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遣唐使：朝贡与文化输入的限界

蓝骑士

翻译了一篇文章作为参考。翻译是选自榎本淳一的《「国風文化」と中国文化——文化移入における朝貢と貿易》一段，收录于《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标题有一些小改动，为了符合需要。

                                                                                  遣唐使：朝贡与文化输入的限界
遣唐使的界限
       直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受到了唐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也大抵是遣唐使被持续派遣的时代。虽然最近通过新罗或者是渤海等朝鲜诸国的文化输入路径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仍然是遣唐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7世纪前半期到9世纪前半期，大约2个世纪的时间，遣唐使直接带来了唐代的先进文物，成为日唐间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桥梁，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值得大书一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遣唐使的评价是否拔高了呢？遣唐使并不可能将所有的唐代文物无限制地带回日本，必须认识到，在种种制约的范围内，他们也只是舶载了可能的文物。
       遣唐使的派遣，进入8世纪以后，除开一些特殊场合，大约20年一次。随行人员中不用说，学生在使节中占了大多数，而且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根据时期不同也有所差异。 20年一次的珍稀机会，对于遣唐使来说，必须取得富于效果而且必要度高的文物制度。当然，他们所选择携带的文物•学术也是基于政府的意愿，对政府来说没有太多必要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遣唐使派遣不仅伴随着海路的危险，作为朝贡使献给唐朝皇帝的贡物以及准备使节•随员的补给品，这些都要求一笔巨额的费用。因此派遣次数不是能够简单增加的。那么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如此，不采取朝贡使的形式，通过送派小规模的留学生以及民间贸易的形式，输入唐朝的文物制度不是更好吗？实际上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唐代律令制下的外交方针
       通常，说起丝绸之路，大家就会联想到唐与诸外国之间是自由通交的状态。但是现实却是：至少8世纪前半期，律令制仍然在唐维持其机能的时代，原则上是不允许除了国家公认外交以外的异国使节出入国境的。 公使以外的出入国有必要得到皇帝的敕许，偷渡行为是会被严厉处罚的。玄奘三藏（602~664）与鉴真（688~763）这些高僧，是出于求法或者是布教，敢于冒犯国宪，秘密出国，但他们也经历了异常的困苦，即是这个原因。
       尽管我们知道唐朝前期也有波斯人与粟特人在国内存在，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唐与外国之间自由往来，而是由于唐与突厥的战争，他们逃入了唐国。对于他们来说，随便出国也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只不过被承认在唐国内进行交易活动。
在唐朝律令制下，公认外交使节以外的入国得不到认可，这就使得日本输入唐朝的文物•学术不得不有诸多限制，另外也不得不采取派遣遣唐使这一形式。

唐的输出限制!
       即使得到了唐的入国许可的遣唐使等国家层面的外交使节，他们在唐国内的行动，也被加以种种限制。举一些例子，外国使节是被禁止与唐的一般老百姓谈话的；如果唐朝方面的官吏没有事情找使节的话，使节是不能与官吏主动会面的；可以说外国使节除了公务是被极力禁止与唐国人民接触的。除了上述例子之外，这种限制还有许多，现在能够具体知道的，就是对于外国使节购买物品的规制。
       唐律规定：作为公派的使节，私下进行市场交易的活动，将被视为盗窃罪并受到惩罚。 外国使节如果想购买东西，必须提出申请，并且得到皇帝的敕许。另外，即便已经得到敕许，原则上唐律所规定的禁止出口品也是不能带出国的。
关于出口禁止品，唐律主要有两个部分对此进行说明。其一是狭义的“禁物”，即违禁兵器或者是禁书等不能允许个人持有的物品；另外一个是“禁约”之物，即允许个人私有，但是依据令的规定是不能带出国的。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在关市令中有规定。
       诸锦、绫、罗、縠、紬、绵、绢、丝、氂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
       因为锦以下的高级纤维品，是利用唐代的先进纺织技术所制成的，而当时诸外国的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能制作这一工艺品的程度。而牦牛尾以及珍珠、金银铜铁，是作为贵重的原材料，当用唐代高度的工艺技术对这些进行加工时，其价值则更为凸显。对于外国来说垂涎的物品，唐代的律令却正把它们作为出口禁制品。只有在作为朝贡使的回赐品或者是别敕的赐物时，才能给予外国使节这些贵重的禁制品。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向唐派遣朝贡使的时候，存在着这样的出口限制。

