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应扰乱到元和偃武——日本中世武家政治架构的流变

宪兵司令

从观应扰乱到元和偃武——日本中世武家政治架构的流变
1349年，室町幕府两大实权人物——副将军足利直义和执事高师直的矛盾终于摆到了桌面，高师直纠合一帮守护大名，公然包围了幕府将军足利尊氏的御所，要求解除足利直义的职务，室町开幕以来第一场重大内乱——观应扰乱爆发。这场动乱不仅极大影响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南朝，沉重打击了室町幕府的权威，也被一些史家视为中世历史的一大转折点。
足利直义和高师直，一个是将军的御舍弟，天下的副将军，由于将军足利尊氏不喜理会日常俗务，幕府政事实际上是由直义来运作的。另一方面，作为足利家的首席家奴，世袭执事的高师直也是尊氏的心腹，且因战功煊赫得到很多将领的拥戴。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公家寺社的态度，直义是亲北朝公家和寺社的，曾坚决斩杀了向光严上皇打靶的土岐赖远，流放了摘取妙法寺红叶的佐佐木道誉父子，而高师直站在武士的立场上，对权门和山门的传统权威不屑一顾，鼓励武士越界占据公卿和寺社的庄园；对足利亲族和外样大名的态度，直义重用足利一族的大名，如细川、上杉、桃井、石塔等，反映出任人唯亲的倾向，而高师直主张任人唯贤，不管一门外样，只要有能力有战功，就应得到恩赏和重用。作为将军的尊氏则摇摆在两者之间，最后倒向了高师直，毒杀了弟弟直义。但讽刺的是，室町幕府之后的基本政策却延续了足利直义的主张，即尊重公家和寺社的传统权威和利益，身为武家政权，却在裁决武士和公卿、寺社的土地纠纷时，屁股往往坐在后者一方，历代足利将军一个比一个公卿化，慢慢消褪了坂东武者的勇武和粗犷，像当年平家子弟一样被公卿腐蚀同化；在地方上则大量安插足利一族的守护大名，跟北条得宗专制的作法一样，比如九州探题的位子，死活不肯给平安镰仓以来的九州名门少贰氏，一直由一门众担任，最后由孱弱的涩川氏世袭。结果只是成就了西国霸主大内氏打着维护涩川探题权威的旗号，趁机入侵北九州，打残了少貳，喧宾夺主自己称雄九州。在关东，镰仓公方和上杉管领最终双双衰落，为新兴的北条氏取代。在东北则是奥州探题斯波氏衰亡，土著的伊达氏成为奥州之王。在中央，三管四职的权力倾轧导致将军大权旁落，最终被架空。室町幕府也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弱势的中央政权被载入史册。
室町幕府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不采取高师直的做法呢？事实上，高师直的主张甚至有点超前，他敏锐地预见了旧权威衰落、国人众“下克上”的大势，相比之下足利直义就过于抱残守缺、胆小谨慎了。然而，室町幕府的基本政策是通过几代将军的反复斟酌磨合而成，他们不可能看不到这里头的利害，选择走足利直义的老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涉及到中世武家政权的权力基础问题。中世的武家政权，从源赖朝镰仓开幕始，就奠定了两个基调，一是要代表和保护御家人武士的权益，二是要尊重传统势力的权威和利益，这两个目标其实是矛盾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必须兼顾的。
首先，源赖朝、足利尊氏及其子孙之所以能以武家栋梁的身份开幕，归根结底是源于其清和天皇之胤、八幡太郎源义家嫡流后裔的“贵种”身份，也就是说源氏将军的权威归根到底来自天皇朝廷，没有朝廷的认可，如平将门般自立为王就得不到世人的认同。而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氏虽然早已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因为先祖平直方曾在源义家面前立下世代臣从之誓，被认为身份卑微，没有资格开幕，所以只能拥立公家将军做傀儡，始终名不正言不顺。足利尊氏造后醍醐天皇的反，也只有得到北朝光严上皇的院宣后才扭转了政治上的劣势，理直气壮地打出了锦御旗，说到底还是利用了皇室内部的分裂。镰仓时代，皇室公卿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在西国保留着大片庄园公领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近畿的一些武士团，比如做朱砂生意的楠木正成，在经济上跟朝廷的来往很密切，自然在政治上采取了亲公家亲南朝的立场。这样一来，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实际上是两分天下的格局，即使经过承久之乱和蒙古袭来，到镰仓末期京都朝廷（无论大觉寺统还是持明院统）都保有相当大的政治行动自由，并不像德川时代那样完全沦为幕府的囚徒和食客。
其次，古代日本是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国家，佛教与神道并行，形成“神佛混淆”，上至公卿武士，下至农民町人都虔诚地信仰神佛，而神官和僧侣作为神佛的代言人也就在世俗社会握有巨大的精神权威。仅就武士阶级的日常生活而言，结婚要请神官主持，打仗要在神社祈愿，写起请文，死了要请和尚做法事，墓地就在佛寺的后院。向寺社奉纳财物、寄进土地也被视为对神佛表示崇敬虔诚的最好方式。于是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蒙古袭来之后幕府没有土地可以封赏武士，一些武士私自夺占了寺社的领地，寺社向幕府告状，北条氏居然为了讨好神官和尚，颁布了神领回复令，严令武士退还所侵占的寺社领，从而极大激化了御家人武士与北条得宗专制的矛盾，为北条氏的覆亡埋下了导火索。
