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的最后时刻

勾陈

北宋：
　　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
　　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这就够了。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赵匡胤的皇子皇孙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他们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8年，十九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十九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十九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龄。
　　年青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二十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因为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刚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么叫“打不赢”和“打不起”了。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那什么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而“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养兵”上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干部队伍，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坚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仁宗时代的包拯曾经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
　　接下来是范仲淹改革。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也收手了。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当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人，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四十九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风过耳。唐介见说不动皇上，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刚开始无动于衷，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说动了。几个月后，曾公亮和王安石说再见——他要告老还乡。曾公亮走之前对神宗说，我钦佩王安石的为人，但我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所以对不起，我不能再陪他走下去了……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呆下去也没什么鸟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还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要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质疑。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俩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终于有些摇摆不定了。唉，司马光毕竟不是吕晦，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强烈欲望，更何况司马光本人就出身于陕西望族，轻视不得啊。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过完年刚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利。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觉得在当前格局下，不如言去。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他看似退避到一个王朝舞台的边缘，不再做出激烈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但是历史却没有遗忘他，几年之后，王安石改革失败，退隐江湖时，司马光东山再起，又成一时人杰。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剧情，王安石当时都懵懂不知。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神宗微妙而多变的心态。司马光九上辞表，一心求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而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则适时向神宗密献《流民图》，称只要停止改革，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如若没雨，他郑侠愿献上人头以抵欺君之罪。面对这一切，神宗心情真是异常复杂，改革是他倡导的，有官员反对他倒不怕，但是天象有异，却是他这个天子始料未及的——因为这牵涉到他执政的合法性，不可不防。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实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 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上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借资金给自愿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史料记载，有一个文盲农民，为了填申请表，花钱请书吏，拿到衙门去申请，私下里又塞给相关官员好处费，最后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达到原定标准的三十五倍！王安石改革至此竟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焉能不败？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向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注定会在日后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以上两法是和农业有关的。和商业有关的法案王安石也是处处和大商人大权贵“作对”。比如《市易法》规定：小商贩资金不足的，可用抵押品向政府申请借贷，外地商人的滞销品可委托设在开封的市易处以合理的价格代为销售。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的垄断市场就被打破了，直接损害了大商人大权贵的利益，而王安石也很快尝到了复仇的滋味。他的被迫下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权贵们极力反对《市易法》实施的结果。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淳和蔡确。章淳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淳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人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淳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七十一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
　　只要时机成熟。
　　章淳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十八岁的时候成熟了。这一年，宋哲宗惊喜地发现，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他几乎没有做好一点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他的励精图治，崇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之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淳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啦……改革啦……”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章淳问道于陈鹳。
　　陈鹳是当时的名士。作为名士，陈鹳与章淳见面的地点与众不同，是在一条船上。陈鹳说，先生所问之事可以用这条船来说明白。这船如果左边超重了，它不容易前行，如果把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那右边超重了，它也不容易前行。明白了这个道理，先生主持朝政应该心中有数了。
　　章淳听了，长叹一声：道理我是明白的，但司马光是要清算的，不消除他的影响，接下来的改革就没法进行……
　　陈鹳不解：清算就是彻底否定啊，你真打算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吗？那船就危险了！
　　章淳解释道：王安石改革的失败，是在成效还没完全出来时就被废止了，而司马光趁机作乱，这才是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的行为，我们现在只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就可以了。
　　陈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的确，对某些人来说，一句话顶一万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哪怕说上一万句话他都听不进去。陈鹳累了，不想做对牛弹琴的傻事。
　　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该机构类似眼于“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为元佑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佑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佑时代不小心跟错人、排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的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比如台谏官周秩、张适英、上官均早先曾经写诗赞美过吕公著，现在他们毅然砸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纪念碑来表明他们的心迹。周秩还做得更绝一些，因为他曾经建议皇上追谥司马光号为“文正”，现在真是悔之莫及，便扒了司马光的坟对其鞭尸！这一幕，不仅旧派人物看得心寒不已，新党官员也是看得目瞪口呆——见过狠的，没见过这么狠的；见过没底线的，没见过这么没底线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章淳的后背上便凝聚了哲宗不少幽冤甚至愤怒的目光。章淳自己也感觉不像话，看来还是应该坚持改革不放松，团结一致向前看。
　　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胜利冲淡了党争带来的烦恼，哲宗对西夏用兵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章淳借机将此次胜利往《保甲法》上引，称只有坚持改革，大宋才能国富民强。哲宗也兴奋，觉得要改革，到底少不了这个人。他对章淳是又拍又拉，诚恳地希望他戒除党争，专心改革。章淳心里也认为党争搞到这个地步，可以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该好好改革了。

勾陈

但是人世间的事，意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有意外的胜利就有意外的死亡。
　　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24岁的哲宗皇帝意外得病并迅速死亡。章淳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天要塌了。
　　天确实要塌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皇帝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臣子们的生死荣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章淳太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
　　皇太后向氏哭得很伤心。因为哲宗无后（曾经有过一个皇子但是夭折了），北宋王朝皇位接班人的问题让这位皇太后很是头疼。她找来章淳和曾布，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氏先提了一个人选：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皇太后向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她也不了解改革与否对目前的北宋政局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赵佶有三个优点；一、孝顺。二、性格温顺。三、能书善画，多才多艺。作为一个让人放心的皇帝，向氏认为端王赵佶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章淳不放心。他何止不放心，简直感到揪心——艺术家赵佶一旦做了皇帝，改革毫无疑问要叫停。旧派人物将重新得势，新党成员包括他章淳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里，章淳对皇太后向氏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淳说这话时的身份是当朝宰相，说这话时的口气是急迫而不容置疑的。这让皇太后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她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在一旁的曾布何等机灵，马上呵斥“章淳听太后处分！”
　　章淳无奈，他只得跪倒在地，一切听凭这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女人处分。章淳很清楚，他的命运其实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因为用不了一个时辰，未来的皇帝赵佶将会一字不差地听到章淳对他所做出的评价，他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故作宽宏大量地一笑了之，都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刻，皇上会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章淳很清楚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所谓“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祸从口出”又能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人都为鱼肉，只有宿命是刀俎，逃是逃不掉的。
　　章淳心如死灰。

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
　　
　　章淳心如死灰的时候，曾布却在体会“福从口出”的幸福感。
　　一个人会说话不在于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在于最关键的时刻说最恰当的话。“章淳听太后处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毫无疑问，它是曾布这一辈子说的最有价值的话。只要赵佶不出意外走马上任做皇帝，他就不可能不记得章淳在太后面前说的这句话。
　　曾布说这句话时已经做好彻底和章淳决裂的心理准备。虽然他们曾经同为王安石改革集团成员，但是世易时移，现如今一切都已是冰火两重天了。
　　和章淳一样，曾经在王安石改革集团混饭吃的曾布也是几经沉浮。在被神宗开了之后曾布流落江湖好多年，一直以吃饱饭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司马光上台时，曾经有一个机会无限接近他——司马光要曾布修改《免役法》，以此作为他重回中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曾布拒绝了，因为曾布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出来混，是需要一块招牌的，他曾布身上的招牌就是改革先驱，这样一块招牌就像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是不可以随意涂抹的。曾布相信，只要愿意等，人人都可以迎来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但是曾布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有时候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招牌有大有小，时来运转的时候上天并不眷顾每一个可怜虫。以他和章淳为例，当哲宗亲政时，这两个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受到重用的只是章淳，而他曾布虽然回到中央，却因人微言轻总被冷落在一边。章淳动辄以王安石改革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全面指导绍圣时代的改革大计，曾布翻身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这就是命运！或者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总是合不到一个拍子上。
　　曾布也曾经抗争过。在哲宗生命的最后几年，章淳的势力如日中天，曾布愤而上疏：“自辅弼之臣到台谏之官，只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 宰相是谁，当然是章淳。曾布的意思是人人都怕章淳这个宰相却不怕皇上，皇上难道就不在乎君权旁落吗？！
　　但是哲宗默然不语。也许是曾布人微言轻，也许是哲宗无可奈何，曾布的弹劾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音。
　　曾布绝望地以为，人生就这个样子了，世事就这个样子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也就这个样子了——直到哲宗突然去世，一个新机会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
　　曾布当然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狠狠地抓住了端王赵佶那并不粗壮的大腿。曾布明白，这个风流才子的大腿很有可能是他生命中能抓到的最后的大腿了，而他曾布则借此迎来这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时来运转。
　　曾布猜得没错，已然成了宋徽宗的赵佶没有忘记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说的那句最有价值的话，曾布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而章淳则被赶出了朝廷。随后章淳的左右手蔡卞、蔡京也被扫地出门。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曾布颇有成就感地感慨万千。

