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决战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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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决战幕后作者：青　石

谈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东北问题。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也从未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时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共产党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巨大胜利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诸如政策正确，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等，但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们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的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蚊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挡。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当年兵败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虽然我们很难推测，1936年红军如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毛泽东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深信他必须、也只能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打到苏联边界，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认为，计算精确就能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才让苏方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毛泽东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强调，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同样大有可为。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刘少奇担心苏军态度，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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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圃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几乎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官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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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也是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人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宣布提供几十万武器装备，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却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8到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可能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9向，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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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了同国民党的交涉。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端。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迅速指示当地苏军撤出原防，全部设施交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开始雄心勃勃地主张：“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1945年11月3日，由美军运送至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通过美海军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向据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发起了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打响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已有三个军约8万人，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毛泽东一面部署山海关前线部队“坚持半个月”，一面紧急催促正在北上的部队火速赶往南满，并成立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锦州一线布置战场。鉴于“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他同时还决定再调10万兵力赶往东北，要求各部“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千万要快”。
　　但是，在了解到中共大部分主力仍在路上，非苏军缓撤一两个月不能有效拒止美蒋进入东北之后，苏方首先泄了气。
　　苏军代表当面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既然有50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当初就应早下决心调来50万主力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苏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帮助，缓撤在外交上完全不可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共要想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随后，东北局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但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开始怀疑毛泽东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他说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势力从中国赶出去。中共制定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实政策。
　　毛泽东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向中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月7日，毛泽东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以致将来不好说话。
　　然而，几乎就在毛泽东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5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
　　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方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也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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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满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决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人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

蓝色空军

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老羞成怒，公开宜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
　　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让他们去与我东北前方将领商谈。
　　1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并且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已全无可能。毛泽东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刻动员全军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毛泽东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毛泽东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毛泽东甚至考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3月27日，在马歇尔的催促下，国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它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
　　3月2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驻军以便中共军队占领。4月上旬，苏军开始向中共转交北满的日军武器库，其中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上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主力分别控制长、哈、齐等城郊，并派少数部队入城，以便苏军撤出时可顺利夺取三市。他们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国、美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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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达到目的。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迅速向城内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于19日将该城完全占领。毛泽东得讯后非常高兴，当即通电嘉奖有功部队，并电告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中心地区的工作，确保四平、海龙以北在我控制之下，“做长期保持计划”，并考虑迅速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
　　
　　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苏方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
　　
　　要实现控制长、哈两市及整个中东路的目的，关键在于守住长春路要衢四平街。
　　在最初的作战中，林彪指挥民主联军打得较为顺利，在四平以南先后歼灭国民党一个多师。根据部队伤亡情况，林彪建议“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但毛泽东计算了1月份以来国民党军在东北被歼的数量，相信“国方兵力不够，如不增兵，决无力于最近打到长春”。
　　但事实上，由于这时中共在东北所占地面较广，兵力分散，且新兵较多，而国民党的兵力则相对集中，装备也相当精良，因此从4月18日开始，国民党陆续集中了将近7个较精锐的师猛攻四平，民主联军很快就陷入苦战。
　　保卫四平，对于能否保住在东北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他不失时机地主张“力求迅速停战”。周恩来受命在谈判中提出：苏军已撤，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国民党应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
　　四平之战，苏方极为关注，评价甚高，再三建议集中主力死守，并保证满足中共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称北满来不及，可以从北朝鲜急运，那里的苏军有大量军火，“要多少有多少”。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苏方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大概莫过于“在关内另辟战场”，“减轻东北压力”这一条了。 　5月上旬，民主联军在四平的抵抗陷于严重被动，毛泽东不得不建议主动放弃四平，变阵地战为运动战。问题是，四平一失，长春即不可守。毛为此要求周恩来向美蒋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但蒋介石断然拒绝，必欲打下长春，夺取全东北。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断定，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所难免。他愤怒地表示：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但是，他确实又深感形势危急，如蒋军一气打到哈尔滨，20万民主联军势将难以立足，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如何实现?迫不得已，他只好极机密地要东北局吁请苏方，在蒋军进至北满时，出动部队到哈尔滨等地协助我军抵抗。
　　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毛泽东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了关内，从6月上旬开始先后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趁蒋军全力向北之际，在关内大打，实施“报复作战”。
　　这是一着险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着极富想象力的好棋。蒋介石因此捉襟见肘，兵不敷用了。打到长春的国民党本来有可能一鼓作气跨过松花江，却因底气不足而停了下来。毛泽东用不着请求苏军干预了。由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背靠苏联和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甚至关内的中共部队，也从海路不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