敕断品
       出口禁止品并不仅仅是关市令中所规定的。根据状况以及需要，会通过发布敕旨的形式进行禁制品的追加和变更。通过敕旨而采取的出口禁止措施在以前的汉代就可以见到，甚至这一禁制的严厉程度在唐代的西域已经作为传说流传开来。
       往昔的瞿萨旦那国（于阗），不知桑蚕。国王听闻东边中国强盛，派遣使节来求取珍物。但是这时，中国的君主却秘藏而不赐予，严敕关所，禁止将桑或蚕带往国外。瞿萨旦那王因此谦虚地要求与公主和亲，中国的君主考虑到与远国之民的通交，终于同意了请求。于是瞿萨旦那王派遣使节去迎接他的妻子，并且告诫使节说：“你见到公主之后要对她这样说，我国自古无丝、绵、桑、蚕之属，请您来婚之时，多携带一些，这也是考虑到为您自己做衣服”。公主听到了使节的话之后，便悄悄带了桑蚕一类，藏在帽子之中。到了国境关所的时候，官员对公主进行了搜身，但惟独没有检查帽子，桑蚕终于通过这次和亲进入了瞿萨旦那国。
       这个养蚕西渐传说，是唐初途经于阗（和田）的玄奘法师所听闻的故事，记载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之中。尽管通过传说并不能知道全部的真实，但是或许可以认为，唐代以前的某段时期，因为敕旨的关系，桑蚕之物是出口禁制品这一事实存在过。顺便一提，本世纪初，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1862~1943）在和田附近的唐代遗迹中发现了描绘上述传说的“绢之公主传说图”，在考古学上证实了《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
       另外，与这个养蚕西渐传说类似的故事在日本也有。《长谷寺灵验记》中所见“山阴中纳言圣人得告，造总持寺佛像之事”即为此。那么我就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吧。
       藤原山阴（824~888）从幼时起就想着实现父亲高房的宿愿，即造佛像之事。碰巧有一个叫大神御井的遣唐使，为了得到造佛像的木头，山阴就给了他沙金百两，拜托他寻找木材。接受请求的御井，在唐国寻找木材的时候，听闻清凉山佛母院有一根放光的灵木。御井就花费百两金买下了这根叫做“旃檀香”的灵木，打算带回日本。正在此时，听闻此事的唐朝皇帝，坚决禁止将这根灵木带出国，阻止了御井的出航。因此御井不得不将山阴为完成父亲宿愿，欲造佛像之事告诉神佛，向上天祈祷。并且将这根灵木投入海中，希望它能顺利飘到山阴所在的地方。这时在日本，山阴被任命为播磨守（本州岛兵库县南部），这根灵木也就漂流到了山阴任国内的明石浦，终于到了山阴的手中。
       那么，这个故事中应该注意的就是，唐朝皇帝禁止将香木带出这一部分。虽然结果香木是被带到日本了，但是这恐怕是志异故事中神迹的结果。通过这个故事的主要前提，或许可以推定在当时唐朝的规制下，将香木偷运出国境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不单是这根贵重的香木受到禁制，应该考虑到当时一般的香木也是被加以出口限制的。
       大神御井在入唐的同时，天台僧圆仁（慈觉大师，794~864），也与承和年间的遣唐使一道渡海到了唐国。他的旅行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的记录：由于遣唐使的随员买了“敕断色”（被敕旨所禁止的物品），惊动了唐的差吏，在去市场买香药的时候，被官宪抓住了。花费了两百余贯钱，才被释放。这种情况下“敕断色”是否包括香药并不清楚，但是至少当时在唐购入香药并带回日本是困难的。因此，承和年间的遣唐使回到大宰府的时候，唐皇帝的回赐物中“要药”受到了特别对待，被运送到了都城。 另外，在平城朝（平城天皇的时代），作为唐的回赐物，绫、锦、香药仅颁赐给参议以上的显贵， 这一点也应该引起特别注意。也即是说，前述的绫、锦作为出口禁制品，而同样贵重的香药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七世纪后半期左右开始，通过新罗，“药物”可以带到日本了，但这只不过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禁制品中的一种解禁了，而且数量上也不可能太多。752年（天平胜宝四）新罗使带来了大量的香药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例子是空前绝后的。除这一例以外，一般来说，直到九世纪后半期，香药的获得还是十分困难。

