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秦泽

有位哲学家说现代人忘却了生命的真实意义，转而从电影与音乐的刺激中寻找幻觉生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此深信不疑，有太多的电影利用导演的指挥权指挥着观者思维与情感，明明毫无意义的事，导演可以利用镜头和布景的技术烘托出观者所期望的效果。就像大多喜剧片和宫廷剧，前者有时毫无笑点，只是利用演员夸张的表情来引导观众，而宫廷剧则给予观众一个上帝视角塑造了一种虚假的观众智慧：观众从观影的过程中获得智慧的满足感，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应对一切，其实他们只是编剧和导演所奴役的对象----一个好的导演只有这样才能挣取票房。

  当然也有例外，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如同小说一样是人性的试验场，就像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记录的时代是六十年代的台湾，设定的人物众多复杂：有知识分子、小商人、医生、士兵，但主角是一群小少年——一群嘴上挂着脏话身上怀着利器的少年。电影所发散出来的时代气息没有让我觉得半点陌生，可以说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

  破落的生存社区，苦闷的知识分子，傲慢无耻的官僚，流离失所的孤儿寡母，权势家庭的孩子，这些元素的组合诞生了黑社会的雏形——学校混混。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故事，每个充满着衰退和不公的地方都发生着这些故事，里面生存着的人无法对抗他们的生存环境，转而互相伤害，而伤害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得每个人都希望从暴力中获取一点尊严，结果却是暴力使得他们获得更像蝼蚁。

  中国人的社会似乎永远是这样，在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中国人正在借着白莲教甚至以赤裸裸的暴力来互相杀害来换取生存和认可感。这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所困惑的事，一个备受人崇拜的暴力分子——也就是所谓老大和一个关心生命生存状态的人谁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有些狭窄，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代入一个充满暴力的破落社区中这个问题就显得那么令人困惑。后来我看了科波拉的电影《斗鱼》，也是一部关于不良青年的电影，电影中曾经的"老大”对他好斗的弟弟说：你拿着镜子照斗鱼，这些鱼甚至会和自己的影子斗，但他们在河里不是这样，他们好斗只是因为他们被困在鱼缸里。”这句话很启发人，但并不足以回答我的困惑。

  弗洛伊德说要治疗一个精神病人，将他的病情直接告诉他是没有作用的，精神医师的手段是利用交谈引导病人重新去体验带来结症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让患者在内心重演带来心理创伤的事件，用现在的自己重新去审视创伤事件，只有这样一个患者才能治愈。

  后来我看了马丁斯科赛的《穷街陋巷》，他也道出了争斗暴力来源于贫穷，或许一个美国人看了会有帮助，对于我却只是认识了一个道理，而不是重新的体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做到了，这部电影没有吸毒、枪斗、飙车、性乱，而是中国江湖中的女人、义气、家庭，以及生存的机会。这就是中西之间的差别，西方的贫穷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贫穷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却从来是生存和不公的问题。

   这个故事简直在中国演的失去了味道：一个身世可怜的漂亮女孩为了生存游走于男孩之间，男孩子的家庭一般都饱受贫穷和争吵的困扰，学校教育专制傲慢不人性。杨德昌很尊重事实，他没有把街头混混的老大拍的帅气阳光威风，反而破旧的白马褂、时常停电的台球室、夸张的海军服道出了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不知道为什么在看着电影中一段雨夜杀人的桥段时，我脑中想到的竟然是萨德、施纳特、拿破仑、尼采、马克思、加缪，我脑海中迅速的出现着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存在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我不自觉的将他们与电影进行比较，就像是在将他们与我的少年生活做比较。我得出一个傲慢的答案：比较之下尼采这些人像拥有生杀大权的贵族，他们的出现，所有的街头混混都变得可怜，虽然他们在欧洲只是平民。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有尊严的活着？继而我又想到了孔子、孟子、墨子、洋务派、维新运动、宋教仁，孙文、还有毛泽东。

  原来中国是有尼采的，如果说欧洲近代史是下层向上层争取权利的历史，那么中国近代史，至少是民国以后那就是上层坠入下层的历史——也就是普遍的尊严丧失。在十九世纪有些欧洲哲学家们将苏格拉底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门提出的正义观念定义为想象的事物，至少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也认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天然存在，也就淡化了这些信念。但是如果将这些概念置于中国之中，他们就是真实的，如果这些概念是想象的事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意味着精神的痛苦，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丧失尊严、苦难、不幸和人性的毁灭。

   最后回到佛洛依德观点中，他的体验治疗论，显然台湾人拍出了这样一部电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过了他们那个贫穷的时代，至少是相对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明明可以治疗我们自己的一切手段却被视为不和谐、负能量、毫无意义的情绪。这就是佛洛依德所说的病人的“抗拒”，病人脑海中臆想的道德观或者外界灌输的道德观，或者由强权带来的自我审查让我们抗拒审视我们自己，而少数意识到这些的人被视为怪物、边缘人——也许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识到了，他们只是知道了这些道理但并没有完全治愈自己，他们不是想改善而是攻击，这很奇怪，就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对着镜子愤怒的指责镜中人为劣等人。

   抗拒和愤怒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问题，我依然生活在不安全中，学校日日夜夜都在继续培养新的街头混混。我唯一能做的，是努力的消除成长给我带来的街头对立思维，暴力思维、以及没有尊严的思维。

缺一根肋骨

        弗洛伊德说要治疗一个精神病人，将他的病情直接告诉他是没有作用的，精神医师的手段是利用交谈引导病人重新去体验带来结症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让患者在内心重演带来心理创伤的事件，用现在的自己重新去审视创伤事件，只有这样一个患者才能治愈。
        ——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不但可以从过去自己的病态中得到体验，还可以从其他类似的病人哪里获得这种体验，这个道理同样可以代入到一个国家之中；一个病夫之国既可以从自己以前的病态去认识去体验，也可以从其他国家之前的病态去认知去体验，这就是“以史为鉴”，但是这需要以历史（病情）能够得到客观呈现为前提的，倘若你的医生说“你这不是病”或者说“你这病跟以前的病不一样，而且别人也从没犯过这种病，你这是特色病”，那么你便不会想到要去再次获得体验或者茫然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体验。对于前一种情况，有的人看来是没病找病谓之“自虐”，后一种情况，有的人看来是不懂还去找病受，谓之“天真”。
      于是人们便把医生的这2个臆断奉为真理，而忘记了自己本来就是来治疗的，然后还以这2个真理为据点，对其他寻求治疗之道的病人们蔑为”自虐“和”天真“，于是大家病情延续了几百年都没有好转的现象，好在精神病院外面的人生活变好了，时不时拿些新衣服和小饰品让这些病人穿戴，以至从表面看起来和常人无异。

点点通

晕  我还以为是哪发生命案了

乌鸦起飞

[s:16] 标题很有震撼力！

匿迹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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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看过台剧艋舺
只是对台湾传统黑道的转变有所思考,没有象楼主那样想到历史,想到治疗

以和为贵

校园江湖，不虚言也。攻击性有多强，创伤就有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