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回忆之 祸起家门---------我的1966（5）

郭庄村的老头

      
         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无数的人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使无数的家庭陷入可怕的恐怖深渊。我的家庭就是如此，我父亲是个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就开始挨整，历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哪一劫都没有幸免过，按说是个“老运动员”了，可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往，我父亲毫无悬念地被抓、被批、被斗，关进了“牛棚”。

        父亲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文化特务”。他一九三七年考进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正值南京失守，辗转反复，来到抗战之都重庆，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毕业后在四川自贡旭川中学担任教员。八年抗战，国土光复，他先是去上海交通大学当了一年多的助教，又在北平清华大学农学院（北农大前身）当了一年多的讲师。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北平被围，父亲为避战火，仓皇逃回老家河南，在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担任校长。这一生倒霉的事就缘起这任倒霉的校长。

        在“旧中国”，有许许多多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为中国人救死扶伤，培育人才。解放后，捐助这些学校经费的外国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学校和医院顿时陷入困境。父亲作为一校之长，看到教职员工衣食无着，自觉得责任重大，自告奋勇地与撤到境外的传教士联系，要来了一大笔经费，解了教工的衣食之虞。父亲自以为勇于任事，帮助学校度过难关，是大大的功臣，实际上他不但幼稚，而且大错特错，不但大错特错，而且糊涂至极，为以后自己几十年的苦难埋下了祸根。没多久，韩战爆发，中美之间兵戎相见，国内反美之声日涨，凡是过去与美国人有联系的都倒了大霉。我父亲当时就被看押起来，审问他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系。父亲向他们解释，美国政教分离，这个经费不是美国政府出的，而是基督教会里那些爱主的信徒的奉献，况且这笔钱拿来办教育，解了教工的困难，也等于为政府解了忧。话还未说完，就被一声暴喝打断，说他态度极不老实，是在狡辩。按照他们的理解，帝国主义为何无缘无故的掏钱给你们办学校？美国人难道是傻瓜？肯白白拿钱出来给你办教育，肯定是天大的阴谋，这就是“文化侵略”。美国人的钱偏偏别人要不来，你与他没有特殊关系能要得来吗？他们看到我父亲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怀疑是和“国民党的中央”和“中央军”有联系，更蹊跷的是，“中央”这个词还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说此人拿了美国人的钱，替美国人办事，肯定是美国特务！因此越审问愈觉可疑，愈可疑愈追问。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跟他们如鸡同鸭讲，百口难辩。没耐何，只能由着他们，不然就要大刑伺候了。他老人家很见机，不再申辩，于是“特务”这顶帽子就算稳稳戴定了。时间长了，他看出在基层单位不好呆，挨整最狠，早晚要死在这群土鳖手里，正好省会郑州的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省直厅局需要技术人才，把他抽走了，那里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他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些了。

        到了文 革，他又成了挨批斗的主角，反反复复的挨了上百次的批斗。造反派们每次都能玩出许多花样，别着膀子双臂朝天叫“坐飞机”，把脑袋按得离地二尺叫“低头认罪”，背后飞起一脚踢向屁股使人仆倒叫“狗吃屎”，把一块沉重的罪状牌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嵌入肉中叫“木匠带枷”，给人戴纸糊的高帽子留很细的铁丝扎在头上叫“一针见血”。父亲是“老运动员”了，久经战阵，却也吃不住这花样翻新的折磨。随着不断有新的“走资派”、“叛徒”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加入被批斗的阵营，他的角色渐渐变为“陪斗”。他们单位有个姓郑的党组书记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这个人一辈子整人，一辈子高官厚禄，没想到此时也沦为“阶下囚”，和被他整了几十年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父亲开始心里很惬意，但此人良心未泯，见了我父亲痛哭流涕，颇有悔悟之心，二人遂成难友。也有“倒虎不倒架”的，自认为“革命一生，一时被党误解”，进了牛棚还不屑与我父亲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伍，被造反派一顿暴打，气焰顿挫，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

