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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9 02: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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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日本平民
发布者：郭吉军 钉子 发布时间：2005-8-18 9:55:00
黑暗的深渊
在日本人民看来，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的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在一项战前进行的秘密研究报告中，日本的经济学家对战争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在这项报告最后，参与编写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样总结道：“我们开始认识到如果战火烧到日本本土，国内的生活将遭到彻底破坏。不仅日本的经济，整个民族都将笼罩在巨大的失落和痛苦之中。”但是日本政府急切地希望在1942年赢得一系列战役，并从此引导战争的局势。过于乐观的政府和军队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1942年的一系列战役失利后，日本难以招架美国强大的攻势，开始节节败退。1943年，盟军成功切断了日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矿石的海上运输线。由于日本本土资源匮乏，大多数资源依赖于海上的进口，这使得日本资源极度短缺。尽管日本政府封锁了自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但人民已经感觉到了失败的味道。
“豆腐”做成的衣服
战时的物资匮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进口封锁，日本本土唯一能用于生产的服装原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的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以来，由于原料的缺乏，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起初纺织工厂曾用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运来的棉花作为替代原料，但中国的棉花纤维较短，在专为印度和美国长纤维棉花设计的机器上难以应用。
最终，日本政府销毁了多达800万个纺锤和25万架织布机，然后命令其余的工厂不断增加“豆腐”布的生产份额，并利用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来代替对羊毛的需求。由于纺织品的极度匮乏，加之橡胶都供应给了军队，木屐重新成为日本最流行的鞋，甚至被日本政府称为“爱国鞋”。战前，在城镇居住的日本人已经不再穿木屐，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部分日本国民在平时都只能穿木屐，只有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才穿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旧鞋子。
安抚民众的重要手段——热水澡
还有一些乐观的日本人在物资短缺的时期也能保持幽默感。一位市民在一篇讽刺文章《维生素D正在从浴室中流失》中嘲解说，没有肥皂的时代也是神的恩赐。然而对政府来说，能让每个市民都能洗上澡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1944年，燃料的匮乏致使东京的许多公共浴室被迫关闭，而洗热水澡是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习惯。
日本政府认为洗浴对民众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而且通过沐浴，还可以达到安抚民心的效果。因此日本政府下令公共浴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继续营业，很多人都被派到野外搜寻木柴，甚至每家浴室的旧木屐都被拿来当柴火。公共浴室的老板都必须提供让顾客满意的服务；如若不然，警察就会派别人来接管浴室。
工人被迫上前线
虽然日本在战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日本的工人也具有传统的勤奋和努力，对工厂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很忠诚，但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本土的工人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没有合理的整体经济规划，单纯以产量为终极的目标，结果导致了各部门的政策和命令相互冲突，导致资源和工厂生产能力不匹配，既打击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又降低了产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负责国内经济生产的部门与征兵机构缺乏合作。深受武士道信仰影响的军事将领想当然地认为每个日本人都是勇士，都可以去作战，结果就是工厂里的工程师、技师、领导者、机械师和熟练工人都被抓去充军。到1943年9月，日本国内共有300万名工人被抓去充军，这让工厂没有熟练的工人可用，从而导致飞机、战舰和军火产量的大幅下降。一位在日立电子公司工作的主管说道，“我们损失了一千多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必须找四千个新手才能代替他们的作用。”
许多大型公司或工厂要依靠数以百计的小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和零配件，而在日本，很多小公司只有两三个技师。如果这些小公司里的关键技师被抓去充军，那么这家公司的整个生产都要停止，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型组装厂因为某个零部件无法到位而使整个生产全部停止，这直接影响了军火的产量和质量。
军工厂里忙碌的身影
日本国内军火生产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军队的干预。大多数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都没有任何的商业或生产技术常识，政府却让他们来监督诸如飞机部件、潜艇引擎等关键部件的生产。结果这些武断的军官往往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定。
在这些军官的监管下，工厂的经理拼命组织生产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船舶、飞机和枪支的生产配额。位于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制造厂，原来不过是生产牛肉罐头的工厂，临时改为飞机制造厂。而中岛工厂的生产条件更加简陋，但政府还是要求其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之间把飞机产量增加一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岛工厂的总裁说，“我们调动了所有的资源。但3月份之后，资源用尽，机器也损坏了，熟练的机械师都被抓去充军，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学校的孩子。”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1944年底，日本产的战斗机大概有2/3在到达战斗地点之前就毁掉了。由于存在致命缺陷，中岛工厂生产的四式战斗机Ki-84得到了“飞行员杀手”的恶名。