　其实，就像曾布不是吃素的一样，蔡京也不是吃素的。
　　蔡京的一生没有别的专长，只有一样本事：在任何朝代，只要没把他打死，他绝对会东山再起。
　　当然一个永立潮头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不断地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这一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不能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折戟沉沙魂归故里。
　　但是蔡京就能做到永立潮头风骚常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是新党成员之一；在司马光执政时，作为开封府知事的他又率先响应朝廷废除新政、恢复旧法的号召。即便要废除当时争议最大的《免役法》，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执行；哲宗亲政时，他又依靠弟弟蔡卞的关系，成为章淳新党的重要成员。
　　现如今，他被朝廷扫地出门，闲居杭州，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小子肯定会东山再起。
　　蔡京也相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因为他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画画得好，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好到蔡京这个程度——蔡京写的字和王羲之有一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而徽宗和蔡京有着同样的爱好。只要机缘巧合，蔡京相信自己会再入徽宗圣眼。
　　机缘很快就来了。
　　1101年，一个叫童贯的首席宦官来到江南为徽宗寻访古字画，在杭州逗留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被蔡京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他人生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一个月后，童贯成了蔡京的莫逆之交，他的手里捧着蔡京提供的大量古字画，一脸表功地跪在徽宗面前。
　　他是为蔡京表功，徽宗终于心软，为了艺术放弃政见的不同，诏回蔡京。

　重回京城只是蔡京在徽宗时代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
　　因为摆在蔡京面前的政局显得有些乱——同为宰相的曾布和韩忠彦正斗得热火朝天。关键时刻，蔡京向曾布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曾布动心了。曾布之所以会动心那是因为看到了蔡京的价值——他现在可是徽宗的红人。如果蔡、曾联手，天下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敌。曾布于是举荐蔡京为翰林学士，授尚书左丞。
　　但是曾布的弟弟曾肇却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存在。他提醒哥哥要注意农夫与蛇的故事，而蔡京正是那条阴险的蛇——小心蛇咬人！曾肇几乎要呐喊出来。可曾布却心存侥幸。他虽然知道蛇肯定是要咬人的，但他也确信自己在徽宗眼中的价值——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必将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几个月后，谜底揭晓。韩忠彦在蔡、曾的联手打击下回了老家，曾布却被莫名其妙地出知润州，从此远离权力中枢；而蔡京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曾布明白，自己还是被蛇咬了，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不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徽宗喜欢的古字画。从此以后，组建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将成为两个艺术家狂欢乐园，一个王朝最后的盛宴已然开始，人人怀抱饕餮的理想，唯恐落后于他人。坐在主宾席上的，只能是徽宗和蔡京，而他曾布，怕是再没机会重返盛宴了。
　　不是没雄心，也不是没耐心，而是这个王朝再也不可能时来运转了。北宋政坛资深观察家曾布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曾布走后，蔡京却摩拳擦掌要改革了。
　　作为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蔡京其实做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有些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蔡京是无所不为。只有如此，蔡京才能成为北宋政坛常青树。蔡京以改革先驱自居，高举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的伟大旗帜，于不知不觉间将王安石时代的改革理论作了全面的阉割和置换。比如蔡京的《方田均税法》是默许大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从而将赋税转移给底层民众。还有他的《免役法》更是明白规定豪户可以免出免役钱，这样一来底层民众所要承担的各项钱款竟是元丰时期的八倍以上。蔡京的伪改革直接把北宋王朝逼入死胡同，一个著名的词语“逼上梁山”成为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普遍的社会流行心理。
　　但是蔡京并没有善罢甘休。社会越不稳定，蔡京越以为是改革不彻底所致。他仿佛看到一个幽灵在四处游荡——那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佑君子”的鬼魂在作祟啊，蔡京决定进行反攻倒算，对“元佑君子”来个总鞭尸。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内的一百二十多名元佑时代的保守分子被鞭了尸。但很显然，蔡京意犹未尽，他接下来把章淳等人列为修正主义分子，继续鞭尸。这样被蔡京鞭尸的人员前后共达三百九十多人，至此，蔡京的行为艺术才告一段落。
　　不过，徽宗对蔡京的行为艺术是不以为然的。他是个有洁癖的人，喜欢高雅艺术，喜欢寄情山水，不喜欢鞭尸。他对蔡京的变态行为真是不能理解，但他也明白，搞艺术的人总有一些怪癖，蔡京不鞭尸那就说明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真是这样，皇帝艺术家徽宗是决不会重用他的。好在蔡京终于鞭了尸，并且将行为艺术与政治行为完美结合，这样的人，用着才放心。徽宗觉得用蔡京是用对人了。
　　蔡京对徽宗的艺术感受是了如指掌的。徽宗喜爱花石，可天下太大，他虽贵为天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痛苦，蔡京几乎可以想见。蔡京也痛苦了，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惺惺相惜。蔡京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徽宗找来天下最精美的花石。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花石纲之役”打响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指挥所设在“苏杭奉应局”，战场在淮河和汴河两岸，投入的人员达上百万，前后相接的船队长达千里，战争总费用达数百万两白银，战利品是花石，受益人是徽宗。
　　花石运回来了，为了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蔡京任命童贯为工程监理，自己为艺术总监，为徽宗开建延福宫。延福宫美仑美奂，宛如仙境，但是徽宗却不满意，认为它缺乏人间烟火气。徽宗愿意永留人间。这样的心思，被蔡京捕捉到之后，蔡京又建造了万岁山工程，这万岁山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暇想，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比很多年后的颐和园还要上档次，徽宗非常满意，对蔡京的办事能力更加放心了。
　　但是徽宗不知道，万岁山已然成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大工程，一个王朝百多年来的积蓄已经被挥霍一空，帝国命悬一线，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而此时，在遥远的江南，种树专业户方腊开始蠢蠢欲动，因为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了。

　　方腊是种漆树的。如果仔细考察他的林场的话，应该是在今天浙江省建德县附近。那个地方一向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是种漆树的理想之地。
　　但理想之地在遭遇非理想年代时，方腊的命运就会变得坎坷起来。苏杭奉应局的老大朱勔老是过来找碴，动不动就让方腊交这个费那个费的，搞得方腊和其他一些种植大户活不下去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来造反。
　　光脚不怕穿鞋的，方腊的造反事业很快有了起色。几万农民军轰轰烈烈地占领了富阳、杭州等地，杭州太守赵霆吓得弃城逃跑，其他的省级官员也跑的跑，死的死，浙江的局面乱成一团。几个月后，方腊惊奇地发现，他所率领的队伍竟占领了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几乎可以成立一个小朝廷了。
　　方腊起事，北宋官员有惊慌失措的，也有痛心疾首的。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说：“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昭正典刑,以谢天下。”陈过庭话说得慷慨激昂，却为这慷慨激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贬的不是蔡京、王黼等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不是艺术家，不懂得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徽宗和蔡京此后举全国之力，恶狠狠地镇压了方腊兵团。史载：在长达八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官民共死亡人数达到了两百多万，北宋的国力大幅下降。