        有次批斗会，造反派勒令我们这些“黑帮家属”参加陪斗，记得会场上挂了一幅硕大的漫画，叫“群丑图”，总根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下边的喽啰组成一张网，有姓郑的那样的“党内走资派”，也有像我父亲那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百丑百图，形象猥琐，个个伸长了脖子，正舔向刘少奇的屁股，却被一只无产阶级的铁拳连根拔起，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批斗大会开始，这些人物一个一个被押上来，只见父亲戴着一顶一人高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他的罪状，还用红笔打上叉；那位老郑戴了一顶废纸篓做的官帽，还用一双破鞋子做了两个帽翅；还有一位女的，被剪了个“阴阳头”，造反派不知从那里搞来一件旗袍给她穿上---------旗袍当时早已消失，这是资产阶级的服饰，穿上了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化身，脖子上挂了个牌子上赫然写着“美女蛇”。当一个大汉飞起一脚踢向父亲，在场的母亲当场就昏厥了。批斗会每隔几日进行一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市体育场举行，有十万革命群众参加。临晨五点钟，“牛鬼蛇神”们就被喊起来，七八点钟就进入会场，当时体育场的设施很差，跑道都是煤渣铺成的，上千个“牛鬼蛇神”就光着腿跪在那里，等待批斗。大会十点钟开始，到中午结束，整整跪了五个小时。中午时分，太阳火辣，马路被晒得滚烫，他们又被赤着脚牵着游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受尽凌辱。

        紧接着抄家行动也开始了。我家住的平房，我父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子女哆哆嗦嗦地在院子里站成一排，先由造反派头头训话，大意是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老实就是与人民为敌。这造反派头头叫张少海，我们这些孩子背地里都叫他“战上海”，是因为当时有一部“战上海”的电影，按照谐音起了这个绰号，领头批斗抄家的正是此人。抄家无非是抄两种东西，一类是“封资修”的东西，俗称“四旧”，就是古董字画，古玩收藏，金银首饰，外国小说、旧式家具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类就是“罪证”了，有没有写反动日记，有没有收藏国民党的“委任状”，有没有收藏旧社会的地契妄图“变天”等。

        “战上海”带人拉了一辆板车预备运战利品，他把人员分成几组，自己亲自坐镇。一上来先是翻箱倒柜，夹杂着玻璃器皿摔碎的声音，进进出出，人声嘈杂。有个造反派疾步跑来向“战上海”耳语，意思是清理完毕，没有发现多大战果，“战上海”就背着手进来视察。“四旧”物品不多：一对“泥人张”捏的县官和媒婆，两幅山水画的印刷品，一把小提琴，和一堆洋文字的学术书籍，“战上海”厌恶地扭过头，吐口唾沫说：“有罪证吗”？马上有人汇报说，疑似的罪证只有一样，有几本旧的相册，里边的人物都穿着西装和长衫。“战上海”听了不免失望，阴沉着脸，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再搜！”

        再搜的重点自然是要搜出特务使用的发报机和书写情报的工具。他领人用脚拼命地跺着脚下的地板，又拿了一把小锤四处敲打墙壁和床帮，看看里边是不是空的，又有人扒出几件厚棉衣，拿剪刀豁开，在棉花里寻找罪证。手忙脚乱，人人忙碌，折腾了好一阵子，方始罢手。忽听有一个人大喊一声“望远镜”，众人急忙聚来观看，一看之下连他们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这个自制的“土望远镜”，是用硬纸壳糊成的，里边是一对凹凸镜片，是爱好天文的父亲制作的玩具，不像是“中央情报局”装备的工具。“战上海”命令把它带走，作进一步的研究处理。

