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宋襄公翻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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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自由湘军 时间：2004-05-19 14:01:00

为宋襄公翻案
　　
　　
　　 大凡读过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宋襄公。但宋襄公在历史上被人们所知，并非因为他是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而是因为他在同敌人作战时的一系列“愚蠢”表现。自史书《左传》对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愚蠢”进行渲染后，宋襄公便一直成为后人垢病和嘲讽的对象。如果说，几千年的专制中国制造了无以数计的冤案；那么，宋襄公一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冤案中的冤案了。为宋襄公平反以恢复宋襄公的名誉，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巨大勇气和决心。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打了一战，史称“宋楚泓之战”。战争伊始，宋军占有先机之利，宋襄公部下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但被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顺利渡过泓水后，部下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没有采纳。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宋襄公的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在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作战规则已走向没落的情况下，宋襄公仍固守这一规则，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宋国战败，宋襄公也因腿部受重伤，于第二年夏天去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讲究规则和人道的君王，却被我们这个汉民族耻笑和谩骂了几千年。正是在这几千年的耻笑和谩骂声中，汉民族变得越来越不讲规则、越来越缺乏诚信、越来越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宋襄公死后，一种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君子风范开始在中原失落，诡诈文化从此象癌细胞一样在汉民族的体内滋生和扩散。秦朝末年的楚汉之争，遵守规则、具有贵族气息的项羽就输给了颇具流氓相的刘邦。在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中，项羽如果听信谋士之言用诡计杀掉刘邦的话，那他极有可能得到天下。最后，项羽在与刘邦的较量中，不仅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他的美人，更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然而，他捍卫的却是一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尊严。
　　
　　 那本被我们誉为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孙子兵法》，通篇讲的无非就是“欺诈”二字。尽管，《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帮助我们古今的帝王赢得了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同样使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对规则的尊重和诚信的代价。欺诈、不讲原则，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谋略，而上升为一种生存哲学。据说拿破仑晚年被关押在地中海的圣赫勒拿岛时，曾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他在仔细研读完此书后感慨万千：自己为什么不早看到这本世间的“奇书”，否则不至于兵败而沦落为阶下囚。如果这一说法真实可靠的话，那么我们丝毫不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反而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欺诈文化正是尊重规则的西方人所欠缺的。在西方历史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是双方的实力而不是谋略。不择手段的谋略，尤其是西方人所不擅长的。而尊重规则的西方人，在我们这个异常“聪明”、甚至“精明”的汉民族眼里，都是一群如宋襄公那样“认死理”的不开窍的傻瓜，并不断地被我们所嘲笑。然而，正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傻瓜”所组成的西方民族，却创造了代表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朝气蓬勃的现代文明；而由一个比一个聪明加精明的人所构成的汉民族，却至今还在为“小康”拼搏。究竟是我们在嘲笑别人，还是历史在嘲笑我们呢？
　　
　　 如果用中国当代思想家任不寐先生的“灾变理论”来解读宋襄公的话，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非“灾民”行列中，应该有宋襄公的伟岸身影。宋襄公是中国这个“灾民社会”的异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规则的尊重，是对“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的“灾民理性”（任不寐语）的反叛。宋襄公尽管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他的失败透出几分悲壮。宋襄公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使中国漆黑一团的历史文化中竟还涌现出些许的光芒。以至于我们在同西方文化的对话中，还没有到达无地自容的境地。被后世尊为近代国际法理论鼻祖的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对战争时期无法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战争期间必须遵循的国际法原则，就包括这样一些：坚持宣战的原则，反对不宣而战的狡猾行为；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等等。其实，这些国际法原则在宋襄公那里早就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宋襄公生前失败的悲剧以及身后被人耻笑的悲剧，正是对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和原则的执着信仰和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宋襄公的悲剧，是我们这个“灾民社会”“灾民理性”的逻辑必然。
　　
　　 对宋襄公谩骂和嘲笑最厉害的，莫过于“一代伟人”毛泽东，毛直斥宋襄公奉行的是“蠢猪式的仁义”。之后，那本在中国青少年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普及性读物《上下五千年》（作者曹余章，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一书，更是直接了当地以“愚蠢的宋襄公”作为标题，对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的表现极尽嘲讽之能事。在这样一种尊奉欺诈的文化氛围之下，我们何以培养国人对规则的尊重，我们又何以找回国人失去的诚信？看来，是到了为宋襄公彻底平反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有责任让每一个国人深刻地意识到，被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式的“愚蠢”，那恰恰才是一种真正的做人的尊严，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不可或缺的极为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
　　
　　 ——载《动向》2004年5月号 总第225期
　　

