信心，放手让粟裕将他围在核心，其他国军又对粟裕进行反包围，准备内外夹击歼灭陈毅部主力，结果外围国军无法突破粟裕防御，身处核心的张灵甫被粟裕歼灭。孟良崮战役张灵甫之死表面看是粟裕的战术比张灵甫技高一筹，实质上粟裕是胜在了中共战略的优势背景上。张灵甫本身的战术并没有错，如果外围国军有力，对粟裕将是致命的，但他与蒋介石一样犯了过于信赖国军精锐作战能力的错误，粟裕敢于围歼张灵甫，乃在于外围国军兵力不足，不能够及时突破粟裕的防御，对夹在当中的粟裕进行强大的挤压，实施歼灭。国军本是试图利用自己的武器优势对解放军进行重点打击，寻找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孟良崮战役是难得的一个决战机会，但由于蒋介石到处分兵，即使出现了孟良崮战役这样难得的战机，却并不具有足以歼灭解放军的决战兵力，反而导致自己惨败。


孟良崮战役标志了解放军已经具备进行野外大规模阵地歼灭战的能力，既出乎蒋介石的意外，也出乎毛的意外，极大地刺激了毛兴奋的神经。按照朱、毛共同拟定的进行战略反攻战略，毛命刘伯承部向南出击，从内线跳到外线作战。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也是进行战略反攻所必要的行动，但毛头脑发热，采取了“大跃进”方法，导致了严重的战略失策。毛虽然已经是个军事战略家，但其军事能力终究不过是相对于其他政治家们来说的，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懂军事技术，对战术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于他的军事知识是长期的游击战中得来的，而且主要是来源于朱德长期的熏陶，在正规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当朱德在其身边时，毛进行战略决策就不容易犯错误，但当朱德不在身边时，毛单独进行决策时他的两个弱点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从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朱德的离开既使毛满足了独立决策的欲X望，也使毛走入了战略失误的境地。朱德显然意识到了毛可能会改变既定方针，会犯错误，而且解放军大多数将领也不懂得正规作战，1947年7月20日朱德给毛X泽X东写信时，特别提醒：“各解放区野战军反攻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后方运输供给，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也是必须的。现时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才能顺利克服碉堡的困难。”朱德这个提醒充分照顾到了毛的面子，“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这句话为毛长期忽视后勤的习惯留了余地，但朱德无疑是告诉了毛，进行战略反攻已经不是以前的游击战，而是大兵团作战，必须要有后勤保障，并应是重兵运动战，也即是不能中断战线的攻击。但毛并没有理睬朱德的提醒，坚决要弄个“大手笔”，命刘伯承来了个“千里跃进大别山”。


