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于 2012-5-25 03: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戴向青等写翻案文章,肖克发表对事变看法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
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胡耀邦亲自过问,冯文彬等受命调查
戴向青有关富田事变的文章出来后,那些等待了半个世纪,祈盼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仿佛看到了曙光。除了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谢象晃,第一个向戴向青感谢的是湖北黄石的汪安国。这位90高龄的老人原是赣西南安福县委书记,1930年因公去东固请示工作被李韶九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被刘敌解救后,次年4月又被抓,他伺机逃脱,从此远离故土,到处流浪。1980年,当年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的儿子也从铅山找到戴向青,叙说父亲死后(死时28岁,被诬为AB团要犯)他与母亲的不幸遭遇。还有一位河南青年千里迢迢来到江西,请求戴向青、罗惠兰帮忙他寻找自己的姑姑曹舒翔。姑姑参加革命后曾去苏联留学,归国后却一直杳无音讯。戴、罗听了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姑姑早已被当作AB团处死,判决书赫然登在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上。像这样令人感慨的人与事真是不胜枚举,这也加重了戴向青等人的责任感。
要不要为富田事变平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年苏区究竟是不是有反革命的AB团。如果有,那么肃AB团就是必要的,乱打乱杀不过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是,戴向青等人经过深入研究和查证有关AB团的历史资料,包括AB团头子段锡朋的自述文章,最终否定了这种观点。戴向青在《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一文中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打AB团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
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呼吁,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终于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1986年6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受命赴湘、赣一带调查。戴向青此时已调任江西省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负责接待、陪同冯文彬一行。冯、马从湖南进入江西后,戴向青陪同他们经萍乡、南昌,考察了井岗山、吉安、瑞金、富田、东固等地。冯文彬告诉戴向青:中央领导的意见,这个问题(指肃AB团和“富田事变”)应该解决了。
冯文彬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冯文彬、马石江在江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临走时,将全面整理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戴向青。当戴向青将两个专题的材料(AB团与“富田事变”两专题)整理后正欲送北京时,有人出来阻拦:按以往规定,中央未重新定性的重大问题,要先报省委,待省委同意后再上报中央。但这样一来,就会超过冯文彬所规定的期限,甚至会影响平反的部署。戴向青无法,只好打电话给北京,请示冯文彬。冯回答很干脆:
“那就省委和中征委两处一齐报吧!”
两个材料上报中征委后,冯文彬、马石江立即向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不久,中央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但富田事变的平反工作并没有因此事而停止。
1987年,中央召开了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将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调查材料,散发给与会人员,征求各单位意见。座谈会结束不久,上述部门逐一回函,意见一致,均同意材料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了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负责起草上报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为慎重起见,冯文彬的秘书陈文斌又数度来江西,核实一些具体情况。他告诉戴向青:这个问题解决有望了。戴向青感到莫大的安慰。
杨尚昆批示解决,权威著作非正式给予平反
1988年,陈云在一份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上批示:
尚昆同志了解此事,我当时不在江西,不太了解。
杨尚昆是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是了解的。接到有关的材料和陈云批件后,杨即批示: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建议中央档案馆准备好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应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澄清这些历史事件。
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即将陈云与杨尚昆的批示转给有关部门。
不久,中央档案馆将有关档案找了出来,有厚厚的一大叠。
中组部也成立了以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的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八人组成:中央档案馆1人,中央党史研究室1人,江西1人,还有中组部两位局长,一位处长,一位干事。戴向青以江西名额参与这个小组。
这一次,戴向青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不少是他第一次见到。 其中有江西省行委常委、被诬为“AB团总团长”段良弼向中央汇报的万言书,和174团政委刘敌写给中央的信。这些原始材料更进一步证实:所谓“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纯粹是信口雌黄;中央苏区肃出的成千上万“AB团分子”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
复核小组对富田事变的认识很快趋于一致,惟有在刘敌能否平反上有过争议。戴向青等据理力争,认为刘敌不但不是“反革命首领”,反而是对革命有功之臣。当操生杀大权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对他由怀疑转为信任时,曾拍着他的肩膀,示意刘敌只要听话,就会当二十军军长。如果刘敌有私心,只要顺从李韶九,他就可以升官。但刘敌抛却私心杂念,带兵解救被诬陷的同志,以致自己惨遭杀身之祸。
复核小组统一认识后,决定起草一份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文件,并指定由戴向青执笔。这份题为《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长达万余字,戴向青改完第二稿后,便离京返回江西。这时已是1989年2月。
戴向青起草的文稿又经过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在京成员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后,于1989年春夏之交上报中央,随后,中央又派由中组部组成的复核小组带来江西,又一次进行实地调查,可谓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组部复核小组,苦苦地等待着,但却始终没有回音。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戴向青所盼望的、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文件仍未下发。
不过,富田事变的平反却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部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虽然没有专门为富田事变平反的红头文件,但以这些书的权威性,也足以说明人们内心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它或者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