　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皇帝
　　
　　北宋国力在大幅下降的时候，金的国力在大幅上升。
　　金在辽的东北部，首领是一个叫阿骨打的人。阿骨打从小相信一个道理：人生是打出来的，天下也是打出来的。
　　因为辽国紧挨着金，阿骨打就先试着打它。
　　当然，在徽宗眼里，阿骨打这是在找死。因为辽国太强大了，强大到令大宋闻风丧胆——因为从宋太宗到宋仁宗，这个国家的军队对它征战是屡战屡败。实在是被打怕了。
　　但这一次，徽宗的嘴巴张大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奇迹的诞生：金打败了大辽。辽国的东京、上京、中京纷纷被金占领。金国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辽国的土地上攻城略地。
　　徽宗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更厉害的角儿诞生了并在笑傲江湖。
　　那么接下来，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金国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在吃掉辽国之后，会不会一举吃掉大宋？
　　徽宗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他只有辗转反侧。当然辗转反侧并不代表这个浪漫的皇帝有多爱国，而是表明他开始为自己的皇位而担忧。
　　有了皇位才有一切，没有皇位什么狗屁艺术都将随风而逝。徽宗非常深刻地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
　　为了稳固皇位，为了艺术永世长存，必须想出一个阻止金国进入大宋国土的办法。
　　
　　徽宗很快就想出来了。
　　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家经常匪夷所思，艺术家经常第三只眼看问题想问题，经常会在死胡同里找出走出去的法子——徽宗想到的就是这样的法子。
　　具体地说：就是与金国结盟，南北夹击，联金灭辽。徽宗对蔡京说，我们要派使者到金国去，要充分展示本朝对金国的诚意，要让大宋和大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要劝说金国接受我们共同作战的建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
　　蔡京跪倒在地，觉得这个艺术家皇帝真是富有想像力。

　徽宗的异想天开加上蔡京的推波助澜，使得这场与虎谋皮的跨国军事行动顺理成章地展开了。使臣赵良嗣来到金国，代表大宋朝与金国政府共商灭辽大计。金国原则上同意两国共灭辽国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部分归金国所有。“喜讯”传来，徽宗兴奋不已。一个百年来一直在辽国不平等条约下蒙羞讨生活的国度似乎一夜之间要翻身做主人，这让徽宗在惊喜之余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他发现，多年来，自己可能把自己低估了——敢情我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啊！徽宗觉得自己真是不容易。
　　南北夹击行动开始了。辽国很快崩溃，天祚帝仓皇西逃蒙古，只留下亲王耶律淳守燕京。不久，耶律淳因病去世，辽国群龙无首，徽宗一下子感觉到千载难逢的时机就在眼前。他命童贯为统帅，率领十五万精兵，杀气腾腾地直扑燕京。与此同时，徽宗和蔡京开始忙乎盛大的庆功典礼。他们预计，胜利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是天经地义要到来的。
　　但是他们失望了。大宋十五万精兵在与辽国残兵败将的终极PK中竟败下阵来，几乎溃不成军，还好金国的大部队及时赶到，十五万精兵才没有全军覆没——大宋好歹保存了最后的面子。不过到最后，大宋也为这面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经此一役，金国无意间窥探到了大宋的外强中干，他们突然只同意肯归还燕京及其它六州，而不是事先约好的十六州。同时他们还规定，燕京是租给宋的，每年租金六百万；以前宋给辽的岁币今后一律转给大金，不得短少。
　　徽宗突然间明白了一个词——与虎谋皮。什么叫与虎谋皮？这就叫与虎谋皮！赶走了一只狼，却引来一只虎，大宋朝岌岌可危了。但徽宗并没有检讨自己当初的失策，而是怀疑王安石改革的成果——这样的改革究竟给大宋带来了什么？是国力增强了还是军队战斗力提高了？十五万精兵打不过辽国的残兵败将，耻辱啊……都是改革惹的祸。改革真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把一个百年大朝往绝路上推！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啊……躺在万岁山的行在里，徽宗真是忧伤不已。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第一次为政治感到忧伤，但他很快又振作起来，为燕京及其它六州的回归祖国向大宋朝野发表重要讲话。因为徽宗明白，这是个需要凝聚人气的朝代，这样的时刻，他是不可以忧伤的。绝对不可以。
　　
历史的叹息
　　
　　徽宗宣和五年，一件大事突然发生。
　　这件大事虽然发生在金国，却深刻地影响了宋朝的命运。
　　原来金国死人了。
　　金国死人并不可怕，但这一回金国死的不是别人，而是金太祖，当年的那个阿骨打。
　　举国国丧。这是金国的非常时期，一些人开始混水摸鱼。比如原辽国降将突然纷纷离开金国前来投奔大宋。
　　这让徽宗感觉自己接了个烫手的山芋：接纳还是不接纳，这是个问题。
　　一个大问题。
　　一个关系到宋金两国邦交的大问题。
　　甚至是一个关系到大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但没等徽宗想明白，金国军团已经扑过来了。一夜之间攻占了燕京和太原，其前锋部队离大宋首都汴京只有短短的十天路程。
　　这下徽宗想明白了：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的阴谋，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阴谋，那些前来投奔大宋的降将只是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徽宗想明白了也没用。因为这个时代是实力说话的时代，阴谋是不受谴责的。
　　徽宗落泪了。他边落泪边写《罪己诏》，同时派了求和使火速前往敌营求和。这大概是艺术家皇帝徽宗当前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了。但是金国的统帅们不置可否。他们看上去意在汴京。
　　太常少卿李纲这时候站了出来。李纲建议：“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 徽宗犹豫不决——说实话这个皇位他真没坐够，但是形势比人强，金国军团已经渡过黄河，直往汴京而来，如果再赖在这个位置上，怕是到时会死得很惨……
　　徽宗决定退位，含泪决定退位。当然为了把位退得体面一些，他还是使用了一点技巧。徽宗在朝堂上一番慷慨激昂后突然做中风状，半边身子一软随后被几个宦官抬了出去。一同被抬出去的还有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宋钦宗赵桓闪电登场。北宋王朝就此迎来它的末代皇帝。而这个时刻，离公元1126年农历新年的到来只有短短六天时间了。
　　宋钦宗在新年元旦这一天无限感伤地将这一年命名为“靖康元年”。接下去的岁月里，包括蔡京、童贯、王黼等人在内的徽宗时代的重臣遭到了清洗，他们甚至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特别是蔡京之死在当时的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蔡京前后为相十九年，却一朝死于新君之手，宋钦宗顿时为他的靖康朝博得了很多印象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王朝最后的一点血性被调动了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二十万勤王师会集首都，准备和围攻于此的六万金兵一决雌雄。
　　但是关键时刻，宋钦宗却软了下来。他和金国达成协议：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城；陪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以及其他财宝无数；将皇子肃王（宋钦宗弟）押为金国人质，以换取金的退兵。金国还要求北宋解散军队，不得再行抵抗。宋钦宗便下令解散近二十万勤王师。

　宋钦宗此举立刻让北宋人民大失所望，李纲等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他没想到自己冒死迎立的新君竟也是软弱无能之辈，便与种师道一起，强烈呼吁宋钦宗要以家国为念，誓死捍卫大宋河山。说到底宋钦宗还是年轻，在李纲等的一再相激下，他觉得自己确实窝囊透顶。于是宋钦宗很快改变主意，要和金国对着干一场。
　　李纲等人献计：暂缓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城，召回已经解散的勤王师，同时暗中联络西夏，图谋共同对付金国。宋钦宗决定就按这个套路去走。他突然觉得自己很伟大，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金国发现了他的蠢蠢欲动——宋钦宗派到西夏去送密书的特使被金国截获，金太宗龙颜大怒，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皇帝。宋金国又出兵了，等钦宗一夜醒来时，他发现这个国家的首都又被金国军团围得水泄不通。
　　宋钦宗突然感觉自己上当了——上了李纲的当，他一边将李纲罢知扬州，一边只得再次要求和为贵，但这一次，和平的代价却是高昂得吓人：金太宗要求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同时徽、钦二帝必须废为庶人。宋钦宗身边此时已没有多少勤王兵，他只得按照金太宗的要求，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是他的圣旨遭到了两河百姓的抵抗，金国接收国土的工作显得举步维艰。金国统帅恼羞成怒之下要求宋钦宗再下圣旨，宋钦宗发出一声叹息并双膝下跪：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圣旨是有用的吗？！随后，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在北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过完了他们的下半生。
　　毫无疑问，宋钦宗发出的一声叹息是历史的叹息，他以九五之躯下跪更是一个王朝的屈辱一跪，可以说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外在形式上，北宋王朝都已经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由钦宗弟弟康王赵构揭幕的南宋朝则在遥远的江南临安惊魂未定地开始了它的悲情出演。
　　一个新的轮回就这样到来了……