刘伯承军事学修养的全面和作战经验的丰富是朱德在解放军将领中最器重的，也是国、共两方都公认的，但刘伯承一直是个非常晦气的人，一生的军事生涯极不顺利。刘伯承最顺心的时期是抗战前期，由于林彪受伤养病，刘伯承是朱德最得力的师长，但即使这样，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毕竟打的是积少成多的游击战，现在进行战略反攻，正是刘伯承可以一展身手的天赐良机。但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断送了刘伯承，使刘伯承失去了这个可以大放光彩的历史性机会。刘伯承、邓X小X平晋冀鲁豫解放区是中共的中坚，到1947年春、夏时，拥有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已经超过四十万人，是解放军的第二大主力。在战略上，蒋介石对刘伯承、邓X小X平采取的基本是防御性作战，没有足够的兵力从刘、邓方向对中共进行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弱点正是中共的长处，因此，进行战略反攻时用刘、邓进行中路突进打的也正是蒋介石的软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战略。1947年6月底，刘伯承从鲁西南向南突破黄河，实施解放军战略反攻最重要的一步进攻性棋子。刘、邓很顺利，蒋介石的战线被拉开了口子，实际上等于两头重点进攻、中间防御的基本战略在7月已经被打破。朱德在华北是压迫国军，打通各解放区通道，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互相呼应，刘伯承完成突破打到外线后，最妥当的战略应该是就地巩固、拓展，继续向南以及向西威慑，向东、东南打通与陈毅部的通道，连成一片，互相配合，歼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再试图向南梯次突破，或就在黄、淮地区跟陈毅联手与国军进行大兵团作战。7月20日朱德写信特意提醒毛，但毛于23日就电令刘、邓：“为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应即短期休整，速向大别山跃进。”于是，刘、邓就“千里跃进大别山”了。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直被中共X党史和军史吹嘘成毛最光辉的战略“大手笔”，其实并经不起推敲。这实际不过是一招大败笔，是把本来很妙的战略突破弄成了一步臭棋。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不懂正规大兵团作战的毛使用了游击战的方法，让刘伯承脱离后勤，孤军深入，由于相应战术的需要，本是重兵的刘、邓大军不得不改变为轻兵，失去进行大兵团歼灭战和对抗的能力。刘、邓进入大别山，不过就是到大别山建立了一个游击根据地，不仅遭到重大损失，更使中共辛苦建立起来的在关内强大的一支主力降格为了一支游击部队，进行了自宫。虽然刘、邓在大别山牵制了一部分国军，但已经失去重武器的刘伯承再也没有能力对国军进行大规模歼灭战，而只能以在大别山获得生存和进行防御为主要作战目标，使解放军的主力和与国军进行会战的力量大大降低。从所谓牵制国军兵力来说，刘、邓突破黄河本就已经达到目标，并且以强大的战斗力威慑着蒋介石，而刘、邓进入大别山后，武功也就废了，蒋介石虽然歼灭不了这支孤军，但予以围困就使刘、邓不能发挥解放军主力的作用。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解放军在关内的最重要主力不再是刘、邓，而成为了陈毅部。刘、邓突破黄河时，率领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中约十二万五千人最精锐的部队，进入大别山时减少为九万人，仅仅半年多后，1948年春还是不得不重新出山参加中原逐鹿，出山时只剩下了五万六千多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荒唐之处，等于是毛把关内解放军最精锐的主力降格为普通部队，长途跋涉到大别山忍饥挨饿过了一个冬，就象做了个游戏。刘伯承晦气的是，本应该他是与国军进行中原决战的主角，等他率领残军再走出大别山时，所谓的刘、邓大军只能成为陈毅、粟裕部的配角了，淮海战役时，解放军真正的主将成了掌握着主力的粟裕，刘伯承几乎成了粟裕的高级参谋和方面军司令。


“千里跃进大别山”实际上是毛“向南”旧病的复发。早在抗日战争组建新四军时候，毛与项英就有着在南方为将来国共内战进行战略布置的默契，这一布置中包涵着一种“向南”发展和锲入的强烈意识在里面。1946年6月时候，与朱德将军队向北收缩、向南防御以集中兵力巩固华北相反，毛试图要刘伯承、陈毅南下越过淮河作战，这意味着刘伯承、陈毅将无法巩固已有的根据地，向南游离到外线作战。毛这一想法的本质，是他不懂得大兵团正规作战技术，是在用游击战的经验安排战略。如果这样做，那么，中共内战前向北收缩的整个战略就将被破坏。虽然陈毅积极支持毛，但粟裕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应该脱离现有的根据地跳到外线作战。毛对粟裕的意见犹豫不决，幸好粟裕顺利打好了苏中战役，证明了自己意见的正确，毛才暂时搁下了“向南”的想法。“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毛这一想法的死灰复燃，是他终于实施了的一次“游击战”。


面对中原僵局和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22日，粟裕至少经过四十多天考虑后，“斗胆直陈”地给毛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X小X平发了一个电报，也即“子养电”。在这分电报里，粟裕作为前线高级作战指挥官迂回但仍然比较直白地指出了严重的形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X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这封电报里令人难以察觉地把解放军在中原的被动指向了刘、邓跃进大别山，使解放军兵力分散，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刘邓部和陈粟部，在中原组织歼灭战。


