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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6 09: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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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一下他搜罗的资料吧：
㈠、一些认为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观点的介绍
实际上，按照传统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有许多学者都论证过在唐朝、汉朝、甚至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他们的看法并非是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严肃认真的考察，大量的事实根据和历史记载之上的。其中许多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的论证相当的详实，所以相当的有说服力。事实上那些不赞同他们的学者，似乎不能提出什么有力反驳的意见，仅仅是简单的否认历史的记载，或者干脆自作主张，以想当然的方式歪曲的解释相关的史料和记载，显得很牵强。
这里我们选择几有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汉朝和战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证加以介绍
1、饶会林的观点
饶会林在1980年的时候说“我国史学界五十年代曾经开展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以为这个讨论未必最后接近了真理，明清萌芽之说也未必已臻完善。我近年来的学习体会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106]下同
他分别从生产力、商品经济、雇佣劳动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
首先从生产力上说，中国的两汉时期就比西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四五世纪要发达的多，他说“我国两汉时期，不仅早已出现所有这些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而且在技术、规模和品种上，有的还远远超过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的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直到欧美发展几个世纪以后才赶上。”
“我国钢的生产，至迟始于春秋晚期。到两汉时期，创造了一整套炼钢技术，包括渗透钢、铸铁脱碳钢、炒钢和百炼钢等。而西欧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才在英国出现炒钢技术，获得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根据两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总的水平看，它是比西欧资本主义最早萌芽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大约与西欧十七世纪相当。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西欧可以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马克思肯定的），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两汉及明清以前）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呢？”
饶会林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小手工业和封建行会手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协作，不过是‘劳动过程扩大了它的范围，并以数量上比较更大的规模来提供产品……所以，二者的差别当初只是数量上的差别’”。并由此质问道：“既然两汉和明清以前的生产力已经那样发达，那么有什么特殊力量和特殊困难可以阻止这种生产力向资本主义协作的方向作数量上的变化呢？”
其次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说，两汉时期私营商品经济生产的范围和品种十七世纪的英国，商品生产的范围和品种非常类似，“两汉前期国内私营商品主要品种即有：酒、醋、酱、浆、牛羊猪皮、谷、船、木、竹竿、抬车、牛车、铜器、马、牛、羊、猪、帛絮细布、文采、榻布及皮革、漆、等等”
除了国内贸易之外，还有高度发达的国外贸易。饶会林说“当时除了与中国四周邻国有经常的‘关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至现在欧洲、地中海一带以及印度洋东方沿岸国的广泛贸易。最著名的就是张謇通西域后逐渐形成的自中国经现在的阿富汗、苏联南部、伊朗、伊拉克等国直至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有名的‘丝绸之路’”
由此饶会林质问道：“这样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还仅仅是小商品生产者的贸易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直没有促成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吗？”
“史实又给我们做了明确回答：当时商业资本的集中也是惊人的。例如、司马迁记入《货殖列传》的一些经商起富的代表人物中，就有因卖胭脂、豆浆、羊肚、鱼盐和囤积粮食而发家至‘千万’，‘数千万’的商贩，也有因经营运输，而发家至‘七千万’的运输商。”
并且西汉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直接控制生产，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我们翻开史籍，发现这种现象在两汉时期也确已大量产生。我们看《史记.货殖列传》的介绍。司马迁指名道姓挑出来写入列传的西汉当时“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的九个代表人物”
第三个方面是雇佣劳动。
“在两汉时期，游民或‘流民’便经常大规模地发生，有时可以达到几十万或几百万人之多，（要知道当时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成为资本剥削所需要的劳动咯的丰富来源”
“汉书中提到的‘流庸’。师古解释道：‘流庸，谓去其乡而行为人庸作（者）’。‘行为’，就是即将成为的意思。这说明当时被赶到世上来的无产者的去向和归宿确实就是‘为人庸作’，即出卖劳动力。”
并且当时工场手工业使用雇佣工人的数目已经相当巨大。“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五○——一○○人的手工工场，就已经是大型工场了。法国资本主义萌芽于十六世纪以前，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拥有几百工人的‘王家手工工场’。英国在十六世纪初，才有一个千人的手工工场，即约翰.温彻康布经营的纺织工厂，而我国西汉前期千人以上的工场，已经是不罕见的了”