百 年 潮  1998年第4期 东北决战幕后作者：青　石

蓝色空军

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作者：■青石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决定留在南京，努力寻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建立外交接触，惟独苏联大使罗申随着国民党撤到了广州。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成了此后中苏关系史上一段让人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无独有偶，许多年以后，随着美国和前苏联的档案相继公开，人们吃惊地发现，从1947年秋冬开始，俄国人就已经在试图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了，罗申多次秘密游说尤其引人注目。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1947年秋冬以后正是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时候，分明是中共盟友的莫斯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联系到毛泽东关于斯大林1949年曾经想搞“南北朝”的说法，就更让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了。于是，一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解释就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观点”。   
　　为什么同为共产党，苏联领导人会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态度？难道中国革命胜利不是更能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更有助于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吗？对此，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有学者解释说，斯大林从来不相信毛泽东，他害怕东亚出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宁愿看到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学者则认为，关键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他不认为解放军具有夺取全中国的力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问题出在雅尔塔，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已经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外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军的推进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斯大林最怕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
　　但是，斯大林真的对中国革命持消极观点吗？这一点似乎与事实有些出入。一个明显地难以解释的矛盾是，恰恰就在罗申开始积极执行他的秘密调处国共冲突的使命的几乎同时，即1948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不仅仅是在言论上，而且是在行动上。
　　
　　蒋怀疑美国中途换马威胁将转而求助苏联
　　
　　自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之日起，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武力较量的过程。但是，一直到1946年底为止，两党之间至少还是打打谈谈，没有完全撕破脸。直到这一年秋冬，蒋介石自恃依靠美国装备的几十个师已经训练停当，在美军的帮助下，华南、华东、华北及东北的各个战略要点也已顺利取得，他便再也不想和共产党敷衍下去了，决心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蒋介石发布的手令当中，他估计，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使“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相对而言，宋子文、陈诚和白崇禧等人的估计更加乐观，白崇禧估计最多半年就可以解决问题，陈诚相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宋子文干脆断言不出两个月就可一举扫平共产党。
　　致蒋介石必欲对共产党动武，纯粹是经验所致。因为，在蒋介石的经验里，不论十年内战双方交手有过多少胜负，总是国民党越打越大，而共产党越打越小。相反，八年抗战，国共和平共处，共产党一下子就从4万人猛增到近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之地一下子发展到整个华北和华中，如今又扩展到东北。如果再这样共处下去，国民党的天下岂不渐渐地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因此，走向武力解决这条道路，在蒋介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除了3月2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让《中央日报》热闹了几天以外，南京国民党人在底下得到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沮丧。从一些国民党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坏消息一度是纷至沓来。到5月间，包括像外交部长王世杰这样坚定支持对共产党动武的高级官员，都深为军事上的挫折震惊不已。因为据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人说，由于士气衰颓，将领腐败，近数月来仅东北国军之消耗就在40个营左右，约三四个师，东北的5个军目前已经只剩下3个军了；而山东的损失更惨，达19个师之多。战争刚刚开始就遭遇如此惨败，也难怪内外舆论都不看好国民党。
　　形势逼人，一个月后，在国民党中政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继仗着资格老，开始大放厥词，声称他不是信不过蒋介石，但如今的形势实在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派往东北的军队已经是国军最精华的部队了，结果却连吃败仗，消耗不断，再打下去，不仅北方不保，怕是南方也难保了。到那时，我们真的要做白俄不成？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和立法院长的孙科也牢骚满腹，且直言不讳，称：要“剿”共，或者是美国能大力援助我们，或者是苏联不援助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是美国也不助我内战，苏联也不停止帮助共产党，怎么“剿”共？我一年前就讲这个话，可惜没人听。依我看，事到如今，怕是应当下决心立即从东北撤兵，以退为进，把东北问题国际化，这样至少还可以巩固华北的防守。看来，蒋介石也看出死守东北不是出路了，因为他这时曾暗中布置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询问撤出东北的可能性。
　　仗既然眼看着打不下去，和谈的呼声自然又会高涨起来。先是民主同盟的代表在参政会上呼吁两党恢复谈判，接着国民党高层也专门开会讨论。只是，进入7月前后，林彪的部队围攻战略要地四平街未果，东北的战事一时又得到缓和，国民党甚至发布文告公开通缉毛泽东，和谈的呼声自然很快被战争的叫嚣湮没了。7～8月间美国政府派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前来中国实地考察，国民党人更是满心欢喜，以为大笔美援即可到手。不想魏来华后印象极差，言论中几乎把国民党贬得一无是处。这件事又把蒋介石弄得坐卧不安，以致不得不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找来，拐弯抹角地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换马。性格孤傲的蒋介石当然不想成为美国人的俎上肉。在9月上旬的国民党中执会上，蒋介石公开放出话来，声称中国未必一定要依靠美国。中国的对日政策与苏联一致，在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友谊的同时，中国也盼望加强与苏联的联系。随后，国民党官员多次告诫司徒雷登：如果美国再不提供有效的援助，我们将向苏联求援。