唐代的书禁
       宋代存在着严格的书禁（书籍的出口限制），这一事恐怕大家都知道 ，但是唐代及其以前书禁也存在过，这一事便少有人评述了。以前在东汉的时候，是禁止下赐诸子或者《史记》的，这之后的王朝恐怕也颁布了书籍的出口禁制。举个例子，南朝齐的时候，有“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这样的秘阁图书之例。 !
       证明唐代存在书禁的征证，散见于各处的史料之中。首先，外国使节想把书籍带回自己国家的时候，必须求得皇帝的敕许或者是作为地方官的刺史的许可。这件事表示书籍的国外带出是有限制的。另外，并不是经常都能获得书籍下赐申请的许可，根据唐朝的判断，有时也不进行赐予。
       则天垂拱二年（686）二月，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文馆词林》是658年（显庆三年）完成的全1000卷的大汉诗文集。并不是给与《文馆词林》全部，只是抄录与规戒相关的内容下赐，作为当时最新、最高的汉诗文集成果，就这样全部赐予，实在是太可惜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了吧。
      唐朝限制将最新的或者是与支配相关的书籍带出国外，对日本也是一样的。734年（天平六年）归朝的吉备真备（695~775），带了诸多的汉籍到日本，这之中也包括《唐礼一百卅卷》。这部唐礼从卷数看，应该是658年（显庆三年）编撰呈上的《显庆礼》。实际上，真备归国的两年前，即732年（开元二十年）唐朝完成了150卷的《开元礼》，颁行诸司。 就时间上来说，将《开元礼》带回日本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却只带回了这以前的《显庆礼》，果然是因为带走最新的《开元礼》不被允许吧。换个视角的话，完成后70年以上的《显庆礼》终于被下赐，应该是由于《开元礼》的完成，较古的《显庆礼》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吧。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到了宋朝，以《太平御览》1000卷为首的许多书籍都受到了出口限制，这个禁制并不是宋代独有的，而是从汉代到唐代传统政策的复活，或许应该这样理解。
       《旧唐书》日本传中写道“所得锡赉，尽市文籍”，就如记载的一样，遣唐使带来了大量的汉籍这是事实，但是并不是能够无限制地带出；加之二十年一次的有限机会，如何带出书籍，带回哪些书籍，对于遣唐使来说是必须留意的问题。
奈良时代的汉籍输入的状况，下面的记载直接地进行了明示。
       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众。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
       继平城京之后的古代大都市，同时也是外交窗口的大宰府，竟然没有备齐充足的汉籍。 平安时代中期，个人也能获得、持有相当的汉籍。与之相比，奈良时代的汉籍输入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可说是不言而喻了。
       以上，分析了遣唐使的文物带来的限界。那么，带来的这些唐朝文物，在日本是怎样被接受的则是接下来想述及的。

日本的中国文化吸收状况
       从唐到日本的文物输入受到了限制，对于日本的支配者阶层来说，未必是不方便的事情。原则上，除了遣唐使，没有直接获得中国文物的方法，数量也受到了限制。导致支配者阶层有可能独占中国的文物，另外也可以随意提高文物的价值。
       遣唐使带回的锦、绫、香药之类的唐物，一方面用来供奉给神社或者是天皇陵，一方面天皇作为君恩下赐给臣下，总之在强化天皇的权威、君臣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特别是苏芳、玳瑁之类与服装相关的唐物，仅仅是穿在身上就能展示个人身份的高贵，作为身份标示的手段十分有效。
       书籍的一部分，被带回之后成为个人私有品；但是遣唐使具有国家事业的性质，因此大部分书籍都成为国家与天皇的所有物。从内外典籍到书法、屏风、图面、绘画，被图书寮收藏的书籍类，如果没有天皇的敕许，甚至是亲王也不能借阅。 一边是留学生从优秀的官人、官僧中选拔；另一边是先进的学术、知识被国家独占，为了支配制度的确立与维持，这是国家集中采用的措施。另外，国家独占书籍，也有防范学问与知识向反国家性质的运动和思想方面展开的益处。通过国家而实现的中国文物的独占，可以说作为支配手段极为有效，并且也是重要的政策。但是，其反面，在文化发展这一点上，不得不受到极大的制约。
       首先，文化的自由进步、展开受到了妨碍。从中国的文物输入，不过是作为支配的手段，因此与之直接相关的文化输入便受到了阻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藤原佐世（847~897）编纂的九世纪末的日本存在的汉籍目录，里面记载有16693卷的书籍名，但是与维持支配体制无关的书籍，例如传奇小说之类的书，可说是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制约，特别地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阻害，关于这一点，经过后面的叙述就会清楚了。
       第二，可以说与中国文化接触的人也受到了极端的限制。从唐带来的文物的绝对量也受到了限制，因为国家的政策，只有与国家的支配、运营相关的官人、官僧能够接触到中国学术，并且也只有一小撮的上层贵族能够拥有被称为奢侈品的唐物。因此，即便是贵族，被国家支配的政治舞台排除在外的女性们是不能进入大学、国学学习的，便远离了中国的学术。这样的状况长久持续，之后竟然产生了女性学习汉籍的话，会产生不幸，这样的迷信说法。
       中国的文化被用于国家支配这一特定用途，另外文化的接受者也受到了极端的限制。对于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来说，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即便接受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先进文化，但是日本文化当然没有走出模仿中国文化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