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

历史的沉思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

《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

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

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他死的时候，法定继承人王子孤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郑伯得到消息，倒也不敢怠慢，连忙安排人把王子狐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

谁知道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

国不可一日无主，大周的群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即位。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

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我只能这么推测，这位尊贵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

不管怎么样，王子狐既然回国，同样作为人质的郑世子忽也就被送回郑国，继续当他的世子。周郑交质划上了一个句号。

周桓王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上天子没多久，便打算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执掌王室政治，以削减郑伯的权力。

不知道这位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此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件事，郑伯不满意，后果很严重。

不满意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

当然，郑伯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跟人说天子怎么对不起他，也不会冲寇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他的做法很简单，派大夫祭足带领一支军马，悠哉游哉地开到周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锺，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

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

祭足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吧。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

王室的反应这次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天子很想放手与郑伯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估计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郑也是周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

《左传》上把这件事叫做“周郑交恶”。

历史的沉思

合法性危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写到，任何政权都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合法性受到动摇，这个政权就很难立足。

他认为，即便是像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置疑，都不免自内部产生分裂，最终垮台。

按照这种说法，所谓的合法性，应该是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存在的理由，更多是一种文化或观念上的东西。民主的政权在民众心中自然合法，专制的政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就人类目前的历史而言，这个时期相当漫长）在民众心中也具备合法性。合不合法，不以进步或不进步为标志，而以其存在的理由能不能被民众接受为依据。

几百年来，周朝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其王室“受命于天”的思想，周王也一直以天子自居而接受万民的朝拜。这种合法性，通过严格的礼制（周礼），在历史长河中一天一天被强化，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

但是，随着王室政治的衰落，再加上犬戎之乱后，王室自身实力的急剧下降，这种合法性一步一步被削弱，而且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重力加速度向下沉降。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其实在平王东迁的年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一张虎皮，乍一看有点吓人，披在身上抖一抖也还有点威风，实际上则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

王室既然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一句空话，不只诸侯之间互相征战，诸侯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内讧，争权夺利，以下犯上，甚至“弑君”的案件屡屡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弑君者一旦夺取政权，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寻求合法性依据。那个年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还不流行，因此寻求合法性依据最稳妥的途径还是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如果不能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转而寻求其他诸侯国的承认也不失为一条捷径。总之就是要有人认这本账，才能让国内的老百姓接受新政权的合法性。这和阿扁当年入不了联合国，狂抛金币也要获得几个三流国家的外交承认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帐。

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京城大叔段兵败之后，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并且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郑伯则利用周王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

第二件事，宋宣公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与夷年纪尚小，所以干脆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与夷的叔叔。和就是宋穆公，他一直念念不亡兄长的恩情（世途险恶，却从来不乏厚道之人），所以临死的时候，又主动将君位传给与夷。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君权争端，宋穆公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到郑国居住。这件事情在当时受到舆论很高的评价，然而两位当事人，与夷和公子冯并不像父辈那样厚道:与夷做了国君，也就是宋殇公（一听这谥号就知道下场不好），一直把公子冯当作眼中钉，防着他杀回来抢夺自己的位置，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父亲传位于与夷的做法忿忿不平，也总想着卷土重来，夺回君位。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宋、郑之间的矛盾。

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叫庄姜（又是一块姜），虽然很漂亮，但是不能生育。又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厉妫生了个儿子，夭折了。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妫也跟着姐姐嫁给了卫庄公，史书上称为戴妫。戴妫比她姐姐有出息，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完，一个叫做晋。与此同时，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州吁。

《左传》上调侃庄姜，说她“美而无子”，正是《诗经·卫风》中的“硕人”诗所指。冯梦龙则说，这位庄姜大妈性情温和，知书达理，最难得的是不嫉妒别人，把戴妫生的儿子公子完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亲自养育，要把公子完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

但是对于州吁，庄姜大妈始终没有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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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件事之所以扯到一块讲，正是与这位州吁有很大关系。

史料记载，州吁虽然不得庄姜大妈的喜欢，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理想是当一名军事家。

孩子多了，几碗水很难端平。卫庄公之所喜爱州吁，估计和州吁的聪明伶俐有关，也与其母亲受到卫庄公的宠爱有关。

大夫石碏对此很有看法，他对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受溺爱了。主公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公子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