勾陈

　老虎对羊的承诺
　　
　　南宋王朝是在颠沛流离中开始它悲情出演的。
　　这个王朝最初的命运掌握在金国手里，但是金国并不守信。
　　金国的皇帝金太宗虽然说过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但这是老虎对羊的承诺，基本上是不算数的。
　　他们很快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就在宋高宗赵构还没有把皇位坐稳之时。
　　这是建炎三年的冬天，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另一个王朝统帅的玩命追赶下，从金陵逃到杭州，再从杭州逃到越州、明州，最后逃无可逃，一头扎进了大海。
　　当然不是自杀，而是乘了一条小船在随波逐流。
　　这是真正的随波逐流。因为江南沿岸都已被金兵层层把守，高宗的小船不可能靠岸。在从明州到温州一带的海面上，高宗严肃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人类三大经典问题。
　　这是一个帝王的思考，但对高宗来说，这样的思考不可能有所谓的深度与广度，因为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正在岸上虎视眈眈地等待他靠岸。这是老虎对绵羊的等待。在历史大格局的背后，高宗注定不可能是那一个表情生动丰富、出手大开大合具有开创性性格的帝王。
　　他只是一个棋子。
　　历史的棋子。
　　历史大格局背后过河的棋子。
　　他的命运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
　　他身后王朝的命运也脆弱得像一张纸，一捅即破。
　　但这样的时候，高宗的对手却意外地犯下一个错误。
　　一个致命的错误。
　　建炎四年正月，高宗刚刚在大海上度过他终身难忘的一个春节，完颜宗弼就带着大部队下海了。
　　完颜宗弼太高估自己的能量了。他以为自己和他带领的那支来自东北深山老林的队伍无所不能，这一点让历史佬儿很不高兴，所以他安排高宗的脱逃。
　　高宗逃脱了一头老虎的追捕。
　　完颜宗弼此后运气一直很差。天气渐渐炎热，手下们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又差点丧身鱼腹，只得匆匆鸣金收兵。正待北还之际，在镇江遭到韩世忠水师的拦截，完颜宗弼的十万大军被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
　　这是历史的四十八天。这四十八天让完颜宗弼印象深刻，从此不敢轻易到江南；这四十八天也让高宗爬上了岸，为一个王朝偏安一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高宗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这个王朝的土地，尽管这土地踩上去还不那么结实。


　高宗看中的地方叫临安。
　　临安的地理位置不错。它是杭州府治，东临大海，西靠荆楚，北边又以长江为缓冲地带，作为一个王朝的行在而言，临安是首选之地。
　　最主要的是它富有，可以养活南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尽管有一些人刚开始想不通，哭着喊着要回南京甚至东京去，高宗还是下定决心——这个王朝就在临安扎下根来了。
　　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大海颠沛流离经历的话，是不知道安全滋味的。
　　高宗现在最渴望的就是安全。
　　那什么叫安全呢？
　　在高宗眼里，离金国越远就越安全。
　　南京比临安离得近，就不太安全；回到东京更是自找死路，高宗可没那么笨。
　　又一个新年来临之时，高宗将大宋的年号改为“绍兴”，意思是“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
　　高宗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战争永不再来。
　　
　　
　　
　　
　　一脸无辜状的秦桧
　　
　　在这样的时候，秦桧回来了。
　　他是从北边的金国逃回来的。
　　秦桧原为北宋的御史中丞，在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后，金国有意要南宋立异姓为帝，以便操纵其为傀儡王朝，百官们都明哲保身，只有秦桧站出来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结果赵氏帝脉是保存下来了，秦桧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金国抓到北地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失败王朝的人质。
　　现在秦桧终于回来了，高宗那叫一个欣喜若狂。因为秦桧是有恩于他的人，高宗在把酒言欢之余，说了这样的话：“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看来高宗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但是高宗的高兴没有持续多久，战争就来了。
　　完颜昌的二十万大军在攻占楚州后又转攻泰州，驻守泰州的岳飞部队寡不敌众只得退守江阴。消息传来，高宗忙问计于秦桧，因为秦在金国呆了不少时日，最清楚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秦桧当然知道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不慌不忙地对高宗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秦桧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高宗要想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就要南方的归南方，北方的归北方。这样一来，金国和南宋的分界线就不是以黄河为界而是以长江为界了。对于南宋而言，毫无疑问它意味着巨大的主权和国土、财富损失。
　　秦桧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高宗觉得这个人面目很模糊——这是当年那个一心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的秦桧吗？“南自南，北自北”虽然只有区区六个字，可一大半的国土就要沦丧于金国之手。虽然严格说来高宗也不是什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做这么大的一个国土切割他还是会肉痛的。
　　因为江山是他的，有人来抢毕竟舍不得。再者说了，高宗即便可以做到忍痛割爱，朝廷那些还在做着“中兴春梦”的官员们会由着他这么干吗？高宗头都痛了。
　　但最后，首鼠两端的高宗做了如下的举动：他让秦桧先写一封讲和之书，却不以国书的形式而是以私人信件的形式让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找机会转交完颜昌。说到底，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高宗既要和平又要面子。
　　
可惜完颜昌没有给高宗面子，他的攻打还是一如既往。也许完颜昌等待的是高宗的国书而不是私人信件，也许他一点都没有讲和之意，反正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高宗也不知道。虽然他很想知道，但是却没有任何途径能让他明确知道。每天，心思重重的高宗看见在朝堂上做一脸无辜状的秦桧一言不发，气就不打一处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完颜昌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外，也只有这个秦桧知道他内心的脆弱与彷徨了。只有秦桧知道他高宗在拿大宋朝的热脸孔贴大金国的冷屁股啊！这样的发现让他感觉到是一种耻辱，他几乎都不敢正视秦桧了。
　　秦桧也不争气，竟然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煞有介事地建议：为解国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秦桧此话一出，与他同时为相的主战派领袖颐浩马上激愤不已，他指责秦桧是“投降言论”， 秦桧回击他“自不量力，误国误君莫过于此”。最后还是高宗拍了桌子。他质问秦桧“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随后，恼羞成怒的高宗罢了秦桧的官，还表示朝廷以后永不复用他。至此，一个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之间第一次翻脸。高宗心里暗暗松口气，觉得满朝上下，再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了。
　　秦桧走后，朝廷成了主战派的天下，人人一片喊打和复国的声音。高宗因为受到完颜昌的冷遇，悲从中来，也觉得必须要给金敌一点教训，就原则上同意颐浩带兵出击。但很可惜，颐浩屡战屡败，宋军的长江防线岌岌可危，高宗一怒之下也撤了颐浩的相职，主战派群龙无首，求战的声音一下子微弱了许多。此时的高宗真是战、和皆不可行，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临安的行邸日夜抓狂不已——这个脆弱的王朝看上去时刻有崩盘的危险。
　　
但是历史佬儿此时又睁开了他紧闭已久的双眼。
　　他看上去有些可怜高宗，于是安排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
　　死者是金太宗。金太宗一死，大金国的完颜家族就停止了对南宋的征伐，忙着回去争权夺利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比在外面做战争的替死鬼要重要得多。完颜家族的人都不傻。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完颜昌特别不傻，他没有空手而回，而是给高宗写了一封信。
　　这是高宗盼望已久的一封信。因为完颜昌向他充分表达了一个国家的诚意。完颜昌说，只要宋廷臣服，不仅徽宗的灵柩（徽宗此时已命丧五国城，灵柩一直未能南归）可以归还，而且金属河南之地也可以归还。
　　高宗当然明白，完颜昌要的只是他的一个政治姿态，以便为其主政金国增加砝码。应该说，完颜昌开出的条件是优厚的：迎回先帝灵柩是南宋的一大愿望，而河南之地完璧归赵毫无疑问将提升高宗的统治威望。但与此同时，完颜昌开出的条件也是异常苛刻的：要宋廷臣服意味着两国不平等关系的开始确立，一个南迁王朝将从此跪倒在一个北方王朝面前。高宗如何抉择？
　　这是对一个皇帝的尊严考验，也是一个王朝即将要面临的生死抉择。但事实上，完颜昌并没有给高宗皇帝多少考虑时间。完颜昌可能认为，这不是考验和抉择，而是一种恩赐。高宗应该抓住机会，有所作为。绍兴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张通古、萧哲历史性地出现在临安城。他们两人一为“诏谕江南使”，一为“明威将军”，要高宗跪接金国最高统治者的诏书。
　　高宗陷入了长考。此时秦桧又被起用为宰相（高宗虽然曾经表示永不复用秦桧，但由于秦桧在和谈方面确是一把好手，高宗只得再次起用他），秦桧对高宗又做了些思想政治工作，高宗不免心动，在经过四分之一柱香时间的思考之后，他说了如下一句话：“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矣何爱一己之屈？”高宗决定跪接金国诏书。
　　临安城在得知了高宗的态度之后骚动了。这是一个王朝的骚动。司勋员外郎朱松等人上疏表示“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要求皇上直接处斩主持和议的秦桧、王伦等人。
　　但是高宗不喜欢这样的骚动，他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以万乘之尊为国家推金山倒玉柱，试问古今中外，有几个皇帝可以做到？高宗在委屈之余还有埋怨——衮衮诸公尽知道上疏上疏，却不能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以雪君耻……在这一点上，秦桧就做得比他们好！
　　当然高宗袒护秦桧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和议最大的主持人不是秦桧，而是他高宗。高宗可不想因为处斩秦桧惹火烧身。于是那些带着怒火的奏疏在进行了一番公文旅游之后最后全到了秦桧手中。秦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在高宗的默许下对这些和议的反对派进行了触及灵魂的大清洗，其中程颐的门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王朝的血性在一夜之间似乎被阉割殆尽。
　　但是当兵的不干了。御军中将杨沂中警告说，现在军心不是不稳，而是很不稳。如果皇上执意要行屈膝之礼，到时侯兵们闹将起来，皇上的安全能不能得到保证暂且不说，金使张通古、萧哲怕是要成为肉酱了……杨沂中说这番话的时候，张俊和韩世忠这两位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站在一边将牙齿咬得嘎嘎响，大约也是痛心疾首的意思。高宗的心里真是凉透了，他偷眼看秦桧，秦桧还是做一脸无辜状一言不发。高宗于是又不爽了，他就发了狠话，明确告诉秦桧这位议和宰相：为国体计，他高宗是不会跪了。但是和议之事还是要办好——决不可以再起战争，决不！至于怎么办嘛，秦爱卿看着办……