饶会林还举了一个旁证来说明西汉时期雇佣工人的普遍性：“两汉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系雇工出身，如梁王彭越、齐相主父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儿宽、议郎郑均、……、文人侯谨、文人梁鸿、……都是，如果雇佣劳动没有普遍发展的话，这种现象出现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汉存在奴隶劳动的现象，则通过与西方的对比，可以证明这并不与资本主义萌芽矛盾.饶会林说:
“马克思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就曾经指出‘奴隶贸易就是它原始积累方法’，‘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想象’。……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指出，在两汉社会中的奴隶劳动，比起雇佣劳动还是少得多的。第一、从劳动力来源来看，奴隶的买卖在当时是有限的，不象雇工的来源——流民那么经常和充足；第二从当时国家的政策、制度看，朝廷曾不断颁布免除奴隶身份和限制使用奴隶的法令。”
“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当时私营大工商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我国一些史学家前辈也曾有过类似分析，例如范文澜同志，就曾经在他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在西汉时期）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总比奴隶多’”
从以上三个方面，饶会林论证了他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唐、宋、而在两汉。”并且如果有更充足的历史资料的话，这个上限还有可能继续往上推。
2、胡寄窗的观点
我们再看胡寄窗在《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58]一文中表达的观点,胡寄窗认为如果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认为在战国后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后者的合理程度并不会低于前者.让我们看他的原话。
“只要有小商品生产存在，就可能有雇佣若干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形式的零星而稀疏的存在，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之存在。在中国，说它出现在战国后期亦无不可，未具备成熟条件的萌芽亦是萌芽。至于接近完全成熟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中国封建时间始终就没有过。固然从古代到清末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所发展的，但它仍是稀疏的出现于个别时期或个别地区，只有量的差别而不曾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如照多数学者的意见将萌芽时期定在明、清，且不言战国、秦、汉间商人资本已甚猖獗，而且对唐宋时代手工行业分工之细密、国内外贸易之发达以及货币信用发展的高度水平等等事实，也将无法解释。且所谓‘明清’，也长达六百多年之久，约相当于西欧从商业城镇之出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全时期，这样笼统的结论，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将萌芽时期推早到唐、宋或以前，在理论上亦无违反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处”
3、邓福秋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再介绍一个学者邓福秋的观点，他也和饶会林一样从比较详细的几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早在西汉时期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
在《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07]一文中邓福秋说
“论者多谓西汉为封建社会前期，个人对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主要是资本论），《史记.货殖列传》所见却大其不然。何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给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
“西汉前期的情况全然不是这样，而是市场经济一片繁荣”
他列出了八个方面对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加以论证。我这里不妨一一列举出来。第一是“市场广阔”，第二是“市场机制充满活力”，第三是“资产阶级兴起”，第四是“货币地租通行”，第五是“信用制度发达”，第六是“平均利润率形成”，第七是“关于‘节驵侩’”（这一节内容是说明西汉时期资本的平均周转次数问题），第八是“关于‘僮手指千’”（这一节的内容是说明西汉时期的童工使用和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童工使用类似，并不影响资本主义性质，大部分还是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
这里我不可能对他说的每一个方面都加以详细介绍，就选择其中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说一下。比如关于市场机制充满活力，邓福秋说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西汉前期出现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的情景。这是激烈的自由竟争的表现。‘富无经业’者，今天经营此业致富，明天则可能变为经营此业亏本，经营彼业致富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表现资本不断从利润小的部门流向利润大的部门，其结果是‘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善于经营的人，资本积聚，成为‘千金之家’、‘巨万者’；不善于经营的人，则可能倾家荡产。看！这不是一副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画面么？”
“‘资本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流入流出，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至不同的生产部门有相同的平均利润。’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西汉前期已经形成了平均利润，那就是所谓‘什二之利’。”
关于资产阶级兴起，邓福秋说“素封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而身份是庶民，这些前人都注意到了。“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所谓息就是利润。……即年利润为万分之二千，也就是什二之利为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经济范畴。素封分享平均利润，那么，素封不就是资本家吗？素封这个群体不就是资产阶级吗？是的，他们就是资本家，他们这一层人就是资产阶级。他们从事各行各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
