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集团不受限制的膨胀才是古代改朝换代的主因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3楼宪兵司令于2012-07-04 18:39发表的 回 11楼(我为自由而来) 的帖子 :
换个皇帝就不一样。子孙没有开国皇帝的魄力。看东汉中后期皇帝的衰样都不像是刘秀的种。

其实特权一般从开国皇帝那时就确立扩张了。只是新潮建立，官僚士绅集团规模相对较小。
对于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不被重视。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4楼我为自由而来于2012-07-04 18:44发表的 回 13楼(宪兵司令) 的帖子 :
对头，要说特权，还有谁比皇帝陛下的特权大，但为什么再胡作非为的开国皇帝都能统治安全<中原内乱时期>

因为开国时，官僚士绅集团的规模很小。即使拥有特权，对于政府财政来源的侵夺程度也很低。
政府财政有充足的自耕农纳税服役作为保障。所以皇帝再折腾，也能安全统治。

不过也有例外，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折腾得太厉害了，结果导致天下大乱王朝二世而亡。

一般来水，以几千万小民供养一个皇帝，除了过分穷兵黩武，一般性的铺张是足以支撑的。

而到了王朝后期，财政来源自耕农大量流失，政府财政严重萎缩，几乎无法维持政府运行。

匿迹鲸

破弓新马甲 [s:2]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5楼匿迹鲸于2012-07-04 19:00发表的 :

比较认同这一点，王朝的创世君主都是依靠武力消灭旧有结构而建立起来新秩序，这个时候各种制度设计和改革都比较容易推行。等到传世若干代后，权威递减，利益集团坐大，积重难返，再改谈何容易。所以朱元璋该为明朝的衰亡承担主要责任。

但话又说回来，朱元璋所制定的制度还是比较适应当时的情况的，也是根据前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得来的，并非他凭空想象。只不过形势发展，祖宗之法却不可改，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痼疾：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生物体无法对环境变化做出有效反应就要灭亡，王朝也一样。
中国的盛世造就大量的物质财富，却无法有效的利用之，反而为乱世打下了伏笔。第二帝国的隋唐宋都是盛极而衰，到了第三帝国的明清，吸取了前朝教训，采取收缩性财税政策，完全立足与农业，小民寡国，但却失去了赈灾、平乱的能力（明）和改革自救的能力（清）。
.......

朱元璋的眼界到底还是狭隘了一些，一个农民，缺乏传统政治文化熏陶，一切就为了维护朱家的江山万代。

其实立足农业是历朝历代的通例。
汉武帝为了类似的目的摧毁了中国的商贾游侠阶层，这两个阶层类似现代的民营资本家和黑社会性质企业家。实行盐铁官营重农轻商。

唐代在修改两税法后改革盐法，实行食盐专卖，以盐利补贴财政，只是农业田赋无法满足藩镇割据状况下的财政需求的做法。

这种做法到了宋代变得那登峰造极，除了食盐，酒，茶等数十种商品都由政府禁榷专卖。获得的收入用于几十万禁军那个无底洞。
但宋代的两税田赋收入，还是占到了全国岁入的55%以上。

到了明代，由于实行卫所屯田，政府不用支付宋代那样高达在征收人八成的高昂军费。
又降低了官员俸禄。 加上农业经济技术发展，认定繁衍，这样依靠农业就可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
当时其实还是保留了盐茶的专卖，并非把财政完全立足于农业。
只是盐利通过开中纳粟，转给商人，以换取商人向九边输运粮草。而茶叶专卖则用来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易马匹。

朱元璋出于小农见识，认为商税困民，屡次减免。至于海贸，朝贡贸易足以满足需求。
毕竟当时大明对于海外商品并无特别急需之物，白银在洪武永乐年间是明令禁止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

当后世财政困难时，明政府也曾开矿，征税，加派。

但特权造成的税源流失，几乎无可纠正。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6楼暴风影音于2012-07-04 20:07发表的 :
天涯看到一段评论：

我觉得这个不对，分析方法有根本问题，象这种问题必须要从宏观上分析，简单说几点
　　1、中国古代赋税采用的基本是量出为入的原则，除了战争的特殊情况，赋税的变化不会特别剧烈，因此一个朝代的赋税制度具有一致性，为什么这种赋税制度会在晚期凸显出问题来，而不是任何时期都凸显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是因为土地兼并放大了赋税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土地兼并造成处于生存临界状态的人群扩大。（事实上腐败、天灾具有和赋税政策类似的特点）。
　　2、明朝的投献现象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你去了解下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数据变化，实际上明朝的纳税人口和纳税土地一直处于一种增加的状态（不是他说的减少），这中间有人口增加和新开垦土地的原因，却也说明投献的规模不大，由纳税土地转变为免税土地的比例不高，真正大量的土地兼并是发生在纳税土地内部的。是土地兼并导致土地配置的根本变化。
         3、那明朝的投献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认为是土地兼并造成部分自耕农占有面积减小，这使得赋税的徭役和丁税部分被放大（因为田赋按比例，地少了税也少了，而徭役和丁税不是，土地少了，收入少了，而徭役和丁税不变，比例放大甚至超过了地租的比例），所以这部分自耕农愿意投献。本质上，投献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而不是反过来。
　　4、一条鞭发改了徭役，摊丁入亩改了丁税。但是明朝和清朝的土地兼并仍然是加剧的过程，说明所谓税赋不是土地兼并的原因，那特权不通过税赋体现又从何体现呢
.......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
确实，古代财政税收采取量出为入的做法。这就造成税额变化不太剧烈，但事实是纳税自耕农户口和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税赋数额的维持，靠的就是各级官员收税时的的强征和加耗折色提编等实现的。
那位朋友说明代纳税人口和土地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为什么嘉靖年间的两税比国初少了近10%？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
弘治年间的纳税人口比洪武年间少了七百二十万，万历年间，户口和洪武年间持平，请问180年间的人口增长都跑到哪里去了？