东南西北中

如果是在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位国王是不是会受万民拥戴，有可能统一西欧呢 [s:2]

大国长剑

春秋战国时代，遍地都是正直，热心肠的人，现在的人，呵呵

暴风影音

《左传》也没有骂宋襄公

亡灵的逃兵

春秋战国好啊，，思想百家，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时期，

越晒越黑

胜者王侯败者寇，哪儿都一样。

心远·清心堂

作者根本就不了解战争形态的历史演变.

春秋之前的西周时代，中原列国都是规模有限的城邑封国，而非领土国家。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加重要，而且作为西周封建共同体的成员，诸侯间的战争，不以征服对方为目的，而更在意战胜后获得人口和财富。所以为了避免宝贵的人力伤亡，诸侯之间的战争都是遵循礼仪性的精英战斗。双方都在一定规则限制下进行战斗。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开始进行城邑领土兼并，军队作战已经摒弃了原来的礼仪性精英战斗方式，改为以胜利为唯一目的，因为战败的结果，很可能就会亡国。

宋襄公的问题不在于遵守规则，而在于他遵守早已被放弃的没有意义的规则。

西方军队，只有在希腊城邦自耕农重装步兵时代前期，因为战争形势只有城邦边界冲突这一种形式，而没有城邦间的征服战争，才有遵循一定规则的凭实力的步兵方阵对战。

希波战争之后，无论是希腊军队，还是马其顿，罗马，中世纪，还是近现代西方军队，只要参与到领土征服战争，都会使用各种手段和计谋，以期达成胜利目标。

使用弓箭，器械，诱敌，摧毁敌人补给和运输工具，甚至屠戮平民，坚壁清野，西方军队都做过。

身处一个时代和一种战争形态，就该遵守相应的战争规则。根本不存在向作者说的那种不管时势变化，绵延千年一成不变的堂堂正正的规则。

心远·清心堂

秦朝末年的楚汉之争，遵守规则、具有贵族气息的项羽就输给了颇具流氓相的刘邦。在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中，项羽如果听信谋士之言用诡计杀掉刘邦的话，那他极有可能得到天下。最后，项羽在与刘邦的较量中，不仅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他的美人，更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然而，他捍卫的却是一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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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遵守规则？杀义帝，杀卿子冠军，夺兵权，坑杀降俘，株连刘邦家人

遵守规则？让人笑掉大牙。

心远·清心堂

那本被我们誉为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孙子兵法》，通篇讲的无非就是“欺诈”二字。尽管，《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帮助我们古今的帝王赢得了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同样使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对规则的尊重和诚信的代价。欺诈、不讲原则，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谋略，而上升为一种生存哲学。据说拿破仑晚年被关押在地中海的圣赫勒拿岛时，曾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他在仔细研读完此书后感慨万千：自己为什么不早看到这本世间的“奇书”，否则不至于兵败而沦落为阶下囚。如果这一说法真实可靠的话，那么我们丝毫不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反而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欺诈文化正是尊重规则的西方人所欠缺的。在西方历史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是双方的实力而不是谋略。不择手段的谋略，尤其是西方人所不擅长的。而尊重规则的西方人，在我们这个异常“聪明”、甚至“精明”的汉民族眼里，都是一群如宋襄公那样“认死理”的不开窍的傻瓜，并不断地被我们所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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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精髓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拿破仑看懂了孙子兵法并慨叹没早看到,那么相信应该是因为没能早学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否则就能不用战争就瓦解反法同盟.而不是什么欺诈.

镜花水月

仁义 并非说宋襄公的事能例举什么 传至今的文明历史 已有数千年 是后人聚前人的知识而成就了今日 向往着明天 若说现在的人怎么样怎么样 只是一个社会的驱势 是可必然 也可说不必然 一切都只是“如果” 但事实的今天 人也只能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