粟裕，原名粟多珍、粟志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5年春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清党后去武昌，被中共安排到叶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兵，接受了初级的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粟裕起点低，南昌暴X乱时为班长，三河坝阻击战后跟随朱德，因作战勇敢和忠诚被朱德提拔为军官，但职务上升比较慢，朱毛红军江西时期在非主力的地方红军红十二军中任职，作为朱毛嫡系人员做到了红十二军师长职务，也担任过红四、十一军和红七军团参谋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华和战将本色，但粟裕为人沉稳、谨慎，熟悉政工而在政治上并不过于激进，考虑问题全面，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领导人气质和修养。1934年7月，粟裕作为参谋长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刘畴西、乐少华红十军团后，继续担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刘畴西因战被俘，乐少华战死，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终于突颍而出，成为独立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指挥天才。1935年10月，粟裕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成为一方根据地首脑，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张鼎丞，但实际主要作战多数是由粟裕指挥。1940年7月，粟裕随陈毅进入苏北，从此正式开始成为陈毅副手，并成为陈毅最得力的战将，由于陈毅军事上比较平庸而为人豁达，粟裕越来越成为了陈毅部一系列战役的实际指挥官，在解放军组建后有了“陈、粟大军”的称呼。粟裕是从低起点逐步成长出的一员战将，他晚年仍然再三强调自己打仗是由毛、朱德教会的，实际上说毛更多是政治性客套，如果仔细分析、对比粟裕与朱德的战例，粟裕显然是从自己眼见的朱德军事艺术中获得了精髓，最终与林彪一样成为了由朱德熏陶出来的天才军事家，但林彪更见长于战术，粟裕更见长于战略，因此，粟裕更是中共除朱德之外最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战略天才在他下决心发出“子养电”后，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粟裕“子养电”之所以是“斗胆直陈”，是因为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名震中国，但地位并不高，仅仅是陈毅的副手，且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共军界和政治界的核心圈子，也没有卷入过相关的冲突，当时唯一牢靠的保护伞只是本就具有被边缘化倾向的陈毅，稍不小心就可能前途尽毁。而客观上的情况对粟裕几乎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无论粟裕怎样小心翼翼地把握措辞，毕竟矛头是对着毛，而且也等于否定了老资格的刘伯承，更可怕的是，随后事情的发展也使粟裕跟陈毅对立了起来，忠诚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将领对粟裕进行了指责，使粟裕基本孤立了起来，几乎处于了人生毁灭的境地，弄得粟裕不得不再三表明自己对陈毅的尊敬和忠诚。


毛此时也是急于摆脱战场僵局和劣势，但对现代战术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并不能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依然只会想当然地搞他的“大手笔”。毛再次产生了“向南”冲动，捡起了他的游击经验，想出了新的“千里跃进”，把陈毅召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陈、粟部分兵，组织三个纵队十万大军向南突破长江，打到长江以南去。与其说是个军事领袖不如说更是个实力派但在军事上并无天才的陈毅，与1946年6月支持毛越过淮河向南到外线作战一样，对毛这一“大手笔”兴奋备至，积极服从、响应，当即答应派粟裕率十万精兵于1948年秋天南渡长江。文学青年出身的陈毅赋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五年胜利，即指毛X泽X东原来说的打败国民政府需要五年。粟郎，即指粟裕。既然这个行动要由粟裕执行，粟裕又在“子养电”中主张在中原打歼灭战，自然还是需要把这位南下主将当点事，因此，毛亲自起草了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坚持要粟裕南渡长江，并指示粟裕按照毛在井冈山时发明的所谓“兜圈子”战术：“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管怎样，这总算是等于毛已经承认粟裕具有了与自己进行争执的地位，是对这位歼灭张灵甫的战将予以器重了。这样，便有了一场粟裕与毛之间的战略争执。