这下秦桧算是知道夹缝里的老鼠是什么滋味了。高宗一气之下做了甩手掌柜，只苦了他这个具体干事的；另一方面，在全体南宋人民的心目中，他秦桧今后无论再做成什么事，怕是都脱不了“投降卖国”的嫌疑……
　　但事情还是要做，因为金国已放出口风来，称高宗到底跪不跪给句痛快话，如果不跪，他们也就不认这个南宋皇帝了，而是另立钦宗为帝。因为钦宗是个曾经跪过的皇帝，他们放心。
　　秦桧突然感觉自己已然被逼到历史的死胡同，一个王朝的重量都压到了他身上。这才是绍兴八年啊，难道南宋这个王朝就此灰飞烟灭？难道他的宰相生涯就此结束？他终于跪了下来，为一个苟且偷生的王朝而跪，同时也为他的相位而跪。秦桧以内阁总理的身份跪在金使张通古、萧哲面前，一脸诚恳地告诉他们，他是为高宗皇帝代跪，因为高宗皇帝在为先帝徽宗守丧，现正处守丧期，不便跪接诏书，只好由他秦桧代替天子率百官来跪接。张通古、萧哲为难了——都说秦桧狡猾，没想到会如此狡猾，这诏书给还是不给呢？他们左右为难。
　　但他们并没有为难多久，因为秦桧伸手来夺了。秦桧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施舍唾手可得，而有些施舍却要努力去争取甚至去抢夺。现如今，他正面临这样的时刻。张通古、萧哲松手了，在经过了很出时间猫戏老鼠般的抢夺之后，他们看见秦桧涨红着脸最终将诏书抢到手中并且紧紧抱在怀里，如获至宝。张通古、萧哲脸上浮起轻蔑的笑容。他们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放声大笑。秦桧也小心陪笑，这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小心陪笑。而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暗室里，有一个人长长地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的皇位算是保住了，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在短时间内应该生存无忧。
　　
　　
完颜宗弼生气了
　　
　　然而事隔不久，这个王朝又开始为生存担忧了。
　　因为完颜宗弼生气了。
　　完颜宗弼生气是针对完颜昌的。这两个政治上的死对头时刻在寻找着对方的软肋，以便完成致命一击。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让完颜宗弼很生气——完颜宗弼觉得完颜昌简直是丧权辱国！
　　绍兴九年七月，完颜宗弼在扳倒了完颜昌的政治同盟军宰相宗磐之后，直接拿他开刀。一个月后，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死翘翘了，他的家族也被满门抄斩。随后，完颜宗弼以大金国“都元帅”的身份撕毁了宋金两国和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攻占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城市，这些地方原本是宋金两国和约中金国归还给南宋的部分。
　　高宗也很生气。本来这些国土完璧归赵大大提升了他的政治信誉，可完颜宗弼这么搞，让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刚刚到手的玩具还不知道怎么玩就被抢了回去了，这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另一个让他下不来台的原因是秦桧代表他所做出的屈辱一跪——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啊，完颜宗弼这么搞，完全不给他面子嘛！
　　高宗简直有些歇斯底里了。他开始下诏称金人为“贼”，发誓要雪靖康之耻。高宗前所未有的高调之举让满朝的士大夫们兴奋不已，一个王朝的斗志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岳飞也很争气，他所率领的岳家军一鼓作气收复了颖昌、陈州、郑州等地。这让高宗很是扬眉吐气。
　　当然也有人恐慌不已。比如秦桧。因为岳家军如果完胜完颜宗弼部队的话，他秦桧的下场恐怕会很惨。
　　毕竟他的屈辱一跪丢了大宋朝的脸面，最主要的是丢了高宗的脸面。如果战争最终证明这一点是成立的话，恐怕他再也不能在大宋官场混下去了。
　　所以秦桧很在乎岳家军的战况。当然他更在乎的是高宗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高宗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岳家军开始孤军深入，渐渐胜少败多了。
　　而完颜宗弼在此时向他释放和意，这让高宗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他不再下诏称金人为“贼”，也不再发誓要雪靖康之耻。作为南宋的最高统治者，曾经高调的高宗开始回归理性：他对岳飞、韩世忠等人明升暗调，任命他们为枢密使和副使，从而罢免了他们的兵权。同时他命令秦桧整编岳、韩两支队伍，将一支威武之师整编成绵羊之师！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高宗眼里，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合乎逻辑地杀掉岳飞，以满足完颜宗弼的议和条件——不错，完颜宗弼就是这么向高宗提议的，高宗为了国家“和平”，爽快地答应了完颜宗弼这一苛刻的议和条件。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年仅三十九岁、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的岳飞被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毒死。南宋帝国最后一根脊梁轰然倒坍。一个王朝开始迈入它最为温顺的臣服时代。高宗依旧在“皇位”上一脸威严地端坐着，他的身边，是对国家和平作出多次卓越贡献的有功之臣秦桧。他们在凝神静听，听不远处钱江潮水千年不变的涛声；他们在虔诚祈祷，祈祷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从此风平浪静。
　　那么接下来，这个王朝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愤青皇帝的悲情
　　
　　七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从公元1141年到公元1217年，南宋这个王朝依旧在地球上存在着。虽说活得有些屈辱，但好歹是存活了下来。由于南宋一直按照合同规定向金国交保护费（岁币），因此这几十年来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所谓花钱买平安，这个道理不仅汉人懂，金人同样懂，所以这两个国家大体上相安无事。
　　但是蒙古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
　　蒙古是靠骑兵起家的。
　　蒙古骑兵是火，是风，更是催命符。
　　他们摧垮了曾经强大的金国。
　　公元1214年，在政变中匆匆上台的金宣宗无可奈何地发现，天变了，中都燕京实在是守不住了，不迁都是不行了。五月十一日，他下诏南迁汴梁。
　　这是一次悲壮的南迁，它宣告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度走向没落的开始。从此以后，在蒙古人眼里，金和宋一样，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军事欠发达国家。
　　他们注定要走向灭亡，而蒙古注定要走向强大。这是历史发展的潜规则。
　　临安政府首先感到不安了。
　　世界就这么大，现在金廷南来，以后同在一块地里刨食看来是免不了，怎么办？
　　在这样的时候是要讲究生存智慧的。一个苟且王朝对另一个苟且王朝的生存智慧。七月，在金宣宗依旧摆着大国架子派人来临安催讨这两年应交的保护费时，临安政府展开了国家命运前途大讨论。
　　问题有两个。首先是保护费要不要交？如果不交，这一大笔钱又作何用途？