　　明明知道苏联援助共产党，如何去向苏联求援？在司徒雷登看来，这不过是蒋介石等人的激将法。但在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这却未必不可行。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和中亚闹得不可开交，关系恶化，知道苏联一定希望在远东中国不会完全倒向美国。再加上美国试图撇开苏联订立对日和约，苏联正有求于南京，因此只要能够给苏联一些甜头，比如默许插手中国东北事务，并重开国共和谈，苏联未必不会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开始做出各种姿态向苏联示意。王世杰在旧金山向苏联代表明确表示愿意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态度，孙科则公开发表谈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苏联出面来调停国共战争。
　　南京国民党投桃送李，迅速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兴趣。这个时候，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刚刚破裂，冷战正在开始，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和美国大力扶助希腊与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这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挑起事端，苏联确实希望能在远东拉上一个援手。何况进入9月以后，中共在东北顺利地展开了大举进攻，很快就把北满和南满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中共在东北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使苏联手中的筹码更加有利。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试探性的反应，小心地回应了南京政府的呼吁。
　　说莫斯科反应小心，是因为它撇开正常的外交途径，没有通过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国民党传递信息，而是通过其驻伊朗的大使萨奇科夫，在10月19日利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委婉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看法。在这次看上去似乎是很不经意的谈话当中，萨奇科夫大使表示：苏美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苏中关系必然恶化。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他最后提议苏中可以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举行会谈。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回应，国民党内主和派迅速行动起来。由于1947年11月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更加被动，无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解放军到处都展开了攻势，国民党处处紧张。为此，南京国府委员邵力子等一纸电报把在新疆做主席的张治中叫了回来，希望这位深得蒋信任，抗战期间又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将军担当起沟通两党关系的重任。
　　张治中一到南京就立即在国民党上层开展游说，并很快取得了众多高层的共识。12月20日，蒋介石邀他共进晚餐，他白天专门去找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罗申，试图进一步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据他后来告诉司徒雷登说，尽管与罗申的谈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但他已明确告诉罗申，中国不会被拉到苏联一边反对美国，当然中国持久的困境与灾难也于苏联无益。因此，莫斯科最好能够敦促中共停战，此实为上策。
　　当晚，张治中在蒋宅当着蒋氏父子的面，力劝蒋介石不要继续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他断言，以目前的形势，战争的结果国民党一定失败。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复政协协议。蒋反驳说，他不能主动建议重开谈判。而张坚持认为，采取一定的办法说明政府的态度，共产党是完全可能对和谈建议做出反应的。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但最后还是表示张治中可以促成此事，只是要谨慎从事。鉴于此，张治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介绍他的这番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够持积极促成的态度。他颇为感慨地说，蒋介石静听他的劝谏而不加反驳，甚至允许他继续努力，这在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罗申受命做和平游说斯大林下令援助中共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令，罗申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没有对张的建议表明态度。
　　但是，两周后，莫斯科给罗申的复电来了，赞成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因此，1948年1月7日，罗申把张治中约到使馆，说明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他表示：中国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不但是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导人，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因为只有和平，中国才有希望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国家。如果南京政府有此希望，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出面安排两党和谈。
　　罗申公开表态愿意出面调处国共冲突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10月苏联等国共产党公开宣告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则向国会提出了总数达几十亿美元的大规模复兴欧洲的援助计划。鉴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明显形成，蒋介石毫无疑问不愿意给苏联人一个错误的信号，好像中国有可能站在苏联的一边。再加上，蒋介石估计，既然美国决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以对抗苏联东欧集团，它当然也会帮助他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因此，蒋介石很快就重新燃起了争取美援的热情。经过与王世杰等人商议，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在4年期间援助15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建议。随后，王世杰和驻美大使顾维钧等即为此开始积极活动，四处游说，以求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罗申的表态不免会遭到冷遇。王世杰就对蒋介石直言相告：此为苏联离间中美的一个阴谋，“决不可与之商谈”。