粟裕与毛之间的战略争执对早日击败国民政府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决定性的定鼎人物则是朱德。这场战略争执一开始毛只是对手握重兵的粟裕表示尊重，在实质性观点上却丝毫没有余地，陈毅回去后更是督促、组织执行南下计划。华东野战军精锐的第一、四、六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占陈毅部主力三分之一，毛命于5月15日后向长江以南突破，去“兜圈子”。虽然国军要在中原对解放军实施歼灭受困于兵力缺乏，但从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中原进行歼灭战，同样也处于兵力缺乏的困境，毛本已经几乎毁掉了刘、邓大军，现在又要毁掉陈、粟大军了。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决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被鼓吹为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吸引了国军，特别是使蒋介石调动了部分预备部队从江南北上，毛在中原削弱自己、增强敌人，以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又要陈、粟大军南下，“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等于再用陈、粟大军的损失否定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颠三倒四之极。粟裕认为，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实际并不能将中原国军的四个主力军吸引到江南去，而自己到敌人深远后方打游击战，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千里甚至上万里，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等于自己毁灭了，却又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粟裕经过再三考虑，在“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4月18日，再次决定给毛发电反对。粟裕不敢绕过陈毅，陈毅很不满：“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好在陈毅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并没有阻止粟裕。


在与粟裕的争执中，毛逐步体会到了压力，粟裕虽然地位不高，但下江南只能是使用陈、粟部，而且粟裕是唯一具备能力可以担当此任的大将，粟裕本人不愿意南下，绝不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这不仅只是个南下的问题，更是牵涉到了全面的内战战略，到底如何，必须要朱德来参与决策了。朱德作为中共最被将领们信服的军事家，如果朱德认为应该南下，粟裕也就无话可说，如果朱德认为不应该南下，中共中央就必须重新调整南下战略。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3月10日，在陕北的毛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去华北，到达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粟裕4月18日电后，已经到达华北的毛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商量行动问题”。


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诚惶诚恐的粟裕先去拜见朱德，希望先听取朱德的意见，长期与最高领导层缺乏交道的粟裕显然不很熟悉朱德的风格，朱德只是鼓励他在会议上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说就是，粟裕不知道这实际就是朱德已经支持他了。第二天，五大书记以及陈毅、粟裕、聂荣臻、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开会，核心的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意见。第一次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的粟裕非常紧张，加以在他汇报自己想法时不时有人以近乎居高临下的态度插话询问，更加重了他的压力。由于南下是由毛决策的，是毛第二个“千里跃进”，而刘、邓的第一个“跃进”又是被吹嘘为无比英明的，因此，周等人对粟裕采取了严厉的质问态度。粟裕汇报过以后，一片沉寂。粟裕虽然说是应该暂缓渡江南下，但实际等于否定了毛的主张，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朱德，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粟裕，在场者中的最高军事权威只能是朱德。如果否定，朱德足以让粟裕心服；如果肯定，则朱德足以让毛改变决策。朱德表态了，支持了粟裕，认为解放军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但南下可以作为以后考虑的方案，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朱德的态度既强有力地否定了毛，也给了毛面子，肯定了毛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质上等于废话，因为，解放军要全面击败国军，最终自然是要向南发展的，粟裕与毛之争并不在这一趋势性的方针上，而是在眼前是否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扭转中原战局的问题。朱德肯定粟裕之后，其他人的立场也就动摇，毛则做了次“明君”，在保持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容纳了粟裕意见。之后又陆续开了几次会。刘少奇认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解放军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必须义无反顾，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认为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采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任弼时认为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可见，虽然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但他们有着很大保留，甚至只愿意给中原作战有限的期限，根本上仍然维持毛原有主张。


