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国：闭关自大

马拉多纳刀锋

马拉多纳刀锋    2007年11月21日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系列之二：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说到剿夷与抚夷，首先就要说说夷。夷狄戎蛮等是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及文明对其它周边部族的鄙视称呼，所谓南蛮北夷。必须承认，自殷商至二周，中原文明对周边部族确实拥有强大的优势，无论是从国家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是如此。周边部族只有在短暂而幸运的时候，才可能在与中原政权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上风。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废申后及太子，结果申侯（申后之父，废太子外公）里通外族，突然袭击周室。周幽王被夷戎杀于骊山之下，褒姒见俘，周室宝器财物尽为戎狄所掳。
燕受到夷狄进攻，齐桓公亲自率军远征，远逐其部；尊王攘夷，是这位春秋首霸最为时人诸国及后世称道的地方，孔子称之为“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相当一部分就是指这方面之道义。总的来说，西周及之前时期，周边部族中原文明的军事威胁并不很大，这已经足够证明中原政权的强大实力。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夷狄有君，还不如中原政权没有领袖——可见双方的差距确实很大。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匈奴的崛起，北方部族对中原的威胁才成为重大现实问题。
到后来随着周边国家的日渐强大，中原政权一旦出现内乱，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严重削弱时，诸边之国往往就趁虚而入，占据中原一隅，甚至全部江山。这时的夷国，已经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可惜的是，清末执政集团，安于现状，未能居安思危，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过的夷狄入主华夏的事实，将诸国一概贬之夷，实在是要不得的天朝上国心态。当西欧诸国，最初通过贸易方式踏上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时，我们的帝王将相们依然沉醉于华夏天下之中及比如康乾嘉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他们没有视这些必须远渡重洋而来的金发碧眼者为朋友，亦不为敌人——而仅仅是一些为了蝇头小利而满世界奔波劳碌的奸商而已。天朝的士大夫们不想、也不屑去知道这些人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与中国有什么相同及区别；他们是否比中国更加强大或弱小；如此等等，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只是想从这些商人手中得到更多的银子（通过贸易顺差方式）而已，白花花的银子是最为重要的。为了不让这些外人对自己的政权产生威胁，从而制订了严格的经商及居住条例，从而大大限制了这些“非我族类”的活动范围及影响；至于文化交流，那更是难上加能，基本上不存在官方相关活动。事实上，中国执政者的政策是基本成功的。
先生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后面这一点是没有办法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想与虎谋皮，就只好主要靠胜利者的慈悲与道义水准了。让国人痛心的是前面这点。为什么我们从政治上、贸易上、文化交流上等诸方面，不肯予对方平等待遇呢？仅仅是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仅仅是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仅仅是重农抑商的千载国策？仅仅是圣贤之训的不可动摇？唐朝的强盛已经证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是完全可行的，是完全成功的。必须承认，明清二代长达五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危害和灾难；至今古老的中国大地依然背负着重压与痛苦。我们不能过多要求辽金元诸朝，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要求明清二代——因为这二代是承继汉唐宋这些先代大朝的文明传统的，这二代的绝大多数国君也是欲求作为的。然而这二代的政治精英们，依然把目光集中在陆地上的周边国家，警惕着它们对本朝的威胁。而对倭寇这样完全意义上的海上来敌，却主要是被动防守，而很少想到拒敌于国门之外，在海洋上消灭敌人。是的，中国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来自海上的强敌，对中原政权产生足够威胁。在中国政治精英们的政治、军事战略里，无法想象敌人能够跨海越洋而来。然而水则行舟，陆则由车，大禹治水时就已如此；那么四千年后的今天，这种仅仅交通方式的不同，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为什么这些政治俊杰们，就不会想到既然抢掠者可以由海上而来，那么一个敌对国家也可以千帆尽发，举兵而来？或许只能说，当时中国的科技及航海水平，不可能让执政者产生可以通过海洋来运送军队及粮食、后勤物资，从而确保赢得战争的想法乃至政治、军事战略。
自战国以降，匈奴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秦始皇令名将蒙恬率三十万北拒匈奴；汉高祖承一统中原之破竹气势，率兵四十万，竟中匈奴之计，轻骑冒进，困于平城白登山七日，几不得免；由此汉初至景帝，和亲交好从此成为基本国策。汉武帝承继祖先留下的强盛国力，用兵西域数十载，终于远逐匈奴至漠北，将正处以历史鼎盛期的劲敌基本压服——汉夺匈奴之漠南阴山，（匈奴）“过之，未尝不哭也。”汉武帝虽不免穷兵黩武之物议，然同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一样，他巩固中原政权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永留中国史册。于匈奴之夷，汉武帝主动出击，终于彻底制服对手；虽然损失惨重，国几为之一空，所得短时期内远远不偿所失——然于中华千秋功业，则是无论再高的赞誉，都是可以加之的。再看明清面对倭寇之夷，完全被动防守，罕见主动拒敌于国门之外者；悲哉。如果对付敌人的进攻与抢掠，只是烽火、备战、移民等地，这与缩头乌龟有何二异？近二千年前的汉武帝，已经知道必须釜底抽薪方是根本之策——他成功了，匈奴从此日渐以衰，最终亡族，完全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不知道明清士大夫们，他们的政治智力难道下降了吗？敌人久历狂涛巨浪，日渐以强。自己当着驼鸟，“不论魏晋，更不知有汉”——于匹夫自可当桃源中人；于操国柄者则断断乎不可，他们对国家具有最大的责任。
先生在《小序》里说，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及汉唐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的政治天分。不知道他对明清二代的执政者们的政治天分如何评价——应该不以为然吧。孔子说“后生可畏”——可是汉唐宋等盛代的伟大政治实践经验，明清二代实在学得太少太浅了，而且许多时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更不用说庸策恶政比比皆是。清执政者看惯了陆地周边诸国对自己的毕恭毕敬，就以为远方诸国也是如此。中国自来有句圣贤之训：“近者悦，远者来”，以德化之矣。然而谁都知道，这些远道而来的长毛们，不是因为受到道义教化而来，不是因为中国的文明如何先进及为学习而来；他们想做的是，主要和首先不过就是经济交往而已（当时的政治交往尚不多）。他们政治上的要求很低，仅仅是二国平等。贸易上，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更多，必须忍受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层层盘剥，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商业规则。总而言之，一方面是优越的政治心态，一方面是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重农抑商的千年铁律；……一切因素综合之下，就是中国与世界先进文明完全隔绝开来。以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看先生下一节的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