政府疯狂地扩军备战，工厂的工人都被召入军队。由于工人数量急剧减少，很多生产和销售非必需品的工厂、商店都关闭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劳动力策略是激励和强迫相结合：一方面，政府不断鼓励人们自告奋勇去那些条件艰苦的矿山或码头工作，并许诺给予更多配给、工资和每个月三升米酒；另一方面，不断抓无业人员充军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强迫人们进入工厂进行体力劳动。
战争初期所有16到40岁之间的男性都应征到军工产业，而到1944年初，应征的年龄范围扩大到12到59岁之间。军工产业男性工人匮乏时，政府就让成千上万的女工来补充，甚至是学校的女学生。军工产业的工作条件本来就极端恶劣，而且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时间减少为每个月三天；每天的工作时间逐渐延长到12小时，后来甚至达到13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为了节省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的时间，许多工人都住在工厂里，在流水线旁边的地上铺张席子就睡。
长时间的劳累、单调的工作和严酷的监工让在广岛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女学生们苦不堪言，其中一位回忆道：“我们要上夜班，连续站上几个小时后，才排队进入餐厅吃晚饭。所谓的晚饭也就是一碗稀的能映出人影的热汤，幸运的话你会在碗底发现一缕面条和几粒黄豆。我们狼吞虎咽之后又得继续工作。”
每到冬季，工厂没有能源供暖，这些女学生只能在寒冷的环境中工作。她们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点几片零碎的木炭在废弃的油盒里，看着那微弱的火苗，闻着空气中木炭的味道，我们便感到暖和多了。大约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我们才能睡觉。本来我们女孩应该是比较安静的，但有时候，我们会在突然之间失去自控，我们变得喜欢大吵大闹，我们使劲地跺地板并不断的大叫。老板就过来并向我们咆哮：‘干吗？不要再叫了！’但我们只会叫的更响。我觉得当时我们都有些精神错乱。”
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战争带给1400万日本农民的不仅仅是丧失亲人的悲痛，还有生活负担的加重。战争时期，日本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00公亩的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不断催我们，‘交租！交租！’”一位农民抱怨道，“他们轻易地拿走了我们辛苦流汗种来的大米。”农民必须通过更辛劳和长时间的劳作才能达到战前他们粮食和蔬菜的收成。
在1943年以前，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麦、土豆的生产配额，这给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些生产配额从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等导致歉收的因素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农民们绝望地发现他们必须把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一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和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非常时期的娱乐
日本人以勤劳努力著称，但他们爱好各种娱乐也是出了名的，大多数日本人特别喜欢传统的歌舞伎。娱乐是日本人用来减轻压力的方式，在战争时期，这种需要更加迫切。日本政府在认识到歌舞伎可以让身心俱疲的人民重新打起精神，于是把表演的舞台从剧院搬到了露天，并组织歌舞伎表演者到军工厂和矿山慰问工人们。
歌舞伎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处于一种神圣的地位，一直是在非常严肃正规的场合表演的，但这种露天表演还是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但是几乎所有的演出形式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有的风光不再，有的干脆从这块土地上永远消失了。既然如此传统的歌舞伎表演都能屈从于战争的需要，其他的娱乐表演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适应这个特殊的时期，许多表演在正式开始之前都极力宣传自己能帮助人们应对眼前的困难。1944年3月，东京上演了一出芭蕾舞剧，名字定为《对空战有决定性意义的芭蕾》。根据报道，这场芭蕾舞剧的公演主要的目就是大力宣传“增强人民的防空意识”。而这次的演出主要内容是提醒人们美国空军可能随时发动突袭，因为此时美国的航空母舰距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了。
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消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文化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曾经在日本年轻人中广受欢迎的欧美流行音乐就被列为重点检查的对象。而且爵士乐等西方音乐形式在电台也遭到了封杀，萨克斯等乐器被贴上了“敌人的宣传工具”的标签。日本的几家唱片公司也被迫从其商标中删掉了英文字母。
在最流行的大众娱乐形式中，励志电影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当然，来自同盟国的所有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守候在东京大剧院门前，急切地盼望观看美国影片《飘》的观众甚为失望。唯一幸免的是一部由美国参议员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这部影片之所以能正常上映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其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衰退。
日本本土的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的赞扬军国主义和宣扬日本在战争初期获得大胜的影片。但是到1944年，电影技术人员和设备的缺乏使得日本电影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大多数影片只能放映一次，因为政府明文规定为节省能源，剧院一天放映的电影不能超过三场。
1942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新加坡占领区的日本士兵得到了《飘》的录影带并把它寄给了东京的一个小单位。虽然这部影片在战争期间是被禁止放映的，但一个名叫竹下登实的年轻外交官还是偷偷观看了这部影片，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观后感：“我对战争非常悲观：我看到北方佬在进攻南方的时候，就想象如果东京像亚特兰大一样被焚毁，那该有多糟糕！”
文化审查制度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外来的体育项目——棒球，但是日本政府却修改了棒球运动中的专业词语。在实况转播的报道中，解说员用新的日文词汇取代了原来那些根据英语的发音直接音译过来的专业词语。