毛显然比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明也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能在粟裕对南下提出异议后予以容忍，一来粟裕的异议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压力，二来刘、邓的窘况也越来越证明了南下不可行，毛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大兵团作战还想搞“兜圈子”将是非常荒唐的。朱德提醒“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和后勤问题，实际已经指出了大兵团作战与游击战的关键性区别，而粟裕对南下后十万大军将面临到的惨象的描述实际正是涉及到了重兵和后勤这两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后勤配套和将重兵改变为缺乏战斗力的轻兵，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毛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对于他来说的新的战争模式，因此，不仅接纳了粟裕的主张，而且也同时要求刘伯承、邓X小X平将所部残军调出大别山，到中原与陈、粟大军会合作战。毛枭雄本色非同寻常，一方面他仍然强调“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正确，维持自己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果断改变思路，很明显地不满意刘伯承没有象粟裕一样能够在“跃进”前进行异议，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提出要用粟裕取代平庸的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而且要把刘伯承部兵力归属粟裕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才是毛在内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手笔。惶恐不安的粟裕不敢接受毛这一破格提拔，客观上其中的压力特别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中庞大势力可能发生的逆反情绪也远不是粟裕所能够扛得住的，最后，陈毅转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职务，到刘、邓处工作，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名义上受由刘伯承、邓X小X平、陈毅组合的集体领导，实际就是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并按照作战需要指挥刘、邓部队。

暴风影音

【周恩来是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党史和一般民间的中共X党史评价中，周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野心、不窥视最高权力的人，这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旅欧期间，还在张申府在欧洲的时候，周就实质性地架空了张申府对法国派系的权力，张申府离开欧洲后，周更使自己成为了旅欧派系的头号领袖。在黄埔军校和广州期间，周很快就成为了中共实力派的头号首脑。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权力被邓演达掌握，周如果呆在军队，不过就是邓演达的副手，因此，周恩来跑到了上海，马上成为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X乱的头号首脑。南昌暴X乱时，他又成为了头号首脑。虽然有一段时间顾顺章在中共地位高于周，但周仍然强有力地做到了对顾顺章的特工系统进行控制。可见来并不是一个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从他残暴地杀掉顾顺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统、一贯提倡并坚持抓军事来说，他完全是个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间，由于他是中共旅欧共产主义派系的首脑，既没有因为暴X乱问题受处罚，但也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回国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本来低于周，但周成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证明周没有野心，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在控制傀lei向忠发的问题上，周实在没有办法跟李立三竞争，向忠发本来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lei，这种特殊“权力”没有人可以取代，即使这样，周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强大得多，获取了仅次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在皇权观念中“野心”才是被认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权观念，在“皇帝”未出的时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


周到中央苏区后，冷酷的他非常强硬，所采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对毛是挤一下再用一下，最后借助项英、任弼时势力的力量，彻底排挤掉了毛。对项英、任弼时，由于他们背后站着中央，周采取了联合、制约的方法对付。在几乎所有的条线上，周都坚定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苏区和红军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庞大网络。周最铁腕的动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诚于他的专门肃反机构和情报、特工系统，把对大多数人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这时候显示出了并不亚于毛的独X裁倾向，苏区几乎所有条线的工作都必须要经过他，几乎所有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较强硬的项英、任弼时面前表面略软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强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强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苏区前，周是中央苏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博古来了后，周处于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地位。


周比之毛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权斗的技术处理上，周更加老到、精细和毒辣。周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么他性格阴柔，而是他缺乏毛的悟性和创造力。毛善于领悟和总结，他可以很机敏地从别人的成就中领悟并总结出某种原则，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自己个性鲜明的主张。周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一缺陷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毛可以不患得患失，动辄提出这个主义、那个路线，大刀阔斧，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义、路线的，就成了他的人马、势力，周则只能兢兢业业，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然后将功劳归到自己名下，用堆积功劳的办法确立自己的权威。李德说周，“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种做法与毛不讲功劳讲主义、路线，境界要低多了。