        “战上海”坐在一张椅子上，翻着旧相册，叫过我父亲来质问说：“这张照片是咋回事？这个和美国大鼻子合影的是谁？”父亲凑上去看了一眼，嚅嗫着说：“这个人是我弟弟，和他合影的不是美国大鼻子，是苏联人。”-----------原来不是美国大鼻子，是俄国大鼻子，五十年代中苏友好，这大鼻子是老大哥。“战上海”不禁大怒，咆哮着说：“你听着，你要是敢哄骗老子，有你老小子好看的！”接着吩咐：“四旧物品全部销毁，罪证带走”。

         于是开始销毁“四旧”，那对“泥人张”被当场摔得粉碎，两幅画和外文书籍点火焚烧，“战上海”打开琴盒，拿出那把小提琴，“噹啷”一声摔在地上，又用脚狠狠地跺了一脚，只听琴弦断裂，音箱发出撕裂的哀鸣声，父亲面色苍白，眼冒金星。这把提琴是他的宝贝，那是在一九四一年的重庆街头从一个落魄异乡生活无着的音乐青年手里买的二手货，是一把正宗的奥地利小提琴，在重庆拉过，在北平拉过，挨批斗的日子也拉过，伴他度过寂寞恐惧，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们从小就听父亲拉舒伯特的《小夜曲》，印象极深，现在眼见小提琴被毁，即恐惧又愤恨，双拳紧握得指甲都要冒血了。

        让父亲痛心不已的还有他的相册被当“罪证”没收，那都是民国时期的黑白照片，不但记录了家族历史，还有许多中央大学校园场景，和抗战时期重庆街头的街景，里边的民国人物气宇轩昂，风度不凡，极具文物价值。父亲被关押被批斗时，我们从未见他流过泪，这次抄家，他的提琴被毁，相册被收，我们见到他痛苦的哽咽，老泪横流，痛心之至。

         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那把被毁的小提琴，后来他自己动手把它用胶粘，用钉子钉，复原了原状，但琴箱破裂，琴柱移位，虽经修救，原先那令人玄感沉醉的音色却大打折扣，无法复原了。后来他下放到“五七干校”里放牛，带着这把被钉鞋钉修复的小提琴，在那荒漠凄凉的山沟里拉，月明星稀，世事茫茫，他拉的《小夜曲》悲凉动人，如诉如泣，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还有一件事使我记忆深刻，父亲终年挨批斗，住牛棚，下放“五七”干校，运交华盖，倒霉已极。我家蜗居陋室，家徒四壁，隔夜无米，我们孩子年龄尚小，出入受人白眼。父亲虽然在遭难中，却不失文人之志，憧憬未来，屡发感言，说他向往的理想生活是“窗明几净，清茶一杯，兰花吐幽，书香满屋”。我至今不知是否他老人家的原创，但此句至今记忆尤深。

        父亲的旧相册在文 革结束后完璧归赵，那把被父亲修复的小提琴也被完好地保留至今。父亲第一批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依然是单位的业务技术领导，此时的“战上海”之流厚着脸皮登门赔礼道歉，想重回新组建的单位工作，父亲倒也不计前嫌，无奈中央文件严厉规定不许使用“文 革三种人”，只得作罢。单位里给父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配给他住房和汽车，父亲还是像过去那样，爱好音乐，爱好天文，爱好种花养草，当然他也知道许多民国历史，我要比坛子里的许多人早20年知道抗战中真正的“中流砥柱”是谁。现在父亲已经故去了，但他的“兰花吐幽，书香满屋”的书房依旧像他生前一样布置，他的提琴和相册依旧摆在书房里，作为文 革乃至抗战的文物和见证，传给我，传给他的孙辈。

orange

呵呵 以此逻辑，党中央毛主席也是中情局的特务了 [s:2]


张少海这样的人 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没有收到任何惩罚吗？

黄陈子亨

看老头写的东西，就是舒服。。您老看来文化层次是很高的。。。 [s:2]
加油啊。。 [s:2]