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地追随美国的决心，王世杰还在2月7日特意把司徒雷登请到家里，直接向他通报了罗申试图调解国共冲突的消息。他说：一个月前苏联武官罗申开始与中国官员探讨这个问题，但罗申的建议遭到了委员长本人的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描述了头一天与苏联使馆费多林柯发生争执的情况。说：由于罗申的建议遭到反对，目前共产党正加紧进攻沈阳。显然，苏联政府估计国军难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势必撤出沈阳，苏使馆的费多林柯昨天专门来过外交部，要求保护在东北的苏联公民，以免在国军撤退过程中发生不测事件。王话中有话地答复称：苏联侨民会与其他友好大国的侨民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苏联不做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的话。费多林柯当场抗议说：苏联从未有扰于中国。王很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有必要考虑一下1945年8月苏军进入满洲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蒋介石和王世杰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在王世杰向司徒雷登“交心”两天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国会提出了援华案，说明准备于1949年6月底以前以57 000万美元援助南京国民党政府。王世杰所不了解的是，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援华案时，特别强调说明了援华与援欧性质之不同。他明确讲，援助低能、贪污、士气低落、难以自保的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管国民党政府，承担无穷尽的义务和种种严重后果。而如果背上国民党政府不断失败的包袱，美国就难以在更为重要，更具有自由民主传统，因而也更容易应付和消灭共产党的西欧发挥作用。而在此后决定这笔贷款命运的参院的讨论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参议员所持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参议员们的下面这段讨论也许更加传神：
　　乔治说：“我对中国是同情的。但是我担心5.7亿美元如果到了蒋介石手里就纯粹是浪费钱财。是这么回事，它是一场浪费。”
　　康纳利说：“对整个中国来说，给5.7亿美元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中国弄得我够心烦的了。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帮它的忙。”
　　洛奇说：“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能实现的目标不一定能在中国实现。先生们，如果有朝一日要我们派军队到中国和俄国去，我们就完了。美国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保卫中国。”
　　康纳利又说：“我想对这个法案我还是得投赞成票。不过我知道那是浪费钱。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范登堡（主席）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现在可不是谈理论的时候。众院一门心思要把军援写进法案，他们想把援华和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注意报界的批评，说我们无视中国，让它完蛋。众院现在把自己和中国扯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政府真完了，而我们参院又没有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谁肯承担这个责任呢？现在的问题是要用最少的钱来应付这个局面。”
　　希肯罗泼说：“我想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点钱，但不要标明用途。不然就要和打仗扯在一起，那才真叫冒险，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还不很清楚斯大林这时是否已经了解到美国官方的这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这时多数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其实是一样的，谈不上有谁主张派军队到中国去帮助抵抗共产党。包括最激烈地主张援蒋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蒲立德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主张要加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作用和提供军事援助罢了。因此，莫斯科其实早就在大胆称赞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了。还在1947年4月，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接连刊载署名文章，指名道姓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军队”。1947年底和1948年初，《真理报》等苏联报刊，更是不断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欢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已经到来。
　　可以进一步证明莫斯科同情中国革命态度的，是我们许多年前就知道的斯大林这时的一则谈话。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杰拉斯在回忆中记述的那段著名的言论。他记述说，1948年2月10日，当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因为讨论到要不要支持希腊共产党起义这件事，有人以中国革命并未遭到外国干涉为例，来证明美英未必一定会对希腊共产党的起义进行武装干涉。对此，斯大林答复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就发生在罗申表示苏联愿意调处国共冲突之后不久，罗申这时又正好在莫斯科。12天以后，他就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似乎也并没有停止他的游说工作。注意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的上述态度，不难想象罗申的和平使命未必带有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意图。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这个时候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备感骄傲和庆幸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确，即肯定中国革命，并且相信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复杂情况，美国多半不会进行干涉。为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因过分担心美国干涉而“建议”中国同志去同蒋介石妥协，是犯了错误。
　　实际上，斯大林这个时候对中国革命还有更为惊人和直白的谈话。
　　3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我曾经讲过，世界将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不仅如此，“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当然，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但是，我要重申，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为此，“我们应当毫不延迟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王牌是并将永远是亚州。”而在亚洲，“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更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它已成为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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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提议搞“南北朝”斯大林制造外交烟幕？