周将第四次反围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他晚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维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但却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不是窥视最高领袖地位所应该做的，与毛相比，确实是低了一个档次。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建国后个人崇拜到全国晕头的时候，毛都不敢轻易说这个仗、那个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军人，周则曾经有过军衔，身份模糊，但在职业军人眼睛里，他终究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具体指挥过作战。龚楚回忆周一次作军事报告后，军人们觉得很惊讶，结果项英说出来是几个人讨论了几天的结果，可见人们并不认可周是懂军事的人。何长工晚年回忆朱德说，第四次反围剿“自始至终是朱总司令指挥的，他是现场指挥员”，并说“李德是以后才来的，他洋鬼子，哪有总司令的经验丰富”。可见，何长工这样亲身经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始终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是朱德。


【不存在“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张戎在自己书里提出中提出“蒋介石放走共产党”，这个观点流传越来越广。她最重要的依据是斯大林用蒋经国作人质，换取了“蒋介石放走共产党”，但相应的理由并不充分。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几乎所有在苏联学习的人都是“人质”，蒋经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正因为如此，据盛岳回忆，不仅蒋经国在苏联时是个反蒋介石分子，而且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也是个反冯玉祥分子，连被冯玉祥派去苏联学习的鹿钟麟将军都要声明“我鹿钟麟一旦回国，必将竭尽全力来解放工农，要是我变成了反革命，我要求你们大家打X倒我”。但是，蒋经国这样的人人身也是特别安全的，当蒋经国发表反父亲蒋介石的声明后，一时成了英雄，以至于盛岳妒忌地说：“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象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其实，蒋经国人身的安全性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反蒋介石，他因反蒋介石而在莫斯科成为红人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他人身的安全也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他的“人质”性同样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因此，蒋经国的人身问题取决于中、苏两国的利益关系。此外必须注意到，当蒋经国成为“有名的大红人”时，正是苏联与南京政府闹崩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儿子在莫斯科而不清党，中共的问题并不能成为蒋经国人身安全的砝码，如果把蒋经国人身问题看成左右中共命运的因素，甚至是主要的和关键性的要素，既看低了斯大林，也看低了蒋介石。蒋经国作为中、苏两国之间的“人质”因素，只能存在于两国利益的交换中，具体说来，最主要就是在对抗日本的问题上，而且，这个因素也是极其微弱的，在斯大林和蒋介石这两个枭雄之间，不具有任何可以要挟的意义，不可能成为蒋介石放走不放走中共的要挟。


前面已经说了，当日本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严重化的情况下，苏联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抵抗日本的中国政府，因此，就需要日益消耗中国政府的中共红军走向失败，以维护中国政府的国力。为此，莫斯科对中共施展了促成其失败的阴谋，这一阴谋在1934年8月告了一个段落。1934年8月，当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上海局给了中共一个批准其“突破”的含糊其词的电报后，以盛岳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突然因为叛徒“出卖”，神秘地被国民政府破获并捣毁了与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系统，这样，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也就中断了联络，中共中央自建党以来第一次象脱了线的风筝，莫斯科任其自己去飞了。莫斯科真的没有办法联络中共吗？要知道，当中共上海局被摧毁，莫斯科的远东情报系统包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只是被逮捕了一个负责人，基本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以浦修人为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上海局也建立了起来。莫斯科曾派了一个叫纳尔逊的美国年青人送了五万美金和一封信到上海，交给了一个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叫埃伯特的俄国人，信的内容至今不知，但至少莫斯科在中国的情报人员随后并没有什么行动。莫斯科手上掌握着不少中共分子和组织，特别是在中国北方，有不少中共地下人员仍然受着莫斯科指挥，而在苏联，更是专门养着一批中共分子，中共特工新秀康生也正在莫斯科，莫斯科如果认为需要保持或重建与中共的联络并继续指挥中共，可以采取主动行动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莫斯科并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没有及时派人去寻找、联络“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


