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观史】从明代中后期白银流入量看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性

暴风影音

其实以我零碎的看的一些杜车别的贴子段落，也没有看到他作出能不能自发引发工业革命的结论。

网上搜到他搜集的明代工商业数据，涉及到了一些科技 其他也是长文中的段落：

http://bbs.tiexue.net/post2_2434812_1.html

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1、工业

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作者：杜车别

节选《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http://www16.tianya.cn/New/Publi ... 7900&flag=1

　　1、工业

　　在1979年第2期的《学术论坛》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165]，里面有一个表格是比较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铁产量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这张表格中所列的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

　　这一点只需从如下论述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达到最高点，为８２４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８０６）２０７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但元丰元年（１０７８）的铁课只有５５０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166]

　　显然同样一个824万斤，207万斤都仅仅是指铁课，而并非是实际产量。明朝永乐初年的1957万5026斤同样应该是铁课，而不是实际产量，否则就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了。如果说宋朝是北宋中叶才兴起私人承买，官营铁冶退居次要，那么明朝则是洪武年间就已经是民营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167]p178，宋朝实行的是“二八抽分制”“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而明朝实行的是“官府对民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167]p178。按照同样方法的结算，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1957万5026斤的15倍左右也就2亿7362万斤左右，一公斤为1.673明斤（宋斤明斤唐斤是一样的），则约为16万2550吨，这个产量比一些人估计宋代最高产量还高一万吨，“与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１４．５万吨至１８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　　
　　以后铁产量应当有更大的增长，这从一些地方的铁产量的迅速增长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嘉靖元年（1522），广东潮州、惠州等处的铁课是银5576两，税率是产铁万斤交银三两，这样折合铁产量达1858万斤，超过宣德时全国民矿产量一倍半[引者注：这一点肯定是不对，严重低估了宣德时期的产量]；嘉靖十年（1531），同样计算，更增至2763万斤，10年间又增长了48%。”[167]p178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煤炭冶铁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155]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68]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69]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170]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就现有材料，……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167]p128。实际上考虑明代白银存量急剧增加并导致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也就是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那明代绢价实际下降应该还要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远高于宋朝，这才导致价格如此大幅度下降（当然这应该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的增多有关，但这个因素影响应该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属于中上阶层的消费品，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155]
　　制瓷业，“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155]
　　制糖业方面，“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造糖技术上也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155] 　　造纸印刷方面， “明代后期，私人刻书越加繁荣兴盛。以万历时期刻书最为丰富。”[171]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如常熟毛晋，‘广招刻工’翻印各种书籍，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流任经部可，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长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压，以延淄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字匠所居’”

　　钱泳，《履园丛话》卷22《梦幻汲古阁》

　　“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它介 乎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 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 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171]

　　“明代胡应麟对明刻书业的分布有过专门研究和评论。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 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越、闽 。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说：;今杭刻不足称，金陵、吴兴、 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安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 最滥恶，盖待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近来吴兴、金陵渐渐陷此疾矣。;以上两说，说明到 了明代刻书中心发生了变化：四川、平水印刷事业已经衰落，而建阳、苏州、杭州仍然称盛 。明代中叶后，杭州转微而吴兴代之而起。无锡、南京相继成为刻书中心。歙县后来居上， 北京仍是北方刻书的重地。但是，这时全国刻书业已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福建三地，而 以江苏为首了。”[171]
　　“编、刻、售合一，发展较快。书坊刻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不单是刻书匠户，而是 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种结合有利于书坊主人了 解社会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编刻图书。这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也促进了刻 书事业的发展。除上面所讲的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外，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都自撰、自编、自校、自刊了许多医书。熊宗立编印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被日本人称为医家至宝，在日本翻刻，成为日本刊行最早的医书。其后人熊龙峰 、熊大木的忠正堂又编印了许多话本、小说，其中《北宋志传》和《大宋中兴英烈传》就是 后世《杨家将演义》和《说岳全传》两部长篇的雏形。”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弘治年间(1488─150 5年)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嘉靖年间无锡安氏桂坡馆为最著名。他们应用铜活字排印各 类古书，为后世藏书家所重视，有不少得以保存到现在。就今传世的有华氏会通馆弘治五年 印《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印的《容斋随笔》和《文苑英华辨证纂要》，以及华氏兰雪堂 排印的《艺文类聚》、《春秋繁露》等等。安氏桂坡馆排印的《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类备要》等书，也有流传。此外，还有嘉靖年间芝城姚氏兰印《墨子》、建业张氏的《开 元天 宝遗事》和王云溪馆排印的《玉台新咏》以及许多其他人用铜活字刊印的唐人诗文集等等。 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 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
　　 明代印刷术另一大发展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十七世纪得 到广泛的发展。这是和吴兴的凌氏、闵氏两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吴兴在嘉靖以后渐成刻书中 心，技术超过福建和杭州。闵氏(闵齐急)在1616年用套版印成《春秋左传》。以后闵、 凌(凌蒙初)二家继续发展套版印刷，刻印了许多带有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四部古书，以及戏 曲 小说。他们采用套版印刷的古书，被称为;闵刻;和;凌刻;。最初用朱墨两色，后来发展 为五色。他们的用意是为便于学习，所以在书的内容上并没有特殊价值，但是印刷技术却因 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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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9楼唐朝帅的一比于2012-10-31 10:47发表的 :
而且力挺明朝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人还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这些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仅仅局限于江南某些地方，而忽视了当时还存在普遍赤贫，文盲率极高的农村，农村占当时中国90%，如果仅以10%还不到的地区出现某些生产关系变化作为一种证据，在法理上可谓证据不足，朱元璋开国就制定了严厉控制流民的国策，在这样政策框架下，城市化进程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是李自成的老家陕西这些地方的农村，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农村可不是，这个我转的两本评传的背景资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大规模的城镇化，从明代中期开始。第二，城市已经带动了农村的市场，也是为交换而生产，大片的农业产区。