起居舍人真德秀是个愤青。他强烈建议罢交保护费，拿这笔钱去修固两淮。真德秀高瞻远瞩地指出，金政府是个行将灭亡的政府，它根本保护不了南宋朝，所以朝廷不必在它身上乱花钱了。但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乔行简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此情况下金国的存在对朝廷是有利的，是一大屏障。这个时候如果得罪金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宁宗皇帝夹在两派意见当中难以取舍，觉得做一个软弱王朝的皇帝真的是好艰难好艰难。最后他还是采纳了真德秀的意见，决定做一个愤青皇帝。
　　
　　战争很快就来临了。
　　事实上不管宁宗要不要做一个愤青皇帝，战争都会不由分说地来临。
　　因为金宣宗已经撑不住了。当时河北已被蒙古所据，各地残兵败将都逃到了河南，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金宣宗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富庶的江南。
　　特别是临安。
　　从嘉定十年到嘉定十七年，金宋之间打了七年时间的战争。金宣宗发现，南宋这个国家他这辈子是打不下来了。
　　不是南宋太强大，而是时运太艰难。
　　因为金国几乎是在四条战线同时作战。北面和西北要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夹击，南面和西南则要分头进攻南宋。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分兵作战导致的“攻无力”，而是没钱打仗了。最终金宣宗迎来了他帝王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七年之痒。嘉定十七年三月，金宣宗宣布停战。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胜利者。南宋几乎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战争后期，军用不足，宰相韩侂胄拿出自己的二十万钱资军。与此同时，政府发行的纸币竟然多达一亿四千万贯。一个王朝的国力被完全亏空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理宗亲政后，南宋王朝就像当年钦宗执政一样，走到了它的末世光景。
　　理宗亲政之前曾经有过八年卧薪尝胆的非凡经历，因此这个皇帝一上来就比较猛，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惟我独尊，他做的那是相当地到位。
　　当然他做的最石破天惊的一件事是与蒙古签约，两国联合起来共同灭金。这是公元1232年年底时发生的事，但是理宗不认为这是与虎谋皮。他执拗地向大臣们解释，他的英明决策与当年钦宗“联金灭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大臣们不相信这一套，因为他们嗅到了末世的气息。
　　1234年正月，末世的气息首先笼罩了大金国。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大金国的两个末代皇帝在城破之日以不同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一个历史上曾经充满生命力的王朝就此谢幕。可理宗却没有尝到战胜国的喜悦，因为强大的蒙古开始以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看待他了。
　　这样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
　　这是1234年的春天，这是一个帝国的早晨，却是另一个帝国的黄昏。它们貌合神离地站在中原大地相互注视，四周，是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宋理宗终于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自以为是地担当了某种过于强大的角色，却最终自不量力，这是他的悲剧——他原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演技将这个角色演好，但是实力说明一切，他的角色演出到此为止了，接下来，他将注定扮演一个悲情角色，直至剧终……

　刘整为什么
　　
　　从123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蒙古开始了对南宋漫长的进攻。
　　但是南宋这个帝国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蒙古大汗蒙哥不知道从何下嘴。
　　事实上这样的困惑不仅仅属于蒙古，也属于曾经的大金国。
　　因为南宋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是金兵数度南下却总是收效甚微——他们的战术有问题：金兵采取气吞万里如虎的打法，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妄图一口吃成个胖子。
　　可最后他们始终成不了胖子。原因就在于巴蜀自古难攻，而中部长江天险固若金汤，至于淮东，表面看上去平原处处，却也水网密布，所有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大金国苦恼不已。
　　也让现在的蒙古帝国苦恼不已。
　　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南宋的软肋？
　　这个问题的答案，蒙古帝国的核心人物忽必烈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公元1267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忽必烈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是刘整告诉他的。
　　刘整曾经深爱着他的祖国——南宋。但是祖国的统治者却不爱他。这个智勇双全的河南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金地逃回来报效他的祖国，祖国的统治者刚开始也接纳了他。他在解围鄂州之后被提拔为泸州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贾似道当权时期，他因为不趋炎附势而被清洗了。这是六年前的事，当时这个满脸冤屈的失意将领还告了御状，要求平反冤假错案，但是皇上没有理他，因为度宗皇帝和贾似道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刘整申冤无望，报国无门，一气之下就投降了蒙古。
　　现如今，他向忽必烈献计了。刘整说：“攻宋之计，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刘整在投降之前原是负责南宋长江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太知道这个王朝的软肋在哪里了。刘整向忽必烈详细说明了攻打襄阳的重要意义。刘整说，襄阳一旦得手，就可以沿着汉水入长江，然后沿江东下，整个两浙就如探囊取物了。襄阳一失，宋军也许会反扑，但事实上已经于事无补了。因为在川的宋军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出川救援；而下游的宋军要想沿江增援，那是逆水行舟，根本就来不及。何况我们的部队以逸待劳，顺江而下，取胜应该是不难的。
　　忽必烈听得茅塞顿开。
　　何止是茅塞顿开，他简直是听到了一个王朝宫殿吱吱嘎嘎的断裂声。是什么原因，让刘整这个归降的南宋前重要将领献出如此锦囊妙计？忽必烈想不通。但是有一点忽必烈是明白的，这个王朝肯定出大问题了，以至于它的子民们要离心离德，必欲除之而后快。

