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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父亲挨批斗，家中被抄家，整日愁云惨雾，父母实在无法照料我和弟弟，就让我们暂回老家躲一躲。我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父亲家中早已没人，只有我姥姥家在这城里居住，我们就从省城郑州回到故乡。刚一来，姥姥就对我约法三章，不要出去乱跑，外边很乱；不要乱讲话，讲多了会出错；不要和街坊邻居多搭讪，为免惹祸上身。原来姥姥家隔壁就是居委会，这街道上各家各户的档案尽在掌握，哪一家有“历史问题”，哪一家有“现行问题”，都已经造册在表，准备采取革命行动，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说实在的，姥姥家也在黑名单之列，姥姥是虔诚的基督徒，姥爷生前是牧师，只不过姥爷故去的早，暂时还轮不上对姥姥她老人家动手而已。夜半时分，姥姥家的窗户和门都堵严，开始销毁一些材料，那是姥爷生前遗留下来的，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杂志叫《天风》，火光摇拽，浓烟扑面，十分呛人。姥姥把一扇天窗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口，任由烟雾慢慢散去，然后把烧过的纸灰扫干净，包好扔到很远的地方。夜深了，我听到姥姥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还听到她在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用大能的手来护庇我们，也护庇天下所有的人。。。。。”
姥姥与我的“约法三章”，一上来就被我扔在九霄云外。我跑上了大街，外边热闹的很，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三五成群的满世界“破四旧”的红卫兵。我看到一处饭店的门匾上写的是“冯记混沌老店”，被摘下来跺成碎片，店主吓得浑身哆嗦，却被指着鼻子大声呵斥。据说这“冯记混沌”的匾牌还是出自清朝的一个翰林的手书，流传百年，老信阳城的人没有不称赞这家混沌香味醇厚，解放后进行了公私合营，牌匾依旧挂着，一夜间就成了“封资修”的东西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属于“四旧”，都在被砸烂之列。
正盘桓间，突然城内起火，浓烟滚滚。原来是一家戏园子被烧，这戏园子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天天上演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被愤怒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先砸后烧，“帝王”的蟒袍玉带，“才人”的宽袖薄莎，刀枪剑戟，锣鼓弦琴、扔的遍地都是。戏园子的负责人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找了一套老旦的行头给他穿上，脸上却涂上花旦的脂粉，头上戴了一顶丑角的帽子，挂着一幅黑头的腰带，被推来推去，人们阵阵哄笑，尽情凌辱。
随着人流四处游逛，忽看到街上红卫兵在改“路名”。原来信阳老城内一条很有名气的大街叫民权街，是民国时根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意取名，商贾云集，各业发达，路旁种满了白果树，金秋季节，果味飘香，很有情调。这条街在信阳有上百年的历史，被破“四旧”的人认为是典型的反动街道名称，砸烂了所有的路标路牌，新取了一个革命化的路名为“东风路”，引自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路名虽改，无奈路上的单位甚多，依旧挂着民权街的牌子，好在人多力量大，众人齐动手，找来油漆，分头去改单位的招牌。我看到有一块白底黑字的“民权街小学”的牌子赫然用红漆歪歪扭扭地改为“东风路小学”，众人跟着红卫兵狂呼乱叫，纷纷涌向别处，四处涂改。这条路上的众多白果树，刀劈斧砍众人拔，“资产阶级的情调”难抵“无产阶级的豪情”，这些树木亦难逃覆灭的命运，看着这些残枝枯叶，令人心痛不已。市区很多条道路改名，民权路被改为东风路，民主路被改为解放路，民生路却不记得了，反正“三民主义”统统见了他娘的鬼。一时涌现许多“革命化”的路名，“胜利路”、“人民路”“东方红大道”。。。。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要“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让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发抖吧！”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我姥姥家门口的那座古塔，名字叫做“申塔”，是古时的“信阳八景”之一。这八景有“申塔朝晖”、“奎楼晚照”、“贤岭松风”“长台古渡”等，这“申塔朝晖”就坐落在武恩庙报恩寺中，即在胜利路和民主路的路口。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信阳知州张钺因感申塔建筑之美，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来赞美：