郭庄村的老头

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基层办案人员的素质很低，见识低，目光也比较狭窄，而权力却无限的大。
民国时期，军队有中央军，报纸有中央日报，货币也称中央票，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也称中央大学，政府也言必称中央，
所以给基层那些不学无术的办案人员的感觉，凡带“中央”的，都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央二字能与“中央情报局”联系上，只说明这些人的想象能力之丰富，阶级斗争觉悟之高。
靠逼供信办案，主观臆断，不重证据，草菅人命，是土改、镇反时期明显的特征，许多人冤死。

张少海之流靠造反起家，文 革中罪恶累累，是中央（呵呵，是我党的中央）明令禁止使用的三种人。文 革中，省一级的厅局全部解散，人员下放，其中“牛鬼蛇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其余人员下放到基层市县的企业里。文 革中后期重组厅局，但人员编制很少。文 革后，需要大批技术干部，此时的张少海之流，大都蹲在县里，都想回来。那时厅里的“走资派”大都官复原职，大都挨过张少海之流的毒打虐待，对其恨之入骨，哪有张少海之流的立足之地？自己作恶多端，自行不义必自毙，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是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过的，恐怕当时也没少受势利小人的窝囊气，所以他最痛恨“文 革”三种人。严令不许使用“文 革三种人”。“文 革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小平同志说：  ：“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蛊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

郭庄村的老头

我们这些经过文 革的学生，被称为耽误毁掉的一代，整整十年功夫，只知道批斗造反，下放农村，不知道读书为何物，知识浅薄，命运坎坷，俗称“老三届”和“新三届”。知识没学到，谋生的技能又没有多少，下岗待业买断工龄的倒不少。老头文化实在不是很高。

缺一根肋骨

文革之所以被黑并不是他荒废了学生那一代，而是他整了后来国家当权的一代。任何历史罪过全部都归咎一人的做法并没有历史借鉴意义，老毛是的，斯大林也是的，希特勒也是的。

秦泽

历史不能归罪于一人是对的，但总要有政治家对某一时期的历史负重要责任。在中国历史，人民愚蠢无知的时候多了，可那哪一代哪一朝会像毛那样？

阁下对文革的定义也令人匪夷所思，就如同于，某人杀了人是犯罪，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他杀的人的子女后来成了当权者。

秦泽

。按照他们的理解，帝国主义为何无缘无故的掏钱给你们办学校？美国人难道是傻瓜？肯白白拿钱出来给你办教育，肯定是天大的阴谋，这就是“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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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一起看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时候，他一边很诧异，一边有阴沉着脸问我：这个拍记录片的是谁？有什么目的？

我回答说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很有感情。他表示不可置信，一定有什么目的。

我也不敢和他推心置腹了。

orange

引用第3楼郭庄村的老头于2013-06-23 09:28发表的 回 1楼(orange) 的帖子 :
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基层办案人员的素质很低，见识低，目光也比较狭窄，而权力却无限的大。
民国时期，军队有中央军，报纸有中央日报，货币也称中央票，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也称中央大学，政府也言必称中央，
所以给基层那些不学无术的办案人员的感觉，凡带“中央”的，都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央二字能与“中央情报局”联系上，只说明这些人的想象能力之丰富，阶级斗争觉悟之高。
靠逼供信办案，主观臆断，不重证据，草菅人命，是土改、镇反时期明显的特征，许多人冤死。
.......

这些人不就是现在的文革余孽，地痞流氓吗？

司法没有审判他们，真是便宜他们了

orange

引用第7楼秦泽于2013-06-23 15:48发表的  :
。按照他们的理解，帝国主义为何无缘无故的掏钱给你们办学校？美国人难道是傻瓜？肯白白拿钱出来给你办教育，肯定是天大的阴谋，这就是“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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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一起看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时候，他一边很诧异，一边有阴沉着脸问我：这个拍记录片的是谁？有什么目的？

我回答说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很有感情。他表示不可置信，一定有什么目的。
.......

哎，没有思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