　　
　　2月22日，罗申被苏联政府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当即返回中国。
　　就在罗申得到任命的几乎同时，希望国共停战和苏联准备调处国共冲突的消息已经在南京被炒得沸沸扬扬。   
　　先是2月21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在南京发布消息称，司徒雷登大使对合众社记者发表了一项谈话，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是实现和平。他希望南京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所有集团，特别是有政治觉悟的反对党，自己组织起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而不是继续军事冲突。合众社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司徒雷登认为：“最有可能的解决是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第二天，合众社又有消息说：（一）据中国某权威方面告本社称，蒋主席已同意某高级官员之意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二）据可靠方面消息，苏联已经以间接方式提出和平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一、中共控制政府；二、国民党不受压制，但在政府占少数党地位；三、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应完全由共军负责。据中国某高级官员说，政府决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认获悉此项建议，且可能否认曾获此项建议。彼称，此一建议系由苏联驻华某一不重要外交代表作非正式接触时提出的。不仅如此，据悉苏联方面还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邀请国共各派代表出席，按照苏方计划成立协议。他又称，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但此项建议想系苏联对美国援华方案的对抗。（三）苏联驻华某官员已非正式地表示了苏联将参加调停中国战事。
　　但是，紧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及行政院新闻局都发表声明，声称合众社所得到的消息纯系谣言，意图扰乱人心云云。司徒雷登也与中新社记者进一步谈话，否认他曾对合众社说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谈判”之类的话。
　　不论司徒雷登和南京政府如何辩解，有关和谈的消息在南京闹到如此轰动的程度，已经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层是有相当力量在企盼和平的。当然，由于要到4月才能最终决定美国援华案的命运，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清楚，美国人是为了反共才给自己援助的，不要说他并不愿意与共产党言和，就是想，现在也不是时候。所以，当有关蒋介石已同意某高级官员的建议，恢复国共谈判的报道一出来，他就急忙派自己的秘书长沈昌焕去找司徒雷登进行澄清。沈称，苏联武官罗申离华前确实向张治中和邵力子再度做出过愿意安排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表示，但张治中随后进行的和平活动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同意。因为，委员长相信，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正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自然也希望在满洲造成同样的局面。这样再包括外蒙古，就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缓冲带。沈坚持说，不论是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不希望或不相信这时有可能与共产党和解。
　　然而，这个时候司徒雷登拥有各种消息来源，他并不认真看待沈昌焕的解释。在向国务卿转报沈昌焕的说法之后，他指出：未必能够完全相信沈焕昌的说法。因为有证据表明，张治中至少经委员长默许，向苏联人了解过在停止内战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如果请求美国给予的特殊类型的军援没有很快到来，据信政府是可能利用罗申将军这个渠道，接受苏联调停内战的。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并不认为由苏联出面调停是一件坏事。他强调说，苏联的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因为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至少会减少可能发生的灾难，即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首先，也是真正有心想要沿长江搞“南北朝”的，其实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
　　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援华法案》，为期12个月，总数为46 300万美元（后又削减了6 300万美元），但只同意将其中的12 500万美元交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其它只能用于经济方面。次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法案。但无论如何，钱既然到了手，蒋介石就再度看到了希望，他的腰杆儿也就进一步硬了起来。
　　9日，因为“选举”总统和“竞选”副总统而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了。在闭幕式上，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重弹起消灭共产党的高调来了。他声称：经济和军事，诚然有若干危机，但远不如外界所传之甚。所以会传言纷纭，完全由我们自己造成恐惧，是受共党造谣而动摇。保持东北绝对没有问题，就是活跃在黄河以南的共产党军队，其实只要半年时间就完全可以肃清。有人说过不到6年共产党就会控制中国，我敢断言，不要说6年，就是60年共产党也没有力量控制中国。
　　进入到1948年4月份以后，不管蒋介石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恐怕也很少有人真信了。4月以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各种传言自然也就大行其道。4月下旬，两位自称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民盟人士甚至悄悄告诉司徒雷登说：共产党有3点声明：（1）如果委员长撤退军队，和谈可以恢复；（2）如果承认目前的“国大”是非法的，且委员长不做政府领导人，仅保留其他任何职务，和平亦有可能；（3）如果委员长坚持不放弃内战作法，周恩来建议，在执行反政府的破坏计划时，采取吸引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员长认识到形势为止。司徒雷登由此得出结论称：上述条件表明，如果委员长不领导政府的话，共产党是希望谈判解决的，他们愿意与政府和谈。而在他看来，罗申大使也负有相同的使命。