关于土地：
1.（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2.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3.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4.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5.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从洪武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109年间不知道开垦了多少荒地，但纳税土地面积却减少了一半。直到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改革清帐土地，清帐官员大跃进放卫星，虚报冒功，也仅仅清帐到七百万顷，比180年前还是少了一百五十万顷。
另外通过万历晚期的加征，可知除了京畿八府和贵州，纳税土地为578万顷。
通过崇祯三年的加征倒推，可得纳税土地为551万三千顷。
从哪里看出纳税土地一直在增加呢？负增长？


当自耕农带产投献成为佃农，他们就只需要交地租，不必缴纳税赋，尤其是不必承担徭役了。明代徭役非常沉重，免役对于小自耕农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官绅拥有特权，自耕农带产投献，成为佃农，交纳比两税高不了很多的地租，却可以免去沉重的徭役。
尤其明初的徭役规定：“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徭役摊派数量和自耕农拥有的土地数额有关。土地越多，徭役越重。但官绅不在此列。所以拥有一定田产的人愿意带产投献。求得庇护和免役。
至于那位朋友说的“土地少了，收入少了，而徭役和丁税不变，比例放大甚至超过了地租的比例），所以这部分自耕农愿意投献。本质上，投献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而不是反过来。”，她只看到了特权支持的土地兼并对于明代社会恶性循环的后半环。
拥有免税免役特权，可以接受投献兼并土地，导致税役更加沉重，进而促进进一步投献兼并。特权是投献的原始动力。

一条鞭法改变的是徭役征派方式，由征发人变为征收钱，该服役的自耕农自然需要交纳丁税，而拥有免役特权的官绅及其家奴佃户，照样免交丁税。

官绅的自身特权，完全可以一体纳税服役，然后政府予以补贴的办法解决。
有多少地，就纳多少税，然后政府按照功名官职等级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8楼匿迹鲸于2012-07-08 11:53发表的 :
根本问题还是明代的财政完全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之上，这种收入结构是经受不起时代变迁的考验的，天灾、战争足以拖垮国家。官僚士绅的腐败一方面表现在税役特权，减少了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国家缺乏责任感，内忧外患时不肯“毁家纾难”。

农业社会的财政基础自然是农业。
如果能够一直维持住洪武二十六年的六千五十四万纳税人口和八百五十万顷纳税土地并随着时代逐渐增长而不是缩小。
那么明朝的财政会很健康。

至于战争支出庞大，还是因为卫所制度败坏，抗敌平乱都要靠边军募兵，军饷费用自然高昂。
洪武永乐时北征大军大都是卫所兵，对财政压力要小得多。

官绅两百年间习惯了千里做官只为财，习惯了损害国家政府利益谋取私利，习惯了拔官绅集团利益和皇帝利益国家利益独立甚至对立。

如何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责任感呢？

高阳清心堂

出门期间看了胡适先生的书，觉得应该向他说的那样使用本名发表言论和文章。

齐斌这个名字重名太多，就加上了曾祖父的堂号。

想当年我祖父和堂伯祖在河海大学和北大上学时，登记的家庭通信地址都是河北高阳清心堂。 [s:2]

暴风影音

引用第24楼齐斌·清心堂于2012-07-08 14:49发表的 :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
确实，古代财政税收采取量出为入的做法。这就造成税额变化不太剧烈，但事实是纳税自耕农户口和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税赋数额的维持，靠的就是各级官员收税时的的强征和加耗折色提编等实现的。
那位朋友说明代纳税人口和土地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为什么嘉靖年间的两税比国初少了近10%？

.......

我这几天下载了一本电子书，里面提到明代的赋役制度是即使成了佃户，能免除的只是赋税，不能免除徭役。要免除徭役，除非是投献为皇室，功臣和官僚的僮奴。

高阳清心堂

佃农是否免役，要看其租重谁土地。

明代有大量官田，主要在苏松。赋税按照地租数额征收。租种官田的国家佃户得承担徭役。

还有就是租种平民地主土地的佃农，因为平民地主本身没有免役特权，所以他们的佃农也得服役。

另外就是拥有身份的地主，包括官绅，勋贵，寺庙等等。他们都拥有免役特权，所以他们的佃户也都能免役。

前面回复时有点偏差，就是带产投献于官绅的自耕农，身份不是佃户而是奴仆。他们拔自己的财产投献给官绅，很多以奴仆管家身份在官绅的庇护下去经营原来的产业，和官绅主人一起分享产业收益。

暴风影音

引用第24楼齐斌·清心堂于2012-07-08 14:49发表的 :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
确实，古代财政税收采取量出为入的做法。这就造成税额变化不太剧烈，但事实是纳税自耕农户口和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税赋数额的维持，靠的就是各级官员收税时的的强征和加耗折色提编等实现的。
那位朋友说明代纳税人口和土地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为什么嘉靖年间的两税比国初少了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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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又新出了一段回复：

这一段存在的问题是他引用了洪武26年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存疑的。

　　明朝土地的统计数据，洪武十四年(1381)的366万顷、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387万顷、洪武二十六年的850万顷、弘治十五年(1502)的420万顷、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436万顷，以及万历六年(1578)的701万顷。这里面洪武二十六年的850万顷很特别。目前有两种看法，一是这个数据是错误的，二是这个数据不是针对行政赋税的耕地统计，而是军事行政统计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洪武二十六年的850万顷也是纳税耕地，那洪武二十六年之后的两税收入会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两倍还多，这个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