石碏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他看来:“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鲜矣。”也就是说，州吁现在受到特别的宠爱，等到卫庄公拜拜于人世的那天，继承家业的人却又不是他，他就会很明显地感觉自己地位下降，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他为人生猛，桀骜不驯，肯定不会接受现实，很有可能弄出乱子来。

石碏还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而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卫庄公这样纵容州吁，是去顺效逆，很快会大祸临头。

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

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

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

二老婆厉妫，是从陈国娶来的，虽然《左传》没有明确记载出身，但只要一看“妫”字，基本肯定是陈国的公主（陈国的国君妫姓）。

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不用介绍了。

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嬖人”。

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在史书上就没有名字。

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

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地位的人，说得好听是公子（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附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

我只能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只把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当明星，不把快男超女当演员。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阶级立场、民主思想……等等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实在是很有些道理。

卫庄公很不以为然，心想我爱谁谁，你管得着？把老头子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差点想辞职不干。更可气的是，石大夫的儿子石厚也没认清形势，看见州吁很受宠爱，觉得这个人有前途，死心塌地跟着州吁玩，连老头子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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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庄公去世后，公子完即位，成为了新一任卫国国君，也就是卫桓公。

也许是庄姜大妈育人有方，卫桓公心地仁厚，对州吁这个弟弟还不错，给他在新政权里安排了一官半职。

诚如石碏所言，一官半职不能满足州吁的胃口。卫桓公即位的第十六年，州吁发动政变，刺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完的同胞兄弟公子晋逃到了国外。

石厚因此得志，被封为上大夫。就像所有要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的小孩一样，他得意洋洋地向老爸石碏展示新国君对他的赏赐。

石碏则忧心忡忡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为州吁的新政权服务，而是借口年老力衰，回家休息去了。

“这老顽固，完全认不清形势嘛！”石厚这样对州吁说。

“由得他去！”州吁心情很不错，“现在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发言了，老头子们愿意退休也是件好事，否则的话，留在朝庭里叽叽歪歪，我可受不了。”

州吁的心情没好几天，问题就来了。

在州吁看来，卫国国君的宝座，公子完坐得，他公子州吁也坐得。他本来就是父亲最喜爱的小孩，能力又远在哥哥之上，取而代之，不过是遂了父亲最真实的心愿。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对于卫国的百姓来说，不管谁来当家，只要收入不减，假期不少，估计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意见。

但残酷的现实是，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公子完继承君位，有其当然的合法性。而州吁作为嬖人之子，通过“弑君”这样的罪行登上君位，不只是士族大夫阶层有看法，普通老百姓也不同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议论纷纷，口水都快淹死人了。州吁没办法，只好向外寻找突破口。

前面提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郑国和宋国也有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最直接的办法是拿郑国开刀。

《左传》用简洁的语言记载:“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很清楚地指出:州吁修怨于郑，求宠于诸侯的最终目的是“和其民”。也就是说，州吁试图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老百姓的注意力，取得民众和贵族对他的支持。

他派人去鼓动宋殇公说:“公子冯一直居住在郑国，受到郑伯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郑国的力量杀回宋国，抢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早在先君在世的时候，就看不惯郑伯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当一回带头大哥，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勒紧裤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侯、蔡侯帮忙，大家一起修理一下寤生那小子，岂不快哉？”

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

宋殇公一天到晚最担心的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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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

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公元前719年夏天，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冯梦龙先生说，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如果按每乘兵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这支庞大的部队仅作战人员就有九万七千五百人，如果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等辅助部队，估计总数在十五万人左右。

这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空前的部队。如此庞大的部队投到区区一个郑国，要我说，怎么也得杀他个鸡飞狗跳吧？弄不好，还有可能把郑伯给赶下台来。如果是那样，周天子说不定也跑来给大伙儿颁发一面锦旗，感谢大家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没想到，十五万大军静鸡鸡（广东话，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就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

《左传》记载:“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好可怕的战果！

对此，老谋深算的郑伯看得很透，他对手下分析: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咱们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这小子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立威于国外而安其内，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郑国。而陈、蔡二国不过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国君，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一举消灭公子冯，拔掉他的眼中钉，咱们要小心应付他。”

据说，郑伯派人把公子冯护送去了长葛。宋国大军得到消息，果然移师相向。带头大哥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