何代留孤塔，千霄不记层。葱葱佳气合，蔼蔼曙光凝。
玉树风堪倚，金茎露可承。此邦多彩笔，特立看飞腾。
这“申塔”因塔砖上有“隋”字，所以相传为隋时所建。1938年日军围武汉过信阳，曾
对此塔轰击过三炮，使塔身上部倾斜，但仍巍然屹立，堪称信阳的“比萨斜塔”，尤其是“塔旁的古申伯国”碑，碑文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由于年长月久，其碑文下边的两个大字也都被风雨剥蚀得仅可辨认。尽管如此，真迹尚存，是信阳特别重要的文物古迹。
而宝贵的文物，在红卫兵眼里却是一堆臭狗屎。“申塔”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高高耸起，鹤立鸡群，自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那天早晨就看到许多红卫兵和一堆堆围观人群集中在申塔之下，手拿各种工具，在那里比比划划，就知道要对申塔动手了。先是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持十字镐，爬上塔顶，撸起袖管，朝手心吐口唾沫，使尽吃奶的劲，狠命抡起砸下，只听“叮叮啷啷”一阵作响，火星四溅，塔顶只微微落下一些碎末，塔身依旧坚固，难怪当年鬼子的小钢炮都拿它无可奈何。塔上抡铁镐的人和塔下看热闹的人都不免失望，那些气喘吁吁的壮汉只好放下铁镐重新下来商议，制定新的方案。当时有个独特而又时髦的仪式，每逢遇见困难，就会拿出毛的小红书，朗读毛主席的语录，来增强革命造反的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众人齐声朗读，气势磅礴，“封资修”的东西虽然坚固，但比不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坚固，申塔的命运在红卫兵手里未必有在日本鬼子手里好些，它覆灭的下场是早就注定了的。当下有人献议，要用炸药炸掉它，这样来的干脆利索，得到大多数人的附和。无奈炸药一时无处寻觅，且无熟手操作，那献议人的又说，这个好办，炸药军分区仓库里有的是，爆破的熟手也有，得去联系，且让这“封建玩意儿”多存几日。
“申塔”如何倒下，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亲眼看到，是因为我在姥姥家住够大半月就走了，总之它最终轰然倒塌，成为废墟，被夷为平地，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亲眼目睹了另外的残暴一幕，那就是街道上组织的批斗“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活动。我姥姥家靠着“街道居委会”，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当时街道上要抄谁的家，要批斗谁，都是居委会提供的名单。这里居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门老户，解放前谁家穷谁家富，谁家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谁家拜过会道门，街道干部无不了如指掌，烂熟于胸。他们把所谓“有问题的”造册列表，分门别类，按照“罪行”大小，列成先后次序，一个一个地“修理”，谁也休想逃脱。因此，街道上首先“揪出来”的两个人，一个叫皮连山，一个叫邱得谱，皮连山是“历史反革命”，邱得谱是“现行反革命”。
皮连山在旧社会是个“牢子”，就是在监狱里做事。皮连山那时很是享了一些褔的，坐牢吃官司的人为免吃皮肉之苦，必然要拿钱上下打点，皮连山虽然没有官职，但“现官不如现管”，这使钱的少不了皮连山一份。过手的钱虽少，但积少成多，居然攒下一份不薄的家私，落下个“搜刮囚徒”的骂名，这还就罢了。更要命的是有人揭发他曾经囚禁过共产党，因为信阳地区属于大别山区，是“鄂豫皖”苏区的根据地，不免有被俘的红军被关在牢里。这事非同小可，还有人揭发他曾当过刽子手，亲手拿刀对红军的俘虏斩首，而且连杀四人。这下子把皮连山吓得屁滚尿流，矢口否认，说是诬陷，但他的狡辩是苍白无力的，不由分说，就先抓了起来，戴上铁索。