李德认为1934年10月进行“突破”时的中央红军野战军并不是一支被打败的军队，留下主持军事的龚楚也承认即使“突破”后留下的红军也仍然很强大，也就是说，当莫斯科在与中共中断联络时，在表面上中央苏区是很强大的。不仅强大，而且比之前四次反围剿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红军得到壮大了。因此，中共就无法将之后失败的责任归到莫斯科头上。但头脑略清醒的人都已经知道，中央红军的最后失败已经是被注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实在是太需要及时中断与中共的联络了。一支八万多的大军，而其中没有枪支的人员有三万多，在重重包围中进行突破，失败是必然的。1934年8月当接到中共中央关于“突破”的决定，莫斯科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这时候，对莫斯科来说，根本不需要与蒋介石达成一个什么“放走共产党”的默契或交易，而是彻底放手，让蒋介石去消灭中央红军乃至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消灭中共及其军队有过实质性的干涉和施压，苏联需要的是蒋介石尽快结束这一内战，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但蒋介石实在不争气，把这一内战打成了持久的追剿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在中共能否应付蒋介石追剿的问题上，实际上莫斯科是深有远虑的。莫斯科既要让中共失败，又要保留中共，以备将来利用中共牵制中国政府。莫斯科长期来在中国北方进行了大量活动，悄悄培植中共势力和组织，并已经利用冯玉祥系的掩护和合作，形成了一个可以向北退入蒙古的陕北苏区和一支红军。在中国，政治上莫斯科扶植着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亲苏联政治派别，军事上则与冯玉祥系保持着密切关系，并越来越拉拢失去了东北的张学良系军人。在中共内部，莫斯科最后的准备手段是将一批中共要员养在苏联，中共政治局成员养着王明和康生两位，这样，即使中国国内的中共中央彻底被消灭，莫斯科也可以随时重建中共中央。而在国内的中共人员里，莫斯科对中共国外帮的能力始终留了一手，尽管不满，但一直维护着两个能力最强的国内帮领袖张国焘、毛不被彻底打击，以增加中共得到生存的几率。对莫斯科来说，既要让国民政府消灭中共红军主力，也要保留中共组织乃至希望保留部分红军，至于保留到什么程度，则是放任，让国民政府自己去发挥，让中共自己去挣扎。莫斯科暂时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反正，国民政府消灭了中共中央，莫斯科还可以重建一个中共中央；国民政府消灭了中央红军，还有任弼时、贺龙的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红军；即使都消灭了，还有陕北红军。从基本的逻辑上说，从中央苏区“突围”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只是中共和红军的一部分，莫斯科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为其生存与蒋介石进行交易，也不存在蒋介石要把这股人当作整个中共和中共红军“放走”的问题。


那么，蒋介石是否是利用逃跑的红军一路跟进，以解决控制西南地方势力的问题呢？这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客观上蒋介石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也对西南地方势力予以了控制。但是，这仅仅是追剿红军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不能理解为是蒋介石的目的。从之前、之后蒋介石与中共武装的作战来看，蒋介石实际上至今没有找到对付中共武装战术的办法。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之所以取得胜利，是靠持久的堡垒战稳步推进实现的，这种战术消耗非常大，而且，一当红军“突破”后进行大幅度运动，蒋介石的这种战术就难以充分展开，作战效率极其低下，围一次被红军逃一次，红军停下了就再花大力气围，实际上，“长征”中最辛苦的并不是红军，而是国军。由于没有找到对付红军战术的最好办法，国军就只能盯着红军围堵、追剿，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客观上也就只能采取梯次追剿的办法以降低军队的消耗，从而在追剿中留下了一部分军队在当地。也就是说，蒋介石是为了消灭红军而顺便控制了地方势力，而不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而故意放红军逃跑，这种逻辑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如果蒋介石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那么，当红军进入贵州、云南后，蒋介石就已经达到目的，完全应该是在贵州和滇东北就把中央红军消灭掉了。至于四川，那里有张国焘的借口，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让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可见，说“蒋介石放走共产党”是理由不充分的。

