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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二战日军有多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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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6 22: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且杀掉所有战俘,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们绝不投降,以投降为耻的心理。曾经有很多外国人都万分惊讶,为什么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如此缺乏对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如此。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或者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美国人对一个人伤病的关注和怜悯程度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的关心。有关这一点的看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进行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而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很明显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在战争中,日军从来不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纷飞的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医疗设施,例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建立一些康复医院等,至于医疗药品的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带来麻烦,干脆就会直接把伤病员干掉。尤其是在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由于欠缺成熟的考虑,日军往往会在伤病员还没来得及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临时医院的阵地上撤退,而在敌人即将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就会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这种计划就是在临走时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给伤病员留些手榴弹让他们自杀用。

如果日本人可以连自己国家的伤员都当成垃圾一样处理,那么想当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美军战俘(日军在“二战”中对战俘的虐待程度令人发指,而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9日,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抵抗据点巴丹半岛的守军投降。日军命令这78000名美菲军战俘在得不到任何水米供给的情况下步行到60多英里山路外的战俘营,在这途中倒毙和被杀的战俘高达15000人,到达战俘营后又有26000人因为极度恶劣的条件而死亡。有一些报道对此作推测,这是日军为了减少给养的消耗而有意为之)。依照我们的了解,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算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也同样施以暴行。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曾经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三年,他在讲述自己的战俘经历时曾说:“美军战俘获得的治疗条件要比日军好。在战俘营中,盟军的军医可以照顾彼此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没有一个军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日军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就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中士,而这位中士自己每年最多也只能见到军医一两次。”


  这听起来虽然很残酷,但是,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为极端。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如果还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那么就会选择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战士。而且根据相关的国际协议的规定,他们的名字也会很快通报回自己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能够知道他们还活着。这种行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乃至于对这个家族而言,都不会有人感到羞耻。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却远非如此。在他们的心中,荣誉与战斗至死密切相关。如果已经身处绝境,日本的士兵就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上演一场集体自杀性的攻击,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即使日本士兵由于受伤太重或者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也永无抬头之日了”。他已经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就已经“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悉尼”号巡洋舰在重创德国“艾姆登号”时曾向德国舰长发出劝降信,德国舰长也接受了劝降,同样不卑不亢。然而,这种事情如加之于日军身上则会毫无意义。在硫磺岛一战中,美军曾经发给日军战车联队长西竹男爵骑士般的劝降书以敦促其投降,保留自己的有用之身,但虽然曾经深深受到西方影响,西竹在这一刻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人的方式在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反击后剖腹自杀。日本战败以后,做过战俘的日本人在故乡依然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比如曾经乘有去无回的袖珍潜水艇偷袭珍珠港被俘进而被称做“日本第一个战俘”的酒卷直男,战后回到家乡,就曾经遭遇过非常尴尬的情形)。