邱得谱在旧社会是个小业主，省吃俭用，先从学徒做起，后来开了个油漆铺子聊以为生。旧社会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好在他能吃苦，头脑又灵活，才使这小店得以勉强维持。解放后划成分，他由于不是工农出身，开店雇有伙计，属于“剥削行为”，被定为民族资本家，1956年,国家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邱得谱的油漆店被国家“公私合营”，他也由店主降为店员。邱得谱的糊涂之处就在于，此时此刻他依然拿自己当店主，把店里的一桶油漆送给了他的一个亲戚。不久，东窗事发，他被扣上“偷盗国家财产”的罪名，一桶油漆几十斤，作价至少几十元，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他的“资本家”身份，和“阶级斗争”一联系，就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不满”。邱得谱家过去有钱，造的房子高大宽敞，甚至高过了居委会的那座房子，早就有人眼红，酝酿着要批斗他，文 革爆发，正好报此冤仇。
居委会有几间空屋，先把二人囚禁起来，断水断粮，让他们卧在地上，预备第二天开批斗大会。第二天清晨，二人就被弄起来，居委会的院子里摆了两张桌子，每人跪一张在上边，皮连山面如死灰，低着头跪在那里一言不发，眼睛直愣愣的。邱得谱却拿着一个破洗脸盆当锣敲：“哐哐，偷油漆送人情！哐哐，偷油漆送人情！”从会场空无一人开始敲，一直敲到会场坐满，才方始作罢。批斗大会开始，照例是坐“喷气式飞机”，罚跪，扇耳光，吐唾沫，台下群情激昂，愤怒控诉。街道上的批斗会，与机关工厂的不同，小孩子特别多，纷纷拿着石头瓦片掷向挨斗的人，我记得有个小孩拿了个弹弓，从不远处瞄准皮连山的光头，“吧”的一声，给他开了瓢，鲜血直流，众人也不去管他，接着批斗。皮连山翻了翻死鱼一样的眼睛，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已经麻木了。接着，二人被架起来，带上纸糊的高帽子，像电影里的胡汉三那样，送去游街。皮连山已经瘫倒，被像架死狗一样拖着，邱得谱依然敲着那面破洗脸盆：“哐哐，偷油漆送人情！哐哐，偷油漆送人情！”
就这样子，一连批斗了三四天，二人先后死去。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不让吃饭，不让喝水，每人还穿了一件冬天的棉袍子，汗出如浆，加上被批斗的殴打和心灵摧残，最后应当是脱水而死。我看到皮连山和邱得谱死后的容貌，面色灰败，双目微睁，狰狞恐怖。他们的亲属领走了他们的尸首，草草掩埋，他们便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们，人们的目光又转向下一个目标，揪出另一个倒霉的人作为斗争对象。
我至今不明白，信阳的人们，为什么就那么疯狂？在早几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也是这么疯狂，紧跟狂妄的毛大炼钢铁，“放卫星”、“亩产万斤”，造成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依旧恶习不改，还是疯狂地斗斗斗，无休无止，毫不疲倦。反思起来，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恶果，能单单归于某个伟人的发动吗？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愚昧的个人崇拜能搞得起来吗？我看不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高领袖发动的、全民参与的，人人有份的疯狂的犯罪活动。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往往会轻描淡写地把责任推卸给“四人帮”，仿佛一切与己无关，有几个人能站出来反思和忏悔自己当年的的恶行呢？
其实，我自己也在不断反思我自己，对皮连山和邱得谱的死是否负有责任。自己的父亲明明也在挨批斗，自己来到信阳只是为“避难”而来，为什么自己的角色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大呼小叫地参与批斗别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年幼无知？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安抚满足自己受伤害的心灵？别人成了“反革命”，自己自然就是“革命派”了？总而言之是人性之恶，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但至今我依然逃脱不了良心的谴责---------皮连山和邱得谱的死，与我有间接的关系，因为我参与批斗了他们。多少年了，我忘不了他们那灰败的脸，死鱼般的眼睛，和那“哐哐，偷油漆送人情”的凄惨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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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5 23:15:54
发表于 2013-6-26 1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