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贾似道却觉得这个王朝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南宋的历史上，贾似道是继秦桧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同时他也是个享受型的宰相。
　　贾似道最喜欢呆的地方是西湖上的楼船。这种船高大威猛却又繁花似锦。贾似道醉卧花丛中只恨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但是战争却已近在眼前。因为忽必烈要行动了。忽必烈任命阿术、刘整为统帅，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向襄阳进发。
　　忽必烈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在刘整的未雨绸缪下，襄阳已是个有漏洞的城堡。
　　早在几年前，刘整就建议忽必烈对襄阳要有所作为，要想办法撕开一个口子。不过当时的襄阳固若金汤，要撕开一个口子谈何容易？但是刘整做到了。
　　因为刘整明白，城堡可以固若金汤，守城的人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的襄阳军事长官是吕文德，这人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打仗勇敢，不怕死。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贪财。
　　一个贪财的人注定不是个固若金汤的人。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古帝国只用一条玉带就换取了他们在襄阳城外开辟一个榷场的优惠条件。现如今，这榷场已经瞒天过海变成一个蒙古帝国的军事要塞，它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襄阳城外。
　　但是吕文德是不会承认他决策失误的，因为他已今非昔比。现在的他是一个帝国军事统帅，这揩屁股的事只能是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了。吕文德的继任者是他的六弟吕文焕。此时的吕文焕真是有苦说不出——他不仅要直面蒙古人钉在他大门前的钉子，他还要面对被围困而死的命运。因为阿术在白河口、鹿门山两个地方也修建了城堡，从而在汉水上切断了襄阳城的粮草补给线。
　　这下吕文焕慌了，他写信给吕文德，抱怨他这个当哥哥的让弟弟揩屁股、背黑锅，不道德。吕文德到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一个劲地藐视敌人，声称他的能量如何了得，如果阿术、刘整真的敢进攻的话，他将率大军亲自前往迎敌，“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吕文德还豪迈地作如是想像。
　　但也只是想像而已。公元1268年九月，南宋的汉水防线已被蒙军完全切断。十一月，蒙军突破了京湖都统制张世杰部的阻击，从而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襄阳成为孤城。此时的吕文德躲在临安城内，不再作豪迈的想像，或者说他不再当众作豪迈的想像。帝国的明天在哪里？他的明天又在哪里？吕文德绞尽脑汁，一筹莫展。
　　
　　吕文德一筹莫展，贾似道也依旧在西湖的楼船上逍遥。
　　因为蒙军包围的是襄阳而不是临安，所以贾似道不急。
　　其实蒙军即使包围了临安贾似道也不会太急。
　　因为贾似道不是在西湖的楼船上就是在去往楼船的路上。临安太大，他真正关心的地方只是湖上的那一艘楼船。
　　但是百官们急了。
　　百官们着急并不表明他们有多爱国，而是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蒙古人来了，好日子快到头了。为了不让好日子到头，百官们商议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增援襄阳。只有襄阳不失，临安才能不失。
　　他们找到了贾似道，七嘴八舌地提议要枢密院一个叫高达的官员赴援襄阳。贾似道在花丛中悠悠然地起身，觉得这事不好办。他反问诸官员：如果派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
　　百官们沉默了。这事的确不好办。谁都知道吕文焕兄弟都是贾似道的人，如果派高达入援，那么吕文焕怎么办？是撤职还是内调？当然吕文焕撤职还是内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贾似道宰相的脸面。这从今往后，贾似道的脸往哪儿搁？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复杂的官场问题，这可真是一个王朝的不解之谜。
　　既然是不解之谜那谁也解不了。百官们沉默地离开了，贾似道重新在花丛中躺下，只恨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勾陈

吕文焕也聪明，知道给他的主子贾似道一个台阶下。
　　因为百官们虽然沉默地离开了，但保不齐他们中间会有人给皇上写匿名信，控告贾似道宰相行政不作为。
　　所以吕文焕在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用了一些热烈的形容词向朝廷谎报襄阳大捷。如此一来，吕文焕得到了三个好处：一，有了军功；二，阻止高达入援，因为襄阳有吕文焕一人足矣；三，贾似道对他更刮目相看。
　　当然吕文焕这么做也是在铤而走险。因为阻止高达入援，襄阳将更加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危险的帝国游戏，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吕文焕之所以敢玩是他相信有两个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死翘翘：一个是他哥哥吕文德，一个是他主子贾似道。
　　吕文焕不相信这两个人会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
　　但是吕文焕太天真了，这两个人也许不会拿自己的荣华富贵开玩笑，却太有可能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了。因为帝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而是那个什么都蒙在鼓里的度宗皇帝的。
　　
　　不过度宗皇帝此时已奈何不了贾似道了。
　　“君弱臣强”是他俩关系的最好写照。
　　其实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有“君强臣弱”或“君弱臣强”的现象。尤其是到一个王朝的末世，这样的现象会来得更加严重。
　　现在的南宋就是这样。比如贾似道可以入朝不拜了；不仅如此，退朝的时候度宗皇帝还要站起来目送他离去，以示尊敬。当然大部分时候贾似道是可以不用上朝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和一大群老婆在一起席地而坐，专心致志斗蟋蟀，或者和道士们一起在他新建的“半闲堂”里研究性命之术。
　　度宗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他对国事还是关心的。虽然贾似道努力不让他关心国事，但江山是赵家的，度宗抓住机会还想有所作为。他问贾似道：襄阳被围三年了，到底该怎么办啊？贾似道故作不解：蒙古兵早就退走了，陛下哪来的小道消息啊？度宗政治斗争经验不丰富，老老实实回答说是一个宫女告诉他的。贾似道步步紧逼，逼度宗说出这个宫女的名字。最后这个多嘴而可怜的宫女就在某一天早晨离奇死去了。
　　这就是南宋王朝宫廷斗争实录，“君弱臣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只手遮天的贾似道最终也明白，他可以骗度宗，却骗不了忽必烈，为了将性命之术研究到底，襄阳那边绝对不能出事。
　　
　　在最危急的关头，贾似道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准备去增援襄阳。
　　吕文焕不再叫唤，因为这是贾似道安排的人。贾似道这样安排，说明形势确实很严峻了。
　　再一个原因是吕文德死了。吕文德在死前告诉了贾似道襄阳有一个大漏洞，这让贾似道对吕文德兄弟开始另眼相看——吕氏兄弟不过如此。
　　弟以兄贵，弟也以兄贱。也就是说，吕文焕在贾似道心目中的分量开始降低。
　　吕文焕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来事。
　　吕文焕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会无意义地来事。
　　上一次来事他达到了三个目的，这一次他如果来事只能达到一个目的：找死。
　　因为贾似道不喜欢过分矫情的男人。
　　他只喜欢过分矫情的女人。
　　但是范文虎开始矫情了。
　　范文虎是贾似道的女婿。在吕文德死后，他被贾似道狠狠地提拔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贾似道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看住度宗，范文虎就是这样一个可靠的人。
　　可范文虎志存高远，他不愿意只做看家狗的角色，他还要去建功立业。范文虎提出他要去襄阳，免得功劳只归李庭芝一人。
　　贾似道哭笑不得。见过抢功的，没见过这么抢功的。如果是公费旅游，女婿去襄阳毫无问题。可这是打仗啊。如果打了败仗回来，他范文虎的脸往哪儿搁，我贾似道的脸又往哪儿搁？！
　　贾似道在最初坚决制止了范文虎的蠢蠢欲动。但是范文虎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范文虎说他可以做一个福州观察使（相当于副部级巡视员），一来可以对李庭芝遥控指挥；二来可以抢功。李庭芝仗打得再好，那也是在范文虎的指挥之下取得的啊。
　　贾似道笑了。第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女婿如此聪明。

襄阳的秘密
　　
　　贾似道笑了，李庭芝却要哭了。
　　因为新任福州观察使范文虎处处和他做对。李庭芝频频邀请范文虎共同进兵襄阳，范文虎却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按兵不动。
　　事实上范文虎也不知道什么叫时机成熟。这个从来没去过襄阳的浪荡子弟甚至得了“襄阳恐惧症”。他寄希望于李庭芝单兵突进，一下子就解了襄阳之围。但李庭芝被分兵以后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单独进攻。
　　南宋王朝的两支正规军就这样在两个遥远的地方遥遥相望，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朝廷上的百官们着急了。他们不能眼看着两支正规军就这么干耗下去，纷纷上疏要求范文虎振作起来，迅速进击。但是他们的奏疏遭到了贾似道的严厉弹压。贾似道是个脸皮很薄的人，不允许他人随便议论自己的女婿。因此这些上疏的人命运被改变了。他们被迫离开了朝廷。这中间还包括后来声名鹊起的文天祥。
　　蒙古方面，阿术和刘整则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他们造战舰、练水军，时刻准备攻城。当然，他们心中也有疑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襄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还能坚守三年？难道上天真的可怜这个软弱、平庸的王朝，一时恻隐心起，让他命不该绝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襄阳城久围不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秘密呢？
　　
　　公元1270年12月，襄阳的秘密被一个叫张弘范的蒙军将领发现了。原来襄阳西面还有粮道，这三年正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供应襄阳城粮草。因此尽管汉水补给线被蒙军切断，襄阳却还能靠着西面粮道活得很滋润。张弘范立即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彻底堵死襄阳与外部的所有联系。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了，西路蒙军开始行动。李庭芝感到事态严重，也不再指望范文虎协同作战，而是带了自己的队伍直扑襄阳。由于兵员严重不足，李庭芝还在当地招了三千人，组成一支义勇军，准备向襄阳突袭。义勇军的头领叫张贵，他是个不怕死的角儿，在元军的重重包围下奋力突围，但是由于范文虎的部队不肯接应，张贵和他的义勇军最终全军覆没，襄阳城危在旦夕。
　　当然元军最后拿下襄阳城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襄阳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它位于汉水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互为犄角，真正是易守难攻。阿术和刘整采取了切断联络、各个击破的方式，先是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然后用重兵先下比较容易攻克的樊城，最后再围攻襄阳城。
　　在来自西域的火炮猛攻下，吕文焕带着他的残兵剩将负气投降。他是真的生气了。原先，他以为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会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但是他错了，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如此的军事不作为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耻辱，作为贾似道爪牙的耻辱。
　　爪牙也是人，爪牙也有耻辱，爪牙生气起来还会咬人。愤怒的吕文焕在降元之后自请为前锋，率领大部队去攻打驻扎在郢州的范文虎所部。这毫无疑问成为了一个王朝的悲剧，却又是另一个王朝的喜剧。忽必烈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不再有类似于“刘整献策”式的不解。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明白这个王朝为什么要人人起而倒之，因为人心散了，仇恨已是无处不在。
　　