暴风影音

这个贴子作者说观点都是别人的，他只是组织语言。

从观点来看，就是顾则徐在台湾出的那一本书

萨沙

说实在的，浪费时间驳斥这种文章很没有必要，但忍不住说一说。
时间有限，只说几点：
1.三河坝分兵，分兵是绝对错误的，但朱德因为不是领导层核心，所以不怪他。不过钱大钧不过1万多人，朱德4000多人，打了3天，朱德伤亡1000多人，钱大钧伤亡不过2000多人，差别不大。由于南下部队溃散，三河坝的战斗没有意义，不存在什么打的很好，因为最后还是开溜了。
2.转战湘南。朱德的贡献是最终带了700人到了湘南，3000人最终就剩700.但湘南起义的胜利主要不是朱德，而是当时军阀混战，湘南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加上当地地下党农民军搞得很好，所以一瞬间在搞了这么多县和数万农民军出来。但湘南起义很快失败，原因很多，朱德没有制止政府搞极左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最终朱德在湘南站不住脚，带着2万多人到井冈山，但路上跑了1万人，到了井冈山以后又拍了5000人回湘南，这5000人随后就散了，这都属于严重的失误。
3.自立门户。朱德在井冈山上和毛X泽X东争高低，自己率领几千主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开辟局面，等同于叛变。最终也没有得到好处，在湘南被范石生打的狼狈鼠窜，兵力损失一半，井冈山也因为少了主力部队差点完蛋。最终朱德走投无路才又回到井冈山。
4.井冈山的反围剿。上面规划，完全是毛X泽X东，毛大权独揽，轮不到朱德做主。下面指挥都是王尔琢，林彪这些人，朱德顶多是承上启下的传传命令，虽然也有亮点，但要说功劳都是他的，属于扯淡。
5.转战建立中央苏区。一路溃败，朱德自己差点就被活捉，老婆都被抓住枪毙了，最好依靠军阀大战爆发，赣军停止追击才保住性命。
6.第四次围剿。上面规划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是集体规划的结果。下面具体指挥的是彭德怀林彪，朱德有贡献，但又说成一个人的，也属于扯淡。

实际上，井冈山的围剿中是朱德最后一次实际指挥战斗，之后基本都在上面规划规划，制定制定战略。但由于毛X泽X东的存在，朱德基本是虚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毛X泽X东下台，但又有周恩来，刘伯承，李德这些人做主，第五次围剿朱德实际也是被架空的。
随后长征期间，朱德基本打酱油，还跟着张国焘跑了。抗战期间，朱德也是在同毛X泽X东一样，在后方发发电报而已，打的好算自己的，打得不好算一线指挥官的。解放战争不提了，有没有朱德这个人根本没区别。

萨沙

文章还有很多谬误，甚至可以说到处都是破绽，没时间一一指出。
朱德一生打仗负多胜少，就是在滇军也是这样。之所以投靠革命，不过是自己的滇军主子完蛋，自己还被暗杀，走投无路之下被迫所为。
朱德的贡献是有的，也是挺大的，在于在南昌起义之后保存了一只军队，并且逐步被毛X泽X东控制，最终建立了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开山祖师爷。
而并不是朱德的什么指挥，他指挥能力是不行的，战略头脑也有限。
换句话说，朱德的贡献不过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而已，但其间还有无数人帮忙，做出各种贡献，光靠朱德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仅此而已。
之后的所谓指挥什么，用林彪的话来说：你自称是总司令，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打赢了哪个战役？

暴风影音

萨沙 发表于 2014-11-3 21:44
文章还有很多谬误，甚至可以说到处都是破绽，没时间一一指出。
朱德一生打仗负多胜少，就是在滇军也是这样 ...

我还有一个贴子没有转。突破迷雾看朱德的军事才能，你说的林彪的事情就是迷雾之前，说这是文X革时林彪说的，演戏的给毛看的成分很大。高华也说林彪私下去拜访朱德是毕恭毕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