商品流通能否为生产准备大市场，能否有助于改变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带有现代性因素的商品经济相区别的主要标志。在明代中叶以前，以
－－－－－－－－－
①《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六七六。
②《明实录》神宗卷三六一。

往历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起到改变自然经济基础的作用，从来也不可能带动起广大农民为交换而生产，然而明代中叶以后的情形则不然。在我国中东部的广大农村出现了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转型这一盛况空前的景象。农民们开始为交换而生产，如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看到的情形，即农村的专业经济区和专业户的大量涌现，在浙江，南寻的农民多为桑叶专业户，杭州临平的农民多为经营蚕种的专业户，海宁硖石的农民多为木棉专业户。嘉兴府在明初本是亩产水稻1126斤的“梗稻之乡”，但明代中叶以后则成为桑、疆、棉、麻、烟草等经济作物生产的专业区，且植桑与养蚕分离。石门的农民多为种桑专业户，养蚕专业户则须到市镇上去购买桑叶：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局限于江南，闽广多果品专业户、甘蔗专业户，皆是为市场而生产；河南省亦发展了为变换而生产的农业，如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视察河南时所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率从贸易。”①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农民是什么赚钱就种什么，这就势必出现如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情形。在专业户之间起支配作用是商业资本，包买主在不同的农业专业户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而且在原料的直接生产者与手工业主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农业的商品化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而城市的商业资本则使农村屈从于城市，农民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这种情形的出现，正是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向着具有现代性的商品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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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天涯又找到了些资料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31617.shtml