　　共产党真的希望在上述条件下和谈吗？罗申主张和平，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停战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苏军对外作战部主任给远东苏军马纳加罗夫中将的电报，并不这样认为。电报说：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进展，我们正在制定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就我们而言，中国反动分子获得胜利将极大地增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地位。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久前苏联政府决定加强我们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援助的原因。“根据以上所述，你应当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州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动炮以及飞机装备也将提供，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接受训练。”“波克罗文少将已被任命管理这些物资，他归你领导。一旦你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关于他们军队的具体需要的书面清单，你可以立即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在伊尔库茨克，现在正在建立一支顾问团，它由我军一些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军官组成。一俟组建完华，顾问团将立即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顾问团的所有苏联军官将归费坚科中将领导，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团长。”
　　在这之后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面这封电报中所提到的帮助都已经在具体实施之中了。除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外，为了帮助东北野战军的迅速推进，莫斯科这时还应中共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必须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利地保证了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需要。莫斯科这时要求负责提供后勤帮助的苏军将领马纳加罗夫：“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州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不难看出，苏联这时并非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持消极观点。恰恰相反，由于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莫斯科更渴望看到远东的中国掌握在共产党人，而不是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由此可知，在苏联方面秘密协助人民解放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罗申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莫斯科为了欺骗美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掩护行动。之所以要这样做，则与斯大林一贯的谨慎有关。他曾明确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不要被成功冲昏头脑，要看到胜利中可能包含的危险因素。从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斯大林所谈到的危险因素显然不会是指国民党，而是指美国。换言之，斯大林这时大概对解放军能否顺利夺取全中国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也确实害怕美国人会找到推翻雅尔塔协定的口实，因此希望以这种外交行动来表示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共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从而以此来牵制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事实上，在1948年秋冬以前，不仅斯大林还估计不到中国共产党何时能够夺取全中国，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不仅认为苏联并没有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因而坚持限制对国民党的军援，生怕刺激苏联采取同样的作法。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人也都认为，共产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华中，长江以南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罗申回到南京以后向国民党人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时断时续和令人迷惑的。6月4日，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官员称，罗申表示希望中苏两国能在有关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为此，他声称，苏联可以增加对中国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的经济项目。因为，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愿意看到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他同时威胁国民党，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间歇了两个月以后，罗申才又在8月25日与王世杰的会晤中，重申了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的意向。至于为什么在共产党逐渐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莫斯科不支持共产党，反而愿意帮助国民党，司徒雷登得到的解释是：罗申强调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没有资料证明司徒雷登得到的谈话究竟是不是可靠。考虑到苏南关系这时刚刚破裂，相当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也将信将疑，司徒雷登的这个消息未必全都是捕风捉影。不过，至少在这一年夏秋，莫斯科始终在加紧向东北解放军提供各种帮助，而毛泽东这段时间也在与斯大林频繁通电，讨教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因此，罗申的使命恐怕多半还是斯大林的障眼法。
　　有关罗申使命的种种猜测，在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之后，已经不大能够听到了。因为，当9月24日解放军占领济南，以及夺取东北的辽沈战役打响之后，罗申再也没有主动做过希望调解国共冲突的表示了。
　　11月2日，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不仅损失了几十万精锐部队，而且丢了整个东北。眼看华北就要成为解放军的囊中物，淮海战场上又陷入困境，国民党高层领导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回到乌鲁木齐的张治中再度成为和谈的主倡人。他直接从新疆上书蒋介石，力劝蒋从谏如流，赞同和谈。蒋介石这时也顾不了自己的面子了，一面手忙脚乱地召集会议推测东北解放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一面打电报把张治中从新疆召回南京，要他去向罗申大使游说和平。想不到这一回罗申反倒端起了架子，王顾左右而言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表态。于是，监察院副院长刘峙、副总统李宗仁、国府委员邵力子，再加上张治中……，国民党人像转风车一般，几乎是轮流去苏联大使馆做工作。只不过，这个时候罗申的和平使命已经不复存在，况且形势也已经由不得罗申或莫斯科来起作用了。■

