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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衰落之根源探讨
中华文化有三派影响深远，三者是：儒，释，道。后两派讲究出进之道理，姑且不论，儒家讲入世，自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始终在中国精英阶级（士大夫阶级）中占据精神统治地位，中国人也尊孔子为“文圣”,儒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之命运影响深远，不能不提。
儒家之经典是四书五经，儒家之精神可概括为：三纲、四维、五常、八德（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之入世表现在：学而优则化，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儒家之哲学讲求：达刚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总的来说，儒家不能称为是一种哲学，虽然儒家也讲“格物致知”，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但“道”究竟是什么？如何去探索“道”，儒家并未向这方面发展，虽然董仲舒提出天人和一之理论，但天人如何合一以及为什么和怎样合一？儒家也未在这方面作深入之探讨。儒家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德行；“内圣外王”、“仁义为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最高之美德，把儒家视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则更合适。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也”。不错，儒家这点是无庸置疑的正确的，人是集宇宙天地之灵气之所生，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爱人既是爱我们自己，爱为我们赋形给我们灵魂之上帝，爱天地之灵气。然而，儒家之行“仁”，却走上了为政行“仁”之牛角路。仅止于智力空间第一维度第二层次（治理之术），基督教之仁和爱则更具广泛性和普通性，不仅是对同类之爱，更是对天地宇宙万物之爱，对爱造主本身及其创造物之一种广博之爱。儒家没有发展到对天地之崇拜和爱之方向上来，在东临韩国，日本却花开异朵,强调与自然之和谐和对天地之敬畏。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不同“鬼神之事”，只注重现世，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伦理道德学说，根本不注重灵魂之永恒。从哲学角度来分析，儒家是一种肤浅之学说——因为儒家既不能在现世重现圣人之治，又不能超越功名利禄之诱惑，实现精神上之永恒。要么依附于皇权，从而丧失人格之独立；要莫终老山林，在孤芳自赏中清高一生。儒家没能做到真正“爱和仁”，因为千年来生灵涂炭，死亡枕籍，孔孟弟子却无能为力。儒家也未能做到天人合一，故苍天震怒，大地颤抖，对大自然之破坏惨烈，孔蒙之门徒竟无动于衷。 儒家之全然地幻想到了神性，因此主张性善论，孰不知人有更强大之生存本能，在现实中，文明的人必须用高级化之“兽性”去捍卫神性。儒家是和平主义倡导者，与天主教之教义在某些方面有不谋而合，过分之强调和平，其实就是自废武功。儒家弟子只有在危难之际才展露头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实际上，儒家学说之创立根本不是一种创造性之活动，孔子之理想实际上就是复古，他所较订之古籍，均非其所著，除了一部《论语》。如果说儒家对于保留中华之古典文化有重大贡献，确实不假，儒家之文化实质上就是周及以前圣人之经典。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历史之截然不同的是：其它种族都强调武功和尚武精神——因为文明始于征服，而中国则强调德行——儒者著史之弊。实际上，中国之开国始祖黄帝，即以武功著称，而儒家所谓圣人，最上只到尧舜，下则乃文王周公，根本没有黄帝之地位！儒家之重“德”——和平和仁爱之道德，确实不争之事实，儒家和基督教的起源原因是如此之类同。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之“骗子”，也不为过，因为上述儒家所谓的之圣人，“嘴上都说的是和平，背地里却随时都在准备战争”，假如没有一战，商、夏、周何以替代？中国数千年前就有如此高之德行，实在是让人费解。的确，史书记载，自周以先，中国人更看重“德行”——即所谓正心修身。如此说来，古人是在比现在之西方文明人还文明。如果只讲正义就能大告成功，文王何必请姜尚？周如无代殷之志，何必修甲治兵？文王为何不能效法比干、龙逢？实际上仁义道德都是圣人所谓圣人们取得民心之高明手段，一如现在西方国家之民主主义者——不然，孔子为何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呢？真正之圣人，实际上都是文武兼修，所谓“文经武略”是也。正如西哲所言：所有武装的先知都成功了，而没有武装的先知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儒家只是曲解了“圣人”某一方面的德性，因此，两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帝王无一不是“阳儒阴法”——明倡儒术，实用法家。如果说法家是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五纵队”，实不为过，只是许多信奉儒家理论的文人不愿意承认罢了。