而对于日本传统的体育项目相扑来说，却丝毫未受战争的影响。在日本相扑运动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连当时的总理东条英机都是一个相扑迷。每到相扑比赛的时候都有大批的观众涌向东京的大型露天体育场观看比赛。
战争剥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以前空闲时喜欢钓鱼的人再也不能在餐桌上吃到自己钓的鱼了，因为国家有新的规定，由于食物紧缺，他们要把钓上来的鱼交给军队的食堂。印刷工人被抓去充军，而纸和墨是配给产品，对战争有自己意见的作家因为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而变得沉默，人们从此别想看到新的书籍。新书的发行量从1938年的28,138册降到了1941年的5,300册；杂志种类在1940年有1,970种，而到1944年，已经不足1,000种。
回收金属运动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了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托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十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家庭主妇们纷纷贡献出家里的生活器具，所有人都把原来的铝制一日圆硬币换成新铸造的锡币。既然日本国内已经没有用来取暖的燃料，政府官员们便纷纷拆下办公室里的暖气上交给国家。
尽管这样，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铝资源还是消耗怠尽。警察倾巢出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交出金属器具，到后期更是规定每家只能留下一口锅和一只金属桶。
交通危机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上下班的难度不亚于前线的一场战役。由于缺乏燃料和维修更换的零部件，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小轿车都已经彻底停运了。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涌向了城市铁路和有轨电车，但这些仅存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朝不保夕，运营次数被缩减到最少，票价也飞涨，排队等车的队伍越来越长。许多时候火车和电车被军队征用，运输军人和军事物资，这时候普通市民们只能继续等待。
既然公共交通瘫痪了，上班族便开始骑自行车，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国内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军工生产，这些自行车爆胎之后便不能再使用了，而且车架也被回收炼钢。最后，没有任何办法，人们只能步行。而且到了这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只能穿传统的木屐了，因为其他鞋子全部被收回供应给军队了。
池袋的战时生活风情画
在东京西北100公里外群山的环抱中的池袋小镇，是日本后方千万个平凡小城中的一个，它们一起为日本汹涌而出的侵略大潮贡献着涓涓细流。在过去的50多年里，从池袋和附近贫穷的村庄里走出来的农民们带着特有的坚韧，成为日本帝国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到这个时候，男人更是纷纷走出大山里的家园，经铁路来到各个新兵训练营或直接乘船奔赴前线。
池袋为了战争，贡献出的不只是这些士兵，它还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到1942年，该地区特有的生产高档丝绸制品的纺织厂全都转为生产军用毯子。政府强迫年轻的纺织女工加班劳动，但付给她们的报酬还不如战前的高。还有许多纺织厂因为缺乏原料，只能关闭，许多人失业后只能到大城市寻找工作，但日本国内的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了，找工作谈何容易，附近几座大城市的失业人员早就纷纷逃到农村，奢望能不饿肚子。
留在池袋的居民们——老人，孩子，母亲和城市失业难民，却相处和谐。他们齐心协力地工作，既为了糊口，也为了维持国家战争机器的运转出一份力。他们辛勤耕耘着有限的土地，更努力拓荒，为政府缴纳尽可能多的小麦和水稻。他们收集木材烧炭，不放弃山区贫铁矿中的每块矿石，有力气的人就从山里背出石头，送到当地的水泥厂。
代替男性劳动力的女性们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发布消息炫耀到：“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到：“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
这就是在传统观念下日本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未婚女性在纺织工厂工作、作教师或者护士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一旦结婚，她们就应当放弃工作，安心照顾家庭。
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了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几个月之后，政府宣布所有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到有关机构登记注册，随时作好工作的准备，以弥补军工厂人力资源的不足。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被命名为女性志愿者劳动团，它负责安排调动女性劳动力。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在民间，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它们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传统的束缚已经被打破，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甚至接手了许多危险的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者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个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
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研究，1944年，在金属冶炼行业和机械制造业工作的女性共有90多万；另外还有123，000名女性工人在矿山从事体力劳动，而在战争前的1929年，这一数字仅为52，000人；有265，000名女性在交通运输业工作，比1929年的39，000人增加了约7倍。
战争期间，农业生产也由女性唱主角。战前农业劳动中男女比率为男子67%，女子33%，而到1946年4月，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征用人员已经全部复员，而海外军人还没有复员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占57%、男性只占43%。妇女们在日本国内所付出的劳累和发挥的作用，稳固了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国内经济，客观上起到支持战争的作用。
尽管工作劳苦，报酬也不多，但很多女性为她们职责的改变感到高兴。当时一本流行女性杂志充满骄傲地评论到：“日本的女性不再被当作玩物来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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