  当然,日本军队中的确有一些这样的规定(当然,也不算是正式命令,只是强调士兵都应该尊崇武士道精神的《战阵训》,而这其中就有告诫大家不能当俘虏的内容),因此虽然在前线没有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但日军还是都忠实地遵守着这条军规,以至于在北缅会战(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达到142:17166,简言之也就是1:120。而这142名俘虏之所以被俘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已负伤或昏迷,只有极少数是例外(不过,关于这场战役俘虏少的原因,中国的报道里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说孙立人将军曾命令部下去查证核实,去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而独自一人或两三人结伴“投降”的情况更几乎不存在(虽然在冲绳等地,主动投降的日军在逐渐增加,但不能忽视的是,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娃娃兵”。而传统的正规日军最后还是多半会选择战斗到死或者自杀)。在西方国家里存在一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如果阵亡者数量一旦达到了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需要停止战斗。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大体上是4:1。日军在霍兰迪亚(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1944年4月,美军攻占了霍兰迪亚,这场战役可以说是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国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一个较为大型的胜仗,在这之前的胜仗例如瓜达尔卡纳尔则是以美海军陆战队为主、陆军为辅的作战,麦克阿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在霍兰迪亚之战中日军的失败最主要是在后勤方面出现了问题,美军对全靠精神支撑的日军的评价是“好像他们只要有空气、树叶以及水就可以打仗似的”)有了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在这一次中,上述比例为1:5,与在北缅的1:120相比可以说是大有进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仅仅投降这一件事就足以让那些美国战俘名誉扫地。即使没有受伤或者是严重患病,他们也都不能再被称为“完整的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有过类似描述,在日本人的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刺激到看守。在日本人心中,做战俘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奇耻大辱,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种羞辱,还可以笑得出来,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并且让人难以忍受。另外,日本看守们也必须要遵守一些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这也是日本军官的要求。例如,急行军或是突然乘坐拥挤的船只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曾经有很多外国人都万分惊讶,为什么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如此缺乏对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深刻地研究日本的民族性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本身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条件上的恶劣,日本自古以来就不推崇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一直崇尚能够像灿烂樱花一样死去。正是因为如此,受过这种思想教育的日本兵,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就会与大多数其他民族不太一样。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并没有在这方面意识到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有过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经历,使得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对这种敢于赴死的精神十分推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当政后就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口号。但遗憾的是国民党军人毕竟不是日本人,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自然更推崇中庸之道,于是大量蒋介石发给部属在无奈时用于自尽的“成功成仁”的短剑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了解内情的美国人说,日本哨兵坚决禁止美国战俘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这其中最大的犯罪莫过于公开违抗命令。通常在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照规定是严禁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就可以带回来。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重罪,因为这就等于是在挑战日本哨兵的权威,而且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在日军中,即便仅仅是“顶嘴”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很令人讨厌的,在军队中对此行为的惩罚就更为严重。战俘营里的确曾发生过很多暴行和残害,虽然我们可以客观上把作为文化习惯导致的行为和虐待行为进行区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宽恕这样的暴行。


  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且杀掉所有战俘,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们绝不投降,以投降为耻的心理。曾经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广为流传,美军曾把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被俘的日本士兵用坦克全部碾死。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虽然有些日本士兵打算投降,但介于曾经的案例,我们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诈降,为了安全起见只好把他们全部枪杀。这种怀疑往往是合情合理的。对一个将死的日本士兵来讲,他最大的骄傲就是能够与敌人同归于尽。被俘的状态同他这种行为并不起冲突。就正如某日本战俘所说,“既已决心赴死,更以苟活为耻”。因此,面对着这样的一群敌人使我军不得不加倍警惕,由此才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被俘可耻的这种思想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与美军截然不同。而同样,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的眼中也同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无比惊讶并且蔑视地说,居然还会有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此让自己的家属亲人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简直太丢人了。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没有跟他们的同胞一样选择决战到死而是选择投降,这让他们觉得无法理解。他们实在无法明白美国人这种不以投降为耻的行为。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日本士兵会与敌人合作,而西方士兵却不会。日本战俘基本上都不知道战俘生活的行为准则,在这种失去名誉就等于失去生命的思想的影响下。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会有极少数人说,不管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都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回国。甚至有些日本士兵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会表示:“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那么就让我做一名模范战俘吧。”这样他们简直成了模范中的模范。这些老兵和一些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且还为我军写宣传稿,甚至与我军轰炸机一起轰炸指定的军事目标。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好像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在这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与过去可谓天壤之别,但他们同样会全力以赴。


  当然,绝不可能每个战俘都是这样,还是会有少数人同我们誓不两立,当然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是要给他们点好处促进他们改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有些美军指挥官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是因为固有的警惕以及对这些敌人的不信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换,成功的先例总是会逐渐地使得疑虑被打消,这些人可以越来越相信日军战俘。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因为这同他们的信念是明显不一致的。日本人通常的行为准则是:选定一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一旦失败,就再换条道路从头再来。我们真的能从其中学到管理战后日本的方法吗?还是这只是个别战俘的一种个别行为?就如同我们对战争时期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不得不作的思考一样,我们还是需要思考,因为它们不仅涉及了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以及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广泛地涉及日本人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编辑: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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