蓝色空军

中苏几十年绝密档案




SD08993

科马罗夫关于科瓦廖夫到中长铁路出差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5970)，派И.В.科瓦廖夫[ 柯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1949年作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留在北平。]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和抽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该命令草案是И.В.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于今年5月13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于5月15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小组组长Х.М.科马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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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10日




SD08998

马里宁关于林彪请求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2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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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实我今年9月10日的№300电报，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满洲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件：上述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 1948年9月12日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哈尔滨总领事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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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4200万人口。敌人被迫缩小自己的地盘，把力量集中在长春、奉天、锦州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这些城市已被我军包围，处于彼此隔绝之中。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全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毁坏的铁路线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受毁坏的程度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重要的被毁线路总长18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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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500吨道钉，1000吨电话线，3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所需2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吉林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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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使用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扩大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我们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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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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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纺织专家5人；

8.采金专家4人；

9.水泥专家4人；

10.造纸专家4人；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财政专家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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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

1948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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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9013

梅尼希科夫关于中国借款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里宁同志从哈尔滨报告(1948年8月25日№28661电报)，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组织代表从苏过境的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满洲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以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满洲，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年共达500万卢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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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元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年8月这一汇率是：1246元/1卢布)。

М.梅尼希科夫

1948年9月18日，№2-5/27848




SD08997

莫洛托夫关于林彪请求援助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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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夫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下于100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大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月5日，在9人小组上交换意见时承认，不应该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现在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1.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2.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3.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经济经验的同志为我驻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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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毛商量。

请批示。

В.莫洛托夫




SD09002

波采罗夫关于林彪来信处理情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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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Л.А.洛基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以№30433密码电报于今年9月10传来。

对林彪信的预先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20696)发往哈尔滨。

附件：1)林彪信的中文原文；2)林彪信的俄文译文。

部长高级助理В.波采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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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8994

佐林关于为南满铁路提供技术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1月18日)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尔凯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和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 原文如此。参照SD08999文件，此处似为200节之笔误。]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定瓦房店和阳台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9868PC)同东北民主政权谈判。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和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路段段长和辽阳路段段长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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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可以满足满洲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В.佐林[ 佐林，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SD08995