作者：xshmlgy　回复日期：2006-1-6　23:00:29　

《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摘录 作者 李申
　　
　　
　　　　第853页-856页，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明代的冶铁业比前代有了急剧的发展。特别是民营铁矿，永乐初全国产量大约为120万斤，而到了成化年间，仅仅山西阳城一地就产了750——900万斤，六七十年的时间，这一地的产量就等于全国产量的六七倍。在技术方面，实现了生熟铁的连续生产，灌钢技术又有了新的进展。炼铁需要煤炭，煤矿业业相应地发展起来。为了提高炉温，我们早于欧洲一二百年发展了炼焦技术
　　　　
　　　　第858-860页
　　　　
　　　　“明代永乐以后，火器部队正式成为军队的一部分，此后并且不断发展。由于欧洲战争更频繁，在战争的刺激下，欧洲火器的技术虽然一度走在前面。但从嘉靖年间，明朝人就主动努力学习外国的火器制造技术，不断仿制，改造佛朗机炮和红夷炮。
　　　　
　　　　“研究火器制造以及使用技术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明朝的知识分子。有人提出火器与车相结合的战法，不少人都进行过炮、车结合的设计。这时候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第880页
　　　　
　　　　“手工业，明朝后期有很快的发展。万历年间围绕矿税的斗争，正说明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丝织业方面，原来是西班牙产品占据着美洲殖民地市场，但1565年，大帆船贸易展开以后，中国丝织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排挤西班牙产品，而且还大量销往西班牙本土，导致了西班牙丝织业的衰败。在一般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外销的多是手工业产品，输入的多是自然产品，因而贸易长期出超，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注释：参阅《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
　　　　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是由于中国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正是，这先进的生产技术，产生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的发展，市镇的发展导致市民队伍的扩大，市民队伍的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想。不论人们把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叫做什么，都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大规模的市民斗争，社会下层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蔑视和背叛，等等。”
　　　　“面对日益发展的矿业和丝织业，明朝国家机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们当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财源。于是税使满天飞，……但这也表明当时的国家承认这些私营手工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官吏、士大夫反对税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和保护手工业的生产”
　　　　
　　　　“明朝末年的江浙以及其他沿海地区、手工业比较发展的地区，社会还是充满生机，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士风昂扬，充满了生气”
　　　　
　　
　　第882-884页
　　　　“可以断言，假如李自成掌握了全国政权，因战争而受到破坏的农村经济很快就能得到恢复，而城市经济则必有更大的发展”
　　　　…………“但是，清兵从山海关进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如何估计清兵入关所造成的破坏？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还未见到专门论及此事的文章，所以这里只能采摘一些零碎的资料，对当时经济的破坏描出一个概貌”
　　　　（根据现在学者的推算，明末中国人口将近两亿，而到了南明抵抗结束后的清初，人口只剩下4000万，在所谓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下，清朝屠杀掉了中国至少一亿以上的人口，人口损失掉了将近百分之七十）
　　　　
　　　　
　　　　“陈良学的文章说：经过明末请初的战乱，陕南的人口急剧下降，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二三，石泉县在明末尚有1万0500户，4万3000人，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仅存700余户，2100人。即或如此，比起东南各省，陕南的破坏是相对比较小的。……比如江西，无民可治，田荒无力可耕。东南一些大中城市几乎都遭到了兵火洗劫，一向人烟稠密的江苏宜兴地区，也是千百顷荒地相连（注释：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一期）”
　　　　
　　　　“叶恩显的文章说从清初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年——1684年），40年里面，由于禁海和迁海政策，大大削弱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航运贸易，西方殖民地则乘机扩大势力，以至开海以后，已经无法挽回昔日颓势。这一带本是广东商人的市场，此时则多被西方人占领。广东商人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甚至沦为西方殖民贸易的中介人（注释：参阅叶恩显《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四期）”
　　　　
　　　　“清代规定船只最大载重不能超过五百石。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远航东南亚的私人帆船就有137艘，而在清代一直过了将近两百多年，才勉强超过，而且由于大小不及明代船只，栽重的总吨位海增加不了这么多”
　　　　
　　　　“清代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实行禁海，而且实行迁海；把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以便造成一个沿海的无人区，隔绝大陆人民和郑成功的联系。命令一下，官兵逞虐，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其后因为各种原因被指控违禁而被杀的，难以数计，有些地方官也受到此类案件牵连，被革职杀头”
　　　　
　　　　“王守稼说，明末清初，上海地区开展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屠城以及松江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各阶层，不能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清代为恢复上海地区经济所花的时间比元末明初要多的多。（注释：王守稼：《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历史命运》，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明末李自成起义，对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并无多大影响。但清兵入关，受害最重的就是东南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清朝统治者为了酬谢八旗兵士的勋劳，允许他们圈占耕地。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或者成为奴隶。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
　　　　
　　　　“清初不仅禁海，而且禁矿。禁矿不仅是为了推行‘崇本抑末’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汉族人民聚集在一起，危及他们的统治。虽然在禁矿期间，个别地区有所松动，但整个来说，清代的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禁矿也做得相当有成效。直到乾隆年间才开禁，而此时距离清初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火药和筑炮技术，并不落后于欧洲，或者是各有长短。（注释：沈定平文，以及李洵《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三期） 清兵入关以后，要求八旗兵仍习骑射，不用火器。绿营兵用火器，但质量低劣。民族的隔阂和不信任，使得清政府多方限制绿营兵用精利火器，更不必说去发展火器。到乾隆年间，中国的火药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而西方侵略者就是凭借新火药和先进的火器，打开了**的大门。（注释：参阅王戎笙：《清代前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
　　　　
　　　　“以一个落后的民族统治先进的民族，所造成的影响许多是难以从数字方面计算的。江南士大夫在民族斗争中，有三分之一衰落下去了（注释：参阅李洵：《论明带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衰落的不仅是人数，而且是士风和士气，昔日趾高气扬、面折廷争，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非常罕见了。有反抗情绪即被处死，想活命的就只有低眉顺眼做奴才。社会缺乏生气！”
　　　　
　　　　“因此在清初大约40-100年间，矿业、纺织、外贸、航运、造船、火器制造等等，发展缓慢，有些部门一直未超出明代水平。至于农业，清代的发展则‘远不如明初’（注释：引自中国农科院编：《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第906页-912页
　　　　
　　　　“《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算法统宗》、《瘟疫论》，……在这些科学著作背后，不仅有高水平发展的农业，还有高水平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所以算法统宗一出，就‘竟相翻刻’，闹得一时‘纸价腾贵’。《天工开物》问世以后，第二年就被刻印出版。几年后，书商杨素卿认为有利可图，决定翻刻。雕版已成，未及印刷，适值明朝灭亡。到了清初，经过改版，才得付印。但杨本以后，便无人翻刻了。因为情况变了！！！”
　　　　
　　　　“明末出现一披实用的技术科学著作，是适应当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需要。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17年（1660年）仅剩下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想而知。在这样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还会有谁去关心技术问题？就是有了技术书籍，又有谁购买？所以《天工开物》在明末的杨本以后就不再版。”
　　　　
　　　　“清初近半个世纪，是经济恢复时期，有些部门甚至用了一百多年，才逐渐赶上和超过明末的水平。这个时期是清朝政治和军事上所谓强盛的时期，却恰恰也是经济上、文化上的低谷”。
　　

