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近代中国镜像

秦泽

节选，沟口雄三著

   《劝学篇》中的那篇文章写于义和团事件发生两年以前，百日新政前夕，“乱民必作”的后文是“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民权之）义务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籍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之洞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已经预感到了义和团事件的发生。所谓“倡此议者”，是和上面引用的“人人皆大者王、小者侯之思”的后文“而此起事之诸人，率皆文弱书生，自先被就翦屠，不待言矣”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文弱书生结果总是最先牺牲，企图成为王侯的野心家不过是利用他们为实现地方清道而已。这一洞察让我们联想起孙文也曾批评过，分省自治、联省自治论结果只能为军阀铺平道具。

    《劝学篇》正因为有了这一段担心民权运动后结果的论述，三十年来一直被视为反动言论，成了洋务局限论的一个重要根据，且不论细节，但从大致的情况来看，张之洞的忧虑应该说基本成为事实。实际上，张之洞已经处理过多次焚毁教堂的事件，即因谣传**教徒剜眼部剖腹吞食孩童而发生的教会袭击事件，而且每次都不得不负责赔偿；尽管这里我们无暇举例详述，但可以说，整部《劝学篇》几乎都出自于他四十年以来的政务经验，而证实这些言论的根据是相当沉重的。

    附带补充一句，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到，张之洞的反民权（在他的意识中是“自主”）的原理，毋宁说是因为预想到了民权运动的旗手们的“文弱”、乘机利用“自主”口号的会匪头目等野心家的蠢蠢欲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列强干涉––归根到底就是野心家们的“自主”可能导致的瓜分危机––而从政治大局出发的观点，正是这一从政治大局出发的对外危机意识才是他行动的根据。更深入地说，在“文弱书生”最先成为牺牲品质而“岂得独安独活”这句话里，尽管透露了一位老人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书生”的忧虑，但并没有丝毫憎恶。在张对六君子的牺牲保持沉默的态度中，或许隐含了他对六人的“轻举妄动”的一种批判，以及对于“轻举”––换言之，即年轻人特有的真率和执著––的一种心痛和难过。不难想象，他对于康梁非同寻常的的愤懑之中，也包含了这种心痛、难过和焦躁。在他眼里康梁才是煽动那些和六君子一样纯真执著、前途有望的“书生”，把本来可以成为下一代中国之希望的年轻人引入歧途、置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如果从张的心情出发，把康梁视为不负责任的煽动而“犹太我中华”的不可饶恕的“逆党”，也并非不可理解。

(这段是较前的，单独摘抄上来)那时光绪帝二十七岁，康有为四十岁，谭嗣同三十三岁，而梁启超年仅二十五岁，那么年轻，在政事上、官事上又没有实际经验，却把那些连六十五岁的张之洞都谓叹“锢弊太深”的大臣们排除在外，而且把李鸿章、张之洞他们推到一边，只凭光绪帝风发的意气就匆匆忙忙的实行改革。拿日本来说好比中江兆民、植木枝盛在内外政情都还不稳定的情况下，把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挤到一边，直接向年轻天皇要求推进民权运动一样，怎么能不令人胆战心惊呢？

猪头熹宗

说什么扭曲这种不找边际的话，实在没意思。

对比一下日本明治维新三雄，就可以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本来就不好使，水平差距过大，用扭曲这种隔靴搔痒的话来说，真的是不明所以。

脑子不好时就不好使，别装好使，让人觉得虚伪的恶心。

暴风影音

踢开李鸿章张之洞不管？李鸿章张之洞都他娘的这把年纪，就算不踢开他们，他们还能有多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