“西汉时期，一万钱为一金，十金是中家之产。百万之家是百金之家，相对于中家来说，当然是富户了。但这类素封只能算做一般的富户，是从编户之民分化出来的一层人，人数众多。素封中特别突出的被称为贤人。……司马迁重点介绍了九位贤人致富的经验，‘今后世得以观择’。他们各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特点:其中铁冶家四人,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铁冶是战国时期才兴盛起来的产业。……论者往往把“货殖”一词理解为经商，这是不对的的。在司马迁的笔下：‘货’指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货币资本可称为货，商品资本也称为货。‘货殖’谓资本的增殖，即参与市场竞争赚钱。因此，司马迁重点介绍的九位货殖巨富中，有产业家，有商业家，有子钱家，而商业家只有两人。这是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我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商人资本独占鳌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战国后期，产业资本占了上风，如上举四位铁冶家，三位的产业是战国后期创办的。司马迁重点记述的九为素封，只有两位是商人，说明其时的商人资本已经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资本的一个特殊要素，从属于产业资本了。”
关于信用制度发达，邓福秋先用食货志中的一段话“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然后分析说“‘贳’是卖主对买主提供的信用，也就是消费信用。消费信用是商业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西汉广泛流行。”
“次说行贾。‘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所谓行贾，就是外出推销商品。推销员是受雇的贫贱人，所以说行贾是‘贱行’。推销员外出推销商品，货主无法监督，只能运用经济手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得多劳者多得。雍乐成靠当推销员能发财，原因当在此。我们知道，洛阳大商人师史‘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就是靠雇佣洛阳贫人当推销员的。如此看来，所谓‘贳贷行贾’，就是以赊销兼放贷的形式推销商品”
“贳贷是一种商业信用。贳贷贷出的资本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商品资本，相与贳贷的人不是一般消费者，而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例如，曹邴氏是富至巨万的铁冶大资本家，他‘贳贷行贾遍郡国’，郡国中和他发生贳贷关系的，自然也是资本家。”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抑商时期子贷金钱的年平均利息率相当于年平均利润率，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封建政权为了抑制高利贷资本，就设立了一种信用机构，那就是《周礼.地官》所载的‘泉府’。泉即钱，府谓宝藏货贿之处。泉府的职能是平抑物价，扶困济贫。其日常业务，一是收购滞销商品，直接抵制囤积居奇者买贱卖贵；二是对贫困户赊销与放贷，直接抵制高利贷者。‘泉府’很象意大利十四、十五世纪时期的‘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公立当铺’。发人深思的是，在‘公立当铺’出现前，意大利商人们为了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就设立了一种信用组合，它就是现代银行的胚胎”
关于雇佣劳动，邓福秋说
“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个过程从十五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初），使用奴隶生产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且不说奴隶贸易中的黑奴，也不说英国圈地运动时被罚为奴隶的农民，只说十九世纪初的童工。据《资本家》载：‘有一帮工人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郡一个工厂主签定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每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量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不就是欧洲的僮么？对于这些大量使用了僮的西欧工厂主，我们应当怎样界定其身份呢？是工商奴隶主，还是资本家？当然是资本家。因为他们虽然大量使用了童工，但丝毫也不影响其所办的工厂的资本主义性质，童工是用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是从属于资本的。
“（西汉）当时商品生产中虽然使用了不少僮，但用得更多的还是雇佣工人。《盐铁论.复古》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馀人，大批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
综上所述，邓福秋得出结论说“个人认为，战国时期确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它经历了秦帝国统治下的高寒天气后，到西汉前期，在宽舒政策的滋润下，便象越冬的小麦一样复苏了。汉武帝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成长为经济上‘封君皆低首仰给’，政治上敢于和朝廷抗衡的力量。”
“提到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总是把它和机器大工业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形态，它所适应的生产力不是机器大工业，而是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工场手工业才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至于机器大工业，那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后才诞生的。我国战国时期已有工场手工业。……不同工种的工匠，在统一的指挥下，在同一工场内，分工协作，共同制造同一种产品，这不就是工场手工业吗？到了西汉时期，‘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工’，其分工之细，生产规模之大，已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了”
邓福秋的结果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理解，应该说还是建立在充分扎实的论据基础上的。
4、其他学者类似观点的介绍
此外根据叶茂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46]一文中介绍，还有许多学者的观点，和上面介绍的三位类似。他们也各自从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货币制度，平均利润率等等方面证明在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