法家应该受到公正的评判，韩非子的理论犹如西方的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被虚伪的政治精英所明禁暗行的。墨子的兼爱、非攻理论，开中国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先河，其科学上的研究创造成果，理应令其享有中国的科学之父的声誉。至于其他诸子的理论著作，我们都应该好好研究，前人的智慧，实在是我们后人创造力和灵感的源泉。应该说两千年前中国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高度，之后，中国人的智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其根本原因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如基督教的一统西欧，儒术的独尊也预示着中国精英智力空间的逐渐封闭。
在西方人看来，千年的中世纪是“黑暗世纪”——因为中世纪压制了理性，然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了理性的回归和精神的解放，西方的技术文明由此诞生。在中国儒生眼里，美好时代永远都是尧舜禹、商汤、周文武时代，儒家的梦想一直都是复归那个时代，自孔老夫子以降。儒家两千年来也一直一再寻求圣人之治，然自孔子之后，就再没出一个圣人——真是绝妙的讽刺！（虽然有许多帝王被儒者阿谀为圣人）。推行了两千年的伟大的复古运动终于走到了死胡同。西方的炮舰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寻求复兴，却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其实研究一下西方就能明白：假如不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绝不能重生。
“重新阐释儒教”、“再回先秦时代”——将是我们复兴的口号。新的东方文明的诞生只能从中国先贤古人的智慧结晶那里去寻找灵感和创造的源泉。
西方现代文明的开创是建立在对智力空间第二维度财富（和第三维度知识的）的开拓基础之上的，没有对财富的追求，就没有现代的技术文明。在先秦时代管子的思想中，我们能找到有关财富思想的源头；科学和人文主义，在先秦诸子如墨子与公输般的著作中，我们又能寻回广阔的智力天空；新教伦理和理性精神，法家理论给了我们丰富的灵感。儒家的道德规范将成为新的行为准则，只是这种道德将会做重新解释。儒家的思想是内倾的，儒者需要有现成的“天下”（“平天下”之意解），让其去开创一个天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儒家的弟子均是合格的臣子，而孔子的榜样也是周公而非武王。现在我们既要内倾又要外张，不仅要治国兼济天下，也要开创天下。新贵族精神可以和儒家精神和谐的统一在一起——无论纯洁、勇敢、真诚、理性和牺牲，都可以在“仁”的广泛涵义中得到阐释（如此才能产生一种企业家精神）；相应的，我们不应该再去空谈虚伪的不实用的道德，而应去开拓我们的智力空间第二维（财富）和第三维（知识）。儒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理论，所谓贤人实际上就是精英。儒家之重德实际上是治世之本——重新解释是首先是对仁的崇仰（仁的意义为畏天、敬地、爱人），对神性的向往，对高贵精神的信奉；应用到现实中，即是对自然、人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坚守三者的德性视为最高的道德；应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是最高的责任，而维护正义和秩序，不使自然、国家、人民和自身受辱是最高的荣誉。旧儒家的说教多误国人，重德轻才使项王失天下，国内英才为外敌所用——如元朝的张弘范，清朝的范文程等等。
儒家的目标在于培养“圣王”，再辅以德才兼被的贤人，天下即可大治，这是儒者心目中永远的理想——只不过是永未实现的理想。因为“圣王”从来没有过自孔自以降。缺乏理性的约束，在权力的最高峰，每个人都无法全面控制自己的欲望，更何况欠缺制衡与制约的独裁权力。正因为没有天生的也没有培养成的“圣王”，因此，贤人政治也就成了泡影，而更多的则是奸臣宦党乱政。然而，在新时代，在贵族精神之理性指引下，我们可以接近这个目标——圣王贤人政治。
自齐开国以来，可以说一直是当时之文化中心之一。如果说秦国是斯巴达，齐国就是雅典。自齐以武立国（开国君主姜尚被誉为武圣，与文圣孔丘齐名），尊贤而尚功，即奠定了日后国强势大的基础。传至桓公时代，出了一代明臣管仲，齐国在诸侯中第一个实现了圣王贤臣的精英政治，故齐遂首霸天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管子的思想可谓后世实力强国之祖：“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伍于四时”，是其指导思想；“尊王攘夷，富国强兵，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礼法并用，开启民智”，是其核心理念——可以说后世取法者多，超越者无；得其本者少，取其末者多。假如中国的第一次真正的大统一不是由秦国而是齐国来完成，中国势必成为文明强国也。孔子及门徒们逆时势而行道，难矣；其不成功者，必也。实际上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是克复周礼，然周、鲁日益衰落乃至以弱亡国的命运值得儒者三思。儒家矫揉造作，孔子删《诗》、《书》，取鲁史而著《春秋》，无非意在复古，假如周公著书，当不复有孔子的文圣美名也。战国初期，齐置“稷下学宫”，首开官方劝学励智的先河。齐国文化之盛，当雄冠七国，而齐复修管子至政，国势日盛，泯王之世，齐国成为唯一能和秦国相抗衡的国家，与秦并称东西帝，然自乐毅破奇后，齐国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齐王建不修战备，专以通和媚秦，终至不战而亡，惜哉！