葛罗米柯关于派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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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同志：

满洲民主政权请求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求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后)。

考虑到已经向满洲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去满洲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А. 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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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1)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以组织满洲铁路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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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3）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则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4）从中长的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2.批准苏联交通部：

（1）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1946年从满洲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满洲铁路北段；

（2）另外派170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铁路局长茹科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5970-рс)和1948年12月13日命令(№18-593рс)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3.第2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9月3日的命令(№12717)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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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满洲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5.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满洲铁路往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SD09015

科瓦廖夫关于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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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与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该把花瓶交给谁。

И.科瓦廖夫




莫洛托夫批示：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SD08999

苏联交通部和外交部关于援助恢复满洲交通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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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同志报告，满洲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放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台机车、3000节货车车厢和200节客车车厢)交给满洲铁路，同时把解放地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里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满洲派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已经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2540节，客车车厢342节，机车114台。它们是1946年春天从战区疏散到大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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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恢复铁路段，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在大连中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行目标所需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在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50台机车、1500节货车车厢和130节客车车厢交给满洲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在满洲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956节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满洲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1000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满洲北部提供；

把1946年从满洲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满洲，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66台，货车车厢842节，客车车厢112节，此外还有20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却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它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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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宜于采取以下措施：

1.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30台机车，130节客运车厢给满洲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给满洲民主政权；

2.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1）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2）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满洲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3）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满洲铁路交换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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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给满洲再派170名铁路员工。

附件：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同意。

Б.贝舍夫[ 贝舍夫，时任苏联交通部部长。]、А.葛罗米柯







SD09018

科瓦廖夫关于满洲铁路修复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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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中满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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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满洲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奥特波尔-绥纷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满洲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1)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2)铁道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它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满洲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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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3)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4)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和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线段机关的结构和编成，该结构和编成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满洲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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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决定，不动产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满洲，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报告您，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1.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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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复满洲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3.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吉林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4.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5.派部队组织和训练顾问，部队后勤建设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要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满洲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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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来。

其中，燃料和电力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定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组或委员会。委托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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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同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2.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3.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И.科瓦廖夫




SD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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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米柯关于林彪请求技术援助等事项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2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

1.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往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满洲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2.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的报告，满洲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里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满洲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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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满洲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4.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满洲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满洲的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5.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障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满洲所用。我认为，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同志同意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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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述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2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字）




SD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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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米柯关于中共拟嘉奖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2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鉴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科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满洲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中央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满洲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满洲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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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打算赠予柯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满洲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件：给中央信的草案。

葛罗米柯




SD09016

科瓦廖夫关于苏联专家在满洲延期工作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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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11月1日的决定(№16107)，在满洲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人，其期限到1949年1月1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集中精力恢复满洲至华北的前线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满洲的停留期限延长到1949年3月。

И.科瓦廖夫，№308/1-с




SD0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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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关于中共拟嘉奖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通知，鉴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满洲铁路运行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与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上述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负责人马里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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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满洲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2.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的汽车留给满洲民主政权使用。

В.莫洛托夫




SD09005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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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16107рс)，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进行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21人(从科瓦廖夫同志小组抽的人)，在满洲将停留到1949年1月1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满洲的停留期限必须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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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16107рс)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满洲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满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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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SD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关于中长铁路等事宜给米高扬的报告

(1948年12月31日)

阿·伊·米高扬[ 米高扬，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同志：

现就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满洲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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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问题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1.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研究这些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2.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宜恢复(1932-1933年关闭的)最近几年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形式存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东方学研究所。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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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满洲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满洲的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

似应：1.为在满洲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2.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3.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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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5.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满洲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宪科夫二位同志列数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满洲，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财产”(1945年8月14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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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组织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1945年8月14日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人任命，等等)。

六、“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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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满洲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满洲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15-20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满洲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满洲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满洲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米·斯拉德科夫斯基[ 斯拉德科夫斯基，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啥也别乱说

美帝最后时刻手软了 打仗打的可是钱 蒋公也没有余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