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大夫众仲:“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说:“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这家伙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肯定没有好下场。”

郑伯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为了壮声势，这次他还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的大夫公子翚坚持要率军出征，所以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

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既说明鲁隐公的软弱，也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家里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甚至临驾于诸侯之上，成为国家的主宰。

五国联军这次和郑国的步兵打了一仗，取得了胜利，把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各自回国了。回想当年寤生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

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国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伯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因此，这次胜利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在战略上仍然没有完成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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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吁也没有达到其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仍然对他很不利。

《左传》记载:“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厚很替主子着急，病急乱投医，厚着脸皮跑去问他老爸石碏，如何才能稳定人民的情绪，确认州吁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时候才来问老爸，委实晚了一点。

“得到周天子的接见，应该可以了吧。” 石碏慢悠悠地说。

这话说得没错。周天子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各国诸侯在名分上也还是周天子分封的贵族，如果天子接受州吁的朝觐，等于就是认可了州吁作为卫侯的合法地位。

但是，天下谁人不知州吁是怎么上台的？周天子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给州吁做一次身份认定吗？

“这……”石厚也明白，“天子恐怕不会答应吧？”

“这个其实很好办。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

石厚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啊。

离开家的时候，石碏拉住他的手，好好地看了他几眼，然后说:“去吧。”

石厚没有留意老爸眼中不舍的神情，他急着跑回宫中和州吁计议。州吁也觉得这主意不错。君臣两人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

没想到一到陈国，还没见到想见的人呢，就被一大群士兵包围起来，给关起来了。

《左传》记载，在他们到达陈国之前，石碏先写了一封密函到陈国，大意是我石碏八十多岁了，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件好事，把他们杀了吧。

陈国人不想过多干涉卫国的内政，把州吁和石厚交给卫国人发落。

卫国派了右宰丑杀州吁于濮，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被分别关押，也许是因为陈国人考虑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本来想问问石碏的意见，看能不能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

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

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爹的大义灭亲。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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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说的那几件事，寤生与段也罢，与夷与公子冯也罢，州吁与公子完、公子晋也罢，无非都是围绕着一个继承权的问题来做文章。纵观整部《春秋》，我们不难发现，激荡着那个年代历史的事件，十之七八都与继承权有关。

如何才能保证不在继承权的问题上犯错误呢？如果看看《论语》，人们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乎名。

这一问一答记录于《论语·子路》，翻译成现代语言:子路问，卫君有意请先生主政，先生您想从哪里入手？孔老二毫不犹疑地说，从“正名入手”。

何谓“正名”？正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什么身份，就要做什么样的事。

为什么要正名？孔老二从反面回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正名的最终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有如一团散沙，后果非常严重。

回想一下，按照这一思想，武姜和卫庄公做错了什么？

寤生是郑伯的法定继承人，段是他的臣子，有君臣之义；寤生是哥哥，段是弟弟，有兄弟之分。但是武姜爱段而厌寤生，导致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名”与“实”的不对称。从小到大，段就没把寤生当哥哥，也没把他当主公，所以会起兵造反，最后酿成同胞兄弟相煎的悲剧。

卫庄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州吁出身低贱而受到宠爱，有甚于法定继承人公子完，也是“名”与“实”不对称的表现。石碏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明确对卫庄公提出，如果真想立州吁为世子，那就趁早。从这句话看，石碏一点也不迂腐，他并不太关心谁来当世子，他所担心的就是“名不正”的问题，所以紧接着又提出所谓的“六顺”、“六逆”的观点，都是在告诫卫庄公:你既然这么宠爱州吁，要不就给他“正名”，让他当世子，要不就改变态度，给公子完“正名”，理顺几位公子之间的君臣之义，兄弟之分。卫庄公不懂这些，光凭个人感情用事，爱谁谁，结果导致州吁弑君篡位。

推古及今，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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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同盟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这是《论语·子路》记载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敢违抗。

说话没人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

没错啊，孔老二说，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如果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亡国。所以国君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他有什么乐趣可言？

这里先要澄清一下，在春秋时期，从理论上讲国君的话没人敢违抗，从实际上看却往往不是这样。

确切地说，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看在眼里，视为表率，所以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必须符合礼法，不敢有半点马虎。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即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名）考察捕鱼作业。