秦自周东迁德周故地以来，国力日益上升，然而终春秋之世，秦为晋所阻，不能越河东一步。可是秦俗尚武，商鞅变法，正合秦俗，孝公任用商君，从此奠定了以后一统天下的基础。秦国一统天下后，北逐胡，南伐越，是对的，然而之后却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竭天下民力专修阿旁宫和始皇陵，任用奸佞，役使吏民，终于导致天下大乱。假如秦国能向西向北扩张，断不致亡国，以后这一任务却由西汉来完成了。秦国的过错无过于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从此开文化摧残的先河（希腊文化的被毁如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被焚毁可与之媲美）。李斯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也是决定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人物，假如没有他首倡的郡县制，中国就不能真正实现大一统。李斯的上书（焚诗书）正合秦始皇的本意，秦始皇最厌恶的就是儒生们的师古复古之说，更憎恶其所谓圣人之言，对于人民的“出则巷议，入则心非”非常不满，因为秦始皇自谓德过三皇，功盖五帝，其始皇帝之始的本意犹如开天辟地，欲灭古文化以开秦万世一统的江山社稷。但秦自穆公以来，除武将外，本国根本就不出贤人，李斯的《谏逐客书》已说明了一切。没有六国人才的帮助，哪有秦国的崛起？可是，秦国却不思其本，反欲灭天下之智，而秦又无智力之才，只有文化的毁灭，没有文化的创造，此逆天行道，不亡何待？实际上，假如秦国统治日久，中国的文化定会沦为一片荒漠。没有文化的支撑，任何帝国都不能维持长久，蒙古立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秦朝没有像周朝那样创造出一种文化来，这是秦朝寿命短暂的根本原因。恃文者灭，恃武者亡，这是历史的规律，秦朝一味恃武，等到楚人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的主力——标志着秦军战无不胜神话的破灭，巨鹿战役的全军覆灭，也就宣告了秦朝的命运。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延续长久，与三代都能开创一种自己特有的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连山》、《归藏》和《周易》分别代表了三代最高的文化成就并分别开创了三种不同文化的的起点，而夏的开国者禹更是发明了垂之后世而不朽且为历朝所效法的治国大道——洪范九畴。一种文化奠基一种传统，一种传统培育一种习惯，等这种文化、传统和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目之中时，它就难以撼动了，这也是为什么商汤周文不惜长时间地韬光养晦致力于推行仁义修行道德以争取天下民心的原因——因为取代前朝首要的的条件之一是得到天下人的认可。三代传承的规律都是先以仁义收取天下人心，再于最恰当的时机利用前朝的混乱给与致命一击——三代均是一战而定天下。自秦以降，历朝的建立大都无不以频繁的大规模战争来达到统一的目的，之后在收取天下民心，即儒家所谓以武取之、以文守之的道理。
汉朝虽未创造一种文化，但却尊奉了一种文化——儒家的独尊，使汉朝的统治延续之久，为秦以后的各朝之最，汉亡而能复兴，这也是个不小的奇迹。虽然东西晋和南北宋也并称两晋两宋，但二者都偏居一隅，且皇位都是窃自前朝，不能与两汉帝国相比也。自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中国的就再也没有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从此也就走上了王朝循环的怪圈。
秦朝的迅速消亡使先秦文化在汉朝逐渐复苏，但儒家的独尊却扼杀了中国文化的底气和活力——从此中国的文化便从高峰下开始跌落，虽然依靠复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前进惯性，中国文化又往前进了一千年。程朱理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家完全统一中国人的精神的完成，国人的智力空间亦随之走向封闭;科举制在宋朝的完善，也预示着中国精英的智力发展道路已被锁定，从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入了死胡同。秦朝的焚书儒家的独尊及扼杀一切生机的统治地位的确立，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宣告了中华文化的命运了。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命运是由两个人决定的，一点也不为过，他们是：李斯和董仲舒。
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首先是精神和文化的复兴，重新回到先秦时代崇尚智力的轨道上来 ，再一次将中国的古典文化发扬光大，重建传统和国粹将是我们新一代精英的主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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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0 02:00:29
发表于 2007-12-25 04:02:01