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彬彬到宋要武

黄陈子亨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刘进；左三：宋彬彬） 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 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原标题：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新京报讯（记者朱柳笛、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森林幽灵

杀人是要抵命的，可是这些人杀了人却没事，而且过的很自在，包括批杀张志新的毛远新。这些恶魔活在世上道歉有个屁用！

缺一根肋骨

曾经独占鳌头的的批斗小将们不也是红二代官二代么。息影几十年，这些年舆论又起的时候又出来表演了。

黄陈子亨

法不责众，
另外幕后的黑手不是他们，他们都是学生，是被挑动的另外一部分受害者，
对被杀者是悲剧，
对杀人者，何尝不是悲剧，
大家都是正常人，我想象一下自己杀人都觉得恐怖，
何况是真的杀人，杀人后每晚回忆的折磨。。一直到杀人者 自己死掉，
这对杀人者何尝不是一场悲剧。

他们有罪，但他们是更加深重的悲剧，这个悲剧贯彻他们一生。

在当时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杀人，
今天我们如果用法律来惩处他们，那会是另外一个错误，
他们当时只是工具，
被人利用的工具，
我们今天应该避免当时的错误，而不是重复错误。

法律应该惩处幕后者，这才能够真正的告慰逝者

森林幽灵

所谓“法不责众”，首先是天朝的特色，其次，这个“众”，是一个特殊群体，一个特权人群。文革中打死人的不只是他（她）们，全国多了去了，后来这些人绝大部分都被清算（杀了），当时看到很多,这法怎么又责众了呢？那时就听说过宋和不厚们参加的组织打死过自己的老师，后来他（她）们都没事了，还发达了。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天朝）的法律允许学生杀人不责的，更何况文革开始时宋和不厚们大多数都已成年。如果他（她）们真有那德行，“杀人后每晚回忆的折磨”，早就该自行了断了。

是的，他（她）们有“幕后黑手”，可这“黑手”还腌着贡着。

说要“纠正文革错误”已30多年，到现在还扭扭捏捏，这不，“文革”两字在贴子里的表现就莫名其妙，甚至现在还有再来一次文革的感觉。

把这些加害者当成受害者来看待，请他（她）们来表演，这真是要纠正文革余毒吗？那些真正的受害者的后代会怎样感受？清扫文革余毒不是道个歉的事。同意你的看法“应该惩处幕后者，这才能够真正的告慰逝者”，但加害者也应该受到惩罚，包括那些为幕后黑手歌功颂德，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

森林幽灵

这是网上看到的两篇文章，瞧瞧这个“宋要武”是什么嘴脸：


北京师大女附中〝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而〝女附中〞校友王友琴多年来收集材料，揭示〝文革〞期间学生打死老师的惨痛往事。她敦促中国人勿忘历史，反省历史。

1966年8月5号，〝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位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

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师的王友琴，是〝女附中〞校友。她撰写的《文革受难者》这本书当中，有卞仲耘的列传。

芝加哥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王友琴：〝师大女附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在全国据我调查是第二个。在南京8月3号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8．18的时候。〞

文革期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是上将之女。

根据《文革受难者》介绍，1966年8月18号，宋彬彬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当时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回道：〝要武嘛。〞两天后——8月20号，中共机关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作者署名〝宋要武〞。

王友琴：〝她在天安门上，有跟毛泽东有关于‘要武’的谈话。那么我们现在看历史看的非常清楚。在8．18之前，北京有两个老师被打死了。一个是宋彬彬所在学校的老师。〞

宋彬彬文革后赴美，并拿到地球化学博士学位，曾出任美国环境分析官员，已入籍美国。12号的见面会上，宋彬彬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说，由于〝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而王友琴当年曾亲眼目睹了校长批斗会的前半个小时。她在撰写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也采访了其他证人。她在文章中描述，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棒子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过去三年，宋彬彬强烈反驳王友琴对她在〝文革〞期间的行为批评。

王友琴表示，她不曾说过是宋彬彬亲自动手打死校长，只是描述她在学生打老师这个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

王友琴说，在过了〝8．18〞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直线上升，一共打死了1772个人。她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指出〝8．18〞这个集会，在〝红卫兵〞暴力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而向校领导、师生〝道歉〞这件事，对王友琴来说，有点突然。因为过去三年，宋彬彬等人强烈攻击《文革受难者》这本书。但是，王友琴还是认为：道歉是好事。

王友琴：〝这是一个进步。不管这个道歉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出来，其实是替自己粉饰和找理由，这个道歉是非常勉强，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是一个道歉。这个道歉至少告诉我们，他们还是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错的，是要道歉的。而这个事情呢，也非常令我们惊讶的，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居然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还要用这样激烈的争论来说明。〞

王友琴说，在她调查的10个北京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的8月，也就是〝红卫兵〞所说的〝红八月〞，有6人、13名校长，3名老师是被活活打死的。

王友琴：〝这样子的残忍和野蛮血腥的往事，我们应该来厘清事实。第二，我们应该来反省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才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是不是？〞