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个叫做臧僖伯的大臣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对鲁隐公说了一大通长篇大论，以《左传》这么简洁的语言，都记录了一大段，看得人头晕。归结起来，大概意思是，大凡事物与军国大事无关，国君都不应该参与，否则就是“乱政”，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那个年代，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也就是说，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则国君不射。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不应该参加了。

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作生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

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罗嗦。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

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丘明老先生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这一年四月，郑伯为了报东门被围之仇，派兵攻打卫国。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燕国（南燕国，非战国时期太子丹那个燕国）出兵伐郑，以缓解压力，结果燕军在虎牢被郑军打败。

同年，郑伯以周王卿士的身份，假借王命讨伐宋国，一直打到宋国都城门下。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郑、宋之争，早就知道战局发展的情况，已经做准备救援宋国了，却又故意问使者:“郑军打到哪了？”使者恨其明知故问，说了句气话:“还亡不了国。”鲁隐公大怒，援军也不派了，宋、鲁之间由此产生了不愉快。

郑伯虽然在军事上取得局部胜利，但也感觉到树敌太多，穷于应付，于是考虑与近邻的陈国改善关系，并派了使者前往陈国表明心意。

按照郑伯的想法，陈国与郑国并没有什么很深的仇恨，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双方消除误会，睦邻友好，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陈侯不买他的账，一口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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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国的大臣公子佗劝谏道:“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侯自作聪明地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先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了，宋、卫两国不恨死我才怪。为了郑国得罪宋这样的大国，划算吗？”

郑伯这个人向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外交不成，就采用武力。公元前717年，郑国大军入侵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震动。

这回不用过多的劝说，陈侯接受郑伯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

与此同时，郑国还抓住宋国和鲁国之间的矛盾，及时向鲁国示好，双方关系得到改善。

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之后，郑国向周王室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

《左传》上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郑伯朝觐天子目的很简单，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获得王室的支持，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敌人。具体说，郑伯要达到的目的是就: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

郑伯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朝觐天子？《左传》虽然不言明，但是在“郑伯如周”的文字前，有那么短短的一段:“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天子的收成很不好，又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左丘明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

各诸侯国对此的反应如何，《左传》也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郑伯抓住了这一机会，亲自带着粮食前往雒邑朝觐天子。

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是王室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他跑这一趟，既给了天子面子，又解决了王室的燃眉之急。天子一高兴，没准把当年割麦夺禾的事给忘了，还赐他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那样的话，嘻嘻，郑伯做梦都要笑了。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伯这回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

天子怎么不礼了？左丘明老先生没有明说，但是冯梦龙先生写得活灵活现:

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

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

我只能说，天子有志气，宁愿饿死也不吃郑国来的洋米洋面。不但如此，临走的时候，天子还咬紧牙关送了郑伯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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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

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天子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

天子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

郑伯碰了一鼻子灰。

天子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郑伯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郑伯的反应是派人割了天子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郑伯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郑伯来说，可谓双重打击。

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郑伯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又是一个没想到。郑伯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借齐侯朝觐天子之机，送上一份厚礼给天子，算是朝觐了天子。《左传》对此评价:“礼也！”这是表扬郑伯不因虢公被任命为卿士而背弃天子，是很高的评价。

这一年，郑国的世子忽娶了陈侯的女儿为妻。在齐国的斡旋下，宋、卫、郑三国在周室的领地瓦屋会盟，当年四国联军围攻郑国东门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但是，如果真的认为问题这样就解决了的话，我们也未免太小看郑伯了。

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

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郑伯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王室左卿士的身份，借王室之名，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郑伯的手里。齐、鲁两国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

前面提到过的鲁国大夫公子翚，又出了回风头，不等国君下令，就带领军队前去与齐、郑两国军队会合。这家伙完全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嘛！

战争的过程委实乏善可陈。简单一点说，联军长驱直入，连取郜、防两城，郑伯将这两城都做了人情，送给鲁国。对此，《左传》作为鲁国的史书，再一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说郑伯这个人正直，奉王命讨伐不朝觐的诸侯，却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鲁侯，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啊！

这一段评论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我们来看看:

“奉王命讨不庭”——且不问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不庭”，就有很有点意思。大伙想必都知道，郑伯本人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要说“不庭”，郑伯第一个“不庭”。自己都不去参拜捞什子天子，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