再次，决定室町幕府能够将这两大政策贯彻到底的，还是中世武家政权内部，幕府、守护大名与国人地头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一方面，幕府是众多守护大名的联合体，守护大名往往无视幕府将军的尊严，几个守护联合起来，就可以包围将军的御所，逼迫将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过后还什么事儿没有，这样的糗事从高师直到细川政元层出不穷。这在上下等级森严的近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浅野内匠头长矩仅仅因为在将军御前拔刀而被德川纲吉下令切腹。将军的直辖兵力奉公众最多时也只有三千骑，少了只有百把人，不够一个守护大名塞牙缝的；但另一方面，守护大名也并非无所忌惮，他们在领国的地位和权力归根结底来自幕府授予的役职，只要将军一开金口，封某某人为某国守护职，他就可以拿着这份御教书，名正言顺地占据该国守护所（往往是原来的国衙），向当地国人地头发号施令，执行守护的“六大权”，反过来，没有将军的任命，他们什么也不是。守护职位存在的理由，名义上是统领该国的全体亲幕派武士，与南朝残余势力作战，因此才被授予了巨大的权限。守护大名当中，一部分是外来户，足利安插到各国的亲族大名，如细川、斯波、田山、一色、今川、上杉之流，一部分是当地最大的一票土著势力，如岛津、大友、菊池、河野、大内、赤松、土岐、武田。无论哪一种守护，都要面对南北朝动乱中崛起的国人这一股基层势力，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才能坐稳守护的位子。守护大名在领国的地位犹如足利将军在全国的地位一样，是因血统高贵而被武士阶级推举出来的共主，并不具有战国大名、近世大名那样对家臣绝对的统御力。这就要求守护大名在维护守护权威和满足国人领主利益诉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对于威胁到自身的单个国人，如嚣张跋扈到要下克上的守护代，守护大名可能做出反击，但绝对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到所有国人领主的对立面。守护大名只能慢慢在领国培养自己的势力，将在地国人被官化，才能巩固所得到的地盘。而国人领主们由于贵种崇拜心理以及实力不足以单独挑战幕府和守护，至少在应仁之乱之前也不敢太过造次，常常是顺从地接受了守护大名的被官化。足利一门守护大名的在地化（没有像北条一门守护那样被当地国人排斥),就证明了室町幕府政策的部分成功。
应仁之乱导致幕府和守护大名一起衰落，日本进入下克上的战国乱世，一般的观点认为是守护大名长期滞留京都，忙于幕府内部的勾心斗角，忽视领国的管理，导致家臣守护代窃取了领国实权。这对于部分典型的守护大名如武卫斯波是适用的，但并不是所有应仁之前在京的守护大名都被在国的守护代架空了，能登田山就是如此。近世德川幕府实行参觐交代制度，藩主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国，也没见哪个城代家老篡夺了藩的实权。假如室町幕府也跟德川幕府一样强势，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打破等级制度的“下克上”乱局出现的，只能归因为应仁之乱打破了幕府、守护大名与国人的三角平衡关系，幕府权威扫地，无力制裁叛逆的守护代们，甚至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如周天子之认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一般。仔细研究一些典型的下克上案例，如斋藤篡土岐、织田篡斯波，可以看出在其创业的阶段，还是要借助守护大名的传统权威，以内部寄生的方式，一步步攫取家中实权，最后取主君而代之。斋藤道三如果不是参与了土岐赖芸与其兄长的夺权斗争，是不可能在美浓崭露头角的。而越前国神官出身的织田氏本来是跟着在越前发迹的管领斯波氏迁到尾张，慢慢扎根下来成为尾张的实际支配者的。
进入战国乱世，大名的权力脱离了幕府的支持，重新以在地势力为基础，通过惨烈的内部斗争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无论是由传统守护大名转化而来的武田、今川，还是下克上发家的织田、朝仓，亦或是由一小小国人成长起来的毛利、长宗我部，他们都不再依赖家格血统、幕府御教书、朝廷寺社认可这些虚的东西来作为自己权力的来源，而是通过对内剪除一门众、国人、寺社的独立势力，对外发动扩张战争的手段，一步步扩张权力，成为家臣和领民的绝对主子。到了织丰政权，战国大名权力一元化的格局正式被确认和强化，兵农分离城市聚居的政策使武士阶级脱离了土地，成为领取薪水的行政官僚，一家生计全操于主君之手，中世武士团那种强烈的独立性和自治意识荡然无存。大名和家臣武士的矛盾算是解决了，从此不再担心下克上之患，但天下人和地方大名之间的关系还未调整到位，这就是丰臣政权的根本缺陷所在。