去年10月，中共早期将领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道歉，而引发外界对〝文革〞反思的争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据北京媒体《新京报》报导，1月12日，中共前高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现身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上，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道歉。其中代表案例为：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一些学生发起的游行和批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据《纽约时报》引述一份中共党内文件资料数据，1966年8月和9月间，北京有将近1800人在遭受了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的暴力后死亡。

宋彬彬一直被视为文革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其父亲是中共建政后的上将宋任穷。宋彬彬在1960至1966年期间就读于北师大女中。1966年宋彬彬与其同学刘进成立该校“文革筹委会”；1966年8月18日，时值卞仲耘被打死后两周的时间，刘进、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一度称其为“要武”，宋要武这个名字也成为文革的符号。文革后宋彬彬赴美留学并入籍美国，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

宋彬彬在见面会上含泪读了一篇早已拟好的道歉声明，该声明也全文登载在国内政论网站“共识网”上，她反省了自己在文革时作为造反派的行为，她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就卞仲耘之死，她称在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去年10月，另一位中共红二代陈小鲁 ，也曾在其母校北京八中组织文革道歉会。宋彬彬成为陈小鲁之后的第二位为文革暴行道歉的红二代。但她的公开忏悔受到民间广泛质疑，认为她“名为道歉，实在撇清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关系，为自己的罪责辩护”；旅美自由媒体人曹雅学在推特上发文评论：“宋彬彬把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说成‘抱歉没把老师保护好’，这样的道歉与事实无关、与忏悔无关、与历史反省无关、与批判体制之恶无关，与承担个人责任更无关，目的是为了把自己身上‘红卫兵’这三个脏字洗白”；另一旅美新媒体人北风认为“有些人认为，拒绝宋彬彬道歉会打断那些正在犹豫的人道歉的念头，堵塞社会宽容和进步之路，在我看来，如果接受这种推卸责任式的道歉并成为示范，民众将彻底失去认清真相及反省的机会。”

1月13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创办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透露，中国国信办发出通知：由于网络舆情复杂，各网站对于“宋任穷之女宋彬彬道歉”报导要降温，现报导从首页撤下，互动环节不要推荐相关话题。

“人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次道歉宋彬彬还是坚持了原来的说法，宋彬彬曾在2012年发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她和该校其他红卫兵领袖曾两次劝阻殴打卞仲耘以及其他校方人员的学生，当时校领导们被拉到学校的一个操场上，后来才知道卞仲耘快不行了。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一直以来对外公开表示，宋彬彬通过煽动或暗中支持学生动武，之后又有意不予施救，对卞仲耘之死起了较大的作用。他也多次公开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盖在卞仲耘事件中的罪恶。

姚监复也透露，在卞仲耘事件中，还有邓小平的后代邓楠、邓榕都在参与，但至今未见他们发声。早前中国知名学者章诒和在其著作《伶人往事》中，表示亲眼目睹卞仲耘遭受暴力的情景，指行凶者为中共前领导人女儿；王晶垚在早前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中，也曾明确表示邓榕参与了当时的殴打。

姚监复也表示，尽管看到一些人已经站出来公开为文革罪行致歉，包括零星的红二代，但是这些道歉背后的潜台词都在表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人们都说我怎么受害，而不说我怎么害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黄陈子亨

正是因为要反思文革，我们才不能用法律来清算当时的迫害者，尤其是学生，
并不是学生罔顾法律
而是因为当时法律缺失，
学生的行为没有在初期被制止。
最终酿成悲剧，

当今的社会，绝对不需要动荡，革命，再一次的清算，绝对不能人为的分裂出不同的阶层。
各个阶层互相攻歼。
这就是文革最大的遗产。

猪头熹宗

不管怎么样，能够忏悔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在没有灵魂和良知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了。

咕嘟

真的？
以前只要诬指某某某“反党”，那如何打死老百姓也不会觉得过份。
现在？只要试诬指某某某是“汉奸”，不一样吗？
一样。文革的土壤从来都没清除，只不过意识形态悄然变化了，共主义意识形态不受待见，所以反党不是什么死的罪过了。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汉奸就可以被弄死，不需法律审判，也没人可怜不是？
李天一呢？没人关心他强没强奸，怎么判都行，都解气。民粹主义不也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吗？
我就呵呵了。

咕嘟

反思？忏悔？
我们真的在做吗？我们从二战中真正反思到什么是危害民族的祸害了吗“？还是“反思”成民族复仇主义者叫器着要东京大屠杀？这是反思吗？
忏悔这两个字，我理解为外来的基督教用语，这应该是发自心底对同类的生命和尊严侵犯而至的面向神灵的心灵上的道歉，我们仅仅是在宣传某某某是个好人，所以我们把他们弄死了，是错的。而某某某一旦是个所谓的恶人，我们是不是将他点天灯也不需要忏悔？
而这个恶人，在百年之后，我们发现弄错了，虽然他不算好，其实他并不那么恶，是不是我们要再”忏悔“一次？如此反复，直到人类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