这里不妨摘引一下“资本主义因素说（引者注：在传统资本主义因素的概念就等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代表人是傅筑夫。他认为我国春秋中期以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领主制），春秋战国之际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突出的发展，产生了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现为：①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与市场的扩大，②贵金属黄金大量进入流通，实行事实上的金本位制，③富商大贾已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经营着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
“主张中国自战国以来即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是赵冈。他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二编即以"劳动力市场"为题。在赵冈看来，中国之所以很早就形成劳动力市场，人地比例和私产制度是两大因素。英国庄园制下的农奴份地普通是三十英亩大小，中国有信史以来每户平均土地远低于此数，且越来越小，故欧洲历史上最感缺乏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统治者势必制定一些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制度；中国历史上从未感劳动力的普遍的严重的缺乏，有劳动力者具有随意处分其劳动力的自由。井田制败坏，土地私有制开始后，私有产权观念推广至劳动力买卖，从而产生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说苑》中庄子提到的"佣肆"，即城市中集中买卖劳动力的雇佣市场。赵氏强调雇工无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雇主与被雇者讨价还价，是百分之百的市场买卖关系。”
“关于战国秦汉的货币制度，傅筑夫强调贵金属黄金的地位，他指出春秋以来用金记载很多，它是大宗价值授受时的支付手段，又是用作财富标志的主要贮藏手段，同时是唯一能超越列国国界、通用于全国的货币，总之，它已成为事实上的主要货币，这在各国同时代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要素。”
“秦晖把汉代货币关系的发达作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唐代的根据之一。他指出汉代黄金大量用作货币，铜钱铸造量冠于历代（据《汉书•食货志》），武帝至平帝１１０年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万"，（亿为十万，即２８００亿），商品计价、劳务报酬、官俸支付、公私借贷均用货币，货币税占赋税总量９５％以上。他还针对否定汉金为货币或完全货币的观点，指出汉金不但是法定的价值尺度，而且是实际的流通手段。汉金之多，主要是作为货币用的锭金多，汉金"消失"，主要是由于中古自然经济取代古典商品经济，以至黄金退出了货币的行列而器饰化。”
“秦晖认为："考察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否，关键看市场机制是否健全，价值规律能否正常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而价值规律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敢失常。"他根据《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的话，判定汉代已存在平均利润率，无论搞哪一行，投资万钱总能获岁利二千，年利润率２０％。秦晖还认为，汉代平均利润率已对借贷资本发生严重影响，成为利息率的天然界限。”
㈡、由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我的理论所得到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认为中国在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些观点都是有相当充分的根据，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并非是那些只想着标新立异的人刻意炮制耸人听闻之说。事实上，尽管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但基本上不能提出什么有力的反驳意见，很多人只能用想当然的方式对史料的记载否定或者做歪曲性的解释。甚至连一些根本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也无法否认这种观点的有力性，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也不能相信中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违背了他们的常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意见，无法否认那些学者的论据，因此他们就很困惑。这也是一些人之所以会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产生危机感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李伯重所说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
“要达到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独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1]
确实如果真的认为从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何以在接下来到宋朝为止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却丝毫没有演变成资本主义的迹象呢？那样的萌芽还叫萌芽吗？显然，按照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按照我的理论，所有的迷团和疑惑都可以彻底解开。
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一些静态的因素的机械的罗列，并不是列举出多少商品经济，多少雇佣劳动，多少工场手工业，就可以算做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最关键的特征是从星火意识上升到燎原意识的过程，而在造纸术与印刷术普及之前，星火意识充其量只能上升成为局部燎原意识，而不可能上升为真正的燎原意识，所以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当然更无法真正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了。按照这样的观点，一切就都很清晰，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战国时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秦汉时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唐朝同样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造纸与印刷术普及之后的宋朝才有可能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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