丰臣秀吉出身贫贱，却在一连串机缘巧合下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当上了天下人，无疑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但这奇迹背后也面临着隐忧，根本问题和室町幕府一样，中央政权相对弱势，对有力外样大名没有绝对的统御力。丰臣秀吉自己的藏入地不过两百万石，最大的诸侯德川家康一人就占有两百六十万石，其余毛利、上杉也过百万石，几十万石的大大名也不少。丰臣秀吉仅仅是靠个人在统一战争中形成的权威和直辖城市的税收来维持太阁的地位。他一死，脆弱的权力平衡立马被打破，石田三成欲除德川不成，反而让德川家康开了幕府，最后消灭了丰臣氏。无数人争论关原之战的N种可能，但我要说，像丰臣这种弱势中央政权，又不是源赖朝、足利尊氏那样值得人崇拜的武家贵种，一旦童昏之主在位，爆发内乱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不强干弱枝，最大限度打压外样，加强中央直辖实力，注定不能长久。
德川幕府就不同了，其中央集权化的程度是过去的平家六波罗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织丰政权所无法比拟的：天领四百万石，旗本御家人领地二百八十万石，直辖所有商业都市、金山银山，垄断对外贸易，控制所有交通要道，还往全国安插了一大票亲藩谱代大名。外样大名日子则很难过，最大的外样前田家也不过本支藩合计百万石，不足幕府的七分之一，而且处在偏僻的能登半岛，被亲藩、谱代和天领所包围，前田家表面上受到幕府优待，享受准御三家的待遇，实际上幕府对其百般限制提防，历代前田藩主也很自觉地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直到幕末也没多大作为，这才勉强保住了家业。前田如此，其他外样可想而知了，参觐交代与手传普请的财政压力、改易转封的风险、大目付的监控网络，足以摁灭任何叛逆的火苗。在统治手段上，德川幕府吸收借鉴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权术精髓，如推恩令（迫使大藩分封支藩），尊崇朱子学，幕府直辖领地的流官制度，独立于行政体系的监察系统，一职数人互相牵制，老中轮流当值，闭关锁国等等，大有悖于日本的政治传统。德川幕府能维持二百多年的安定，从岛原天草之乱到黑船来航之前，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应当归功于家康、秀忠特别是家光三代将军精心打造的幕藩政治体制。相比之下，连织丰政权的架构都有点过于粗疏了，遑论镰仓、室町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子孙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吸收织丰政权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之外，来自明清中国和欧洲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中国不用说，从秦始皇统一以来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体制，日本人对此很熟悉，隋唐时期曾极力效仿，建立了律令制，但不久的平安时代就分流了，中国式的皇权官僚体制不适合有着浓厚贵族世袭传统和地方自治传统的日本，慢慢演化成封建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物极必反，到德川家康一手终结战国乱世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实现幕府的长治久安，避免成为丰臣式短命政权或足利式弱势政权，“回归汉制”，向中国取经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另外，当时欧洲也处在中世纪终结，近代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初期，最先跟日本发生接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是结束了封建割据，正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这些在外统一代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国家形象，互相之间为了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展开争斗的南蛮传教士、商人，也加强了日本统治者加速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紧迫感。如果再听任地方大名在对外交往中享有巨大的自主权，日本将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形象出现于国际舞台，南蛮传教士只会分开记述“丰后国王唐·弗朗西斯科”“三河之王德川家康”“奥州之王伊达政宗”的事迹，意识不到一个统一的“日本国”的存在。
类似地，明治维新也是“兼采汉制、欧罗巴制”，一方面大力吸收西方的政治文化，建内阁立宪法开国会，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治术中汲取资源，废藩置县，府知事、县令成为朝廷命官，明治天皇巡幸全国，表彰忠臣义士孝子节妇，颁布儒家色彩浓厚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向全民灌输忠君爱国、明耻教战的思想，半像西方的立宪君主，半像中国的专制皇帝，就是不像日本传统上徒守虚位的天皇。正是在这种对外来政治文化的不断吸收不断扬弃、对本民族政治传统的一边继承一边背离之中，日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