宪兵司令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为毛选做注释的“奉命史学”。

暴风影音

引用第13楼宪兵司令于2012-10-31 13:00发表的 :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为毛选做注释的“奉命史学”。

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顾炎武评传》写于2005年，B-52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更没有引用他的屁话论证。杜车的理论搞出来恐怕更晚一些。

唐朝帅的一比

如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视察河南时所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率从贸易。”①


就这么一句史料就能撑起如此之大的论点 [s:2]

唐朝帅的一比

杜车别无非是三个观点，
第一，明末手工业，农业，发达，但是仅有“如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视察河南时所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率从贸易。”这一个史料论证，证据不足

第二，杜车别认为李闯夺得天下，必将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不过这个过程被满清阻断，这只是他的意淫，李闯两个身份都与资产阶级无关，最先是公务员，后来落草，他能有这先见之明？？

第三，认为满清阻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是从逻辑角度讲，满清阻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能证明明朝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就好比排在后面的关门并不能证明前面的人在开门

宪兵司令

但还是不能摆脱它的阴影。别的不说，没有毛的夺权，会有中国人崇拜大魔头史达林吗？你看港台海外华人有几个哈苏俄的？ [s:2]

暴风影音

引用第17楼宪兵司令于2012-11-02 13:53发表的 回 14楼(暴风影音) 的帖子 :
但还是不能摆脱它的阴影。别的不说，没有毛的夺权，会有中国人崇拜大魔头史达林吗？你看港台海外华人有几个哈苏俄的？ [s:2]

杜车的这套理论开头那段我看过，罗列了一些资料，第一个提出萌芽说的是郭沫若，当时B-52还什么都不是呢。后来又有一个人就是提出明代是萌芽时期，被狠批了，说是想推翻B-52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近代史结论。

我曾在台湾金庸茶馆里见过有贴子，提到过斯大林，称他是功极大罪也极大的。还有贴子说到计划经济的，也认为计划经济前期的效果很好，我把贴子转去了经济学论坛。

暴风影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07e1.html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初稿）引言

贴几段：

按照仲伟民所说“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引者注：实际是1935年）《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
　　但如果不是只抠字面的话，其实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郭沫若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应该承认，如某些人抨击的那样，郭沫若在这本书里把马克思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历史头上，自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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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以后，一长段时间内，意识形态的同一化，格式化，使的问题的讨论只能被圈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进行。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连带的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划分，历史分期等问题也只能严格按照郭沫若毛泽东等人信奉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的约束进行研究。任何敢于背离官方理论的企图，都难免受到批判的厄运。比如50年代中后期，尚钺先生提出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因而应当在16世纪中叶，而不是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中，尚钺明确指出‘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本质的变化。’”[9]
　　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受到了刘大年、黎澍等人的严厉批判，并且随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1960年的各大刊物上，他的观点“被冠之以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阴险的主张’，被认为是‘公然的肆无忌惮地从反对近代史开端着手，歪曲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实际，企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尚钺在一个时期被剥夺了讲课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被扣上了‘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帽子，甚至被定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之一”。[3]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