江山唱晚 曲终人散
　　
　　度宗也充满了仇恨。
　　因为他被贾似道骗了。
　　曾经，贾似道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蒙古兵早就退走，可一转眼功夫，襄阳已落敌手。襄阳一失，临安城何以自保？度宗眼泪都下来了。
　　满朝的文武百官也群情激奋，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明天。一时间倒贾声四起。
　　但贾似道却屹立不倒。
　　因为他能屈能伸。
　　他一边流着眼泪向度宗提出辞呈，一边指使御史上疏挽留自己。
　　度宗一声叹息。
　　他只能一声叹息。
　　因为这个王朝可以没有度宗，却不能没有贾似道——多年以来，贾似道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他的女婿范文虎就是禁军总领；这个帝国大大小小的部队将官都是贾似道的人。
　　贾似道可以换掉皇帝，皇帝却不能换掉贾似道。这就是度宗时代的政坛现实。
　　另一个“贾老儿不能走”的重要原因是接下来的帝国防卫战还要贾似道同志去指挥。对于军事，度宗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贾似道的相位依然是稳如泰山。
　　
　　但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
　　因为元军随时会从襄阳顺江而下，进犯临安。
　　朝野上下的爱国积极性突然就起来了。人人都知晓这是最后的机会——只有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他们才有自己的明天。
　　四川官员张梦发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长江中上游一带的防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目的就是阻止元兵东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的一点是封锁汉江口岸，同时守住玉泉山。当然能够在峡州以下化民为兵且耕且守那是最好不过了。
　　度宗皇帝钦点的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则上疏提出应急三策。他认为上策是“举全国之兵，相距百里而屯”，这样步步为营，可以保临安无虞；中策是花钱消灾，仿效以前对辽的政策，给元岁币，求一时平安以图东山再起；下策则是万一战败，以死殉国。
　　汪立信在这封奏疏中还大骂了贾似道误国至深，这让贾很不舒服。贾似道有一个本事，总能在皇上之前看到奏疏，然后由他决定是否呈送。这一回，汪立信的奏疏遭到了被扔到地上再踏上一脚的命运，同时还有一口浓痰覆盖在它身上。吐痰者是贾似道。贾似道边吐还边咬牙切齿地骂：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汪立信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所以贾似道才这样骂）！
　　当然献策的不止以上两位。四川制置司甚至还搞到了刘整给忽必烈的奏稿，上面明确提出了元兵攻取江南的策略，制置司的官员将奏稿毕恭毕敬地上奏朝廷，希望朝廷尽快有所动作。但所有这一切到了贾似道这里都变得毫无用处。因为贾似道在开始忙一件大事，一件在他看来比眼前的战争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1274年7月，南宋帝国年仅33岁的度宗皇帝在一声叹息后因病离开人间。接下来，谁将入继大统，就成了贾似道最关心的事。
　　贾似道要忙的大事就是，选一个最听话、对他最有利的人来当皇帝。
　　皇帝候选人有四个：度宗的三个儿子，还有建国公赵罡。
　　度宗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不懂事。只有赵罡年富力强，可当大任。
　　但是贾似道作出了他的选择：弃建国公赵罡不用，立年仅四岁的皇太子为帝。名号为“恭帝”。
　　这是非常不符合国家非常时期立君潜规则的，贾似道这么做有僭越之嫌！
　　但是贾似道就这么做了。
　　因为他不是别人。
　　他是贾似道。
　　天子都要看他脸色的贾似道。
　　贾似道心里很明白：南宋的江山是守不了多久了，这个屈辱的王朝正迎来它的夕阳红。他要紧紧抓住最后的夕阳红，让自己也灿烂一把。莫道夕阳红，为霞尚满天。贾似道愿与天地同辉。
　　虽然这绝对是最后的同辉了。
　　
但是忽必烈不可能给贾似道享受夕阳红的时间了。他对南宋的江山是志在必得。
　　九月，十万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开始兵分两路，直扑临安。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因为宋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襄阳失守之后，一个王朝的底线就被突破了。
　　宋军守将率领所属部队成建制地投降，这当中竟然包括被岳父贾似道派到安庆去驻守的范文虎——他是在两军还未交战就主动投降了。
　　可以说，这不仅仅是范文虎一个人的耻辱（范文虎是不是真的有耻辱感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还是一个王朝的耻辱。
　　而且接下来，这个王朝还有机会亲眼目睹一场更大的耻辱。
　　刘整死了。
　　刘整是被气死的。
　　因为他看到吕文焕争先恐后，愤勇杀敌，觉得自己为大元朝立头功已然无望，一时急火攻心吐血而亡。
　　这真是一个行将灭亡王朝的大耻辱。因为不管是刘整还是吕文焕，他们都曾经是南宋这个王朝的将领，现如今，降将们以争先恐后灭宋为荣，以甘居人后、不立头功为耻，这样的王朝不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贾似道亲自出马了。
　　他也只能亲自出马，因为守将们都降得差不多了。他的身后，只有那个四岁的娃娃皇帝以及年迈的太皇太后。
　　贾似道是领着十三万人马来到芜湖的。这十三万人马差不多是这个王朝的全部家当了，贾似道不舍得全部拉出去打。他一到芜湖，就想方设法遣使议和，但是元军最高军事统帅伯颜拒绝了他卑躬屈膝、厚颜无耻的乞和请求。他希望贾似道有骨气一点，像个男人一样痛痛快快地干一仗。
　　贾似道哭了，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气息的来临。在最后的时刻，他上书太皇太后要求迁都，以求在形式上保持一个王朝的存在感，以求在形式上让他再做这个王朝的宰相。但是太皇太后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这个远比贾似道有主见的女人在形式上解除了这个男人与这个王朝之间的一切联系。
　　贾似道时代结束了。
　　
　　元兵像潮水一样对这个王朝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临安城的百官们像潮水一样出城逃难。
　　太皇太后目睹此情此景，悲壮地下了诏书：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诏书情真意切，一字血一字泪，但百官们依旧像潮水一样出城逃难，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王朝快完蛋了，诏书已经不顶事了。他们同时还明白另一个道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太皇太后的诏书最终形同废纸。的确，在这样的时刻，道德恐吓已经无济于事。这个年迈的女人注定会和她年幼的孙子一样，成为这个偏安王朝最后的殉葬品。没有人会拉她一把，更没有人与他们一起殉葬。这既是一个王朝悲哀，又是历史背后难与人言的潜规则。
　　公元1276年，也是所谓的南宋德佑二年，我们这个帝国的道德最终未能佑护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正月十八，太皇太后向伯颜呈交降表和国玺，表示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了降表和国玺，并希望宋廷宰相来营商谈具体事宜。但是此时宋廷差不多人去楼空了。宰相陈宜中逃到温州去了，另一位名义上的宰相（少傅）张世杰也跑了。最后只有文天祥站出来代表宋廷来到了元营，开始了一个王朝最后也是最屈辱的投降仪式……
　　江山唱晚。南宋曲终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